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以备考           谁给“阳光”遮上了黑幕？

开始流浪

由于时局不稳，第二学期开学，便传出学校内迁的消息，很快便付诸实施，于是同学便按具体情况被陆续往关内疏散。我是较早（似乎是第一批或第二批）启程的。因当时由沈阳通向关内的铁路交

入  学

前已述及，在入中山以前，我走读于私立野声中学读高一，吃、宿都是浮住在我哥哥所在的一家工厂——地处小北边门外的“洪昌染厂”里。7月的一个阴雨天，我带着哥哥给我的几个零钱到地处敌伪时期统称“日本站”辖地、胜利后改称和平区南昌街的中山校本部去投考。印象中投考者熙熙攘攘特别多，录取比例是在2000多名投考者中只取120名

我与国立东北中山中学

（高47（入学）班）

三谈清华大学校园今昔

（2009年11月）

    日前我的一本新书稿（书名暂定为《清华大学校园今昔谈》）已和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彷佛是“鬼使神差”，就在书稿尚未被“取”走之际，又在10月8日的《北京晚报》上读到了张宝贵先生的《新林院·清华园·圆明园》一文（以下简称《新文》），使我不能不在书的开头再加上这篇小文，因为其中我认为的“乱弹清华园”的现象仍旧俯拾皆是。如仍说道光帝将熙春园分割为东、西两部分时，“将西园赐给了四子奕詝，即后来的咸丰皇帝，东园赐给了五子奕誴……”；仍说“咸丰十年（1860年）近春园也被焚毁……，在修建清华学堂时，园子（近春园？）被修建为教员宿舍”；说“1982年开始大修近春园，因这里是宿舍区（！），所以辟为公园绿地‘群芳园’（！）”；仍把那块早就应该磨掉重写的“近春园遗址”石碑的铭文作为自己成文的根据……等等。时至今日，在向以介绍京华历史文化为己任的《北京晚报》上还允许出现这样关于北京园林建筑方面的如此“乱弹”现象，实在不能不令人惊愕和诧异！

最近以来，报刊上常见有人以梁思成教授

二、我与清华校史

    很多人知道我有一个绰号（仅仅是绰号）——“清华校史专家”。这是有的媒体来采访我后，为了给他们的播出稿上我的名字下面安个合适的头衔，又不想照实说的一种“障眼法”。可能在他们看来，照实安上“副教授”、“副研究员”之类的称号不但有“伤”我的“体面”，也有损他们的规格（他们采访的人总应该有个像样的头衔）。不过我从来未以未得到清华给我个“正职称”为耻，有时反而以此为荣。反正在正式的场合——例如前些年为中学母校写小传和前不久学着启功先生的文体自撰墓志铭时，我一直老实承认我的真实身份——“流浪丁，副教授；学无精，识有透；高不成，低不就，行虽端，派却右……”。顺便说说，最近有人想以此为“武器”攻击我冒充清华教授，那是放了空炮了！

    但虽然如此，如果认真审视一下我与清华校史发生关系的过程和眼下清华校史“研究”的现状，这个称呼对于我，却也反映了一定的真实。因为像我这样的“校史专家”，在眼下的清华园，借用孔乙己的一句话说，倒真真是“多乎哉，不多也。”

    我现在在哈尔滨，是来看望我妹妹的，他今年77岁，身体不好，按理说，他应该去北京看望我才是，但她行动不便，我们又互相思念，只有我来看望她。

    我不由想起一段往事：想当初我因为家里经济拮据，又有“摘帽右派”的身份，70多岁的老母只有常年住在我妹妹家，“享受”一点稍微好一点的物质生活。有一年（这年母亲恰好也是77岁），她病危在妹妹家，我想来看望他，但没有路费，便向组织上提出，想向学校借几个钱，但被拒绝，原因是由于“阶级路线”的关系，像我这样的人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最后经友人指点，向经济比较宽裕的夏学江教授借钱，他得知事情原委后说，你需要多少？我说需要150元，他说，我现在身上有15元，你先拿去买票启程，我随后把余下的给你寄去。我妹妹得知此事十分感慨，说，想不到你现在还有这样的朋友！

    我这次来探视妹妹，儿女们争着给我路费，我不要，由我自己出资，买了三张往返机票，由我的儿女护送我来的！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怎样解读这种现象？有人说应该感谢”改革开放。事情果然那样单纯吗？好话难道都要向一个方向奉献吗？难道没有人应为此

校史小史

——由几幅老照片所想到的

恢复“校史编写组”三元老

“新民”与“扰民”

——再谈纪念教育先哲，呼唤人格教育

在《大学一解》中，梅、潘二先生提出了“新民”与“扰民”这一重要命题。

纪念教育先哲，呼唤人格教育

今年12月29日和 8月13日，分别是梅贻琦老校长120周岁、潘光旦老教务长110周岁诞辰。我觉得，他们二位是当前我校乃至整个高教界最值得纪念的两个人物，而纪念他们最好方法，莫如大力重兴他们终生奉行不渝、曾在清华乃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