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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时评

      宏谟治世按:这是我28年前写的一篇短文,其实只是一些随感,冒冒失失就投稿给当时在学界影响很大的《光明日报》了。没想到《光明日报》很快就给发表了,并在重点部分加了黑体字。今天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联想到我的旧文。请朋友从网上找到原文,重新发表在我的博客上,与诸君分享。


          谈律师与法官的资格

                                                       作者:王宏治

                               来源:《光明日报》198896第三版

 

  中国古代对司法官员的选任,其规定比一般官员更高。如唐朝,一切官员的任免皆由吏部主持,唯独对选任司法官员有特殊规定。《唐六典》规定,“凡吏曹补署法官,则与刑部尚书、侍郎议其人之可否,然后注拟”。就是说在提出法官人选时,吏部要与刑部尚书、侍郎共同商定,认为可以胜任者,吏部方可委任。可见,对法官的要求比一般官员要高,对法官的任命也更慎重。

  目前,一些西方国家对律师资格的要求十分严格,一般是先要大学和大专非法学专业毕业,再修法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者,再经两年司法实践,才能充当助理律师或法院书记员,最后经国家律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方能取得律师证书。而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又建立在高水平的律师素质的基础上。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官,必须从成绩卓著的检察官中选拔,而检察官又须从高质量的律师中筛取。这样就形成了一支以素质较高的律师队伍为基础的司法工作人员阵容。

  目前我国的司法工作人员(包括公、检、法)在来源上与律师毫不相干;其关系可谓本末倒置。就当前我国国民的文化素质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来说,《律师暂行条例》对律师资格的规定不能不说是偏高了一些。若照此执行,却也无妨,但该《条例》第八条中的“经考核合格”之规定,不知怎的又变成了全国统一考试,其内容多达十几门法学专业课(如今年规定须考十七门法学专业课)。如果现实情况是律师队伍供大于求,采用种种限制其发展的手段未尝不可。但事实是全国律师总人数才二、三万人,也就是说每十万人中才有二、三名律师。照此速度发展,一百年后也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加的司法活动(包括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诉讼)及咨询业务的需要。今天许多地方,大多数诉讼活动是在没有律师参与下进行的,以致一些当事人不知如何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告诉、申诉、上诉、辩护等权),其合法权益也无从保障。

  与对律师资格的要求相反,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都没有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的资格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仅在《法院组织法》第34条中笼统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法院院长、或者被任命为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198392,又增加了“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一款。至于其应具有的“法律专业知识”到底是哪些?程度如何?却未作任何说明。也就是说,我国人民法院的法官(包括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资格在学历、专业知识水平、工作阅历、司法实践等诸方面都不受限制,更不必经过什么考察、考核与考试等程序。似乎任何一个年满二十三岁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只要声称自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也就具有了当法官的资格。

  无论是从法学理论上讲,还是从司法实践上看,法官都应具有较高的素质。法官的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既需要精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又需要广博的其他基础知识;既要有较强的思维判断能力,又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及道德修养水平。假如一个律师的水平不高,受影响的只是他的当事人,若该律师总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也就没人再找他了。然而法官则是当事人无从选择的。他的任何一点失误都将直接影响办案的质量,他的任何一点偏见都将直接影响断案的公正。杜绝冤、假、错案的关键不在律师,而在法官身上。法官持平正之权,操生杀之柄,而我们恰恰对律师的要求过苛、过严,而对法官的要求过松、过宽;对律师的要求是硬性的(如学历、阅历、考试等),而对法官的要求则是弹性的。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势必对日益增加及日益复杂的司法活动产生不良后果。

  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我认为,应该适当放宽对律师的硬性限制(如名额等),按《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对在学历、阅历上够资格的申请人,从宽考核,以其在法律实践中的成绩为主要标准,加快律师队伍的发展。待我国真正形成了一支拥有一、二十万人的律师队伍时,再逐步从严掌握,即先普及,再提高。而对法官,则可一方面保持现有队伍的稳定,另一方面要制定明确、硬性的规定,如制定《法官法》、《检察官法》,从成绩优秀的律师中选任法官和检察官,同时离任的法官与检察官,取得律师资格者,也可从事律师工作,使法律人才在法院、检察院与律师间交流,从而达到保证法官高素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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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书评

历史

 



               

 珍稀的对日审判材料

                                                                                                                    

                                                                                                                                王宏治

 

      据5月3 日《北京晨报》“闲话书事”栏《不应被遗忘的伯力审判》,文中提到:“‘伯力城审判’完结后,苏联有关当局便着手将审判资料公开出版。该书被译成多国文字,但可能仅限政府或政党间交流使用,因而存世数量较为稀少。如今中国大陆,中文原版极难获见,三次重版版本也早经售罄。”本人有幸藏有一部,是多年前在琉璃厂中国书店购买的。原书盖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资料室”的印章。该书由前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于1950年莫斯科出版发行。其出版说明:“本版《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系1950年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刊印原版译出。”故可以判定其为中文原版。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大阅兵,我国也将于9月3日在北京大阅兵,纪念战胜德日法西斯。65年前,苏军在伯力城(现哈巴罗夫斯克)对日本陆军所犯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进行审判之事,今天的中国人所知甚少。该书公布了这次审判的预审文件,包括起诉书、被告与证人的供词及文件证据,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检验委员会结论,国家公诉人的演词,各辩护人的演词,军事法庭判决书。其中,在各辩护人演词后面有被告的最后陈述。我注意到,这次起诉的十二名被告,除山田乙三陆军大将是当时的关东军总司令外,其余被告都从事的是军队医务工作,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塚隆二陈述说:“我研究医学原是为促进保健事业,是要造福人类。我是个医生,是一个从事人道主义职业的人,而我竟不去执行医学家的神圣天职,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走上了准备利用细菌当作武器的细菌战道路。这点我认为是我自己的奇耻大辱。这点我认为是一个身为医生者的奇耻大辱。我很懊悔我以前曾参加过这种罪恶行为。”其他被告也作了类似的忏悔。

       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70年了,日本国内仍有一些人不肯承认其战争罪行,重新出版这本书确实很有必要。

注:本文已刊登在2015年5月16日《北京晨报》第20版,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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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文化

杂谈

       

 

    宏谟治世按:这是我姐姐王玲治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去年我妹妹王炼治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两张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与杜润生等在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搞四清的合影,就此姐姐采访了几位化学所的老科学家,谁知他们竟然高度评价了那次“运动”。所谓“四清”,最早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科学院的社教运动,本意也是对那些从国外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改造思想”,使之为国家的科学事业有所奉献。父亲及其工作组能够牢牢掌握党在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既没有伤害那些经过反右斗争后,噤若寒蝉的高知,又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不久后发生的文革,完全偏离了方向,改变了运动的性质,对国家、对民族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其恶劣影响至今未消。由此回想父亲他们工作组在当时能够始终不渝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属不易。

 

 

爱护知识分子的父亲

                                               王玲治

 

    我父亲王锡珍(1913~1968)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去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为了表示对父母亲永远的怀念,我们决定出一本怀念他的书,得到了父母的亲戚、朋友和老战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为我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回忆文章。在收集资料时,小妹妹王炼治在父亲的文件箱中找到了两张老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方的标题是“化学所高研社教学习小组1965.7”,另一张的标题则是“中国科学院四清工作队合影,化学所,1965”。这一下子就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五十年前的一段回忆中。

