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应云南电视台的邀请，到昆明参加了一个谈话节目。主要是一边看过去的老电影，一边讲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事情，比如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之类。

    电视节目的名称叫“经典人文地理”，据说收视率很高的，是云南台的招牌之一。我参加的这一期叫“不见鬼子不挂弦”，总共有四集，也就是说，要连播四天。

    平日里总觉得自己还算是挺能侃的，可真的跑到电视镜头前面去忽悠，才发觉大不一样，脸上抹点粉，大灯猛一照，整个人立刻就傻掉了一半。幸亏同台的方军老师是行家，人家不仅十多年前就写出了轰动全国的〈我知道的鬼子兵〉，而且早已经上过好几十回电视，真正是轻车熟路；担任主持的周康梁也是个大牛人——留学英国的海归，《做最牛的主持人》一书的作者——掌控起节目的节奏来得心应手……马甲我在两位高人的提携下，战战兢兢，总算是勉强把任务完成了，似乎并没有出太大的洋相。

     这节目，云南卫视从今天晚上开始播出（从10月19日23点26分开始），连续播四天。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马甲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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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回来一个多星期了，心里总惦记要更新博客。一是要写一篇进京的工作汇报，讲讲见到萨苏以后的感受；二是要接着写赖永初——人家贩私盐的小伙子被北洋军包围了，我这么多天也没让他逃出来，实在没人性。

    但我是真的抽不出空来。出门这些天，拖欠了好多事，要补；而且这回去北京，又揽了一个活，为电视台的探索频道写个系列故事（人家有规定，暂时不让说，更不许往博客上放），因为有时间的要求，我只好先顾这头，结果这么一来，填坑的事情就只好再耽误一阵了。

    抱歉抱歉很抱歉，只好请大家原谅了。

    自己没写什么东西，只能拿别人写的文章来凑数。

    《中国国防报》的记者齐越小姐写了篇对萨苏和我的采访稿，已经见报了，所以我就贴在这里，请大家看看吧。

      王家烈手中名片并不是他自己的。因为那竹牌上写着的是——奋武佐校尉（清代从八品武官的封赠），常备军右都尉（南京临时政府中级军官的位阶），陆军少校加中校衔（北洋政府的军阶），贵州陆军第六标第三营管带——黄道彬。

      当时许多“革命人士”的心态十分奇怪，一方面强烈反对封建帝制，一方面却又对过去的官阶封号非常留恋，这位黄道彬管带显然也是这样。

      黄道彬是遵义府桐梓县人，曾经考过秀才，后来因为科举制度被废除了，升迁无门，只好投身行伍，在沈瑜庆的门下弄了个“副护军校”的虚衔（注：沈瑜庆是沈葆桢的儿子，贵州最后一任巡抚，好诗文、擅书法，他有个孙女挺有名的，叫沈崇）。

      辛亥革命后，贵州大举兴兵，将常备军从一个标（团）扩张为六个标，原本只有空头官衔的黄道彬也借机招兵买马，先拉起两百人

      一段时间以来，写东西的速度越来越慢，趴在键盘前面打字的时候也时常觉得不耐烦，要不是因为害怕得罪各位网友，好多次我都打算偷懒溜号吃喝玩乐去、撒手不干了。
      我知道这样的懈怠情绪是很不对的，我知道做人做事情应该积极应该有恒心，我知道咱们应该向萨苏同志学习。瞧人家萨苏，孩子那么小、事业那么忙、名声那么大、著作那么多，漂洋海外浪迹江湖却依然关心朋友热爱祖国惦记全世界，每天笔耕不倦，地球上但凡有点风吹草动他就能马上整出篇文章来，引经据典、夹叙夹议、高屋建瓴、触类旁通，连填坑带挖坑，让场面好热闹、让偶们好高兴，这样的干劲这样的精神，真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的伟大精神从哪里来？因为他对人民无限的爱，因为他对帝国主义无比的恨(咦？这句话怎么好象是歌颂王成的，不是萨苏）……不过这萨苏也确实仿佛王成一般特殊材料的人。如果咱们挖坑界能有千千万万个萨苏，那也肯定是我们大家的光荣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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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史资料的判读，时常会出现疏漏，而这样的失误很容易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比如先前我有关“盐巴”的说法就是不准确的。经西西河“朗朗天”兄提醒，应当改正为：
      四川南部自贡（自流井）、犍为（五通桥）产的井盐，产成后呈块状的叫“巴盐”，贵州人称其为“盐巴”；未结成块，结晶细小的散盐叫“花盐”（贵州人同时也把来自淮、粤的海盐叫“花盐”），另外，根据熬盐燃料的不同，用天然气的叫“火花”或“火巴”，用煤的则是“炭花”或“炭巴”。
      “朗朗天”兄曾经研究过四川盐业史，并且还访问过赤水河上的老船夫，他对相关情况的了解远远超过马甲，但他却很给面子，没有公开发贴表示置疑、而是用短信的方式悄悄给予了指正。马甲对此非常领情，但公开的失误还是应当公开纠正才对，所以赶紧把自己这个因不求甚解而造成的错误更正过来，既避免误传，也向热心善良的河友们表示感谢。

