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以来，马甲我很少评论时事。不议论是因为不想惹麻烦，生活中的琐碎已经够多了，何必再为了管不着的事情而伤脑筋。

    但今天喝了两杯酒，有点兴

    萨苏在《空军传奇之四红军飞机“马克思”号之谜》中提到漳州战役，这事与我家祖上有关，勾起了我的兴趣。
    萨苏兄说，1932年4月，红军在漳州缴获了国民党49师（张贞部）的两架飞机，一架DH-60蛾式、一架O-2M道格拉斯。马甲我对飞机的型号搞不大清楚，只听说一架是侦察机，另一架是什么“联络机”（大概是轻型运输机之类）。萨苏兄还说，战役结束以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坐着缴获的飞机从漳州飞回了瑞金——聂政委开走的是哪一架飞机，马甲并不知道，但让马甲耿耿于怀的是，红军把我家的汽车也开走了！

    大概是在20年代初的时候，林菽庄 (林尔嘉，厦门商会总办，鼓浪屿菽庄花园的主人)在闽南推行“新式路政运动”，道路状况的改善使得汽车的使用具备了条件。
    以往，漳州周边的交通主要依靠水运，航运的范围只能局限在华安以东的平原地带。随着交通建设的发展，到1928年以后，漳州的公路向西可达龙岩（240华里）、向南可通云霄（234华里），客货运输可以连接广东的潮州，也可以辐射到江西的宁都和瑞金。一时间，漳州城里货栈林立，雩都

    1949年10月18日拂晓，太阳升起，这是厦门解放后的第一个清晨。
    战火平息了，但战争的创伤却依然历历在目。城市的周边到处是爆炸后的弹坑、燃烧后的灰烬，到处是倒塌的工事和废弃的车辆，学校的教室空了、工厂的机器停了、银行的大门锁了、监狱的铁门却开了，电灯不亮、电话不通、收音机不响、公共汽车不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更没有治安的警察，污水遍地横流，垃圾堆积如山，可是连一个扫马路的清洁工也找不到。
    街头上徘徊着焦虑惶恐的人群，有失业的店员、有失学的学生、有没能赶上轮船的官宦家眷、有被国民党遗弃的残疾伤兵，还有一大批犹豫着是不是要逃往海外的侨眷侨属。处处是茫然紧张的情绪，处处是凋零破败的景象，美丽的厦门失去了往日优雅的风采。

    10月18日这天，厦门妙释寺的白墙上还留有毛森签署的惩戒令——“图谋暴动，破坏国体，触犯戒严法第八条及海陆军刑法第二条者，奉层电准就地枪决”——布告旁边，穿白色衬衫、蓝色长裤的张逢明（厦门大学党支部书记）中了两枪，穿褐色短衫的陈炎千（厦大党支部

    黎明前的那几个小时，黄天献是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度过的——连续多天的紧张和焦虑已经使他的精神几近崩溃，等到大限将至的时候，先前的恐惧情绪反而变成了昏昏噩噩的麻木，使他陷入了仿佛弥留一般的迷茫之中。

    环顾四周，夜色沉重,远远近近的枪声此起彼伏。55军的防御已经全线崩溃，成群的败兵象受惊的兔子一样逃进了市区。城外的据点与警备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各部队的长官再也顾不上军事通讯的常识，电台里充斥着凄惨的哀告、凶狠的漫骂和惶恐的叫喊，所有的声音都在嚷着：“喂喂，船在哪里……哪里有船？”

    停电了，厦门岛上漆黑一团，虎头山上的厦门警备司令部也陷入了夜的包围之中。这座阴森恐怖的砖石建筑曾经是南洋水师的官邸、日本海军的要塞、警备司令毛森的指挥部，但这时候却在恐惧的重压下显得摇摇欲坠，如同纸盒子一般的脆弱。

    司令不见了、参谋长不见了，战情室里人去屋空，几个参谋、副官和书记员三三两两地聚在走廊上，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犹豫着是应该投降还是应该开溜。黄天献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长吁短叹、

     10月16日上午，柏原旅社（今厦门“民主大厦”）转来一份电报，母亲在电文中要求黄天献即刻辞官回家,并且说“鹿乳奉亲乃孝之始”，意思是“再替国民党卖命就是不孝”，可黄天献看了电文却只能摇头——重兵压境，四面楚歌，厦门岛上炮火连天，这时候的他只剩下成功成仁的绝路可走，哪里还有涤秽事亲当孝子的资格。

    黄天献是黄佳木的弟弟、黄韵玲的二哥，厦门警备司令部“军务动员处”上校处长，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军统特务。
    黄天献早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曾经在新加坡当过司法助理，抗战之初回国从军，在“闽浙赣游击作战”期间加入了军统组织。44年10月，戴笠在闽南开办“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又称“华安班”），他被派到厦门给沈觐康（沈葆桢的曾孙，军统闽南站站长）当助手，抗战胜利后历任军统厦门特别秘书室主任、警察局分局长，49年8月份才被提升为警备司令部的处长。
    49年正是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候，闽南地区人心惶惶。当时，蒋介石一心要把厦门建设成“保卫台湾的坚强屏障”，但驻军方面却显得十分消极，

