浅薄的文字都是自己的心情，言不尽意处，希望得到朋友的指导，原创的权利希望得到尊重。
我爱胡适
——给高二(11)班全体同学的公开信
同学们：
还记得两个月前森磊提出的那个尖锐的、蛮不讲理的、当然也令老师尴尬的问题吗？两月过去了，你们再也没有提起过，我想，你们可能早已把它抛到紧张而快乐的生活之外了。可是老师一直记着，记着那天的场景。那天，我们学 习胡适先生的《我的母亲》，在我带着景仰的情感向大家介绍了胡适先生之后，是森磊这个顽皮的家伙令人猝不及防地向老师发问：老师，你爱胡适，还是爱鲁迅？老师当时回答的是，既爱胡适，也爱鲁迅。森磊就不让了，你们也起哄了：爱要专一，不能三心二意；爱情是排他的；你只能爱一个!你们不给老师以任何说话的机会，只到老师回答，让老师思考一段时间再给你们答案，就像你们说的爱情也得给人选择的时间一样，你们才安静下来。我说你们多残酷啊，你们却发出了得意的坏笑。
今天，老师郑重地告诉你们我的答案，老师爱胡适。
同学们啊，你们要知道，你们这个玩笑开得真是太残酷，它残酷地折磨了老师两个月，老师不得不在他们俩人间反复地比较。你们要知道，只要比较就会显得庸俗，显得功利，显出比较者的浅薄，更何况这俩人又是那样的难以比较呢？老师始终没有给你们一个答案就是因为这一点。你们得到一个答案，也就当作事情有了一个结果，可是，当你们把答案传出去，老师可是要被人讥笑，被嗤之以鼻的啊。不过，现在，话说回来，也得感谢你们，你们让老师有了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尽管这只是个让老师表现自己的浅薄的机会。
今天，老师郑重地告诉你们我的答案，我爱胡适。老师还得告诉你们，这个答案是经过比较得来的。
比较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曾试图比较他们谁更伟大，结果发现那是徒劳的。为我们所熟悉的，鲁迅是个文学家，胡适更倾向于一个学者，学问上是无法比较的。若从他们的思想上比较，鲁迅的思想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里，胡适的思想表现在他的学术著作和政治活动中，他们思想的深度是现今的一般学者专家都无法判断的，更何况老师我呢？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时代的专家学者们都在他们的树阴下生长，站在他们的身后都望不着他们的肩背，更不要说头颅，像老师我这样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呢怎么能够说得清呢？同学们啊，老师不能不再次责怪你们的残酷，你们知道吗，你们逼着老师比较，就是在不断地逼出老师的自卑感，逼出老师的羞愧——老师原本可以不进行这样的比较，快快乐乐地生活，根本不需要在他们生活与思想的深渊里进行思考，这种思考让人沉重让人痛苦啊，同学们!
老师不得不告诉你们，我爱胡适，这仍然是比较的结果。既然老师连他们的思想都参透不清一二，老师就不得不老实地告诉你们，老师的答案是从实用的角度得出的。说白了，也就是他们俩谁对我更有用，谁的思想与行为更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你们看看，你们终于把老师逼到绝路上了，你们终于把老师的浅薄彻底地逼出来了。要知道，老师写出这些话的时候，真想找个地逢钻下去啊。也许，这也是老师不得不用信的形式告诉你们答案的原因。老师无法理直气壮地在课堂上当面说出这些浅薄的话啊!况且，用你们的话说，鲁迅是我的初恋，而我现在的答案却是胡适，这要是当你们的面说出，你们一定要嘲笑我用情不专、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那时，如果你们再起起哄来，根本不听我说明理由，我站在那讲台上该有多尴尬、多难堪啊!
我是爱鲁迅的，是你们逼着我放弃对鲁迅的爱，这一点我要是不强调一下，别人会认为我更浅薄的。我爱鲁迅的开始，是和你们现在一样的年纪。我爱他洞若观火的深刻，爱他入木三分的犀利。现在依然爱他这些，曾经和你们说过，把鲁迅先生的文章接连不断地登在今天的报纸上，每一篇都仍然有很强的针对性，很强的战斗力，会让很多人感到紧张。可是，我这份爱却被你们强行剥夺了，你们真的很残酷!接下来，你们就一定要追问，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要放弃鲁迅，更爱胡适？你爱胡适，爱的是什么呢？
老师今年四十五岁了，尽管现实的生活还有那么多需要批判，那么多我们懵懂的事物需要鲁迅的提醒，可是老师越来越感到建设的重要了。老师也曾和你们说过，在你们愤世嫉俗却又懈怠学习的时候，老师和你们说，建设往往比破坏更需要智慧与能力。就像你不满于父亲所建造的房子，它的老旧破败是不用置疑的，把它撤掉也是你的能力所能做到的，可是你却没有能力建座新房子。老师是越来越看重建设了，正是这一点，让老师在被你们逼迫之后，在不得不割舍的时候，选择了胡适。
同学们，大家知道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以“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的坚决姿态倡导白话文；但是，不久之后，他又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他承继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政治上他主张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的政治模式，有人据此说他要“全盘西化”，可是，他却要钻在故纸堆里，钻进老祖宗的建造的破庙里。这看似与主张白话文相矛盾的行为，这看似与他主张“全盘西化”相矛盾的行为，本质上却都是在建设上着眼。他要建设的，是融合了同时也超越了近代文明的一种崭新的中国文明。
胡适的一生充满着这样的矛盾。1917年他从美国回来后，“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可是，到1922年，他就忍不住办了《努力》周刊，开始谈政治了，甚至要推动建立“好人政府”，因为他感到“实际的政治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谈政治了，他说，“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议论冲动”；可是，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后他又担任了蒋介石政府的驻美大使，因为没有了祖国他也就无处施展建设的才能了。美国曾是他的第二故乡，是他精神成长的地方，大陆解放后，他先跑到了美国，可是最后他却又回到了台湾，因为他在美国有寄人篱下的耻辱感，他还感到台湾的建设需要他。这些看起来自相矛盾行为，实际上有着不变的东西。同学们，是什么没有变呢？那就是他建设祖国的思想始终没有变，他对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一直没有变!
