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正是所谓“中华民国黄金十年”的颠峰时期。在这期间，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基本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全国公路总里程超过了十万公里，南方的陆路交通网已基本形成。为彰显政绩，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京滇公路周览团”，由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率领社会名流坐着汽车巡游江苏、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和云南各省，沿途观风视察、抚民训政。
消息传到贵州，这个刚归顺中央不久的贫穷省份立刻就忙乱起来，军队忙着强化治安，政府忙着筹办展览，社会团体则推选出各自的“宣讲委员”和“慰访委员”，宣讲中央德政、慰访社会民情，忙得不亦乐乎。
赖永初的家里也有个宣讲员，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赖文华小朋友每天放学过后都要把全家人召集起来开会，听她宣传国家的法令法规：
“本省时刻比海滨时刻迟差一小时。譬如中央无线电台所报时间为午后一时，本省则为午正十二时。懂不懂？”
“不懂，凭什么我们要晚一个小时？”
(2011-03-28 16:41)
1930年，贵州报界评选出了省内的“先进士绅”。
区分“先进”与“非先进”的标准非常简单，主要看他出门坐不坐轿子。因为在新派记者的眼里，轿子是需要许多人抬的，属于很不文明很不人道的表现，黄包车只要一个人拉，明显就进步了许多。而赖永初因为刚买了一辆黑色的A型福特，完全不依靠人力，所以就顺利地入选了“十大先进”的行列。
其实早在1927年，贵阳的街头就出现了汽车，但在最初的几年里，全省的公路都归军队掌管，货车客车只能用于军务和公务，轿车也就成了高官们的专利。这样的限制直到周西成死后才略为放松（周于1929年阵亡），1930年2月，省政府把公路交通由“军管”改为“公管”，允许民用车辆上路运营，消息传出之后，一向“爱玩新鲜”的伍效高立刻就忍耐不住了，连忙撺掇着赖永初出面带头，要弄一部“外国轿子”来过过洋瘾。
当时贵州的公路虽然已初具规模，但与外省的联系并没有贯通。在香港订购的汽车只能经珠江、西江、柳江船运到古州（今贵州榕江县城），
“造谣！这是有人想逼规元停盘”，赖永初立刻就看穿了谣言背后的阴谋。
电报房并没有收到“崩盘”的讯息，所谓“福隆公司倒闭”的传闻纯属子虚乌有。然而，这突如其来的流言却充分利用了广西方面信息中断的空隙，显然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按照银钱业的规矩，每当遇到情况特别复杂的时候，“规元”会议一般就会暂时停止交易，也就是不制定统一的汇价，改由商家自行其事。这样的办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金融市场的风险，但其结果也必然会造成价格的混乱，从而使得货币行情急剧下滑。换句话说，如果被谣言逼得规元停了盘，那也就意味着先前推升汽车钱的种种努力都将功亏一篑。
“来者不善啊，小韦岭那里不知道顶得住顶不住”，葛志诚倒吸一口凉气，不由得担心地念叨起来。
在操盘规元的过程中，其他人通常并不到现场观战，这不只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更是为了体现店家对操盘手的尊重和信任。赖兴隆钱庄一向都是严格遵循这不成文的习惯的，但今天的情况
就如同乡村的酒肆总有个杏黄色的旗幡一样，城里的钱庄也有自己的招牌，那就是柜台上方挂着的一杆戥子、一柄钢錾和一把剪刀。
