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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突然变成冒险

副题：教育落后本来就是库区发展的桎梏，“两基”攻坚、普九达标已让天峨教育部门焦头烂额。水库蓄水后，望着对岸的学校，有些孩子选择了冒着生命危险划着竹排涉水上学，有的选择了辍学，有的选择了忍受城里人歧视到县城念书

本刊记者/胡雄

11月2日清晨，一艘客船在浓雾中收起锚来，慢慢驶离天峨县龙滩码头，开往库区深处的乡镇。水面上刮起的大风吹乱了罗永依的头发，因为忙于生计，罗永依已经半年多没有回过下老乡纳良屯的老家。他此次回家是为了看看留在老家的老父，但他在县城念书的孩子和已经离开家一年去县城帮着照顾念书的孙子的老母没有随同回来。

为了能让孩子安全上学，他选择了一家分离

客船在下午抵达纳良屯，正好赶上村小学放学。孩子们叽叽喳喳地飞跑到河边，跳上家长划来的竹排。此时的广西已经入秋，气温不到20度，但是为了不让漫上竹排的河水浸湿鞋子，村里的孩子们仍全都穿着露着脚趾的拖鞋。

罗永依也乘上了一个老邻居的竹排，一边帮忙划桨，一边吆喝着竹排上的孩子们不准嬉闹乱动。龙滩移民以前，他自己的三个小孩也在寨子里读书。库区的水位涨上以后，村小学被淹没，临时租了河对岸的三间简陋民居做教室。罗永依担心教学条件变差耽误了孩子，更害怕孩子在上下学的竹排上出意外，于是经过家族亲属反复核计之后，决定送家族里的几个小孩到天峨县城读书。为照顾这些孩子，他和妻子一同离开纳良屯到县城谋生。

罗永依下船回到家之后，小院里很快就挤满了过来探看的村邻们，他们大声地用壮语互相打着招呼。罗云列天擦黑的时候结束采摘回到了家，远远看到了家门前聚着乡亲，立刻猜到是县城的儿孙们回来了。进了堂屋，罗云列扫视了一周，发现回来的只有儿子一个人，老人矍铄的目光明显有些黯淡下来。罗永依简单问候了自己的父亲之后，开始吃晚饭。

虽然生活坠入了困顿，但豪爽的纳良人仍没有改变推杯换盏的习惯。罗永依的归来给寂寞的纳良屯凭添了几分热闹。酒桌上气氛正浓的时候，罗永依悄悄来到灶坑前，找了个小木札坐到父亲对面，象往常那样等待父亲的询问。

这一夜，父子对话不太多。关于几个孙辈的学习情况，罗云列搞不大懂，罗永依的一句“一切都好”，就让老人安下心来。罗永依的米酒明显有些过量，忘了给老父说说母亲的近况，罗云列几次欲问又止。

罗永依在天峨县城里开三马，跑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区区几百元的收入不足以供养几个上学的孩子，于是他和妻子买了20只猪仔回家养。如此一来，罗妻照顾起家族里几个孩子来开始变得吃力。不得已，罗永依一年前把纳良老家76岁的老母亲接到县城，照顾上学的孙辈。

由于患有严重的眼疾，罗永依的母亲今年春节没能回到纳良屯与老伴团聚，移民安置带来的教育之困，把这对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老夫妇分隔红水河两端，一年多没有见面。

第二天一早，罗永依就离开家上路了。临行前，罗云列只对儿子嘱咐了一句话：“让娃儿好好读书，留在县城吧。”

移民让初见成效的教育攻坚重陷混乱

天峨县教育局支教办主任蓝金权告诉《中国财富》记者，该县有小学生1.8万，初中生约7000人，高中生仅1600人，全县唯一的独立高中今年才建设完毕。多年来，天峨县一直面临教育资源匮乏、资金紧张等多种难题。“两基”攻坚、普九达标的重大压力多年来令天峨教育部门忙得焦头烂额，而龙滩库区移民工作无疑象牛群里冲进的猎豹一样，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本已初见成效的教育工作。

各乡镇11所中学、80所中心校、106个教学点，构成了天峨农民教育的全部资源。 红水河沿岸的村镇，山路崎岖，地形复杂，很多村寨的小学生到本村的教学点上学也要走上一两个小时，这使得很多孩子需要等到八九岁可以独自走山路了才能读书，部分适龄儿童家庭则为此干脆放弃了孩子受教育的机会。

入了学的学生们，同样也享受不到完善的教育。记者所走访的下老乡数个教学点，都是两个年级的学生一同上课，所学科目只有语文和数学。在这些教学点，有半数没有供学生活动的简单操场，很多学生没有见过跳绳、乒乓球等体育用品。

地理位置的偏远、教学条件的简陋，令该县代课老师流动十分频繁，这给当地支教工作带来很大困扰。常常是县教育局好容易请来一个外来教师，耐心做思想工作，亲自送到当地学校，但对方待上十天半月就坚决地离开了。之前有个别教学点因为没有教师愿意上课而面临取消，家长们集资后仍请不来新的老师。

龙滩移民工作开始以后，很多教学点被淹没，临时确定的教学点往往较之前更加偏远。很多教学点的小学生只能乘坐极不安全的竹排上学。该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次看到竹排上的孩子在竹排上吓得不敢动弹，他们都感到揪心。可是又不能禁止学生坐竹排，因为那意味着让孩子们失学。目前库区的学生家长全部和学校签定了安全协议，上面约定学校不对学生在非教学时间的安全负责，可是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对记者坦言，此举纯属无奈。

安全只是一方面原因，更主要的是，很多农民变成了移民之后，生活生产一下子没了方向，甚至开始无法解决温饱，在这样的窘境下，部分家庭让自己的孩子离开了学校。以纳良屯教学点为例，移民前的学生数目是170余名，现在仅剩下了八九十个孩子，老师减到了现在的4名。

一些想供孩子读书的移民，选择了把孩子送到县城。短短几年过去，县城里的两所初中、四所小学、四所幼儿园变得人满为患。在天峨二小、六排镇中心校等几个学校里，记者看到学生数量已经严重饱和，每个教室里都满满塞着七八十个孩子，很多双人课桌都是三个学生在使用，老师不得不戴着耳麦授课。操场上，各种体育活动勉强同时进行着，由于人太多，老师很难发现并制止一些淘气孩子玩火、打架等危险行为。

和很多地区一样，部分天峨县城原住居民十分轻视村镇上来的移民，这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孩子。很多小学生之间互相欺负，部分中学生分县城和乡下结成帮派，时常斗殴和寻仇，令校方头痛不已。移民罗永依的女儿罗小妹一年前到了天峨民族中学之后，读书刻苦，非常争气地当上了班长，但是这个连河池市（该县所属的地级市）都没有去过的小姑娘，却常常受到县城同学的嘲笑。

“孩子吃苦，家长受罪”是县城移民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总结。罗永依在县城边租了一块地，花几千块买了廉价建材盖了四面透风的平房，一家老少在堂屋用餐的地方，离猪圈只有两三米。罗永依不清楚自己再过10年还有没有力气蹬三马，他目前的计划就是多赚些钱，供家族的小孩子们读完初中，让年迈的母亲早点回到纳良老家。

寻找龙滩移民

副题：广西龙滩水电站作为西南地区一项上规模、见效益的开发式扶贫工程，的确给当地的企业带来了效益，给当地政府财政带来了丰厚的财源，但是失去良田和房屋的移民却付出了重新从零开始的代价，被套上了“先进的电站，落后的库区”的怪圈

本刊记者/胡雄

    从南宁坐车，沿着山腰公路颠簸6个小时，终于到了闻名遐迩的龙滩水电站库区。

近几年，红水河流域水电开发被誉为西南地区继南昆铁路之后，又一项上规模、见效益的开发式扶贫工程，    而投资330多亿元、号称亚洲第二的龙滩大型水电站则无疑是个中翘楚。

龙滩水电站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原为老少边穷的国家级贫困县。电站开工前，县财政收入只有2000多万元，多少年来一直止步不前、入不敷出。但龙滩水电站建设近10年来，对各行各业的拉动很大，各路投资纷纷跟进，2007年县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两个亿。

    水电开发给开发企业带来了利润和效益，但当地农民的却付出了从零开始的代价。他们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生产生活的保障如何？背井离乡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是否已被填补？龙滩水电站的建设，到底有没有实现为帮助移民脱贫奔富的初衷？《中国财富》记者从走访的水库围堰区、集镇及数十个安置点得到的答案是，龙滩库区移民仍戴着“先进的电站、落后的库区”的移民怪圈艰难度日，“搬得出、住得下、能致富、有发展”的愿景至少暂时没有实现，大量原本安居乐业的农民失去良田和房屋之后，生活水平严重倒退，而且至今看不到明确的解决出路。

纳良屯：良田淹了，孤岛村寨何处谋生

（旁白：那片良田只能留驻在老人的回忆里了。他家里的余粮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偶尔掺些米糠吃。年近80的老人依然清楚记得，最近一次吃糠是在闹饥荒的1959年）

    前往纳良屯的水路上，不时能看到几只白鹭扑棱棱地从船窗旁贴着水面掠过，有力的翅膀拍打起一层层浪花，既而迅速向岸上的树丛飞去，留下悠长的鸣叫在幽谷回荡。

    船工说，过去的红水河上连小水鸟都很难见到，现在龙滩水库蓄了水才引来白鹭。前不久他从县上听说，随着水位继续升高，整个库区将变成比浙江千岛湖还大的内陆湖。

    一个外来人眼里的库区，沿途风光旖旎，景色不逊桂林、三峡，但纳良屯村民眼里，旖旎的湖光山色则完全是另一番意味——巨大的水面隔断了他们与外界本已稀疏的沟通。他们说，过去他们由公路前往天峨县城大约需要四个小时，现在公路已经沉入水底，只能坐船，而坐船则差不多要一个白天才能到达。

    纳良屯行政上隶属下老乡圭里村，与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仅一河之隔，南与百色市乐业县交界。作为天峨县移民的最后一站，从去年底开始，纳良屯的农田和村庄一点点被水淹没，2008年4份全部完成了“后靠”（让移民搬迁到半山腰上生活生产）。

    屯里近百户村民平时交流全部用壮语，很多人连广西当地的桂柳话都听不懂。语言和信息的闭塞，反而使得此前移民工作组的收尾工作进展得异常顺利。

    村民普遍认为自己是被“赶”到山上的，没有政府的人来跟他们做工作。“他们下到我们寨子里来之后，就催促我们收拾房子准备搬家，反正到日子水就淹上来。”当时工作组用国家移民政策的原话保证：“政府对移民的生产和生活负责到底，肯定让你们保持原有的生活标准并有所提高！”有了这样的承诺下，村民选择了服从。

    从多个村民的讲述中不难发现，不少纳良人是稀里糊涂配合移民工作组完成了向高处转移的。搬到半山腰后，水一点点漫过村民祖祖辈辈耕耘生活的良田和老宅，日出而作耕日落而息的生活彻底被改变了，他们心里才有点儿发了慌。

    纳良屯有近1/3的双淹户（田地和房子全被淹没），他们目前大部分住在木板棚里。木板棚建在半山腰上，每两块木板之间的缝隙都有一指多宽，白天透光夜晚透风，透过一些住户的“地板”上往下看，居然可见陡峭的山崖。多年来，村寨里各家各户过的是一成不变的稳定生活，住的是祖辈留下来的老房子。因为盖房子的石材运输不便，所以此前很少有乡亲盖新房。

    但没有盖房经验显然不是双淹户们住木板棚的原因。纳良屯移民们的心里有一个念想，那就是淹没之后，政府肯定会来补偿一大笔钱，而这笔钱就实现“保证现有生活并有所提高”的愿景。可是，移民完成已近一年，大部分双淹户只领到二三万元的补偿款，而这个数目远远不够盖新房。

    接着，单淹户亦渐渐感觉出生活的改变。一些村民原来想，政府一定是先组织搬迁，然后再组织村民生产，可他们告诉《中国财富》记者，印象里一年内县上只派人下来过几次，除了移民初期督促大家尽快完成“后靠”，就是今年春天来为新的村小学选了校址，而新的小学至今不见影子。

    不用每天种田了，县上又没人来告诉村民以后如何生产开发，寨子里就更寂静了。男女老少每天囚在半山腰无事可做。移民后，全寨人吃的是往年的余粮，以往自种的青菜开始需要去很远的集市上去买。这种只出不进的生活过去了大半年后，村民们发现生活开始捉襟见肘。

    村里读过书的年轻人偶然在移民宣传手册上发现，政府每个月还给每人50元的后期扶持补助。可是全纳良屯没有一个村民拿到过手册上许诺的钱。几个村民划船到下老乡政府去问，乡里说，补助款还没给办下来，继续等吧。

    于是村民们又花了每个人60元的船费到了天峨县城，找到移民办咨询为什么补助还不给发放。相关人员拿出了《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告诉村民，这50元的标准是按文件制定的，可不能怀疑政策。“你们太懒了，怎么能想靠这点钱去解决温饱呢？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去赚钱！”村民这样复述移民办某领导的原话。

    移民之前，纳良屯的村民们祖祖辈辈靠的就是种田种菜，这几乎是他们全部的生存技能和生活来源。刚刚三十而立的村民韦立群曾尝试过“自己想办法去赚钱”，但最终空手而归。

    两年前的夏天，韦立群决定外出打工，去“赚点大钱”改善家里窘迫的生活。经过两天一夜的紧赶慢摇，他来到了上海，从火车站出来又坐错了车，稀里糊涂被拉到了浦东，到后半夜才找到打工的地址。好不容易窝在厂门口等到天亮，但因为他几乎不会说普通话，当时就被招工处打发掉了。几天后他已经身无分文，几乎流浪街头，后来是一个广西老乡借给他160元钱，让他又坐上慢车前往浙江某小城市找另一个老乡求助。到了浙江，韦立群到老乡打工的工厂里艰难地卖了几个月苦力，最终因为没有技术、不会普通话而被解雇，黯然回到纳良屯，之后娶妻生子。

    后来，农民开始吃力地研究起自己应得的补偿款。

    记者看到的村民出示的补偿手册上，没有标注任何实物指标的补偿数据，各农户的菜稻田、水田、旱地、用材林、经济林等具体的补偿数额都没有填写。村们说，他们亦没有看到移民工作组上墙公示过。今年4月底，按政府要求“后靠”搬迁完成后，村民先后领到了部分补偿费，但村民说，乡政府移民站只通知他们去领补偿费，但具体是哪一项的补偿费、本来的补偿费是多少，却不公示。领导只是训斥说：“不用问的那么具体，我们都能按规定给你们！”

    几次向乡里和县里反映意见碰壁之后，村民们向上面反映意见时，措词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他们在反映材料里写道：“（政府没有公示）或许是由于我屯属后一批搬迁，时间紧迫来不及，我们都是老实守法的农民，我们没有参与集体上访的行为，我们只希望通过正常程序由政府为我们解决问题。”

    移民曾给纳良屯人带来走出去的希望，他们渴望搬到码头和集镇去，甚至想象着让子孙后代成为城里人。但是他们的希望很快如他们的良田和老屋一般被淹没。到县城长达数小时的曲折路程、五六十元的高昂船费让村民们望而却步，他们变得更加闭塞，沦为孤寨中的闲人，等不到任何生产开发的消息，后期扶持的50元补助从未发放，一些村民已经开始动用发到手的部分补偿款。

    韦景光老人再过两年就80岁了，没有到过县城，更不知道什么是奥运，淹没前的责任田是他全部的人生回忆。透过晚辈的翻译，我们从老人的讲述中了解到那片被淹没的责任田曾经是怎样一块肥沃疏松，润而不涝的良田，水稻、辣椒、豆角……田里一年四季耕种不停。老人说，之前连河滩旁的荒地都能种出东西。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一个嫁到村里的贵州女子偶然从娘家带来早玉米品种在河滩上种植，结果不但丰产，而且比黔南州各县市的玉米早熟半个月，卖上了好价钱，从此引得村邻纷纷效仿，红水河沿岸净是白茫茫一片玉米地膜，煞是壮观……