看胡适的一生，不仅充满着这样的矛盾，还可看出他不断地退守，不断地妥协，但你只要从建设的态度去思考，就能得出他妥协的原因。1922年，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与南方的国民政府对峙时，胡适坚决反对用武力解决南北问题，主张召开南北和会议和，主张联省自治，他甚至宣扬：“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可是，当“北伐”成功已成定局之时，北伐期间已在海外生活十个月的胡适，经过停留日本的三个星期的思考之后，还是回到了国民党控制的上海。他感到中国急需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要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革命救国、统一建设的宗旨，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理由不支持。到了上海后，他没有接受朋友们莫谈政治的劝阻，为了他的宪政目标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让我们看看胡适是怎样批评国民党政府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的：“无论什么人，只要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侮辱，自由可以完全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制，都是‘非法行为’了。”“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152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一个当国专政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他的影响可以阻碍一个文化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国民党的经典以及党中领袖人物的反动思想，不能不用很诚恳的态度下恳切的指摘。”
同学们，老师转述这些内容却没有提供这些言论的背景，可是我相信你们能从这些话中探寻到那个背景。这些话，也像鲁迅先生的话一样，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可是与鲁迅先生不同的是，胡适先生是在承认国民党作为合法政府的前提下所提出的“恳切”的意见与建议!
胡适的一生都是特立独行的，因而在一些人看来，胡适似乎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可是著名作家李敖却在他的《播种者胡适》中说道：“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外，找不到第二个。”那么，胡适四十年间坚守的是什么呢？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帝号，并将溥仪逐出紫金城，为此胡适致信当时的内阁外长，信中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伤，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对那些指责他这一做法的人，他进一步驳斥道：“你们俩即屡以民国的前提，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
胡适与陈独秀是一对朋友，其政治立场早期曾同中有异。促使其政治立场上的决裂的是《晨报》事件。我们只看胡适的回信，就知道问题的症结。“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我者未必即非，而同我者未必即是……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即便到了1952年，胡适从美国到台湾，吃着蒋介石的晚宴，还在批评蒋介石“台湾没有言论自由”，并建议蒋介石，国民党可以分化为几个自由独立的党，应该废除总裁制，要诚心培植言论自由。及至1960年，他还公开反对蒋介石的“连任总统”和“修宪”，尽管有很多人从政治和私交等不同方面对他进行劝说，说蒋介石连任的决心已定，劝他不要再发表议论，他还是强硬地表示：“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胡适在他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有这么一段话：“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先生一生不变就是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而努力建设的赤子之心。不变的是为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制的现代中国的理想而奋斗。他从个人的权利出发，他以自由作为考量社会生活的标准，他以建设宪政的政府为目标，这些都是他奋斗终身所没有变化的。他的妥协与变化是他知道，理想必须建立在现实之上，哪怕现实是一片废墟。
胡适一生被人所景仰，却也为更多的人所谩骂。今天的学者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身份进行评论，说他是一种书生气，说他超越了那个时代，说他的斗争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说他只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悲壮的色彩。可是老师不这么看，台湾后来有了雷震，有了殷海光，有了李敖，有了宪法宪政，有了大选，有了民主的政治，这不能不说是胡适一生奋斗的结果!