戥子錾子和剪子都是处理银锭的工具，这似乎表明天下的钱庄只做白银的买卖。但其实，在1928年的赖兴隆，店铺里流水般进出的除了成色不一的银锭和银饼之外，还有五花八门的纸币以及各式各样的银元和铜板。
早些年，贵州的纸币都是由华家的“文通书局”承印的，“文通书局”是个以修订佛经为主的印刷厂，既没有编码机、也没有制币的纸张，所以那钞票的号码只能靠人工誊写，多摸几下字迹就模糊、多用几次票面就断裂，破损的速度比贬值的速度还要快，搞得大家苦不堪言。于是周西成执政之后，贵州就改用了中国银行的“国币”。“国币”的纸张好、印刷也精美，但这东西是由中央政府发行的，贵州并没有干涉的权力，可周西成却不管这一套，他把“国币”拿过来就加盖上自己的印章，有印章的认帐、没盖章的他就不认帐，结果三两下就把央行的钞票变成了地方的钞票，连印刷费都省了……当然，这种乱盖章的办法很
(2010-12-13 20:12)
“赖永初，你在搞啥子？害得老子到处找”
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了赖永初一跳，回头看去，才发现自己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已站着一位削瘦高挑的精壮汉子，原来是贵阳警察厅厅长傅明轩。
傅明轩字时俊，贵阳人，当年贵阳“童汉公”的“头排大爷”之中，年纪最小的是十岁的赖永初，年纪最大的就是这位二十出头、军校毕业的傅明轩。虽然后来堂口解散了，傅老大也重回军队去当连长营长团长，但他却始终保持着袍哥大爷的习性，讲义气肯帮忙，与昔日兄弟们的交情很是不错。
“不去看戏吃螃蟹，跑来找我搞哪样？”赖永初一边揉着被锤得生痛的肩膀，一边没好气的回答，不过，等他看见傅明轩从衣兜里摸出一张照片，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周西成的队伍里就养成了一个赠送照片的习惯。那照片的正面是长官本人的标准相，背面则写着“某某同志惠存”之类，每当下属完成了某项任务，厅长或者省长便会赏赐一张签名照，就象是颁发奖章一样。能得
农历八月，乡下的稻谷收割了，省城也跟着热闹起来，徒步的、乘轿的、骑骡子骑马的人们急如星火地赶往乡间，有的去收取田租、有的去倒腾山货。没过多久，新鲜的瓜果就在城里上市了，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浓香，再过了一些日子，当米店的门口挂出了“售卖月饼”的幌子、当街头巷尾闪烁着漂亮的小橘灯，传统的中秋佳节就如期来到了。
中秋是一年里最宜人的时候，冷暖适中、昼夜等长，但这也是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日子，各行各业的帐款要在这一天结清。从早到晚，商铺柜台前人声嘈杂，算盘珠子响个不停，街道上熙熙攘攘，讨债的和躲债的跑来跑去，不懂事的小孩在房檐屋角下追逐戏耍，童言无忌，高声唱着没心没肺的歌谣——钱袋子，手中提，走过城东走城西，敲开大门喊一声，先生该欠要归齐！
赖兴隆的伙计们也在这喧闹声中四处奔走，一天下来，有的带回了应收的钱款，有的只带回几句无奈的央告，“老主顾，节前清帐向来不说二话的，只是近来的确有些意外的难处，实在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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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04 04:04)
“抵制日货”的口号响彻全省，民众的爱国情绪空前高涨。继6月3号之后，贵阳城里的游行示威又接连持续了三个多月，场面十分热烈，但遗憾的是，这些热烈的场面似乎对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入秋之后，市面上的粮食越来越紧张，大批的灾民从乡下涌进城里，街头巷尾满是哀告乞讨的妇孺儿童，那饿殍的哭嚎和呻吟渐渐盖过了学生们抑扬顿挫的演讲声。
