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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2017-03-15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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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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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在美国芝加哥读书,对市立图书馆非常推崇,我们就把它做为一个景点参观了一次。9:00开门,已经有许多人在等待,然后急急忙忙去占座,大部分但是黑人,让我们很惊讶。

楼梯挤满去阅览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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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士兵的标识牌做成的装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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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市第一位黑人市长,倍受市民拥护,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专门有一个空间介绍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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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本市啤酒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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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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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室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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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阅览室的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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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民对去图书馆没有习惯,应该是大学生去图书馆的比较多。我们在北京去过首都图书馆,还是因为他们请我们去讲座,从自己来说就没有去图书馆的习惯。而且好像我们城市里的图书馆比较少,位置也与我们居住地比较远,现在有电脑就更不去了,没有电脑的时代是去书店买书,也没有意识去图书馆借书看书。

我们何时有去图书馆看书借书的习惯,可能自己就没有这个意识。这时一个学习、培养的过程,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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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8 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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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出门旅游,每一个游客都带着自己的眼睛,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就如那句名言:天下没有相同的2片树叶。

我的兴趣点是糊涂的,没有定性,和自己的心一样。可能看到一个狗尾巴草也高兴,可能看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建筑也兴奋。翻看自己的相册,照片都是五花八门的,今天翻到去爱尔兰的照片,一个教堂里,几个和宗教没有任何关系的照片,就充分表达了自己兴趣的不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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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张是建筑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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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07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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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14座火山成一串珍珠绕在湖泊周围,曾经的河水被火山灰切割成大大小小的五个湖泊,而当地人确称它们为“池”,以为很小,其实还是很大的。

这里有什么呢?有如同苏打水味道的矿泉水,只能在空气里保留30分钟,然后就变成红色的水了;有一个冬天不结冰的水域,叫“温泊”,现在是满眼的绿,让你安静,而到冬天,大雪压芦苇,绿水划清波,那一定又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半山的白桦与青松,半边火山岩滩地,形成的睡眠的火山老黑山,让你即享受了优美的风景,也看到恐怖的自然灾害。还可以带些矿泥护肤品回家送亲朋好友。




我没有和大部队走黑河,但是,仅仅几个景区的旅游让我知道了,黑龙江有许多其他省市没有的特殊的地理地貌,有独特的风光风景,这些都值得我们去看看。何况,最好的是那里的空气和水干净,洗洗肺,洗洗胃,让自己更健康。还有一样值得一说的是:价钱便宜哦(偷偷的告诉你们)。

凉爽一夏的黑龙江旅游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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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03 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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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e鹤之乡扎龙,相信许多人都通过电视知道,真正走到扎龙。看到起舞的鹤,还是很少的。我就是其中一个,每次在电视前看到起舞飞翔的丹顶鹤画面,就会想想,哪天我去那里看看她。

今天,才知道,扎龙是在齐齐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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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你怎么把我放在花丛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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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的丹顶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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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在这里找食,鱼儿都跑了


养鹤人与鹤


等候

每天上午两次的放飞可以更好的看到丹顶鹤的飞翔,但是,在那浓密的芦苇荡中,是有许多野生的丹顶鹤生活的,我们看到路边的一只小小的幼雏,也看到突然掠过天空的丹顶鹤,只不过如果要看清楚可爱美丽的它们,只能等待放飞的瞬间了。

在齐齐哈尔还有一个很大的温泉池:鹤之汤,有时间可以泡泡,解除旅途的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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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30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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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第二站到大庆,以为只有铁人精神和石油,但是没有想到,那是一个湿地公园,整个大庆就是在一片湿地中建设起来的。湿地对地球环境的意义是不可或缺的,自己走过几块湿地,比如美国的湿地国家公园,巴西的潘塔纳尔湿地,印象深刻,到黑龙江,到大庆才知道中国也有大面积的湿地环境。站在高高的瞭望台放眼看去,一望无际的大大小小的水面被绿色植物点缀,许许多多的鸟类盘旋,这是我第一次从高空俯瞰看湿地。

芦花与芦苇是水鸟们的最爱


现在已经开发了湿地公园,但是环保应该作为第一位的


一支枪管卷起来落下几只鸟,告诉大家,枪下留鸟i,保护动物和环境

参观铁人王进喜博物馆,重温当年的铁人精神,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还是有的,特别是再一次回顾那个时代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才能体会铁人精神对一代人的影响,没有当年艰苦奋斗的,就没有后来的中国的发奋图强。

现在的年轻人有多少人知道王进喜?有多少人可以象铁人那样为国家奉献一切?

大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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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28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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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黑龙江旅游度假都是在冬季去看雪和冰灯,黑龙江旅游局希望全国人民夏季到他们的家乡寻找凉爽,和中青旅一起设计了一条线路,自己去体验了一下。说实话,我们还真没有去过黑龙江,借此机会认识黑龙江,也是幸运的事情。

太阳岛的天鹅

因为郑绪兰的《太阳岛上》一歌而闻名遐迩的地方,是到哈尔滨必去的地方,不过,正如导游讲的不去与去,都是遗憾。唯有可以设想洪水来临一切都在水下。因为看到一些树干异样,告知被洪水侵泡过。



索菲亚大教堂


广场上的音乐会


中央大街的石子路承载了历史



人们在河堤看落日

傍晚,下班回家后人们出来寻找自己的快乐,河堤/广场/步行街,到处是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手拉手的情侣,带孩子的爸爸妈妈,花白头发的老两口,熙熙攘攘的,悠闲而享受的时光传达的是哈尔滨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满足。搭台唱戏可以看出哈尔滨的政府为了丰富市民的业余生活提供了便利。

看到如此之多的人们在街头,我以为今天是周末,仔细想想,是周一哦!这样说,在哈尔滨的夏天,这样是生活常态,比起北京,大家这个时间还堵在路上,那个更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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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化

分类: 改革话题

改革开放30年(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然而,我国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后,共同富裕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我国的基尼系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数据,1995年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为0.73,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为最高值0.4912015年回落到0.462,也远超国际警戒线。

尽管不同机构和学者对统计数据、统计样本、统计结果存在诸多争议,但中国已进入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国家的行列,已是不争事实。由此导致了巨大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引起各方严重关注。

与此同时,停息已久的“姓资、姓社”之争,烽烟再起:改革开放的中国,走的究竟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了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怎样才能填平越来越大的贫富鸿沟?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超越“资社之争”旧思维,开创“资社合流”新思维清理以往沉重的意识形态负资产,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探寻共同富裕新路径。

 

1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中断了新自由主义风光无限的好日子。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了人们对资本和新自由主义的愤怒和强烈不满。资本是导致财富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而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引起贫富两极分化的意识形态根源。