同学们，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说到这里，我又不能不感谢你们的“残忍”，你们让我又去读了好多的书，让我又一次走过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让我终于理解了胡适，尽管老师的理解还很肤浅甚至片面，说出去会让专家学者们笑掉大牙。
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一个正加紧民主政治建设的好时代，可是做一个民主平等法制社会里的公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不能仅会享受自由，我们还得知道这样的自由必须建立在个人的自觉与独立之上。所以，就让老师用胡适先生的一段话结束这封信吧。
走进自然 感悟自然
——在第九周升旗仪式上的讲话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我是越来越喜欢这传诵千古的诗句了。是的，不仅喜欢，而且敬佩，而且向往，向往这诗句所传达出的生命的自信！人是自然之子，一个人，当他打通了生命走向自然的通道，便会顿悟生命的真谛，看穿了盛衰荣辱，从而获得了真正的解放！
山水风月，总会给我们以生命的启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之所以被传诵至今，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揭示了存在于人间与自然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参透了这样的规律之后，那一声谦逊而哀伤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才能抚平我们心中的伤痛，唤起我们心中的万般柔情。所以，那些把山水包蕴心中的伟大的灵魂总是真诚而谦卑的，对人世充满着巨大的悲悯。
自然不仅启迪我们的人生态度，也启迪我们以实用的哲理。“像山那样思考”，人类才会知道世上本无害虫；“像树那样生长”，我们才懂得越是坚实的栋梁越是生长的缓慢；像水那样思考，才在“水滴石穿”中理解以柔克刚，才理解“万山不许一溪奔”，却原来是要成就水的波涛汹涌！
当然，山水并不是只要告诉我们这些哲理，它本身就是美的。女生们，当我说“你轻启笑容/就像朝霞/染在清晨的/天空”,你就知道那朝霞就有多美，你的笑容就有多美！男生们，当我说“你挺拔的身姿，就像峻峭的山峰”，你应该知道你有多么的强健！同学们，当我说，我们的心胸像天空一样广阔，你是否像我一样感觉到，有一只矫健的雄鹰在你的天空里翱翔！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的演讲注定是轻飘飘的。那就让我们在这阳春三月，走进山水，走进自然。如果你听到了小草的絮语，如果你听懂了小鸟的呢喃，如果你感受到了山的脉动，那么你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至于高二的同学，就把那几张试卷，当作山来欣赏，当作水来聆听，如此，考试不过是一次走向山水的旅行！
教育问题的根本仍然是官场腐败
郑也夫先生的《教育部该当中国第一大部》(《南方周末》2009-3-26E30)，以委婉幽默的语言与叙述风格指斥政府对教育不够重视，从而致““教育已经走到了荒诞的地步”。读来觉得余味无穷。不过，认真思考后便发现，郑先生文章的切入点与写作的路径似乎有点问题。因为，如果把产生教育问题的原因与独生子女政策联系起来，并把独生子女政策说成是高考惨烈竞争的最大原因，我以为会混淆视听。
“教育改变人生”是中国农民也是中国底层民众所信奉的，这与他们有几个孩子无关，只要孩子给了他们以升学的希望，他们就会把每一个孩子送进大学。森严的等禁无法打破，生活在底层的父母为儿女能做的也只有这一点，尽全力让孩子抓住从天堂里垂下的“科举”绳索。而政府却利用了这种近乎愚昧的“父母心”，以教育产业化和高校扩招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无耻的欺骗与掠夺。你以为他们是因为是独生子而供养得起才拚命让孩子参加高考的么？为了孩子读书，他们所背负的经济与精神的债务有多沉重，似乎并不需要我多举例子。他们没有放弃么？绝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只是那些读书认真给了父母以上大学希望的，才让父母不得不坚持下去。参加过市里的中考出题，要求一定要出得浅易，给学生以高分，既让社会看到初中教育的质量，又让家长看到孩子上大学的希望。作为父母，什么时候放弃呢？是高考后？是中考后？还是小学毕业后？看看那些初中毕业甚至没有毕业就已经打工并超负荷工作的孩子，看看那些流浪街头沦为盗贼的孩子，看看那找不到工作的成群的大学毕业生，了解一下这些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善良的上层人也会流泪。政府可曾为农民为他们做过什么？不要抱怨独生子女自私，他们每一种恶劣的品性在官场中才能找到最准确的对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犯法禁，社会就上下交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龙应台语)孩子的恶劣品性并不全是父母娇惯的结果!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片辽阔的土地上，你找不到一所不为考试而存在的学校。一切损害教育品质的恶劣行为都假借着为了孩子考好试的名义，为此应运而生的是一批因善于经营而身名显赫的校长，一批因善于为学生补课而富裕的老师，一批因善于掌握最优秀的教育资源而贵族化的学校。政府践踏了自己义务教育的承诺，把底层的民众逼进了倾家荡产的应试竞争中。政府不是保证国民在教育起点上的公平，却让学校以商业广告的方式蒙骗家长：掏钱吧，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除非不读书，不然，背着书包，我能踏进哪一所校门？
只有体会到底层民众在面对孩子读书时那种令人痛心的抉择与艰难的挣扎，你才能知道参与这样的竞争实在是底层民众不得不如此的行为。只有深刻体会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在其《苦役日记》中写到的“人们被迫面对的选择不是出自个人的特点和个性，而是出自体制内部的一种原动力，这种原动力没有给个体的人留下丝毫的空间”的无奈与沉痛，你才能准确的体认：教育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官场腐败的问题!