    父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在我工作的单位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参加中科院四清工作队,担任副组长(第一排左三)。为了了解这张照片的背景,我找到了化学所前所长胡亚东同志(后排左一)。他是从前苏联留学回国的,四清时他是副研究员,那张老照片中就有他。他告诉我,四清工作队进驻化学所时,他们这些高级研究员和所领导都是很紧张的,人人自危,不知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斗、斗、斗,打、打、打是那个时代运动的主题。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担任工作组组长的是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同志(第一排左二,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的动员报告却显得很温和。胡所长说,当他看到担任副组长的我的父亲时,心中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王老看起来像一个文弱书生,面带慈和的表情。他曾为我父亲写了篇回忆文章,对我父亲的评价是:“和蔼可亲,坚持正确的方向,循循善诱、令人尊敬的知识类型的共产党员。在他的身上所体现出的实事求是的处事原则令我感动,如今过去五十年了,王老的音容笑貌仍然活在我的心中。”

    年前同事聚会,我和经历过中科院化学研究所1964年社教运动的研究员张兴华同志(1962年大学毕业分配至化学所)提起了最近找到我父亲王锡珍在化学所参加社教运动和高研学习小组合影的一张照片。张兴华同志当时是社教依靠的积极分子,和工作组有些接触。他非常热情地向我介绍了父亲所在社教工作组在化学所工作的一些情况,评价之高是我没有想到的,也使我对父亲和他所在的高水平的社教工作组极为佩服。

    张兴华同志说:一提及“运动”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就不寒而栗,几乎成为“整人”的代名词。化学所那次社教运动却迥然不同,是一次成功的自我教育运动。我一生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都不堪回首,唯独化学研究所1964年的社教运动,令我回味无穷。说那次社教运动是成功的,就在于它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自我教育,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向,提高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工作组特别注意保护科学家,召集“神仙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一再强调,这些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都是我们的国宝,绝不能伤害他们的爱国赤心,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专长。科学家在那次运动中没有收到伤害,还颇受教育。

    化学所社教运动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工作组的领导班子: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任工作组组长,化学所党委书记白介夫、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王锡珍任工作组副组长。张兴华同志说:彻里彻外这是个级别高、高水平的工作组。在那次运动中将高超的领导水平和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运筹帷幄,嘉谋善政,令人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从这张老照片中,我们也可看出父亲他们的四清工作队政策水平是很高的,他们没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以教育、学习为主。在这张照片中的基本上是当时化学所所有的高级研究员和主要所领导。其中有当时的化学所党委书记白介夫(第二排左二,后曾任北京市政协主席),他不仅没有挨整还参加工作组、担任副组长。当时的所长是中科院院士柳大纲(第四排左四)。曾经是院士的五人,先后担任化学所所长的有四人,他们是王葆仁(第一排右一)、钱人元(第四排左一)、梁树权(第四排左二)、柳大纲(第四排左四)、蒋明谦(第三排右五)。其中还有台湾籍研究员、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台盟总部理事会主席苏子衡(后排左二)。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那个时代运动的主旋律,尤其是照片中大多数人都是五十年代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把他们作为运动的挨整对象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工作组长杜润生、副组长王锡珍和化学所高研在一起的照片却显得多么和谐、温馨、轻松啊。从照片的标题是“学习小组”看,说明他们是以学习为主,根本看不出是在搞什么运动。用胡亚东所长的话是:这次“四清”以有惊无险而告终。我一直记得这位老领导、衷心地觉得他是言行一致,不搞阳谋、阴谋的共产党员。

从这张珍贵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出父亲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是多么平等、融洽,彼此像朋友一样。他是党的知识分子统战政策忠诚的执行者。这张老照片使我再一次感受父亲的教诲、父亲的温暖、父亲的信仰、父亲的坚韧,父亲的政策水平。我以最诚挚的心情、永远怀念我的父亲王锡珍。

 

                                            2014年1月20日

 

 附照片一:

 

       

 

第一排:左1:秦力生(曾任中科院副秘书长、工作组副组长)

        左2:杜润生(曾任中科院秘书长、工作组组长)

        左3:王锡珍(工作组副组长)

        右1:王葆仁(中科院院士、曾任化学所副所长)

第二排:左2:白介夫(曾任化学所党委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

        右2:程浩(工作组成员)

第四排:左1:钱人元(中科院院士、曾任化学所所长)

        左2:梁树权(中科院院士)

        左4:柳大纲(中科院院士、曾任化学所所长)

后排:  左1:胡亚东(曾任化学所所长)

        左2:苏子衡(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台盟总部理事会主席)

右5:蒋明谦(中科院院士)

 

附照片二:

 



第三排:左6:白介夫(曾任化学所党委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

        左7:杜润生(曾任中科院秘书长、工作组组长)

        左8:王锡珍(工作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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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17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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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杂感

情感

 

    宏谟治世按:前几天收到湖北咸宁母亲家乡的亲戚陈大银老俵发来的一篇文稿《望山泉与棠棣尖》,文中记述了他们实地探访望山泉、棠棣尖、里崖等地的情景,讲述了当地名人的革命事迹。文中多次提及我的母亲刘毓兰及其家族、家庭以及她小时候就读的学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望山泉的泉水养育了母亲,母亲晚年常常提及这生她养她的故乡。棠棣尖,其名可能典出《诗经》“棠棣之花,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不兄弟。”这是一首讲述兄弟友爱的诗,以此名地,可知祖先对后世的期望之情。文中还提到我的外祖父刘昌合,革命前辈聂鸿钧等。将其发之博客,以飨众乡亲。

 

 

望山泉与棠棣尖

 

                                         陈大银

    2013年11月23日,在咸安区汀泗桥镇大桥村支书王用计的安排下,大桥村15组梅家林刘纯林带引笔者,实地探访望山泉、棠棣尖、里崖等景点。

    我们往大桥村泉塘公路南进,从榨坑刘水库尾桏树包岭下岔路上山,依次经过大路坪、长窝岭头,来到里崖背底岭三岔路口,沿着西北侧埼筋(山脊)走了一段横路,来到望山泉。


            

         这就是养育泉塘畈上千人的望山泉。据说水大时能够冲垮下游的房屋。

 

 



         棠棣尖,其名可能典出《诗经》“棠棣之花,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不兄弟。”这是一首讲述兄弟友爱的诗,以此名地,可知祖先对后世的期望之情。

 

    望山泉位于棠棣尖主峰西北坡,距棠棣尖顶部150米左右,口部呈不规则的等腰三角形,左、上、右三方是岩石,下面是9平方米的小潭,水深0.5米,终年不涸。

    大桥村泉塘畈因畈上新屋刘与董家结合部有一口终年不涸,可供千人饮用的泉水井而名。清初年间刘某在棠棣尖北坡开荒种地。有一年,久旱无雨,颗粒无收。他盼望天上降雨,把眼睛望瞎了。后来,每天喝这里的泉水,眼睛渐渐复明。他去世后,在外经商发财的儿子回乡,为感谢泉水治愈其父眼睛和乡邻安葬其父,在此泉北8米处坡上建了一个占地30平方米的纪念亭,取名“望山亭”,望山泉因此而得名。清末民初,望山亭被毁,亭基现存砖头瓦砾,长满了楠竹。大桥村16组铺崽刘纯政老人说:“1969年,我在泉塘大队(后更名‘泉塘村’,2005年3月与六斗畈、大桥村合并为‘大桥村’)林场当事务长,到望山泉挑水,看见望山泉的水就像水库闸门被打开一样,冲倒了山脚下榨坑刘水库堤和6间房屋,冲毁了30亩水稻。”

