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电影的名字。

    我记得这个电影的原因在于他的主题曲，它的名字叫《月光倾城》。

    毕业一年时候，很是怀念的讲那些过去的故事，讲的兴高采烈，间或一点感伤；毕业两年时候，默默的，不怎么讲故事，听《那些花儿》，听到谓然一叹；毕业三年时候，想起来念书时候看过的《那时花开》，只是已经不知道可以讲什么了。

    孔庆东坚持认为，他念书时候，是在看每一朵花开，我却不能这么坚持，因为我和mm们不怎么熟，但有感于此，这题目也还是就叫那时花开了。

    花开的那些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我记得，dude一直在相思，刻骨相思，相思不仅会令人瘦，应该还会掉头发，所以他头发才慢慢的愈见的少了；bibi一直在花，无印良品唱歌，说长得帅的男人会很花，这简直就是为bibi做的注解；小强一直在呱噪，大话西游里面至尊宝要打死苍蝇，而我们的生活中，就有小强，叫他小强是称赞他顽强的生命力，竟然一直没被拍死，这的确很值得称赞的。

    后来，就有很多故事，但多半我竟然都忘记了，这也是没办法的

 

大院里子弟们的生活空间与在大杂院里城市平民的生活空间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悬殊既是经济上的，更有地位上的，或者叫等级上的差别。十多年的大院生活，让我耳闻目睹并深深体会到这种自上而下层层顺延的权威、不受外界影响而我行我素的执着和闲杂人员莫入的优越感。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在大院里面永远是遮风挡雨的幽域豪庭，像温室和摇篮一样呵护着具有红色血统的孩子，用优厚的物质养育了金枝玉叶的“革命”后代，用过分的宽容放纵自以为是的“红色”接班人。迄今为止，我再也找不到比大院更舒闲的生存空间了，这里简直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者费尽心思设计的乌托帮公社和动物庄园，或者最能体现出我们这个社会社会优越性的模范试点工程，仁慈、安怡，宽宏、大度、亲和、包容，自然而然地具备了母性的安全感。

大院里有用水泥预制板搭建的乒乓球台子，中间码几块红砖做球网。设备虽然简略，却不影响刚上小学的男孩子们锻炼球技的情绪。杨发过来一个刚刚学会的“侧旋儿”，白色小球被他的正胶粒拍子轻巧地一击，立刻充满了强劲的动能，疾速旋转着，像一颗鱼雷一样跃过来。我下意识的用拍子迎过去，慌乱之中只看见乒乓球撞到胶面上，发出“笃”的一

 直到现在，我几乎没有可以算得上是“莫逆之交”的朋友。前面我记叙我少年时代故事的时候，在许多地方提到了一个杨，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最清晰，但是这个小黑胖子也吃不透我。虽然杨一向以我的“发小儿”自居，而且一谈到我的时候就大大咧咧地声称：“他妈的我太了解丫了，丫那操性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但要是有小姑娘急哧白脸地请他深入具体地讲述一下隆毓同学倒底是个什么“操性”，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如今我的社交范畴非常广泛，朋友也多，但是这些朋友多是在某一利益方面建立在某种互相利用关系上的朋友，甚至干脆就是酒肉朋友、狐朋狗友。至于在虚拟世界里认识那些堪称清水之交的“网友”，还要排到狐朋狗友的后面（网友们看到这里莫要拍案叫骂，这个关于朋友的三段两分法并非是按照交情与利用价值的原则排序的）。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是我的妻子，而最了解我的人也是我的妻子。这说明在我眼里，“手足”没有“衣服”重要。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再没有人能探索到我隐密的内心世界了。而且这几个人所知道的，也不过是我内心世界最外围的那一部分。我姥姥和我母亲亲手把我带大，但他们也说不好我是在什么时候以及由于什么

