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出一本《剧汇·讲演》的书,嘱我写序,勉力提笔如下。
序
时间真的不经熬,一年的时光仿佛还没怎么过就不见了。
我是个戏迷,尤其是对于话剧,但在来深圳的若干年里,我却看不到话剧,上档次的更是鲜见,记得熊源伟先生当年在深圳大学当戏剧教授时,会偶尔请我们去大学的“黑匣子”与“石头坞”看话剧,我在那里看了国内最完整版的《马拉/萨德》和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故事新编》。可惜熊先生后来重回上海戏剧学院继续当教授,我的这种话剧瘾也就戒掉了。
所以,我只能不断地反刍在北京步行去人艺小剧场看话剧的场景。
直到几年前遇到赵佳,遇到她的“8厘米戏剧工厂”。
于是。我又开始走进剧场,重新看话剧。因此
《金陵十三钗》开始走字幕,未等嘉之华影城的灯光完全亮起,我就匆匆逃离,当然这回不是为了厌烦老谋子,而是我想摆脱情不自禁的压抑。而这要感谢老谋子,因为他终于明白,老实地讲好一个故事,有时候比炫技更能让人折服。
说实话,本来不想赶这个“首映”热闹的,因为片子前期的炒作仍然没有脱离一贯的恶俗,从玉墨和贝尔的床戏,到票房分账与提高票价,再加上剧情梗概过于在“妓女抗日”之类的噱头上盘桓,差一点让我不想去会这十三钗。但最后一刻,我还是改变了主意,不打算让没有来由的偏见主宰自己。
我愿意赌一把。我赌对了。
首先要感谢严歌苓的原著,当然刘恒这样超级编剧的加盟也不可小视。《金陵十三钗》打破一般战争片的惯常视角,自始至终呈现的是“女性叙事”。
14个秦淮河边的风尘女子和一群教会学校的中学女生,本来是战争的配角,但在南京大屠杀这场史无前例的残暴杀戮中,升格为主角。在南京城被攻破后的废墟中,她们为了保命,逃进一座貌似安全的教堂,这里有上帝庇护他们。但她们错了,战争魔鬼并没有放过这块“净土”
在深圳住了快二十年,对深圳的地名一直不敢恭维。但有个地方是例外,那就是“观澜”。对这个地名,我甚至有点偏爱。
从字面上就能咀嚼出一丝古风雅意,眼前会无端浮现“观月听澜”的画面,会自然想起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喜欢观澜,去得却不多。但有数的几次,总是能获得极好的印象。
第一次去观澜,它还叫“镇”,如今已经改叫“街道”了。我一直觉得“观澜镇”的叫法更有味道,“镇”会让你想到赶集、墟市。而“街道”则显得逼仄、具体,格局上小了很多。本来镇里可以包含着很多街道,现在镇已经缩窄到一个街道。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急于和乡村切割,无意间丢失了很多人文的细胞。
观澜有条老街,在深圳应该称得上凤毛麟角,本来它与东门老街、沙头角老街、沙井青平墟并称深圳“四大名墟”,但其他三条老街有的重建,有的破败损毁,目前观澜老街便成为硕果仅存的一墟。
我是在一个雨天走进这条街的,两边都是灰墙黛瓦的广式
深圳足球这些年来像坐过山车,忽上忽下,没个消停。
只是前几年,过山车虽然晃晃悠悠,但每次快要触底就忽悠上去了,所以深圳足球也就一直在玩,一玩18年。其间还玩到过首届中超的冠军,甚至玩到过亚冠联赛的季军。18年中
姜威走了,在一个南方罕见的阴冷秋天。淋着雨去沙湾送完他,回来的车上,往事和雨丝一道飘飞。那个叼着烟喝着酒大声说笑的文人,始终在眼前。
许多人认识姜威,都在一个共同场所:酒局。
我也不例外。当时是特区报的同事辜晓进拉我去见一个“有意思”的人,因为席间多为媒体人,所以聊天是没有边界的,当然少不得一通神侃海聊,话越来越多,空酒瓶也越来越多。来之前,同事就告诉我,姜威读过很多书,人很性情。席间他的语言机锋四面穿刺,让大家乐不可支。果然,很快我就明白了姜威是真的很性情。当时好像因为对某个熟人有不同评价,他立刻剑眉倒竖,跟我争论几句,眼见没法说服我,当下起身,自言自语:我要掀桌子了。而且还扭头跟我征询:你说我要不要掀?我说随你呀。
桌子当然没掀,他也坐了下来。在1994年那会儿,喝酒基本上都跟卡拉OK捆绑着,饭后照例唱歌。这时姜威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说,刚才喝多了,别介意。我说第一次见面印象深刻啊。大家也就且唱且喝了。
从此认识了这个绝对真实的哥们。
深圳不大
(2011-10-20 13:32)
当他们骂相声时,他们骂些什么?