    而今，那片良田只能留驻在老人的回忆里了。他家里的余粮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偶尔掺些米糠吃。年近80的老人依然清楚记得，最近一次吃糠是在闹饥荒的1959年。

下老乡：旧房拆了，移民何以安居

（旁白：安置点里“挂床单”已成了普遍现象，但即便如此，能像王少勤那样盖得起新房的移民仍然不多。因而王少勤看上去很知足，因为从新房往下望去，仍有一排排的窝棚杂乱排列着，里面住的是他们曾经安居乐业的乡邻父老）

    见面以前，下老集镇上的移民们通过电话告诉《中国财富》记者，他们已经沦为难民。当记者走进下老集镇村民的新安置点甘满，看到那一排排已经住了两年的移民窝棚，才理解了移民夸张形容背后的隐忧。

由于下老乡政府谢绝了采访，记者只能从众多下老村民的讲述中一点点还原下老集镇的移民往事。

    下老集镇旧址海拔为300至340米，原有200多户农民，因为是乡政治、文化中心，因而下老集镇的农民的日子比纳良屯要红火得多。2006年起，作为天峨较大的移民乡镇，下老开始了第三期移民。同年6月，乡里成立了移民协调处，确定了5个移民代表，与县移民办的领导一起规划，最终确定甘满做为安置点。

    协调处的决定遭到了集镇上大部分移民的反对，因为甘满离林区有近7公里之遥，马上就要失去土地的农民更希望离剩下的一点林地近一些。另外，甘满地势比较陡峭，此前山体滑坡严重，移民们认为那里非常不适合居住，觉得距林区3公里一个叫岩念的地方更适合聚居。

    但移民们的意见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县移民办坚持把安置点定在甘满。这导致移民们和县移民办、乡协调处的关系迅速恶化。移民们说，协调处的5个所谓移民代表根本就不是群众选出来的，新安置点的选址根本没有征求过群众意见，政府文件上所说的“选址经群众至上而下反复讨论后最终确定”纯属假话。

    但是旧址拆迁在雷打不动地进行着，当时天峨县政府派遣了大量人力下乡开展动员拆迁行动。

    “从2003年起，由27名县领导挂帅，从63个县直单位抽调83人组成13个包点工作组分赴20个移民安置点，与移民同吃同住，开展宣传和实际工作。从2005年9月 13日起，又从县直部门和乡镇抽调了350名干部分18个片驻屯包点，同移民共商搬迁大计，切实解决移民困难，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从天峨县政府流出的一份材料中，不难看出当时天峨县为保证水电站顺利开工、尽快移民所下的功夫，当时的移民办主任甚至在工作中突发脑溢血不幸牺牲。

    但遗憾的是，通过对下老乡、纳良屯以及第一、二期移民安置点近百户移民的调查，《中国财富》记者发现，龙滩移民对初期的搬迁工作评价并不高，移民工作人员态度粗暴、随意许诺、实物核查混乱是各期移民投诉最多的弊病。

    前期当地政府对下老淹没实物指标的核查和认定过程中，移民普遍存在不满，他们认为经济林地面积的测定、零星果木的补偿品种和种植年份的确定、房屋等级类别和楼层系数的认定等多个项目都存在差、错、漏现象，侵害了自己的利益。

    由于没有建立征地补偿争议仲裁机制，当时各类淹没实物指标的调查和认定以调查组的意见为准，致使一些明显违背事实、带有严重个人感情色彩和部门利益维护倾向的行为得不到纠正，为日后埋下了重重隐患。

    经历了最初选址问题上的交恶、搬迁过程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对待，下老集镇移民的逆反心理慢慢被强化。最后，200户农民中的140余户决定“出走”，强烈要求政府确定安置点。这次天峨县移民办尊重了他们的意见，把他们安排到了县城的安置点。

    离开的大多是经济条件尚好、没有家庭负担的移民家庭，剩下的近70户移民有的不愿离开家乡，有的经济拮据无力外迁，随后他们依照政府的安排开始往甘满迁移。同年9月中旬，集镇新址正式开挖。开工典礼之日，有关领导表态：移民可在2006年至2007年3月之间建好各家的第一层住房，之后可直接从旧址直接搬进新房。当时移民们很高兴。

    然而，到了2007年3月搬迁期来临，新址场平仍未搞好，整个甘满还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大工地，而此时旧址拆除已经接近尾声，水位马上就要涨上来。留下的70户移民只好无奈地把老房子拆下来的木板、废砖废瓦运至甘满新址的填方区，临时搭建起简易棚子住了进去。

    截至记者前往采访时，当地领导承诺的甘满安置点建设目标仍未实现，仍有部分移民的宅基地没有最终确定，即便是已经确定的宅基地，移民亦直指其中一部分存在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情况，而记者发现，有几处宅基地居然选在了土质疏松脆弱的山崖边，用脚一踩就会有大片土石滚下崖去。

搭建简易棚之初，集镇移民们认为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但当他们完成混乱不堪地“后靠”搬迁、进驻窝棚静待几日后才发现，生活的改变比想象中要严重许多，补偿款的严重短缺让当务之急的建房都成了难题。

    记者调查发现，下老乡的补偿款发放工作明显存在着不透明和混乱无序。除田地和房子的补偿款基本到位外，各项集体补偿有的移民已经拿到手，有的分文未得。记者调查的37户家庭中，有11户家庭在两年里拿到过6个月的50元后期扶持补助，剩下26户至今未得分文。

    移民们告诉记者，他们到县里咨询，县里答复说，正在建立“一套严格的移民资金管理办法”，通过巧妙理财，把有限的资金用于移民建房的“刀刃”上，变货币安置为实物安置，等于是给移民们购买了“长效养老保险”。但当移民们具体问下去时，领导们又不愿多说。

    遗憾的是，天峨县政府负责移民工作的主要领导回避了记者的采访，记者和下老乡移民一样，无从知晓县里领导所谓“变货币安置为实物安置”的管理办法的来龙去脉。

    水位上涨之后，水路成了下老联系外界的主要通道，各种物质运输全靠船舶，钢材、石粉、沙子、角石等只能用人工搬运，这导致建房成本成倍上涨。比如，在天峨县城仅卖46元/立方米的沙子运到下老安置点竟然要合到150元/立方米。如此计算，在新的安置点就算盖个最普通的新房也需要10万元以上，而不少移民目前拿到的全部补偿款还不足这个数字。

   早前天峨县政府曾就此事向移民作了回复，回复中首先强调2006年天峨县已经根据国家政策对补偿做了调整，然后认为造成移民盖房资金不足的原因之一，就是部分移民想借盖房之机提高建房标准。县政府的回复遭到安置点移民的强烈声讨，他们质问，“保证移民生活水平保持原样并逐步提高”到底是不是国家政策，他们认为，以现在拿到的补偿款，连以前旧址那样的房子都盖不起。

    因为资金不足和宅基地纠纷，大部分移民只能留在窝棚里度日。2008年年初，受南方雪灾影响，下老移民们窝在窝棚里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冷的一冬。到了春天，台风甚至刮走了个别家庭的棚顶，电线短路、水源污染的意外时常发生。移民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出售上山捡到的板栗，该项经济活动的年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而搬迁后下老安置点物价却迅猛增长，记者在小集市上看到，这里的猪肉仍保持在近30元一公斤。

    今年33岁的王少勤是集镇上最能干的汉子，移民前通过养殖和小本生意，令自己小家庭的经济条件在集镇上数一数二。但因为移民后断了经济来源，他一家老小住了一年多的窝棚。直到今年，才用拿到手的补偿款及一笔不小的贷款盖起了房子。

    王少勤拿着自家的补偿手册算起帐来：房子的补偿为5万多元，田地的补偿款为8万多元，一共拿到手中14万元，而盖房子则花掉了15万，如果不依靠贷款，他是盖不起房子的。必须指出的是，为了不再住窝棚，重新拥有一个风雨不漏的家，他不得不用光了田地的补偿款，而田地补偿本应是用来发展生产的。对于以后该找什么样的营生，这个被当地认为是个能干人的汉子也常常望着茫茫的水库想不出所以。

    王家的新房早在秋天之前就盖好了，但却实在拿不出简单装修的钱了。目前全家就在露着砖头水泥的毛坯房生活，没有安装窗子，就在墙上钉几颗钉子，挂上床单。目前安置点里“挂床单”已成了普遍现象，但即便如此，能像王少勤那样盖得起新房的移民仍然不多。因而王少勤看上去很知足，因为从新房往下望去，仍有一排排的窝棚杂乱排列着，里面住的是他们曾经安居乐业的乡邻父老。

天峨县城：小洋楼遮不住移民的脸面

（旁白：他们最初不约而同地涌向了三轮出租车行业，因为买车成本低廉，又不需要非常高的技能，之后市场很快饱和，以至巴掌大的县城不得不出台了让三马车分单双号营业的规定）

    天峨县城就坐落在红水河边。漫步在不大的县城，能感受到的不仅是仙境般的风景，更多的是龙滩水电开发给这个原本落后的小城带来的巨大改变。马路修得很宽，街市喧闹繁荣，星级酒店、餐饮一条街等消费场所一应俱全，而且价格不菲。每当夜晚来临，从山腰上的制高点还会打出一束艺术激光，来回扫射着这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

    作为移民安置的一部分，天峨县设置了一些移民安置点，主要聚居着向阳镇和下老乡的移民，而大部分来自下老乡的移民，就是上文提到的“负气出走”的下老集镇居民。根据此前广西媒体的报道，在天峨县尊重移民的意见而建立的这些安置点中，“移民们纷纷盖起了小洋楼，过上了富足无忧的城市生活”。进城的移民生活是否真的如上所述？

    在县城里寻找龙滩移民比我们想象中容易得多，因为县城里开三马（三轮出租车）的司机几乎全部是移居到县城的各乡镇农民，而且正如媒体所述，县城里没有一户搭棚居住的移民，全部移民住在政府安排的安置点，每一位三马司机的家都是三层以上的小样楼。但是，当我们走进他们的家，却看到了跟下老集镇新房一模一样的情形——又是已经住了两年之久的毛坯房。

   移民们说，县里对移民的房子建筑规格甚至是外观都有着严格而统一的要求，比如移民点的房子必须盖到两层以上，而县城中心的房子更是要达到四五层才行。如此一来，选择到县里的移民们付出了比集镇建房更高的成本，按照县里的要求建成了一栋栋别墅样的小楼。

    黄恩泰一家来自下老乡，2006年自愿选择到县城新秀安置点居住。房子已经建好了近两年，却仍无力装修，全家住在暴露着水泥和钢筋的屋子里。他出示的补偿手册显示，两年来已经领到各项款项合计近16万元。但他出示的一份建房详细清单上，却显示着他所盖起的三层小楼花费了22万元之多。

    和下老集镇个别能盖得起房子的移民一样，这22万元包括建房及田地的全部补偿以及几万的贷款。换言之，黄恩泰一家用彻底放弃了老家良田和房屋的代价，换来了这栋空空的毛坯小楼以及无所事事的未来。

记者走访了数个移民安置点，发现倾其所有盖好新居却无力装修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是，这部分移民的生计同样迷茫。

    移居到县城，等于是彻底放弃了农民生活，重新寻找生活来源。两年前到了县城以后，移民们在建房的同时，开始找活儿。他们最初不约而同地涌向了三轮出租车行业，因为买车成本低廉，又不需要非常高的技能，另外有一些移民选择到木材场当力工。之后这两个市场很快饱和，以至这个巴掌大的县城不得不出台了让三马车分单双号营业的规定。

    两年后的今年，移民们说自己心里很慌，因为以前可以种一辈子地，全家都能上阵，到了县城之后，就变成一大家子只能由壮年汉子出去跑三马或者干苦力，而且工作动荡，缺乏保障。移民认为，政府有责任对他们进行规划和引导，给他们提供就业的岗位和培训。一位三马司机告诉记者：“我们非常听话地建起小洋楼，给政府长了脸面，所以政府有责任为我们未来的脸面想想。”

    目前，有一些县城安置点的妇女已经到离县城十几公里的山上种些小菜，来回要走上几个小时，“不然连这点收入都没有了”。

                                                                                (编辑 张由存)

城市防艾危局

副题：民间艾滋干预组织已经成为中国防艾的重要新生力量，但倘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味照搬国外基金的运作模式、不让防艾机构和人员从利益链条中脱离出来，中国的防艾工作或许将面临更大的阻障

本刊记者/胡雄

12月1日，又一个国际防艾日来临了，一些民间防艾组织早已准备好了防艾宣传的材料和条幅。

随着国外防艾项目基金的进入，民间艾滋干预组织成为中国重要的防艾新生力量，但透过它们公益宣传的背后，我们看到相当一部分组织受利益驱使，淡化甚至扭曲了防艾工作的公益使命，令城市防艾工作进入了急待洗牌的混乱时期。

北京上空的艾滋阴霾

（旁白：艾滋病被污名化直接导致艾滋病感染者逃避甚至故意报复普通人群，这种心理绝症的源头不是艾滋病本身，而是社会）

8月22日那个炎热的午后，晓阳走了。之前，他认识的几个北京舞院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奥运会闭幕式中有他们的表演，晓阳就一直等着想看，但他还是没有捱到那个全城乃至全国狂欢的夜晚。

和大部分“北漂”一样，来自甘肃的晓阳一直在动荡拮据的生活中寻找着梦想和机会。一张张被精心PS的时尚照片、大量以“王子”自居的文字至今仍堆砌在他的博客里，透漏着这个年轻人渴望脱离底层生活、拥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迫切愿望。

今年4月中旬，晓阳在持续高烧两个星期后，终于被医生怀疑是AIDS病程中常见的PCP肺炎，随后在北京地坛医院确诊为HIV阳性，但何时感染已经无从知晓；7月上旬，晓阳病情恶化，不得不住进佑安医院；8月22日因多脏器衰竭去世，去世时只有80斤。佑安医院的大夫说，比起那些“死缓”患者（携带HIV病毒经过十余年才发病），晓阳算是没遭罪的。

可就算是“没遭罪”，晓阳住院时所写的字条中，数个刺透纸背的“死”字还是没能遮盖住这个男孩临终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8月初，晓阳的爸爸和继母曾被召来北京，但了解情况后，父亲只给院方留下一句话后就匆匆离去了：“他（晓阳）死了之后，你们看着处理吧”。

住院期间，晓阳坚持在本子上写字。高烧不退、呼吸困难的时候他写了很多“死”字，状态恢复一点了就会写“谢谢大家”。8月22日，晓阳破例没有写字，双手一直握住病床的铁管，说那样能降温。那个下午，晓阳开始央求医生让他回甘肃老家。走廊里，急诊医师聚在一处，悄悄商讨他的生命体征能维持到几号，是否撑得到登上那趟落叶归根的列车。16时30分，当医生们进到病房时，晓阳紧握床管的手已经松开了……

                                                   (晓阳临终前的字条)

晓阳去世前，没有医疗费，但北京佑安医院仍全力治疗，并破例起用了北京户籍感染者抗机会性感染经费5000元，十数家社群组织与爱心人士共捐款14000元，北京卫生局、北京性艾协会多位领导前往探望……这个夏天，晓阳在北京的朋友蒸发殆尽，他临终前得到的关爱，全部来自公益机构和人士。

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告诉《中国财富》记者，艾滋病感染者被家庭遗弃、受社会歧视的现象多年来始终没有扭转。因为没有反歧视的政策保障，这部分人群或者只能完全依赖政府，或者沦落到社会边缘脱离卫生部门监控。

据统计，从1985年北京发现首例艾滋病传入病例到2007年年底，北京累计发现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发病4663例，其中本市居民964例、外省市居民３524例、外籍人员171例。在这些感染者中，吸毒者占37．3％，性传播占29．5％，血液传播占13．1％（均为外省市病例），母婴传播占1．2％。