 在下笔之前，我把前几章又从头到尾仔细地捋了一遍。当我还在头脑里酝酿这些文字的时候，给每一章都打下一个虽松散却略有姿形的提纲，以便使我能有的放矢地叙述故事，最大限度的节省时间。每一章成文之后，我却发现它们都存在一个可笑的共同特点——与我列下的提纲相去甚远。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断有新的想法产生，并就手把这些新想法加入到文章当中，同时抛去一些曾经列在提纲当中的原意。这种取舍所导致文意的变化，即让我感到灵感迸发的快乐，又有难以把握思路的苦恼。我当初动笔的初衷，仅仅是想回忆一下我在二十岁时经历的一次由我母亲一厢情愿安排的、不很成功的“相亲”。这是一个用几千字和花两顿饭功夫就能阐明的事情，而且有清晰完备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这记叙文六大要素，完全可以当成一件有意思的趣事从我的生命历程中提出来，作为一个单独事件另叙，与我经历的其他事件没有丝毫瓜葛。然而在动笔的过程中，我开始心有不甘，傲慢狂燥的烈性又开始发作。于是我写作的目的就从描述一次简单的包办恋爱活动一下扩大到整理我三十年思想里程的“个人档案”。
至于那种因无法理清自身思想脉动而难以落笔的苦恼，曾经不止一次让我

 我反复提到了“金色的阳光”和“黄金时代”。我对那种暖洋洋的射线记忆犹新，今天依然对其抱有好感。现在我想起来，在我还作为学生的时候，学校都在我家的东边，清晨迎着朝阳上学，低头屈背跨坐在一辆二八大车上心急火燎地飞驰，热烈的光线晃的我睁不开眼；当我再从教室里跑出来的时候，太阳早已冲破了朝霞，升上了半空，气温达到了二十度以上，到处泛着耀眼的白光；晚上追着夕阳归家，落日的余辉却让人感到温馨、从容，毫无灼灼逼人之意。在一天不同时刻表现出来的明显差别让我不得不猜测悬在清晨、午间和傍晚的天空中的不是同一个太阳，进而怀疑根本没有后弈射日之说。十个太阳都是天帝奉公守法的儿子，他们轮流把守着白昼，根本就没发生过一起出动的壮举。因为他们性格炯异，所以在一天的不同时刻，才有朝日、烈日和落日之分。
我对夕阳充满好感，因为总是在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看到他。夕阳的存在让我的归途变成一组非常有诗意的长镜头：在一轮红色落日当中凸显出一个少年的轮廓，金色的阳光完全裹住少年的身体，在黑色的轮廓外围又镶上一层红色的光晕。他独自骑着一辆自行车慢悠悠地前进，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不时屈臂伸腰摇头晃脑，扭出七拐八歪的痕

 真正的热情像一朵美丽的花，越是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就越美丽。
当怀旧的情绪无法挥去，我的思维就重新跳回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时我还是一朵祖国的大花骨朵，一个在空军大院里非常引人注目的“女小子”。似乎从那时我就喜欢看书。在我见过的所有孩子里，包括我的干儿义女，我还没发现过他（她）们中间的哪一个比我当年看书早，也没发现过他（她）们中间的哪一个比我当年看得书多。那时我纯洁无邪，感情真挚，精力充沛、颇富表演天赋，好在人前表现，完全不像现在这样沉默寡言，喜欢静心独处。极为可贵的是，没有任何人灌输给我这种强烈的表现欲望，纯粹是打我还在娘胎中就渗在骨头里，降生在人世后一点点发挥出来的。
到现在我才明白，光看书是没有实际用处的。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完全是两码事。无论什么事，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就不可能真正明白，正如中国劳动人民总结出来的俗语：“不下水是永远学不会游泳的”。我到现在为止所有经历过的事情，所有遇到过的问题，都能在我看过的书中找到答案。但是不到身在局中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一但身在局中，就迷迷糊糊，一点都看不清方向。有些道理我给别人讲的时候振振有词娓娓动听扣人心弦，轮

 越是握紧的拳头，手心就越是什么都没有；松开手，你才觉的拥有一切。
北京的冬天已经到了。螫伏在西伯利亚数月的寒流攒够实力，一路南下，在北中国的大地上纵横肆虐，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大风呼啸着向人类示威，扬起浮尘和落叶，以此宣告自己将是万物的征服者。看着窗外灰暗的天空，我的心情俞加惆怅。
弟弟隆筠的画廊鲜有人至，闲暇之余，他就成为我这些文字的第一个读者，或认真或敷衍的给我提意见出主意，不负责任地胡乱调侃我的“情事”。上周，妹妹隆宁完成了硕士学业，刚刚从澳大利亚回来。她一下飞机就喊冷。难怪，这个时候才是悉尼的初夏。于是，在这个天气越来越寒冷，空气越来越干燥的季节，我们全家热闹的团聚了。
当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笼罩在一种深深的怀旧情绪当中。我原本以为当我把这些埋在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地落实到纸上或者敲到电脑里以后，心里多少能轻松一些。但这些文字却勾起了我对往日的追念。当我年少的时候，我盼望着成长；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期待着成熟。在我的黄金时代，我每时每刻都有蒸蒸日上的欲望。直到迈过了三十这道坎，我隐隐感觉到自己的“盛世”已经快要落幕了，仿佛是棋盘上的一个小卒，已经趟过了生命中