    望山泉所在的棠棣尖,原生长落叶小灌木和棠棣花,又名“棠梨(野梨)尖”,却被有的人说成“桃梨尖”。它海拔493.2米,是汀泗河与淦河支流飞仙洞之间大元山脉北行的一支,是汀泗桥镇大桥、聂家、古田一带最高的山峰。东距古田村11组大元山何家1,500多米,南分别距赤壁市随阳镇长冲村13组半山曾4,000多米、长冲村4组何家3,500多米,西距汀泗桥镇赛丰村1组冯家山4,000多米,北距大桥村原泉塘小学旧址4,000多米。顶部为长方形,长60米,宽20米,东西走向,东高西低,没有石头,全部是土壤,生长着楠竹、杉树、杂树等,属于原泉塘村林场所有。

    棠棣尖西南1,500多米处是里崖自然村,距背底岭三岔路200多米。坐西北朝东南,是“一进两重连五”砖木结构房子。有2间堂屋,8间正房。每间长7米,宽3.3米,高6米。始建于150多年前。因为1973年以后不再住人,摇摇欲坠,房间内外长满了荆棘和小树。

 



 


        小时候就常听母亲述说她家的祖宅故居,今见图片,倍感凄凉。但无论如何,母亲就是从这里走出来,踏上革命的历程。

    

大门口南侧第一、二间是刘毓兰娘家的房屋。刘毓兰(1923.9-2011.9.7),1938年10月参加革命,历任新四军5师4团文娱干部,湖北省天门县区委书记,上海市妇联干部科科长,老闸区妇联主任、区委委员,全国政协机关联络处处长(正司职),负责联络机关政协委员和后勤工作。1939年初,何功伟(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中田畈人、后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雷同(桂花镇石城村大屋雷人,解放后任湖北省医药局局长)、何功国(中田畈人,1941年农历九月任中共咸宁县委书记)、何功济(中田畈人,1939年元月任中共咸宁县委组织部部长)等人,在刘毓兰家从事革命活动,在她家木板楼居住两个多月。刘毓兰在里崖大门左前方坡下50米处竹林中土地庙(俗称“佛神庙”)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里崖后山60米处高底垴南坡,是刘毓兰父亲刘昌合墓地。刘昌合(1903-1976),曾历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干训班体育教官,陆军大学首席体育教官,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立体育专科学校校长。1986年,其子刘纯钧为他立了水泥墓碑。

 


 

        外祖父刘昌合,曾经留学美国春明大学主修体育专业。回国后,1932年曾任湖北省教育厅体育委员会委员、督学。解放后在武汉大学任体育教授,1957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如今魂归故里,安息家乡。
 

    里崖南200米处有一口2米宽、6米长的水井,虽已漾塞,但附近泥土是湿的,用棍、刀一扒,不一会儿就浸出一些泉水。

    大桥村16组铺崽刘纯钜、刘纯坚、刘纯泉、刘纯政的父亲刘碧先、二叔父刘定先原住里崖,在桂花镇鸣水泉开办刘万镒土纸厂,在汀泗桥街开办义利生杂货铺。

    里崖北边1,500米处是外崖,地势与里崖差不多高,房屋1984年拆毁。里崖与外崖是咸安区南部最偏僻的两个村庄。1973年3月,里崖6户与外崖6户一起,分散搬迁到棠棣尖北坡下面大桥村13组新屋刘、14组榨坑刘、15组贾董、16组刘同心。泉塘大队在里崖、外崖和棠棣尖开办林场。

    大桥村16组铺崽刘纯政向笔者讲述:刘毓兰曾就读于里崖西北4,000米处坡下铺崽后面泉塘小学(原校舍1978年撤除重建,学校1999年停办,学生分别转入聂家小学、大桥小学、汀泗桥镇小学),在鄂南十县小学生体育比赛中,获各项全能总分第一的好成绩。她在泉塘小学北侧操场跳远的砂坑边栽的一棵松树,已有10米高,胸围1米,上部有2个大分枝。1997年,泉塘小学举办百年校庆,刘毓兰寄来一幅自己画的牡丹图。泉塘小学教学大楼东边墙角,镶嵌一块百年校庆捐款功德碑,碑文系刘纯林撰写。

 


        百年老校泉塘小学,曾是母亲就读的地方。如今却在“并校合建”的风潮中停办了。

 

 


       

        相传这棵松树是我母亲亲手种植的。愿母亲的亡灵与青松共存不朽。

 



      功德碑泉塘小学百年大庆捐款名单的第一行:“刘毓兰绘赠牡丹图一幅,壹仟贰佰元”。

  

 



    2002年6月1日,母亲重返泉塘小学,在功德碑前留影。

 

 

     1926年,咸安区官埠桥镇泉湖村聂樊人、湖北省农协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解放后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的聂洪钧,经中共湖北区委批准,在泉塘小学创建咸宁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咸宁特别支部(简称“咸宁特支”),特支机关驻泉塘畈。当年,咸宁县汀泗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中共党员、赛丰村6组土寨周周九高,在泉塘小学以教书为掩护,负责省农协地下印刷所刻印工作,在转移前清理销毁文件时不幸被捕。面对敌人劝降和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誓死如归。

 

 

 

作者陈大银:湖北咸宁市咸安区政府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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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杂谈

 

赵珩谈襄平赵家 

 

 郑诗亮 丁雄飞   发表于2014-01-05 09:02

 

   尽管赵珩先生一再自谦赵家“算不得望族”,“比较寒素”,但稍具近现代史知识的人都会承认,赵家在近现代史上,拥有特殊的地位。他的曾祖一辈“是人尽皆知,所谓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亲曾祖赵尔丰与清朝倾覆、民国肇始有着直接关系,曾伯祖赵尔巽任清史馆总裁,主持了《清史稿》的编纂工作。父亲赵守俨则以中华书局副总编的身份主持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到得赵珩,“名士”、“玩家”的名头,更是自京城传遍全国。赵珩先生讲的赵家故事,始于太高祖,而在祖父生平上尤其下了浓厚的笔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老派人物在新旧中西之间的取舍去就、继往开来。 

  您的曾祖父赵尔丰、曾伯祖赵尔巽都是近代史上的名人,已经被包括您在内的好多人反复谈过了。他们这一辈还有没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事迹?再往前追溯呢?

