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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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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父亲死了
今年1月27日的凌晨三点,我在睡梦中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是老家继母打来的,说父亲已经不行了,让我赶紧回去。撂下电话后,再也睡不着觉,父亲难道就真得这样走了吗?
父亲是建国前参加工作,先是在县社,后组织上又分配他到县委文化科。
50年代初期,家乡德惠的某个公社发现了一棵“神”树,传说能包治百病。一传十,十传百,这棵树被传得越来越神。许多百姓为得到一块树皮趋之若鹜,外省也有一些人听到消息后,千里迢迢不辞辛苦蜂拥而至。很快,“神”树的树皮被扒光了不消说,就连附近的泥土都被“抓”走了一层……
父亲是不相信迷信的,他把看到眼里的这一不正常现象写信反映给报社,并在信中明确表述了对身边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参加迷信活动的不解和困惑。然而,就是这封信,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成了父亲向党进攻的有力证据。 “右派”的帽子严丝合缝地扣在了父亲的头上,那一年,父亲只有26岁。
父亲的性格十分倔犟,说他反党他不服气。加上我的祖父刚刚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为国捐躯。他讲,我的父亲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为国捐躯。我是烈士的后代,我怎么会反党呢?不仅拒不认错,还一次次不停地向上申诉。认真耿直的他一点儿不喑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无情。最后,申诉换来的结果是加重的处罚:父亲被送到镇赉农场劳教三年!
就在这一年,因承受不了这沉重政治打击的母亲,不久便含冤离世。
父亲劳教期满,正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头一年,许多单位正在减编裁人,城里人连自己都吃不饱饭,自然不能容纳一个右派在城里栖身,刚刚回到家里的他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
父亲一个人在农村的二十几年是他人生最遭罪的时刻。住在生产队大炕的一个角落里,除了和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之外,每天的三顿饭都是自己做。农忙时季,早饭前是要出一阵工的。收工后,社员们回家可以吃上一口女人们做好的现成饭,撂下饭碗,上工的钟声又敲响了。而这时父亲的饭还没有煮熟,吃半生不熟的东西在父亲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生产队的磨盘就在父亲的锅灶旁边,各家各户到队里磨米磨面的常年不断,起早贪黑的磨面响声影响父亲休息倒是小事,令人无法忍耐的是拉磨的牲口经常撅起屁股就拉尿,屎尿常常溅落到父亲的锅里、碗里,父亲气得脸上扭曲得像一头暴怒的狮子,可又不敢说什么,最后只能是狠狠地把做好的饭菜倒掉……
队里的那些孩子们终于发现父亲只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狮子——貌似凶狠,却吃不了人。对挑逗狮子找乐儿来了兴趣——趁父亲做饭稍不注意的空儿,把一勺酱放进父亲的菜锅里。父亲一辈子对大酱深恶痛绝,不仅不吃,就是一张桌上有人吃酱,他都会躲得很远。菜要烧熟时,锅里开始冒出大酱的臭味,父亲气地把牙咬得咯嘣响,却敢怒不敢言,只能拿锅发泄,倒菜时用勺子把锅戳得铛铛响,恨不得能把锅戳漏。
有天晚上,刚刚收工回来的父亲开始做饭,点着的柴火怎么也不往灶眼里跑,弄得满屋子是烟。好心的老更倌悄悄地告诉他,你看看吧,下午有几个小年青的动过你的锅。父亲把锅从灶上拔了下来,竟发现一只冻死的猪羔子被严严地塞在灶眼里。父亲堵着气把冻猪羔子拽了出来,重新点火做饭,并没有注意已被猪羔子撑大了的灶眼儿,这为他后来所遭受的苦难留下了新的祸患:几天后,一个风大的晚上,父亲做饭的火星顺着烟囱一直飘到生产队堆放在后院儿的谷草垛上,谷草垛被点燃了!瞬间,火借着风势,猛烈地燃烧起来,烧红了半边天。吓呆了的父亲慌乱中把自己的被褥泼上水,疯了一样扑上草垛,和赶来的社员们一起救火,然而却无法抵御风和火的肆虐……
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大队革委会领导对这场大火十分重视,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在农村发展的新动向,亲自到生产队召开现场会。大队公安给父亲的脖子上挂上了“右派、故意纵火犯”的大牌子,在全大队的七个小队游斗了一个星期。游斗结束后,大队又拿出了一个经济处罚方案:让父亲给队里包赔全部谷草损失费500元。当时农村工分很不值钱,整整两年,父亲才把这笔钱赔完。
我从小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父亲在我心目中的记忆一直是段空白。直到小学毕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才断断续续地从奶奶的嘴里知道,我居然还有一个父亲!这个父亲还是个右派!