有部分北京本市居民从这些数字中对比和总结出另一种结论。一个ID为“北京土著”的网民在天涯论坛的一个帖子引发对骂，他在帖子里说，“北京人向来干净，得病的都是胡搞的外地人……”

“这就是典型的歧视！” 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处长谢晖告诉《中国财富》记者。他说，在北京市防艾工作中，这种歧视表现在很多方面，本地人歧视外地人，普通人群歧视性工作者等边缘人群。虽然歧视者已经懂得传播途径、安全措施等基本的防艾常识，但他们骨子里始终认为这是一种脏病，这样的价值观甚至覆盖了相当比例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这样的后果就是艾滋病被污名化，直接导致艾滋病感染者逃避甚至故意报复普通人群，这种心理绝症的源头不是艾滋病本身，而是社会。”谢晖说。

中国的防艾进程中，中央走在了地方前面，但这并不代表北京就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记者采访的多位活跃在防艾领域的专家都觉得北京、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的防艾工作阻力最大，局面更难控制。谢晖介绍说，北京目前已发现的感染者中，通过吸毒和性行为被感染的患者比例高居全国之冠。“生活、工作压力大，人们意识观念、行为畸形开放，人口流动频繁，都导致大都市居民面临严重的艾滋危机。”

目前北京已上报的感染者只有不到5000人，也就是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医疗机构只掌握了这5000人的资料，能够做到与患者取得联系、监督其进行必需的医学治疗，剩下数万检测过的感染者则与医疗部门失去了全部联系。

谢晖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受检者不愿意告诉医务工作者实名、性取向、真实职业等，很多受检者在初筛呈阳性后却拒绝二次复查。在海淀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说这类情况时常发生：有大学生同性恋者检测为阳性，但仍然不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政府公务员确诊阳性后，不敢讲自己的真实单位；有一个大学老师索性拒绝了复查。他们现在在哪儿？他们将HIV病毒传染给了谁？一切都是未知数，这导致了更严峻的形势：目前有大量的感染者连自己都不知道。一个巨大的黑洞塌陷在防艾工作者面前，这个洞有多大多深，连医疗部门也不清楚。

“我们的公共政策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多年来，每到12月1日艾滋病日，张北川在各种场合都要疾呼这句话。多年研究艾滋病传播的教授张北川曾撰文指出，受检者不登记自己的信息“情有可原”，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此。

张北川介绍，早在7年前，我国政府就签署了《关于HIV／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全球危机—全球行动”》。这个《宣言》的重点之一，就是强调对易感染HIV的脆弱人群的反歧视工作和人权保障。“如果这两方面工作跟不上，自愿咨询检测等基本防艾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无法推广。”张北川说。

多位防艾斗士接受《中国财富》记者采访时都一致认为，我国政府全力投入防艾工作，已经到了一个落实关联政策的时期。它涉及医疗卫生之外的诸多领域，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济、艾滋孤儿的免费教育与义务教育、感染者及家属的上学、就业与歧视、性别和民族平等、药物的专利保护、政府的政务和信息公开、非政府组织与志愿者行动的财政支持和决策参与、对非主流人群生存方式的包容、官员问责和司法保障等等。

防艾大旗下的利益追逐

（相当一部分志愿者小组实际上等于抢夺到了血液标本再“倒卖”给疾控部门）

“报名参加XX工作组免费快速HIV检测，送安全套，还有PSP、手机大奖等你拿。”群发这种仿若彩铃广告一样的短信，如今已经成了很多民间艾滋病干预组织的重要工作手段之一。免费检测，还送东西，既为政府防艾提供了支持，又能确认自己的健康状况，乍看上去皆大欢喜。但遗憾的是，这类短信附含了太多的非公益因子。

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到今年已经在中国进行到第六轮，近两年，极具声望的盖茨基金也被引到内地，这代表着国家防艾工作的全球化和规范化。几年来，国外艾滋项目基金进入的流程是先通过政府卫生部门，以各地疾控中心为中介和监督，最后分配到申请项目的民间防艾志愿者小组来操作执行。

2002年以前，城市艾滋病检测、治疗工作全部由各地方疾病控制中心来承担，同时各地有少量志愿者提供着心理咨询等关爱服务。2002年，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进入中国，一夜之间，中国的民间防艾志愿者小组如雨后春笋般遍地涌现。目前，在内地各省市中，服务于各类艾滋高危人群的志愿者小组已经达到近千家，据说，天津光是针对MSM人群的志愿者组织到目前就已经达到了近20家，已经严重饱和。

志愿者小组如此活跃和积极的背后，是国外基金的巨大利益诱惑。

这些志愿者小组的工作目标，是致力于宣传防艾知识，为各类高危人群提供健康和心理上的关爱，同时采集各地疾控部门所需要的数据，为国家开展防艾工作提供依据，而志愿者小组运作的资金、工作人员的报酬都来自基金本身，这使得最近两年来，这些志愿者小组的防艾工作在不知不觉中走了样。

某志愿者小组中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向本刊透露，现在大部分防艾项目都开展得很混乱。每年防艾基金进来的消息一到，就立刻会拥上大量的竞标者，中标者拿到资金后,就开始宣传推广检测信息，说白了就拉人来抽血，抽了血，发了钱或东西（基金项目所要求的给予受检者的补助），最后把检测结果通知受检者就完事大吉，志愿者小组就可以顺利提成了。

这位知情者说，即使对于阳性检出者，大部分志愿者小组也只是通知后就不管不顾了。很多志愿者小组的发起者素质参差不齐，个别人连基本的防艾常识都搞不清，这导致为高危人群提供心理辅导等基本工作经常成为空谈。

因为吸毒者、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生活较为隐蔽，很多时候动员他们检测非常困难，于是部分志愿者小组之间出现了“抢客”想象，甚至为了争夺检测者而互相倾轧诋毁。相当一部分志愿者小组实际上等于抢夺到了血液标本再“倒卖”给疾控部门。很多受检者被说服到多个检测点抽血，如次重复采集，得到的数据注定要出现巨大差错，严重干扰了国家防艾工作的进行。

张北川告诉《中国财富》记者，美国在数年前启动防艾工作的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混乱阶段。“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终有大一统的一天。”他说。

据北京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国外政府及其他机构在中国用于艾滋病防治相关领域的资金投入已经接近100亿人民币。可惜的是，大量的资金并没有沉入社会基层社区，而是供养了一大批机构和人员，专职或兼职地吃“防艾饭”。倘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味照搬国外基金的运作模式、不让防艾机构和人员从利益链条中脱离出来的话，中国的防艾工作也许将面临更大的阻障。

（编辑 张由存）

　　8月8日，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当东道主最后入场，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定格为感动世界的瞬间，湿润了亿万观众的眼睛——

　　与2米26的旗手姚明一起引领中国代表团的，是1米18的汶川小英雄林浩。就是这个9岁的小学二年级学生，灾难一刻从废墟中奋力救出两个同学。此刻的他，头上还留着疤痕，一手执五星红旗，一手执五环旗，神情坦然而快乐。

　　万里之外，蜀中大地，地震灾区，损毁的道路正在修复，灾后重建加快推进，上千万搬进过渡安置房的灾区群众，在电视机前，与全球观众共享奥运开幕直播。

　　这一刻，汶川在说：灾区人民已经勇敢迈出新生活的步伐，走出悲痛的汶川感谢世界。

　　这一刻，世界看到：享受奥运激情的北京并没有忘记汶川，穿越灾难的中国迎接光荣。

　　五千年中华大地上，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同行。

　　（二）抗震与奥运同行，呈现一个完整的中国。

　　8月4日，奥运火炬在四川灾区传递，火炬手中很容易找到“可乐男孩”、“敬礼娃娃”和许多抗震救灾英雄的身影。

　　8月6日，奥运开幕前两天，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深入讨论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8月12日，抗震救灾3个月之际，《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向国内外公开征求意见。

　　这一天，来自四川泸州的小将邹凯和队友一起勇夺男子体操团体金牌。“我特别想把这枚金牌和父老乡亲一起分享。在那些危难时刻，他们表现了不屈不挠、众志成城的精神，这一切让我觉得，身为一名四川人，时时刻刻充满力量！”随后，“充满力量”的邹凯在自由体操和单杠决赛中再夺两枚金牌……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节拍。一边担当全球最大“派对”的领舞者，给几十亿人带来激情与快乐；一边为灾区源源输送力量，将抗震救灾伟大战役推向前进。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接踵而来，让13亿中国人经历了大悲大喜大考验。震后100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没有因为汶川大地震影响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没有因为北京奥运会让抗震救灾工作有一刻松懈。

　　奥运会上，那些大地震中焕发出的国民精神新面貌、社会开放新元素告诉人们，灾难带来的，是生活更坚定的一次重启；浴火重生的现代中国，更加团结更加自信。

　　（三）抗震救灾百日之际，奥运火热进行之时。

　　当体育健儿奋力拼搏、摘金夺银，当东道主因为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赢得世界赞誉，在与重大自然灾害抗争的另一个竞技场上，中国同样拿下了一块宝贵的金牌，创造出一批令人惊叹的“世界纪录”。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烈度最强、破坏最大、灾情最重、救援最难的大地震。然而从地震发生瞬间到“黄金救援72小时”结束，再到震后10天废墟下生命之火趋于熄灭，对生命的拯救从未停息，83988名同胞从废墟中获救，360多万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

　　——蜀道难，抢通灾难中的蜀道更难。各路大军以血肉之躯劈开拦路石、荡平堰塞湖、阻隔泥石流，90多天里，254个不通公路的乡镇“孤岛”抢通251个，820多万群众紧急转移安置。

　　——灾区病床告急！医疗设备告急！医护力量告急！一场“非战状态下最大规模伤员转运战”打响了。13天里，10048位重伤员安然转送全国20个省区市的375家医院。

　　——4600多万人受灾，超过北欧五国人口总和，每8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个失去安身之所。仅仅过了3个月，450余万户、1000多万受灾群众基本实现住房过渡安置。

　　——大量房屋倒塌，数万人被埋废墟，然而震后3个月，大灾之后无大疫，灾区没有发生一起与地震相关的传染病暴发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走进今日震区，灾区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板房住、有病能及时医治，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重灾区学校复课率已达93%，325万余中小学生9月1日将全部走进课堂……

　　百日抗击，动魄惊心，抗震救灾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灾后重建中，“汶川奇迹”在延续。

　　（四）在人类抗击特大自然灾害的历史上，如此大的安置规模，如此快的重建速度，未有见闻。

　　大地震不仅让山河易位，摧毁了灾区的地理秩序，更打乱了社会的生活秩序，重创了人们的心理秩序。当“汶川时间”进入灾后重建，较之抢救生命的气壮山河，重振家园之路更加艰苦卓绝，无时不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与理性。

　　废墟之上，百废待兴，不仅要着眼于当下灾区急需恢复的基础设施和灾民急盼回归的日常生活，还要以长远的眼光、人性的视角、科学的举措，谋划灾区未来的持续发展。而今，百日攻坚，灾区大地写下的答卷令人感喟，也让世界探寻——

　　是什么，让我们在灾难发生后的“每时每刻”，以细致的政策安排、高效的运作模式，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让千万受灾群众心有所依、居有定所？

　　是什么，让我们在百日之内完成了抢救生命、安置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三级跳”，创造了若干“史无前例”：政府投入规模史无前例，民间捐助资金史无前例，社会动员力度史无前例，援助灾区人数史无前例，安置受灾群众数量史无前例……

　　一百个日日夜夜，一段不屈不挠的历程，一曲愈挫愈奋的壮歌，一个现代中国精神和意志的传奇。

　　（五）百日搏击，灾难见证国家信念。

　　生命、民生、群众利益……100天来，“人”成为每一次行动的原点和终点，成为每一项决策的始发站和目的地。

　　生命高于一切。100个日日夜夜，从感天动地的生死营救到规模空前的伤员转移，从众志成城的举国动员到深谋远虑的灾后重建，以人为本、生命至上贯穿每一个时间刻度，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笃信坚守的政治伦理。

　　一切为了人民。100个日日夜夜，从堰塞湖排险的“谨小慎微”到灾区延期高考的“兴师动众”，从受灾群众的临时补贴到税收减免的政策出台，执政为民、民生优先串连每一个时间节点，阐释着社会主义中国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

　　一切依靠人民。100个日日夜夜，从各级政府及时准确的信息发布到新闻媒体的全程“直播”，从赈灾款物的跟踪督查到面向国内外征集良策，抗震救灾每向前推进一步，决策者听民意、察民情、聚民智，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得到充分尊重。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考验着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检阅着一个国家的危机处理能力。100天生死时速，100天顽强搏斗，有力有序有效，我们以“百日图强”通过了这场“大考”——

　　应急抢险的紧张时刻，党中央就做出加快恢复重建的部署；震后刚１０天，国务院就成立灾后重建规划组。信息及时公开、赈灾阳光透明、科学规划先行、法治释放力量，书写了中国救灾史上多项纪录，联合国减灾战略秘书处称其“提供了一个典范”。

　　（六）百日攻坚，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胡锦涛总书记在地震灾区写下的十六个大字，是大地震中创造奇迹的力量之源，更是大地震后延续奇迹的奥秘所在。

　　抢救生命，10余万救援大军迅速集结。转移伤员，100辆救援专列急调入川。灾后重建，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建筑勘察设计院，所有“中”字头规划设计单位都派出专家……中国在抗震救灾中彰显了强大的组织动员力量。

　　“一省一市帮一重灾县”，党中央、国务院适时启动对口支援机制。山东―北川，广东―汶川，浙江―青川，江苏―绵竹，北京―什邡，上海―都江堰，河北―平武，辽宁―安县，河南―江油，福建―彭州，山西―茂县，湖南―理县，吉林―黑水，安徽―松潘，江西―小金，湖北―汉源，重庆―崇州，黑龙江―剑阁，广东（以深圳为主）―甘肃受灾严重地区，天津―陕西受灾严重地区……过去它们相隔遥远，今天他们密不可分。

　　“需要什么，就给什么！”“人歇机不歇，惜时不惜力！”四川6个重灾区3400余个板房安置点上，来自全国各地的10万援建大军挥汗如雨、追星逐月。“对口支援”这一重大决策,把承载着无数爱心的涓涓细流汇聚成奔涌的江河大川,滋润着饱受创伤的土地；用13亿坚强的臂膀拨开阴霾,为灾区撑起一片艳阳天。灾区群众落泪：“有家真好！”外国媒体感叹：“中国式帮扶力量惊人！”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仁爱是社会大厦的花环。”灾后重建中的“中国式帮扶”，已经超越了哲学家眼中“仁爱”的范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灾后重建中又一次闪烁出人性的光芒。它用举国上下的戮力同心，引发人们对制度文明的新思考，更以13亿中国人的风雨同舟，呈现一个国家强大的凝聚力和“软实力”。

　　外国媒体就此评价，中国制度体系“很多方面的优越性中，最显著的莫过于现存制度的动员能力。在短时间内，中国政府能够动员如此巨大的力量投入赈灾，这是其他任何制度所不能比拟的”。

　　（七）百日回望，中国精神贯穿始终。

　　走进今日灾区，田垅上、河滩头、公路旁，到处可见自搭自建的过渡安置房，１８０多万农户不等不靠，重建家园。青川受灾群众远赴上海、浙江、广东就业。绵竹提出三年恢复、五年提升、八年全面小康，产业布局更合理，城市功能更完善。北川尽力整理保存现有文物资料，力争重建一个羌味十足的新城。彭州借助对口支援瞄准产业升级，近200家外省企业前来考察洽谈……

　　把灾难变机遇，重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机制，培植自我再生的造血功能。废墟上站起的灾区，短短数月气象一新。在这个过程中，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主线始终如一。 

