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在三个月之内，胡图族人杀死了大概80万到100万的图西族人，是三个月的时间死了将近100万人，凶器是一些大砍刀跟狼牙棒，这很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被忽略，但是又最残暴的一桩大屠杀。
这个屠杀的发生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这两族人是混居在一起的，他们很多就是邻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老师跟学生，是医生跟病人，是这样一个关系，是公司里面的伙伴、同事，学校里面的同学。一夜之间，政府告诉胡图族人说图西人是坏蛋，你们拿起武器，然后军人来了发武器给他们，去把他们统统杀光。
这忽然间在你隔壁的，就坐在你身旁的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就拿起了刀砍向了你的头，然后他们会怎么砍法呢？他们会把一个家庭的父母都砍死，而砍死的这些凶手里面包括一些女人。这个其中有一位胡图族当年的凶手，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后来回忆她怎么样杀死一个邻居的小女孩。她说既然她父母都死光了，我就只好把这个小女孩也解决了，要不然留下她，她不是更痛苦吗，我也是为了她好。但是她还记得那个小女孩被她的刀子砍下去劈她的头之前，那个惊讶的哀求的眼神。
在这场屠杀里面还有大量的轮暴事件，这些轮暴事件有时候是这样的，是一群凶手逼着一个家庭，要这个12岁的小孩当着全家人的面去强奸他自己的妈妈。然后跟着把刀交给这个小孩，叫他把他全家人都杀光，只剩下他这个妈妈，然后他妈妈再在这个小孩面前被这些凶手一个一个去轮暴。
为什么我们人类可以犯下这样的错误，当我们大部分人在面对这样的图景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至少我们不会干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这场屠杀的教训就是原来非常平静，种族关系不算特别紧张，就你的好朋友，你的好兄弟，你的好邻居，居然可以一夜间就变成这样一个残酷残暴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这几年来相当受重视，非常重要的着作《路西法效应》，副标题叫做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这本书的作者叫做菲利浦·津巴多。这位作者现在是全世界心理学界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心理学家，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有名，是因为他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做过一个实验，那个实验后来几乎没有人敢原样的重复再做的实验，就是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他去找了一帮志愿者都是一些学生，过来愿意做一个研究对象。这个实验基本上就是在学校的校园里面把一个教学楼改装成一个监狱，布置成一个监狱环境，然后这些来受实验的学生经历一个非常逼真的逮捕过程，还真的是有地方警察帮忙的一个逮捕过程，把这些志愿的这些学生抓进来。抓进来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些被抓进来的学生就成了囚犯，而另一些学生是随机的被选择当这个狱警，然后就关两个礼拜。
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看在这两个礼拜之内，这些原来都是普通年轻有为的大学生、研究生的这些好孩子们这些年轻人们，当他们有些人扮演囚犯，有些人扮演狱警之后，双方的互动会怎么样，这个环境跟这个制度又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结果这个实验的结果非常骇人，乃至于这个实验根本还做不到一个礼拜，就要被迫终止。
后来成为全世界一个着名的新闻话题，无数的新闻媒体、电视剧、电影都曾经重复的演绎这个故事，而当年那个实验对他的所有的参与者，包括这位津巴多教授，对他们都造成了很重要的影响，固然使他们出名，可是也使他们一辈子背负一个良心上的罪责。
这个实验到底是怎么回事？里面到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答案就在这本书。这本书是这个实验结束了三十多年之后，这个教授才重新整理，根据当时的笔记写出来，而在这三十多年之间，他已经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可以回答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为什么卢旺达大屠杀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研究，他其实要指出的一个主题非常简单，这个主题就是人为什么会变坏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我们说他杀人，比如说前一阵子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去校园里面屠杀一些无辜的小孩。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些坏蛋、这些坏分子他残暴不仁，他太没有人性了，仿佛我们把罪恶当成某种人的特质，我们把残忍当成某种人的性格。