于是,在西方各国,批判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潮抬头,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论》风靡一时,新左派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纷纷登台。

西方各国大选,那些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客,如美国总统初选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英国工党新党魁科尔宾、希腊当选总理齐普拉斯,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忌惮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反而以充满社会主义色彩的口号吸引选民,一时出尽风头。

同样是社会主义一词,在不同人心目中有着不同含义。关注一下西方左派的言论,不难发现,无论政客还是知识分子,最推崇的是北欧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

20124月,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丹麦成为全球最幸福国度,以10分为满分获得近8分,其它北欧国家亦居前列。今年316日发布的《2016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跻身全球10大最幸福的国家依次为丹麦、瑞士、冰岛、挪威、芬兰、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瑞典。北欧国家依然名列前茅。

作为世界上经济高度发达、贫富差距最小、居民幸福指数最高的地区,北欧国家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北欧国家真正实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甚至是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那里的贫富差距小、社会和谐、共同富裕,所有公民一视同仁地享受平等人权和社会福利。

有人认为北欧国家是改良的资本主义,因为其经济基础仍然是私有制,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国有经济占比很小。

按照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当今世界上存在三类政党、三种社会制度:一是社会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丹麦、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都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共产党执政的共产主义国家;三是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代表。

只要简略了解一下欧洲工人运动史就可以知道,社会主义从乌托邦空想发展到现实工人运动,在第二国际走到了“历史三岔口”:从这里开始,马克思主义分化为两派,一派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一派是“改良的马克思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或“社会党国际”,早期内部分两派: 右派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主张议会道路,是第二国际的主流,但被左派批为修正主义;左派以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为代表,坚持暴力革命,反对议会道路,后来分裂出去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主义国际”。列宁在严厉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标志着列宁主义诞生,成为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追随第三国际思想成立的政党称为“共产主义党”,简称共产党;根据第二国际思想成立的政党称为“社会主义党”,又称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

其实,两派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在发现蕴藏于商品中的劳动价值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本质,提出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实践,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武装起义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创举。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发现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有了变化。《资本论》第三卷的论述,没有放弃暴力革命,但也不排除通过议会道路改造资本主义的主张。

随着形势变化和工人运动发展,恩格斯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进行了再思考,提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民主是实现工人阶级利益的新武器。恩格斯参与创建和领导了第二国际,他的思想也影响了第二国际。

可见,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西方“改良派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革命派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分支,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渊源。

然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虽是同根生,道路却不同:两者的目标都是社会主义,但一个主张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推翻资本主义;一个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变。双方分道扬镳、斗了一百多年。共产党一度在俄罗斯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二国际多数政党在一战期间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陷于瓦解,二战期间停止活动,后来又起死回生。二战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新形势下,都有了新的发展,又发生了无数风云变幻的故事。

中国革命“走俄国人的路”,追随第三国际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全盘否定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把它归类为与资本主义豪无差别的同一个范畴,认为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的国家,统统属于与美国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观点直到现在还在误导人们

然而,从历史长程看,由第二国际发展而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欧洲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第三国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许多前共产党组织转型为社会民主党,前共产党员转变成社会党党员。截至2004年,社会党国际拥有168个成员党,4000多万党员,不仅在欧洲,在全世界的影响也持续扩大。

社会民主主义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一是组织强大工会进行罢工、与资方雇主谈判、不断提高工资,压缩资本的利润空间;二是进入议会提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立法,早期确立了“五一劳动节”“八小时工作制”等法案,后来又提出了一系列涉及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法律条款,推动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三是参加竞选直接掌握政权,执政后实行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政策。

社会民主主义通过温和方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维护工人利益。与此同时,资本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也走上了以和平方式维护自身利益的道路:资方成立雇主协会与工人谈判;游说议会通过有利于资本的立法;组建政党参与竞选。于是,势不两立的阶级斗争转化为阶级妥协,资本与工人的博弈达到动态平衡,资本自身也得到改造,从而发生了“资本社会化”、“工人阶级中产化”等重大事件,深刻改变了整体社会结构,在推动社会公平的同时也维护了资本效率,维持了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总之,正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在改良资本主义、推动社会公平公正、民主进步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工人阶级变温和了,资产阶级也变温和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进一步模糊了阶级界限。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给出了证明:早年马克思设想的通过大规模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晚年马克思、恩格斯预见到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有四十多个国家的社会党曾经上台执政,其中有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澳大利亚工党,等等;更有的长期连续执政,瑞典社会民主党就是其中代表。

瑞典社会民主党累计执政六十多年,实行高税收、高福利、高就业政策,把瑞典引向从摇篮到坟墓社会福利覆盖全民的福利国家。据世界银行报告,2014年瑞典人均年收入35837美元,列世界前茅;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人类发展指数》,2011年瑞典的基尼系数为0.25,处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前列。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这个国家既实现了高收入、又避免了贫富悬殊,成为共同富裕的典范。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着三位国际领袖照片: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德国早期工人活动家),尊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导师。第四位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布兰亭。

主张议会道路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党,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之路,建立“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政治上强调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赞同多党制;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在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功能的同时,有效运用政府有形之手,调控市场,实行高额累进税干预国民收入分配以消除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是在这方面,与新自由主义相左。

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在美国,“华盛顿共识”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市场,通过高税收转移支付干预国民收入分配,将导致缺乏竞争性、牺牲效率。美国的全民医保法案从立法到实施争议不断,持反对立场的大有人在,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强大影响。然而,北欧国家在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奥秘何在? 值得深思。

同样是在欧洲,南欧与北欧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南欧国家深受债务危机困扰,“欧猪五国”都出在南欧。是什么原因?

欧洲社会主义的问题是,走议会道路、建设福利国家,把资本驯服了,无产阶级中产化了,工人却变懒了。过高的福利、沉重的财政负担、频繁的罢工、趋于民粹主义的民主,由此形成的政治机制,驱使政客为争取选票无节操迎合民众无节制的福利要求,上台后不断举债以维持高福利,终于导致国家债务危机。从长远来看,削弱了整体竞争力。于是,崇尚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说:老欧洲衰落了。

南欧国家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像北欧那样,把握好公平与效率、资本与劳动的平衡,高福利过了头,抑制了资本的积极性。许多政治家早已认识到这一点,试图进行改革。

然而,改革谈何容易?

