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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编辑导读:

      我们那么样地熟悉这段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我们甚至将皖南事变的奇冤背得滚瓜烂熟。
      历史,遭遇到回头检验的时候,有时是无情的。关于项英,听说过他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很少了。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从党史和军史上消失了。项英究竟要为皖南事变负怎样的责任,一个载入史书的重大历史争议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史学家和读者,都肩负着同样重大的责任。
     令人心痛的是,1941年,抗战仍然是艰苦的时期。我们熟悉的“新四军”,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与之交战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而在皖南事变之前,1940年10月,新四军于黄桥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队1万余人。
     可以想见的是,无论是哪一方,在还没有与日本侵略军拼死厮杀以前,将有多少母亲,再也看不见爱子,多少夫妻,从此阴阳两隔。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人为平民立传,为平民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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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导读:
 
      为什么叫“打洞时代”?记者问。
     打洞当然容易有不雅的联想,老鼠才打洞。
     1969年,最广为流传的称呼是“深挖洞”年代。同年7月,美国“阿波罗”号飞船已经代表人类已经登上月球。
     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宣言犹在耳畔。
     1969年,中国人开始了“深挖洞”的历程。几乎所有的决策都与消极防御的“隐蔽”相关,譬如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要遵循隐蔽、进山的原则。机关人员也在向全国疏散。遁入地下的目的,是要打一场似乎迫在眉睫的战争。如果你打开共和国1969年的大事记,你会发现全国人民都在紧衣缩食,比如布票,要压缩工业用布,支援军用,国防战备费用比上年增长了34%。而在已经公开紧密的美国情报部门的档案上,对文革时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做了较低的评价,因为文革时期,军队也未能幸免,内部的“斗争”消耗了更多的力量。
     战争并未如期到来。一场人民战争并未打响,却已经投入了一代人的汗水甚至生命。

编辑导读:

“没有取消过年啊!”年长的同事说。他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他工作和生活的地区,到了春节,大家还是自觉放假了,毕竟是过年。团圆饭还是要吃的。

是的,这是无数中国人要过的大年。1967年,取消的是春节休假,却依然阻挡不了老百姓过大年的喜庆。

之所以编辑时还是坚持要命名为“取消过年”,是因为取消的,不仅仅是三天假日。以国家的名义发布的春节不放假的通知,有着特殊的“破四旧”背景,也有着一系列破坏性的后果及反应。

 

编辑导读:

      清华大学美丽而有历史意义的“二校门”被无情地破坏拆除了,建立起了毛泽东塑像。正如同当年被破坏的上千上万文物一样,没有人反思,没有人忏悔。当记者费尽周折找到毁坏“二校门”的当事人时,采访遭到了拒绝。这段往事已经被当事人“忘记”了。亲历者也往往不愿意留下姓名。40多年过去了 ,对于那场运动,人们依然心有余悸,而在清华大学自己的校史上,也只是简略记载。
      不堪回首的青春岁月,已经轻飘飘的溜走,而逐渐湮没、逐渐淡忘的历史,是否还会重演呢?
      有意思的是,“二校门”的拆与建,与毛泽东塑像的建与拆,成为了特殊年代的特殊纪念。清华人体现了绝妙的智慧,在清华校史的编年史上,并未记载建立了全国第一座毛主席像这个昔日曾经轰动全国的事件,因而也不必提及拆除事宜,只是简要叙述了一个事实,1987年在清华主楼大厅挂起了直径2米的圆形毛泽东青铜浮雕像,“以代替目前已局部破损的位于‘二校门’位置的旧塑像”。
编辑导读:
     
    人们耳熟能详的红旗渠,修建在河南发生惨烈饥荒的年代,彼时的“信阳事件”成为中国人类史上永远的痛。关于这个选题,第一关心的,莫过于修建这样浩大的工程,有没有饿死人。杨贵表示,没有饿死一个人。而这是与他在“大跃进”中的“落后”表现分不开的。
   
                                杨贵与红旗渠的风风雨雨 

因红旗渠出名的杨贵,不久便卷入政治漩涡中,几起几落,而无论是被提拔重用,还是受迫害遭批判,都无一例外地起因于当年他领导修筑的红旗渠。

                                             本刊记者/蔡如鹏(采写)    本文编辑/罗雪挥

投机倒把罪的终结(2009-12-25 20:43)


 编辑导读:

     投机倒把罪,作为一个黑色幽默已正式从法律上宣告终结。而个人由此而衍生出的悲剧,却还远远没有结束。罪是一种荒诞,而罚亦是一种荒诞。而这个荒诞继续荒诞下去,则是最大的一种荒诞。它所导致的悲剧后果,依然在汪庆,这个普通中国公民身上延续着。                     



  

毛泽东曾在招待会上说:“从前有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现在应改为‘飞鸟尽,良弓转’。”他还说:“新中国的建立,不能只靠一个共产党,需要多党合作,齐心协力,共建大厦,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在反右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的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有79人之多。按二届一次会议委员总人数559人计算,占委员总数的

“经租房”的前半生(2009-12-25 08:53)

一栋“经租房”的故事,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财富史。

                              

                                                    本刊记者/罗雪挥  实习记者/马莉

 

   “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前门楼子九丈九,九个胡同九棵柳”;“前门楼子九丈九,王口花炮响上头” 。解放前,前门地区非常繁华,很多老百姓在那里置办了自己的私宅。1944年,包璋嫁到了在前门附近有房产的孙家,那都是祖上挣下的家业,光绪9年,孙家购置了北孝顺胡同4号、5号、甲5号,占地一亩八分,约合1200多平方米。

    婚后,包璋过着和美的日子。夫婿孙继昌是独子,夫妻俩受着中国老式家庭礼仪的熏陶,对

     

 告别贝时璋,便意味着告别了上世纪,告别了一代学术大家悲欣交集的集体命运。100年来,作为最后一个中研院院士,他见识了家国罹难、运动风波、人事苍茫,见证了现代科技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亲历了中国科学界的起起落落

                                    本刊记者/罗雪挥  文/房一盟


贝时璋,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学家。1930年,贝时璋创建了浙江大学生物学系;1958年至1983年间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1958年创建了中国科技

回忆我娘浦熙修(2009-12-06 14:59)

“我能在逆境下像娘那样面对人生吗?被划为右派后还会不会坚持入党的信念?有人说,这是‘愚忠’。但我理解娘,这不正说明那一代人对终生所追求的理想的执著吗?”

袁冬林(口述)  本刊记者/罗雪挥(采写) 实习记者/房一萌(录音整理)

 

浦熙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