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样调查的样本容量

                                   李东山

    在概率抽样调查中，最重的一个选择因素就是样本容量。所谓的样本容量就是指在每个样本中所包含的调查对象的数量。这直接影响到调查结果对于总体结果的推断。许多人认为，样本容量越大越好。在外行来看，调查600人总没有调查2000人更好，人数越多调查的代表性就应当越好。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而这正是抽样中极其重要的两个因素。

    抽样调查就是为节约费用，不仅包括直接的资金，而且也包括了人力和物力的费用。因此，抽样好坏的重要指标是抽样调查的性价比。用最小的抽样费用得到最小的误差，就是评价抽样的基本指标。当样本比较小时，增加样本容量可以明显减小误差，因此这是是样本容量大的抽样比样本容量小的抽样效果更好，但当样本容量达到某个水平时，样本容量的增大对于误差的减小几乎没有明显

关于《新京报》对传媒公信力该如何测量问题的说明-----

附：  台湾学者对RDD法的研究论文摘要

上周在青岛时，一天早上收到北京同学的短信，才知道在《现代广告》7期上发表的《北京传媒公信力调查报告》引起了《新京报》和《北京晚报》之间的争吵。没有想到一份单纯的学术调查报告会浪费大家这么多精力，深感不安。由于这段时间一直忙于在青岛、晋江、重庆三地采集数据而奔波，没有时间关注这件事情。刚好趁今天工作告一段落看了一些争议，就涉及报告本身的一些技术问题作一简单说明。

首先，零点调查机构袁岳董事长在《新京报》撰文认为北京传媒公信力调查的样本过少，起码要2000个样本。我也认为样本多一点带来的好处是抽样误差可以更小。本次调查我设计的抽样误差是±4%，计算样本量就在600多份，这点在报告中做了具体交代：“调查执行时间是2009年3月7日，采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调查室的电脑辅助电话调查系统执行，电话选号采用RDD法，获得有效样本647人份。在异质性50%、置信度95%下推论北京居民的误差在±4%。”。如果条件许可，可以取更多的样本，这样抽样误差会更小，

   黑板新闻学不仅仅存在于新闻学科，其实我们好多学科都是这样的：学生付出时间和金钱来交换一些含糊等于玄妙，夹缠等于严肃，罗嗦等于强调的知识；到了媒体接触实际后，才发现那些黑板上的汤汤水水九分无用一分歪曲……

                    黑板新闻学
                  ——师生对话录

     ● 张立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省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 鲁佑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专业研究生
 
   ▲：老师，进校不久，您就向我们谈起“黑板新闻学”，有人说您把现在的新闻学都鄙薄为黑板新闻学，是真的吗？
   ●：是“有人说”，不是“本人说”。我所谓“黑板新闻学”是有特定内涵的，仅指现行新闻学的“一部分”。我界定“黑板新闻学”是：它的市场就在教室，学生付出

软实力视野下我国城市居民的信仰状况与传播渠道研究（简版）

——以成都、重庆、晋江三地调查为例

                                       张洪忠

                                      一、前言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在2004年约瑟夫•奈明确指出

我国三种市场形态媒介的公信力比较

                  ——以重庆地区报纸调查为例 

张洪忠

[摘要]本文从我国报纸经营权的出资人角度将我国报纸划分为党报、党报出资经营的报纸、业外资本出资经营的报纸三种市场形态。通过对重庆市区居民抽样调查发现，我国传媒的市场化进程并没有以降低媒介公信力为代价，三种市场形态报纸的绝对公信力差距并不大。党报在相对公信力上面还有一定优势，但绝对公信力与其他两类市场形态报纸相比已经没有区别。

  [关键词]绝对公信力、相对公信力、经营权、党报  业外资本

我国三种市场形态报纸的划分

我国传媒的编辑权不能市场化，而经营权可以市场化运作。从经营权的出资人角度可以把我国报纸分为三种市场形态：党报、党报出资经营

今天查找符号学的文献，偶然发现当年读硕士一年级时关于符号学的一篇读书笔记。后来在网上搜索发现还能找到。这篇读书笔记很简单，但对于懒得看书的人来说要大致了解符号学还是挺省事的。

                <<符号学原理》述略

                              张洪忠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是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他的符号学理论，主要集中在《神话集》和《符号学原理》两书中，前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应用，后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建构。

   自从索绪尔开始后，符号学的研究目标的确定，大致经过了一个从符号系统到意指系统又到意指方式的

网络、手机与传统媒体在不同新闻内容上的媒介依赖比较 

——以成都地区居民调查为例

                                    张洪忠  李楷

   摘要：本文通过成都地区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了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在不同新闻内容上的媒介依赖情况。研究发现，网络已经与报纸、电视一起成为受众的三大媒介依赖渠道，特别是网络在财经证券类新闻上已经超越电视和报纸成为了最大的依赖渠道；新媒介的手机已经确立了自身的媒介地位，媒介依赖程度全面超过广播；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在依赖群体的构成上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新媒介的依赖群体是年轻化和高学历化，传统媒介则相反；虽然传统媒介的报纸、电视

这是十年前的两篇读书笔记基础上形成的文章，后来发表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又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此后陆续发现受到一些学者的垂青——作了不具名的引用，最长的是《**传播》上的一篇文章，全文四分之三的文字是本文的原文，但没有做注释。

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

                   张洪忠       

  摘要：目前，对于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的关系，学者们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另一种认为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是两种理论体系，否定二者合流的观点。本文通过对两种理论发展的回顾，认为：二者在理论层面上是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但在具体的方法层面上互为他山之石。

关键词：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示码

   今年是我在北京居住七年半时间，刚好与我在大学毕业后在广东居住的时间差不多。09年春节前到澳门、香港走了一圈，对两地差异的直观感受更明显了。

      一是香港的地铁换乘实在是太方便了。每一次换乘只需要下车在同一个站台的对面就可以换乘。我们21日晚从铜锣湾到中文大学，转了四次地铁，但丝毫没有感觉到累，每次地铁换乘时间很短，不需要走很长的距离。相比北京，如果换乘四次地铁，可能早就累得半晕了。

    我以前也一直思考为什么北京的地铁设计没有这么好？为什么每次换乘要走很长距离，特别是13号线与2号线的换乘，先出站，走出站台到街上，一段距离后后再下站台，再购票侯车。想起这个环节就觉得累。如果象香港地铁那样设计和管理，那每天乘这段线路的老百姓不知要省多少麻烦、时间和精力？！！！

   不知道这是管理水平有限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按说我们的官员出境考察时间是很多的？

    除了地铁设计的合理外，最让我感触的还有一点是香港一学者告诉我的：香港近二十万公务员，绝大多数公务员每天是依靠地铁上下班的。回过头来想想北京，可能要

压力与友情的记忆

                                                ——十四届大学生电影节侧记

2006年10月7日与家人正在后海散步时接到时任系主任于丹老师电话,告之要接手十四届大学生电影节的秘书长工作。于丹老师在电话中说去年组委会团队的主要人员还在，我就是负责一下总体运行工作就行了，不会多难。之前我对大学生电影节没有一点概念，我本身的研究也没有涉及电影，以为大学生电影节就是组织几次活动和放几场电影而已。糊里糊涂之间我就这样无知无畏的“上架”了。但等到真正介入到组织工作中后才发现与原来的轻松想法不一样，同时也留给了我一份意想不到的友情记忆。

做梦也没有想到，电影节的申报工作就差点出了大问题。大学生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