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福田指数”系列之二：

 

    “出门前像打仗，路上走像拉磨，回到家一个字，累！”是许多中心城市的居民早晚奔波出行的写照。近年来，不少城市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力图缓解城市拥堵问题。快速公交作为一种解决方法，也成为众多市民关注的热点。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浪汽车网联合发布的《2009福田指数——中国居民生活机动性指数研究报告》指出：六成城市居民出行主要依靠普通公交车，近七成居民道路拥堵感觉明显，快速公交的使用率尚待提升。这种现状下，建设快速公交成为众望所归，但快速公交要想真正发挥分流、提速的作用，还需要科学的规划和运营。

    现状：出行靠公交，拥堵很无奈

    总体来看，城市居民出行方式上公交依赖度很高，66.9%的城市居民经常搭乘普通公交车出行，单次出行距离平均为3.72公里。

    具体来看，本次调查的7个城市中，广州市民对普通公交车的依赖性最强，公交出行比例和单次距离都高于其他城市，82.8%的广州市民出行主要依靠普通公交车，单次出行距离平均为5.36公里。此外，武汉市民公交出行比例较高(80%)，北京、成都单次平均出行距离都在4公里以上。

 

 

    从出行感受来看，城市居民对交通拥堵的感受比较明显，53.5%的受访者认为交通比较拥堵，13.7%认为非常拥堵。两者相加比例将近7成。

    从七个城市来看，广州、武汉、西安三城市居民拥堵感更为强烈，有20%以上认为道路非常拥堵的比例都在20%以上，约有五到六成的城市居民认为道路比较拥堵。面对堵车，这些 “公交一族”们只能在车上干着急，拥挤并忍受着。总之，出行既没有速度，也没有舒适度。

    此外，尽管成都市民公交依赖度相对不高，但公交日出行距离却较长，而他们的拥堵感也较为突出，六成多市民交通拥堵感明显，温和之中夹杂着不满。

 

 

    希望：快速公交 众首翘望

    面对城市交通拥堵的状况，很多城市都积极投入到发展城市快速交通的建设之中。本次调查也显示，80%以上的城市居民都支持建设快速公交，其中日常搭乘普通公交和轨道交通出行的城市居民中一半以上表示肯定会改乘快速公交，转乘意愿强烈。

    在尚未开通快速公交的6个城市中，成都、西安、广州、武汉这四个公交依赖度和拥堵感双高的城市，市民对发展快速公交的支持率相对更高，都在80%及以上。哈尔滨市民对道路交通状况评价偏中性，对建设快速公交的积极性也一般，支持率为70%。

 

 

    值得注意的是，在乘坐私家车或公车出行的市民中也有13%的人群表达了很强的搭乘快速公交的倾向。表明在有些市民心中，速度相比舒适度更为重要，如果快速公交能够名副其实，在快速的基础上提供优质服务，那么快速公交就能更好的发挥分流人群，缓解拥堵，提高出行效率的作用。

 

    实现：公交要“快”，科学把关

    从国外快速公交建设发展的经验看，快速公交的确能够有效的缓解城市拥堵问题，但是快速公交要想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需要做好科学的设计工作。
本次调查的7个城市中，目前只有北京开通了快速公交，在过去一个月内，仅有3.5%的北京受访者表示经常乘坐快速公交，37.6%表示并没有乘坐做快速公交，快速公交线路的受益人群非常有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调查显示，43.4%的北京市民认为公交线路比较单一是快速公交存在的主要问题；公交换乘不方便也有27.0%的人群提及；此外，公交线路规划不合理（10.6%）也是北京市民认为存在的问题。

 

 

    快速公交目前在我国有8个城市正式投入运营，还有多个城市正在规划、建设或试运行，快速公交高效、快速、舒适、环保的概念深入人心，但也必须认识到快速公交的建设是一项需要科学规划、统筹设计的大工程。不仅要综合考虑城市整体规划、交通流量、建设成本等诸多因素，更要尊重、符合居民出行习惯。只有在项目启动之初，充分的考虑公众的需求和出行规律、做好通车标准、线路选择和无缝接驳等等相关规划统筹工作，才能够让快速公交能够真正“快速”起来！

    技术说明：本次调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于2009年9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成都和哈尔滨七个城市共1510个16岁以上的当地常住公众进行入户访问。数据结果已根据各地实际人口规模加权处理，在95％置信度下调查的抽样误差为±1.43%。

“2009福田指数”系列之一：

 

    前脚踩个油门，后脚踩下刹车，车子挪出两米填个空档，又开始等待下一个油门和刹车的连续动作。相信很多在城市上下班的人都有过这种车辆在路上“蠕动”的经历。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扩张，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成为城市持续发展中必然面临的挑战。如何优化城市交通环境、提高居民出行便利，这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浪汽车联合发布的《2009福田指数——中国居民生活机动性指数研究报告》指出：在各调查城市中，北京的拥堵经济成本为335.6元/月，依然居各城市之首；机动车数量多是各地居民认为城市拥堵的最主要原因；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理念已经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加快城市道路建设、发展新型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专线以及优化公交网络加大公交运力成为带动城市交通提速的主要途径。

    现状：335.6元/月和62.3分钟，北京交通拥堵成本最高

    “道路畅通时北京市居民平均每天上下班在路上的时间为40.1分钟，道路拥堵时62.3分钟。每月北京居民由于道路拥堵产生的经济成本为335.6元。”这是2009年福田指数报告最新的研究结果。

    本次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7个城市中，北京居民上下班或上下学拥堵经济成本为335.6元/月，处在各城市之首。其次是广州和上海，拥堵经济成本分别为265.9元/月和253.6元/月，低于北京。同时，北京居民上下班时间花费也居高位，道路畅通时平均花费时间40.1分钟，而道路拥堵时则达到62.3分钟。