  赵珩:我们赵家一直算不得是望族,而是比较寒素的。我的太高祖叫达纶,是道光癸未科进士,做过知府。不久前,有位年轻的朋友居然买到我太高祖达纶的《枣花轩诗稿》相赠。虽然诗稿的文采并不算高,但毕竟是太高祖的故物了。高祖叫文颖,是道光乙巳恩科进士。他们都没冠“赵”字,因为我们是汉军旗人。高祖文颖以同知衔任山东阳谷县知县,到任五天,阳谷被太平军围困,他是守城殉难的。殉难以后,家里一下子变得非常困苦。我的高祖母很了不起,她出身陕北延川李氏,也是当地的名门,诗文都好。虽然家里很穷,连纸都买不起,但她还是自己抚养和教育了四个儿子,最后做到“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因此在泰安有一个地方,为纪念我的高祖母,叫“奇母地”。从太高祖到高祖、曾祖,再到祖父和我父亲,这么五世,包括他们的著述和墨迹我都有。我家不像周家,周家是名门望族,我家不能说“望”,到了我曾祖这一代才算阀阅之家。赵家不能跟浙江嘉兴钱氏、安徽东至周氏比。

  我曾祖一辈是兄弟四个。现在许多书上、网上老把籍贯搞错,我们家籍贯应该算是山东泰安。郡望应该是襄平,就是今天辽宁的辽阳,这是三百多年前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家应该算是北宋的宗室,是随徽钦二宗被俘虏到东北的。但这些都无从考证了,入关前的家谱都没有了,我手头现存的家谱是从顺治三年开始的,所以就落籍为山东泰安。我高祖《清史稿》有传,因为他是殉节的。我曾祖一辈是人尽皆知,所谓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除了我的亲曾祖赵尔丰不是进士出身,那三位都是进士。赵尔震和赵尔巽是同治甲戌科同榜进士,后来赵尔巽做到东三省总督、奉天将军。比他们晚若干年则是我的叔祖赵尔萃,他是光绪己丑科进士,称傲徕山房主人,做到四品官就辞官回到泰安故里。

  我的亲曾祖赵尔丰是大排行老四,亲兄弟排行老三。他不是进士出身,而是道员。先做山西永济、静乐县两县的知县,后来随锡良从西凉入川,入川后做到永宁道、建昌道的道台,拿到现在,算是厅局级干部吧。因为他很干练,后来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后来又做了驻藏大臣,最后是署理四川总督,也成了封疆大吏。从前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现在是褒多于贬,这里面主要牵涉到民族问题。现在看来,当时英国人觊觎西藏,他在西藏的时候,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有很大的功绩。还有就是推行铁腕政策,镇压土司叛乱,改土归流,不让外国人染指西藏。所以你现在去网上搜一搜“赵尔丰”,就能看到有许多条“为沉冤百年的民族英雄平反”。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事情,他本来是不愿去做的,也是在危难的时候受命。当时四川情况也非常复杂,闹事的主要不是普通百姓,而是股民,闹的就是一个铁路收回国有的问题。事情越闹越大,他下令开枪,实际死了十几二十个人,没有传言的那么多。他最后在四川被尹昌衡所杀,是在成都殉难的。《清史稿》有传,还被收入了《庚子辛亥殉难诸臣图录》。

  关于您的父亲赵守俨先生,外界说的也多,主要是二十四史的事情。关于您祖父倒是提得比较少。

  赵珩:祖父的事情,我父亲跟我谈了很多,直到去世前,在病床上还在说,父亲认为我的祖父是非常了不起的通才。我祖父是赵尔丰最小的儿子,还有一个弟弟没活几岁就夭折了。他大排行里行九,亲兄弟里行三。启功先生的口述史里也经常提到赵九先生,他的名字叫赵世泽,字叔彦,号拙存,小鸥波馆主人,后来以字行。他是清末京师贵胄学堂毕业,四川出事以后,他从成都化装跑出来,曾经一度在江苏巡抚程德全那儿做过幕僚。我现在手里还保留了一些他当时为程德全草拟的给各省的电文,都是草稿,最后程德全签了字才由电报人员打出去。这个时间非常短。

  后来,因为赵尔巽和张作霖的关系——张作霖是赵尔巽收服并重用的,因此我祖父做了一任黑龙江省烟酒事务专卖局的局长。这当然是个肥缺,但他1929年年中就辞官不干了。因为他对张学良是有看法的。我1993年在台湾单独去拜访了张学良(我是跟着出版代表团去的,这是大陆最早去台湾的代表团之一)。头一天晚上我给张学良打电话,他秘书也姓张,这个张秘书搞不清情况,接着张学良就自己拿起电话问我:“你哪个赵家?”我说了我祖父的名字。他说:“那我知道,是北平东总布胡同赵家,我去过,是九爷家。”那时张学良住在台北天母,第二天一早我就去见他了。我去的时间非常仓促。约的十点钟见面,我很准时,他老先生到十点半才起床,我十一点一刻还和陈立夫约了在孔子学会见面,中间时间非常短,就谈了二十多分钟。为什么祖父对张学良有看法呢?主要是杨宇霆、常荫槐的问题。张学良后来对他们的评价也有些转变。当时杨、常两位是比较跋扈的,反对东北易帜,还在张学良面前摆老资格。张学良对他们很不满。其实这两个人在东北系里是最有能力的,脑筋也是最清楚的。杨宇霆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而且是秀才出身。常荫槐主要负责经济方面的事情,整个东北铁路是他负责的,为铁路的建设、铁路技术人员的培训,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在当时的东北搞土改,把地主的一部分田地拿出来分给农民。他们俩是日本人最头疼的人,日本人染指东北,这两个人是非常大的障碍。张学良杀了这两个人,正好给了日本人机会。张学良后来做了一幅对子,挥泪斩马谡似的,把他们比喻成什么什么,但用我祖父的话说,如果杨、常不死,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我祖父和杨宇霆没啥特殊的关系,但是跟常荫槐关系比较好,所以对张学良就有了一些看法,虽然我们两家是儿女亲家——我祖父的堂弟娶的是张学良的妹妹。这是姻亲关系,后来他们都去了美国。旧时的姻亲关系很复杂,我这位叔祖父的女儿,也就是我堂姑姑,嫁给了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的哥哥白先忠。张学良当时就用东北土话跟我说:“其实历史上有很多事儿都不是一码子事儿。”意思是说,你们家是官宦人家,我们家是绿林出身。他又说:“你们家和白家也不是一回事儿。”你看,中国历史上恰恰很多“不是一码子事儿”的家族有姻亲关系。

  您祖父辞官之后去了哪里?

  赵珩:我祖父1929年年中就举家迁回了北京。所以,现在百度百科上写我父亲原籍是齐齐哈尔,也是错的。我的父亲1926年1月在祖父的任上生在齐齐哈尔,那时候黑龙江省会还不是哈尔滨,而是齐齐哈尔,父亲在齐齐哈尔一共没待过几天,只是他的出生地。回京后祖父就暂时住在赵尔巽的家里。赵尔巽是1927年去世的。去世后在家里设了灵堂,张作霖从大元帅府披麻戴孝赶过来吊孝。因为赵尔巽是张作霖的恩人,张作霖跪下便磕头,大概是太激动了,起来后,两个鼻孔都在流血。当时我的两位祖母都以侄媳的身份在北兵马司守灵,这件事,我的两位祖母经常提起。不久张作霖回东北,在皇姑屯就被炸死了。赵尔巽死后,我祖父就买了北京的房子,东总布胡同61号,也是被我父亲称之为“幻园”的地方,我就出生在那里。现在扬之水住着,扬之水的公公李运昌是老革命,“文革”中也受到冲击,那个院子也被挤占了,现在花园的面积要比我家住的时候小了。我们从1929年住到1950年,后来就卖掉了。而他们家从1950年住到现在,资格比我们老。那个是北京为数不多的花园洋房。

  我祖父这个人头脑是很新的。事实上,赵家几代人,从赵尔巽、赵尔丰开始,头脑都非常新。赵尔巽曾和张之洞等一起上奏折,倡议废除科举,兴办新学。赵尔丰在西康,开发西康的时候就架设电线和创办电报局,兴办学校。他是崇尚科技、崇尚新学、崇尚西方现代文明的。到我祖父这儿也是这样,他给我父亲找太太的时候,坚决不同意找旗人家的女子,哪怕是大家闺秀也不行,他觉得旗人是没落的、走向衰败的。我的外祖父王毓霖先生是新兴的实业家、银行家。我父亲虽然家学渊源,从小就在家塾里学习经史诗词,但他六七岁的时候,我祖父就把他给送到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去念书,就是王世襄读过的那个学校,当然,王世襄比我父亲大好十几岁,高好几级。所以我父亲能从小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个学校他一直上到1941年,赶上太平洋战争,美日关系恶化,学校被日本人封了。祖父是愿意父亲将来学点经世致用之学的,虽然他的爱好很传统,是旧时士大夫文人的诗词歌赋,虽然他内心还是接受男人可以娶好几个太太这种观念,但他毕竟算是思想比较新的人。

  您祖父在北京的生活状况如何?

