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价值观念的同一性受到考验。书评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常常让我们看不懂。介绍是书评的一种形式，批评则是书评的主要品格。今天的书评常常处在不能充分揭示和暧昧的忧虑中，言语间充斥着潜台词、伏笔和隐蔽的线索。本来应该思想性、文学性很强的书评，显得越来越乏味。

　　书评是人们在茫茫书海中的指向标，引领读者找到最有价值的目标，告诉作者创作中的缺憾。周作人在《<燕知草>跋》里有一段话说“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这段话也可以用来指导书评的写作。批评是书评的主要品格，书评者要有学术的勇气。对于书中的瑕疵，要秉持公心，直言敢言，给读者有益的提示。如果真能写出切中要害的评论，书评就不至于流于平庸的广告文字，或离题万里的自说自话。

　　现在国内的书评完全处于一种边缘的、零散的存在状态。参与撰写书评的，除了评论家、学者之外，还有媒体。媒体强大的公众影响力是一柄双刃剑，许多媒体与出版商之间关系密切，无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在利益的驱使下，思想让位于人情，批评让位于宣传；书评引领阅读的功能打了折扣，也失却了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自恋”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在许多作家那里，现代意义上的自尊、自爱被“自恋情结”所取代，进而造成了一系列文化症候。余秋雨的新作《问学》腰封上居然印着“古有三千弟子《论语》孔夫子，今有北大学生《问学》余秋雨”等“妙语”若干；在书中，他更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创制中国文坛‘散文式’文化通史”，其自恋心态一览无余。

　　“自恋”情结在当下文学创作中似乎已成为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审美趋向，具体说来，其表现形态可归纳为身体的自恋和精神的自恋。近年来的文学创作中，精神的自恋表现得更为复杂。与小说创作相比，散文由于体裁上的适宜更容易滑入自恋的漩涡。这一点在余秋雨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从《选择荒凉》到《面向自然》，其自恋情怀一直贯穿着。“为了对对面的人表示恭敬；我向对面的人轻轻鞠躬，也正是在证明自己正是世界的贵客。”余秋雨用他的生花妙笔，把自己打扮成了一朵花，一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化身和传承者！

　　在知识话语衰微的年代，以余秋雨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不但享受着趋之若鹜的粉丝，而且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世人的格外关注。“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

    据媒体报道:“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正在写一部小说，内容是反映官场的。在文学不景气的当下，“贪官作家”的出现让文坛喧闹异常。

    贪官写文章，早已有之。湖北名贪张二江，自称“江南第一才子”，服刑期间撰写的《白话兵经——孙子兵法译注》一书，被孙子兵法研究会评价“对准确理解孙子兵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确山县原县长李建华在狱中写小说三部，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狱中创作的《中国经济新思考》已出版面世。贪官写小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实这不是文化的繁荣，只是市场化所带来的喧闹。

    文学的基本命题是执着于探寻生命的意义，追问人之为人的价值根基。写小说不是哪个人兴之所至，随意能为之事。周久耕的小说大概也就记记身边的事，充其量不过属于回忆录而已。其实，对于贪官作家来说，关键是在写作中重塑自己的心灵，不能玷污文学的灵魂。毕竟文学还有着净化社会风气的功能，毕竟在道德方面读者对作家还有期许。贪官作家也要自爱和自重。如果真的

近几年来，钱文忠这个名字紧紧地跟季羡林联系在一起。在他所有的头衔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季羡林“关门弟子”了。

 

　　季老驾鹤西去以后，钱文忠推出纪念之作《季门立雪》。该书封面设计简约，基调为黑白色，表达出对季老的怀念与追思。

 

　　继易中天、于丹后百家讲坛的第三位标志性人物，钱文忠从季先生身上获益匪浅。他在序言中坦承：“不会再有比在北大追随恩师季羡林先生更幸运的事情了，有这段记忆伴随我的人生，我深深地感谢上苍。”

 

　　《季门立雪》中《季羡林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和《季羡林与吐火罗语研究》的重心主要放在分析与评价上。正如作者所言“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里的贡献与地位，不能不讲是个人能力和时代机遇、偶然与必然的巧妙契合的结果。”

 

　　通过季羡林对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研究，给我们传递这些珍稀文字存在的重要性。

 

　　季先生的学术研究基础深厚、视野广阔，其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等众多领域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正是由于季先生的研究领域太广、太艰深，不仅一般读者不能真正理解。

 

　　从《季门立雪》中，我们更多的认清事物的本质与

    夏天，这个城市很美，满大街的法国梧桐树长得郁郁葱葱。这些树不论大小都被修剪得没有树头，它们无法主宰自己的生命。因此，我更喜欢故乡的那种梧桐，感觉它更像故乡自由的土地。
    故乡拥有传奇的历史，我读不懂她的厚重，但她怀抱里的数不清的梧桐告诉我，她有很多好听的故事。那年春天，父亲在院子里栽下了六棵梧桐树。
    梧桐是故乡的风景，一片无法复制和替代的风景。随着时光推移，院子里的树渐渐高大起来，树阴蔽日。我捧着书坐在树下，晓得“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是温庭筠的心声；“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是李煜的悲哀；“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是孟浩然的叹喟；“卧听疏雨梧桐，雨馀淡月朦胧”是晏几道的闲适。阳光透过叶子的间隙缓缓地落在书上。梧桐不娇气，老辈人夸孩童健康长得快，往往笑眯眯地说：“瞧这孩子，像棵梧桐芽子!”梧桐没有松的威武、庄严，没有竹的清翠、俊逸，但自有那独特的奉献，洒一片绿荫、造一方净空、拥一份执着，而不沾人世间半点功名利禄。
    那个秋天，随着梧桐叶的飘落，我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城市。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在清晨