    08—09年期间，北京市采取了优化公交线路、增加轨道线路、开展尾号限行等多种措施改善城市交通拥堵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道路交通压力。调查结果也表明，与07年相比，北京市居民交通拥堵经济成本有所下降，由375.0元/月降至335.6元/月，但总体看来，北京交通拥堵问题在各城市中仍居首位，交通状况改善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症结：机动车数量增长背后的资源争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汽车价格的逐渐亲民化，个人和单位汽车消费需求旺盛，导致城市机动车辆急剧增加。公安部最新统计显示，截至09年8月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1.8亿辆，而且继续呈快速增长之势。

    在城市道路建设和交通管理水平提升步伐明显低于机动车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必然导致有限资源的争夺，引起道路拥堵现象。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居民认为交通拥堵的最主要原因是路上行驶的车太多了，该项原因的提及率达到65.5%，明显高于“道路建设不足”和“交通管理水平不高”等。

    道路交通拥堵一方面降低了机动车本身的机动性优势，另一方面也产生时间和经济成本损耗增加。同时，在长时间拥堵的情况下，居民容易产生烦躁的负面情绪，影响身心健康和正常的生活秩序。这也是各地不断探索多种方式改善道路交通环境的重要原因。

 

 

    疏堵：以公共交通优先带动城市交通提速

    如何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公共交通扩容是各城市居民普遍认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状况的最主要手段，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快城市道路建设（31.7%），为公共交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道路基础。二是发展新兴的地铁和快速公交等轨道交通（28%和20.7%），与公共汽车共同形成城市公共交通运力输送的主体。三是加大公共汽车的运力投放，比如加强公交线路网点的覆盖范围（24.7%）和增加公共汽车数量（21.3%）。

    调查结果同时也显示，城市居民认为控制私家车数量也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一种方式，从目前施行尾号限行的北京的状况来，这一措施在缓解交通拥堵和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限行措施本身具有的强大张力决定了它不能作为优化城市交通的长远之计。以公交优先发展带动城市交通提速已经成为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根本出路。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的挑战，公交优先发展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改善交通拥堵的理念，发展公共交通、扩大公共交通的运营效能需要“软硬兼施”，一方面改善公交硬件条件，增加线路和车辆数量、降低乘车费用、优化道路布局等；另一方面也要提高交通管理和服务水平，改善公共交通的软性环境。只有做到“软硬兼施”，实现道路通畅、心情舒畅才是解决城市堵局的最佳结果。

    技术说明：本次调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于2009年9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成都和哈尔滨七个城市共1510个16岁以上的当地常住公众进行入户访问。数据结果已根据各地实际人口规模加权处理，在95％置信度下调查的抽样误差为±1.43%。

   2009年12月14日温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为了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会议提出四项政策，其中第四条为“继续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争到2012年末，基本解决1540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多年，现在却处于尴尬地位，政策的高认知度伴随着低满意度，购房者认为其降低房价的作用不明显。

 

    高认知低满意度，保障性住房政策地位尴尬

    2009年第三季度新浪乐居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针对北京、成都、大连、广州、杭州、济南、南京、上海、深圳、沈阳、石家庄、天津、武汉、重庆和长沙等15个重点城市，3396名购房者进行了购房信心状况调查，调查指标包括房地产消费环境、购买能力、房地产供应水平的信心评价。保障性住房政策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政策，所以调查中也针对保障性住房的问题进行询问。数据显示，购房者对该政策的认知度较高，有75.7%的购房者表示听说过保障性住房政策，但认为保障性住房有降低房价作用的人只有三成，而对对保障性住房的效果给以肯定的购房者仅有22.8%。高认知低效果，尴尬的地位是保障性住房政策的现况，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低收入群体众多，但保障性住房投入的数量有限，需求和供给呈现出巨大的缺口。

 

    对保障性住房政策是否肯定，是购房者信心的一个分水岭

    对保障性住房政策持不同态度的购房者，对房地产市场相关政策的信心水平差异明显。可以看到，认为保障性住房措施有效果的人，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地产调控政策的信心增强，这类购房者相比不认同保障性住房效果的人而言，对政策类的信心普遍高出20分左右。可见，这项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政策是购房者信心的一个分水岭。

 

 

    购房者对房地产相关政策预期好于现状，未来信心仍有提升空间

    尽管有宏观的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以及近期北京等城市房价飞涨，但购房者也看到政府的积极反应，政府的作为也给购房者提升信心的动力。数据显示，购房者对预期政策的信心普遍高于现状，特别是宏观经济形势、国家和地方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房地产的行业规范水平和开发商信用，购房者预期的信心都普遍高于现状10-20分。

 

 

    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是件惠民的好事，虽然现状并不能使众多购房者满意，但可以看到政府在积极采取各项政策来稳定房地产市场，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更加讲究公平和透明，不断扩大受惠人群的覆盖面，这些都可以增加购房者的信心，信心对中国的房市而言，比黄金更重要。

    技术说明：2009年第3季度中国购房者信心指数调查采用拦截抽样方式，2009年8月至9月进行访问，针对北京、成都、大连、广州、杭州、济南、南京、上海、深圳、沈阳、石家庄、天津、武汉、重庆和长沙等15个重点城市进行3396名25-60岁，未来两年有购房需求的购房者进行拦截访问。

“2009福田指数”系列之三：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浪汽车网联合发布的《2009福田指数——中国居民生活机动性指数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有车一族的身体健康状况随着驾龄的增长出现下降趋势，超过三成人感觉自己容易腰酸背痛；情绪波动也与驾驶时间正相关，久驾更容易烦闷（29.2%）；“路怒症”距离现代都市人不再是遥远，堵车时鸣笛（34.8%）和无故超车（31.5%）是驾驶人员行车时主要的发泄途径。

