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个新词 “蚁族”流传各大媒体时，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近期表示，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630余万人，加上往届未实现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所谓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之所以将该群体称之为“蚁族”，是因为这个群体和蚂蚁有许多相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学者廉思专门研究这一群体，并根据该群体所处地域的不同，分别冠之以京蚁（北京）、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穗蚁（广州）等称呼。可见，“蚁族”主要聚居的地点是大城市。
    袁贵仁对此提出要求，要各地教育部门扩大“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的规模；做好高校毕业生入伍征集工作；进一步健全鼓励毕业生下基层的政策体系。这种让大学毕业生去基层、去西部的政策，其实早就有之，但成效并不理想。其原因除了高校扩招后历届大学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这一刚性因素外，笔者认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行政权力对资源的分配主导作用过强，资源按照权力的意志配置远胜于按市场法则配置。从产业政策到教育、医疗、社保，各个层面莫不如此。通俗地说，一个县，最好的东西集中在县城，一个省则集中在省城，

■李清
　　河北大名县委县政府的大院内，除了几间上世纪90年代建的平房外，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还有一些是1921年的房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介绍说，现在有好几处楼房因为实在过于危险，已被弃用；县委书记王晓桦说：“有房子，能办公，不就行了吗？让大名老百姓脱贫才是当务之急。”当地流传着一句话：“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高的大楼是医院，最破的房子是县委县政府大院。”
    近些年在许多地方，政府新建豪华办公楼已成风气。大名县的医院、学校有大楼，县委县政府却在旧房子里办公，可以说是一道“另类”景观。
    不过，笔者以为还是应谨慎地表示敬意为好。因为一个地方没建新的政府大楼，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县里早有建新大楼的计划，只是未能获得上级部门批准；比如县府大院整体很破，但县主要领导的办公室条件并不差，等等。
    笔者更想指出的是，破旧的“衙门”里照样能坐着贪官。正如有贪官日常生活很“节俭”一样。前年曾有报道称，河南卢氏县机关在土坯房里办公50年。当时多数人都把这看成当地领导清廉的证明，然而，该县此前却出了个人称“杜二蛋”的大

■惠铭生
　　昨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要进一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在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临床诊疗、护理、手术以及其他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同时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和治疗价格。
    看完，笔者突然想起去年广州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曾断言 “中国看病最不难最不贵”，其依据之一就是：“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
    是的，在我国看病，门诊费、护理、手术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确实无法体现技术和劳务的应有价值。另一方面，“以药养医”的体制使医院同时扮演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而药价虚高早已为百姓所深恶痛绝。对此，就连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高强在全国两会上也表示：“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吞活剥。”以此来看，国家发改委提出“高诊费、低药费”医改方向，符合现实，顺乎民情，值得推崇。
    但是，这样的医改方向能否在具体操作中不变形、不走样呢？假如“诊费提高了，药费却没降”，这样

■马九器
　　　　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逝世，在他的精神遗产中，备受关注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发问；同日，教育部部长换帅，袁贵仁上，周济下，教育深层次问题积重难返成为坊间对教育部突然换帅的集体猜想。11月11日，安徽高校11位教授给教育部部长和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题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的公开信，这封信随后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11月20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接受采访，对公开信做了积极回应。
    近来，一系列的教育新闻不约而同高速发展为公共事件，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民意与舆论积压已久的爆发，更是中国当下诸多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又一次公共逼问。所以，履新的教育部部长，不可能罔顾民意与舆论，从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回应内容看，积极负责的态度溢于言表，具体而微的措施讳莫如深，这样的回应更多只具有象征意义。
    象征性的回应，初始还是能获得公众的掌声的。在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一种文化、一种权利、一种生产力的时代，一个能最大程度尊重和顺应民意的公权部门，也是社会能可持续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之一。只是，回应不光是言

■马九器
    今天，我们来看看一些案件的判决，或许让人大开眼界，或许让人脊背发凉。
    ——— 广州市民赖先生去机场接人。一路人表示要坐顺路车，赖先生由此被运政部门罚款3万元。赖先生认为此举是“钓鱼”，把广州市交管局告上法庭。21日，该案在广州白云区法院一审宣判，赖先生败诉，被判定非法营运。（11月22日《广州日报》）就在几天前，上海的“钓鱼执法”诉讼刚刚有了结果：交通执法大队处罚违法，原告张晖胜诉。
    ——— 成都孙伟铭醉驾撞死4人，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改判无期；三门峡王卫斌醉驾撞死6人，被判6年半。
    ——— 浙江南浔两名协警在趁人醉酒不省人事时实施强奸，被法院认定为“临时性即意犯罪”，被各判3年；成都新都区李某对邻居图谋不轨，爬树偷窥最终未遂，以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 曾备受关注的律师郝劲松状告铁路部门诉讼，同样诉讼内容，却有胜有败；许霆恶意取款案，起初被判无期，后来改判有期徒刑5年。
    当你身在飞机上时，你感觉不到它的高速行进，但当你站在机舱