知道自己有了当右派的父亲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他的联系竟逐渐多了起来。
中学毕业以后,我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了,开始没有下乡,在家里整天闲得无所事事。夏天铲地时节,父亲回来了,说农活太忙,难得正常吃顿饭,胃老是疼,求我去帮他做一段儿饭。
出县城向北二十多里地,过一条河,走出河套,就是父亲下放改造的三家子屯。流过平原的那条河是松花江的一个支流,叫饮马河。正是夏季涨水时期,浑黄色的河面上波涛汹涌,河水灌满了整个河床。河上没有船只。走到河边,父亲也不和我打招呼,也不问我会不会水,自顾自地把衣服、裤子和鞋子脱了,身上只剩下一个裤头,双手像投降似地把衣服和裤子举过头顶,就向河水中间走去。其实,我和父亲一样,也是一个旱鸭子,但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学着父亲的样子,把衣服、裤子和鞋脱了,用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像一只笨拙的小鸭子一样,到河里去追赶父亲。
开始的时候,水只是没到我的腰部,再往前走,水没过了肩膀,脚踩在河底上虚飘飘的,每迈出一步都有被河水冲走的感觉,我开始有些害怕。但看到河面上父亲的脑袋仍然在向前飘移,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水越来越深,已经没到了嘴边,时不时灌进嘴里的一两口浊水让我恶心,我想我今天一定会死在这条河里了。就在这时,一个浪花打了过来,河水淹过了我的头顶,眼前一黑,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对面的岸上,大头朝下趴在岸边上,身边吐了许多脏水和浊物。太阳照在赤裸的身上暖暖的,头上的河水依然故我平静地向东流去。父亲光着身子头发湿湿地蹲坐在我的身边,我回头偷看了他一眼,他的脸上正绽放着一朵难得一见的笑容。
帮父亲做饭十分简单,每餐不变样地在小锅四周贴一圈玉米面饼子;至于菜,社员们房前屋后有一块院子,可以种一点菜;父亲住在生产队里,没有一点自己的地,自然是没有菜吃。看见我去了,有个老社员夜里偷着给父亲送来了十几个土豆,没用两顿就被我们吃光了。好在父亲每天铲地回来,都能从兜里带回一把野菜。父亲不吃酱,用开水煮过,加点盐,就成了一碗很好的野菜汤。有几次,父亲回来时没有带回野菜,只好每人从锅里舀一碗蒸玉米饼子水,撒进点咸盐,就着大饼子吃。呆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偷偷地跑回了城里。
那些年,饮马河两岸基本上是十年九涝。农村的工分值很低,辛辛苦苦干一年,去掉口粮款、柴禾款,也剩不了几个钱。但父亲从来舍不得耽误工,一年到头,只有春节时间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记得是69年春节过后,父亲刚回到农村,第二天就有人捎信让我去。奶奶以为他的胃病犯了,一边催促我赶紧起程,一边找了张旧报纸,把家中剩下的半罐面起子(小苏达)都倒在报纸上包好,装进我衣服兜里给他带去。
当我匆匆忙忙地赶到以后,在生产队里却怎么也找不到父亲。正在我十分焦急的时候,院子里有个社员告诉我,去河套里看看吧。春节大队给“黑五类”每户分了二十米介河河底清淤任务,家在屯子里的过年期间大都干完了,他现在八成在河套干活。