法国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主席、前总统萨科齐搞了一个养老制度改革方案,引发工人大规模罢工抗议,黯然下台,把总统宝座拱手让给社会党领袖奥朗德。希腊走得更远,已经到了国家破产边缘,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反对紧缩政策的左翼激进联盟领袖齐普拉斯依然当选为总理。

对比北欧与南欧,两者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人口数量、宗教信仰(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有差异,可能是导致问题的因素。但我想到的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南欧国家要想改革、扭转颓势,当务之急是解决由奢入俭难题,同时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和竞争力。

由此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一个社会,需要维持资本与劳动的平衡;资本过度剥削劳动,劳动受损;劳动过度享受福利,资本受损。这两种情况,都会让社会得病,影响社会可持续长期健康发展。

 

2、冠名社会主义的中国的资本主义

今日中国,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但资本无所不在,影响和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功能。虽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刻意回避了“资本”一词,但明显的事实是,离开资本概念,根本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

毫无疑问,资本是恶魔,资本的存在,导致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但这里需要强调,当今世界上,观察和研究资本,重点不在微观资本剥削劳动剩余价值,而在宏观资本流动,导致了劳动者群体内部利益分化、队伍分化、贫富差距拉大。

《共产党宣言》最著名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这句话已不合时宜。为什么?因为当代世界,劳动者本身已经分裂成不同利益集团:资本逐利而动,造成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级差、经营管理水平级差、资源配置效率级差,“区域劳动生产率”和“国别劳动生产率”差距巨大,进而造成劳动者群体内部的利益分化和队伍分化。

当今世界,类似于美国劳工组织指责中国人抢了饭碗、英国工会抗议中国钢铁倾销导致1/4英国钢铁工人失业、德国钢铁从业人员抗议中国钢铁低价倾销,这样的现象已屡见不鲜。笔者在里斯本曾亲眼目睹葡萄牙人上街游行,抗议“中国人为什么星期天不休息?”欧洲1920世纪一度出现的国际主义和国际共运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全世界无产者”已经分裂,卷入了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

从国内来看,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同工不同酬,收入差距巨大;而同一地区的市民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国企职工与非国企职工,在收入分配上高低悬殊,已成为不同利益集团,对诸如城市户籍改革、社保、住房、上学、就业、医疗,具有不同利益诉求。改革动力与阻力混沌不清,成为改革难以深化的重要原因。

互联网时代,资本流动速率愈益提高,在创造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推动土地、人工等要素价格上升。北、上、广、深大城市房价飞涨、中小城市库存大量积压,由此造成大城市财富急剧膨胀,与中小城市及乡村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产品过剩、产能过剩、资本过剩,结构失衡日益严重,这种状态,与马克思分析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原因是一样的,都是资本包括国有资本追逐利润的结果,只是我们采取了“产能过剩”等不同于“经济危机”的词汇和表述方式。

然而,资本逐利,本性永远不会改变,国有资本也是如此。资本不养闲人,也不能闲置,否则坐吃山空,终将衰竭死去;国有资本也不养闲人,也不能闲置,否则必死无疑。所以,资本不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只要是资本,只要存在资本流动,就不可避免会引起贫富两级分化。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都是利益的调整。钢铁、煤炭国企去产能导致大批工人失业、转岗,直接危害工人利益。但如果不危害工人利益,就只有国有资本等死,然后大家一起死。这是人们期待的吗?

我国在生产过剩、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无论国有资本还是合资资本、民间资本,都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和投资洼地,这一过程倒逼产业结构由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升级,“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同时,国内资本向国外转移,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于是,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

资本转移,引导其它要素和资源重新配置,必然引起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国际之间的利益转移和调整,进而引起新的矛盾和摩擦。但这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是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基于不同利益诉求而引起的矛盾摩擦。

国际上,资本证券化、金融化所催生的虚拟经济,在加速资本全球流动的同时也把泡沫和危机流向全球,加重了资本的全球性危机。然而,全球经济危机并没有促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埋葬资本主义,反而引起国际工人阶级分裂。各国工人利益与自己祖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富国与穷国的工人和民众,有着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绝不会“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无私奉献、白白输送利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变成了一句伟大的空话。

显然,资本不仅是剥削劳动的恶魔,也是分裂劳动者队伍的恶魔;不仅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贫富差距,同样也造成了劳动者内部的贫富差距,形成不同利益集团,引发劳动者与劳动者相互间的矛盾斗争。

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人们认识资本的本性给出了一个清晰视角,看到了资本是每个毛孔都滴着污血的恶魔。但由此就能得出必须消灭资本的结论吗?消灭了资本就能实现世界大同吗?

人们发现,不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不会消灭资本,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同样不会消灭资本,即使不断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不断强调中国特色,也不能消灭资本。我们离不开资本,我们必须依赖资本,因为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离不开资本活力的释放。

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如此尴尬的现实:资本是魔鬼,而魔鬼却成了天使的翅膀,没有翅膀的天使是飞不起来的。资本是人人都具有的思维,是每个人心中都可能做的发财梦。即使你是屌丝,难道不想去股市买股票发财?

当然,赚钱动机并不等于资本主义。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是生发于基督教新教的“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以增加上帝荣耀的新教徒精神。世界首富、最大慈善家比尔·盖茨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最杰出的代表。

上一篇讨论了资本作为天使的一面,指出,我国改革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重新定义资本、市场、产权、所有制概念,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市场体系,推动资本社会化和全要素流动,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极大提高了经济效率。不再赘述。

这里只想强调,资本的属性是人性的外化,是人性中固有的趋利避害思维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是与人性相联系因而永远不会消失的东西。

所以,要想消灭资本,除非消灭人性。

人性的复杂性造就了资本的复杂性。对待资本的态度,不是彻底消灭,而是通过改革创新,建立对其抑恶扬善的制度和机制,在追求公平的同时,不损害效率。

否则,资本死了,大家也一起死。

 

3、公共产品与政府有形之手 + 私人产品与市场无形之手

寻找共同富裕之路,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政府的功能,充分认识公共产品的供求规律。

新自由主义思潮中有一个非主流学派即“新政治经济学”及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产生了较大影响,相关话语不仅经常出现在学术文章和新闻报道中,也出现在官方文件和高层谈话中。

但是,公共选择理论,是否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我很怀疑,因为它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与新自由主义的其它学派强调个人自由选择的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的主张是背离的。

公共选择理论,更多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思维,因为它研究的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及政治选择过程。极简言之,有以下重要原理:

第一,社会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具有消费排他性或非共享性,例如苹果,一个人吃了一个苹果,其他人就不能再吃同一个苹果;公共产品具有消费共享性或非排他性,例如国防,甲公民对国防安全的消费并不排斥其他任何公民对国防安全的消费。

第二,私有产权和市场无形之手,在供给私人产品方面有效率、高效率,但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低效率或无效率;公有产权和政府看得见的手,在供给公共产品方面有效率、高效率,但对私人产品的供给无效率或低效率。前者政府失灵,后者市场失灵。