这时候呢，对我们来讲好像舒服一点，我们平常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治安的方法就是把少数坏分子隔离开去，知道有谁会犯罪，我们就先抓他。这以前讲犯罪学很讲究这点，就看什么人像是犯罪分子。可是呢也有一些学者从完全不同的路径来探讨这个课题，这就是社会心理学。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讲法，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会变得很变态并不是这个人的性格特质的问题。相反的一个非常善良的平常非常温厚的人也可以是个凶手。在纳粹大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些故事我们早就听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什么，是一些情景，是某种的情景，某种的环境，某种的背景使得一个人为恶，使得一个人忽然堕落，堕落成为撒旦，所以这本书叫做《路西法效应》。路西法Lucifer，撒旦的另一个名字嘛。
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觉得这本书很震撼的地方，就是这个研究是很有名的，很多人听过。但是我第一次这么仔细的知道这整个研究的过程。原来在1971年他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你就会一步一步的看到这些学生，这些原来很纯真的学生，怎么样忽然之间有人适应了囚犯，有人变成了魔鬼般的狱警。
请记住这个年代，正好是美国六十年代火红年代之后没多久。这些学生全部都经过嬉皮士运动的洗礼，喜欢爱，喜欢做爱，反对战争，喜欢大麻，喜欢旅行，爱好和平，对所有的权威对所有的建制都抱着一种天然的反动跟不满。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几天之内就会变成那么顺从某种体制，比方说这个监狱的体制，那么顺从的扮演这个体制安排给他们的角色呢，答案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接着说。
二
我们今天继续接着说1970年代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的监狱实验，在那场实验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在实验开始的第一天，几乎所有人就已经开始进入角色了。那么这个角色的安排是怎么样，我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这本《路西法效应》，作者菲利浦·津巴多。
他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首先所有的囚犯进到进到监狱之后，都要赤裸身体接受检查，然后换上一个囚犯的制服。跟着他们要开始报数，就每人安排一个号码，比如说1609啊，这样给他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这就表示从现在这一刻始你不再是你原来那个人了，你只是一个囚犯，你被赋予了一个新名字，而这个名字就表示，你被剥夺了你原来的背景跟人性，进入了这个体制之内。
然后，这个几天的实验里面，他们反复的要求这些假装是囚犯的学生，不断的要报数说自己是几号几号，就是要加强他的印象，让他知道你已经不是学生了，你甚至不是在做实验，你是一个真正的囚犯，你所拥有的不是一个有姓有名的东西，而是一个号码。
另一方面，当狱警的那一帮，当狱卒的那帮学生又怎么样，其实他们很多一开始都特别厌恶做狱警，为什么？我昨天不是说了嘛，他们是很反叛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当囚犯要过瘾过了，而且他们觉得好端端的我跑来斯坦福大学念书，将来当狱警那多没出息呀。
可是当他们穿上狱警的制服，当他们戴上让别人看不到他眼神的太阳眼镜之后，他慢慢开始感觉到某种权威感来了，这个制服就开始使他改变。然后在一天之内，这个互动就已经出现微妙的变化，就是刚刚这些刚刚进来嬉戏闹闹的囚犯学生，饰演囚犯的学生们有时候会搞点小反叛，而这些狱警很迅速的就开始忘记了这只是个实验。
他觉得你这么不听我的话，其实是对我的这个身份对这个体制的不尊重，你在挑战我的权威，要好好镇压他们。到了第二天，这些饰演囚犯的学生就已经开始想策划叛乱，然后又被更残酷的镇压跟羞辱。这就让我马上想起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见到一些有微小权力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城管，他为什么有时候会变得那么凶暴，这并不表示他平时不是一个好爸爸，不是一个好亲戚好邻居，他可能也是。
