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力前锋 ] 于2009-12-11 11:34:28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山西省一村支书李世明被人刺杀。一周后，警方将疑凶张旭平抓获。检方以其涉嫌故意杀人向法院提起公诉。在法庭上，张旭平的辩护律师，当庭呈送给法官48个村组或单位、20996名成年人的签名。他们联名请求法院对张旭平从轻量刑。而张旭平所在的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总人口仅25万。（《中国青年报》 12月2日）对此，我思考起其中颇不正常的“怪”来：村支书被刺死——进而是村民乐之——再而是两万村民请求从轻惩凶。显而易见，这“村支书”大有问题，起码不是我们心中那种地道的受人尊敬的村支书。

　　一般地说，若一个无辜群众被歹徒杀害，人们大都会对被害人报以同情，而对凶手则恨之入骨。然而，这个山西村支书被刺身亡，作为受害者的李世明，并没有理应得到村民的同情，恰恰相反，得到村民同情的却是凶手张旭平，他们并且将对张的同情付诸具体行动——签名、按手印，联名请求法院对张旭平从轻量刑。作为一村之“父母官”——村支书的李世明，在村民群众心目中对其“非正常死亡”的同情成分，竟连一个普通群众遇害也不如？乍一看，这颇不正常。但再看，一切就都正常不过了。

　　据称，这个头顶着吕梁市离石区下水西村“村支书”帽子的李世明独霸一方，几近一手遮天，呼风唤雨的地步。在村里是“顺其者并没有昌，逆其者倒是要亡的”。李世明横行乡里，清除异己，打击报复举报人。据当地警方提供的数据，2000年以来，在这个1600余人的村子里，就有12人被刑事处罚或判刑，24人被行政处罚，有人数次被罚。不少村民证实，这些人中，大都和李世明有过节，其中就包括有刺死李世明的张旭平及其家人。可以说，李世明最终被刺身亡的结局，是其与相当一部分村民“水火不容”的冲突关系，矛盾激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或早或晚迟早要暴发的事。

　　不容回避的是，在李世明与部分村民群众的关系逐渐趋向恶劣并愈演愈烈加剧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不作为，以致乱作为是起了催化促进的作用的。据说，村里几十个家庭集体上访举报李世明毁林，该案也被当时的吕梁行署林业局批复定性为“特别重大案件”，并建议“尽快将此案移送公安部门立案查处，追究刑事责任”。但此批复并未让上访人拿到补偿款，也未见李世明担负任何刑事责任。倒是上访村民之一的李来柱反被涉嫌毁林处以刑事拘留。一些村民举报李世明至少和村里20多宗土地流失案有关。对此，吕梁市国土资源局联合有关部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但数月过去了，至今仍未有结论。村民也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举报此事，但大都石沉大海。……诸如此类的种种矛盾日积月累，而又得不到有效解决，终有一天由矛盾沉积所成的“火药桶”被点燃——以矛盾的焦点人物李世明的被刺身亡，才使所积聚的矛盾得以一定程度上的释放与缓和。当“对薄公堂”遥遥无期，或无果无望之时，那么极端的“私了”随时随地上演就在所难免了。

　　另一方面，据下水西村村委会整理的一份材料表明，在李世明任职的17年内，他获得过无数荣誉。比如，从1995年2001年，他连续6年被评为“红旗”村干部；1998年，他还被当时的离石市委评为“最佳扶贫新闻人物”；2001年，他被离石市委、市政府授予“模范个人”称号；2008年，他被离石区委授予“五一劳动模范”称号。李世明治下的下水西村，获得的集体荣誉更是数不胜数。1999年和2001年，下水西村分别获得“省级文明村”和省一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08年7月离石区委授予“四星级党支部”称号。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李世明承包了当地的一些工程而一天天富了起来。他在“金碧辉煌”地段附近，盖起了8层楼房，电梯直通各层，四周都设有摄像头监控。而不少村民，仍住在破旧的窑洞结构的房子里。村中还有不少土路，风起的时候，尘土飞扬；雨雪来的时候，泥泞不堪。如此一个“声名在外”的“能人”，在村民群众眼里竟是这般形象低下，关系紧张，并终以如此结局收场，这一切都与那些授予的荣誉相去甚远，名不副实了！