    驾龄越长健康越差，每日驾驶时间越久越易出现情绪波动

    通过对有车一族的调查发现，车辆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之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无论从生理层面、心理层面还是行为层面都引起了驾车人的一些变化。

    首先，身体健康状况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调查显示，有车一族中感觉自己“容易腰酸背痛”的比例占30.2%，是驾车以来最为明显的变化；另有26.1%的有车一族表示“体重比以前增加”。

    其次，久驾易造成人们的情绪波动。调查显示，将近三成有车一族在“堵车时感觉很烦闷”（29.2%），表示比以前更激动、愤怒和易受挫折也有一定比例。

    此外，超过两成的有车族对于车辆有过度依赖的表现，他们表示在去一些距离很短、步行即可到达的地方也常常要开车去。对车辆的过度依赖，一方面不利于有车族自己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不符合当前的低碳浪潮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不同驾龄的有车一族的比较发现，感觉容易腰酸背痛以及在堵车时容易烦闷等是不同驾龄的人们共同面对的主要问题。总体来说，驾龄越长，一些身体健康和运动习惯方面的不良影响会更突出，尤其是15年以上驾龄的受访者，在“容易感到腰酸背痛”（36%）、“短距离也驾车”（28.1%）和“身材走样”（15.8%）等方面的比例均为最高，10-15年驾龄的受访者表示其“体重比以前增加”的比例为最高（33.3%）。相较而言，3年以内驾龄的自驾车驾驶员尽管整体身体状况变化不明显，但也有超过三成（33.3%）的受访者表示“容易腰酸背痛”，这一比例仅次于15年以上驾龄的受访者。

    而在情绪变化方面，3年以内驾龄的受访者表现比较好，调查中还没有人表示比以前更有挫折，表示更加愤怒的比例也是最低（3.6%）。

    除了驾龄之外，每日的驾驶时间也是影响人们驾车变化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情绪方面。调查显示，每日驾车时间在5小时以上的受访者在堵车时感到很烦闷（35%）、更容易受挫折（10%）、更容易愤怒（12.5%）及更容易激动（7.5%）的比例均为最高。

    “路怒症”现象多发，恶意驾驶行为存隐患

    “路怒症”的概念最早来自国外心理学，是形容在交通阻塞情况下，开车压力与挫折所导致的愤怒情绪。随着中国汽车数量的增多，因驾车引发的情绪冲突也越来越多。通常“路怒症”发作的人经常会口出威胁、动粗甚至毁损他人财物，也就是攻击性驾驶。研究表明，相当多的司机都有这些症状，但并非每个那么做的人都明白自己这是一个病态。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最经常见到的现象是，司机在堵车时过度鸣笛（34.8%）和闪灯（29.3%）；此外，司机在堵车时往窗外扔东西（19.5%）、说脏话骂人（13.7%）等不文明行为也有较高的提及比例。而有车一族也反应，他们在路上也经常看见其他司机在堵车时有过度鸣笛（37.8%）、闪灯（32%），堵车时往窗外乱扔东西（19.5%）、说脏话或威胁他人（13.7%）等行为。

    有心理专家指出：因为“路怒”等心理问题引发的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多于酒驾，路怒族的恶意驾驶行为会对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带来很大的危害，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无故超车”（31.5%）、“没有理由的突然加速或刹车”（25.6%）、“闯红灯”（18.5%），甚至“故意撞车”（5.7%）等行为在居民眼中也已经屡见不鲜。同样，有车族自己也反应：在行车过程中，确实比较经常地遇到“无故超车”、“没有理由的突然加速或刹车”、“故意阻碍他人超车”等行为。

 

 

    一方面，城市道路越来越拥挤，人们对车辆却越来越依赖，“机动需求”与“低碳浪潮”之间产生了无可避免的博弈之战，有车一族的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汽车低碳时代的“操盘手”。另一方面，道路越来越拥挤，行车环境越来越糟糕，有车一族的身心健康问题、驾车过程中的情绪问题等也需要引起关注。

    技术说明：本次调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于2009年9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成都和哈尔滨七个城市共1510个16岁以上的当地常住公众进行入户访问。数据结果已根据各地实际人口规模加权处理，在95％置信度下调查的抽样误差为±1.43%。

   12月9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发布了“企业公益指数”首期研究成果，结果显示企业公益指数只有44.0分，不及格。很多企业，尤其是在公益方面做出很多努力的企业，会有很多疑问，why？为什么不及格？下面我就来尝试解释一下疑惑。

 

    第一，目前的企业公益的关注对象过于狭窄。从2008年开始，企业公益投入呈现井喷式增长，而热情持续到2009年仍未消散，且呈现越来越高涨、越来越理性的特点。但是，毕竟企业公益刚刚起步，目前企业关注的公益领域还比较狭窄，灾害、扶贫、教育，是目前企业关注的三大领域，它们吸引了大部分的企业公益资源。其他领域的关注很少。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领域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公益投入。

 

 

    我们看美国的慈善资金，放的最多的领域是公共卫生。难道今天我们的公共卫生问题没有美国那么严重嘛？要知道我国HIV阳性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在过去的十年中间把HIV阳性及艾滋病人的数量稳定地控制在82万左右，而我国现在的增长水平在全球是屈指可数的最高增长之一。但是你会发现在防治艾滋病领域，十分缺乏重大的企业公益投入。零点与友成合作的调查表明，企业公益最缺乏关注的弱势群体是疾病患者群体，2008年只有6.6%的企业对疾病患者群体提供了扶助。