君子惨淡淡
月考。名句默写题:“_______________，小人常戚戚。”有学生在空格处填上“君子惨淡淡”。思之怅然。
想起北岛的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觉得可把学生的前句“君子惨淡淡”作为基点，填出下句“小人常窃喜”。“君子惨淡淡,小人常窃喜。”是不是可以与北岛的诗句媲美？
语言是思想的外现，孩子们潜意识中的话，说出了世上君子越来越少的秘密。
写在前面的话：
“没有大学的时代，渴望教育的人们还有营造大学的可能，一旦遍布这样的‘大学’，则当前罄竹难书的伪教育便只剩一项是‘真’，即过去的校名。”
“倘若我将要投考大学，我别无选择。这才是‘真正’沮丧的事实啊。”
权力不理会墙外的喧嚣
陈丹青（文化学者）
熊丙奇此前几本书，我曾勉为其难，写过两次序，私下巴望他可以休矣：作贱教育的“好汉”谁在乎批评？谁读这类书？且看过去数年他所揭示的种种问题，只见得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然而丙奇不知吃错什么药，他对教育的批评也竟变本加厉了。这不，新书《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7月版）又写成了，20多万字，电话里要我再来说几句。
我讨厌丙奇的书。从清华大学辞职那阵，我多少是在愤怒中，看了他的书，转为惊异与恐惧：原来大学教育这笔烂帐烂到这步田地，大学还算是大学？教育还能叫做教育？可是再三再四翻阅这等层出不穷千奇百怪的烂账，无异于苦刑，说实话，我不打算阅读这本书。这书虽是新写成，其中列举的罪孽还不都是教育的旧病与顽疾。
好在教育界另几位同志对此书先有了评论：刘道玉、杨东平、顾海兵、张鸣，我一一读过，从中或可找点话来说——
譬如张鸣教授指出：“熊丙奇先生是内行人，不出手便罢，一出手，便点中要穴死穴，让对方反驳不得。”这末一句，其实不然。诸位可曾见全国上下层层叠叠的教育主事者曾在公开场合、大小媒体、各种文本中对任何批评观点与批评者予以反驳么？没有。这教育界的庞大“对方”不是“反驳不得”，而是不屑于反驳。为什么？因为真的权力乃是怡然沉默。你有什么权力？“对方”又是什么权力？且看2006年张鸣闹事，言语不好听，2005年笔者辞职，态度很嚣张，除了若干媒体网络出现过零星同行的议论、问难甚或嘲笑，不见一位教育官员出面反驳。而权力之外更有势力，这势力不仅指盘根错节的权力集团，更兼广大无边的无权者：家长、孩子、职工、社区，密密麻麻都是些靠教育利益链吃饭的卑微者，他们也参与这大荒谬，构成这大势力，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讨生活。
所以，“逆种”如熊丙奇者尽管叫嚣吧，但休想得到一句反驳。
资深教育研究者杨东平先生是温和的批评者，尤擅观察与评析：“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备受关注”，“充满着夺人眼球的新闻，具有了很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这一层，怕是比“没有反驳”的处境还要美妙——“观赏”，即围一堆袖手的公众看你叫嚣，看你跳，他们可能喝彩，心里以为解恨，但现实肯定改变不了。媒体则作为围观的场所，每天需要“猛料”，隔三差五发出教育圈负面报道“娱乐”大众。是的，如今所有严肃的问题均被精心划分为两端：一端给闷在体制里，动弹不得说不得；一端，是经过筛选而扔给媒体去放大，供大众尽情观赏、消费，形同“娱乐”。中国教育没人反思批评吗？请看媒体多么热闹！舆论能监督体制、革除积弊吗？请看校园内何其平静。权力的齿轮运行无碍，根本不理会墙外的喧嚣。真的，权力不反驳，甚至比没有批评还要糟糕。
刘道玉先生的长篇评论，读之令人肃然起敬。他曾是教育界高层主事者之一，亲历其中30年，彻底看穿。看穿者不少见，而凛然说破者几稀，刘道玉先生正是有胆魄、更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他直斥当今主掌教育的高官“不懂教育”，戳穿教育部宣称“义务教育”的“巨大成功”是“地地道道的伪命题”，是“有意误导”，是“欺人之谈”，是对义务教育的“亵渎”，因为他很清楚——人民也很清楚——我国的“假义务教育”推行了20年。他提醒众人：早在23年前的1985年，中共中央就在相关文件中明确指出：“必须从教育体制改革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今天的现实是什么呢？“教育部集权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有谁会反驳这位教育界的老上级、老校长、老同志么？我相信教育部后任对这类党内异见的良策，还是世故而有效的沉默。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反问、追问、诘问道：“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
以顾海兵列举的历史标准与世界标准，他有理由质疑。但我忍不住想反驳他——有没有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有没有真正的教育和教育者。抗战八年，西南联大失去京津两地庄严体面的校舍，论规模、论条件，根本谈不上一所现代国家的大学，可是教育者的意志和教育自身无可遏制的能量，不但不曾挫败，反而发扬光大，不然，哪来日后出自西南联大的几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再看“文革”十年，大学停办，然而出于对教育的渴望和最后的那点尊严，教育，曾以无法置信的潜在方式顽强潜行于遍地浩劫的中国，多少人私相传授种种思想、技术、学科、文艺，不然，哪来1977年恢复高考后那群迄今最优秀的考生？