但是只是在穿上制服在某个情景之中，他觉得任何一点对他的稍微的言语的冒犯，对他的说法不同意的东西，他都会火冒三丈，他就会觉得你这是在挑战我跟我背后体制的权威。他把他自己这个“我”投射的太大，他也把这个体制延伸的太长到自己的身子上了。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最怪异的是连外面来的人都居然能够慢慢适应这个监狱的情景，比方说这里面他们来安排一个，装模装样做样的安排了一个上诉委员会。就是说这些囚犯如果对我们这个监狱有什么安排不当的地方感到不满的话，你可以提出申诉。然后在这个上诉委员会里面有一个囚犯，被其他的囚犯推举为代表，他居然在当时的日记里面记录什么，他说他很高兴，很骄傲，居然被我的同伴推举我为犯人代表。他似乎开始很认真的觉得自己真是个犯人，而且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能够得到狱友们支持的犯人。
后来还有一天安排了家长、亲友会见日，那儿这就已经到了礼拜二的事，就是第三天，就有些父母可以被安排进来探望自己的子女。在这个探望过程里面太有意思了，你们知道美国人亲子一见面就有自然的拥抱，但在这个环境底下有一些父母居然看看守在旁边的那些狱卒说，我可以跟我的孩子握手吗？居然去跟孩子握手。
然后双方非常不自然的说话，而且在说话的过程里面，每次说到监狱对他们待遇并不太好的时候，这些狱警就在旁边“嗯”，走来走去，中断他们说话。而有趣的是连外头进来这些家长父母也都居然不敢吭声，不敢反对，似乎很多人都很快的进入了这一个场景里面。
只有少数几个犯人，比如说5486，他是拒绝投入的，他拒绝假装这是真正的监狱，他每次在说话的时候，他都强调这是个实验室，但是后来很快的，因为狱警的加强压迫，他也很快投入反叛行动。当他投入反叛行动的时候，他就跟他其他的一些想要造反的狱友们就一起被残酷的镇压，他就开始逐渐的相信自己果然是个囚犯。
例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叫416的犯人，他用绝食来抗议对他越来越残暴的那些家伙，那些家伙呢就用百般的性羞辱的方法来对待他。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这位教授他就说到后来美国在伊拉克那些恐怖的监狱里面虐待囚犯是怎么回事，完全在这个实验里面就能够找到端倪。你很自然的会想性羞辱那些人，要他们脱裤子，要他们假装互相鸡奸。
然后这些在这个实验过程里面，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们这位狱长，装作典狱长的这个教授，这个教授是有名的左翼教授，反战，搞越战大游行，学生们都很爱他，和蔼可亲，直到今天还老在抗议美军的种种暴行。但是当时他假装典狱长的时候，他完全无视这整个局面的变化，他不晓得这三四天里面已经发生一些超出控制的事情。
他非常投入他开始恨这里面某些的囚犯，觉得他们太不合作，太不听话，他开始注意有些狱警表现的相当好，非常凶悍，虽然好像有点太凶了，太过分了，但是他就想法设法的不让那些想离开这个实验的学生离开这座假装的监狱。然后这里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最后当整个实验中断之后，这里面其中一个饰演狱卒的学生叫博登，他的日记说，当菲利浦向我透露实验将有结束时我高兴级了，但也震惊的发现，其他狱卒非常失望，不只因为我们原来要得到的实验研究的薪水减少，而且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他们似乎很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呢，另外一个作风强硬的狱卒阿内特，他说两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第一个是对犯人沉浸在角色中的观察，留下来的犯人说，如果他们可以被释放的话，他们就愿意放弃他们的酬劳，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想是，犯人在后来的会议里面，就是大家已经结束了这个实验，互相交流的时候，这些犯人仍然很痛恨不可相信这些狱卒。
因为他觉得他们真是坏蛋，但是问题是他们就说我们其实不是坏蛋，我们只是很普通的学生，甚至这些学生里面有一些平常非常可爱，人缘非常好的学生，这时候也变化很凶悍。
三
我们一般人在看到一些惨案发生的时候，在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残酷的屠杀事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变成那样的坏蛋和凶手，我们通常很自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能力，很自信自己的坚强意志。可是千万不要太过自信，有没有想过像纳粹屠杀，像南京大屠杀，像卢旺达大屠杀。如果把你丢在那些谋杀者的屠杀者的角色里面，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可能顺从，你会不会可能也投入其中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路西法效应》，它的作者菲利浦·津巴多，正是想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使得我们变坏的是一些情景的效果，这些情景有时候是来自于像我们昨天讲的制服、监狱的环境、某种规则、某种秩序。