　　李世明的被刺身亡固然是其“村霸”行径一手造成，咎由自取，但有关部门也脱不了干系。他们在处理村民上告村干部的问题上，大都采取“冷处理”；在选人用人的问题上，重才轻德，以为“经济能人”就是村干部的合适人选，殊不知，这其中有不少人根本无心为民，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倒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为其进一步捞取个人利益提供更大便利；在用人上失察失监，不重视民意与群众评议等等，这些是不是更值得有关领导去反思。否则，当包括村支书在内的村干部被“纵容”成“村霸”之时，还会有更多的“李世明被刺身亡”式的悲剧上演。

江西脖子最硬的人——胡铨

        胡铨，字邦衡，号澹庵，生于1102年（北宋宋徽宗崇宁元年）6月初三日，卒于1180年（南宋宋孝宗淳熙庚子年）5月29日。南宋吉州庐陵芗城（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道院）人。南宋爱国名臣、文学家、政治家、爱国词人，以刚直忠义名昭史册。
         胡铨出生于一个以耕读为本的家庭。胡铨在家庭环境熏陶下，自幼聪慧好学，潜心学问，强记博览，胡铨幼年跟随萧楚习读《春秋》，能得其精髓。这为他为学从政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基。年甫弱冠，胡铨便才气横溢，初露锋芒。1126年胡铨中“国学”乡举举人。胡铨生活在北方金兵不断南侵的时代。他关心时事，面对严峻的形势，胡铨逐渐成为一名以天下为已任的有为青年。把一生奉献给抗金事业，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操。
         南宋建立伊始，朝廷急需人才。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宋高宗赵构在淮海（今江苏扬州）开科取士，并亲自出了“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的题目。当时金人铁骑捉拿高宗，高宗四处躲避，提出这个题目是想找一条化险为夷的良策。年方25岁的胡铨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参加应试，在对策中，胡铨从民本思想出发对策主张“君主治政应听于民，而不迷信于天”。胡铨答策万余言，借题发挥指出“汤、武听民而兴；桀、纣听天而亡”，要想生存下去，就得听从民意。尖锐地批评高宗为政听于天而不听于民，没有一切以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出发，恃天命而不修人，所以才致祸乱叠起。在充分阐述“国交示例，听于民；国将灭，听于天”的道理之后，胡铨又具体指出了高宗为政不当之处，引古证今，层层剖折，对高宗用人政策的错误作了无情的批判，对如何治国兴邦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充分阐明了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方略。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敢于犯颜直谏，以及勇于变革现状的可贵精神给朝廷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宗皇帝见到胡铨的文章后大加赞赏，想点胡铨为状元，只因有的考官认为胡铨的言词过于直率，把他排在第五，而中李易榜进士第五名。授任抚州（今江西临川）军事判官。
