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加载中…加载中…由于股市与房地产资产泡沫同时破灭，对应政策又严重失误，日本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去杠杆周期。20年来，日本经济全球排名由第二降至第四。
而瑞信近日报告显示，日本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终于要结束了。瑞信称，
日本企业几乎创造了“奇迹”。他们削减了6万亿美元债务，同时没有得到增长经济的任何帮助，相反日本央行还不愿推出更积极的货币货币政策。
20年后，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日本企业终于要“痊愈”了。
瑞信集中观察了三大迹象：
1、企业部门不再削减债务，也不再增加现金。
2、私人投资不再减少。
3、股本回报率与资本回报率在不景气的水平基础上逐步回升。同时日本的劳动力生产增长速度继续抵消了人口因素的负面影响。而竞争力、创新和综合指标仍然表现强劲。
因此，瑞信预计，日本企业可能在上升势头方面让人意外。
下图可见日本私人部门债务下降
中国前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先生日前在媒体撰文，坦率地讲述其在央行两年任职过程中的收获。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和个人、企业的决策，因此人们对其制定过程非常关心，甚至央行官员的学术背景、经济思想乃至性格特点都会引发人们探究的兴趣。像李稻葵这样的局内人开诚布公地谈论其个人感受，在中国还不多见，显然，他的文章对于人们了解“庙堂的秘密”是有帮助的。
不过，对于李稻葵先生提到的三项收获，笔者倒不敢全部苟同，其中主要是第一条。事实上，当我看到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央行的独立性，着实感到有些吃惊。
李稻葵彻底否定了人们对于央行独立性的固有认识，将央行独立性视之为一种神话。言下之意，当前这种由内阁来给货币政策最终拍板的模式相当良好，所谓的央行独立性根本是一个不值得追求的目标，按他的话来说“独立性是一种无益的迷信”。他给出的理由有三：一是中国领导人一般任期十年，因此不会产生竞选连任所带来的政治冲击；二是央行与经济机关之间的紧密合作能够更强有力地抵御地方政府、股票投资者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压力；三是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危害有极高的警觉
中国一开始就是IMF的创始成员会，并且份额排在第三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经过几十年的变迁，中国再重新回到这一位置上来，其间有哪些波折和故事呢？
◎1945年12月，29个国家签署协议，同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是29个创始国之一。由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中国的大国地位，当时中国在IMF中的份额仅次于美、英，名列第三。
◎1959年至1980年间，IMF多次增资，但当时的台湾当局偏居岛，经济实力有限，无力增加份额，使得中国在IMF中的份额从创建初期的第3位逐步降到第16位。
◎1980年，大陆获得IMF席位，两次增资后中国的排名从16位上升到第8位。
◎1980年代以来，由于石油输出国沙特的特别增资以及独联体国家的加入，中国占基金组织实际份额的又从第8位退居第11位。
◎2001年，对中国进行特别增资，份额又从第11倍上升到第8位。
◎2008年，中国再次增资，所占份额仅次于美、日、德、英、法五大股东国，列第6位。
◎2010年G20会议上，各国表示推动IMF改革，进行增资。在今年4月的本次会议上，G20国家共向IMF增资4300亿美元，但没有披露中国将要
本专栏上一篇文章指出，不应该将“人口红利”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大量事实表明，人口红利的存在并不必然带来经济高增长，即人口红利不是高增长的充分条件。也许有人会问，不是充分条件，总该是必要条件吧！
如前所述，人口红利有两层含义，如果从第二层意义即储蓄和资本供应上看，它也不是经济高增长的必要条件。其实，一国资本是过剩还是不足与人口结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William R. Cline所著《作为债务国的美国》一书中有一个各国历史上债权债务关系的统计，很多国家在反复经历资本过剩和资本不足的循环，即某阶段是资本过剩对外输出资本，下一阶段又是资本不足，需要资本输入。通过比对可以发现，资本输入输出与当时的人口结构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例如，日本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是从1970年开始并且于1990年结束的，但该国在1960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资本过剩国并于1980年代成为全球头号净债权国之后，这一地位也并未因人口红利消失而消失。