  赵珩:那时候他常交游的,都是文人圈子里的人,比如说陈叔通的哥哥陈仲恕,石雪居士徐宗浩等,还有不少文人圈子里的人。他的大部分印章都是王福厂、童大年这些篆刻名家制的,陈仲恕也给他治印。我们家四代的印都在我手里,都是当时大家所制,我一直想做一本印谱,把我们这四代人的一百余方印章汇集起来。我祖父对当时的世态很灰心,也不愿意出来做事。敌伪时期在北京住得不开心,就到天津住一段时间。他既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又具有新式的思想。我的曾伯祖赵尔巽则是从来以遗老自居,他领修《清史稿》时就说:“我是清朝人,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官,我修清朝史。”但我祖父不一样,很洋派。他买过汽车,上世纪三十年代就用过电冰箱——后来我父亲吃冰的东西老拉肚子,就卖掉了。他不住中国四合院,住花园洋房,家里用的也都是洋玩意儿。我书房里这把皮椅子,就是当年买的,一直用到现在,大约九十年了。

  似乎您祖父终其一生都不太得志。

  赵珩:现在提到我祖父的很少,只是谈到故宫藏品的时候会偶尔提一下。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没赶上他能有作为的时代。只活了六十六岁,1950年冬天突发脑溢血,一个多小时就没有了

  他到北京以后,就移情于戏曲、收藏,做了寓公。我现在还保留着他写的剧本,蝇头小楷,两大摞。他还搜集、整理了很多昆曲传奇。昆曲传奇到了清中叶就无法演出了,因为演出时间很长,就拿《牡丹亭》来说,演完得两三天。他当时就把昆曲传奇缩编成京剧皮黄——他是懂音律的,给皮黄加上工尺谱。他收藏的书画碑帖很多,许多东西是收自晚清盛伯熙和景朴荪的,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家。当时琉璃厂许多人都曾出入我家,如后来的文物专家程长新、马宝山、耿宝昌、徐震伯等。实际上,我家主要的东西不是损失于“文革”,而是损失于抗战期间。他不肯出来为日本人做事情,断了经济来源,为了维持日常生活就大量地变卖家里的文物古玩,现在我手头还有好多珂罗版的照片,就是东西卖掉之前拍下来的,现在有些东西在故宫博物院里,都有他的鉴赏收藏印。前不久北京市档案馆还把我家1947年的户口簿子给我复印了,从上面可以看到,当时我家里,户主是一个人——我祖父,他的三个太太,还有我父亲母亲,当时还没有我,仆人有五个,可能还有不在册的、户口不在那儿的。那么大一家子,当时他给家里规定,一天只能花一块大洋,当然这一块大洋还是比较值钱的,但日子仍然很艰难的,那时候文物又不值钱,卖掉了很多,沈周的、文徵明的、四王的、画中九友的,他喜欢的都是文人画,扬州八怪的和近代作品一概不要。他收藏也走了些歧路,他比较迷恋清雅而文人气的东西,比如说,他爱收查士标、董其昌、沈周,古玩行就给他拼命地找,投其所好。他又非常自信,非常刚愎,什么东西他觉得真,就要,这里面难免有赝品。要知道,沈周活着的时候,画就有很多人作伪,沈周也不在乎。所以他那时候也受过些骗,上过些当,但总的来说,还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大收藏家。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那时候他不出来给日本人做事情,一方面固然是他有气节,另一方面,他在家待久了,也比较疏懒,干不了什么。

  他非常有才华。围棋下得也非常好,可以达到六段水平。而从我父亲到我,围棋都不会。他能粉墨登场,唱昆曲、京剧。张君秋是他的义子,曾一度就住在家里。他为张君秋编的《凤双栖》是从李渔的传奇改编的。他的字也写得很好,欧字的间架,赵字的风韵。多年来临写兰亭。启功先生看过他写的很多字,用启功先生的话说是“通篇无一字败笔”,非常漂亮。除了绘画不行,其他都已经玩得很专业了。他通戏曲,识音律,擅法书,懂收藏,而且风流倜傥,人长得也很漂亮。他娶过好几个太太,包括我祖母在内都是侧室,我父亲就是庶出的。但是他没有嫡子,嫡出的就一个女儿,是原配所出。他的原配夫人,后来几位夫人谁都没有见过。她是苏州名门顾氏。我的另外几位祖母出身都比较低微,都是侧室,始终没有扶正。只有我的祖母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就我父亲是祖父唯一的儿子,但是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因自己是庶出而有任何的自卑。

  除了您的祖父之外,您几个曾伯祖的儿子的情况,您能谈谈吗?

  赵珩:老大赵尔震做过工部主事的,三品,无出。老二赵尔巽到六十二岁才得了个儿子。只有赵尔丰有三个儿子。我祖父最小。前面两个,一个大排行四,一个大排行七。赵七爷跟梅兰芳关系非常好,许姬传多次和我提起他。七爷也是位才子,可惜英年就去世了,也无出。四爷他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孙子,这位四爷虽也住在北京东总布胡同,近在咫尺,但是与我的祖父兴趣爱好大相径庭,他喜欢在家鼓捣些《九章算术》《勾股定理》之类,完全是理工科的头脑。因此他的孙子大概也有些这方面的遗传,是学物理的。1949年以后,三十五岁就评上了北师大的副教授,很了不起的。因为曾做过司徒雷登的秘书,结果“文革”自杀了。我们都是坚字辈,珩应该是字,我名字应该是履坚。北师大的那个叫亮坚,还有一位叫誉坚,一直生活在上海,也去世了。

  这就说到您父亲这代人了。他和启功先生的交情很深。

  赵珩:虽然我父亲比启功先生小十来岁,但启先生一直管他叫学长兄,他们同时授业于戴绥之(字姜福)先生。戴先生的古文非常好,也是我曾祖的旧僚属。那个时候启先生家境不是很好,就在别人家就读,老师都是戴先生,算是同出一个师门。他对我父亲非常好,我父亲对启先生也非常好。1971年,当时恢复整理二十四史,原来没有《清史稿》。第二度整理二十四史才加上《清史稿》。我父亲点名要两个人,一个北师大的启功先生,一个是民族学院的王钟翰先生,于是把他们两个人给解放了。所以启先生非常感激他。我父亲住院了,启先生身体那时也不好,还常来看他,而且给病房的医生护士几乎每人写了一幅字,意思是让她们好好照顾我父亲。启先生也是非常重情义的人。

