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童年游戏
三年级,开始收集“烟纸”,叠成三角形,拿在手上可以指头弹之,也可用手心“砍”,然后看谁飞得远,就赢对方烟纸,复杂一点玩法是,飞得远一方,还要拿起烟纸“盖”对方烟纸,盖在对方烟纸上才算赢。最难搞的烟纸是“中华”、稍次一点就是“红塔山”,这两种烟纸,小伙伴偶尔拿出一张显摆,都舍不得叠成三角,只是整齐夹在书中当宝贝。比较常见是家长平素抽得烟:记得有“庐山”,还有就是“大前门”、“大重九”、“茶花”、“红山茶”、“牡丹”……了。
四年级开始看“小人书”,一小本,里面有插图,下面是几行字。最热门一套书就是“三国演义”,当时注意力全放在“插图”上,课间休息时,两个人就拿出纸人(从小人书剪下武将插图),步将对步将,马将对马将,以嘴对吹,只要本方武将兵器杀中对方(杀中马都不算),就算赢。最厉害一张就是关云长“马上拖刀”,刀极长,很容易就杀中对方,只有以“短兵器武将”灵活地贴身过去近攻。

有人认为流行文化都是垃圾,但70年代生人不这么看,流行文化曾像春风雨露一样滋养他们的心灵,他们曾是如此饥渴、如饮甘饴地顶礼膜拜地吸取来自外界的流行文化养料,在他们看来,流行文化并非仅仅是娱乐,是生活调剂,其内中蕴藏了无数的精神追求——理想、爱情、义气、反叛的呐喊、柔声的倾诉……
70年代生人突然被关注和70年代生人的集体怀旧缘于2002年的罗大佑演唱会。他们乘飞机去听罗大佑演唱会,门票多贵也在所不惜,他们几乎每一首歌都可以跟着唱下来,每一首歌的歌词都铭记在心底。自此70年代生人因忙于工作、安家立业而变得浑浑噩噩的生活里又激起了躁动的浪花,心底的某种久违的激情被唤醒,他们乐于重新翻出那些已经蒙上灰尘的老歌、老电影、老动画片来回味回味,在那些而今看起来很粗糙幼稚的文化巡礼中,找回曾经那么执著、那么投入、那么冲动、那么单纯的精神共鸣。

我们的父辈是把一毛钱当一块钱花,偏偏我们的子女又喜欢把一元钱当一毛钱花,挤在“中间”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不得不拼命赚钱,活活一个拜金族。比较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人的理财生活,不是忆苦思甜,只为吸取各方经验,更好地管理好我们的钱包。早一天理财,早一天享受生活。
50年代生人:我们是典型的“看家狗”
这一代人的群体特征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经历过上山下乡,沐浴过改革春风;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成为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批受影响者,4050人员中的绝大多数主体就是他们。
50年代生人大多缺乏较高的文化素养,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他们饿过肚子,所以比其他年代生人表现出更强烈的珍惜粮食和生命的表征。在他们的理财目的中,所谓“富贵”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尽管他们不知道,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这一切得来都易如反掌。要温饱,重保障,这是50年代生人的理财初衷和终极彼岸。
80年代的改革大潮,是大部分50年代生人此生记忆里所曾有过的最美好年代。那时候正三十而立的他们,急不可待地下海、出国。在上海这座城市,如果你在80年代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位朋友或者亲戚有过
01,幼儿园,春节,手拿一块带花生的冻米糖,见邻家小妹笑盈盈奔来,大喜,不禁张开双臂迎接她的热情。。。但后来发现她钟情的不是我,而是我手中的甜蜜食物。
02,小学,为了替邻家小妹抢回带香的橡皮,不惜向高班的庞然大物发起自杀性冲锋,落下满身伤痕,欢天喜地送到小妹手时,得到的却是小妹妈妈的一顿痛骂。
03,初中,与邻家小妹一起游园,因为妹妹喜欢而偷摘了公园鲜花,发现后,被园丁关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是写了两页纸的保证书才出来的。
04,高中,邻家小妹如愿地考上大学,在送别的站台上,我含泪想向小妹说点什么。小妹的爸爸说:别再想着她了,用心学习,明年也考上大学吧。
05,大学,小妹回家探亲,发来电报让我去接她。终于等来那一天,打扮得整整齐齐去车站,苦等了三个小时,终于接到了小妹,还有她的男朋友。
06,24岁,终于有女孩子领我回家见父母了,花一月工资特意买了多点的礼物。未来岳母大人高兴地说:正好明天去看病重的同事,还说,替他谢谢我。
07,结婚后,妻在电话里地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六十年代的中期,怀孕的母亲们带着我们转辗在很多大字报中间,我们记忆的最浅层里有炮轰司令部,不时成立革委会的印象。关于5.16,和9.73的争斗和血腥至人命关天也是最经常的小道消息,在关紧了房门的窃窃私语中,我们得知某某的妻子跟某某一刀两断,回归到革命队伍中去了。也得知了打倒了一批批昨天还在台上高呼口号的走资派或者保皇派们。我们在一片片红色的海洋里应运而生,接生婆是四旧,医院的赤脚医生是我们最早见到的笑脸。
我们的摇篮岁月是乏善可陈的,母亲们忙着抓革命,促生产。我们摇篮的催眠曲里总有东风吹,战鼓擂这样激越的曲调。我们在大人们的匆忙中匆忙地长大了,第一个教的单词发音是墙上微笑的毛主席的毛字,我们像很多虔诚的教徒一样崇拜着这个带来温饱和光明的前辈。挎着为人民服务斜肩书包的小哥哥姐姐们是我们最早的榜样。
还记得那些玩具吗,木头的红缨枪,刻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铅笔盒,整整几个抽屉的毛主席像章,常常是我们跟小伙伴们能交换的物件。那些大大小小,形状各异,材质不同的像章,由父母的单位或者自行购买,别在青色的两用衫上,是最好的点缀。
还记得那些充满斗争气息的小人书吗?
我曾经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是那么沉默的一代?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文坛;也不管他们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我们都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当五十年代那批人在理直气壮地总结自己一生喊出大道多歧、青春无悔的响亮口号时,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当五十年代人在文坛上翻江倒海寻根问祖时,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五十年代人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们享有的“话语权”自然比你们充分,你们也不用急,要不了多久就轮到你们“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了——其然?岂其然!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六十年代人已人到中年,此时不发言更待何时?再说,整个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不都是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三十、四十岁的家伙们在那里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