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飘起了雪花,顺着饮马河的大坝,一路跌跌撞撞地找了过去,走了大约七、八里路,在介河的河底,我远远地看见了父亲。天气很冷,父亲的头上身上冒着热气,淡淡的热气在他那件已经辨不出颜色的秋衣上结满了白霜,他双手用力地挥舞着镐头,一下,一下,半天刨下一块冻土;猫下腰,吃力地把冻土弄上肩膀,一步一步地运上堤坝。天地苍茫,白雪飘飘,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父亲是那么无奈,那么渺小。
对于我的到来,父亲没有一丝的意外和惊喜。反倒像活是我给他分派似的,洋镐一扔向我抱怨:“你看看,有没有这么干活的?两面一边扔个大斜坡子,这二十米能有三十米!”我大体上看了看,长二十多米,河岸宽有四十米,向下至少要清一米深,我在脑子里用小学书本里学过的梯形面积公式套了半天,也没有准确计算出土方量。只是感觉这个冬天父亲一直都得做这件事了。我的心头莫明其妙地闪过一丝幸灾乐祸的念头。
我从兜里掏出面起子包,递给父亲,说,这是奶奶让我带给你的。父亲没有接,目光盯着我,“怎么?还要回去?”
“不回去干啥。”我说。
父亲急了,“你看这活是一个人干的吗?又要刨,又要往上运,去了吹笛的没有捂眼的。”
“能不能干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活儿又不是分给我的。”我也有些生气,故意做出一副轻蔑气人的样子,然后不再瞅父亲。
“咣——,”父亲抽出手,照我的脸上就是一拳,打得我眼前一黑,金花四溅。接着耳边嗡嗡地传来父亲愤愤地骂声:“社员欺负我,你也要欺负我!”“人家的儿子都能帮着干点活,养你这儿子有个鸡巴用!”
我本来想在父亲面前装得坚强一些,可眼前的金花刚射完,泪水便不听话地涌了出来。这十分影响我的形象,索性破罐破摔,哭着吼道:“你以为这活儿是我应该干的呀,这活儿是分给你老右的,就应该你干……你受欺负,是你自己找的……我招谁惹谁了?这些年你影响我的还少吗?就因为有你这个右派的爹,红卫兵当不了,大串联出不去;团入不了;部队到学校征兵,烈士的后代却有你这么个右派的爹!我在学校走路连头都抬不起来……”
我哭得十分悲痛、万分伤心,像是要把多年在学校里受到的歧视和屈辱都哭出来一样。
哭过了,喊罢了,扭身看看爹。爹脸色苍白,佝偻着身子一声不吱地呆坐在镐把上。两行泪水顺着他瘦削的脸庞默默地流淌,也不擦。目光呆滞、散乱地落向前面什么也没有的地方。
半天,父亲收回目光,长叹了一口气,声音哽咽着说了一句:“乌云不会总遮住太阳……”
起风了,西北风裹挟着雪花在拼命地戏弄着父亲稀疏的头发,那一瞬间我才发现,不到四十岁的父亲头发已经快要脱光。凭心而想,他精神上和肉体上承受的痛苦该是多么巨大!
我留了下来。和父亲在河床里整整干了二十几天。
我知道,父亲的性格天生就十分倔犟。然而在生产队,在社员面前,父亲却总是低眉顺目的,温顺地像只老绵羊。生产队长喝斥父亲就像喝斥村里的一条狗;更可气的是队里的那些小半拉子,高兴时或者不高兴时都可以喊着“老右”,在父亲的屁股上踢两脚。这场面我就亲眼见过。那一刻,尽管我的心在流血,但却清楚地知道,父亲做人的尊严已在漫长的农村改造中丧失殆尽。
父亲骨子里的倔犟和改造中磨砺出的逆来顺受的双重品格对我性格形成的潜移默化作用十分巨大。无论是下乡,还是到工厂,我的心情一直十分压抑。由于背上始终有个右派老爹的包袱,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只能是夹着尾巴做人。我进工厂时已经26岁,已经到了应该成家的年龄,但自己对幸福、前途、婚姻、家庭连想都不敢想,我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到什么时候是头?!