    在我国，企业公益明显具有事件性，这是我国公益事业的一大特色。具体表现为：发生了重大事件之后，领导非常重视，继而会有更多人重视，之后企业都捐钱。目前企业公益的基本模式就是这样，而且这个模式占据了企业公益的核心资源。

    实际上中国需要动员社会资源去解决的公益问题空前的多，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但是，为什么企业关注的公益领域如此狭窄？第一，企业对公益的关注不够，第二，企业中普通缺乏对公益有专门了解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中只有1%的企业有公益部门。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专业人才的缺乏。企业和公益组织中都缺乏人才。企业中缺乏公益人才，公益组织中则既缺乏公益人才，也缺乏商业人才。这不利于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企业与公益组织的合作，其结果不利于“益商圈”的形成。

    在美国艺术事业发展中间，有一个耐人寻迹的现象，美国当代艺术界中，有很会做生意的人，而在美国的商业中有很多对艺术感兴趣的人，他们构成了一个“艺商圈”。一个艺术的市场和艺术得到企业的支持的最重要的前提是艺商圈的规模，这个圈子的规模越大，两边的沟通越顺畅，越能形成一个规模的市场，艺商圈越小，艺术市场就很难形成。

    这恰恰是我们中国公益遇到的一个巨大问题。企业有做公益的愿望，但是真正对公益很有了解，了解公益的人才太少；另外做公益的人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做具体公益的事，但是不懂得怎么跟企业打交道。商人信赖的公益家、公益人士信赖的商业家比较少。

    目前国内公益人才的缺乏，直接影响了公益项目执行的水平和效果，也影响了企业与公益组织的合作。未来企业公益要走向战略化和专业化的道路，就同时需要公益组织，尤其是公益组织中的专业人才本身也走向更成熟、更完备的道路。

    我们需要相当的投入，投入在公益人才的营造里面。有多少年轻人会对做公益感兴趣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普遍认为做一件好事是可以的，但是把好事当事来做是不行的。“我妈不让我干”，“我妈让我考公务员”，“我妈说你做公益是偶尔做的，别把它当工作”，“你以为好事当真了，不能当真的，当一个荣誉稍微做一些可以”。我们在大学生中间做公益创业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商业创业是正经的，公益创业是不正经的。这遇到很大的问题。人们对成为这样的人才本身就有很大的疑虑。

    如果我们今天的年轻一代的人才，宁愿在家里待着，宁愿没找到工作，或者找个勉强的工作，而没有相当一批人去从事公益的话，公益的窘境就很难改变。所以今天的企业公益有一个很重要的投入，应该投入在公益人才的培养和公益人才的营造里面。这也是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公益组织，开始积极的投入，把大学生引导到公益的兴趣方面去，鼓励他们的兴趣，鼓励他们的公益创业。

    第三是产业链的营造问题。企业的公益是公益链条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起始环节之一，它是一个注入能量。但是如果这个注入能力的环节不稳定，受领导高兴和老板高兴的影响，缺乏长远计划，缺乏战略性规划，就会出现问题。作为产业链条的上游不稳定，整个产业链就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甚至发生断裂，原本就较为脆弱的公益事业，很容易受到打击。
企业就自己所方便去做，从来没有从产业链的角度去看如何为它配置公益事业；它是自我出发的，而不是站在价值出发的角度来对自己提出要求。

    上面的三大特征决定了企业公益开始发展，但是认真的看它的每一个方面，都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当然这是我们今年站在静止点上的讨论。虽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和过去相比较，目前公益事业可以动用的资源，已经高了很多。从发展的角度来说，企业公益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站在这个角度，我们也相信企业公益指数对于下一步公益工作的发展，有相当的指引和推动的作用，它就不只是一个静态状况的反应。

 

    技术说明：该项调查于2009年第一季度采用配额抽样，针对中国企业公益进行了调查和评估。本次调查中，企业调查采用的是配额抽样，对全国各地，主要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西安6个城市的203家大中型企业进行调查；公众调查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西安6个城市共1285名18－65岁的常住居民。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场内争锋相对，相互角逐，场外如火如荼、声势浩大。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伊始，各国民间力量也齐聚哥本哈根，一方面使用层出不穷的方式宣传气候变化严重性；一方面表达民意，敦促大会代表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各界也在积极行动。会场内外，除政府人员之外，我们常常能看到中国的青年团体、中国的商界企业家、中国的媒体他们活跃的身影。他们借助各种机会，向世界传达中国的信念，表达着自己对气候大会的期望。

 

    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在重大的国际问题面前，中国人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说，在此次的气候大会上中国社会各界的表现可圈可点。然而，面对气候变化的现实与挑战，除了政府和社会精英群体的行动，中国普通公众是如何看待这一环境问题的？他们的态度如何？他们是否已经为改善气候环境做好准备了呢？他们又愿意为此付出多少？针对这些问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在2009年8-9月开展了一项《气候变化公众意识调查》的研究。

    公众参与意愿高，但认知有待提高

    此次调查表明，公众认为最迫切需要治理的环境问题的前三项分别是空气质量问题、垃圾处理问题以及污水处理问题，其比例分别为58.3%、57.2%和52.7%。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最紧迫需要解决的公众有33.5%，排在第四位。这说明气候变化问题在公众中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度，然而与其它诸多环境问题相比，气候变化并不是公众认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普通公众最关心的还是跟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但是本次调查还发现：近八成（76.9%）公众无法正确指出《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为控制碳排放而制定的协议，27.3%的公众误认为中国未签订《京都议定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这种认知仍然还比较浅。

 