         因父去世，胡铨回家守孝，没有赴任。当时时局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兵大举进攻南宋，朝廷节节败退。宋高宗率百官从东线南撤，自建康（今南京）经镇江、常州、湖州至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想就此安居下来。而金兵不让南宋君臣有须臾安宁，兵锋继续南指，南宋朝廷不得已又狼狈南奔至绍兴、宁波，自宁波乘船改从海道逃命，直到温州。当此危急之秋，各地将官的腐败状况暴露无疑。多数州县不堪一击，官将们逃的逃，死的死，降的降。更有甚者，则临阵倒戈，挟众为乱。年轻的胡铨，面对如此混乱、艰难的局面，毅然挺身而出，把自己忠君报国的理想付诸实践。1129年（建炎三年），隆祐太后（哲宗孟皇后）为躲避金兵追击，逃至吉州（今吉安市）。正在家中守孝的胡铨闻讯后，立即招募成千上万热血子弟，组成义勇军，与抚州太守张循相配合，入城固守，协助官军抵御金兵，保卫家乡。金兵退后，由于胡铨抗敌有功，他被起用为承直郎兼吉州军事判官。
         1135年（绍兴五年），抗金名将张浚开都督府，辟胡铨为湖北仓属，他没有答应。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举荐胡铨于朝，授为枢密院编修官（职责为掌管全国军事文件）。
         1137年（绍兴七年），被囚在金国的宋徽宗和宁德皇后逝世，讣告至临安，主和派趁机又大肆鼓吹和议，以和可以迎回徽宗梓宫及尚健在的钦宗和太后为借口。于是朝廷于１１３８年派遣王伦为议和使者，出使金廷。１１３８年８月金国派其宣院事萧哲、左司郎中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与王伦一起到临安，以宋不是与金国对等的国家，而只是金所属国，并且使用皇帝“诏谕”字眼这种侮辱性的使节名称，已经激起南宋官民极大的愤怒，加之萧哲等傲慢无礼公然要求宋高宗到他们下榻的馆驿接受诏书，更激起朝廷中义士的义愤，许多人上书抗议，宰相秦桧却抓住高宗想早日实现徽宗梓宫和太后归还的心理，宣言“屈已议和，此主之孝也”。
         奸相秦桧迎合金人，决策主和，朝野舆论一片哗然。当时，朝中就金国入侵战和问题斗争十分激烈。在这一关键时期，身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挺身而出，对此坚决抵制。于1138年11月即以“冒渎天威，甘俟斧钺”的气魄，奋笔写下著名的《戊午上高宗封事》，直截了当指出秦桧卖国求荣、朋比为奸、欺君误国的险恶用心，劝诫高宗“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声明自己“义不与桧等共戴天”！要求高宗皇上砍下秦桧、使臣王伦、参政孙近三贼的头颅，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如若不然，他宁愿“赴东海而死”，也“决不处小朝廷求活”。这篇奏疏（史称“斩桧书”），不仅“当日奸谀皆胆落”，而且使“勇者服，怯者奋”；浩然之气充于肺腑，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戊午上高宗封事》一出，京城文士争相抄阅，先睹为快，时人称之为“中兴第一，可与日月争光”。此书一上，在临安引起轰动，数日不定。当时宜兴进士吴师古将此书刻板印行，南宋上至官吏下至百姓争相传诵。金人闻讯急忙以千金购得此文，读后“君臣失色”，连连惊呼“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此后，20年金人不敢贸然举兵进犯南宋。25年后（孝宗乾道年间）金国使者再次来到临安时，仍怀忐忑之心打听胡铨的情况）。
         秦桧读到“斩桧书”后，以“狂妄上书，语多凶悖，意在鼓动，劫持朝廷”的罪名加于胡铨，想把胡铨处死。后因人反对，而下诏除名，将他编管昭州（今广西平乐），永不收叙。后因朝中大臣给事中龙如渊、谏议大夫李谊、户部尚书李弥逊、侍御史陈刚中等人都出面为胡铨鸣冤叫屈，纷纷为他说情，想方设法为胡铨辩解、援救。秦桧迫于公论，只好对胡铨从轻处置，将胡铨贬谪广州监管盐仓。次年（1139年）改为签书威武军（今福建）判官。
