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这两天北京出奇地寒冷,但是这仍然难以阻挡文学“年度总结”隆隆的脚步声和企图为每年的文学“收成”做报表的急切的心跳声。
在一个社会分层激荡以及全媒体和自媒体(博客、微博、直播)时代,似乎无论是诗人的人数还是诗歌的数量我们都有难以置喙之感。当我们从诗歌的茫茫大海中企图“钓”几条“鱼”上来,谁能够保障这些鱼就最能够满足各种人的“胃口”?诗选无疑具有一定的“史料”意义,“五四”过去没几年,刘半农和朱自清为了编辑文学选不得不上街去淘那些刚刚诞生没几年就成了“古董”的诗集。而1980年代以来,诗人不仅直接参与了诗歌运动、诗会、笔会、诗歌奖、诗刊、诗选、年鉴,提出诗歌概念等,而且干脆有的诗人自己开始了新诗史的写作工作。自1990年代以来,众多出版社都推出了各种诗歌年选和诗歌年鉴(如漓江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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