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和楊憲益相繼逝世。對於這一代，民國的記憶，又崩陷了一大片品味的疆土。值得尊敬和懷念的中國人物，絕大多數在那個時代。民國上承清末的精緻和雍雅，民國的過來人，性格善良，比起當代的麻雀田鼠般的德性和面貌，如果你見識過，就知道民國年代，是一個知識和修養的世紀，民國聞人，還有孔雀和麒麟，是世界文化的遺產。楊憲益譯過《紅樓夢》，王世襄是舊時代的貴族世家，除了中英文好，還要有對舊中國一腔光風霽月的襟懷，崇文門的城堞，一環落日，映照劍橋河畔三十年代新夏的一叢鬱金香。在日軍的鐵蹄下，收到維珍妮亞，吳爾芙從倫敦寄來的一封信：「何時可來一叙？東亞與非洲學院研究員之職事，我已為你打點妥當，歡迎你整裝就道，以避戰災。」什麼八十後、九十年代後出生的一代，沒有比較過，正如沒有吃過一九四八年廣州陶陶居的叉燒包，自然以為天下美食，就是旺角西洋菜街的咖喱魚蛋。正如我們這一代，要從王世襄的回憶錄裏才知道，舊北平的八旗子弟放鷹、養鴿子，有那麼多學問。王世襄教你相鷹──雌鷹大於雄鷹，鷹成長的時候羽毛色澤的變化，由深到淺。鷹成長了，要渾身換一次毛，叫做「破花」──真是舊時老舍和胡金銓少年時的語言。養鷹的人，要穿特別的套袖子

小鸟
在身后右上方的1点钟方向
沙沙
轻微地闪动羽翼
唧唧
冬日里细细的呢喃

 

小鸟
它知道冬天远在屋外
有根管子经过它的小屋

带来从夏到冬的消息

 

有时候它的屋前蒸腾热气
有时候它的屋后喧闹平静
小鸟
拥有一个冬天的倾听
和室内人一样的温暖等待

 

我不能去见小鸟甚于它的名字和容颜
它和我的距离是一团枯草
整个冬天我也在倾听
它轻微地触动 我的安慰

 

小鸟
睡在空调洞里的兄弟
生命的枯草
得度我们一冬的安宁

 

 

萨哈罗夫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命运对他的合理回馈。

　　他被苏联科学院开除，褫夺公职。1980年，他与妻子被押解到高尔基城，监视居住，与世隔绝。长达六年。其间，萨哈罗夫两次绝食抗议，密秘警察强行灌食。在十分艰险的条件下，他不得不把自己长达1000页的自传复写三遍，前两次都不翼而飞了。  

　　在高尔基城，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世界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苏联氢弹之父”与夫人形影相吊互相搀扶而行，手上提着沉甸甸的布袋，里面装着一经发表就会让世界感慨不已的手稿，后面不远处，永远跟随着几名克格勃人员。  

　　这是20世纪最独特的人文景观。一名本来可以以其忠顺的服务让世界颤栗的全球最大核武库掌门人，却因小小的良心而在自己的国土上流亡，在两千多个日子里只有爱妻相守。  

　　命运并非如此寡情。 

　　1975年6月，萨哈罗夫完成《论国家与世界》一书。

　　34年前发表的著作，似乎是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写的。我相信如果在中国国内公开发行，对于我国人民，包括党国领导层，也包括钱学森这样几十年间似乎没有机会更新自己历史常识的人物，都是一件有益的事。&nbs

钱学森死了。  

　自然想到他的两位同行，美籍德国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俄苏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  

　　爱因斯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景仰，除了他是相对论的创立者和现代物理学一代宗师外，就是他对人类文明事业与世界和平的终身关切。这位德国犹太人不仅表现了其先辈如摩西和本?迈蒙尼第等人将《圣经》与希腊哲学、艺术西方文明两大源泉融汇的传统，而且感人至深地表达了对二十世纪特有劫难的深度忧虑和异常深刻而富有启示性的思考。

　　1932年，爱因斯坦致信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教育部长罗各，呼吁阻止威胁意大利知识界向法西斯制度表示忠诚的“残酷折磨”，告诫“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对意大利知识界的优秀人物进行这种侮辱”。 

　　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1955年（正是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横加侮辱并将成百上千无辜中国文人投入监狱的岁月）回到中国来，是否与闻对俞平伯、胡适等人的精神围剿。短短的三个月内，钱先生就被委任为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所长。在那个年代，如此重要、神秘的机构不经过极为严格的审察和旷日持久的考验，像钱学森这样由美帝国主义培养成才的物理学家，怎么能如此

偶然逛网，进入比如amazon.com这样的网站，看到里面那么多的English的东东，比如Kindle Wireless Reading Device（大概是什么无线阅读器），那只有一只铅笔一样厚的、轻巧的现代文明产物，看到身材那样棒棒、笑容那样迷人的模特，那样闲适地在大海边的沙滩上，上网阅读的样子。当即引发出对狗日的美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的极端腐败的想象，总是义愤填膺悲从中来，为什么我就不能这样腐败啊！结果往往是眼红妒忌发泄般地恨恨按下右上方的叉叉键，——唉，为什么要让我看到呢，相见不如遗忘啊……

 

突然打开《草泥马之歌》来听，在充满诙谐幽默的歌词和唱腔的过程，总是偷偷笑。突然听出一丝丝的悲凉，继而一阵阵袭来的痛心，在歌手用歌声叙述卧草被河蟹吃光了的时候……

 