还有它是种群众压力，什么是群众压力？比如说像卢旺达大屠杀的例子里面，当你发现其他人都在这么干的时候，而你不动，你不干，你会担心自己会被人认为，我其实是同情这些图西族人的，我是不是和个胡图族人的胡奸呢？所以你觉得我也被迫要去杀人。
而当你开始杀人之后，你就会觉得既然我已经杀了，那我只好继续杀下去，我甚至杀人有时候是为了帮助那些受害者解脱，反正他们迟早要死，不如我爽快的让他们死。我是对他们好，你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解释。
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一些很特别的例子，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念一些这里面一些片断。这本书里面《路西法效应》特别强调纳粹当年的环境，纳粹当年有一种人叫做纳粹医生，我们知道，纳粹医生事实上很多人觉得很奇怪的一种人，这些人平常就是很好的医生，他的主要的工作，职业伦理要求就是救急扶伤要救人命，但是当他被派到集中营里面的时候，他要执行的任务却是释放毒气或毒针，让那些囚犯一个一个痛苦的死去。
他们进去的时候，一开始根据现在的调查研究，就说他们通常会觉得很困惑，这里的人怎么能够做的出这种事情呢？他们怎么可以受这样的痛苦呢？后来慢慢他会得出一个对自己来讲很合理的答案。这些囚犯现在住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在粪堆里面苟延残喘，我还不如给他一团毒气让他到天堂去，让他变得更好。慢慢的，这整个屠杀就变成不是屠杀了，而是一个有道完成的任务跟工作。
你怎么样把这个其实很邪恶的东西执行好，就变成你最关心的问题，这就像思想家海纳·阿伦特讲的平庸的邪恶，就在这里，你开始失去自主的判断能力，你开始在做一起其实平常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因为你觉得我只是在执行任务，就等如有人让我去告密，我的伙伴里面有谁有什么反动思想。
等于有人叫我去杀害敌方的某些某些人，我会把它说成我只是在一个组织里面，我这时候我被迫牺牲掉我平常某些信念，但是其实我是为了大局，是组织要求的，这责任并不在我身上。然后这里面就提到，公开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产生认知失调，行为跟信念之间不一致，以及行动不是随着恰当态度而产生，都是认知失调出现的条件。
由于这些和个人信念不符的行动是这些人承诺要做的，于是狱卒们或者当年的纳粹医生便觉得需要赋予它意义，必须找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作出违背他们真正信念和道德主张的事，简单的讲也许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在这个欺骗过程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当年那些纳粹的医生时时刻刻摆荡在谋杀的残酷以及短暂的人事之间，然而这道鸿沟，无法弥平。
事实上，持续分裂就是使他们继续从事夺命任务的因素，分裂是维持总体心理平衡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分裂他难以弥合，所以他更需要去努力的让自己达到平衡，慢慢的你这个人，一个原来有自由意志的人，就逐渐被整合进了巨大、野蛮，而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一个集体产物。
那么后来受到这个研究的启发，又有别的心理学家做过其他的实验，效果也很惊人，也非常着名。比如说非常有名的米尔格伦实验，这是另一个社会学理学家做的实验。这个实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找一帮学生，叫他们扮演老师，然后就骗他们说你们另外一帮受实验的学生呢，就扮演学生关在对面的房间里面。那儿你看不到他们的样子，只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里面那些扮演学生的那些受试者，跟你这个扮演老师的受试者之间有条电线，你这有个按纽，你一按那儿，他那边就会被电击，就会触电。那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就是你很简单问他一些问题，隔着这个扩音器问里面的学生问题，他答错了，你放电，他再错，这个电就更大一点。随着他错误的增加，这个电就不断的增强，达到450伏特的时候，他就会致命。
找来几十个学生，做这个实验，其实所有的学生都在扮演外头按纽的那个老师，里头的那些学生都不会真的被触电，里头的学生是米格尔伦教授安排的一些演员，是假装触电在里面尖叫的。但是这些学生受试者，这些扮演老师的人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以为里面真有一个自己的同学在里面做实验，假装是个学生，然后我按纽他会触电。
然后实验开始，一开始里面叫一下“哎呀，好痛”、“哎呀，好痒”，没什么继续问答。问答下来随着答错的情况增加之后，这个电流不断加强，终于到了里面那些人受不了了，开始喊叫“我受不了了，赶快结束放我出去”，到了这些时候，这些装老师的这些受试者怎么办呢？他会望一望实验室主管怎么办，这实验室主管非常冷酷的说，不用管那么多，没事的，继续。
然后他继续，他通过扩音器对里面的被电到的学生说，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忍一忍很快就好，但是不行，那个惨叫声越来越犀利，直到最后他们甚至开始觉得我只要把电压调到450伏特让他一死了之，就结束这痛苦就完了。