　　我们应当感到骄傲，重建家园的急切梦想并未影响灾区重建的科学理性。为保护环境，四川人民研制出地震垃圾制成的再生标准砖；为节约耕地，许多村民利用原有的屋基、晒坝建过渡房；临时板房也有周密规划——公共管理如何完善，配套服务如何跟进，社区文化如何开展，就业创业如何实现，都有方案有路径，科学发展观融入灾后重建的每个环节。

　　我们应当感到欣慰，恢复生产的热切愿望并未削弱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要优先解决灾区群众基本生活条件”，“先期援建康复医院，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福利机构设施”，“灾区重建要尊重灾区人民的意愿”……这样的表述和行动中，“人”的位置，被放在了第一高度。尊重灾区人民的意愿、发挥灾区人民主人翁精神，成为灾区走向新生的不竭动力。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100天里，灾区人民与救援大军一道，将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深深镌刻在神州大地。

　　（八）2008年的中国人，在抗震救灾中筹备奥运盛会，在举办盛会中推进灾区重建。两件大事历练中国，两个赛场相互激荡，共同诠释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灾难过后，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国际社会表达真诚同情和慰问，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和援助。余震不断的灾区大地，我们看到了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国际救援队的身影；重建家园的过程中，灾区规划受到了国外专家的高度关注；8月初，俄罗斯、匈牙利、保加利亚精心安排中国灾区孩子前往疗养；奥运会前夕，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以“给予就是获得”为主题，共同发起为中国灾区的捐赠活动……这一切，都传递着国际大家庭的温暖情谊，何尝不是“团结友谊和平”奥林匹克精神的闪光？

　　百余年来，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认同，正因为它以体育的形式寓意着人类的追求和奋斗。百日攻坚，灾难中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坚强挺立，离不开世界人民的深情厚谊，离不开奥林匹克精神的独特表达。

　　3个月前，外国媒体评价，“北京奥运会所期待的展示现代中国形象的目标，已经在抗震救灾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3个月后，中国告诉世界，抗震救灾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都是人类精神的耀眼光辉，都将成为迈步复兴征程的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九）百日之际，我们把最深切的哀思献给大地震中罹难同胞，愿逝者安息，更愿生者的奋斗抚慰那些逝去的生命。

　　再有4天，满载激情与梦想的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将圆满闭幕，13亿中国人将与世界人民一起完成奥林匹克的北京乐章。但抗震救灾的奋斗和挑战尚未结束，人类社会精神与勇气的旅程仍在继续。

　　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向中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来的“伟大勇气和团结精神”由衷致敬。

　　穿越灾难，迎来荣光。这勇气和精神仍将激励13亿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续写一个古老民族奋发图强的激情文字，托起五千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百年梦想。 

                           互助资金：铺出产业扶贫新路径

本刊记者 胡雄

作为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象征，“互助组”这个重要的关键词，曾经深刻地烙在了解放初的中国农村发展史上。而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一种新型的互助方式在安徽等地农村广受欢迎，这就是被农民称为“土银行”的互助资金。

由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在全国十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行的“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试点两三年来，产生了超乎预期的效果，通过有偿、滚动、持续使用模式，有效地解决了贫困户对生产发展资金的需求，激发了他们自主创业的热情，培养了农民的诚信与互助意识，还提高了他们的组织化程度。设计者最初期望的变“输血”为“造血”，从而达到转变财政扶贫模式的目标已基本达到。而“互助资金”在安全性、价值取向等方面表现出的不同于城市金融的特性，又为贫困地区下一步金融市场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彰显活力的“土银行”

“从‘互助金’里借出来的5000元钱，可帮了我的大忙！我用这笔钱扩大了几亩桑园，去年一年就增收近6000元！” 、“今年蔬菜生意好做，我每天要赚几十元”，在安徽省太湖县寺前镇金湾村民组一户普通农家院里笑声连连，被召集而来的十几个村民争着向记者介绍着目前正在忙活着的营生。

    一个村干部对乡县上级两年前的指示记得相当清楚：“在新农村建设中统筹发展、互帮共进，以机制创新破解技术、资金、市场三大制约农民增收的障碍，带动全村人共同致富，这就是扶贫互助社的宗旨。”

在太湖县，扶贫互助社成立由干部和村民组成的理事会，本着“入股分红，用款有息”的原则，采取“富裕户入股、一般户配股、贫困户赠股”的方式，将村民手中闲散资金聚集起来，成立产业发展基金，帮助缺乏生产启动资金、又不符合信用社贷款条件的农户发展增收产业。同时，本着自愿入股的原则，富裕户每股出1000元；一般农户每股自己出资500元，政府配套500元；对群众评选出的贫困户，由政府出资赠1股。

为确保资金安全，扶贫互助社以民主管理为纽带，每10天组织会员开展一次中心活动，大家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学习、互相促进，对借款人的项目可行性进行讨论，并给予指导。

凡需借款发展生产的社员，要向扶贫互助社提出书面申请，接受审批；在每一次中心活动上，互助社均要公布前一阶段申请借款人的名单和借款用途、已经借款人的经营情况和还款情况，以及扶贫互助社股金运转情况。所有借款必须经理事会集体讨论通过才能发放。扶贫互助社借款参照农村信用社贷款利息计息，年终决算，资金收益大部分用于参股社员分红，一部分用于扶贫互助社积累。

今年4月，刘畈乡某村村民王云贵见猪价持续上涨，决定多买些仔猪填槽补栏。由于囊中羞涩，他向扶贫互助社借了2000元钱。如今，他靠借款买来的4头仔猪已膘肥体壮。

扶贫互助社采用“整借零还”的方式，每次向农户提供1000—5000元不等的小额借款，借款农户可以每10天或15天还一次款。王云贵告诉记者，农村信用社一般可向农户发放5万元以内贷款，但有一定的担保和抵押“门槛”，需要整借整还，还款周期相对较长，压力较大；互助社提供的借款虽然额度较小，但不需担保，可以“整借零还”，而且每次还款的额度少、压力小，这种方式比较灵活。

考虑到一些农户发展产业所需借款额度较大，扶贫互助社加强与当地农村信用社的联系，实行资源共享。当扶贫互助社资金不足时，便积极出面提供担保，由农村信用社向社员优先贷款，扶贫互助社则帮助回收贷款，并随时跟踪贷款项目的进展。在金湾村，从安徽工业大学毕业的小伙子刘伟决定回乡创业，他通过扶贫互助社担保向信用社贷款3万多元，饲养种兔130只，成为养兔大户。

安徽在贫困地区推行的“互助资金”，是由财政扶贫资金和村民互助合作资金“合资”而成。它既不同于由村民自发入股形成的民间互助合作资金，也不同于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的小额信贷模式，“互助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扶贫项目资金，因直接下拨到村，所以它具有公共财政支出的政策取向。

“互助资金”的具体运作是，由财政无偿安排部分财政扶贫资金，并引导农户投入资金，每户投入50元至200元不等。在贫困村开展建立“互助资金”试点，实行“民有、民管、民借、民用、民还，周转使用，滚动发展”，资金只允许借用，且只能用于发展生产。

据了解，为确保互助资金持续正常运转，各地在资金运行上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制度。资金实行无抵押贷款。由户主提出申请，并找2-3户有经济实力的农户联合签字担保，再由资金共管小组集体审批并向村民公示，后签订借款合同及时放款。借款额度一般控制在1000-5000元之间。借款期限一般为3-6个月，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借款利率按照等于或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水平，由取得借款资格的村民集体讨论决定。利息分配60%转作资金，40%用于公益事业发展和特困扶持。特别是对借款户占总户数的比例控制在49%以下，以发挥未借款户的监督作用，增加借款户的还款压力，降低资金风险，使资金保持有效的动态运转。资金采取村民自主管理方式，由村民民主推荐选出若干人选，组成资金共管小组，负责资金的审批、发放、回收和管理。管理小组实行定期换届，共管小组账本随时公开。遇到重要问题，全体村民开会讨论共同解决。

    为激发农民参与热情，太湖县在互助资金的选点上还实行了招标制，村民小组参加投标，经过评审和答辩后，中标的村民组方能参加互助资金。 太湖县寺前镇金湾村民组的村民刘瑞平告诉记者，现在只要“互助资金”管理小组一开会，村民们招之即来，“不存在缺席，因为讨论的每一笔贷款都是大家自己的钱，有积极性呐”。现在大伙没事就一起合计什么项目好，谁有了新的致富信息，也会互相通个气。

    据直接参与“互助资金”试点实施的安徽省财政厅农业处副处长王茂胜介绍，由于有效缓解了一家一户农民发展生产、创业致富中遇到资金短缺的“老大难”问题，又通过引入市场经济和民主管理新机制，消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这种新的互助组织和形式在试点过程中受到农民普遍欢迎。

财政扶贫的一次机制创新

　  农业专家汪三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多年以来，中国的扶贫开发以区域为对象，并非直接针对贫困人口，而广大农村金融需求比较强烈的是中低收入农户。”

　  在未来15年内全国平均每位农户需要投资约1700－1900元，按8亿农民计算，资金缺口在13600亿－39200亿元之间。但是近年来，贫困农户贷款却难如雪上加霜。各家银行纷纷把长期的战略方向放在城市，各种信用社似乎也有些轻视农民贷款的高成本低回报。同时，四大国有银行大规模撤并县以下基层机构。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的四川省旺苍县，其县城只有农行、中行、工行，乡镇只有信用社，个别乡镇至今没有信用社。

　  能否获取必要的融资，对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至关重要，因为它牵涉到能否使一个有利可图的农村小型投资进行下去，能否为解决农户的季节性收入和连续性支出之间的矛盾获得消费平滑化手段。更为关键的是，在小农最为关注的涉及婚丧嫁娶、生病上学等突发性大额而刚性的消费需求来临时，更需要获得必要的融资。因此，信贷可得性对于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显得至关重要。没有融资渠道，意味着小农的简单再生产链条可能断裂，甚至连基本生活都会因缺乏平滑化手段而难以维持。因此，寻求适合穷人生计的融资方法，才能朝着解决融资难题的方向前进。互助资金似乎说明，打开农民融资难题这把锁的钥匙在就在农民自己手上。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周立认为农民资金互助合作尝试的制度有非常强的创新意义。他认为，这些冒着风险而开展起来的资金互助合作尝试，支付了合作社的金融创新成本，挑战了现行农村金融体制，其经验的正外部性很强。比如，已有的资金互助经验已让人看到资金互助解决农村融资问题的优势，克服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四大问题，成为目前一项十分重要的适合农民融资需求的金融安排。

　　周立说，资金互助更为普遍和深远的意义在于，这种由农民自办的金融安排对长期以来的“口号支农”的农村金融体制挑明了改革方向。多年来，意图支援“三农”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未能解决农村金融市场的四大基本问题，按照合作制方向改革的农村信用社实际上渐行渐远，越来越走向商业化。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有合作金融之名而无合作金融之实，难以走出经营困境，无法形成良好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农村信用社要面对居住分散的单家独户的农民发放贷款，交易成本很高，难以解决农民小额而经常的金融需求，更难以支持农民抓住转瞬即逝的市场机会。交易成本过高又导致农信社难以持续经营，只能依靠国家的特殊政策（如上浮利率和补充资本金）等来维持生存。农民的资金互助则克服了农信社不能解决的四大基本问题。

成长的烦恼：探索的步子或太小

吸引不到高额资金是首当其冲的困扰。

农民本身是需要资金的群体，没多少存款，所以资金互助社吸收存款困难比较大。但如果资金互助社完全靠从其他机构融资，同样也无法负荷其中的高成本。对此，有专家认为，可以加强资金互助社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例如，从当地商业银行、农信社、政策性银行融资，或者政府的支农资金、扶贫资金以及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都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向资金互助社提供融资支持。

　  此外，资金互助中限制条款很多。目前，很多县乡镇村的资金互助方案都是一级一级模仿制订的，而最初的方案借鉴的却是农村信用社的小额信贷实践，风险限制措施很多，设置了数道风险“防火墙”，有过于谨慎之嫌。有不少专家认为，实际上有了社员联保机制，加上农村熟人社会的声誉机制，已足以抑制这些小额贷款的赖帐风险，过多的限制条款可能不利于资金互助项目的开展。另外，由于借贷手续麻烦，金额控制太死等，也不利于农民抓住市场变化中的盈利机会。

曾在河南省兰考县挂职副县长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早在几年前就于河南兰考的贺村、南马庄、陈寨等数个村庄开展了新农村建设的试验，这一试验包括倡导建立资金互助社。对于如何避免资金互助社的风险，她也觉得资金互助的风险不大。何慧丽认为，只要资金互助的运作程序规范合理，能够有效确保资金用途和回收安全就可以了。她介绍了当时当地的资金审批程序：申请人递交申请(申请资金数量、借贷用途、还贷时间、担保人等)——合作社召开五方联席会议(理事会、监事会、顾问团、社员代表、普通社员组成)讨论商议(主要是两方面：借贷人个人信誉和借贷用途)——理事会决定——会计出纳领钱。

　　与资金匮乏和监管未上正轨相比，何慧丽认为农村金融市场的未来显然是下一阶段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她说，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之所以举步艰难，是因为农村金融体系缺乏基础，这个基础正是真正的农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

　  在她看来，商业性银行无法与分散的农户交易，政策性银行也无法面对个体分散农户，只有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对接，商业银行才能解决面对分散农户信息不对称和有规模市场问题，才能有商业利润可追求。唯此，商业银行也才能回归农村；政策性银行才能通过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将国家扶持“三农”的资金转贷给农民，不会被截留。在国家政策银行支持下，农户资金互助组织和农村商业金融机构就会产生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从而建立起政策金融、合作金融和农村商业金融的相互合作与竞争的功能互补的农村市场金融组织体系。　

深圳中小企业深陷“严冬”

副题：“政府强行涨薪”被指为压垮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最后一根“致命”稻草

                                      文/本刊记者 胡雄

5月初的深圳，气温已经达到30余度，但是，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老板丝毫感觉不到初夏的热意，冬天的寒意迟迟没法散去——虽然春节已经过去3个多月，但他们昔日繁忙的工厂车间，依然显得有些冷清，而且他们已经意识到，今年的大环境完全变了，不会像前两年，只要熬上一段时间，工人肯定能回来的。

面对此情此景，广东省政府官员及各企业正在思考：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如何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世界工厂生产线上的打工仔有没有获得满意工薪的可能？面对产业升级的严峻挑与扩大就业的二难选择，究竟该如何取舍？短时间内二者能够兼得吗？

企业衰落阴影下的涨薪愿景

（旁白：那些曾经创造了一波中国民营经济神话的企业主们，正面临何去何从的痛苦煎熬，为员工加工资显然暂时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

今年年初，来势异常凶猛的民工荒让很多广东民企老板大呼“这个冬天有点冷”。可在接下来的这个黯淡的春天里，《劳动合同法》、原材料上涨、退税减免等接连来袭，让大量中小民企的老板们终于彻底深陷“寒战”。工资，成了最容易触动他们神经的字眼。

5月8日，深圳市重点工业卫星镇布吉镇某民营制衣厂。

若不是厂里的年轻工人请假去市区看奥运圣火传递，老板王英哲已经完全忘了这件举国而动的大喜事，充斥在他不安的神经里的，似乎只剩下了那堆凌乱的帐单以及已接近停产的制衣车间。

进入工厂大门，绕过空荡荡的仓库，就是如今已不再嘈杂的主生产车间。偌大的车间里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工位坐着工人。2007年底以前，该厂工人数量一直维持在300人上下，过完春节，有半数工人都没有回厂上班，近两个月陆续又走了一些，现在这32人，是王英哲千恩万谢强留下来的熟练工。这些忠诚的员工仍然在紧张地缝纫，但是仅几十台机器发出的声音明显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气势。

留下的工人还不知道，就在当天上午，又有两个坏消息传来：被老板王英哲视作转机的一个订单落了空，另一家香港的经销商更是刚刚宣布破商，这意味着对方欠厂里的80余万资金化作了泡沫。工人们更不知道，老板王英哲如今连当月的水电费都要出去借，已经无力支付他们的工资了。