有没有大学，没关系，甚至是不是大学，也非要点——中国从前遍及民间的私塾和书院，并不是今日的中学大学，而一代代文人士子便从那里走出；欧洲中古守护知识传递文化的修道院，全归僧侣把持，也不是今日的大学，而顾海兵列举的西方大学正脱胎于无数寂静的寺庙——不消说，顾先生强调的是对当今大学教育的普遍质疑，即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权力市场化……于是问题来了：当所有大学的实质蜕变为政府架构，教育的主宰分明是官僚阶层，行政管理的模式无异于党政机关，招生办学的宗旨演成公然的利益游戏，那么，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神圣职能，已在大学校园内被就地亵渎；教育之所以是教育的价值核心，已在教育过程中被粗暴遞夺。然而这还不是最荒谬的事相，事实是，如此畸形、劣质、有名无实的大学，仍被称为堂堂“大学”，如此劣质、敷衍、滥竽充数的教育，仍行使着国民的“教育”，一如北大清华南开中山，早已不是历史所铭记的名校，但仍然号称北大、清华、南开、中山，而这些大学的“名”，这些大学的“牌”，被无限夸大、被刻意抬高、被无耻利用，以之吸引考生、申请经费、占据资源、换取利益。谁都明白不再是行政官僚为大学服务，而是大学为行政官僚服务——这样的大学，真不如没大学。没有大学的时代，渴望教育的人们还有营造大学的可能，一旦遍布这样的“大学”，则当前罄竹难书的伪教育便只剩一项是“真”，即过去的校名。
所以顾先生的诘问“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似应改为“中国有这样的大学”。如今中国只有“这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呢？我想不出名目。倘若我将要投考大学，我别无选择。这才是“真正”沮丧的事实啊。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2期
盘点北外王亭亭事件
作为当事人，王亭亭已经表态再也不说话了。果真，再上网连她的网页也打不开了。可是，事件似乎还没有完全结束，依然有好多人在评说着。今天浏览了一下有关内容，发现评说的大都是王亭亭话语的真实性，因而感觉到还有表达我的观点的必要。称为盘点，是有总结的意思。
真相是不可以被证明，却是可以感知的。
就王亭亭而言，正如她在博客中承认的那样，不是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我甚至也相信那些辱骂王亭亭的人，王亭亭身上确实有着他们所极度瞧不起的地方。但从这一点看来，王亭亭批评教育部的外语强制教育，却正是她“劳苦倦极”时的“呼天”行为，正是她“疾痛惨怛”时的“呼父母”的行为。就算王亭亭在这中间有炒作的图谋，应该也正是在为挣扎出困境而作出的她自己也无法知晓结果的努力。好在事情最终以王亭亭能继续读书而结束了，我为此替王亭亭高兴。我相信，王亭亭绝无向教育部挑战的初衷与能力，要是教育部真的把王亭亭请去，向她咨询教育改革的思路，我想她一定茫然而不知所措的。所以，既然留下来了，我觉得王亭亭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功课做好。多一门外语，就多了一把打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以前，感情用事，因对外语的不喜欢而耽误了学习，现在应该知道外语的重要性了。能进入北外，还是很有天赋的，那就用理性战胜情感，把功课学好。在这件事中，王亭亭应该认识到建设远比否定乃至破坏更难。学贯中西了，才能说话更有力。
就北外而言，我能感受到它的尴尬。在北外的眼中，在具体与之相处的老师那里，王亭亭肯定是一个让人费神的学生，甚至是一个让老师感到棘手的问题学生。甚至确如北外所言，已经做好了让她自动退学的准备。这样的事，我们做老师的都做过，把那些问题学生的每一次违规的事情记下来，甚至还让学生签字，最后累积得多了再劝其退学。但我们心里也都清楚，让她们退学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只不过是约束他们而已。但也有确实最终让他们退学的，那一定是后来她又做了更过分的事。我想，这应该是此次事件的比较真实的背景。北外认为我早已经有了让你退学的准备，甚至你王亭亭也认了，现在出了这样的事，那就真得让你退学了。我想，北外大概最不平的就在这里。没想到这时王亭亭却反手一击，把退学的原因全部归在了攻击教育部这件事情上。遇到这样的事，谁都会生气的，所以所谓了解真相的同学们都愤怒了。可是，就算这样开除了王亭亭，也仍然有不公平的地方。学校的管理一直就这样，如果王亭亭因那些所谓正当的理由而退学，那么严格起来，应该退学的在北外就绝不是王亭亭一个。这是我们应该能感知到的学校管理中的现实。
严格说来，北外并没有真正下狠心要开除王亭亭，至少在这件事发生以前。那么现在让王亭亭留下来读书，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不过，北外也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吸取教训。一是借此向教育部多做工作，为学校工作争取到更多的自主办学的权利。比如招生录取，比如专业设置，比如学生进校后是不是可以做些专业调整，本校的资源不够，可不可以和其它学校进行调换。像王亭亭学不好外语了，是不是可以调换到别的学校学习其它专业。学校是要多为学生服务的，让学生发挥所长，各得其所应是教育的本意。二是加强学校管理，严格执法，对学生的错误不姑息，及时处理，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后果。