最后这个实验里面有2/3的受试者在短短一小时之内，都把电压调整到了足以让人致命的450伏特。当实验结束之后，他才知道里面没有这么一个同学，还好没有死人，但是在那一小时之内，这些原来善良的大学生，都准备好了要做杀人的准备。
四
也许大家看过一部电影，最近几年也很受欢迎叫做Die
Welle浪潮（刚搜了下，暴风影音上有在线的），讲的是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美国中学的历史老师，他做了一个实验，跟学生们做，他怕学生不懂，为什么当年德国人会那么变态，支持纳粹党去屠杀犹太人。
于是他就要求这个同学里面，这个班级里面开始组织一些的仪式、口号、手势，特别招呼方法，把人群分成内跟外，他跟我，我者跟他者，这时候慢慢慢慢，这个仇恨就在校园里面弥漫出来，慢慢一个非常独裁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出来。这些原来很天真可爱的中学生就出现了一群非常残暴的，有狂热信念的一群人，然后这时候，这个老师宣布我们教学结束了，大家现在知道了吧，纳粹是怎么来的，纳粹就是这么来的。
从这个实验我们又可以说到一点，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的这个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监狱也许不一定需要是个真实的监狱，我们也许就已经活在一个监狱里面，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这本《路西法效应》，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
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也许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预警，它在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应该放纵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要尊重某种的权威与秩序，我们整个社会多多少少其实有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实验室。
那这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自己都猜测不到的怪事，比如说这里面讲到，当年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试验，就是另外一对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比布·拉塔内，还有约翰·达利他们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跟纽约大学当教授，他们做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是研究什么？就他们发现那时候纽约特别多的这种事情，就一个女孩当街被强奸犯追着来强暴，在40多个人的围观底下，这个强奸犯就把她拉上楼梯给干了，也有一些人是在上百号人的目睹的情况下，在街上被人砍的满身是血，边跑边叫，叫救命，就没有人去管他，这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这个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越是多人目睹罪案的发生，这些人就越不会介入跟帮助。换句话说，如果当时只有三个人在场，这三个人说不定就会上去摁住凶徒，但是人一多的时候，大家反而不敢动，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不需要做什么，其他人会做，如果其他人都不做，那表示我更不需要做什么，我们人是一种服从的动物，我们人是一种群体的动物，我们总是对其他人有期盼，我们也总是希望满足其他人的期盼，于是这时候我们丧失自己的一个良知判断的能力。
于是津巴多教授在这里面提出，我们人要怎么样改善跟强化自己的良知跟自主能力呢？必须注意我们一般处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二元性，就是抽离跟沉静的对立，犬儒式的怀疑跟投入式的参与之间的对立，那么这个对立我们该怎么来理解他的一个典型人物呢。这个人物在这个实验里面，我们这里边讲斯坦福实验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就是后来我们这位作者津巴多教授的太太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
那这个克里斯蒂娜她当年也是一个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她在这个实验进行到礼拜四的那天晚上来看她的这个男朋友，也就是主持实验的津巴多教授，说你们这个实验搞的怎么样，然后她就说了，她说她进去这个实验室，假装的监狱，她首先惊讶就这个地方搞的还真像监狱，然后她在其中的一个休息室里面跟其中一个等待要值班的这个学生，也就是等待要去值班假装是狱卒的学生谈话，说这个学生又亲切又有礼貌，怎么看都是大家公认的超级好人。