     太阳出来，天色放亮，疯狂了一整夜的风浪终于停止了咆哮，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海面重新恢复了平静，湛蓝的海水在晨曦中轻柔荡漾，安详温和，波澜不惊。但这时候，厦门岛上的硝烟却并没有散去，海岸边、滩头上，激烈的战斗仍然在继续。
    29军86师256团（加强了257团2营）的登陆地点在板美和钟宅。这一带是国民党181师的防御正面，解放军在抢滩的过程中遭到了猛烈的阻击，在板美靠岸的第2营被打得只剩下几个班，正副营长全部牺牲，而在钟宅登陆的团的主力也被压制在盐场的一片洼地里，建制被打乱、电台被打坏，苦战许久无法脱险，只好派人用嘴含着字条泅回大陆求援。
    在右翼，31军92师的两个团也困难重重。陷入“海田”的275团伤亡惨重、几乎失去了战斗力，而274团虽然在涨潮之前脱离泥沼，并且攻占了岸塘边的高地（该团8连3排因这场关键性的胜利而荣获“渡海先锋排”的称号），但却又在高殿附近遭遇敌74师师部和222团的阻截。由于守军居高临下控制着有利地形，274团虽然几经冲锋歼灭了敌74师卫生营，但却无法继续向前突进，最

    命令传达下去，部队准备出发。先前抓获的俘虏没办法带走，只好把他们关在机场的仓库里。也不派人看守，指导员双手叉腰，先讲了几句“端正态度认清形势，与地主头子蒋介石划清界限”之类的话，然后又说：“不服气的尽管跑，反正全国都解放了，看你们还能逃到哪里去”……

    凌晨四点正是夜色最浓的时候，海风吹来一阵阵寒冷的潮气。战士们的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于是就有人随手套上了国民党军的服装——据张明诚说，在东南亚战场，乱穿敌人制服的举动通常会被视为“丧失军人的尊严”，不是被当作叛徒就是被当作间谍，后果非常严重，但这事情在中国却好象是很无所谓的，大家尽可以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去打国民党——这让他觉得十分有趣。
    部队在暗夜中行进，前方的高崎至安兜一线正处于激战之中。战线左侧的机枪“嘟嘟嘟、嘟嘟嘟”，是大家熟悉的“歪把子”，而右侧的枪声却是“哐哐哐”的，射速明显慢得多。战士们当时都弄不清那是什么武器，到后来才知道是法国的“艾蒂安”式重机枪（艾蒂安机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用于堑壕战的“要塞武器”。它的威力很大，能够打穿登陆艇

   这些天里事情多，更新太慢了，不好意思。道个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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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厦门岛的北部炮火连天。炮弹从集美村方向呼啸而至，如狂风暴雨般倾泻在石湖山周围的山麓上，一道道红色的闪亮撕破了夜的黑幕，忽明忽暗，把人们的脸庞映照得奕奕生辉。
    在这剧烈的爆炸声中，有人跑进来报告：“255团1营突破了敌军防线，红旗已经插上了神山！”——85师的吴森亚参谋长立刻高兴得一蹦老高，拍着巴掌直嚷嚷：“老张老张，还有烟没有？快拿出来庆祝一下！”
    张明诚当然非常痛快地掏出了烟卷。

    张明诚是“龙溪支前办”的副主任，但说起来，他也曾经当过“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官，只不过他领导的不是眼前的这支叱咤风云的队伍，而是菲律宾吕宋岛上的共产党武装。
    张明诚是福建漳州人，十五岁去吕宋当苦力，十八岁加入菲律宾共产党，在东南亚的丛林里打打杀杀好些年，结果当上了“菲律宾人

    今天收到了出版社寄来的《战场上的蒲公英》。看到“王外马甲”的名字在封面上与几架掠过夜空的飞机摆在一起，那感觉真是分外的欣喜。

    除了喜悦，感觉更多的其实是惊奇——这本书又大又厚，足有二十七个印张。拿在手里翻来翻去，真有点不敢相信这么老长的一堆文字居然是自己的作品——嘿嘿，马甲我写书不敢说是越写越好了，但至少是越整越厚了，这多少也算是个进步，对不对？

    感谢为该书写序的李克威老师，感谢编辑秦超先生，感谢多次撰文为“蒲公英”鼓吹的萨苏兄……当然，更要感谢始终关注着我的各位网友们，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关心，王外马甲是不可能做成这些事的。

这本书四十万字，413页，标价38元。据编辑

    除了幽雅的景致和独特的建筑，鼓浪屿还经常被冠以“琴岛”、“诗园”、“大师之乡”之类的美称。百年来，从岛上走出了林语堂、马约翰、卢嘉锡、周淑安、林巧稚、黄萱、殷承宗、陈佐湟、郑小瑛、舒婷……这些学者和艺术家的显赫声名给美丽的“海上花园”增添了灿烂的光环。
    但在解放前，鼓浪屿上最出名的并不是科学家或者艺术大师。当时它的主要特色是教堂多、诊所多、学校多，尤其是各式各样的私立学校，条件好、师资强、学费也贵得不得了，许多富裕人家都把子女送到这里上学，使这座花园般的小岛成了公子小姐们云集的地方。
    说明一下：
    鼓浪屿上最大的“金主”是印尼华侨黄奕住，他是开糖厂的，说起来应该比陈嘉庚更有钱一些。但这人对政治不大热中，办学也走的是“精英路线”，所以号召力远不如陈嘉庚，鼓浪屿学校的社会影响也无法与厦门大学或者集美学村相比。

    黄韵玲就毕业于鼓浪屿的“上女学”（“上女学”的正式名称为“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其实是一所完全中学，解放后撤消了。周淑安、林巧稚、黄萱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