　　21日上午，云南昆明市螺蛳湾批发市场发生上百商户上街堵路事件。依据官方解释，之所以发生如此“浩大”的堵路事件，是因为一部分商户不愿意搬迁所致——— 按照昆明方面的统一部署，螺蛳湾批发市场要面临拆迁的命运。
    说到堵路，相信包括西安市民在内的所有公众都不会陌生。这些年来，堵路事件时常出现于我们的身边，有因拆迁纠纷而堵路的，有因房屋质量而堵路的……可以说，在林林总总的堵路事件中，可以看见积压于社会之中的种种矛盾。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堵路，这个本不该出现的行为，何以如此大规模、频繁地出现？
    谁都知道，堵路者之所以采取如此激烈的举动，无非还是希望以此种方式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进而使得自己的利益诉求得到有效保证。没有人是天然的“好事者”，总喜欢将事情“闹大”，所有过激措施的终极指向都是希望事情能够得到圆满解决。在此之前，他们定然是奔走过无数政府部门，定然是走遍了现有的所有合法渠道，但是，没有一个渠道，可以让他们的利益得到保证，甚至连一个可以让他们和一干利益攸关方进行利益博弈的平台都没有遭遇到，不得已之下，他们才选择了堵路。
   

　　关于国家建立，对现代人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当属契约论。尽管其主要的阐述者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三人的理论结构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人民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自愿地建立政府，而不是被某个强有力的人物征服，被迫生活在强力统治之下。由此论证就可以得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人民主权。人民才是国家的主权者，政府不过就是人民用来追求安全、自由和幸福的一种工具。因此，政府应当“民有、民享、民治”。
    自从这个理论提出以后，一直有人反驳说，契约论只是政治哲学家的想象，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真的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建立起来的。首先，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相信，政府应当建立。这种信念会极大地影响现实的政治进程。不过历史上，也确实曾经有过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事情，那就是封建国家的建立过程。比如，历史上的周，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契约建立起来的，只不过，订立契约的不是个人，而是部族。
    到了殷纣王时代，周人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治理体系。它在西方已经崛起了，不过，它的力量更多地来自一种刚健质朴的精神，用今人的话说，就是软力量。史书上记载，周武王与纣王决战于

■杨鹏
    在看病贵、看病难的煎熬中，随着年初新医改全面启动，国人终于看到了希望。“挤牙膏”式的各地试点，正为新医改未来的全面铺开积攒着经验。而最新的消息是，子长县“平价医院”模式将在延安全市推行。
    作为新医改的探路者，子长“平价医院”无疑是要放在新医改的天平上考量一番。解剖子长“平价医院”这只麻雀，只为窥见新医改的未来之路。
    放在新医改的大背景下，早在2006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高强就已提出了各地要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由此，“平价医院”浮出水面。但彼时，医疗改革陷入迷雾而找不到出口，人们围绕“平价医院”的概念、投资主体全然自说自话，连广东一位副省长都认为 “平价医院是形式主义”，虽然卫生部曾表态“平价医院投入主体是政府”，但直到年初新医改方案正式出台后，才明确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自此，公立医院便开始逐步完成由“市场”向“公益”的回归和转型。
    不过，接下来的问题是，“平价医院”由最初的“建立”到现在通过“改组”公立医院而来，指导文件上的明确，这是第一步。进而，如何“改组”公立医院就至关重

    继针对二套住房贷款政策全面收紧之后，商业银行的首套房贷也有收紧之势。据报道，建行部分支行开始全面提高首套住房贷款限制：首套普通自住房贷款只有在首付40%及以上，房贷利率才能享受打七折的下限优惠。这与之前首套住房贷款全部享受首付两成，利率打七折的优惠幅度相比，买房者的成本显然大幅度提高了。在数月前各地陆续收紧二套房贷之后，如今围绕房地产税收优惠是否延续的纷争甚嚣尘上。此时，作为房贷市场“龙头老大”的建行率先收紧首套房贷，难免会让市场敏感地猜测，其是否提前获得了监管部门调整房贷政策的信息。当下全国房价之畸高已经是毋庸置疑，抑制房价非理性飙升，让房价回归公众能够承担的范围之中，的确应成为所有房产调控政策的主要基调。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支持基调并非意味着所有“看似”能够抑制需求的措施都可以大行其道。恰恰相反，对于具体政策措施缺乏甄别，其市场效果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房地产市场存在恶意推高房价的投机需求，也存在大量以自住为目的的刚性需求，两属性不同，调控政策措施也应该区别对待。对于前者理应进行强力打压，而对于后者则需保障供求关系间的平稳有序，切不可让政策措施随意介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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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大足县原卫生局副局长宋某受贿案一审被判刑3年缓刑3年。庭审中，宋某作陈述时求法官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声称“我还想为人民群众服务”。（11月17日《重庆晚报》）
    宋某还是习惯性地继承了腐败官员的忏悔风格，像平时在主席台上作报告一样陈述着。不过这句 “我还想为人民群众服务”，让这个冬天冷上加冷。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将被开除公职。宋某如果没有强硬背景能够保证低调复出的话，根据法律是绝对没希望“继续为人民服务”了。其实服务不服务，这个并不重要，可宋某忏悔出“想为人民服务”这个廉洁的口号时，多少值得引起社会思考：贪官该如何忏悔？
    放大到文化背景来说，中国人本身就缺乏忏悔的传统和文化习惯。纵然古代君王多有罪己诏，但差不多都是平息民怨的一种手段和玩弄文字的技巧而已。所以指望类如宋某构成的贪官体系，产生出一种能够发自灵魂深处的革命式忏悔，基本是不可能的。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说宋某的忏悔不是灵魂深处的革命，这个怪中国文化大背景，但帮宋某认识一下“人民”的概念，还是很有必要的。宋某“想为人民服务”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