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四世同堂
我相信自己生于祖辈和父辈的梦里。
那是1977年初冬，我的医生外公因为文革中造反被关进大牢，梦想着能与亲人团聚；我的铁匠父亲刚摆脱黑五类子女的身份，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而我任劳任怨的母亲，在贫困中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我的身上。
据说生我那晚雷电交加，所以取名“惊雷”。我父亲会说这个名字受到了鲁迅的启发，“与无声处听惊雷”嘛。不过我母亲告诉我，最初是要叫我“金雷”，因为我是“金”字辈的，“但是那个字太俗，所以我把它改成了‘惊’。”我猜这个名字的专利是他们共有的。
我的出生令常年卧病在床的奶奶大喜过望。我对她没有任何印象，只知道她对我妈很苛刻，但是非常疼爱我，“看了你最后一眼才走的”，这次我爸妈的说法很统一。
在我父亲的回忆中，奶奶是个满腹经纶的教育家和深明大义的女中豪杰，让人联想到孟母和岳母，但“事实上她并不识字”，我妈会补充说。从我对父亲的兄弟姊妹的点滴了解来看，我妈的话显然是靠谱的。
凉水井，文家梁，啊朋友再见，日本电影《军阀》，外公做的风筝，黄大伯在阴沟里放生，烈士陵园里唱少先队歌，第一次吃苦瓜逗得
2007年8月。北京。
热闹的大厅，冷静的窗口。鼓鼓囊囊的文件袋在透不过气的队列里蠕动着，空中飞来飞去的是各种小道消息，直到某个人离开窗口，人们才不约而同地审视他或她的表情，然后心算自己的护照被“没收”的几率。
站了差不多两个钟头，终于轮到我了。
“Hi。”
“Morning。”
“第一次申请美国签证？”
“对。”我脑海里浮现起钱宁在《留学美国》中描述的一些场景，那都是10年前上大学时看的书了。
“以前申请过其他国家签证吗？”
“我去过一些欧洲国家，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嗯，护照上有记录。”利物浦、伦敦、巴萨罗纳、尼斯、罗马、慕尼黑、阿姆斯特丹……在快速地闪回。
“我没有在护照上看到记录。”
“哦，对不起……嗯，我把老护照找出来……这些国家都是5、6年前去的……找到了！给您。”
“OK……你这次去哪所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嗯……政治系。”7岁的时候，外公对我说过：什么是政治？《霍东阁》里的熊督军说的好，政治就是不择手段达到一个目的，记住，雷雷，你不要学政治。
从09年11月起，我的生活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寒冬。所有的矛盾，内心的，人际的，生活的，工作的，都集中爆发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我的不作为，没有积极地计划、执行和规范自己以及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人的生活。这段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多财富。
首先，我对自己的了解加深了，比如自身抵御诱惑的能力有多大，承受压力的界限在哪里，经过这一劫都变得更清晰了。
其次，我对政治哲学的理解更为透彻。《围城》中说学校是政治的开端，其实家庭何尝不是？Libertarianism的弊端让我比以往更相信，意识形态是很好的仆人，却是糟糕的主人。我们要驾驭意识形态来平复内心的矛盾，而不要被它操纵和规范，哪怕它的名字叫自由至上主义。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扮演各种角色，承担各类责任，有些责任是不可逃避的，尤其不能以个人自由为借口去逃避，勇敢地承担这些责任有时意味着勇敢地担负“罪责”，不要回避，也不能回避。
寥寥数语无法概括我所有的体会和收获。接着盘点一下损失吧，除了错过一些宝贵的机会之外：
几个月前，我在MIT有幸见到了乔公。在见面之前的预约中，他的助手最初给了我和我的好友40分钟时间，后来改为25分钟，因为要采访他的人太多。最后我们的面谈只有大约20分钟。不过够了。
他比我想象中骨骼要大，但说话声音已经很小了（和史景迁一样）。我和他通过一年多的电邮，第一次见面，他是那么随意。毛衣，带着微笑，和不客套的手势。我指着罗素相说，“他是你的榜样？”他说，“以前有一幅更大的，后来学生在抗议期间冲进办公室乱砸一通，搞坏了”。
我们开始聊天。我向他表示了一贯的敬意，并为能见到他感到幸运，然后问了他一些问题，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问题是什么不便放进博客，只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某些观点和信念的转变，他也知道我的某些观点和信念的转变。哲学家喜欢认定一个理，却又不想画地为牢，个中的腾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临走时很匆忙，门外有电视台等着，我和好友有些不舍。再见不知道是哪年了，也不知道到时乔公还在不在。
下了楼，回望，我想起一个MIT同学对这栋楼的描述，“a crashed can”。
这样看来，我当初在利物浦的留学开销只是小钱。那时国内有一种论调，叫只有烂校才会通过猛发通知书索取高额学费，其实不过是说话者的无知而已。
ZJ很羡慕我，第一，国家给我出钱；第二，我理论上可以比他上更多的课；第三，我在这里可以学习两年，而他一年就毕业了。后来我发现，过来读硕士的大都很羡慕我，无意中提高了我的幸福感，一种尴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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