  我祖父和我都爱看戏,但我父亲不太喜欢。这是时代使然。他很忙,无暇顾及这些事情,而且那个时候,政治运动也没完没了,他要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所以我父亲历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都没事,包括“文革”都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他历史清白,解放前没干过任何事,解放后才参加工作,人缘好口碑又好,所以说运气算是非常好的了。

  我父亲和我祖父毕竟年龄差距太大,有四十多岁,所以我祖父在我父亲面前比较严肃,年龄、时代摆在那儿。但父亲和我沟通就亲切随意多了。我们家父子、母子像朋友一样。

  我母亲王蓁也是辅仁毕业的,她一直没有参加工作,在家里搞些英文翻译。她也喜欢收藏。我书房里挂的这幅纪晓岚的真迹,是我母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拿翻译的稿费买的,也就五块钱。到我父亲这一代更有中西融会贯通的思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他们都没讲过这个话,但是在他们身上都得以体现。到我父亲这个年龄的人,几乎都没有旧学底子。只有周一良周先生和父亲情况差不多,我父亲比周先生小,他们有旧学底子,都是在家学习经史的缘故。此外还有杨宪益。杨宪益又到英国去留学,他的旧学底子也很好。有些比他们年长的人虽有旧学基础,但是西学一点不通。我父亲不搞外文,但是他的口语比我母亲搞外文的还好。我母亲做了很多翻译工作,容闳的第一本书《西学东渐记》是她译的,还有商务出版的《女权辩护》等。我两个祖母文化都不是很高,她们对我母亲的评价很有意思,尤其我的老祖母,她是农村出身,文化也不高,但是她有一句话说的特别中肯。我母亲的英文名叫Jennis,她不会很好发这个音,一直叫我母亲“解乃司”,有点山东口音。她用带点北京腔的儿化音说“解乃司”是半新旧儿的脑子,意思是说我母亲既有传统的道德,守妇道,知礼教,又有新思想和新文化,可以说又传统又现代。我亲祖母人特别好,但脑筋不是特别清楚,讲话也不是特别多。我老祖母对我影响很大,她有些话虽然通俗,但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对年轻人在众人面前表现比较亲昵的行止,她总说不可以,她有一句话来概括她的观点:“上床夫妻,下床君子。”她不会说梁鸿孟光的故事,但这个道理她可以说得很鲜活。她是山东诸城人,和康生是同乡同里,小时候也一起玩耍过。她小时候认识康生。那个时候康生家是大地主,她管康生叫张三少爷。当然,她出身比较低微,就是下中农吧。她文化也就初小程度,而且是缠足,但是跟着我祖父受熏陶,学会了很多东西,能唱昆曲和京剧小生。后来能看《红楼梦》,看报纸,也能看佛经,像《六祖坛经》什么的,都能看下来。我的亲祖母文化比她高,上过初中。人很厚道,但有点糊涂。这个老祖母则精明得不得了。她们这种关系肯定要斗斗嘴。我祖母常说“儿子是我生的”,老祖母就反唇相讥:“生是你生的,养可是我养的。”

  您的堂叔叔、伯伯的情况如何,您能谈谈吗?

  赵珩:我的叔祖父是赵尔巽唯一一个儿子,是他六十二岁生的,小名天赐,名字叫赵世辉,字蔗初。他夫人是张作霖的女儿、张学良的妹妹张怀童。夫妻俩非常恨日本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举家迁到美国去了。1945年成立联合国的时候,我的叔祖父就是联合国高级雇员,所以联合国一直挂着他相片,他是联合国的终身顾问,一直到九十五岁去世,都在联合国工作。当时他们带出去很多钱,但是他们对子女管教很严,一点不骄奢。我的堂姑姑是学心理学的,我的堂伯父叔父都是学医学和科技的,老大是男的,学妇科的,是美国著名的妇科专家,已经去世了。他们到美国那么有钱,可是我的几个堂叔伯必须要下学后到街上去卖报纸,大雪天里手都冻裂了,还要勤工俭学。不像现在咱们的富二代、官二代,许多是纨绔子弟。我祖父也很痛恨纨绔子弟的。我家里的家规,男人不许打牌,女人可以,但仅限于逢年过节。男人连扑克牌都不会,因此父亲和我至今都不会打麻将。但他们不是那种墨守成规、只重形式的家风,也是接受新思想的。

  您小的时候,您父亲是怎么培养您的,会有意让您传承家学吗?

  赵珩:我小时候,我父亲也是希望我学理工科的,或者去学医。后来我真学医了,但是实在不喜欢,想要调到出版社工作。我父亲开始还不太愿意,他说,“医院待着不挺好吗?”其实我不喜欢当大夫,最后还是做文史。他只在我小时候给我讲过几篇《古文观止》,我《古文观止》现在基本都能背,这完全不是我父亲要求的,是我自己喜欢而已。在五六十年代那种政治状况和社会环境下,他不希望我再去搞文史,而是希望我学点儿经世致用之学。我祖父对我父亲也是这么要求的。父亲在辅仁大学读的是经济系,毕业论文叫《中国倾销问题之检讨》。后来我问他:“您懂经济吗?”他说:“我不懂。”莫名其妙地就毕业了。他是一点都不懂经济的。我太太吴丽娱家是真正学理工的,她的父亲,我的岳父吴京先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世界最杰出校友”之一,也是中国煤炭方面的著名老一代科学家、工程师,后来一直到去世都是全国政协常委。可是她自从嫁到我们家就搞文史了,她是社科院的研究员,研究中国礼制史,著有《唐礼摭遗》等,最近在中华出了一本新书叫《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她逻辑比我强,也比我勤奋,一天能一口气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我和她不一样,比较偏向形象思维,记忆力强。

  和您的祖父、父亲一样,您本人也是交游广泛、涉猎广博的。

  赵珩:广西师大约我写一本书叫《逝者如斯》,主要就是我和三四十位学人的关系。很多人都是我从小就认识的,与我上一辈很多人有着忘年之交。我和朱家溍先生的关系非常好,跟王世襄先生的关系很多人也知道。我还记得陈梦家先生跟我说过:“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梦家吗?因为我妈生我之前,晚上梦见猪了,我总不能叫梦豕吧,所以就在豕上加了个宝盖头。”其他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考古学家傅振伦,化学家袁翰青,宋云彬、翁独健等等。许宝骙、俞平伯是我们家亲戚。许宝骙是我姨公,是我妈的亲姨父。我的外婆是嘉兴钱氏。许宝骙的姐姐许宝驯就是俞平伯夫人。许宝骙特别有意思,就是在“文革”中,春节也做很多谜语。“小生幽会,打一国名”,我马上就猜出来了——约旦。还有些特别恶心的谜语。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东西。于是就出了个“汉代女尸,打一菜名”,我也马上就猜出来了——古老肉。当然,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写法,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咕噜肉”。还有“红叶未经霜,打一国名”——不丹。黄苗子、丁聪、邓云乡,他们都来过我这儿。苗子先生九十岁了,来还给我带一个西瓜,能拎着从一楼爬到四楼。跟他们特别有的聊。