         1142年（绍兴十二年）七月，一个附和秦桧，名叫罗汝楫的谏官，弹劾胡铨“饰非横议”，胡铨再次遭到秦桧的迫害，被除名发配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编管。在新州时，广州元帅王轶问新州当时的主政者张棣“胡铨为什么没有被贬谪到海南去”？胡铨听说后写词说“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张棣知道后上奏秦桧，秦桧认为胡铨心怀怨愤，于是在1148年（绍兴十八年）11月又将胡铨移谪吉阳军（今海南省三亚市）。
         胡铨不以个人的生死为虑，非常关心海南文化教育的进步。他克服重重困难，著书立说，执经授徒。为发展海南的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纪念唐宋两代被贬谪至海南的五位贤臣名相，在海南海口市区东南和琼山交界外，建有五公祠。这五位历史名臣是：唐朝时曾两度出任宰相的李德裕，他因朋党之争而被贬海南岛，并死于此。另四位是南宋时期的主战派，他们是曾两度拜相的李纲、赵鼎和参知政事的李光、枢密院编修胡铨。他们四人都是金兵入侵的年代被秦桧投降派迫害而贬到海南岛的。五公祠楼上悬挂着“海南第一楼”金字横匾。楼下大厅的环柱上有两副脍炙人口的楹联：“唐嗟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道契前贤，教兴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另一联为：“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其志；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前一联是清末海南才子文昌人氏潘存撰，后一联为建祠人琼崖道台朱采撰】。
         1156年（绍兴26年）秦桧死后，胡铨由海南移往衡州（今湖南衡阳），处境稍有改善。1161年（绍兴31年），胡铨得到自由，结束了23年的岭海流谪生活。1163年（隆兴元年），孝宗即位。即位后，彻底平反了胡铨的冤案，胡铨又被起用，孝宗皇帝对他优宠有加。以奉议郎任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
         1163年（隆兴元年）5月3日晚上，孝宗在临安内殿密阁亲自接见胡铨，赏赐金凤笺、玉管笔、龙脑墨、凤味宴，并命潘妃唱《贺新郎》，宫女兰香执玉荷杯，天子亲自注酒给他。酒间，孝宗又唱《喜迁莺》。孝宗问：“久闻你喜直谏，你就谈谈该如何执政吧！”胡铨当即提出“修德、结民、练兵、观衅”等四点意见。孝宗在席间对胡铨说“卿真忠臣，汉之汲黯、唐之魏征，也不过如此”。 旋以“直谏”之臣被任为吏部郎官。授予秘书少监，提为起居郎。后又兼侍讲、国史院编修官等要职。从此胡铨尽心辅政，主张修复中原。针对当时朝中议和之风，胡铨多次上表予以反对。胡铨屡次劝说孝宗要坚决信用张浚主持抗战恢复大计，不要惑于谗言，动摇既定的抗战方针。这一系列忠言谠论，对于孝宗一朝的朝政裨补甚多。然而，孝宗的对金政策也有动摇的一面，对胡铨的意见通常只是口头赞许，实际上并不采纳其意见，反而常常受主和派汤思退等人的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胡铨再次成为反对议和的杰出人物代表，与宰相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请孝宗迁都建康（今南京），作恢复中原光兴之计。
         胡铨坚决站在主战派一边，反对议和，抗金爱国之心矢志不移。1163年（隆兴元年）宋金交战，符离（今安徽宿州市）一役宋军大溃，金方趁机要求宋朝割让海、泗、唐、邓四郡（分别为江苏连云港、盱眙，河南唐河、邓县）。主战派以张浚为首，坚决反对割地。主和派以汤思退之论，于次年罢免张浚相位，命思退作书，许金四郡。隆兴北伐失败后，胡铨又勇敢的站起来，上书孝宗道：“臣窃以为思退又一秦桧也！思退下去，国体弱矣！”奏请皇帝不要因小败而气馁。在胡铨精神的感召下，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论思退等奸邪误国，招致敌人，请斩之。此前已被贬官谪居泉州的汤思退闻讯，忧悸而死。