    然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近七成（69.8%）公众表示自己“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为改善气候环境而付出实际行动时，超过八成（83%）的公众表示“愿意”，表现出了较高的意愿度，这与近几年社会各界对气候问题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曾经陌生的“低碳”“碳汇”等词语如今成为热议的词汇，在各种传媒的宣传下在普通居民生活中日渐流行。

    从多年民意调查中笔者发现，在许多大事件面前，中国公众向来不缺乏道德感和责任感。然而让人担忧的是，这种道德感和责任感是基于对问题的理性认识，还是仅仅对媒体宣传的一个应声附和？多数公众在媒体的宣传下，逐渐知道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但气候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并不清楚。目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还是政府喊的多，社会精英群体关注的多，而普通居民了解较为被动，程度不深。目前中国更多人面临的是发展问题，还没有顾及得上这么宏大的环境问题。然而，如果不把建立低碳社会的动力推到最底层，便不能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如何把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自下而上的民意相结合，更好地推进具体政策的落实到最微观层面，是气候大会之后我们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公众信赖政府，让人既喜且忧

    此次调查还显示，有72.3%的公众认为应该由政府来主要负责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同时，74.1%的公众认为政府确实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了主要作用。从这一结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公众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对政府表现出了极大信任，政府是公众心目中解决气候变化的最重要的力量。另外也说明政府在公共意识的传播上，也仍需要扮演重要角色。

 

 

    公众信赖政府，让我们感到欣喜的同时不免有所忧虑。欣喜的是，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工作被肯定，并给予厚望；忧虑的是，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应对气候变化难道都扔给政府？所以，由这一个问题我们不禁衍生出与此相关的另外三个问题：

    首先，民间组织如何发挥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此次调查显示，有10.9%的公众表示民间组织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了主要作用，虽然与选择政府的比例相差甚远，但排在第二位，高于选择民众个人（6.5%）和企业(4.8%)的人数。这说明经过十几年的成长，中国的环保民间组织在公众心目中具有了一定的公信力。然而如何持续地扩大这种公信力，并进而发挥其影响力，是民间组织领袖们需要推进的问题。今天11月中旬，由自然之友等7家民间环保组织牵头发布了一份《2009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的申明，这也表明了在重大环境问题面前，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也开始学会如何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次，企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企业毕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各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他们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怎样去生产？是高碳还是低碳？对于建立低碳经济至关重要，我们拥有怎样的低碳环境由所有企业的合力决定。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许多知名企业家都亲自参与其中，并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仍处在年轻的市场经济体中的这帮商业领袖们的战略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最后，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如何学会做一个负责任的消费者？消费需求是其它一切需求的最终调节者，对经济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因此消费模式的选择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消费者，公众参与至关重要。此次调查也显示，在涉及愿意用何种行为来应对气候变化时，多数公众选择的是成本较小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如尽量少用一次性生活用品（55.1%），多乘坐公共交通或走路（34.0%），尽量开窗减少使用空调（32.3%）等。而对于需要付出较高金钱成本或时间成本的选择，公众则表现得较为保守，如选择多花钱购买环保车辆或参加环保组织的公众不足一成。

    这也反映出，其实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公众的行为选择还是很有限的。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微观个体使不上力的地方恰恰是需要政府来出面做的。比如改善交通、能源、排污以及水网等基础设施，从而使其排放量降到最低；比如规范建筑管理碳排放标准等相应的制度安排，规范和控制碳排放等等。这也就是说，要由政府营造一个低碳的物理和制度环境，让人们不得不做出低碳选择。

    公众信赖政府是好事，但或许我们不能把信赖变成了依赖，毕竟应对气候变化不是一方的游戏，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以及公众都应该找到自己的角色。

    推动公众参与，传统媒体一马当先

    应对气候变化，大众媒体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中国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以及未来解决方案都需要通过媒体正确地阐释给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其次，在低碳经济发展上，需要媒体在气候变化的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及时深入报道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使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政策制定。最后，需要媒体引导公众了解气候变化相关知识，增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从改变人们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入手。

    那么，公众通常都通过哪些渠道获取跟气候变化相关信息？他们又最信任谁发布的这些信息呢？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尽管目前新媒体得到广泛发展，传统媒体日益受到冲击，但是电视、报纸、杂志及广播等传统媒体，在报道和传播气候变化相关知识和信息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数据显示，86.6%的公众表示通常是通过电视来获取气候变化的相关信息，有47.9%的公众通过报纸，另外有19.8%和19.2%的是通过广播和杂志。而网络新媒体只占到16%。

 

    而当被问及最信任谁发布的关于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时，六成（61.5%）公众选择了政府。如果这一数字再加上选择官方研究机构的公众，比例就将近达到七成（69.5%）。这说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仍然很强。提供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本应该成为政府提供的一项准公共服务。与此相应的是，公众也对由政府来做这件事表示了很高的信任。那么，政府更应该学会如何对待这种信任，利用好媒体资源，特别是传统媒体，宣传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和政策，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推动公民参与低碳社会的建设。

 

 

    最后，无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结果如何，各国最终会承担多少减排义务，气候变化问题已然摆在台面上，它将成为未来各国不得不直面的重大问题之一。大到国际局势的变革、国家政策的制定，中至企业战略的发展，小及普通公众的生活，都将面临着一场Change（改变）。面对一次可能的大变局，“共同应对”也许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应对气候变化，我们不禁想借用这个很奥巴马的词汇，Change（改变），你准备好了吗？

    技术说明：此次调查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于2009年8-9月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沈阳和西安7个城市，浙江绍兴诸暨、福建福州长乐、辽宁辽阳灯塔、河北石家庄辛集、湖南岳阳临湘、四川成都彭州、陕西咸阳兴平7个小城镇及其周边农村地区的3785名18-60岁常住居民进行了入户访问。其中城镇居民2662名，农村居民1123名。数据结果已根据各地实际人口规模加权处理，在95%置信度下本次调查抽样误差为±0.92%。