好在历史不会永远倒退。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这之后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让人们开始重新反思历史;极左思潮也开始逐步得以纠正。重在个人表现,不唯成份论,终于让我们黑五类子女摆脱了家庭的影响,重重地舒了一口气。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时,我第一次不在父亲的阴影笼罩下心情舒畅地走进考场。
然而,春天的脚步走得是那样地迟缓。在大学发榜的日子里,我一次次满怀希望到工厂的收发室查找入学通知书,又一次次经历着希望破灭的痛苦和失望。
三月份,各地的大学已经陆续开学,我仍然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我清楚自己的考试成绩——初中毕业八年了,无论是下乡,还是到工厂,我一直没有停止看书、学习。我突然有一种预感,不被录取的原因仍然是我有个右派的父亲!
就在这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专门谈到要团结大多数。文章强调,黑五类子女大多数是好的,他们虽然不能选择出身,但是却可以选择道路。再一次要求我们的教育部门不要“为渊驱鱼,为林驱鸟”。
我揣上《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坐车赶到省城。先到省招生办查分,结果是我的考试成绩高出报考学校录取线66分!询问未被录取的原因,工作人员很认真地告诉我,只能到学校地去问。
我乘车来到报考的学校,很顺利地见到了中文系的系主任。我自报了家门,咨问为什么没被学校录取?想不到系主任听到我的名字,竟十分清楚我的情况,并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次没有录取你的主要原因,就是你的父亲是右派!”——这证实了我的预感——果然还是父亲!那一刻我已近绝望:我不知道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否要伴我一生!
绝望中我拿出《人民日报》的社论据理力争:“不是讲这次招生不重出身吗?”系主任十分温和、宽厚地笑了,“是的,但是在同等条件下,有好的我们为什么不招好的呢!”我注意了他讲话中的一个“同等条件”,不禁有些怒发冲冠:“你们录取的学生成绩都是超过录取线60多分的吗?都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的吗?”想不到,我的这句问话竟让态度宽厚的系主任一时有些语塞,但是很快他就把话拉了回来:“学校近期还准备扩招一批学生,你回去等着吧,估计很快就会接到通知。”
果然,到家后的十几天,我便接到了入学通知书。那时学校已经开学了将近一个月,但我内心依然觉得十分庆幸,尽管这阳光是迟到的阳光,但迟到的阳光依旧灿烂!
1979年的暑期回家,意外地在家中见到了父亲。只有48岁的父亲尽管外表十分苍老,但却掩饰不住内心地高兴。原来他的错划右派问题已经得到彻底改正,他已经回到文化局上班。从26岁被错划右派,到48岁改正,整整22年时间!人生有几个22年啊!何况这22年应该说是他生命链条中最光华的一环。失去的太多太多,痛苦应该难以忘却。然而父亲却无怨无悔!吃饭时,从来不喝酒的他高兴地端起酒杯,拍着我的肩膀说,“党知错改错,党还是英明的。你在学校要好好读书,要主动靠近党组织,要争取早日入党!”望着真诚的父亲和他一脸宽容的笑容,我只能是颌首无语,把那些屈辱的日子和痛苦的记忆一起看做过眼烟云,埋入深深的心底……
等到我寒假回家的时候,意料不到的是,父亲又离开了我们——他结婚了,找了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他入赘到女方家。
假期的一天,我特意带着礼物去拜见父亲和继母。继母是个性格直爽、快言快语的人,她告诉我,“你放心吧,你父亲遭了大半辈子罪,我一定让他后半生幸福!”