胡铨领导的反抗投降运动，取得了局部的胜利，胡铨的正直之声满誉天下。时逢旱、蝗之灾，胡铨上书数千言，言政令阙失十事及上下之情不合者十事。当庭责斥主和派。十一月，孝宗召以和戎遣使，在宫廷询问侍从、台谏，主和与可否者各半，只有胡铨一人言不可和。上疏言朝廷当以赈灾为急务，而议和为阙政。1164年（隆兴二年），胡铨升任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当时，金兵向商、秦之地进发，楚荆、昭关、滁州等地先后失守，只有高邮守臣陈敏顽强地拒敌于射阳湖（今江苏东部）。形势十分危急，胡铨一面上表弹劾拥兵不救的大将李宝，敦促他迅速出师求援；另一方面又亲自带兵上前线抗金。时值严冬腊月，河水冻结，胡铨身先士卒，手持铁锤下河击冰。将士们深受鼓舞，一鼓作气，奋勇作战，终于击退了金兵的入侵。南宋乾道（1165—1174年）初，胡铨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后改任泉州，升为工部侍郎。又任措置浙西淮东海道，抵御金兵进犯。
         南宋淳熙年间，胡铨见孝宗倒向主和派，自觉无力扭转乾坤，遂有退归田里，保持气节的念头。屡次向孝宗提出辞官退休的请求，皆不获批准。直至1179年（淳熙六年），胡铨已届78岁高龄，疾病缠身，不能再上朝了，孝宗才准许他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退休，定居家乡青原山南麓。1180年5月，胡铨病危，弥留之际，仍口授遗表，悖悖期望孝宗皇帝“舍已为人，安民和众”，牢记家仇国恨，收复失地。他自己则愿学习唐代安史之乱时忠贞杀敌、以身殉国的张巡，“为厉鬼以杀贼，死亦不忘！”就在忠君爱民、杀敌报国的嘱咐声中，胡铨溘然辞世。死后，谥“忠简”。历任国史院编修官、宗正少卿、宝文阁侍制、龙图阁直学士、端明殿学士等职。
         胡铨虽颠沛流离，半生岭海，但志苦心劳，好学不厌。对经史百家之学均有所得，而且通晓绘画艺术。他推崇韩愈、欧阳修，主张以文“传道”。著有《澹庵词集》、《易解》、《春秋解》、《周礼解》、《礼记解》，有《澹庵文集》100卷行于世。他的文章，内容丰富，驰骋古今，多长篇大论，代表作如《上高宗封事》。其他文章，如《应诏言事状》、《应诏集议状》、《上孝宗封事》、《与王中丞相书》，也都痛快淋漓。题跋如《跋陈了翁帖》，也写得激昂慷慨。杨万里曾为他的集子作序，说道：“先生之文，肖其为人。其议论闳以挺，其叙记古以则，其代言典而严，其书事约而悉。”是为中肯之评。胡铨其他反对和议的愤世之作也都酣畅，意气雄迈。
         胡铨能文工词。词作不多，但风格较为多样。胡铨的诗，颇具风采，一如其文。如《次雷州和朱季才韵时欲渡海》，虽再遭贬斥，意气不衰。其词亦多激愤之语，抒发爱国忧愤之情怀。代表作有《好事近》、《菩萨蛮》、《醉落魄》、《玉楼春》等。其中在《好事近》里，胡铨对“豺狼当辙”的现实进行了怒斥。表明自己“处涸辙以犹欢”的志向情操，写得一气呵成，慷慨激昂。而词《菩萨蛮》则是另一种风格，写情人恨别，竟至于发痴愿，希望老天垂怜，使“今宵长似年”，真是良宵苦短，离恨绵长，令人不禁同情感伤。
         胡铨的一生是忠诚的、正直的、爱国的一生，正如他在《乾道三年九月宴罢》一诗中所写：“久将忠义私心许，要使奸雄怯胆寒。”胡铨的一生，虽被流放23年，但始终坚持抗金、反对议和，爱国之情长存。为了保全国家的完整，人民生活的安宁，他不辞辛苦，上下奔波，胡铨的这种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在广大人民心中永不磨灭。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他的事迹和精神当与当时的岳飞、文天祥一样，永垂青史。为了纪念胡铨，人们把他与欧阳修、杨邦义、周必大同誉为“庐陵四忠”，并修有胡忠简公祠。
         2000年元月，江西省的新闻媒体搞了一次很有价值的“千年回眸”，选评本省千年之中最杰出的十位历史名人。胡铨被评为江西“脖子最硬的人”。                     
         　　　　　　　　　　　　　（江西遂龙律师事务所   胡琼芬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