——从两个逗哏的互骂想起
当下的相声不甚景气,几乎快从荧屏上、晚会上绝迹了。
但是相声圈的新闻这些年可不少,就连侯宝林先生的二公子的遗产官司,都让不少人掺乎进来弄得满城风雨。可惜的是,这些新闻大都与相声无关,与舞台无关。让人不免生出感慨:难道八卦真的比相声更可乐?
这几天相声界两位大腕开始互骂,引来众人围观。围观本来就是这个时代的特色。我一向对狗咬狗一嘴毛的八卦不感兴趣,可是这回有所不同,两位相声界最著名的逗哏,骂的居然很有意义,骂得是相声本身。这就让人
假如在中国要评选一本最著名的书,我想首当其冲并且当仁不让的应该是《新华字典》。就像在西方要做同样的事情,当选的也许是《圣经》一样。
有个趣事,文革后期,欧洲最小国家摩纳哥的国王到访中国,带来一部《摩纳哥百科全书》作为国礼送给中国,中国尚无此类百科全书,周恩来回赠国王一本《新华字典》。目前尚健在的106岁语言学家周有光戏言这是“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揣度起来,周恩来此举一则亦属无奈,一则可见《新华字典》还是能当得起“国礼”的。虽盈盈一握,却分量沉沉。
无论最终能不能成为“读书人”,《新华字典》都是必读书,是“工具书”中的“工具书”。据出版社统计,这本体量不大的“小书”发行超过了4亿多册,其实在我看来远远不止。比如仅以第一版为例,当时版权页上印的是10万册,而叶圣陶日记中记述的是300万册,作为新中国第一本字典的领导者,时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的记述更让我相信。尤其是当印刷物和手写日记、当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相抵牾时,我愿信后者。因此,《新华字典》究竟发行了多少,不能确切,唯一能确切的是,发行量是个
有个现象很奇特,翻遍中国现有的《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辞典》,均没有“慈善家”的条目。过去一直以为是语言学家的错。
去年有一场轰动海内的晚宴,两位世界巨富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将宴请中国富豪,一位是国际股神,一位是软件大佬,都是国内企业家的绝对偶像。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围绕“去还是不去”,咱们的这些老板粉丝们竟然犯起了踌躇。他们一会对媒体含糊其辞,一会对收到的邀请函讳莫如深。原因很简单,巴比的中国之行不是来讲如何挣钱的,而是来讲如何花钱,如何把钱花到别人头上。甚至还风传巴比将要对中国富人“劝捐”。这怎么得了,中国企业家下意识地捂了下口袋,便也十分自然。
巴比真的来了,犹犹豫豫的企业家们还是去了拉斐尔城堡酒店,当然也确实有“公务在身”没有赴宴的。最后,巴比没有劝捐,压根没有打中国富豪的主意。整晚大谈慈善理念,一直在形而上走着,丝毫没触及形而下的实际。这是中国企业家最喜欢的套路,因而觥筹交错,相谈甚欢。
其实,你要说中国的富豪们对慈善不热心,那是不确的。每有洪水地震
很早就拿到这部片子的光碟,它的总监制邓康延淡淡地对我说:“看不看都没事,做个纪念吧。”更早的时候就知道他在做这件事,而且为此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凤凰周刊》主编的差事。后来频频听闻这部片子在不同的影视节上获奖的消息,很为他们高兴。
但我一直没有轻易地把这张碟片放进影碟机,因为我总是忙于手头的俗事,不愿在一种浮浅的状态下走进那段历史的现场,如果不能让自己真正地沉湎进去,那就让它不受干扰地自处为好。所以,《寻找少校》始终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桌上。直至前几天,他新拍的作为系列的《发现少校》在上海电视节上获了白玉兰银奖,我突然有种看它的冲动。
于是,在深夜的书房里,我把《寻找少校》放进了影碟机,开始跟他们一起寻找那个叫做威廉·梅姆瑞的美军少校。
整个片子拍得很平实,没有任何炫技的企图,甚至不见当今纪录片惯用的“情景重现”。它从一张照片开始叙事,那张黑白照片已经泛黄,记录了60年前一场葬礼的场面。在云南一个地点不详的大榕树下,一个美国军人正在下葬,一个手拿《圣经》美国军官和肃立的中
男人的史诗
——邓一光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读后
我有很多年已经不读40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了,不是因为长度,而是害怕读到太多的絮叨和口水。当今这种由絮叨加口水堆砌的长篇小说太多了,不要说40万字,一页也读不下去。
而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却有80万字。阅读之前,我是没信心能够读完的,因为读80万字的长篇小说,太像一次“历险”。但《我是我的神》让我完成了一次意外而愉快的历险,我用五天的时间疯狂地读完了它,之所以用“疯狂”这个词,是因为很多年没有这种阅读的“失态”了。
在这80万字构筑的文字大厦里,屡屡透射出我们似曾相识却又渐行渐远的一些东西,英雄情结、悲悯意识、怀疑精神等等曾经高扬过如今却正在丢失的精神气象。
这部书让我们重新审视和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