自开春以来，贵州各地的水患不断，许多地方还遭受了冰雹，对于一个土地贫瘠、农业落后的省份来说，这样的自然灾害必然会导致严重的饥荒。可是大灾来临之时，政府里的新派和旧派却只顾着吵架，双方在议会里吼、在报纸上骂，辩论的话题从天理到人伦、从省内到国际、从政治军事到文化教育，引经据典高屋建瓴海阔天空唇枪舌剑滔滔不绝，可就是对眼前的灾情熟视无睹。
当官的无心赈灾，老百姓只好各尽所能。殷实人家纷纷集资捐谷开办粥场，普通人家则在每顿煮饭的时候多加几瓢水，再把米汤拿出去施舍。赖兴隆钱庄除了赞助公共粥场之外，老板娘赖时氏还有自己
何辑五带来的消息多少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在印象中，新派一向是与旧派针锋相对的。比如旧派尊崇梁启超，新派就倾向孙中山；旧派鼓吹“宪政大同”，新派就宣扬“革命共和”；旧派说“崇洋乃数典忘祖”，新派就骂“循古是昏聩愚昧”；新派的“陆军讲武学校”跟旧派的“陆军随营学校”更是泾渭分明，双方学员不许交往，讲武学校的弟弟给随营学校的哥哥写了封家信，结果就被开除了。
政见主张不一样，经济举措也相互拆台。贵州是个穷省，既然穷就难免要借钱，先是旧派拟了个方案，通过云南富滇银行借三百万大洋修公路，担保是沿途各县的税收，结果新派大骂旧派“卖省”，这事情就没办成；然后新派也签了个协议，通过上海华侨公司借五百万美元修铁路，代价是沿线的开矿权，这回轮到旧派破口大骂了，理由照样是“卖省”，于是同样也泡了汤。两次借款都宣告失败，刘显世省长只好解嘲说：“想必贵州无需修路，盖因吾省有天然之险，若遇战事正可守险保境”，真让人啼笑皆非。
新旧两派先
听说掌柜要出门访客，伙计们赶紧把轿子抬了出来。
贵阳是座山城，狭窄的街道蜿蜒起伏，不仅马车骡车派不上用场，就连独轮车也难以通行，人们日常出行主要靠走路，而老板出门讲究体面，自然就必须坐轿子。
轿子是身份的象征。早些年，这东西只有官员和有功名的士绅才可以使用。那时候，官轿的前面总有一个敲锣的差役做引导，生员出行鸣锣五声，代表“百姓齐让路”五个字；县令出行鸣锣七声，表示“军民百姓齐让路”；黔中道知府出行鸣锣九声，代表“官吏军民百姓齐让路”；要是听见十一声锣响，那就是贵州巡抚出门了，“各级官吏军民百姓齐让路”……
民国以后，坐轿的规矩虽然不再象先前那么严格，但大致的等级还是存在的。轿子中最高档的要属衙轿，衙轿也称“大轿”，四人抬杠，红色的轿顶，宽大的轿身蒙着蓝色或绿色的呢绒，轿厢里冬天摆炭盆、夏天摆冰盆，既庄重又舒适；普通百姓当然没有享受衙轿的福气，只能坐客轿，客轿是临时向轿行租用的，
库房是钱庄最重要的地方，在赖兴隆，这地方是由老板赖嘉荣亲自照看的。这会儿，他正在后院的厢房里忙着用锯末擦洗库存的铜钱。
铜钱虽然都是清朝的东西，但因为年代有先有后、铸造的地点各不相同，在外形上也就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乾隆以前的铜钱颜色泛红，乾隆以后的因为加了锡，颜色就有点发青；“官炉”铜钱的个头比较大，每枚重量在一钱四分左右，“局炉”的就薄一些小一些，重量只有一钱二分、一钱，甚至七分八分……清洗钱币是一件繁杂的工作，从早到晚，赖嘉荣几乎整天都在这粉尘飞扬、酸臭刺鼻的小房间里忙碌着，先用米醋清除铜板表面的锈渍和污垢，再用桐油浸泡一遍，于是大大小小的方孔圆钱就由灰蒙蒙变成了亮铮铮，显得漂亮了许多。
“爹爹，今天过端午，你也该休息一下，到城外去走走。洗钱的事情叫伙计来帮忙就可以了，你又何必做得那么辛苦？”赖永初很是心疼自己的父亲，两年来，老人家虽然已经不再掌管柜台上的经营，但却总是闲不住，每天在店里忙上忙下的操劳一些琐碎的事情，劳作的强度一点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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