后来她忽然发现，透过这个监视机的镜头发现，刚才跟她聊天这个好孩子，居然就是这个录像机的镜头，监狱实验里面最恶名昭彰的一个狱卒，然后她就发现这个人才不过几分钟，就从头到脚换了个人，不但走路的姿态不同，讲话也完全不同，带着南方腔调，他正在大喊、叫骂犯人，命令他们报数，所有不在他规矩里行事的，都被视为对他的无礼和挑拨，后来这个克里斯蒂娜看着就哭了，她受不了，她大声谴责她这个男朋友，主持这个实验的教授津巴多，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这已经完全失控，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
这时候津巴多教授被她一骂，才恍然大悟，一下就吓醒了，他发现对整个事情已经失控了，我已经太沉浸在这个典狱长的角色里面，我本来应该做一个客观的研究人员，没想到我也开始享受这个过程了。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值得研究了，这位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她就在想，为什么当时她的反映跟所有参与研究人都不同？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是礼拜四才进入这个研究状况，所以她是一个外来者，作为一个外来者，一个局外人，她看这个局内的状况，当然会看的比较清楚，她的整个人也没有那么投入，所以人的某种相对抽离是重要的。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津巴多教授后来研究，他不具有一种所谓英雄行为的人格，真正的英雄行为是指人应该对于邪恶情境具有抵抗力，这个抵抗力来自哪里，除了刚才说了一个局外人的心态，跟你平常能不能够常常的保持警觉的意识自己的环境，常常去抽离出这些局势之外，还要注意一个特点，就是这种人往往都是一个平凡人，这里面最后就提到大部分成为恶性加害者的人，和可以做出这种英雄之举的人，直接相比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只是平凡人。
就像《辛德拉的名单》里面的那个有名的德国的良心商人，或者卢旺达大屠杀，当时帮助狱卒的这些好心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平常不见得特别了不起，不见得特别伟大，他只是一些平常人，相对于平庸的邪恶，也有一种善良的平庸。他们的特点在于他们做了正确的事，却丝毫不以英雄自居，认为自己只是表现了何为正派，何以言行的共同感受，而这种人其实还是很多的，只是对于他的情境具有一种敏感，他不会那么容易被他的情境屈服，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有一天自己变成一个凶手，就要做的事是让我们随时对自己的情境身边的环境，秩序所身处的社会或者机构保持一个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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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转载评论
前2年，我曾经看过一个根据“路西法效应”拍摄的电影（忘记名字了），画面场景如同把这个实验于眼前重现，发人深省、难以忘怀。当我今天阅读这篇文字，再度感到震撼的体悟，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其实和实验中的监狱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靠“眼耳鼻舌身意”等五感六触而存活，我们用这些器官接收信息，并以此觉受当成唯一的真实，从而制造了“我”这个概念。所以“我”活在六识的牢笼里无法自由，制造着没有必要、本不该存在的善恶业！
不彻底认清“牢笼”根本不该存在的本质，是无法升起抽离的愿望——即出离心，没有出离心就根本不可能结束轮回这监狱般的实验。人生其实只是试炼场，迷失在实验监狱里的人与迷失在轮回的人别无二致。
我们的自性本无生死、本无善恶、本来圆满……根本不需要睡觉啊、吃饭啊、工作啊、结婚啊……这一切都是多余造作的。如果我们能认清这是实验、是表演、是造作，而不迷失其中，就不会陷入因二元对立而产生的无边烦恼与争斗。
我们还不警觉吗？我们还不赶快抽离吗？我们还在紧紧抓着监狱里“谁又欠谁不公平了”、“谁违反狱规（社会道德）就该接受惩罚”、“在狱中找个好差事（好事业）”、“有朝一日成为典狱长（成圣成魔）”……还在紧抓诸如此类的事情执着不放吗？
这个监狱（六道轮回）根本就是造出来的试验场！原本就不存在！无论是被压制囚徒的反抗，还是狱卒的竭力控制，都是因二元对立而产生的假相。原本大家都是一样的，即众生平等。
不要把“眼耳鼻舌身意”组成的概念当成自我，不要相信这些概念构建的人生环境——这只不过是某个时期掌握权力的“教授典狱长”的实验！这个会使人制造分别烦恼、不该存在的实验应立刻停止！！！
止，即解脱。在无法停止之前，最起码可以做到——抽离、警觉、做局外人、不对立、不要入戏太深信以为真。
菲利普·津巴多与善恶难辨的面具。Peter
DaSilva摄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美)菲利普·津巴多著，孙佩妏、陈雅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3月版，48.00元。