《城市关键活动影响力研究SIKCE---上海世博会》系列之三
     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是公认比较成功的一届世博会。这是离上海世博最近的一次综合性世博会，同时，主办国又与上海一水之隔，因此，其借鉴、参考意义非常重要。爱知世博会中企业馆的巨大成功，特别值得2010年将要参展世博的中国企业学习。

 

    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国内7大城市的最新调查，目前中国人对上海世博会企业馆的参观意愿，在各类场馆中敬陪末座，远低于中国馆、其他各洲国家馆及国际组织馆。想要参观企业馆的人数比例（15.9%），甚至低于想参观非洲国家馆的比例（16.6%）。这与2005年，爱知世博上各个企业馆大受欢迎、门前排满观众长龙的情形反差明显。

    客观上讲，这并不全是国内参展企业自身的原因。从主办方来看，日本已办过四届世博会，咱们是第一次；从参展方来看，日本企业经验也很丰富，中国企业还是第一次；从企业的国内、国际地位及公众影响来看，两边也差别甚远。也正因为如此，上海世博的参展企业，可从爱知世博会中学习的东西还不少。毕竟，每一个经精挑细选获得参展机会的中国企业，都不希望到时候自家的展馆门可罗雀，不希望巨大的投入打水漂。

    人气差异直接反映企业馆的影响力

    入场人数差异，是各个展馆人气高低的直接证明。根据爱知世博结束之后组委会公布的统计数据，该届世博会的入场总人数为2204万9544人。在入场人数最多的15个展馆中，企业馆占了9席（60%），可见企业馆的影响力之大。其他入场人数较多的展馆还包括以下几类，世博主题馆（全球之家）、日本国内政府馆（长久手日本馆、长久手爱知馆、名古屋市展览馆）、饮食娱乐文化馆（顽皮宝岛）、国际NGO与NPO馆（地球市民村）。

 

 

    企业馆是整个展会的重要角色。爱知世博会总共有9个企业馆，9个馆的入场总人数都排到了前15位，可见企业馆在该届世博会中的影响力、对观众的吸引力。这些企业馆中，有企业独立参展的，如三菱、丰田、日立、三井•东芝；也有以行业协会形式参展的，如电气事业联合会、东海旅客铁道株式会社、日本煤气协会、日本汽车工业会；也有企业之间抱团参展的，如中部日本7家传媒机构。企业馆在整个展会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既反映了这些企业在科技、文化及展示水平上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企业作用的凸显，又反过来降低了世博会的政治意涵，而张扬了世博会促进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与发展的宗旨。

    参与式展馆大受欢迎，对企业馆有启示意义。前15位展馆中的“顽皮宝岛”，是一个结合科技教育的饮食和娱乐馆，适合于小学生和家庭，可以让孩子们一边玩耍一边学习广泛的知识，而且备有老少咸宜的饮食料理、体育运动等充满乐趣的辅助项目。这个馆的特点，一是大众化，吃的、玩的谁都喜欢谁都可以接受，因此受众面广；二是趣味性强；三是参与性强，可以让观众亲身体验。这些特点都有利于提高展馆的受欢迎程度。

    打造企业馆的六个讲究

    根据爱知世博的经验，要想打造一个受欢迎、有影响的企业馆，以下6个讲究很值得学习。

    第一，馆名的讲究。展馆的名字就像一个人的名字，是其引人关注、被人认识的第一个特征。一个好的馆名，有利于外部传播，也有利于在现场吸引观众入场。爱知世博的许多馆名都深具特色和吸引力。如三菱馆的“三菱未来馆＠earth万一月亮没有了”、传媒联合机构的“山水梦境”、名古屋市的“大地之塔”，都充满了想象力；娱乐和文化区“顽皮宝岛”、电气事业联合会的“奇趣电力馆”、日本煤气协会的“火焰魔术剧场”、日本汽车工业会的“神奇轮”，则几乎就和游乐场名字一样；主题馆“全球之家”、NGO与NPO的“地球市民村”则有空间上的环球感、时间上的未来感。

    第二，形式的讲究。谁都不会否认，展馆建筑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展品。建筑往往是每届世博会开幕之前，观众了解、认识每一个展馆的开始；建筑也常常成为现场观众拍照留念的背景元素；一届世博会过去之后，建筑也往往是能够更长久留在观众记忆中的要素之一。当然，除了展馆建筑，馆内的布展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内容，不同水平的展示形式，其吸引观众、留住观众、让观众记住的效应是差别明显的。不论馆外馆内，创意，都是展览的灵魂。

    第四，内容的讲究。根据世博会的举办规则，企业馆不能直接宣传企业自己的产品，只能通过对某一创新主题的演绎与展示，向参观者宣传企业的技术与品牌文化，从而实现宣传自己的目的。世博会不是一个行业交易会、博览会，企业应该展示的，不是一款市场上的热销产品，也不是一款将推向市场的概念产品，而应该展现企业对环境、对人类、对生活的更普遍关怀。展示内容将最核心地反映各个企业的科技实力、文化深度、视野高度。