第三,介于纯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之间,存在大量“准公共产品”,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这些产品适用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需要根据其“公共性程度”及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去把握。在这个范围内,往往产权不明晰,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和边界,常常十分困难。

第四,政府存在的理由,在于能够通过征税的方式形成国有资产,用以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从广义上说,政府的一切产出都是公共产品,如法律、政策、秩序、安全。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效用和负外部效用;“善政”供给正效应公共产品,造福社会;“劣政”供给负效应公共产品,危害社会。

上述理论要点,揭示了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以“经济人”自由竞争为基础,靠价格和供求关系配置资源;政府公权力代表“社会人”、以财政税收为手段、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由于政府采取强制征税方式而不是市场自愿交易方式,因而政府决策的科学、民主、透明程度,直接关系到公共产品的产出效率和供给效率。

公共选择程序和运行机制,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民主,一是专制。前者的极端是全民投票,后者的极端是个人独裁;介于两个极点之间,还有大量中间方式,如代议制民主、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等等。

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事事决策都由全民投票,决策流程太长成本过高,因而不可行;个人独裁成本低但一旦失误将产生巨大负效应甚至带来灾难,已遭历史抛弃。于是介于绝对民主和绝对专制之间的中间方式大行其道。

现代政治发展,代议制民主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不二选择,即普通民众选出代表成立议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公共选择的偏好。但这里又涉及后文将讨论的“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代理人擅权、内部人腐败”问题。所以,公共决策模式,没有绝对最优,只有相对较优。

选择适合国情的相对较优公共决策模式,是提高公共产品效率的关键。以我国实践看,已从过去的皇权专制走向了目前的民主集中制或协商民主制,决策成本相对较低,社会效益相对较高。

突出表现是,政府控制土地、国有资源和国有企业,自上而下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在诸如修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基础设施时,只需给原使用单位或农民合理征地补偿,其间不存在复杂的产权交易交易费用极低甚至为零,因而宏观效率很高。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分析,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交易成本极低,正是中国体制的巨大优势所在。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可供比较的案例如印度,土地私有,公共决策采取西方式民主,产出的社会效益就逊色得多。中国的经济规模原本与印度等量齐观,但今天已是印度的五倍,变化仅在短短几十年间。

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的公共决策就没有问题了。正相反,目前我国社会存在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贪污腐败、诚信缺失等问题,都与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相关。正效应的公共产品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问题一,法治供给不足,导致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问题成堆。以雾霾为例,雾霾是企业或私人排污引起的,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企业和私人“效益内化、成本外化”问题,只能靠公权力以法治的强制力去解决。污染问题之所以越来越严重,正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和私人溢出的“负外部效应”越来越严重,对此市场失灵、无能为力,而政府的“环境治理法律及执行力度”供给不同步、严重不足,这是雾霾问题的制度因素,一旦与相应的自然条件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严重雾霾。

问题二,准公共产品供求失衡。从理论上说,产品的公共性越高,政府应管得越多,反之更多应由市场配置资源。但在现实中,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边界怎样划分、怎样交叉配合?还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前些年教育、医疗进行企业化改革,让市场机制过度发挥作用,效果并不好,造成了许多问题。

问题三,公平正义这个“最大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造成公平与效率失衡、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出现了“先富人群”与“未富人群”的严重分裂。

按照马克思主义,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剥削工人才会导致贫富悬殊,但在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占主导的条件下,为什么还会发生比许多发达国家还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

 

4、贫富分化的原因: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福利经济学是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其中有关“公平与效率交替”的学说,颇具启迪意义,提供了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不同的另一种认识贫富分化的方法。

公平,包括相互矛盾的两方面:一是机会平等;一是结果(收入)平等。机会平等必然带来结果不平等,牺牲公平;结果平等则会导致平均主义,诱发人的好吃懒做恶习,削弱竞争力,牺牲效率。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平虽然美好、却是一个从不同视角观察有不同结论、因而具有“复杂二重性”的概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机会平等、公平竞争,一定会导致收入不平等、贫富分化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追求的是机会平等,建立市场体系、启动市场竞争、向所有企业和公民提供同等竞争机会;具体政策包括恢复高考,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允许劳动力、资本等各种要素自由流动,等等。

由于人的先天禀赋、后天条件各不相同,即使在同等机会上竞争,结果也一定不平等。就像百米赛跑一样,许多运动员在同一起跑线上出发,到终点一定有先有后。如果强制结果平等,大家都是冠军,谁还努力争先?哪里还有效率?

所以,允许要素自由流动,市场配置资源,引导劳动力、人才与其它要素优化组合,追求效益最大化,一定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因为这里是按要素分配。

首先是按劳分配引起的不平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人力资本(含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是最重要的商品,而每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有很大差别,价格也有很大差别,无论自我雇佣、自己创业,还是找工作,所得收入都不同。

在农村,刚开始搞承包制,大家按人头分配土地使用权,机会均等,但很快就有一批能人脱颖而出,成了“万元户”;在城市,人力资本更重要,特别是互联网时代,许多大佬、明星都是白手起家,靠人力资本成了巨富。所以,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自由流动、实行按劳分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按资分配、按要素分配、按要素组合分配引起的不平等。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生产资料配置是城乡二元、工农二元结构,导致了当时工农收入“剪刀差”问题;实行市场经济后,产权制度改革和资本社会化、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被分割开来,全要素流动优化组合,各项权能因组合效率不同从而收益也不同。

其中的突出问题是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不平等、国企职工与非国企职工对国有资源的使用权不平等,仍具有二元结构特征,由此又导致要素组合效率的巨大差异。

随着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诱导各种要素流向效益高的地区、城市、产业、行业,引起不同地区、城市、产业、行业的效率和收入拉开差距。这类差距不是因为按劳分配、而是因为资本效率、要素组合效率及资本使用权配置的二元结构不平等、同工不同酬造成的,两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一是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转换、数亿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推动城市的要素组合效率大大提高,进而引起城市土地、住房、医疗、教育等价格大幅上升,但农民工的工资增长不同步,远低于市民的名义工资加隐性收入。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为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却依然头戴“农民工”这顶饱受歧视的帽子,不能同步享受城市化的好处。

二是国有资本也不会“养闲人”,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国企改革去产能,资本以市场为导向流出低效益企业、产业、行业、地区,在淘汰过剩产能、落后产能的同时,产生了大批下岗工人,成为低收入弱势群体。

所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要素组合效率分配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是导致收入差距拉开的主要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劳资关系中,缺少独立工会组织,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工资集体谈判机制,劳动处于弱势地位,有时连合同工资都无法保证,讨薪无门,常常酿成社会问题。

 