这次事件中，最应该受到震动的应该是教育部。可后来因为开除一事，人们开始争论其是否炒作来了，这真是一个遗憾。教育部应该反省了，一个让赵本山当部长的贴子，引起了那么多人对教育部的不满，而这些人都是些最有生命力的年青人，所以迟早还是应该就王亭亭的博客内容给大众一个解释的。今年一月初，温总理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的讲话，讲话中有“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的言论，这话中是不是已经有着对你们的行为的不满？你们算不算懂教育的人？是应该掂量掂量了。总理不满意，大众也不满意，你们还不应该警省，快点做些应该做的事?这些事管不好，却管些像每个学校每天要让学生跑一千米的事，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至于那些北外的“富有正义感”的学子，我也想对你们说几句：一是你们不应该并确实不具有比王亭亭更高的道德优越感，二是北外所谓的名声并不应该成为你们判断是非的标准，三是老师的尴尬甚至弱势地位正是由这制度造成的。就拿王亭亭事件来说，在相信你们的前提下，刘老师的尴尬也正是学校管理不力，乃至整个社会无法无天无序造成的；像刘老师这样的境遇，并不是最坏的，这似乎不需要我来举例。
而对那些远离事件中心的网友，我只想说一句，多想想怎样提高甄别事件真实与好坏的能力吧。真相往往被隐藏，它无法证明，却能被感知，而感知需要我们的立场、良知、以及对事件洞幽烛微与设身处地的能力。
为北外王亭亭再说几句
关注北外女生王亭亭的博客，看到她最新的《我决定回学校继续上学》的博文，真的为她感到高兴。教育制度的问题如坚冰一样，本来就不是王亭亭振臂一呼所能解决的，更何况她本来也没有这样的奢望。这样的解决方案很好，不然，王亭亭在与学校尖锐对立的时候，教育*部却在那儿悠闲地享受自由，于王亭亭而言，于北外而言，于教育*体制问题的解决而言，都不会有好结果。我越来越相信，这世界总是在妥协中才会有所进步，那种你死我活的二元思维终究是于事无补的。当然，对王亭亭而言，注定是要带着忧伤上路了，可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在现时的国*度，一个有良知有追求的人，谁能避免带着忧伤上路的结局呢？
昨天，我分析了她博客引起轰动的原因，可能漏了重要的一条，也就是她是用娱乐的调侃的适合网民习惯的方式表达观点的，她提出让赵本山做教育*部部长的建议就雷到了网民，引起了轰动。为此，我还是相信王亭亭在这篇博客里“我从未向任何人承认过这是一场炒作”的真诚。我浏览了网络上有关炒作论的博文与新闻报道，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甚至归纳了“大学生——经济公司——退学——炒作——当明星，将是被‘强行退学’的成功者的星光大道”的炒作模式。我要问的是：炒作论者，你们认为这是一条具有普适性的路吗？如果有，大学生们是不是不愁找不到工作了？如果没有，你们是不是要用自己的脑袋多思考一下呢？
我对王亭亭的行为损害了学校的声誉论尤其厌恶，这个逻辑的起点就是荒谬的。北外的声誉既不是王亭亭所能损害的，也绝不是某一个大家就能成全的，它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的。而且，这样的思维与那种因为揭开了躲*猫猫就损害了警察并因而捂住事实的真相的思维如出一辙!至于说王亭亭的老师受到伤害，那倒是情有可愿，但那首先不是王亭亭的本意，同时又是这位老师所必须承受的。这样的尴尬与伤害表面上看是王亭亭造成的，但从本质上看，正是这专*制的体制造成的。我们其实是时常处在这样的矛盾之中，这也正是我们时代的可悲之处。如果这位老师还愿意承担为人师的责任，我想他应该为此而感到幸运，至少他不应该对此感到受到了伤害!这不是每个老师都能遇到的事情。
教育*部终于也表态了。它不说倒也罢了，它一说话，我的悲哀就更增加一层。它说，言论*自由是王同学的权利；它说，相信学校会妥善处理。我就不知提问的记者为什么没提，教育*部对来自一个公民的批评有什么评价，这样的批评意见有道理吗，对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也许是记者问了，但教育*部却拒绝回答。或者教育*部也答了，但媒体却没敢发表。
正如我昨天所说的“任何正当的意见与建议都不会有一个可以讨论的平台，却在北外女生的一篇博客中掀起轩然大波，这又怎能不是一个时代的悲哀？”那样，教育*部依然自由，可以对批评的建议与意见置若罔闻!没有教育*部与公民的平等对话，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真相。为此，我只把王亭亭之前所说的话当作事实。
北外女生的悲哀，注定也是时代的悲哀
北外女生王亭亭发表了她的最新博客，以《我希望这是一个人的悲哀，不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为题表达她的一个良好愿望及息事宁人的态度。然而她的“我不再接受采访，从此停止就此事发表评论”的无奈，已经表明这件事注定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王亭亭并不是第一个质疑、批评教育部外语教学政策的人，也不是在质疑与批评中最深刻的人。不少的专家早已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此作过深刻的阐述，但你竟然都不知道，至今教育部到底有没有看到那些质疑、批评以及建议，更不要说给予一个回答。任何正当的意见与建议都不会有一个可以讨论的平台，却在北外女生的一篇博客中掀起轩然大波，这又怎能不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因为这个时代平等、民主等等已经被写进了宪法，已经为人所认识，且已经给了人们以无限的遐想与希望。
是的，这注定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事发之后，竟然有那么多的人不管博主的言论是否正确，马上想到的是博主炒作，甚至有人对博主进行谩骂，把一个公民对问题的思考变成一场娱乐，难道这还不是时代的悲哀？不论怎样，人与人之间已经缺乏了起码的善意与信任，充满了怀疑与仇恨!