    第五，理念的讲究。理念既通过展馆的主题来反映，也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综合得以体现。有研究者发现，过去的世博会往往有一个特点，发达国家或企业都是以最新的科技成就和科技手段来展现他们国家或企业的综合形象，就像一场科普演出；而发展中国家，是以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产品、资源、风光来展现形象，较多的给人以商品展、文物展的印象。中国馆的布展往往也在此之列。由于理解和兴趣的局限，后一种展示容易限制观众的群体和数量。作为世界性、全球性的博览会，应该展示的是全人类的共同理解，引领未来发展的某种方向。参展上海世博的企业应吸取这样的教训，从理念上跳出窠臼，不局限于本企业的产品、本行业的发展、本城市或本国的文化，而是用更博大的视野、胸怀去展示企业的社会责任，比如对于资源、环境、城市、生活等共通话题的关注。这样才能在世博会上获得广泛深切的理解和高度评价。

    第六，传播的讲究。参展企业不仅要把一个好的展馆建起来，还要把它传播出去。第一是要在开幕之前引起公众的关注，开幕之后吸引游客进馆。目前国内潜在观众对于企业馆的冷淡，就表明参展企业在展馆的传播、营销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第二是要让媒体、公众在企业馆与企业之间建立联系。爱知世博上，丰田就获得了媒体的大幅报道，许多贵宾在参观完世博丰田馆之后，还被邀请前往丰田公司参观。这些都让丰田公司通过参展世博，收获了很好的传播效应。

    综上所述，参展企业需要关注和花力气的，不仅仅是常规的展馆和展品，展馆的名字、所传达的理念、展示方式以及对展馆的外部传播，都至为重要。综合考量以上因素，将有助于大大提升企业馆的魅力。魅力大小的最直接检测，就是到时各企业馆门前等候入场队伍的长短，而这，也将是各个企业魅力的直观体现。

   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日前正如火如荼地召开。中国在大会召开一周前即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减少40%-45%，向全世界展示了全力以赴配合全球低碳意志的决心。对于全球气候问题，不仅政府坚定，普通公众亦高度关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09年8—9月的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普通公众对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高度关注，并且愿以实际行动来改善气候环境；但是绝大部分普通民众对包括《京都议定书》在内的国际气候条约并不了解。

 

    8成以上公众愿意为改善气候环境付出实际行动

    此次调查探测了公众在保护气候环境问题上的意愿程度和行为投入度。结果显示有高达83%的公众愿意为改善气候环境付出实际行动，通过对公众实际行为的检测发现，绝大多数公众更倾向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来保护气候环境。若每个人都能从改变生活习惯的小环节寸积铢累，终将会影响到气候大环境的改善。

 

 

 

    27.3%的公众误认为中国未签订《议定书》

 

    提及全球各国联手应对气候变化，不得不提到近期频现报端的《京都议定书》，她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公约，诞生于1997年并于2005年开始强制生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此次调查显示，中国公众对《京都议定书》的认知仍然非常匮乏。虽然有七成（69.8%）公众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但有近八成（76.9%）公众无法正确指出《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为控制碳排放而制定的公约，仅有10.4%能够正确认知。即便是关注气候变化的群体，也仅有12%能够正确认知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为数不多的对《京都议定书》有正确认知的群体中，绝大部分人对该公约具体签署国也存在张冠李戴现象：27.3%的中国公众误以为中国是未签订议定书的国家，而真正未签订协议的美国，其提及率却排在中国之后。中国公众的这种认知现状绝非理想状态，我们期望看到由政府、环保机构、公益组织等主动地进行宣传普及来提升议定书及相关知识的认知度。

 

 

    南北两极的冰川正在逐渐消融，马尔代夫这人间天堂沉入大洋深处也许并非痴人说梦……我们普通公众虽没有能力扭转乾坤，但可以从小事做起——哪怕花更多钱购买环保产品有些力不从心，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少吃口香糖、使用环保袋、随手关灯、双面打印、不使用一次性餐具等等。我们没有能力探讨“北京文本”和“丹麦文本”谁会制胜哥本哈根，只要每一个国民都能树立起低碳生活的核心价值观，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环保小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负起全球气候改善的重任。

    2009年10月23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城镇新增就业851万人，完成全年900万目标的94%。就业形势的持续好转并不能完全改变人们的就业信心。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09年11月12日于上海发布的《2009年零点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表明：居民对就业机会的评价首次出现下降，弱势群体的就业难问题尤其突出；通过原因分析发现，居民表示金融危机对就业状况影响较大，在保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要以就业服务机构的社会化为重点改善就业状况。

 

    就业机会评价首次下降，弱势群体就业难问题突出

    就业服务是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有着重要意义。调查显示，2009年我国就业服务的总体水平明显偏低（45.7分），仍然是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薄弱环节。具体来说，在就业服务的各项指标中，就业信息服务和就业培训得分相对较高，就业机会评价得分较低仅为44分，而且改变了2006年以来的增长趋势，今年首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44.9分→46.5分→50.2分→44分），其中城镇居民对就业机会的评价略高于农村（46.9分和42.3分）。

 

 

    同时调查显示，城镇蓝领务工、个体户和下岗无业人员三类就业困难群体对就业机会的评价普遍较低（44.5分、46.4分和44分），尤其是下岗无业人员。在校大学生对就业机会的评价同样较低为47.6分，略高于平均水平。其实早在2008年1月1日国务院就公布实施《中国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从制度、政策和执行等多个层面上明确了政府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促进职责。因此对于目前来说，更重要的在于保障就业困难群体就业扶持制度的贯彻执行，并在就业政策制定中继续探讨有益于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策略。

 

 

    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较大，要以就业服务机构社会化为重点改善就业状况

    在对就业难问题的原因分析中，调查显示，城市居民更多的将“就业供求关系本身的结构性矛盾”视为我国就业状况的首要影响因素（33.3%），小城镇居民则认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影响最大（35%），当然其实城市居民也有31.2%的受访者选择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倒闭现象或裁员行为较多，就业岗位明显减少，这对蓝领职业群体及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者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影响尤其明显，这也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出台限制裁员政策的重要原因；二是人们选择卧槽的现象增多，职业流动的频率降低，今年6月发布的《零点城市生活质量报告》中就指出现阶段人们首先选择维持现状而非跳槽（39%）。