我相信这个女人说的话,我从父亲的脸上也读到了幸福。我想坎坷了大半生的父亲也应该享受他的天伦之乐,享受他的安谧和幸福了。我在心中默默地为父亲祝福。
参加工作以后,结婚、生子,加以种种理由和借口,回家乡的次数越来越少;而每次回去,同学、朋友勾结不断,觥筹交错,和父亲相聚的时间越来越短。男儿不解父母心,我总觉得来日时间还有很多,却不料噩耗来得如此突然!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望着父亲瘦削、安详的面容,我痛哭无语。只有心中默默为老人家祈祷:愿天堂不再有什么左派、右派之争,让父亲在天的灵魂永远得以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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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长白县境内十五道沟的望天鹅风景区,至少是在五年前,几个酷爱摄影和自驾车旅游的朋友风尘仆仆地从长白回来,在酒桌上一个个兴奋地向我介绍他们新发现的旅游景点:十五道沟——那时还没有望天鹅风景区的名字。读他们喜形于色的表情,绝不亚于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听他们对美伦美奂自然风光的描述,我心中不由得升满遗憾。
其实朋友们每次出行,都是再三敦促过我的。只是由于女儿的学习,每逢长假,妻子先把我看得溜严。担心女儿将来考不上大学怪罪到我爱游山玩水上,只好是老老实实在家躲在自己房间看书“陪读”,至于另一个房间里关着门的女儿是在学习还是听歌,只有鬼才知道!
女儿学了初中学高中,捱过中考又是高考。这期间我的“驴”友们始终在乐此不彼地游,跑完了向海跑长白;跑完了草原跑海边,就一个十五道沟至少也去了七、八次,轮到我,只有羡慕的份儿。
今年暑期,女儿终于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过了她人生的独木桥,减负的我也终于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国庆前夕,我爽快地应了朋友们的出行之约,至于路线,当然不能少了十五道沟喽!
贪恋着路上的景色,白色依维克车子载着八位朋友一路上走走停停,爱好摄影的老刘和彬彬更是无景不拍,惹得人心急。通化,集安,白山,临江。真正要去十五道沟时已是第三天的上午。
早上从抚松出发,经漫江,过长白县,向西再开 四十公里,终于到了十五道沟的沟口。山脚下望天鹅风景区几个大字赫然入目。十五道沟本是望天鹅山下的峡谷,从远处眺望,海拔二千多米的望天鹅山犹如一只昂首翘盼的天鹅,令人叹为观止,景区概由此得名。
车子顺着新修的水泥甬道向纵深驶去,不过六、七公里,两侧林木遮掩下的山峰逐渐险峻,停下车子,挎上相机,大家开始徒步向沟中走去。
沿着木板构筑的栈道向山上爬去,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突然无数排列有序的六棱柱石依山耸立,像擎天巨柱一样插入云霄,令人扼腕惊奇。不远处,一挂飞瀑从山岩和古木中奔流而下,仿佛有仙人在空中拿着一把看不见的巨壶向下倾倒着琼浆玉液……
风景区瀑布之多,美不胜收,各相迥异。或细若琴丝,泣诉哀婉;或訇然直下,气势磅礴;或潺潺湍湍,悄然静流;或豹跃虎跳,一波三折。有名的如吊水壶瀑、珍珠帘瀑、九叠泉瀑、蘑菇泉瀑、童子瀑、玉女瀑、母子瀑等,而无名的大大小小瀑布更是不胜枚举。
风景区山石之奇,天精地气,鬼斧神工。由火山熔浆冷凝过程中形成的柱状节理玄武岩形态万千,横向的如登山天梯;纵向的似万箭穿山;扁放的像柜中藏书;竖立得若石林峭壁。有的更模仿自然中的猴头、狮面、蜂巢、孔雀开屏,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最赏心悦目让人为之动情的,是水边一处由无数四柱、六柱岩组成的百多米长峭壁,经岁月和流水侵蚀的壁面上,结满了颜色深浅不一的黑斑和苔藓,一簇簇被雾气氤氲的红叶在岩石上点缀着浓浓的秋意,放眼望去,仿佛画家在无垠的天幕上用浓墨重彩泼出的巨幅山水画,而自己呢,早已被溶进这溪清峰秀、碧水逍魂的画中了。