      好了，继续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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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永初决定要去做盐巴生意，但他既没有门路也没有本钱，纵然有满肚皮的雄心壮志，却也只能够画饼充饥、徒唤奈何。
      贵州当地不产盐，食盐完全依靠外省供应。 “花盐”（海盐）的运费太高，大家吃不起，“饼盐”（云南黑盐）不含碘，吃多了会得大脖子病，所以老百姓一般都食用砖盐。砖盐的产地在四川的自流井（今自贡市），这种盐是提取盐井中的卤水，再用“井火”（就是天然气）熬制而成的，因为熬盐的时候需要用木炭作为滤除杂质的澄净剂，所以又经常被人称为“炭巴”或者“盐巴”。
      盐巴是用平底的大铁锅熬成的，结晶以后就变成磨盘一样形状的盐块，每坨盐砖七十斤左右。如果敲散开来，靠边缘的部分呈青灰色，叫“青盐”，味道比较好也比较贵；中间部分的颜色泛白泛黄，叫“磴盐”，但如果掺上一点豌豆粉再重新熬一熬，也可以冒充青盐、拿到乡下去骗苗族人。
      一坨盐巴为一担，二百担为一引，“引”是盐务采办的基本单位。照规矩，商人贩盐之前必须要申请“引票”，没有那一尺长、六寸宽

      乙卯年的腊月二十五日，贵州宣布独立了。

      如果更正规一点，其实应该把贵州举义的时间说成是“西元1916年1月29日”，或者按照当时贵州军政府的理论，把它叫做“大汉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六十四年”才对。但遗憾的是，那时候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耶稣基督的西洋历法，也不大懂得上古黄帝的纪元方式应该怎么换算。

      那时候，大家已经被搞懵了。

      在以往，咱们中国人都是根据当朝皇帝的年号来记事的，什么咸丰啊同治啊光绪啊宣统啊之类，辛亥之后没有皇帝了，于是就称民国，可“中华民国”刚到5年，袁世凯又改了“中华帝国”，大家只好跟着过“洪宪元年”，而“洪宪”的年号才喊了没几天，各地豪杰又突然把桌子一拍，宣布不同意让袁大头当皇帝、要“推翻洪宪”了……老百姓这下子可就彻底晕了菜，弄不清到底应该如何称呼自己的日子才好，最后只得翻出老祖宗留下的皇历，称当今时下为“乙卯年”。

     “乙卯

    一向以来，马甲我很少评论时事。不议论是因为不想惹麻烦，生活中的琐碎已经够多了，何必再为了管不着的事情而伤脑筋。

    但今天喝了两杯酒，有点兴

    萨苏在《空军传奇之四红军飞机“马克思”号之谜》中提到漳州战役，这事与我家祖上有关，勾起了我的兴趣。
    萨苏兄说，1932年4月，红军在漳州缴获了国民党49师（张贞部）的两架飞机，一架DH-60蛾式、一架O-2M道格拉斯。马甲我对飞机的型号搞不大清楚，只听说一架是侦察机，另一架是什么“联络机”（大概是轻型运输机之类）。萨苏兄还说，战役结束以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坐着缴获的飞机从漳州飞回了瑞金——聂政委开走的是哪一架飞机，马甲并不知道，但让马甲耿耿于怀的是，红军把我家的汽车也开走了！

    大概是在20年代初的时候，林菽庄 (林尔嘉，厦门商会总办，鼓浪屿菽庄花园的主人)在闽南推行“新式路政运动”，道路状况的改善使得汽车的使用具备了条件。
    以往，漳州周边的交通主要依靠水运，航运的范围只能局限在华安以东的平原地带。随着交通建设的发展，到1928年以后，漳州的公路向西可达龙岩（240华里）、向南可通云霄（234华里），客货运输可以连接广东的潮州，也可以辐射到江西的宁都和瑞金。一时间，漳州城里货栈林立，雩都

    1949年10月18日拂晓，太阳升起，这是厦门解放后的第一个清晨。
    战火平息了，但战争的创伤却依然历历在目。城市的周边到处是爆炸后的弹坑、燃烧后的灰烬，到处是倒塌的工事和废弃的车辆，学校的教室空了、工厂的机器停了、银行的大门锁了、监狱的铁门却开了，电灯不亮、电话不通、收音机不响、公共汽车不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更没有治安的警察，污水遍地横流，垃圾堆积如山，可是连一个扫马路的清洁工也找不到。
    街头上徘徊着焦虑惶恐的人群，有失业的店员、有失学的学生、有没能赶上轮船的官宦家眷、有被国民党遗弃的残疾伤兵，还有一大批犹豫着是不是要逃往海外的侨眷侨属。处处是茫然紧张的情绪，处处是凋零破败的景象，美丽的厦门失去了往日优雅的风采。

    10月18日这天，厦门妙释寺的白墙上还留有毛森签署的惩戒令——“图谋暴动，破坏国体，触犯戒严法第八条及海陆军刑法第二条者，奉层电准就地枪决”——布告旁边，穿白色衬衫、蓝色长裤的张逢明（厦门大学党支部书记）中了两枪，穿褐色短衫的陈炎千（厦大党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