今年上半年，上世纪80年代香港产业转移的浪潮开始在珠三角重演，珠三角这个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灭门之痛”似乎在所难免：万余台资、港资工厂关门，上千家小厂破产，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正计划迁离。同时，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集群链条上的20万家小厂受到影响。

最近一两年以来，广东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遭到一连串打击：人民币升值、次贷危机下的美国经济衰退、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宏调下越来越难的贷款、出口退税率下调……新劳动法更是被劳动密集型企业称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致命”稻草。“我们其实比的不过是谁死得快。”不止一个老板这样说。

全球无可匹敌的中国制造似乎正急速衰落。据东莞海关公布的今年1至2月出口数据显示，传统大宗商品合计出口17.2亿美元，同比下降0.8%，其中家具及其零件下降7.1%，服装及衣着附件下降4.7%，塑料制品下降9.5%，广东作为全国家电出口的第一大省，今年2月对美出口家电销售额已出现8.2%的降幅。

事实上，这是一场潜伏已久的“寒流”，一些长期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荒等不利因素夹击下的一次危机总爆发。那些曾经创造了一波中国民营经济神话的企业主们，正面临何去何从的痛苦煎熬，为员工加工资显然暂时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

4月1日，广东最低工资再一次上涨，平均又提高了12.9%，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力成本或再提高一成。对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珠三角制造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工人加班曾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获取利润的源泉，但是根据今年1月1日生效的《劳动合同法》，工人加班工资应为平常工资的支付1.5－3倍，加上带薪年假、婚假、探亲假，使得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了一成，企业越大越危险。“工人不闹事还能扛，一闹事肯定得按法律赔偿，到时只能关门大吉。”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与暨南大学曾经组成“广东省最低工资研究”课题组，对该省12个地区的最低工资制度执行情况等问题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广泛调查，共访问企业600多家。他们的调查表明，如果企业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话，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不大。“企业负责人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不是企业家投资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最低工资标准对投资者总的来说影响较小。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如自身优势、投资环境、行业发展前景等等，而不是仅仅考虑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否较低。”调查报告如是说。

而据本刊的调查，拥有如此淡然态度的企业并不是全部，叫苦不迭的中小企业不在少数，一些民企更是换着花样采用损害员工利益的办法来规避制度。虽然在新劳动法的约束下，各大小企业的员工工资都达到了政府规定最低标准之上，但是相当多的企业，在执行上都动了“歪脑筋”，采取了之前的低工资不变，把加班费和补助充进基本工资凑数的策略，这其中包括了一些知名企业。

本刊采访到的数位广东省官员和学者对此深表担忧。他们认为，在广东省产业结构艰难调整的大环境下，省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实现工人收入倍增难点重重。虽然依靠工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但在市场的强力左右下暂未发挥太大作用，因此目前并无真正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用工资倍增倒逼产业升级“恐有难度”

从广东省相关部门官员和学者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已成政府筛选产业的重要手段。“这是一种信号。”广东省社科院学者丁力说。他感觉政府如此决策，不仅是希望企业更关注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欲迫使落后产业加速外迁，为产业升级留出空间。

在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上，工人与企业在“谈价”问题上，长期处于一种不自觉的胶着状态：在各种生产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为了企业利润，除非逼得开不了工，企业不会主动在人工价格上再轻易让步；而务工者现在似乎也不急，他们也懂得了用脚投票的威力。

　　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厂对一线生产工人有巨大的需求量，但是一时又难以提供足够吸引人的工资和优厚福利，愿意打这份工的，技能却达不到要求。

另一位企业负责人认为，农民工不能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当然不能大幅提高工资。这位负责人表示，从经济理论上说，高工资能缓解民工短缺，但高工资必然要求高素质。然而，眼下国内农民工素质亟待提高，没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就没有高劳动生产率，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　　

曾有媒体载文说，靠硬性法规提高工人工资造成的负面效果，在国际上已屡见不鲜。典型如日本，由于采取终身制和立法限制，上个世纪中后期形成的弊端已制约到企业发展，乃至时下成为日本政府很大的社会性“包袱”；德国工会涨工资也超过企业承受程度，使得德国工人没有竞争力量，大量企业移走导致了经济衰退。劳工成本提高，对我国的冲击也许比德日还要大。

丁力的判断是，通过提高广东省工资收入，用倒逼的方法来促进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逼迫企业产业升级，恐有难度。

他认为，提高广东省工资收入会把企业往死路上逼，劳动生产率不是随意就能够提升上去的，制约因素很多。通过收入增加来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好事是不可能有的。

丁力说：“目前广东台资、港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众多，产业水平落后，属于产业链最低端，劳动生产率不高。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了，收入就很难提高。而要提高外来农民工收入更难。外来农民工本来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不廉价，别人就不会雇用他。外来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能干的活比较粗，市场不可能给他们很高的薪水，这是市场定价，不是政府指定的。”

在丁力看来，如果通过政策使农民工工资五年内提高一倍，对于广东的发展将是弊大于利。“广东的经济主要靠低成本、低价格、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支撑着。如果把工资涨得太高，企业扛不住，就走了。广东省的企业扛不住，国有企业也扛不住，除了垄断性企业。倒闭的后果肯定会由社会来承担，尤其造成缺乏技术的劳动者的失业。这些劳动法规的初衷本是保护下层劳动者，最终也许会反而伤害了他们。”

“谁不想造飞机造原子弹，但我们目前只有‘做衬衫’的技术。”这是广东格兰仕集团副总裁俞尧昌说过的一句话。它似乎说明，产业升级是必要的，但在目前国内资源缺乏、技术落后的现实下，依靠提升工资倒逼产业升级难度不小。

自身积累不足难倒产业升级

（旁白：丁力说：“目前中国需要提升研发能力和自有品牌，必须以自身积累为主实现这一过程，很难通过产业转移的办法获取。”）

当国内外各界评价整个中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竞争地位时，长期以来所用的措辞，依然是评论珠三角产业的那一套话。这也许表明，珠三角在产业升级时，与整个国家撞到了同一块天花板上，而且用了太大的气力，这就注定比别的地区撞得更痛，也撞出了一个国家性的大课题。

近两年，广东对省内最重要的九大产业发展进行了规划：电子信息、汽车、机械和医药集中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包括建设电子信息工业七大制造基地；形成轿车生产基地和环珠三角汽车零部件产业带；重点发展现代中药、生物制药、海洋药物、新型化学药品制剂和高新技术医疗器械；发展以广州、深圳、佛山为三大核心的装备制造业；在沿海或江河下游建立石化和制浆造纸，其中石化产业将建立5个炼油项目、5个乙烯项目和5个石化基地，并争取在惠州、茂名、湛江和珠海等地建设国家储备油库；家电、纺织、食品、建材等增长较慢、增值较低、资源消耗较大的传统产业，向专业镇、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高速公路网已经建立，以减低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与珠三角的物流成本。

对于广东产业升级，官员和学者中的乐观派们一直认为，无论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是取消退税，都有利于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定要以此为契机，将这部分产业转移到落后地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打下坚实基础，实现从过去单纯的加工基地向制造、研发、服务综合基地转变，最终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的。

可显示情况并非那么简单。

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林江认为，造成广东本轮产业升级困难的因素众多。

产业结构方面，广东以外向型轻工业为主，本身技术含量不高，技术溢出效应很小，大量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不高、劳动生产率低下。

民营企业没有形成独立的产业结构。广东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以东莞等地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只是给外资企业做配套生产，本来数量就不多，还严重依赖外资企业，很难独立支撑起广东经济。

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广东发展的瓶颈。大量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外，而没有形成内销渠道，尤其是台湾企业。以东莞为例，那里台资企业占40%左右，产品几乎完全出口，企业自身资本小、技术差、经营理念落后，不愿意也没能力进行产业升级，更不清楚如何开拓内地市场。政府由于牵扯到两岸政治关系又不愿意过多加以要求，这样的台资企业很难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

林江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在经济领域所形成的特有的“岭南现象”。他解释说，广东省始终没有像长三角一样建立区域合作，而是各市各自为战，广州不服香港，深圳不服广州，东莞不服深圳，相互竞争、窝里斗，都想自己做“老大”，因而没有形成合理的珠三角产业结构布局。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广东省有三家之多的汽车企业，广州市居然就有两家汽车制造厂（本田、丰田）。这种氛围也导致珠三角没有形成长三角那样以上海为龙头，金融、技术、大型制造、劳动密集型企业、副食品加工、农业生产一条从上到下的完整的产业链。

记者调查后发现，对于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退出，地方政府态度很谨慎，他们采用了一种保守的做法，即在稳住已有传统产业的同时提高对新进企业的要求。东莞虎门镇村头村外经办主任卢耀文透露，对于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市领导的意思是不支持但也不反对，企业走不走其实还是自己说了算，而依附于这些工厂牟利的村民也不希望企业离开。

有部分学者和官员对地方政府的不积极表示不解，担心造成企业发展受限、产业升级延缓。丁力认为，造成地方政府态度谨慎的根本原因是本轮产业升级的困难空前。他说：“目前中国需要提升研发能力和自有品牌，必须以自身积累为主实现这一过程，很难通过产业转移的办法获取。”

丁力长期关注和研究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这不免使他生出很多方面的担忧。他看到近几年很多企业和地方政府把劳动密集型企业冠以科技创新的旗号，所谓高新技术区、科技园区四处开花，企业仍像十年前那样热衷招商引资，但真正的企业模式却没有实质的更新。这在丁力看来都是产业创新的制约因素。

丁力也不赞成简单把产业升级单纯理解成驱逐劳动密集型企业。他认为，劳动密集型作为一种能为地方带来诸多正面效益的产业形态，还是应该作一定量的保留和扶持。在这一点上，不少官员和学者的观点与他不谋而合。

林江认为，广东目前尚有一定的空间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趁此期间，逐步发展内源型经济，实行内源外源并举。他说：“目前广东产业升级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府与企业间的沟通还不够，双方就产业升级的时间进程、具体方式、实施措施没有形成共识。此前，由政府主导产业升级，企业在政策制定前缺乏与政府的积极沟通，导致政府了解不到企业的实际情况，匆忙制定政策，之后企业消极服从，这样最终会产生严重后果。一方面政府政策无法落实、产生意想不到的不良结果，另一方面，企业无法承受，纷纷出走、倒闭，即无法完成产业升级，又使经济蒙受巨大损失。”

（编辑张由存）

                             政府化老总无权拿市场化高薪

                                --专访政协委员王平

本刊记者 胡雄

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北京民族建筑设计事务所总工程师，北京中华民族园总经理，北京IT中国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有着多重社会身份的女强人王平显然很适合参与政协工作。事实亦是如此，涉猎极广的她在每年的两会上都能推出一批兼具建设性和爆炸力的言论。今年王平把枪口瞄向了国企老总们，在3月7日政协无党派小组的讨论会上，她的“国企老总年薪百万、谁给他定的工资”一声诘问，不仅语惊了会场四座，也通过媒体报道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来自网络上成百上千条评论惊人地表达了同一种反馈：王平委员问得好！

本刊对王平的采访是在开往首都机场的大巴上完成的，彼时她正要去迪拜考察。一身休闲装束的王平告诉记者，在那个到处是高端消费的旅游胜地，她常常会误以为很多外国游客一定身缠万贯，可事实上对方大部分只是普通的企业职员。

“如果迪拜能多一些中国职员的身影，那也许就说明企业收入分配更合理了”，王平这样憧憬。

《中国财富》：国企老总薪酬问题被关注已久，但你在两会上的发言所引起的反响依然强烈，你怎么看这种旧闻不冷的现象？

王平：旧闻不冷显然意味着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妥善的解决，具体到这个事情上，相当一部分国企职工长期分享不到本该给他的那部分企业收益，象我这样的局外人又总为这样的社会分配不公而皱眉头，那我们这两个群体当然会保持长期关注。

我关注国企老总的收入问题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之所以把它作为我的两会发言，是因为觉得时机很对，在我们国家这么重要的政治会议上，是时候发出这样的一种声音，而且由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发出来，或许更能起到一些积极作用。我在发言之前并没有计划把这个问题说得多深多专业，而是更看重这个发言的象征意义。

《中国财富》：听说你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主张国企老总薪酬丰厚一点的，现在却又在另一面“揭竿而起”，能谈谈这些认识的转变历程么？

王平：其实并不是从一面转变到另一面，这些认识是随着客观形势而不断调整的。我并不反对国企管理层们拥有高工资，因为对完成国企资产保值增值任务、业绩优秀的经营管理者给予与其贡献相称的报酬和奖励，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和市场经济规律的，这也体现了对管理层们劳动的应有尊重。关键问题是合理才可以。

我在十年前力挺国企老总，是因为那时他们的薪酬实在太低。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和当宁城老窖的董事长一起吃饭，很惊讶地得知他当年一年的报酬仅有一万零七百多块钱，折成月工资还不到900元，而他们的总经理更少，年薪只有8000多，这不但与国外CEO天文数字一样的年薪没法比，和当年国内沿海企业的老总的十几万元也差距悬殊。

这使我对这个事情开始留意起来。通过了解，我发现那个“酒老板”的工资并不是个异常值，在当时国企经营者年薪在两万元以下的约有40%多，近90%的老总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

这显然是有弊端的，老总把企业搞好了，对地方财税、对国家的贡献很大，可是政府却没给他们一个与贡献相称的回报，也就是正门没为人家打开，那么就不可避免一些老总去走歪门，通过违规或犯罪去获得不正当利益。所以我当时认为国企领导人应该获得与贡献相匹配的回报。

两三年以后，这个现状随着国企改革而发生了变化，国企老总的薪酬终于和普通职工拉开了差距。但这种呈加速壮、愈演愈烈的拉大，很快让我觉得这种改革有些变了味道。

我在前不久看到的“广东省省情年度调查报告”上说，现在广东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总体上处于无序状态，有的企业以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高管几年间获得几千万元甚至近亿元报酬，企业却亏损。我觉得这一个省的调查结果已经反映全国性的情况，那就是失控，由一种不合理过渡到另一种不合理。

《中国财富》：可是国企负责人薪酬改革也一直在探索和实施，你怎么看待这些措施？

王平：它们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但不可否认，现在很多地方国资委的改革方案，总让人感觉是在给老总们冠冕堂皇地涨钱。

《中国财富》：这些旨在限制老总年薪的政策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反而是在“涨钱”？

王平：举个例子，有个经济大省的国资委现在实行的是一个自称要拉大省属国企老总收入差距的方案。这个方案规定，约15％老总将拿到最高的100－150万年薪，4％只能拿最低的15－25万，绝大部分将处于中游，拿40－90万元。据说，这个方案将成为提升国企经营管理水平的杠杆。

    表面看来，方案传达的信息是：这个省国企领导的业绩将与薪酬挂钩。干好干坏不再一样。在考核、薪酬等方面的思路措施正在拓宽完善，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在此之前，老总们年薪只有20－30万元，这说明什么？可以看到，即便是干得最差的那4％老总，其收入顶多是微跌或持平，“业绩考核”的实际结果是老总薪水普遍大涨。

    实际涨钱的最根本原因是一些人总爱拿私企说事，称私企老板动辄年薪几百万，言下之意国企应向私企靠拢，否则就“不公平”，留不住人。可能这么简单比吗？

《中国财富》：国企与私企之间的不可比在哪里？

王平：首先体制就不一样，私企民营的性质决定了整个公司都是私人的。所谓年薪很大程度只是个说法。只要自己愿意，爱怎么定无所谓，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可国企是国家的，薪水自然主要与效益挂勾，否则，下边的副总、小总们怎么办？工人怎么办？他们要不要靠拢？再说，私企亏了，全是自己兜着，国企亏了，老总还得照发薪，或者换地照当官也不在少数。