 时间之流不可抗拒。
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个俏丽的容貌，一双幽媚的眼睛。特别是当我的生理和心理都逐渐发育成熟，对“性”有了日益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美人。我把自己的身体看成最宝贵的一笔生命财富，陷入到自恋的情节中难以自拔。
这种感觉来自于我对镜子中的“我”的日益增进的好感与爱慕。在黄金时代，我的一个习惯就是在傍晚或者阴雨连绵的时候坐到小屋的藤椅上，长久的注视对面穿衣镜中的“我”。窗户朝北，光线阴暗，黑暗成为不速之客，悄悄的飘进来开始按摩我的肌肤。一切都变的模模糊糊，仿佛在眼镜上浸润水雾或者给不近视人的戴上了一副眼镜。我全身放松，心无杂念，又开始和镜子里的“我”互相欣赏、陶醉。我不止一次的冲动过，从藤椅上跳起来，张开双臂紧紧的贴到镜子上想去拥抱“我、吻“我”。恰恰是嘴唇和舌尖接触玻璃后突然传来的冰冷才让我从幻觉中清醒，放弃这种尝试，后退半步，颇有些无奈的盯着印在玻璃上的扁“O”型唇印。
我陷入“自恋”情节中难以自拔，对自己的身体俞加珍视，对皮肤上的任何变化都过分敏感。而这种嗜好不光体现在独自对镜凝视，还有对别人身体的关注、对医书的兴趣以及拒绝任何人对

 正因为不确定，生活才有意义。如果未来都被预测出来，“天机”全部泄露，也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
双城—哈尔滨—沈阳—济南—空军大院。
这条线路标清了我五岁前的人生旅历。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这条线路也是我母亲的一段人生旅历，她可以为此作证。这不但证实了我那些琐碎的记忆都是真实的，而且还是唯一的线索，能把记忆的片段都串联起来，组成完整的记叙文。否则，我只好郑重宣布自己是天生地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孩子了。
按照这个旅历，我一九七四年生于黑龙江双城。那些老姑父和表舅妈们就是双城县下某个公社的社员。一九七五年冬，到了沈阳我姥姥家。这时候我一岁多，已经能说简单的词汇和短语，也开始认人了。在这两年多里，身体和智力都发育的很快，我因此记下很多东西，特别是把我姥姥当成第一亲人。一九七八年她老人家领着我坐火车赶到济南，见到了我母亲。我对我老娘稳妥清晰的记忆，是从这时候才开始的。一九七九年春，仅仅在济南呆了半年之后，我们就又坐火车来到北京城西的空军大院，在这里定居，一住十年。
记忆中找不到我父亲的蛛丝马迹。
但是我爷爷声称我们家是“老北京”，这就是说至少三百年前家的老祖宗

 电脑里长不出庄稼，网络上也不能做爱。一切的生命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肉体来解决。
我把生命看得很宝贵，一丝一毫都不能浪费——在我的概念体系中，浪费就是不爽，就是干不想干的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头一天晚上和网络上的某个小女孩聊一宿，早晨五点腰酸背痛地爬上床，中午十二点被老娘或者老婆叫起来吃午饭。那么这一上午绝对不是浪费，而是用得其所，恰到好处。但是把创作“天绝地陷绝世情书”的文采用来写给董事会的PAPER，就一定是浪费，而且是极度的浪费。虽然写这种东西并不费劲，一口气就能捣鼓出个三五千字，而且保证真实，让人看了觉得我就是元老，就是精英，就是顶梁柱，就是一工作起来不要命恨不能把剩余价值全掏出来献给资本家的劳模。但是我就是不想写，因为这是在浪费生命、浪费感情、浪费文采，换言之，就是不爽。所以我一边写着PAPER，一边就开始走神，就像小时候背不下一篇极屎的课文而被老师罚抄五遍的时候一样。
“醉侠·孔”声称如果从家庭史的角度来考察当代文化的演变，一定要用“本真描述”。我的理解就是思维规律一律是客观的，只要我的思维逻辑遵循着思维规律，那么我就是客观的。哲学和心理学不是巫术，尼采和佛洛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