5、共同富裕之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解决方案

找到了引起贫富分化的原因,对症下药,怎样才能消除贫富悬殊、实现共同富裕呢?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绝不能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共同贫穷”之路,这条老路不是社会主义,不能再走。初次分配,必须坚持机会平等、效率优先,拉开收入差距。

关键是二次分配。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应遵循公平优先原则、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又促进机会再平等,兼顾效率。

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以追求收入平等为目标,运用财政税收看得见的手,转移支付:对高收入者征高税,对低收入者采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式,提高实际收入。同时,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对全体公民提供一视同仁的平等服务,为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创造平等机会,从而让人们重新回到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新起点。

这里的最大问题是,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作为公权力的政府,能否利用税收、财政看得见的手,有效供给公平正义这个最大的公共产品?搞不好会跌入陷阱,例如“城市化的陷阱”。

我国正推进新型城镇化,这一过程存在两个利益的博弈:一是老市民的既得利益;一是由农民转换身份形成的“准市民”新利益。前者是改革的阻力并处于强势地位,后者是改革的动力但处于弱势地位。显然,靠弱势的“准市民”自己的力量融入城市,难度极大。

拉美国家大城市如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等周边巨大的棚户区、贫民窟,就是城市化进程受阻的结果。贫民窟和棚户区是“城市化陷阱”,同时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部分。如何跨过陷阱,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我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应该利用手中控制的土地、国企、财政等国有资源,采取移支付的方法,扶持和培养“准市民”新利益,例如发放购房补贴,就是一举多得的好方法:不仅可以帮助“准市民”融入城市,而且可以减少城镇商品房库存、拉动相关产业、拉动消费、帮助未富裕群体富起来、增加社会公平。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市民曾享受福利分房或低价买房的好处,现已成为市民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公平正义来衡量,农民“准市民”也应享有类似权利。

但是,帮助准市民融入城市,肯定会遭到老市民抵制,还有城市规模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里的关键是政府,政府是否有所作为怎样作为?

例如,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财政”,把卖地的钱用于修建豪华办公楼或过分超前的基础设施,制造了巨大泡沫,而普通民众并没有同步享受好处,失地农民并未得到足够补偿。这样的政府,其实是制造灾难,成了阻碍改革、阻碍共同富裕、阻碍城市化的权利集团。

公平正义,是应由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怎样才能显示社会对公平的需求?怎样才能达到公共产品的供求平衡?

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显示和调节供求关系,达到动态平衡。公共产品的价格机制不完全,无法通过价格显示和调节供求。在公共产品领域,能够有效显示和调节供求关系的方式是财政民主、预算民主,而这方面的改革,还任重而道远。

 

6、国企改革与公司治理:“经理人革命”与“权贵资本主义”

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改革,错综复杂,而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国家治理,是其中至为关键的环节。

现代企业制度并非完美,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先天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缺陷,导致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小股东“白搭车”和用脚投票、“经理人革命”和“内部人腐败”问题。

“经理人革命”是指,在股权分散的条件下,股东作为公司所有者却无法管理公司,实际控制权无可避免地转移到了具有专业管理知识和能力的高智商职业经理人手里。

“经理人革命”导致“股东缺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普遍现象,但国有企业问题更严重。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例,小股东委托大股东、大股东委托董事会、董事会选聘经理班子,经理班子和职工则形成了“内部人控制”的利益集团。各层级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因信息不对称、激励和监督不到位,中小股东和在法理上作为国家主人的普通百姓,根本不知道“内部人”在干什么,出现了所谓“股东缺位”,无法参与管理,留下了腐败空间。

在资本社会化初期,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企业创造了较高效率,但效率一提高就出现了严重腐败,偏离了国有资本作为全体人民的产权、应为国家和全民谋利的初衷。

 “股东缺位”导致公有制、国有企业异化为官有制,沦为权贵资本主义。只要掌握了权力,也就控制了国有企业,甚至把国企当成了提款机。在这种情况下,公有制和国企对人民就是一个画饼,理论上人人都有、实际上人人都没有,从来就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无法落实的乌托邦。

所以,无论国有独资还是国有控股企业,其制度设计都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谁来控制国有资本如何改善公司治理? 目前,国资委代表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模式,追问到底,最终还是存在一个“谁来管理、监督、激励国资委”的问题。这已经不是公司治理,而是上升到国家治理的范畴了。

实际上,国家治理与公司治理的道理是相通的:如果把国家看作是一个超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那么,公民与股东、人大与股东会、政府与董事会、经营班子可以看作一一对应关系。理论上公民可以用手投票,也可用脚投票,但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关系的前提下,怎样才能选出最负责任的政府、最能干的公务员、建立最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保证公务员能够为公民的最大利益服务?

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国企内部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国企高管是“官员+资本”,与一般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而非国企职工特别是农民难以直接分享国企效益提高的利益。

纪委和法律系统介入,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企内部人腐败,但是否已经形成了有效的监督激励制度和机制?激励不足会导致“懒政”,监督不足会出现腐败,这都是现阶段国企改革面临的难题。

分配不公和内部人腐败,是国企公司治理和国家治理共同面临的两大难题。解决这两大难题需要有效实行民主和法治,这是深化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

解决公平问题的另一关键,是把握不同发展阶段上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

改革初期,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效率低下、短缺经济;而目前的问题是贫富悬殊、福利不足。这与欧洲福利国家的情况恰好相反。

在欧洲那里,从微观上看,福利国家制度,使个人生活变得优雅休闲令人艳羡;但从国家角度看,经济上高福利过了头、财政不堪重负;政治上迎合日趋民粹主义的民主,结果铸就了“西式大锅饭、铁饭碗”,培养了懒汉意识、降低了竞争效率,终于酿成欧债危机,使公平与效率在另一个方向上失去了平衡。

所以,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区域是不一样的。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强调效率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了目前条件下,是应该更多追求社会公平、民生福利的时候了。

*         *         *         *

行文至此,可以对以上文字做个小结:在积淀已久的观念中,资本主义被预设为“坏”,社会主义被预设为“好”,“姓资姓社”的道路之争,一直困扰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然而,究竟该怎样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笔者认为:第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人类的两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两者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调和互补。第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是错误观念,资本与劳动矛盾统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第三,社会主义的价值核心是平等、公平,资本主义的价值核心是效率、效益。社会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公平也需要效率,不可偏废。新中国前30年追求公平过了头,导致大锅饭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前半程追求效率过了头,导致贫富悬殊。第四,社会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在私人产品领域,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有效率,政府失灵;在公共产品领域,政府机制和公有产权有效率,市场失灵。

基于以上四点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矛盾统一、平衡发展,才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共同富裕之路。