    况且私企、国企虽同处市场经济环境，可负责人承受的风险与困难也不能相提并论。私营民企创业阶段是一无背景、二没资源、三缺号召力，在一系列事情上会遇到诸多难题，所以私企的成功与否全要靠经营者的能力胆识和机遇。不能看着人家发达成功心痒痒，别忘了背后的汗水与风险。别忘了还有不少人赔个精光，无力偿债进监狱蹲班房呢！而国企牌子响当当，信誉有保证。政府扶持，贷款优惠都是私企难以企及。相当一部分进行改革的国企本身架构已形成，不牵扯创业，只要别贪赃，不受贿，哪怕吃老本，风险和难度也小得多。而市场开放程度的不足，也造成国企仍然对一些行业拥有得天独厚的绝对垄断。像电信、石油、电力等利润丰厚、“只赚不赔”企业，效益好也并不表明领导水平有多高。种种便利、优势、低风险、高保障，这是许多私企无法比拟的。

《中国财富》：一些观点认为，为了社会公平而去苛责国企老总薪酬很短视，是“不患贫患不均”的落后思想作怪，应该完全由市场决定，你怎么看？

王平：国企老总市场化的薪酬应与市场化的选拔任用机制相配套，如果国企老总的产生采用市场化的选拔任用机制，那他的薪酬也可以市场化，根本不用限制。可是现在绝大部分国企管理层并非通过竞争和公开选拔方式产生，他们的任命与政府官员类似，加上国企在占有资源、经营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国企高管的高收入并不是他们对企业贡献的真实体现。一个人仅仅因为被政府任命为国企高管就身价百倍，高度政府化却拿着市场化的高薪，这合理吗？

《中国财富》：你觉得国企高管薪酬问题上还存在哪些严重的相关隐患？

王平：比如，许多的高薪管理层，在企业的管理任期内，为了完成任期责任目标，只顾眼前利益，掠夺性地经营企业，甚至将企业负债经营，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他在任的时候企业迅速壮大、虚假繁荣，他一走企业就立刻倒掉。这种高薪带来的隐患已经昭然若揭，已经到了采取应对措施的时候了

《中国财富》：你有应对的建议吗？

王平：最近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他在谈到全球性金融危机时说，危机与金融业高管的巨额奖金有一定关联，因为奖金“刺激了高风险行为”，并认为，给奖金封顶的做法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奖金与长期业绩挂钩的机制。我觉得他的建议不仅值得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体会，也值得中国的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借鉴。

在现阶段国企领导人高薪的现实下，老总们的“高风险行为”往往会被激发出来，他们会不顾市场前景、只顾眼前效益，一旦卸任往往给继任者留下一个烂摊子，这就是老总们拿高薪的弊端所在。而斯蒂格利茨建议：“金融高管们的奖金应先由第三方托管10年，如果第二年、第三年，或第四年出现业绩亏损，奖金也将相应削减。”这种年高薪风险的规避方法的确值得中国借鉴。

因为这种方法为高薪带上了紧箍咒。就是说拿高薪者也要承担义务，也得与创造的效益挂钩，也得为企业的长期利益负责，也得保证企业持续性业绩的不断获取。否则，高薪也得减薪，也得半薪。如此一来，“高管们的奖金先由第三方托管”，就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带上了规避风险的紧箍咒。一能规避年高薪风险，让绩效“可见化”；二能检验高薪层的经营是否具备前瞻性、领导才能、决策能力，从而减少高薪高风险。

艰难试水的国企高管职务消费改革

本刊记者/胡雄

提及国企高管的薪酬,自然无法回避职务消费问题;而谈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企改革,老总们的职务消费就更成了绕不开的公众聚焦点。问题并不出自职务消费本身，而在于非职务消费纳入到了职务消费，因而成为我国国企始终没有解决好的老问题。

在记者表明采访意图后,国资委企业分配局、宣传局的多位负责人都有些为难地表示, 该司出台的《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中一些内容还在细化中，有关职务消费的话题存在争议,十分敏感,很多问题不便解答。

而２００６年６月的《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出台距今已近两年，推行之艰可见一斑。尽量在面世之初就被指大部分内容模棱两可，但令人欣慰的是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央企高管职务消费的诸多方面，货币化改革也已处在积极探索中。与此对应的是，地方国企高管在职务消费方面的不规范仍普遍存在，标准不细致、透明度偏低、漏洞比较大。

社科院研究员丁敬平博士告诉本刊，目前国内外各界在理论上对职务消费还没有比较科学、公认的定义和具体内容界定，在实践上也没有比较成熟、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做法。＂谈到解决之道，他和本刊采访的多位官员和学者都认为只有依靠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企业内部形成有效的监督、制衡、激励机制。他们的另一个共识是，这一切还要走很长的路。

有治有乱的消费现状

办公条件、公务用车配备及使用、通讯、业务招待（含礼品）、差旅、国（境）外考察、培训构成了国企领导职务性消费的主要内容。劳动工资研究所苏海南所长透露，由于国企高管有优厚的年薪，冒风险从职务消费中捞现钱的情况还不多，但他们的消费金额普遍过高，业务招待费更是其中最大的漏洞，长期以来一直为企业职工和社会各界诟病。

根据来自国资委的一份背景资料，在国资委管辖的近两百家中央企业中，多数企业负责人的职务消费没有作到完全透明公开，少数企业存在着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项目杂乱、支出随意、管理失控的问题。而这种现象在地方国有企业里更是司空见惯。

企业治理不完善，内部缺少行之有效的制衡机制，加上我国国企行业和地域分布广，企业情况千差万别，出资人准确掌握情况、合理制定措施、实施有效监管的难度很大，这一切导致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透明度普遍缺失。

本刊调查发现，不少问题是由旧的财务制度所引起的。目前仍有不少国有企业对高管职务消费实行预算制，因无法细化而导致里面有很多文章可作。很多国企的潜规则是采用企业预算总额不超、结构调整的办法来规避上级部门的审计。

一位企业财会人员透露，2007年曾有一笔达600万元的预算费用是用于该企业全体人员培训的，但企业负责人只安排占员工人数不到10%的中层领导参加培训，然后由这些接受了培训的领导回来再培训其他基层人员，最后实际花去的费用仅为100万元左右，剩下的大部分费用全部挪作了业务招待费，由于总额全部以培训费的形式统计，从而顺利通过了年度审计。

这样的擦边球长期以来被很多国企负责人打到了职务消费的诸多方面。由于改革的先行及国资委的督促，近两年间央企高管的职务消费规范了很多，但地方国企则落了后面。尽管省级国资监管部门不断要求清理这一块费用，制订管理办法，但由于财务及相关制度尚缺乏清晰界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导致“穷庙富方丈”、“放开吃随意报”的现象仍普遍存在。

高管们自己也有苦衷。一位在京出差的辽宁某市政企业老总抱怨说，他的企业现在还在执行老的差旅标准，每天费用是60元，这是参考公务员的标准制订的。但实际情况是，奥运临近，北京市四环内地下旅馆的房价都已接近百元。报销标准与实际状况的严重脱节下，遵章消费成了空谈。这位老总透露，在京一周时间里，共花费了3万余元，而回去后实报实销是“不成问题”的。

职务消费规范艰难探索

职务消费开始被正式纳入监管始于2003年11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

同年11月27日，《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出台；2004年6月，《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当时这两部法规体现了成立之初的国资委管人的经验和构想。

国资委于2005年8月首次公布了2004年度央企的考核结果，这是掌管近10万亿国有资产的众多央企老总们所经历的第一次大考。这完全是一场真枪实弹的考察，一系列意在完善国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体系的措施逐步生根壮大。

但是，被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改革却没有被提上日程，这在日后引起了更强烈的关注和呼吁。直到2006年6月7日，经历了大量调研而形成的《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正式公布，尽管只是给了企业一个信号，但它标志着职务消费规范终于艰难起步。

《意见》公布之初，国资委新闻处曾对媒体表示：“2006年底以前，中央及地方各国企将建立起规范职务消费的有关制度规章，并从2007年起严格实施”，但该处同时强调说“这只是国资委的工作目标”。

苏海南介绍，通过两年的改革，老总们职务消费有了很大规范，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一是监督机制仍存在很大问题。在《意见》中，对央企负责人职务消费的监督主要来自于企业党委（党组）及纪检监察部门，还有国务院国资委的监督（主要通过将企业负责人年度职务消费情况载入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管理手册上报国务院国资委）。从中不难看出，这种监督并没有让真正对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心存疑虑的普通百姓更多地参与监督。

在今年的两会上，就有代表建议：应该建立一个国资委、企业党委及纪检监察部门、企业职代会、外部独立民众相结合的监督机制，这样可以随时调整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改革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使职务消费改革始终处在正确的轨道上。

此外，相关人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都指出国企高管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在高管整体的激励监督机制中多少显得“头痛医头”。他们认为，系统地看待职务消费消费改革的问题，一定要放在国企改革与增强效率中看待。从整体激励制度来看，只有基本工资、福利、股票期权等中长期激励规范透明之后，再加上规范的职务消费，整个制度才是健全的。

国外经验之博弈

长期以来，国企似乎常常被建议学习美国等先进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可是在世通、安然事件后，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模式也一度开始遭到怀疑和攻击。因此，丁敬平博士认为，在规范高管职务消费问题上，国外经验值得借鉴，但也没有必要全盘拷贝，因为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探索解决模式的难题。

丁敬平早在三年前就完成了一份长达四五百页的《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绩效与薪酬管理研究报告》。在大量调研中，他对国外企业规范职务消费做了细致研究。

他告诉本刊，在国外成熟的专业人力资源公司的数据库里，保存着各种行业各种规模的不同层级的管理者的职务消费数据，借助这些数据及严格的审计，企业就能较为有效地控制高管的职务消费。

在美国，企业高管的福利和职务消费只在薪酬结构中占有很小的比例，而且会在合同中做明确说明。一些企业倾向于把职务消费计入薪酬制度，给有消费需要的岗位设立一定资金额度，打入到薪金中，无论赢余还是不足，全由支配者自己调整。

对此丁敬平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美国高管的薪酬就是一道减法题，先是给他一份足以吸引他的高额薪资，然后减去税收，再减去职务消费金，最后才是他实得的报酬；而恰恰相反，目前我国国企业高管的薪酬则是一道丰厚的连加法，即很低的薪水，加上各种名目的福利、津贴，然后再加上基本可以视作“管吃管住”的职务消费。

这个比喻的不乐观之处在于，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国资委为老总们设计的各种考核公式、限薪规则，都仅仅是在占老总全部收入的小部分上做文章而已。

其实即使成熟的国外企业，也无法完全控制一些职务消费中存在的弊病。如曾被誉为“世界第一CEO”的美国通用电气前高管Welch·J,在前几年的离婚案中就暴露出职务消费过度和滥用问题。这位CEO退休后从乘坐公务飞机到购买棒球门票，甚至是报纸和一些日常用品都无须自己买单。由于美国证券委员会并没有要求各公司披露高管的退休金详情，因此退休待遇恰恰是很多高管当初要求的激励手段之一。

当然这个个案离中国企业的情况还有距离，我国国企高管的当务之急，似乎还是首先解决退休前的职务消费问题。

                          广西德铝合资变局

副题：诚意获多名知情政府官员首肯的港资被“苛刻”投资者悄然取代；港方指责德胜铝业与个别政府官员合伙欺骗

文/本刊记者 胡雄

漫步南宁步行街，随处可见宣传河池的广告灯箱，灯箱的一面写着“河池，你不能不来的地方”，画面是一面东兰铜鼓，另一面的广告语是“宜州唱着山歌等你来”。河池对广西、宜州对河池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从桂北重镇河池市乘车，沿323国道往东，来到宜州市区西北的德胜镇德胜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萧条景象：车间里灰尘遍布，空荡得有些荒凉，连阳金泥（冶炼剩下的“渣滓”，但可二次提炼，提炼出纯度极高的赤金、银和镍）亦被人挖空变卖。德铝大道两旁的空地已被下岗职工私下划割后种上了庄稼，窘迫的生活把德铝职工生生逼成了农民。一个正在翻土的老人向记者证实了自己的职工身份后，念叨了一句河池当地流传颇广的俏皮话：“德铝不产铝，只产花生和玉米。”

面对此情此景，的确很难想象，这曾是一家拥有3亿固定资产的河池市支柱企业。更难以想象的是，德胜铝厂从一家市级支柱企业蜕变成一片“废墟”的竟是从一次国有企业改制开始的，而曾令德胜铝厂职工人再度燃起复兴希望的港资注资计划又因为河池主管官员的意外“变脸”而正在化成泡影。

短暂蜜月

河池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山区，丰富的矿产资源成就了河池境内大大小小的众多金属加工企业。广西德胜铝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铝公司）的前身——广西德胜铝厂就是它们中的翘楚。

德胜铝厂曾是一家国有企业，2003年底改制后，企业的股权由以苏盛华（现德铝公司董事长）、唐家民（原公司总经理，因涉嫌重大贪污渎职行为已被捕）为首的35名出资者代表所持有。企业刚完成改制后的2004年2月至同年12月间，德铝公司以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作抵押，分别向河池市工商银行宜州支行贷款8000余万元，向中国银行贷款2000余万元。2005年11月，该公司领导班子宣布企业全面停产，对职工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企业已无法生存。停产后的近3年里，企业为了还债而变卖了多个分厂的机器设备，截至目前所有车间已空空如也。

但德铝历年来多笔资金和财产的去向引起了德铝下岗职工的质疑。德铝职工告诉记者，他们曾多次发现个别领导半夜三更偷运设备出厂，烧毁不明帐本。随后德铝部分职工开始四处举报、上访，但等待他们的是多名领导的粗暴阻拦。职工和公司领导班子的矛盾开始激化。

2006年，香港菱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老板陈龙辉经友人介绍，开始与德胜铝业接触。经考察后，港方决定与德铝公司合资经营电解铝项目，主要利用德铝公司原有年产2.08万吨60KA预焙槽系列厂房及400亩土地改造为年产6.3万吨的230KA预焙槽系列。建成投产后，企业可根据发展需要扩建成年产电解铝12.6万吨的规模，可上缴税利1亿元以上，解决就业1000余人。

港方与德铝的合资项目很快获得了河池市经济委员会的准许和河池市商务局的批准，双方约定共同出资组建“广西德胜环球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作公司”），项目投资规模为3600万美元，注册资本为1200万美元，其中港方占70%股份，以资金形式注入，德胜铝业占30%，因停产亏损，以等价的厂房和设备入股；合作公司委任陈龙辉担任董事长，德铝一方派出苏胜华担任副董事长，唐家民为总经理，其他各主管职位由双方管理者分而据之，同时聘任了多位原德铝公司的技术、管理骨干。在合作公司全体员工第一次大会上，陈龙辉强调，合作公司将因地制宜地引入境外先进的企业运作模式，与德铝原来的管理会有所差别，但这只会更好地提升合作公司的管理水平，同时对员工提出了“吃得、玩得、做得”三点希望。

合作至此，双方尚且皆大欢喜。

赎地风波

旁白：德铝公司用作入股资本的土地不仅仅是被抵押，而是已经被抵债了！随后港方通过紧急打探才了解到，德铝土地的使用权早已由河池市拍卖中心进行过三次拍卖，因无人竞买流拍才判给工行抵债，而德铝公司及相关政府官员始终在隐瞒实情

合同签订后,港方相继向环球铝业公司汇入资金,用于支付日常开支、员工工资、项目设计费用、南宁办事处购买办公楼等费用，同时要求德铝方提供入股实物(厂房、土地)的合法权属证件等法律文件。但德铝公司却迟迟未作兑现。后经港方多次催促,德铝公司才于2006年10月份告知港方，因德铝向工商银行抵押贷款8000多万，土地及厂房产权证原件已抵押给银行，拿不出来,工商银行已向河池市中级法院起诉了自己。为谨慎起见，港方董事局研究决定，暂停大额的资金汇入,同时要求德铝公司尽快解决该法律问题。德铝当时一口允诺。