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印度是由几个抽象的片段构成的。它们是《流浪者之歌》中的丽达、每节车厢都站满人的火车、肮脏的恒河水、甘地和泰戈尔宗教式的沉思默想、10亿人口、克什米尔的冲突。或者更早一些，是旧上海饭店门口的“红头阿三”。拉斐奇·多萨尼却告诉我们“印度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印度来了》全方位地介绍了印度的政治、经济、历史、生活等方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印度。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来到渤海湾畔的港栾码头。眼前的渔船往来不断，商贩络绎不绝，俨然一幅海滨风俗画。登上斑驳的渡轮，远处的海面上云雾飘缈，一座小岛浮在海中若隐若现，那便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桑岛。

 

　　桑岛草木葱郁，犹如青丝发髻，绿树丛中掩映着一排排整齐的瓦房。传说当年徐福在岛上植桑养蚕，并从这里将丝绸东渡带到日本。踏上这片温热的土地，搂一抱浓郁的阳光在怀里，空气里飘浮着丝绒般温润的柔情蜜意，从肌肤荡漾到心里。大自然特有的热情来得不由分说，无边无际，又不动声色，让人有点惊愕，有点手足无措，然后是感动，心底一热，泪水就慢慢爬进眼角。

 

　　小岛四周被段段相隔的海滩和火山岩所环绕，漫步其间，仿佛浏览一幅传统的山水画。层层叠叠的黑赫色的火山岩高低错落、临海而聚。桑岛宛如一块尚未雕琢的璞玉，具有一种自然的海韵。远处，天水相接，海的颜色是沉静厚重的蓝，气定神闲，端庄恬静；近处，一排排白色的浪花嬉笑着扑向沙滩，消失了，无可奈何地退回大海，聚集了力量，再一次手舞足蹈地涌上来。清凉的海水冲上沙滩，把岸边的沙粒和岩石冲洗得不染纤尘，光亮如镜。大自然

构思了一篇关于初恋的小说。动笔之前，泡了一杯清茶，酝酿情绪。刚打开电脑，小姑的婆婆的电话打了过来。原来，两口子因为孩子上学的事吵起来，都要动武了。这还了得，马上关了电脑，杀将过去。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一番斗智斗勇下来，写文章前酝酿的那点情绪早已消散殆尽。

  为再培养情绪，我打开电视看了一集《在那遥远的地方》，脑袋里刚有点感觉，老妈来电，告诉我明天高温,提醒我要煮一些防暑绿豆汤。这温馨提示，把我定位小说的基调为非主流的想法冲刷得一干二净，我干脆冲个凉，刷新情绪，重新来。

  这次将小说定位为清纯版，便在电脑上搜索了琼瑶的《碧云天》。当看到碧涵因后母虐待受伤，被高浩天抱在怀里上车，我的心一脚踩空，终于跌入想象中的感觉。这时，好友雪儿来电。刚刚在股市里被套牢的她，看完晚间的股评以后，似乎有一大堆苦水要倒。我知道一时半会儿不会收线，索性躺下来讲。脑袋里一片红红绿绿，我也跟着她连连感慨。电话打完，等我起来继续看剧情——逸云一脸的弃妇泪痕，碧涵在高浩天心里已经占据半壁江山了。

  我正在恍惚的时候，听到哗啦一声。赶到客厅，喝醉了的老公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家。他

 

“五四”以降，随着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兴起，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曾经出现了高潮迭起的可喜局面，相继涌现出《边城》、《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现代”的宏大命题下，乡土形态、乡土文化及乡土经验和生存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乡土文学也陷入衰落。杨少衡的《村选》，是一部以农村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为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以一个

     吴晓波带着他的新书《跌宕一百年》卷土重来了。似乎一年前《激荡三十年》刮起的“激荡旋风”还没有平静下来，《跌宕一百年》又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带给读者不一样的视野。该书记述了1870~1977年，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在一连串企业家历史群像的背后，看到了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蹒跚与顿挫、呐喊与挣扎、无奈与感伤。吴晓波用他特有的表达方式与文字魅力，试图探寻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

    《跌宕一百年》开篇就直言，试图通过对企业家阶层的历史作用的还原、分析与辩驳，重新定义中国社会进步的某些逻辑，同时，对企业家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确认。这个阶层的故事从来都是一部缺乏传承感的历史，以往的历史学家似乎无暇顾及。作者以中国企业家的成长际遇为经，以百年中国的历史变革为纬，在一个更宽广的时空背景下编织出他们所特有的生存图景。

    以史鉴今是史学的重要功能。只有学会从历史纵深角度看问题，只有建立宏观大视野，才可能对今天有更接近真实、更接近根本的认知。近代以来，尽管中国企业家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但“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