  我觉得真正奢侈的一件事情,是能够和前人、古人对话。我的室名不是叫“彀外书屋”吗?我不在彀中而在彀外。像“文革”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热衷过“运动”。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社会形态,早晚会终结。所以串联的时候,我从学校弄了张串联证明,一个人游山玩水去了。拿了这张证明,我第一站先去泰山,“登泰山而小天下”,小时候就知道这句话,想去见识一下。在泰山上可惜老下雨,第三天我都没信心了,突然下午大放光明,于是大饱眼福,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绝不是妄言,心情豁然开朗。从那儿又到苏杭,为了看看京杭大运河,于是和鸡鸭鹅一起坐船从苏州去杭州。反正就是玩了一圈。我这一辈子是玩过来的,我也喜欢戏曲。我从小集邮,我的动物邮票算得上中国数一数二的。从1853年加拿大第一枚动物邮票到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地区所有的动物邮票,我都有。有些书画我也都保存下来,这些现在玩不起了。我哪样都不精,样样稀松,但涉猎的面特别广,所以哪件事都“插一腿”。我太太就太专了。最近《光明日报》采访我,谈新出版的《王世襄集》,我不太赞成把王世襄先生叫做玩家。其实他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旧学人都必须具备的综合素质和修养,另一方面,他玩的是比较冷僻的东西。今天他的价值之所以体现,不是说王世襄有什么不同,而是我们今天社会变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变了,我们对他的东西有了更多的社会认同。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人最应该具备的,是各方面的兼收并蓄,是广博,这是学问上的问题。还有就是必须做到通达,不是死读书。通达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不太一根筋,还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然做不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修齐治平,起码做到修身。这个方面做到通达,是很重要的。中国文化里,我们老讲孔孟之道是一个“仁”字,其实不完全是,孔孟之道最重要的应该是恕道,这个恕是很重要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达必须具备恕道。什么事情都不采取过于激烈的做法。

  

 

                                    (原载上海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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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欧阳修称其父决死狱是“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1]。就是说在判决死刑案时,尽量想法让其存活,为其求得一线生机,最后实在不行,只能判处死刑时,被判死刑者也就不会有恨意了,自己也不存在遗憾了,所谓“生者无恨,死者无怨”。

[1] 《欧阳修集》卷二五,《泷岗阡表》。

宋人对死囚的临刑关怀

(刊于今日《南方都市报》)

吴钩

 

 

北宋有个叫宋祁的大才子,就是那位以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令同僚惊艳的“红杏尚书”。他的父亲宋玘,曾在常州当了十年法官。每次有死刑犯即将处决,宋玘必拿着判决书告诉囚犯:“尔罪应死,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给死囚安排了比较丰盛的最后一餐。临刑之际,“囚皆叩颡感泣”。待犯人伏法后,又替他们请来僧人“诵经忏罪”。常州的死囚都很感念宋玘的恩德,对宋玘说,“若勿化有知,当为宋府君作狗马偿厚德。”

我们当然可以说,宋玘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法官。不过我这里不准备过多强调个人的美德,因为宋玘所执行的,并不是他本人的独创,而是一套宋人已在法律上确定下来的死囚“临刑关怀”制度。根据宋朝的立法,这套“临刑关怀”制度包括七个层面:一、死囚被处决之前,“仍先给酒食”,允许犯人的最后一餐吃好喝好;二、“听亲戚辞诀”,犯人享有在临刑前会见亲人、进行人生告别的权利;三、“示以犯状”,即当众宣读犯人的罪状、判决、断由(法律依据),不搞秘密宣判;四、“不得掩塞其口”,即禁止用东西塞住临刑死囚之口,要允许他说话;五、若死囚“翻异(翻供喊冤),或其家属称冤”,必须中止行刑程序,快马“递申提点刑狱司审察”(《元丰令》);六、死囚一般在未申时分(黄昏)行决,“经宿乃许收瘗”,尸首第二天由亲属领回收葬,官府不得阻挠;七、没有亲属、家人的死囚,由官府给予体面的安葬,“诸囚死,无亲戚者,皆给棺,于官地内权殡,其棺并用官物造给,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上,书其姓名”(《天圣令》)。

当然,宋玘的做法更加周全、更为人性化,不但提醒死囚“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请了僧人来替被处死的犯人念经超度,这种指向终极关怀的“临刑关怀”精神,比之今日西方社会允许神父进入监狱为死刑犯祷告的人道主义做法,毫不逊色。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众死囚要对宋玘“叩颡感泣”,甘愿来生“作狗马偿厚德”。

宋代的死囚“临刑关怀”制度,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华夏的优良法制传统。至迟在唐代,政府已经立法确立了“临刑关怀”制度。《唐令·狱官令》规定:“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未后(即黄昏)行刑”;“决之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诸囚死,无亲戚者,官给棺,于官地埋瘗,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冢上,书其姓名”。五代时,军人专权,烽烟四起,法纪也成为一纸具文,以致“诸道州府刑杀罪人,虽有骨肉寻时,不容收瘗,皆令给丧葬行人载于城外,或残害尸洌”。后唐的法官张仁彖不忍看到死刑犯被抛尸荒野,建议政府沿用唐令中的“临刑关怀”原则。朝廷“从之”。宋朝建立后,将唐代的“临刑关怀”制度继承了下来,并把它发展得更加完备,比如立法强调“不得窒塞(死囚)口耳,蒙蔽面目”,这等于从法律上保障了死刑犯“临刑称冤”的权利。唐代时,武则天曾将犯人封口处决,破坏了“临刑称冤”之制,宋朝的立法,是对武则天败坏法制的拨乱反正。

这一死囚“临刑关怀”制度的背后,蕴藏着古老的“恤刑慎杀”司法理念。或者换个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恤刑慎杀”理念,催生出了死囚“临刑关怀”的制度。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人死不能复生,死刑一旦实施,便不能逆转,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正是出于对人命的珍视,中华文明在很早时候就发育出“疑罪从无”的思想,《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宋人蔡沈对这个古老的司法原则作了一番解释:“辜,罪。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还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我们今日的司法讲究“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有时候两者是有冲突的,不可两全其美,只能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中二选一,而我们的先人与现代文明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宁纵不枉”。宋朝司法接受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比较注意恤刑慎杀。虽然宋代几乎每年都会判处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这些死刑犯的大多数最后都获得了减刑,没有被执行死刑。实际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每年不到一百人。

即使罪证确凿,犯人必须以命抵罪,毕竟也是剥夺一条人命。对于剥夺生命的极刑,古人表现出极大的敬畏,比如只准许“秋后问斩”,一年之中有一大半的时间不能执行大辟之刑,因为古人相信在春夏时节处决犯人,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而对于即将被法律剥夺走的生命,古人也表现出起码的尊重,比如建立一套死囚“临刑关怀”制度。北宋哲宗年间,由于地方司法当局对这套“临刑关怀”制度的执行不甚得力,比如有些州县对临刑的死囚,“以纸钱厚蒙其首”,又有一大群执法人员围着“传呼鼓噪”,导致其“虽欲称冤,无复有可言之理”,也妨碍了亲戚辈“与囚辞诀”。朝廷认为“此其间不能无滥”,存在着滥杀犯人的司法腐败,便派遣“谏官、御史分决诸城畿甸之狱”。

有一位叫做林旦的殿中侍御史也领受了这项任务,但他告诉皇帝:“臣之此行,不过办决一时囚系而已。”意思是说,这种委派钦差大臣下去办案的整风运动是治标不治本的,效果有限。那么什么才是治本之策呢?林旦建议,朝廷应该“戒敕狱官,务在遵守”《元丰令》所规定的“临刑关怀”制度,“若尚敢违敕,令统辖官司觉察按劾,并许被苦之家申诉,立为受理”。只要严格执行制度,“积年之弊,自此顿革,辇毂之下,无有冤人”。宋哲宗同意了林旦的建议,“诏刑部立法以闻”。