真正的恶魔
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后，各种虐囚丑闻频频曝光，素以法治著称的合众国政府被推到了伦理和人性的风口浪尖。无独有偶，自去年以来，中国媒体和网民也披露了多起发生在看守所内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囚禁罪犯或嫌疑人，这一似乎是为了保证安全的公共行为，本身就造成了大量可怕的“意外事件”。
国际上的虐囚事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恐怕还得归功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单反时代”：奔赴战场的士兵多在行囊里放上一台数码相机，拍到有价值的纪念照，忙不迭传到论坛上。其中一些照片太有“价值”，以至成为当事人遭到指控的证据。美国应对虐囚丑闻的公关策略，自然是严惩“害群之马”，通过将事件原因归咎于个人，保全美国军人的优秀形象。
看守所离奇死亡事件频出后，不少专家开出的药方是，要在看守所这一“特殊场合”装摄像头，而且要确保摄像头“正常运转”。如果说“单反时代”促成了虐囚事件的曝光，是不是看守所事件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摄像头时代”？
症结所在并非无迹可循。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于上世纪70年代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已经对监狱生态做出不少深刻的揭示。但社会和文化并不因理论的进步而出现立竿见影的改变。时隔三十多年后，这位早已成为学术泰斗的老人家，还得亲自出马再炒一遍冷饭，详尽地分析虐囚丑闻，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人本无所谓善恶，不良制度所决定的权力构架和社会情境，才是真正的恶魔。
津巴多在一个民风甚佳的中产阶级社区里刊登了实验被试招聘广告，从应征者中挑选了一批身体健康、心智正常的年轻人，把他们随机分成“狱卒”和“囚犯”两组，在由地下室改造而成的模拟监狱中，进行预期两周的监狱实验，想看看“情境”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多大影响。“狱卒”和“囚犯”起初还客客气气半推半就，不过很快就进入角色，“狱卒”变得残忍暴虐，虽然实验规定狱卒不得体罚囚犯，他们仍有办法对狱卒进行残酷折磨，连简单的“报数”都能想出众多整人花招(正如美国军方有一套轻易绕过《日内瓦公约》的刑讯手段)。而囚犯在尝试反抗失败后，变得绝望、麻木、丧失自尊。实验设计对被试下的“猛药”连津巴多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很快就有人情绪崩溃退出实验，不到一周，津巴多就发现“狱卒”开始强迫“囚犯”做出模拟鸡奸的动作。他立即庆幸自己已经决定提前结束实验。
该实验中一个重要的设计，在于被试的挑选。一旦爆发社会丑闻，各方力量倾向于把原因归结为当事人的某种特殊性。对出现丑闻的机构而言，这样做有利于维护自身形象；在自由主义的美国文化中，人们也习惯于认为个体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在许多国家，这样的现象还有一个津巴多不曾提及的原因：不管发生什么，某些制度和意识形态，总是免责的。为了排除个体特殊性因素，津巴多特意对应征的被试进行过挑选，用各种量表确保他们在人格、情绪和心智方面没有异常，而由于报名的多为学生，这批人的受教育程度还高于平均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美国，这些学生“正是来自强调造反、个人探索、否定权威和盲从的青年文化”。
他们都是系统的囚徒
在美军虐囚事件中，一旦触及刑讯逼供，布什政府常常会把国家安全拿来做尚方宝剑。但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狱卒”并没有从“囚犯”口中获取信息的任务，他们的工作只是“看管”，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虐囚”现象依旧难以避免。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当狱卒的人知道，只要随机分派的狱卒换个面，现在就可能是他穿着囚衣，被这些原来受他虐待的人所控制。他们也很清楚，对手并不是因为犯下任何罪行而该得到如此低贱的地位”。如此尚且会发展出虐待行为，如果一个社会已经不把罪犯(或嫌疑人)当人看，而是喜欢用“人渣”、“杂碎”来称呼他们，则这种将对方污名化的情境已经在他们进入监狱(或看守所)之前建立起来，可想而知监禁中的暴行会发展到何种程度。
囚犯在几经受挫后，会进入一种习得无望的状态，不仅不去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反而对整个情境失去了客观、清醒的认知。实验前，被试签署的实验同意书中明确指出，被试有权随时退出实验。几天的囚禁中，“囚犯”逐渐无法忍受，想离开这个环境，他们有好几次机会见到“狱卒”以外的人：牧师、心理医生、家人、假释委员会，乃至津巴多本人。如果这时他们声明自己不想再继续实验，然后走出地下室，没人有权阻拦他们。但他们没有，他们甚至讨论过“越狱”计划，却没有想到坚持自己的正当权利———