其实在合作初期，港方已对德铝公司的高额负债些许担心，因此在合同中特别注明“乙方（德铝公司）自行负责所有的债务”。而且在考察项目之初，德铝公司及河池市相关领导亦口口声声保证，德铝公司的负债绝不会影响合作公司的项目建设。

但土地被抵押的阴影并没有就此消散。陈龙辉认为，土地和厂房是开展技改项目建设最基本的要素，出了问题会对港方投资造成致命性打击。因此，在合同签订后的数次会议中，港方一再要求德铝公司尽快解决土地问题，且多次提出愿借资帮助德铝公司解决。但港方告诉记者，每当港方询问土地抵押相关情况时，德铝老总始终不愿交底，只是一再强调说：“土地不是你们的，你们解决不了，你先把钱拿来再说！”

港方亦曾多次向河池市经委等相关单位了解情况，得到的答案都是问题不大，请港方放心大胆地投钱进来。河池市经委等相关单位领导的“保证”使港方的心稍稍放宽了一些，认为问题应该是暂时的，于是，在继续敦促和交涉的同时，开始马不停蹄地进行技术投入，耗资几百万元委托东北大学设计研究院进行项目设计，后又委托权威检测机关对原旧厂房的砼强度钢筋腐蚀情况进行检测、改进……

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河池市中级人民的一纸民事裁决书令港方瞠目结舌。2007年6月15日，由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发的民事裁定书上赫然写着：“被执行人广西德胜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德胜镇三宗地（证书号略）的土地使用权作价28，600，448元交付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州支行抵偿债务。”

裁决书攻势的内容表明，德铝公司用作入股资本的土地不仅仅是被抵押，而是已经被抵债了！随后港方通过紧急打探才了解到，德铝土地的使用权早已由河池市拍卖中心进行过三次拍卖，因无人竞买流拍才判给工行抵债，而德铝公司及相关政府官员始终在隐瞒实情。

陈龙辉至此才隐约感觉到，他的投资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损失金额可能高达几个亿。

2007年6月20日上午，河池市政府牵头召开了双方公司的协调会，由河池市一个副市长亲自主持，除德铝公司领导班子和港方代表参加外，该市市政府副秘书长、经委、国资委、发改委、商务局的主要官员全部列席。

港方告诉记者，会上他们没有对德铝公司的隐瞒行为进行过多的指责，只是一再请求市政府协调出一个解决方案。市政府当时也承认，港方对技改项目是有诚意和信心的，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前景光明。此次协调会促使双方接受了如下解决方案：注册资本1200万美元由双方以资金和等价资产分三期同步注入，2007年6月30日前注入各自应承担注册资金的20%，9月30日前各注入30%，12月30日前各注入剩余的50%。

按照合作条款，港方在2007年6月30日前，迅速缴纳了第一期注册资金252万美元（含代德铝公司垫付的第一期注资，因德铝一方无力注资，协调方市政府希望港方垫付，日后归还，港方一心想尽快启动项目，因此同意垫资）。

为再次显示自己投资德铝的诚意，港方董事局经研究后决定，愿意为德铝公司出资回购被工行抵押的土地，以图项目尽快高效运作起来。他们随即向身兼河池市政府副秘书长、经委主任双重职务的韦海忠表达了这个愿望。韦海忠当即表示支持，且代德铝公司承诺一定在9月30日前把土地过户到合作公司名下。

随后港方找到工行，向该行风险管理部再三争取后，工行同意合作公司在德铝公司的协助下代其依法回购这部分土地。工行同时希望合作公司能正式挂牌并登报，表示走了这个法律程序才算具备回购土地的条件。

突生变局

旁白：目前，合作公司留守的员工和港方老总一道在苦苦坚持着；德铝公司领导班子和河池市经委正计划让新的投资方再次进厂；德铝职工正在私下通气商讨，他们决心继续“保卫德铝，不让苛刻的投资者进厂”

2007年7月20日，经过一波三折的合作公司终于正式举行了挂牌仪式，南宁市政协、河池市政府主要官员、数位香港和国外友人及合资双方出席了仪式。当天德胜环球铝业公司门前流光溢彩，火爆的舞狮表演搅动了整个现场的喜庆气氛，但此时的合资双方显然已经各怀重重心事。

9月上旬，港方再次前往工行商谈具体回购事宜并拟将1000余万元购地款汇入工行账户。但此时该行却突然变了卦，拒绝合作公司回购土地。当本刊向该行的工作人员询问银行变卦的原因时，没能得到明确的回答，而港方提供的说法是，当时经港方再三追问，该行某领导才透露说，是因为经委主任韦海忠打来招呼，不准工行将土地卖给港方。

港方震惊和困惑之余，随即赶往河池经委拜见韦海忠，却数次寻不到人。再与德铝公司的主要领导苏盛华交涉，苏却三缄其口不愿多谈，只是请港方再去找韦海忠。港方多名负责人向记者证实，当天苏曾暗示：只有让港方一位相貌出众的女主管独自前往，或许才能办成事。此建议被港方断然拒绝。之后，港方又向河池市多位领导提交了请求市政府协调解决此事的紧急报告，但至今音讯全无。

之后的半个月接连发生了多宗令港方始料不及的事情：受聘于合作公司的原德铝人员纷纷辞职，且扣押了结汇证等多个重要证件、印章。接着港方又获悉，此前的几个月里，德铝公司一直在经委主任韦海忠的协调下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方，目前已与当地一家有色金属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进入9月，韦海忠授意该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先向工行购回土地，资金由新的投资方垫付，计划待新的投资方成功进厂后，再通过特殊安排由他们购回土地，以此规避土地交易的正常程序。谈及此事，知情的德铝职工总会破口大骂。

港方在讲述事件经过的时候，用了数个“不敢想象”来形容当时的震惊。随后他们立刻向河池市政府递交了汇报材料，但仍未见任何答复。9月27日，港方再次前往经委，被该处工作人员告知，主任韦海忠和该市正副市长已经到自治区人民政府汇报德铝的情况。这令港方再次看到了希望，觉得事件最终还是得到了河池主要领导的重视。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该市领导从自治区汇报回来后的9月29日，德铝公司便召开了全体出资者代表会议，决定中止与港方的合同，并宣布与其他公司合作。第二天傍晚，德铝公司某部门主管带着手下从一部车子冲下来，拆除了受法律保护的合作公司的招牌及标志。而此时，一名尚不知情的港方主管正在赶往德铝的路上，他不辞辛苦急于带回来的，是一份旧厂房安全检测的报告。报告显示，德铝旧厂房存在极为严重的安全隐患。

10月8日，港方接到德铝公司落款标注为“9月30日”的中止合作的通知。通知宣称，因港方“没有落实项目建设资金，严重影响我公司技改项目进展”，德铝决定退出合作。

陈龙辉随即赶往德铝公司交涉。多名知情人证实，当天的交谈刚刚开始，港方人员就遭到了德铝公司副总经理杨用汉的辱骂和威胁。杨声称：“砸你的牌子怎么了，在土地过户给你们之前，我就是把整个德铝给炸了，你们也管不着！”为保证人身安全，港方只好无奈撤离。

不久后，合作公司的办公室被德铝公司断水断电，签约员工被赶出了设在德铝内部宾馆的宿舍。此时，德铝生活区的几位下岗职工伸出了援手，主动把自家的房子租给合作公司用于办公。作为房东的职工告诉记者，德铝公司相关部门曾要求港方租赁的房屋缴纳双倍水电费，被该职工坚决拒绝。

港方始终没有放弃合作公司的运作，在人身安全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着技改项目的筹备工作，只是他们从此不得不增加了四处申诉求助这项工作。但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和河池市政府相关官员正面接触，闭门羹吃了一个又一个。而在此期间，河池市政府却积极地召开了德铝公司和新投资方的协调会。为了让新投资方顺利进厂，10月29日，经委主任韦海忠带领国资委、劳动局的主要领导亲赴德铝召开职工说明会，对敌对情绪高涨的德铝职工劝导了整整一个上午。

2007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招商局发函，要求河池市政府对德铝事件进行调查核实。德铝公司在提供给本刊的《关于我公司终止与香港菱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的情况汇报》（以下简称《德铝汇报》）上称：“河池市政府对此非常重视，立即组织从国资委、商务局、法制办、招商局、工商局抽调人员到我们公司调查，我公司也如实作了汇报。”而港方却告诉本刊，至今也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向自己一方了解过情况，数个月来他们始终处于被地方政府回避的状况之下。

目前，合作公司留守的员工和港方老总一道在苦苦坚持着；德铝公司领导班子和河池市经委正计划让新的投资方再次进厂；德铝职工正在私下通气商讨，他们决心继续“保卫德铝，不让苛刻的投资者进厂”；而广西区招商局，则始终在高度关注着河池市政府迟迟没有上报的调查结果。

职工举报

现在的德铝生活区犹如一座空城，即使周末，部分街道也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傍晚时分，一些人家下楼来烧火做饭，袅袅的炊烟才会让人感到几分生气。下岗职工告诉记者，现在河池地区的液化气要120多元一罐，而职工的低保收入被厂里扣除后只剩下200多元，因此他们只好到附近的山上打柴，在现代化的居民楼下生起了炉子。

从2005年企业全面停产至今，德铝的下岗职工便一步步陷入困顿，青壮年职工大部分已经到外乡打工谋生，下岗和退休的老职工则只能留下来守望他们为之奋斗多年、现在却空空如也的厂区。

当记者向德铝公司领导班子询问为什么职工与管理者会处于对立状态时，该公司领导首先要求记者确认“发泄不满”的职工是否真的是德铝的人，接着又强调闹事的只是个别不懂政策的老职工而已。但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尚生活在厂里的职工，还是到外地打工或因怕被领导报复而定居他乡的职工，对德铝领导班子普遍存在不满情绪。近两年里，德铝职工因上访举报已经名满河池。走访过程中，记者惊讶地发现，相当一部分职工的家里存有各类举报材料。“疯狂变卖德铝所有财产并抢夺瓜分”、“半夜偷运设备出厂贱卖”、“工会主席指使打手殴打报复职工”……类似的举报材料在记者面前堆成了小山，一份份有着多个物证人证的举报材料令人触目惊心。

近年，数名德铝高管不断被双规审查。2007年夏天，就在合作公司挂牌仪式刚刚结束不久，担任合作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原德铝公司总经理唐家民及多名德铝高管便被宜州市反贪局羁押，剩下德铝公司董事长苏盛华继续操持公司业务。

矛盾症结

旁白：双方矛盾的症结表面上看是彼此怀疑对方的投资实力，但只要仔细分析两年来双方合作中的种种走向和细节，就不难发现，症结绝不仅止于此

德铝公司董事长苏盛华接受本刊采访时，直指港方拿不出钱投资。而港方则声称，他们不愿大额注入资金，是因为怀疑德铝土地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入股，而被迫采取的投资策略调整。双方矛盾的症结表面上看是彼此怀疑对方的投资实力，但只要仔细分析两年来双方合作中的种种走向和细节，就不难发现，症结绝不仅止于此。

德铝公司出具的《德铝汇报》称：“双方刚开始洽谈的合作项目是12.6万吨电解铝技改项目。港方提出由于其资金量有限,投资12.6万吨项目难以解决资金问题,故考虑改建6万吨电解铝项目。”但记者从广西环球保护科学研究所得到的说法是，该所出具的“广西德胜铝厂环保治理电解铝节能技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只批准了德铝6.3万吨规模电解铝技改项目,而非德铝公司所说的是因为港方的资金量有限，缺乏投资实力。

港方介绍说，公司董事局一直要求合资公司在项目建设方面要按照国内的法律法规及规范要求实施,特别要保证项目施工生产安全，选择项目工程施工单位必须采取招标方式，不能由某一个人随意介绍或指定。比如去年夏天对旧厂房进行改造时，港方曾一再要求对旧厂房承载使用进行检测，而德铝方则认为无须检测。选择施工单位时，德铝公司董事长苏盛华、总经理唐家民指定要七冶公司和十一冶公司来施工（知情人向记者透露，这两家施工单位与德铝高管已是老关系），而港方却坚持要进行公开招标，最后港方的意见占据了上风。

财务管理方面,港方要求按照内地的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的规定进行管理，对资金使用监管都按照合资公司的制度进行操作,对合资公司的证照及印鉴管理实行制度管理，要求将证照、印鉴及相关法律文件由合资公司统一管理使用；而德铝方却认为应该由他们单方面来管理、保管。

采访中记者发现，与对本厂领导的敌对态度比起来，德铝职工似乎对港方和合作公司更抱好感和希望。不少职工的举报材料，都拿合作公司能带给下岗职工的福祉与新投资方的苛刻加以对比。

接受记者采访时，河池市政府多位了解德铝合资内情的主要领导亦对港方投资的诚意予以了肯定。该市市政府副秘书长欧孟华向记者坦言，虽然合资双方在交流上存在障碍，但港商非常有诚意，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多方串谋？

接受本刊采访时，陈龙辉断言：“德铝公司和个别地方政府官员根本就是一直在合伙骗我们！”而记者走访中所获悉的一些事实表明，河池市政府一些官员的行为的确令人费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章第14条明确规定：“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但合作初期，德铝作价出资的正是已被银行抵押的土地和房产，而且和河池市政府一道向港方承诺自己公司的负债不成问题。

《德铝汇报》称，德铝公司曾“于1994年至1997年间以土地作为抵押贷款建设两期技改项目，停产后无力偿还”。但记者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得到的信息显示，德铝公司实际上是在企业改制刚刚结束的2004年2月至12月近一年时间里，频繁分批从银行贷款一个亿，最后一笔贷款办完后不久，企业宣布全面停产，负债一个多亿。而又正好是这一个亿的资金去向问题，成了德铝职工多年来不断上访的内容。据记者了解，合作初期，德铝从未向港方吐露真实负债情况。

2007年6月20日，河池市政府为双方举行的唯一一次协调会后，市政府向港方传真了会议纪要。港方发现，该会议纪要与当天会上实际达成的内容有很大出入。比如，虽然港方早已再三以购房合同澄清了相关房产始终在合作公司名下，但纪要中仍标注着“265万元用于港方个人购房”。当时负责整理会议纪要的市政府某秘书接受本刊采访时承认，会议纪要曾给德铝公司拿去修改后才传给港方。

2007年年底，由河池市人民政府作为协调方召开了另一次协调会，会议持续了数小时，会上个别官员向并不积极的新投资方许以了诸多优惠政策。而与此同时，港方正在四处苦苦找寻参会的数名政府官员而未果。

河池市政府官员对企业的过度热情亦引起了德铝职工的不满。德铝职工向本刊提供的实况录象显示，经委主任韦海忠等领导2007年10月29日在德铝召开职工说明会时，会议室楼下聚满了抗议的职工，纷纷指责韦海忠对德铝事务干涉太多，且明确质疑当中涉嫌存在权钱交易。录象中韦海忠似乎也颇感委屈，抱怨说：“我在德铝最多吃你们几块肥肉，德铝扣肉好吃，多吃几餐是真的，得过你们什么东西？（我）为德铝还不够忙呀？昨天我本来可以在南宁博览会（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打扑克的……”

据知情人透露，当德铝和港方的合作尚未崩溃之时，韦海忠已经开始为德铝四处找项目，并具体授意和策划了新的投资方回购土地。而另一边，记者从港方口中听到最多的却是他对港方的求见总是避而不见。韦海忠对此给出的说法是：“他们根本就没来找过我嘛，只会到处去告状！”