所以,争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孰优孰劣、孰是孰非的各种话题,统统是伪命题。我们需要超越“资社之争”旧思维,开创“资社合流”新思维,在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再造理想信仰,由此才能厘清国家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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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化

分类: 改革话题

未来中国30年:

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混血式整合”


 

近代以来,中西文明的碰撞交流,在引发一系列波澜壮阔社会变革的同时,留给当代中国人三笔无法拒绝的精神财富遗产: 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植根于西方文明,但二者的基本理念、核心价值存在巨大差异,两者各自内部又分为众多不同流派。对于中华文明来说,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属于外来异质文明,因而更可能与之发生文明的冲突。因此,“三个主义”汇聚在一起,必然激烈碰撞,引发错综复杂的文化基因重组乃至基因突变。最终结果,是一个主义消灭并取代另外两个主义?还是“三个主义”融合并由此创新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思想、新的文明形态?抑或是长期互不兼容、持续处于杂乱无章的大拼盘状态?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善于吸纳外来文明成果,发生过儒、释、道冲突、融合、“三教合流”后,孕育出新儒学的重大文化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进程。有鉴于此,未来可期待的结果,是在中华“和”文化营造的开放包容社会生态中,“三个主义”先是浅层次碰撞、扬弃;接着深度磨合、整合;最后是“混血式融合”,从而再建国家意识形态、重塑中国人的道德理想。这也许就是未来30年及更长时期的中华文明演进图景。

 

1、“三个主义”在相互斗争中自我扬弃

当代中国社会,同时存在三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即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不管人们是否喜欢,这是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

令人忧虑的是,目前的“三个主义”,并非和谐共存,而是彼此割裂、矛盾对立,由此导致思想和意识形态混乱、左右极端分歧、相互攻讦,已成为撕裂社会、阻碍深化改革的重要因素。

 “三个主义”的价值观、方法论各不相同,传统文化偏重道德、社会主义偏重公平、新自由主义偏重效率,不可避免存在冲突。令人欣慰的是,“三个主义”在相互斗争中也伴随着磨合、交融。正是在这种既斗争又磨合的过程中,三者都实现了对自身的扬弃、升华和与时俱进的发展。

如果追根溯源,从原教旨主义的立场看,无论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舶来的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都是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都在发展中经历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优胜劣汰、自我扬弃的进化过程。

现存中国传统文化,早已不同于原教旨主义的孔孟之道,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翻天覆地变革,“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大厦早已崩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观念逐渐进入人心。与此同时,许多传统文化观念仍有生命力,如千百年来中国人固有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庸和谐思维,大一统的国家主义、官本位文化,等等。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在本土化过程中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阶级斗争理论经过实践检验和“文革”惨痛教训,已遭到冷落或抛弃,铁饭碗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实验遭到失败;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是影响社会的重要思想方法,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仍具有巨大吸引力。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又陆续发展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等新鲜内容。这些内容衔接起来虽有些生硬和矛盾,但也显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标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非凡勇气和强大的学习、适应、变革能力。

新自由主义的适用理论,如市场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理论,不仅进入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影响了政府决策,而且已“制度化”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的结构要件。即使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风潮中,供给学派的观点仍然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资源,显示中国人具有批判地吸收新自由主义营养的能力,并没有“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另一方面,“华盛顿共识”鼓吹的彻底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反对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则不断被质疑、被批判,并在质疑和批判中形成了新左派“北京共识”的学术派别和思潮。

“三个主义”作为深刻影响中华文明、也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思想,绝不会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它们的生命力,就在于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发展、吐故纳新、进化升华。而改革开放所营造的社会生态,恰好为 “三个主义”自我扬弃的发展提供了适宜气候和环境。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主义”整合的阶段性成果

从纵向视角看,“三个主义”随着社会进步不断自我更新;而从横向看,三者相互间的磨合、整合,可能孕育出新的思想体系和精神文明形态,这才是更重要的。

这里的问题是,“三个主义”内容博大精深、庞杂繁复,哪些是正遗产?哪些是负遗产?哪些是精华需要发扬光大、哪些是糟粕必须淘汰?

其实,这是个伪问题。因为对“思想产品”的评价,站在不同立场、以不同意识形态为标准,结论完全不同。在左派看来“满满的正能量”,到了右派眼里,可能是“满满的负能量”。那么,有没有超越左右之争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对思想产品进行优胜劣汰的制度和机制?

在“思想市场”上,确实存在不同于自然选择的“社会选择”机制,在这个机制作用下,任何思想都将经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考验。这里的“适者”,就是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产品”;而参与思想市场竞争的力量,不仅是思想理论界和政府公权力,最基础的还是社会民众。对思想产品进行“社会选择”的过程,就是各种社会力量基于自身利益和立场进行博弈的过程。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当然在思想博弈中居于强势地位,但这并不能排除其它主义的影响。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思想市场是开放的。在目前中国思想市场上,“三个主义”都拥有众多拥戴者,但真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是那些经得起实践检验、能够与时俱进的思想,各种违背实践标准、假大空口号和不适用动态国情的东西,迟早会被淘汰。

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市场上,历经大浪淘沙、经过净化和升华的三个主义,逐渐出现了横向兼容的趋势。

如果对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足够敏感,就不难发现,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某种“文化基因重组”:三个主义在相互斗争、相互磨合中,悄然孕育着一种全新的价值观胚芽。学术界和官方,都已意识到这一现象,并试图概括、总结、描述这个尚处于雏形的“混血型”思想体系。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看来,就是三个主义进行整合的阶段性成果,并且可能成为中华文明演进的一个里程碑。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内涵丰富、外延宏大的12个概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显而易见,2412个概念的价值观,绝不局限于某一个主义的狭隘视野,而是努力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各种思想的最大公约数、力求涵盖三个主义各自包含的几乎所有核心价值

然而有一点需要强调,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前国情下,最突出的是国家层面的价值。国家层面的价值是“纲”,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的价值是“目”。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不是因为执政党信奉马克思主义,而是根源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不过一百年,而传统文化已经传承数千年,渗透了中国人的骨髓血液。中华文明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是由自身历史经验反复淬炼而成,这种文化基因内在地要求维持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政权,才能凝聚民族性具有一盘散沙倾向的中国人,否则国家就会陷入混乱,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这里需要对中共政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一个清醒认识。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诉求。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随着地位的转变,许多理念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对民主、自由的认识,看看上世纪40年代的中共《新华日报》,就与现在有差别。这并不奇怪,执政党与在野党的视角不同,建国后中共对国情有了新的认识,在某些方面回归了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硕果。