我不太了解炒作的程序，但我会凭常识作一个判断。如果炒作是王亭亭的个人行为，目的显然是为被退学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以向父母、亲友作个交代。可是，她怎么能保证在她就要被勒令退学的前几天，真的就炒作成功，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从而确保她有关被迫退学的博文得到同样的关注，引起人们对其被勒令退学的同情？
如果是与她鉴约的公司，也同样面临能否炒作成功的问题。另外，公司在这样的炒作中会得到怎样的利益。这是需要炒作论者给予令人信服的证明的，不然，我很难相信。不要说不一定出名，就是出了名，我也不知道一个在网络有了点名声的人加入公司能给一个公司带来多大的收益。就算这公司是QQ本身，我也看不出它有炒作绝对成功的把握，更何况这是一个很冒险的话题，往前二十年是要倒霉的，往前五十年可能是要杀头的呢？
我在想，是谁需要谩骂这样一位说了真话的女生。如果不是北外，还会有谁？如果不是北外与王亭亭有过利害关系的人，还会有谁？想得多了，就会感到这真的是时代的悲哀。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可以无视真话的正义；有点利害关系的人，可以放弃良知；还有那些或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系的人，竟在怀疑一切的心态下，放弃思考，助纣为虐!就算是炒作，就算是为了利益，只要不犯法，有必要这样义愤填膺地赤臂上阵吗？要知道，王亭亭的文章本身与任何个人都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
有些人，抓住博主的所谓留级、缺课等“污点”不放，自以为证据在手。可是，难道只有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才能发表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意见？难道因为有“污点”，她的真话就变假了不成？就算王亭亭确实是“学习”上的失败者，可这也是她思考的结果，也是她不平则鸣的结果!体会自己在现实中的艰难生存，总算应该献上点敬意吧？
考察王亭亭文章成功的因素，对增强自己的判断力应该是十分有用的。我以为，王亭亭那篇博文的引起关注，当然有她的北外学生的身份因素，她最能获得被外语煎熬的人的认同；还应该有她语言平易明白的原因，她说的比那些专家更简洁更清楚。除此之外，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她看问题的视角，她不再像那些专家们，以教育部下属的身份看问题，以提意见与建议的语气说话。王亭亭没有，她从合约双方的平等的地位看问题，把教育部的规定看成了霸王条款。这要小瞧这四个字，它有着思想的高度，这是公民意识的觉醒!炒作也是需要能力与境界的，那些炒作说的确信者，你也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炒作的，你能保证成功吗？
以我的悲观，这注定是时代的悲哀，正因为如此，无论如何，我更要对王亭亭表达一分敬意!
一个说真话的孩子，有没有让皇上尴尬
一名北外女生，说了一句真话，就道出了中国教育部“没穿衣服”的本质。你看，她的话多么浅显，却又是多么深刻：
“外语，一个其他民族的语言，却是中国人是升学的一道门坎。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甚至读研究生和博士,
外语是必修必考的
“作为所谓中国最好的外语学院最好专业中的一员，我充分能够理解，中国人学习外语时的水深火热。它不是一种兴趣一种爱好，而是完全的强制。不管你未来想做什么，会不会用到外语，会用到多少，一律必须学。从幼时起就不得不背着这个沉重包袱。我们不反对学习，学习是好事，学习外语和国际化接轨更是好事，可我们能否有自己的安排和选择？它由不得国人选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推行外语必修制度的，而中国的教育部就是如此的霸王。 ”
“在霸王部门的强制下，家长督促，学校逼迫，顶着升学就业的压力，拿到一两张薄薄的证书，算是能够长出一口气，终于完成任务了。而事实上，绝大部分人过了所谓的四六级却还是没办法和外国人正常流利对话。这又不得不牵扯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完全的应试教育。应试的外语教学制度下，填鸭式教学方式下，国人学的是哑巴英语，连最基础的对话都做不到，不知道这样的学习又有何意义。拿着四级证书自娱自乐么？”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强迫一个民族学习、使用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可教育部推行的外语必修制度使中国公民因为不懂英语等外语而被剥夺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我国宪法第4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我们可不可以说，在外语教育制度上，教育部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又没有遵守国家的宪法？”
真话是有力量的，这又一次被往往还被我们称作孩子的行为所证明。看北外已经尴尬了，北外要开除这位女生，还要找出理由把这样的事做得有面子。可是，只要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的人都知道，那要女生申请退学的理由有多么蛮横。
我一直不知道，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孩子是不是让皇上尴尬了，可是他确实让我们所有作了父母的人感到了羞愧，我也不知道这位北外的女生，是否让教育部尴尬，让正在北京开会的两会代表羞愧,反正北外是尴尬了，并且因此而蛮横了。不过，这样的蛮横却在明明白白告诉国民，教育走到这种令人发指万人唾骂的地步的原因了。
中国父母最缺乏的教育素养
2009年3月12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教育，从娃娃抓起不如从父母抓起——对话对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的访谈。在这篇访谈中，朱永新先生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时，一针见血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它(教育)不是教孩子做人，而是把孩子变成一个分数的机器”；客观地分析了这一问题的产生原因，“不只是体制的问题，也有家长的教育素养问题”；并最终提出了解决教育问题的途径，就是要“提高全民的教育素养”，(在本文的框架里，也就是提高“家长的教育素养”)，即让全民懂得教育要“尊重人的天性，尊重人的自我选择，尊重人追求幸福和快乐的权利”。