实验过于逼真，致使他们在心理上，已经认定自己是个囚犯。这种“自我实现预言”既有卡夫卡小说的桥段，又有福柯哲学的味道：你不必是真正的罪犯，看守你的人也不用是真正的狱卒，只要你被他看守了，时间一久，你就会忘记自由，相信自己是囚犯，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囚犯。
不良的制度虽然给每一方都带来伤害，但暂时获得权力的一方却不那么讨厌这个“坏制度”。当津巴多宣布实验提前结束时，“囚犯”们欢呼雀跃，“狱卒”们却不是很高兴，一些人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管理囚犯的工作，实验进行到预计的时间毫无问题。
“囚犯”无疑是受害者，但“狱卒”的体验却很纠结：他们原本善恶分明，却忍不住屈服于情境压力；他们明知自己在作恶，却无法抗拒虐待他人、展示自己权力的诱惑；他们一面残忍对待囚犯，一面也“怒其不争”———
他们不明白人数上远超过自己的囚犯，为什么全都甘愿服从自己下达的屈辱性命令。只有少数狱卒意识到，自己也是系统的囚徒、资源的奴隶，实验中的一个“狱卒”事后回忆说：“我们都被压力给击垮了，但是身为狱卒的这一边有自由的错觉。这只是个表象，一个错觉……我们都不过是金钱的奴隶。差别是犯人很快地就变成奴隶的奴隶。”
不仅善和恶之间的界限十分脆弱，稍一经受情境压力就会断裂，“囚犯”和“狱卒”之间的界限，也会被人为地消除。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观察到，纳粹集中营中的某些囚犯的行为更接近狱卒，他们虐待其他囚犯，还穿上纳粹党卫军制服。“这些受害者不顾一切地希望在充满敌意、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幸存下来，他们只意识得到侵略者的需求，而不是去反抗；他们拥抱了侵略者的形象，然后变成侵略者的样子。”
预防邪恶
美国的监狱暴力向来十分严重，津巴多谦逊地指出，就监狱的邪恶面而言，斯坦福监狱并没有揭示出比前人更多的东西：“监狱是个野蛮的国度，能够激发人类天性中极恶的一面。监狱是暴力及犯罪的温床，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胜于它促进的建设性改造……作为社会的犯罪控制工具，监狱是彻底失败的社会实验。”不过面对既成的制度和情境，普通人是不是只能俯首听命呢？当然不是。在津巴多眼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革命家和社会改革家，而是那些关键时刻不屈从于情境压力、按自己原则行事的普通人。正是他们，唤醒了大众对体制邪恶面的清醒认识，从而促成了革命和改革。在作者对实验的详细描述中，读者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位侃侃而谈、政治观念激进、梦想成为革命家的小伙子，却是第一个情绪崩溃、退出实验的人。而那些低调、不起眼的人，往往会坚持到最后，在其他人都已麻木的情况下仍能发起反抗。
在分析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件时，津巴多向读者介绍了一种新的现代邪恶———
当权之恶。“在这些虐行中，政治及军事的指挥链正是以当权之恶为基础扮演着串谋者的角色。无论是公共或是私立组织都一样，由于组织是在合法、而非伦理的构架下运作，因此在达成其意识形态、总体规划、损益平衡或是获利底线等目的的过程中，其冰冷的理性运作便可能造成人们受苦甚至死亡。而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它们总是拿目的来正当化其效率至上的手段。”
丑闻曝光时，公众的反应经常是要求“严惩肇事者”，这说明大众的心态更多是停留在幼年期，他们假定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对坏人严惩不贷，就可以保证好人免遭伤害。这是人对现代社会信息过载的反应(很少有人有时间和精力探求善恶的根源，尤其当这种根源最后指向一个庞大、复杂、不透明的系统时)，而在一些国家，这也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思维方式。可惜这种逻辑只在童话里有效，现实生活中，每每有人因为这种逻辑而成为不良体制的替罪羊。
斯坦福监狱实验，不仅揭示了情境对行为的重要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将人们的批判目光，从个体转移到了体制和系统本身。“‘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医疗模式’和‘公共卫生模式’。医疗模式尝试在受影响的个人身上找寻病灶的来源，相对地，公共卫生模式的研究者认为，疾病的触角衍生自环境创造出的致病状态，生病常常只是环境病原体导致的最后结果。”心理学不是一个为罪犯找借口的学科，它只是力图找到邪恶的真正原因，用“公共卫生模式”，来思考预防邪恶的方法。和反恐战争相比，这恐怕是维护公共安全更彻底、更有效、更人道的方式。
□于玲娜（心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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