2007年下半年，几乎所有和港方打交道的河池相关部门也突然向港方关闭了大门。先是工行拒绝了港方回购土地的申请，不久后的9月30日，亦即德铝公司单方中止合资之时，因被解聘的德铝人员韦师声称他保存的结汇证丢失，造成合作公司自此无法正常结汇。随后,合作公司几次向河池市中心支局外汇管理科汇报此事,且表明港方要继续投资，合资公司要正常运作,请给予支持,该处给出的答复是，港方须向河池市中心支局提交报告。当港方按照要求向河池市中心支局提交了报告之后,河池市中心支局却批复说：“我中心支局已向企业颁发了外汇登记证,此事已超过我局的管辖权限范围，请市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解决。”根据该答复，港方向该科负责人再次申明了情况，该科负责人又要合作公司登记挂失。而当港方按照要求于2007年11月23日在《河池日报》上登记挂失后再次提交补发外汇登记证的报告时，该科却答复说，已请示局领导，局领导说不能补发，要港方找市政府协调，只有市政府同意补发，才可给予办理。如此几番周折，导致港方大量的外汇进不来，最后港方只能借钱支付合作公司员工的工资。

设在德铝生活区居民楼里的合作公司办公室仍在继续运转，办公桌上，堆满了一份份项目策划书：“计划用7个月完成项目全部投资，力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使项目总生产能力达到年产30万吨电解铝的水平，第一期计划安置70%的德铝下岗职工，第二期投产后所有的下岗职工可全部得到安置……”

陈龙辉告诉记者，港方对项目有着明确的定位和规划，目标是让合作公司上市，而之前一切规范的项目运作、公司管理，都是按照上市的标准来严格要求的。他同时表示，港方不会放弃河池的项目。

而此时，德铝的职工们正在私下集体商量着与该公司领导班子及个别政府官员进行最后一搏，因为在该公司尚未公开的员工安置方案上，清楚地写着令千余德铝下岗职工不寒而栗的几个字：德胜铝业，择机注销。

（编辑 张由存）

提要：进城务工者用简单却沉重的劳动换取微薄的报酬，可是他们和身边城里人的生活却仿若隔世。没有时间休闲，没有财力消费，加班，成了他们最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多劳多得，绝不是进城务工者们主动超时劳动的真正原因。劳资力量强弱悬殊、劳动力过剩，令这个失语的群体只能埋下头去压榨身体、自我剥削。

打工者缺乏自我保护手段，更缺乏真正有效的维权机构的大环境下，完善相关制度、加强监管、令资方违法成本高于获益，似乎才是遏止工人超时劳动的破解之道

中国式“朝九晚无”

副题：工作没有保障，基本工资过低，迫使工人只能默默忍受超常加班要求或主动“压榨”自己

文/本刊记者 胡雄

经济高速飞跃着的当下，GDP的急速增长和财富神话的衍生背后是打工者的血泪和疼痛。这股延续了近20年的打工热潮背景下，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者们出生背景相同，城市梦想一样，流动轨迹相仿，生活场景类似，加班动机雷同，甚至，连死亡都如出一辙……

打工者的中国式“朝九晚无”，暂时愈演愈烈。

夫妻上班地点不足两公里，却半月不曾谋面

旁白：他们是一家来自安徽的外来务工者，超常的加班占据了一家人所有可能享受天伦之乐的时间，妻子只能通过女儿的转述了解丈夫的近况，儿子因为长时间见不到父亲，而与父亲生疏了

2007年12月5日晚10时，北京海淀西四环四季青桥西北角某民工房内。

屋子里只有一张大床垫横在中间，脸盆、油瓶、鞋盒等家什凌乱地摆放了一地，没有电源，更令人感觉初冬的寒意甚于户外。可是此刻屋子里一大一小的姐弟俩却在兴致勃勃地嬉闹疯跑，姐姐徐秀霞一会把应急灯的光照到这里，一会打到那里，4岁的弟弟闹闹就兴奋地随着光线东奔西跑，他们的妈妈刘珍在屋内一角烧饭。

10时30分，刘珍叮嘱女儿秀霞等爸爸回来后告诉他吃锅里的菜和半张烙饼，之后把一双儿女反锁在屋子里，临出门前向记者说了自己的去向：到厂里加班。从晚上9时30分，回到家中做饭，她刚好逗留了一个小时。刘珍向记者透露，自己已经近半个月没见过同样在工地上加班的丈夫徐富春了。夫妻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多日不曾谋面？记者一直疑惑着，直到了解了这对夫妻的北京打工生活状态之后才明白：还是因为加班。

老徐来自安徽池州的国家贫困县石台，于2004年底进京务工，妻子刘珍带着一双儿女于次年追随而来。3年的漂泊生活下来，夫妻俩工作的内容一直没变过。近几年北京海淀区新开了大量楼盘，老徐以前在老家当过架子工，其他工种也还熟练，所以一直辗转于海淀的一些工地，平均10个月换一个施工队。刘珍的工作倒还稳定，从2005年到现在一直在颐和园附近某家制衣厂打工。

老徐是上个月才来到西四环边的这个工地打工的。此前，老徐随30余个安徽老乡到中关村附近装修某大厦内的商务会馆，从5月一直干到11月工程验收后，承包公司却只支付给工人30%的劳务费，根据以前的经验，老徐觉得讨回剩下的工钱可能遥遥无期，因此赶紧找了这份新活计。工程是包工头顾某从海淀的一个建筑公司转包来的，老徐和工友既没有与建筑公司签约，也未与顾某个人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几十个务工人员没有严格的出勤情况记录，更没有编制工资表，每月1200元的工资完全出自口头约定。

老徐还给工头顾某送了烟酒，希望自己的工作量比别人大些，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春节回老家过年时不至行囊空空。送了烟酒后，顾某答应每月给老徐加300元工钱，条件是随晚班工作到10点下班。老徐似乎把这300块当成了外财，却从没计算过自己的“性价比”。

刘珍的北京生活也一直被加班全盘占据着。近两年她所在的制衣厂规模不断扩大，生意、名气与日俱增，刘珍见证了它的发展，也渐渐习惯了“自愿”加班这件事情。她在没结婚前参加过缝纫技术培训，在安徽老家也当过制衣女工，据同厂的老乡讲，刘珍算是数一数二的熟练工。可是她来北京的服装厂打工后做活就开始变得吃力起来。

刘珍说，自己刚来北京打工的时候就常常为做不完活上火，开始时认为是自己的手艺不行不适合做北方服装，可是后来却逐渐发现，厂里定的工作量总是超出力所能及，但是却超得“恰到好处”，让工人能在身体行将坚持不住的时候刚好完成任务。

就比如该厂在近期接的这批贴牌加工的西装订单，客户要求很高，很多细节都必须手工处理，任务又急。根据老板的规定，每天每人需要赶出8件，少完成1件扣15元，每月被扣工资达500元以上作开除处理。但是刘珍告诉记者，熟练工做这样的活，正常每天最多能赶制出4-6件，人平均出活量为5件，在正常的8小时工作时间里是不可能完成8件的，不加班的话，每天欠交3件，一个下来差不多就刚好要被扣除工资500元左右，就可能被开除。而如果加班的话，又刚好能在半夜之前做完这3件的量，不至通宵达旦。可是这样一天下来，工作时间往往已经高达15个小时了。而如此费时耗力的劳动是没有任何报酬和赞扬的，反而倒好像是女工们应尽的，因为她们“没完成规定”。

该厂的一些从河北、河南等新来北京的小姐妹时常会偷偷来找刘珍“取经”，她们很是苦恼为什么自己总是完不成任务，想知道刘珍是不是有什么赶活儿的诀窍。每到这时，刘珍总是苦笑地告诉姐妹们：“还是尽量往出赶吧。”老实的刘珍不想向工友说出她发现的实情，因为“说了也没用，你不做了立刻就有想做的换上你”。可是最后她也忍不住向记者抱怨：“这不就是在变相延长劳动时间吗？”

通过近一个月的暗访，记者发现，这家制衣企业内员工常常加班到午夜零时，多个生产车间的员工每月加班天数均在15天以上，平均日工作时间均达到或超过12小时，每月完整的休息日只有1~2天，个别车间的女工甚至整月无休。而多位工友向记者证实，该厂从未向工人支付过加班费。

从11月底开始做这批西装，刘珍就没有休息过一个周末，到后来只好住在厂里。她只能在晚上8时前后从厂里跑回来做一顿饭再赶回去做剩下的活计，而此时老徐还没从工地下来。所以尽管夫妻二人每天都在相距不过两公里的地方各自忙碌，却长达数天无法见面。每次刘珍晚上回来做饭时，总是不停地向女儿秀霞询问丈夫老徐头天晚几点回来的、吃了什么之类，然后在女儿的讲述之后或欣慰或担心。这一家四口共同的念想，就是期盼着时间过得快一些，早回安徽老家过个团圆的春节。

夜已深，记者起身向与儿女一起独守寒居的老徐告别。老徐把着手教小儿子闹闹说再见，而闹闹似乎和爸爸不甚亲近，挣脱出去跳到床垫上继续玩耍。可老徐对自己的儿子似乎已经很满足，他说在头两年，因为自己总加班搞得儿子认不出他，那一刻才真正让他觉得有点难受。

工作没有保障，迫使打工者集体失语

旁白：国家统计局的权威调查显示，中国进城务工者日工作时间长达11小时，每月工作日超过26天，而面对超常的加班要求，他们一般选择了默默承受，因为他们担心因表达不满而丢掉工作

徐富春、刘珍的城市生活，无疑是当代中国亿万进城务工者的缩影。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人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这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个官员在2007年向媒体发布的信息。他同时透露：“在多个行业里，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早已经全面超赶日韩。”

上海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2006年共查处超时加班单位2000多户，涉及劳动者18万人，累计超时900多万小时。2007年，这三组数字都在成倍上升。

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近日完成的一次农民工问题专项调查显示，甘肃省进城打工者平均每周工作6．59天，平均每天工作9．52小时。超过一半的打工者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近七成的打工者每周7天都要工作。

而这一现象在珠三角一带的“世界工厂”中则更为普遍。

据国家统计局的权威调查，我国进城务工者日工作时间11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6天。76％的进城务工者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加班工资。有些企业甚至通过扣留部分工资做押金，强迫进城务工者加班加点。

目前国内相当多的单位都在以员工是自愿加班为由，逃避劳动部门的监督检查。如一些企业把劳动定额定得很高，即使是手脚非常利落的工人，也难以8小时之内完成劳动定额。完不成劳动定额，就拿不到基本工资，于是为了多挣点钱维持生存的工人们只好被迫“自愿”接受加班，有的甚至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企业这么做，一方面是变相延长劳动时间，压低人工成本；另一方面还规避了以更高的单位时间工资支付工资的法定责任。与此同时，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本就属于弱势一方，加之工人害怕丢掉饭碗，往往对超时劳动、对违法加班加点忍气吞声，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很少有合法权益被侵害的劳动者去相关部门投诉，因此，更加纵容了某些企业的违法行为。但在这些地方，却鲜见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执法身影。

进城务工者的超时劳动，可以让一些企业在一定时期获得经济利益并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但对个人、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都有着巨大的危害性，眼前的短暂利益换回的只是透支的未来。

2006年5月30日23时59分，端午节的前一分钟。在经历四天连续高强度工作54小时25分钟之后，来穗务工的四川籍女教师甘红英猝死在海珠区鹭江的一间出租屋内，年仅35岁。

2007年7月10日中午12时26分，工人罗永东猝死在中山市三角镇千色时装厂一楼的电脑绣花车间，而当时几十名工人正在忙碌。从监控录像来看，罗永东晕倒2分钟后，才有一名女工注意到他。而就在罗永东死前5天，距三角镇40分钟车程的中山小榄镇上，他的四川泸州老乡张明棣也在长时间加班后离开人世。罗永东25岁，张明棣27岁。

2007年9月2日，在南昌某工地打工的陆姓男子因为连续加班过于劳累，请假回乡养病，在长途客运车上停止了呼吸，落叶没来得及归根。

……

尽管《劳动法》里对劳动时间有明确的规定，尽管劳动执法部门也经常“突击检查”，但超时加班却屡禁不绝、常查常犯。面对激烈的竞争，进城务工者不得不在现实的压力下“自愿加班”，作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往往很难得到保护。公众对早逝打工者的一句“但愿天堂没有加班”令人动容，但仍在用透支生命换取薄薪的打工者们更应该被关注。

底薪过低，工人只能选择“主动”延长工时

工人接受超时加班，实属无可奈何。

据广东省总工会所作的调查，珠三角76.3％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而他们的生活成本却达到每月500元左右。调查表明，珠三角地区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13.2％的进城务工人员入不敷出，63.2％的人没能攒下多少钱。为了挣钱，为了多挣钱，他们只能加班。

据报道，已对“超时加班”实行严管的深圳，有关劳动部门在查处超时加班的企业时，却两头不落好，企业管理者认为：“如果严格按《劳动法》办事，企业赚不到钱。”而受到劳动执法“保护”的许多劳动者也说，只要老板给工钱，他们宁愿加班，因为“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

为什么作为受益方的工人也不赞成该措施出台？一位四川农村到深圳的打工者给了一个答案，他说：他的月工资底薪只有600元（深圳市政府规定工人最低工资为590元），但月收入能拿到1200元左右，另外的600元靠的就是每月的加班。因此，“只要给钱，我们愿意加班。”

尽管低工资现象与我国大量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因素有关，但政府在解决低工资问题的偏差，以及各地的法定最低工资额度偏低，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据统计，近10年来，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5倍。以天津为例，天津市1994年开始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为210元，9年间经过8次调整，到现在为每月530元，仅增加了1.5倍。而最低工资往往是外来打工者工资的参考，由此可见他们工资水平之低。这里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担心若把最低工资数额定的高一点，会使资本抽逃不利于当地经济增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低工资政策是政府与企业达成的一种妥协，而劳工利益则成为了牺牲品。

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超时劳动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低工资问题，解决的方案不妨就从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入手，或者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水平与国内平均工资水平同步增长的政策，以解决一些工人主观上愿意加班的问题。在此前提下，严禁“超时加班”方能贯彻实施下去。

监管部门被动执法，给企业留下操作空间

旁白：相关法律规定不够具体和劳动监察部门“守株待兔”的执法方式，给用人单位变相延长工时，公然规避法律约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目前，被迫加班等劳动者合法权利受侵害的现象已引起舆论高度关注。

采访中，很多被访者认为我国目前制度保障存在缺失。由于企业处于强势，进城务工人员处于弱势，劳资方的博弈中，打工者既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手段，更缺乏真正有效的维权机构，加之制衡机制的缺失，致使劳动者合法权利被随意侵害的问题很难得到彻底解决。

但事实上，我国的《劳动法》和相关部委出台的规定，早已确立了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加班必须得到工会和劳动者同意，每日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的制度。但与此同时，《劳动法》已经实施了10多年，相关规定目前看来仍需细化。比如，每周加班时间超过36小时是否就应该增加雇佣人数，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工作量没有具体的界定，使得企业可以轻易规避掉法律法规的约束，对人力资本进行掠夺式开发。只有完善的法规和有力的监管执行，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保证。

另外，劳动保障部门的监管不到位也给用人单位随意侵害工人的权利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劳动者是分散的个体力量，在劳资关系中天然地处于弱势，根本无法对抗用人单位。劳动者维权的根本出路在于政府强化对用人单位的监管，而不是靠劳动者个人的努力。为此，劳动监察部门就更需要加大监察力度，使得那些企图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超时加班来获得非法利益的企业有所忌惮，使得他们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高成本。

我国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10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履行下列职责：（一）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督促用人单位贯彻执行；（二）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三）受理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举报、投诉；（四）依法纠正和查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第11条规定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事项，其中第5项为：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该条例第14条还规定：劳动保障监察以日常巡视检查、审查用人单位按照要求报送的书面材料以及接受举报投诉等形式进行。

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劳动保障部门有责任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责任对用人单位是否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情况实施监察。而且，劳动监察部门应该主动进行监察，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而不是被动地等着劳动者的举报投诉，再根据举报投诉去检查和监督。

“我们只有在完善法制、确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和增强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等诸多方面，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有效地遏制超时劳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部长谷常生的一席话或许能让老徐、刘珍们看到一丝结束“同城分局”生活的希望。

（编辑 张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