对朱先生的这番逻辑严密的言论，我是非常赞同的。只是，在顺着朱先生的结论，想到中国教育如何从家长抓起的问题时，很费了一些脑筋，却依然不得其解。就朱先生自己的做法来看，他在苏州、昆山建立了一些父母学校，来提高父母的教育素养，可是具体怎么做的，却又语焉不详。现在的父母多少都受过点学校教育，尤其在苏州这样的发达地区，可能有不少做父母的都受过高等教育，在这样的前提下，家长学校会教些什么呢？
我努力想在文章中寻找答案，我知道应该从教育素养的内涵与中国教育产生问题的原因中去寻找。最后，在这样的一段文字里，我大概是找到了答案。“我们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考上北大清华，但他们不知道人的智能本来就有差异，本来就是多元的，所以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标准去丈量孩子。但现在几乎所有家长就只有一个标准，分数标准。”原来提高家长教育素养的途径与方法，就是告诉他们，孩子与孩子是不一样的，不是人人都能考上北大清华的，也不是人人都能考上大学的。说的冠冕堂皇点，就是人各有天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可是，这只是一些常识啊，这样的素养家长们还需要别人培养？现实中的情况足以证明家长懂得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的教育状况下，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那些孩子成绩确实差些的家长，慢慢地就会放弃北大清华甚至大学的梦想。人终究是会面对现实的终究会认命的。如果只是让家长“尊重人的天性，尊重人的自我选择，尊重人追求幸福和快乐的权利”，在目前的体制下，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家长都是做不到的。家长能代替了学校，还要教育干什么呢？
如何提高全民的教育素养，或者说家长应该具有怎样的教育素养，在朱永新这里没有答案，我却在龙应台先生的文章中找到了。龙应台先生在《你是个好母亲吗》一文里，告诉我们：一个“是孩子们最亲密的伙伴，也是爹爹最温柔的助手；不但懂得家庭营养，也知晓儿童心理；不但对孩子管教有方，而且对公婆和睦周到。家里内外更是窗明几净，是所有的小朋友都爱来的窝”的母亲，也才是只能拿六十分的母亲(这样的素养，目前大多数家长确实需要提高，但中国的父母对儿女最有献身精神，如果具备了制度条件，提高起来应该不难)；而一个能够“如切肤之痛地体认到，把小圈圈弄好是不够的，你必须发挥力量促成大环境的改造”的母亲才是好母亲。(也就是朱先生说的有教育素养的母亲)她告诉我们，一个有教育素养的家长要关注教育制度，要关注环保，要关注社会风气，要关注政府的行为，并为给孩子创造最好的环境作出努力。
最近，龙应台先生又在一篇题为《给我们一个政治家》(香港《明报》3月19日)的文章里，再次为我们指出了提高作为父母的全民教育素养的道路。她说：
“……
什么是好的政治家？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谁可以给我们六岁的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谁就是最好的。
六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国家，透过政府的运作，正在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同时也把他交给了所有机构——教育部决定了他将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文化部将影响他的品位，国防部决定了他离战争或和平有多近，经济政策会影响到他十八岁时有多大能力去面对竞争，环境政策将会影响他的健康，媒体政策会影响他的判断力和见解，外交政策会影响到他作为一个国民的自尊或自卑……
这些机构所制定的规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塑造社会的风气：为政者不廉，社会就贪；为政者不公，社会就争；为政者乱犯法禁，社会就上下交利；为政者挟私好斗，社会就党同伐异。
……
政治家是什么人？就是我们将所有机构托付给他的人，也是我们将自己六岁孩子的未来托付给他的人。
……
他不必是圣人，他只要在孩子面前不闯红灯，他只要做到所有的小学教师都会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已足够。”
由此看来，父母以分数为唯一标准来衡量孩子的偏狭，即便不是矫情的命题，那也是事出有因的。更何况，我们即便是提高了全民的教育素养，也还得回到解决体制问题的道路上来。那么，我对“不只是体制的问题，也有家长的教育素养问题”的归因就多了份怀疑。我不了解朱永新先生的系统完整的教育思想，也许作为全国人大常委的朱永新先生已经为解决体制问题作了很多的努力，但我还是担心朱先生的这番言论会掩盖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即教育制度与体制出了大问题。
解决教育存在的问题，不是从娃娃抓起的问题，更不是从父母抓起的问题。教育是全民的事业，因而它必然是政府的事，需要政府本着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改善教育体制，以对得起娃娃。今天的父母就是过去的娃娃，今天的娃娃也将是未来的父母。如果忽略了从体制上解决今天面向娃娃的教育问题，我们是不是等这些娃娃成了父母时再提高他们的教育思想？而今天的父母最缺乏的教育素养尽管还有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权力，即，他有权力要求政府、要求政治家给娃娃一份“尊重(并善待)人的天性，尊重(并满足)人的自我选择，尊重(并满足)人追求幸福和快乐的权利”的最好的教育，并为之而不懈地努力!无论是身处穷乡僻壤，甚至是一贫如洗，在他的孩子六岁的时候，他都应该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免费地为他的孩子提供一所学校，提供一位“教孩子基本道德”的教师，教室可以不必向北京的那样豪华，但教师的专业素养一定不比北京的差!暂时没有，他便应为此而努力!
这不知是不是朱永新先生“提高家长教育素养”的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