影响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的因素非常多，人口因素仅是其中之一，并很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用开放的视角看问题，担忧人口因素制约资本积累，进而制约
本专栏上一篇文章简要考察了欧美各国在此次危机前后的经济表现，以及这种表现与市场机制完善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凡是曾进行过有效的供给改革、市场机制得到优化的国家，抗危机能力较强，走出危机也较快；反之，缺乏改革，以财政货币政策腾挪来应对危机的国家则困难重重。
其实，体制、机制对经济绩效的直接影响在国内也可以找到很多正反两方面的例证。为说明这点，我们先要从辨析人口红利开始。由于资本市场的炒作以及媒体放大，这几年人口红利概念越来越流行，也越来越被滥用，许多人以人口红利来解释中国经济过往快速增长的原因，并以人口红利消失来解释眼下的困境。
人口红利的经济学含义有二：一是指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而低廉的劳动供给，保证了经济的竞争力；二是指劳动人口占比高、负担系数低，从而全社会储蓄率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
然而，如果把观察的视界放宽拉长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过度强调人口红利因素是不恰当的，甚至具有很大的误导性。首先，所有农业国向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都出现过罗斯托所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也就是说所有
一直处于债务危机漩涡中的希腊，近日与债权人达成了一项协议，以赖掉70%债务加新债换旧债方式，避免了未来两年内破产的危险。这件事似乎标志着困扰金融市场两年之久的欧债危机进入尾声，市场备到鼓舞，道琼斯指数再次攀高，眼下离危机前的历史纪录仅一步之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正在陆续散去，但危机后遗症不会很快消失，特别是各国应对危机采取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火箭般上升的政府债务，将在未来数年里成为令决策者棘手的难题。
世界进入了后危机时代，甚至可以更乐观地认为已进入新一轮复苏与增长时代。但这场危机的经验教训仍有待进一步总结，其中更有一些对中国有着特别的启示。如何处理需求管理与供给改革关系，供给改革如何推进，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
回头看这场危机，各国情况差异很大。既有冲击巨大但复苏很快的美国，也有长病不起百上加斤的日本，还有受单一货币制约病痛长期化的欧洲，更有强力抗过冲击随后又进退维谷的中国。此种差别原因复杂，但各国市场机制是否健全，是否及时进行了关键改革，则是最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大致可分两类：一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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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美国ADP就业人口21.6万人，此前预期20.3万人。1月修正后就业人口17.3万人。（点击看大图）
原文：为什么2月美国ADP报告比以往重要
当地时间3月7日，大型人力资源公司ADP将发布2月美国ADP就业报告，衡量美国私人部门就业增长状况。
野村认为，2月ADP报告大多与官方就业数据一致。自2006年以来，2月A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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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眼前位于新闻头条的希腊债务危机，欧元区的长期问题是：它能增长吗？传统的答案是：它过于僵化，过于社会主义，过度负债。但并非如此。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先复苏，表现最好的发达国家。自2009年一季度见底以来，德国的产出以年均2.8%的速度增长，相对于美国自2009年二季度见底以来2.4%的增长速度。德国的失业率低至惊人的5.5%，其年轻人的失业率比美国整体失业率还低。
质疑者认为德国的成功并非欧洲能够增长的证明，反而是其不能增长的原因。他们担心德国与其他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欧经济体的竞争力的不平衡。他们认为欧元使得缺乏竞争力的国家不能将货币贬值，后者是他们认为走向再平衡最确定的道路。
但这正是欧元的赐福，而非诅咒。统一货币使得政客们不能通过货币贬值和通胀带来虚假繁荣。相反，正如意大利总理蒙蒂所言，增长“将来自于结构性改革或供给端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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