基于此,中共提出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国家价值放在最重要位置,与传统文化的诉求是一致的。国家层面的价值是“纲”,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的价值是“目”,纲不举则目不张,一旦国家价值崩塌,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决不可能独善其身。这不仅是中共的理念,更是中华文明的特质。这种特质也许会变化,三个层次价值观的重心会逐渐下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还看不到发生质的突变的可能性。

中华文明的另一特质是对外来文明成果具有强大包容吸纳能力。古代对源自印度的佛教进行吸纳改造,使之重获生命力;而佛教在印度本土却灭绝了。到了近现代,中华文明不断吸纳外来文明成果、并把它整合进自己的文化结构中。

从思想市场的视角观察,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就是在大一统国家主义价值观主导下,对外来文明成果进行选择、吸纳、整合的历史。正因为有了这一段历史,才极大拓展了社会层次、个人层次上的价值观空间。否则,中华文明可能至今还在“三纲五常”等级秩序的传统文化圈子里闭环运行。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吸纳外来文明成果的能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古就崇尚的“和”文化。“和”文化培养了中国人的包容性思维,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一神论排他性思维截然不同。

 

3、以“和”为纲,再造理想信仰、重建国家意识形态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缺陷,因为它没有提炼出一个统领全局的“最核心”价值。起源于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的12个价值观,生硬地放在一起,给人以“散”、“大拼盘”甚至相互矛盾的感觉。

合纵连横、整合“三个主义”,需要一个统领24字价值观的“最核心”价值。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博大精深的概念“和”,有资格担当起“最核心”价值重任,作为整合三个主义、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总纲”,实现全局的纲举目张。

以“和”做中国人价值观体系的“总纲”,是因为“和”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核心信仰的功能,是可以超越任何一种具有局限性价值的普世价值。

信仰是人的精神家园,解决人的精神何处安放和生命的终极意义、终极追求问题。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发端于世俗生活、不依赖宗教信仰的文明,这在源头上就与西方文明有着质的差别。

基督教信仰唯一的上帝,天堂、地狱、世界末日之类教条,教化了信徒在世俗社会中的道德取向及生活习俗。当今西方世界,虽然宗教信仰已十分淡化,但人们的道德取向和生活习俗,仍然深深扎根于基督教文明,构成其精神信仰的基本内核。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因为中国人不信神,不怕下地狱,所以什么坏事都敢做。没有精神信仰就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物欲横流、金钱挂帅;而一旦有了钱、出了名,物质享受达到极致碰到天花板,就会遭遇精神空虚,无聊彷徨,于是转而寻找刺激、搞迷信,乱七八糟的东西。

中国人真的没有信仰吗?

中国的主流社会,虽然没有宗教传统却有数千年历史,文化基因里肯定有一种世俗的价值凝聚人民共识,否则何以传承数千年而不中断?

目前社会上的所谓道德沦丧、信仰缺失,从中华大历史视角看,是阶段性现象,只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传统文化崩塌,中国人目前的道德、信仰,正处在一个转型、重建过程中,尚未成型,所以看不太清楚。

共产主义一度发挥过凝聚中国人民共识的功能。但是现在,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已不足以作为中国人的主流信仰。经过“文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改革开放,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教育了中国人,人们认识到,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理想脱离中国的现实,难以让人口服心服,不足以聚敛人心。

能够成为中国人信仰的东西,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和”文化。和、合二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合思想一直是具有广泛共识的中国文化精髓。

自古以来,关于“和”的典籍著述卷帙浩繁,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世界大同,更为世人所熟知。“和”的意思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和”又包含“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而不同,即把存在矛盾、差异的不同事物,整合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取长补短、优化组合,由此生成一种新的事物。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整合“三个主义”的强大能力,原因就在于“和”文化具有强大同化功能。以“和为纲整合三个主义,也就是对原教旨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进行扬弃,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重新组合。

当然,这里有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一统政治实体。中共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由此把现政权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传统连接起来。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地位。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合体”,也就根本谈不上对三个主义进行整合的任何可能性了。

正是基于“和”的思维,在大一统的中国政治“和合体”及中华文化生态环境中,三个主义经过碰撞、扬弃、整合,不断进行重组:传统文化,舍弃“三纲五常”旧秩序,保留仁义礼智信的合理内核;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抛弃阶级斗争理论,继承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共同富裕理想;新自由主义,舍弃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吸收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的思想,由此淬炼成博采众长的新思想体系,可暂时称之为“三元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是一种古老思想,但本文的所谓“三元共和主义”,特指以中国传统“和”文化为中心、整合并超越“三个主义”后所形成的新思想体系。这个新思想体系是由异质文明交媾而成,因而是一个“混血文明”。

正在形成的“三元共和主义”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客观存在,只是远未成熟、更没有形成权威话语对它进行描述。

尽管“三元共和主义”大量吸收了外来文明成果,但其根基仍然是中国心,仍然与世界上其它文明有着明确分野,因为吸纳整合外来文明成果,是基于“和”文化,基于中国人固有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维,基于世俗性的中国文化之根。

中、西文化深层次的差异,是国家民族心理层面上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文明建立在基督教传统上的线性思维,追求唯一神、唯一真理,这种排他性思维,有利于科学发现却不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华文明建立在世俗生活基础上的和合思维,有利于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中国人不会给自己制造一个上帝,中国的主流社会,历史上没有产生对神的信仰,今后更不会产生对神的信仰。有人认为不信神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缺陷,殊不知,千百年来,支撑中国体制的文化之根是“和”而不是神,“和”价值才是维系中华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一个国家,需要一种凝聚人民共识的信仰,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传统却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文化基因里始终有一种世俗的价值在凝聚人民共识,“和”是历史上凝聚中国人共识的世俗价值,而以“和”为中心整合三个主义而成的三元共和主义,则可能是未来凝聚中国人共识的新价值。类似于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升华为新儒学一样,“三元共和主义”是对旧三个主义的升华和超越,也是对历史上“和”文化的升华和超越。

从历史深处走来、又将走向未来的“和”文化、“三元共和主义,有资格有潜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成为中国人追求的社会理想和终极精神目标。

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上,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世界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就是中国人的终极精神追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就是中国人精神的安放之处,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价值。

 

4、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重塑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并不是新的提法,但这个提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目前我国社会对新道德建设的渴望十分契合,可以涵盖个人、家庭、企业、社会、国家关系的方方面面:家庭为我、我为家庭;公司为我、我为公司;社区为我、我为社区;社会为我、我为社会;国家为我、我为国家。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与“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密切相关,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人的个人行为,同时也是社会行为,既可能产生正外部效应,也可能产生负外部效应。

以食品安全为例,消费者追求食品效用最大化,形成对生产者的行为导向,因为只有供给令消费者满意的食品才能赚到钱。所以,生产者从产生利己动机那一刻起,也产生了利他动机,同时具有了“经济人”利己和“社会人”利他的双重动机。