在中午的阳光灿烂下的车车里，打开筱敏的《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周围顿时寂静下来，鸟声没有了，秋天的落叶飘落我的车窗。这是二战时犹太人悲惨命运的老话题，筱敏最后引用阿伦特的话：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人类的自由也总是可能，也总是有权去期待光明。

    我是个不喜欢赶潮流的人，或者也没有这样的情趣。所以连看碟也常常是很滞后的，昨天晚上才拿出《入殓师》来看。看了总是挺多感慨的，比如为什么总是日本，为什么它就是让我们爱恨交加？为什么不是中国，为什么连文艺也那样的一蹶不振？

 

   《入殓师》一定好多评论。我不愿去看别人的评价而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甚至于记不住导演和演员的名字，甚至于模糊了剧中人的名字。我只是一路观影，一路随想，收获思想，收获感动；把点滴记下来，作为生活的记载。

   

    《入殓师》这样的作品，看一遍或许是不够的。进入我脑海的第一个想法是两种职业。大提琴，高雅艺术，是精神向上的向度，它力求脱俗成为非凡；入殓，殡葬仪式，精神匍匐的向度，它承受着误解和屈辱。可是，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在一个人身上神奇地结合了，那样地妥帖、自然，像是上帝的造物，一场完美的邂逅。

    这两种职业是如何能结合在同一个人之上的呢？

 

     这种结合是尴尬的开始，是小林大悟之迫于生计的无奈。高房租和乐团的

 

    秋天下午的天气很好。每次在办公室暗腾腾的环境里，只能用羡慕的眼光感受窗外放肆的日光，便心事沉沉起来，——这简直是犯罪，是对大好秋光的浪费，是对内心呼唤的糟蹋。

    也便想起郁达夫在文中说起的日本人和德国人，到得秋冬，一年的忙碌都该放放了，便背起行囊去山区徒步旅行。像日本，本来多山，风光旖旎，国家又小，不消一个冬天，或许早走遍全国了，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中，便有这样的刻画；在欧洲的福利国家，长长的年休假，在秀美的阿尔卑斯山，便经常能看到穿梭其中的人们，那也是自由奔放本真的人性需求啊。

  

从暑假到十月，好像和文字绝了缘。如果说暑假里酷热难耐，十月实在应该是爽利的时节。只是又换了新环境，多少难以提起精神。虽说是“前度刘郎今又来”，但远了家人和朋友，日子总是过得不实在，不自在。
这样，十月也快过去了。此刻的窗外，正是灰蒙蒙的天幕，听说有冷空气来，内心也有一丝丝的寒意。
这个十月，我开着那辆新的307到处闲逛，朋友阿肯经历曲折出了第一本书，阿龙则购置了一套新房。我想这样大概就是生活的种种，各有悲喜。
自主富足的生活，是人活着的全部意义。为了生活，我们工作、奔波、辛劳，时常在丧失尊严、人格和良知、道德。有道德的生活和有自由的生活，是我愿意追求的方向。可是如果生活在一种近乎桎梏、窒息的空间里，如果工作让我们没有尊严可言，这样的生活有何意义呢？
所以我内心经常会呈现孔子“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浩叹，——那是礼乐崩坏的世道啊；想到陶潜采菊东篱、锄豆南山的情形，——那是政治混乱的年代啊；想到张宗子避兵西白、幽愤著书的事迹，——那是兵荒马乱的乱世啊。
可是在这样的逐步走向现代文明逐步走向开放的社会中，我的这种念头由何而来呢？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有一种无形的专制的

七

 

寒冰博客上的一句话我非常欣赏：“公平公正的制度才能让人民免于掠夺和恐惧，才能让公心和敬畏生命成为普遍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获得公平公正的制度呢？寒冰在他所有的文章中，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在《中国怎么办》的最后，寒冰提出了“民富国强”的观点，并针对性的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都是我非常赞赏的。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他的所有建议都是针对政府和权力机构，即把“民富”的希望，完全寄望于当政者的听谏纳言和良心发现上，民众自身如何主动的来保护财富、抵抗掠夺，寒冰却没有给出适当的方法与建议，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另外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怎么办》的所有章节中，我没有异议，完全赞同的只有最后一章“民富国强，

以觉醒抗拒掠夺

 

 

一

 

这几天，读完了时寒冰兄的《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时有些犹豫。本来，当这本书还未出版，只在寒冰的博客上了解到前期信息时，我已经决定要仔细拜读，并写点什么的。但现在读完书后，发现虽然他书中的许多观点我非常赞赏，但有一个贯穿全书的重要论点，却是我不能认同的。所以，一时想不好应怎样来评述。

寒冰兄是我朋友的朋友，自然也是我的朋友。初次与他相识，是在2003年12月下旬，那天好友江南梅去宁波的《现代金报》工作，我送她去宁波报到，寒冰兄时任《现代金报》评论版主编，他热情接待，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极为真诚的人。

不久，寒冰兄来新昌，我和几个朋友陪他一起游三十六湾，山水相映，留下许多美丽瞬间。时盛传人大修宪，准备把“三只表”写入宪法，寒冰说他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支持“三表”入宪，正话反说，极尽讽刺之能事。他的率直和勇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时，寒冰兄还远没现在这么大的名气与影响力，他以前是做国际评论的，以敏锐的目光和文笔写过许多杰出的国际时事评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