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待了接近两年，很多看法和之前不同，所以有空就会一篇一篇的批评以前写的东西。

没有改变就没有成长，我不会在观点上钻牛角尖。

语言的价值在于促进理解，而不是增加误解。学外语的最高境界不是能用外语做概念思维（这是十分困难的），而是能用外语沟通。换句话说，外语不是你自己的功夫，而是你理解别人和让别人理解你的功夫。

英语快车道 （www.fasttrack

他比我想象中骨骼要大，但说话声音已经很小了（和史景迁一样）。我和他通过一年多的电邮，第一次见面，他是那么随意。毛衣，带着微笑，和不客套的手势。我指着罗素相说，“他是你的榜样？”他说，“以前有一幅更大的，后来学生在抗议期间冲进办公室乱砸一通，搞坏了”。

我们开始聊天。我向他表示了一贯的敬意，并为能见到他感到幸运，然后问了他一些问题，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问题是什么不便放进博客，只是我能感觉到他的某些观点和信念的转变，他也知道我的某些观点和信念的转变。哲学家喜欢认定一个理，却又不想画地为牢，个中的腾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临走时很匆忙，门外有电视台等着，我和好友有些不舍。再见不知道是哪年了，也不知道到时乔公还在不在。

下了楼，回望，我想起一个MIT同学对这栋楼的描述，“a crashed can”。

 

这样看来，我当初在利物浦的留学开销只是小钱。那时国内有一种论调，叫只有烂校才会通过猛发通知书索取高额学费，其实不过是说话者的无知而已。

 

ZJ很羡慕我，第一，国家给我出钱；第二，我理论上可以比他上更多的课；第三，我在这里可以学习两年，而他一年就毕业了。后来我发现，过来读硕士的大都很羡慕我，无意中提高了我的幸福感，一种尴尬的幸福感。

 

 

美国印象：初到纽约

 

我会陆续写下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手记。里面难免会夹杂一些个人的观点，纯属管中窥豹。我的话也不一定对别人公平，但决不想伤害任何人，只是不想隐瞒自己的真实体会。这些体会，如果不说出来，可能会使我背负一些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知识分子为何反对既有体制

――读“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

 

“知识分子为何反对资本主义，实在令人不得其解。”

 

 

事实并不真正是有争议的，就像任何感兴趣的人可能决定那样。我想那就是为什么海量的西方的档案记录遭到了蓄意的忽略和漠视。无论一个人对轰炸持何种判断，标准的结论――认为这场战争是无可争议的正义战争的楷模和开化国家所领导的“规范革命”的决定性的示范――是相当令人吃惊的。当然，除非

最后一句评论真是一个好建议。客观分析所要说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是否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就真的接受开化国家的判断？温和一点说，在轰炸塞尔维亚的例子中，从世界媒体和官方的声明中几乎找不出对这一结论的支持。事实上，北约之外的国家严厉的谴责了轰炸行为，这一事实却被漠然视之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布什教条”（如今轮到“小”布什了）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那些窝藏恐怖主义者的人和恐怖主义者一样的有罪”，因而要被同等对待；这都是总统宣布将轰炸拒绝移交恐怖主义嫌犯的阿富汗时说的话，尽管他从未提供过证据和可信的借口，就像后来他所默认的那样。哈佛的国际关系专家格拉汉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称之为布什教条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单方的废除了为恐怖主义提供避难所的国家的主权，”他在《国际事务》期刊（Foreign Affairs）中这样写道，并进而称该教条“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关系准则。”从“国际关系准则”的技术含义上说，他是对的。

 

然而，定睛一看，问题就清晰起来，它的的确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官方的定义因为它们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而无法得到应用。一个困难是，恐怖主义的定义几乎和美国和某些其他国家国策的定义如出一辙，这些国策被委婉的称为“反恐怖主义”或“低强度战争”。就我所知，这种修辞也是历史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例如，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和华北并不是侵略者和恐怖主义者，而是在保护合法政府与人民免受“支那土匪”的恐怖主义袭击。为了完成这一崇高的使命，日本人被迫的、十分不情愿的诉诸“反恐”手段，旨在建立一个“尘世的天堂”，在那儿亚洲人民可以在开化日本的领导下和谐相处、共同繁荣。对于我调查过的其他史例也都是如此。但是现在我们的确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说开化国家正儿八经的实施了恐怖主义是不行的。并且，依据美国自己的定义，要证明它从事大规模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易如反掌，在很多关键的事件上也是毫无争议的。

 

我在麻省理工的办公室墙上有一幅耶稣会教士赠予的画，描绘着死亡天使在恐吓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Rome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