因为下午还要登长白山,我们不得不离开风景区了,随着车轮的转动望天鹅的美景渐渐的远去了,但那一处处嶙峋的怪石带着它们的雄伟和壮丽还不时在眼前闪现;那一挂挂的瀑布裹挟着它们的顽皮和跳跃仿佛还在耳边叮咚流淌;那一蔸蔸的红叶绽放着它们的妩媚和妖娆还在我的脑海里燃烧……
噢,我爱大自然,我爱望天鹅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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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最后走的是姜玲
顺着车站前这条沙石路的东头是个小铺,在小铺门口,一个大个子汉子似乎早已看到了这一幕,他提前等到马路边上,先是助跑了几步,在马车跑到自己身边的瞬间,一下子冲了上去,双手死死抓住了辕马的辔头,死命地向下拖着,车上的宋士昌这时也抓住了闸绳,用力地向后拉着。
马车缓慢地向前拖动着, 一米、两米……终于停了下来。
大个子从惊恐的毛子手里夺过大鞭,一下下狠命地向马身上抽去。
后面的知青已经远远地看到车停了下来,一边捡着路上散落的行李,一边向马车的方向跑来。
“姜珠!”姜玲疯了一般尖厉地喊道。
所有知青都围了过去,马路中间,姜珠素面朝天静静地躺着,鲜血从她的后脑处汩汩地流出,又慢慢地浸进到路面的沙土中。
“姜珠!姜珠……”姜玲抱起妹妹,一边喊着,一边拼命地摇动着妹妹的身体。
姜珠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她已经停止了呼吸,只有两只拳头死死地攥着。
“姜珠——”所有知青在大声地呼喊着。
姜珠的死,对姜玲的打击很大,甚至于动摇了她上山下乡的使命感——难道上山下乡还需要知青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吗?
后来的两件事对姜玲的影响更大:一是她知道了拦车的人就是桑队长。
桑队长那天果然又采取了“拖”的战术,他知道知青的火车是十一点到公社的车站,他带着宋士昌的车十点半就到了车站的附近,却拉着宋士昌在小铺里要了一斤白酒,半斤猪头肉,两人对喝起来。后来大概想到公社所有的生产队已经都安排了知青,拖也拖不过去时,才让宋士昌自己赶着车到了车站。姜玲想,如果那天桑队长不喝酒,也跟过车站,事情也许不会发生。但是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果”,因为桑队长内心里反对接受知青。正是农民反对接受知青的矛盾导致了妹妹的死亡。
另一件事是妹妹死后,生产队拒绝让妹妹的尸体埋葬在荷花屯的土地上,认为妹妹还没有到生产队就死了,不是荷花屯的人,埋在这里会给荷花屯带来晦气。后来还是父母和公社多次协商,公社刘书记亲自拍板,才把姜珠埋葬在荷花屯通往公社的路边树林中。
妹妹死后,姜玲万念俱灰,心如止水,她上山下乡的理想和憧憬在现实中被击打的粉碎。她把对妹妹的深厚感情埋入心底,努力做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问,如行尸走肉一般默默地出工,默默地生活。
对知青的抽工,姜玲从没主动争取过,她内心的想法是要在荷花屯多陪妹妹几年,以免妹妹一个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过于孤独寂寞。
每次有抽工和升学的指标,知青们都争先恐后挖门子盗洞地想离开这个地方,没有人想到过姜玲。直到前几天赵亦孝回户办调转手续,有社员在路上发现姜玲一个人在树林中妹妹的坟墓上号啕痛哭,才向桑队长说情:姜玲应该回城了。
终于拿到了病退返城的调令。
临行前,姜玲早早地到野地里,采了一大抱野达子花,来到妹妹的墓前,把花儿轻轻地摆放在妹妹的坟墓上,沉默了许久,什么也没说,然后头也不回地向车站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