但是,由于信息不完全,一些生产者可能弄虚作假,供给假冒伪劣食品以求成本最低效益最大,这就需要政府提供法治监督。如果政府的法治监督到位,制假贩假成本足够高,就能有效遏制假冒伪劣食品,实现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双赢。

所以,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将引导人从“经济人” 走向“社会人”,培养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诚信经商、赚钱有道的公德与私德。

改革初期,为了打破计划经济藩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分强调人的“经济人”属性而忽视“社会人”属性,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与此同时,应由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严重短缺、法治监督“脱岗”,加之官本位传统文化沉渣泛起,导致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腐败盛行。

这种情况,反映了市场、政府的不成熟,同时也指出了改革的方向。

 

5构筑接地气的舆论话语体系

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离不开舆论宣传。但目前的舆论宣传与现实严重脱节,还停留在“三个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阶段,形成相互割裂的三套话语体系:一套死抱过时的观点和理论,继续进行不食人间烟火的空洞说教;一套照搬新自由主义,不管国情硬套西式自由民主;一套打着复兴传统文化招牌,不加甄别地制作心灵鸡汤,甚至拿糟粕当精华。

三套话语体系虽有交集,但很大程度上是在自己构建的语境中自说自话,单向度输出不切实际的概念、思想、价值,不仅与现实脱节,而且造成社会撕裂、知识界撕裂,成了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障碍。

针对现状,我认为改革舆论宣传工作,应该以“和”为纲、统领24字核心价值观,并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道德建设抓手,倡导家庭为我、我为家庭;公司为我、我为公司;社区为我、我为社区;社会为我、我为社会;国家为我、我为国家,也就是与市场经济“经济人”、“社会人”相适应的双向道德。

舆论宣传,还应真实反映客观存在的“三个主义”相互冲突、重组、整合过程,由此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连接地气、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的历史、现状、未来,“生产和供给”满足社会需要的精神产品和文化产品。

百多年来,中华文明遭遇了“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走过了辛亥革命、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了文化大革命,三十多年前又启动了改革开放。目前,我们正行进在社会转型的历史弯道上,试图在器物、制度、道德三个层面全方位实现“弯道超车”。

然而,我们还没有发展出一套话语体系,能够准确描述飞奔在历史转弯处的中国。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急需一套逻辑严密、思维清晰的话语表达,以形成国家民族认同、社会上下认同、官民一致认同的舆论和语言环境。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情复杂、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超大型国家来说,需要一个凝聚人民共识、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既扎根历史又面向未来的社会理想。以“和”为纲整合三个主义、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再造信仰理想是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客观过程。实践早已走在了理论前面。远远落后的舆论宣传,是该奋起直追、构筑一套接地气的、能够准确描述和记录这一伟大历史时代的话语体系的时候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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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8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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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在这里可以做什么?这是回来以后的困扰我的地方,没有名胜古迹,没有人文景观,如何吸引游客呢?

细想,这里的优势一是交通,高速路泉林出口距离景区门口200米,高铁站曲阜东,40分钟的汽车路程;二是地理位置:曲阜、泰山都不远,可以做短途旅游;三是这里的空气好,周边没有工业企业,没有污染。

说了半天,告诉大家,这个景区是在山东泗水,位于泰山和沂蒙山相交的地方,青界湖水库可以捞鱼、泛舟;柴山,可以爬山;起伏的地势可以骑自行车看花,寻幽。有山有水有人家的一个休闲度假的去处----万紫千红景区。

我看重的是这里应该是个养老的好地方,租一个小院子,种几垄韭菜,两棵西红柿苗,养几只鸡,悠哉游哉过田园日子。北京郊区也可以这样过日子,但是,贵呀!没有那么多钱!插队的村子也可以,就是交通不方便。

这里开发的旅游房地产,既可以买也可以租(声明,不做广告)我比较倾向于租哦!如果可以约到3-5个好友,住些日子,那更美哉,不寂寞了。

五一来了,山西不去了,河南去过了,济南污染太厉害,远处也没有时间,到这里看看野花,看野兔子在草棵子里跑,看野鸡带小野鸡溜马路,吃点野菜蘸酱,地瓜面蒸饺,然后继续回北京“享受”雾霾,努力奋斗。

建议:开车自驾从北京出发6个小时左右,高铁下来没有直达车。住宿提前预定,有五星级酒店,有房车营地,可以自带帐篷,有小木屋出租(途家网),有家居房出租。没有自行车出租,酒店有餐厅,景区外有当地小镇可以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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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用优雅和典雅两个词形容袁咏仪还不够,在她安静的坐在那里时是这样的表现,而在节目中,经常是开朗活泼的,与人相处时她又是热情直率的,张智霖就用儒雅来解说吧。

没有来节目组的时候,知道他们夫妻也参加拍摄,就在网上查资料,不过我这个人眼盲的厉害,在飞机上看到袁咏仪依然是一脸茫然,没有反应。袁咏仪收回脸上的惊喜和微笑,讪讪的表情让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点,悄悄和老公说:刚才那个女人好像是袁咏仪哦?老公转身去看,见到张智霖,然后是袁咏仪,彼此打招呼,几句话下来,袁咏仪说,我们叫你们大哥大姐好吗?这样的见面认识,真的让你不由得喜欢她。

她在化妆,我说,真漂亮,化妆师说,她获得过香港小姐的称号。我说,这个我知道,在网上看过,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袁咏仪立刻说,在工作中才知道自己要更加努力的去学习,自己真的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在拍摄的休息时间,我过去找他们签名,张智霖说,要不要写大哥大姐的名字,袁咏仪立刻说,不用,我们都认识的,他们是给其他人要的,对吧!

我们一起聊天,袁咏仪说,我们以后也去做背包客,张智霖说,你不可能的,那是需要体力的。袁咏仪说,这样吧,我们在一个地方走一小段,累了就回酒店住。说完,脸上的表情就是告诉张智霖,我聪明吧!

最后一场拍摄,我们的朋友想与袁咏仪照相,我自己以为不好说,而袁咏仪却非常配合的照了几张。那个女孩子的同学们羡慕的很,一直说,太好了。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张智霖会非常关心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助理,也不适应这样的环境,就会告诉我们一些注意事情,关照一下,那种细心和精心是在不经意间就感觉到的。

分手前,我们把自己的书送给他们,谢谢他们的情谊,也希望他们了解我们。张智霖告诉我,自己是可以看简体字的,因为我们只有一本书是繁体字版。

最后祝他们又一次捧走最受大家喜欢的夫妻明星。幸福、幸福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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