 

 

    对于解决就业难题，调查显示人们对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表示出了较多的期待：如多方鼓励职介机构开展就业服务（34.1%）、推动各级政府建设公共就业服务体系（7.9%）等，而当前的重点则在于就业服务机构的社会化及其就业介绍的成功率。2009年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居民表示当地政府开办的职业介绍中心比较或非常多的比例较低，分别为49%、31%和9.6%，举办定期或不定期招聘会比较或非常多的比例更低，分别为42.5%、22.4%和6.1%。

    因此在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鼓励社会积极兴办就业介绍机构，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相互补充。对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一些难以承担的特殊性、拓展性和成本较大的项目，政府完全可以采纳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其交给民办就业服务机构承办。同时要引入有效的就业服务激励机制以增加民办职业介绍机构的动力，提高职业介绍的成功率，发挥就业服务机构的最大效用。

    我们必须意识到，就业状况的改善与国家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我们也必须加快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通过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的社会化，提高就业服务资源的使用效率，对于弱势群体则要在制度、政策和执行层面上做到有力的就业扶持，进而推动我国就业状况的持续改善。

    技术说明：此次调查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于2009年8-9月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沈阳和西安7个城市，浙江绍兴诸暨、福建福州长乐、辽宁辽阳灯塔、河北石家庄辛集、湖南岳阳临湘、四川成都彭州、陕西咸阳兴平7个小城镇及其周边农村地区的3785名18-60岁常住居民进行了入户访问。其中城镇居民2662名，农村居民1123名。数据结果已根据各地实际人口规模加权处理，在95%置信度下本次调查抽样误差为±0.92%。

    2009年一季度，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合作，对全国203家大中型企业以及1285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西安6个城市的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企业在企业公益方面存在一些误区，下面我们仅就企业在企业公益的意识层面存在的一些误区进行讨论。

 

误区一：莫当责任为公益

    在企业的眼中，企业社会责任（CSR）与企业公益的差别不大。事实上，企业本也无需将企业社会责任（CSR）和企业公益区分的如此清楚。不过，对于企业来说，千万不要将社会责任误认为公益。

    企业将责任误认为公益，会降低企业在应尽的责任方面的投入，既不利于企业发展，也不利于公益发展。

    提高在职员工的待遇、改善在职员工的工作条件，一直以来都是企业应尽的责任，属于企业CSR的范畴。但这并不属于企业公益的范畴。而调查发现，35%的企业将提高在职员工待遇和改善在职员工工作条件误认做企业公益。同样发生误解的，是一些与企业生产的外部影响有关的行为，如资源型企业或者高能耗企业注意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行为。

    这种认知的混淆带来的后果是淡化企业在承担责任方面的积极性。

误区二：莫当公益仅“掏钱”

    在传统的公益方式上，企业与公众基本达成的一致。调查结果显示，对九成以上的企业而言，以公司名义捐款捐物、组织员工捐款或参与义工和志愿者等传统方式，都属于企业公益的范畴。而公众的意见与此也基本一致。有九成左右的受访者表示企业以自身名义捐款捐物或者组织员工参与志愿活动都属于企业公益，而企业组织员工捐款也得到了八成左右的公众的认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公益仅仅是捐款捐物捐工时。企业公益事实上大有可为。随着企业公益的发展，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形式多样的企业公益。如联想的“公益创投”等；同时，企业公益也向纵深发展，如腾讯的“新乡村建设”，不仅实现了企业公益，也带动了企业公益的发展，也树立了企业的公众形象。企业在“予”的同时，也有相应的收获。只取不予的公益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善用企业公益，不仅对改善扶助对象的境遇有好处，也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和公众形象的树立，提高员工忠诚度。企业公益需要与企业的战略相结合，才能将企业公益的效果最大化。但是，目前企业公益的战略部署还远远不够。调查发现，现阶段企业公益缺乏明确的目标指向，不到七成的企业能做到每个公益慈善项目都有明确的目标指向。

    在“予”的同时，企业要注意对资金去向的关注、对公益项目的监测和评估，才能物尽其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果仅仅当公益为捐款捐物捐工时，企业就会把公益项目相关的所有事情一股脑儿推给合作的NGO，或者仅仅将钱捐出了事，对财物的使用效率漠不关心，对公益项目的效果漠不关心，调查结果显示，不到三成的企业对资助的慈善项目进行监测和评估。久而久之，企业就会失去参与公益的兴趣和信心，不利于整个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误区三：莫当公益可“一次性消费”

    企业公益是为了献爱心，大概是绝大多数企业潜意识里的观念。献爱心，就会将企业公益变成可有可无的事情。当企业资金宽裕，就投出部分资金作为善款，而企业资金略紧，“献不献爱心也无所谓了”。这种“一次性”的公益，缺乏持续的投入，企业公益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公益需要长期的投入，公益效果的展现，大多也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一次性”的公益只适用于突发事件，却不适用于企业公益。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企业在2008年井喷式的捐赠后，2009年便无任何公益计划。民政部数据显示，2009年1月全国民政部门接收捐赠的数量同比减少了70%左右。

 

 

    企业对企业公益意识层面的误区，看似不大，实则影响深远，心当慎之。

 

    技术说明：该项调查于2009年第一季度采用配额抽样，针对中国企业公益进行了调查和评估。本次调查中，企业调查采用的是配额抽样，对全国各地，主要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西安6个城市的203家大中型企业进行调查；公众调查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西安6个城市共1285名18－65岁常住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