我们不敢说“临刑关怀”制度自此便得以不折不扣地实行下去,更不能说宋代已实现了“辇毂之下,无有冤人”,不过应当承认,一千年前的政府,不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临刑关怀”制度,而且立法规定“不奉法者,并以违制论”,对违制的司法机关,鼓励台谏官弹劾,允许“被苦之家”控告,确实是难能可贵。因为,即便是一千年后的政府,也未必做得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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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我当年用的是王力编的四本《古代汉语》。那部可以说今天还不过时。


1976年12月10号购于延庆县城的新华书店。《古代汉语》,上海师范大学中学教学研究组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220页,138千字。那时我在延庆插队,和治宇一起去逛县城,在新华书店发现这本书,很高兴,买回来。这是属于我自己的第一本系统介绍古汉语知识的小书,这书很浅显,书证多取自法家著作和中学教材选文。那年冬天我看得还挺仔细的。有些知识后来还用上了。书中偶有标记,成为我插队岁月的见证。岁月匆匆,这书也真的过时了,这次搬家就淘汰了。

书前必定要有黑体字印刷的毛主席语录。文革的时代特征。

    “古代汉语这门学科历来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旧的古代汉语一类读本,尊儒反法,厚古薄今,理论脱离实际,大搞烦琐哲学,充满着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必须进行深入的批判和根本的改造。”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在伟大的批评批孔运动中,广大工农兵和专业工作者,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评法批儒,作出了中国大的成绩,同时也促进了古汉语学科的改造。广大工农兵的斗争实践进一步说明,要读懂古文字,首先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学会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同时掌握一点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也是必要的。

字里行间充斥着文革的时代精神。

    “由于我们对古代汉语的旧体系、旧内容批得不深,特别是向工农兵学习还很不够,因此本书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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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

古诗新编

 

                  卖瓜翁 有感于邓正加事件


卖瓜翁,开荒种瓜南山中。满面尘灰如茶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瓜得钱何所营?儿女入学自谋生。可怜溽暑渴难当,心忧瓜贱不忍尝。晓驾瓜车午入市,泥中暂歇待开张。翩翩两车谁来到?身着制服头盖帽。手把文件称城管,没收西瓜夺秤杆。一车瓜,千余斤,转眼砸烂化为尘。瓜翁着急举手拦,秤砣灌顶入黄泉。遥想唐代卖炭翁,宦者尚给半匹绢。

 注:韩愈《顺宗实录》卷二:

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执照),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 “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复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曰:“须汝驴送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你,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

 白居易据此做《卖炭翁》,我今古诗新编做《卖瓜翁》,叹邓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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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文化




   

 宏谟治世按:2008年,蒙燕山出版社主编赵珩先生之托,在其社《经史说略》(包括《十三经说略》与《二十五史说略》二部)的基础上,再编写一部《历代法典说略》,普及中国古代的法律知识,并邀本人出面聘请本行业专家撰写。承蒙各位专家教授的支持和协作,很快完成任务。该书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但在出版过程中却因种种原因,一波三折,直到今年方才面世。总算对得起各位同仁。

         











       

              《历代法典说略》推介

                                              

中华民族有着四千年不曾中断的法制传统,其法律自成体系,传承有序,除《周礼》所记述的各种法律、法规外,春秋战国以来,明确的立法活动史不绝书,从《法经》到秦、汉法律,再从魏、晋之律到隋、唐法典,直至宋、元、明、清各代法典,记录了中华法系形成、发展的脉络。而中华法系从形式上看,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法律的法典化。

所谓“法典”,简单说指的就是法律典章、典籍;今日认为特指经过整理而自成体系,具有一定规模的,比较完备、系统的某一类法律的总称。而古代西方人对“法典”一词的理解却仅限于是法律汇编,如罗马法学家朱塞佩·格罗索在其名著《罗马法史》中说:“汇编法律目的是为了将零散的皇帝谕令加以汇集,这些汇编被称之为‘法典’(CODICES)。”而中国人所理解的法典,则是指依一定之规,按固定的体系规模,有总则、分则之分的、分门别类编定的大型法律,如《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这样的法律汇编才能称之为法典。

《历代法典说略》一书,对中国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民国三四千年各朝各代的法律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将最重要的法典做了系统的介绍。

先秦法律,夏商周时期,因文献资料的限制,古人一直以传说取代历史,尽管有《夏刑》三千条及《禹刑》、《汤刑》和《九刑》的说法,但毕竟没有具体的文字支持,故仍不能取信于人。但百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并由此而兴起的对金文文献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通过传世及出土的青铜器皿的铭文对商周法律进行研究,以片鳞只爪之线索,力图管窥全豹;用寸缕撮粟之材料,欲试蠡测瀚海。《金文法典说略》所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

秦汉法律,是中国传统法律法典化的关键时期,百年来残编断简的大量出土,尤其是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的问世,为秦汉法律的研究揭开新的篇章。《秦律说略》和《汉律说略》充分利用这些简牍资料,对照《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秦汉的精髓。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仍,多数王朝都有立法活动,却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法典。《魏晋南北朝法典说略》对此作了综合性论述。此上我们所说的“法典”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只是借用一下这个概念。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典是《唐律》,它是中华法系的结晶,是古代法典化的总结性成果。其后本书所说到的《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大元通制条格》、《元典章》、《大明律》、《大清律例》等,都是货真价实的法典。各篇作者也都各自对其做了系统的分析介绍。

清末修律,是中国传统法律向近代法律转型的重要步骤。清政府所修订的法律,不再仅仅限于刑律的编订,而是引进了传统中国从没听说过的宪法、民法、诉讼法等等,从而使中华法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本书对各个部门法典进行了综合性介绍。

中华民国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本书对此两个时期的法典也分别进行了介绍,尤其是对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进行了评述。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杨鸿烈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法律发达史》的“导言”中说:“我们中国的法律自然也是中国民族固有的产物,从殷周起,经过春秋、战国、秦、西汉、新莽、东汉、魏蜀吴、晋、宋齐梁陈、隋、唐、宋至明,都是汉族一系相传,循序进展。中间虽屡有北方野蛮民族的侵入:如晋末的后赵、前秦、后秦、南燕,北朝的后魏、北齐、后周,五代的后唐,宋以后的辽、金、元、清各朝,虽立国的久暂不同,但都是努力汉化,而编纂法典,传播法律知识诸事,尤有可值得赞美的成就。因此,中国法律绵延四千年才不致中断,在世界五大法系中——罗马法系、英国法系、印度法系、回回法系——能独立自成一个系统,并且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法律惟一的典型。”

中国古代虽有发达的法律传统,但儒学传统造成古代文人重经史之学,而轻法律之学,甚至以读律为耻,以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所收法律类书,数目有限。在其《史部·政书类二》,馆臣言:“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兹所录者,略存梗概而已,不求备也。”乾隆以盛世而修《四库全书》,却又不屑于将法律类书予以介绍,可见其鄙夷之心。《历代法典说略》一书,将中国历代最有影响、最具特色的重要法典向读者做了简明介绍,参加撰写者,也都是这一领域中已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历代法典篇幅宏大,且多用文言文,一般读者很难通读,也不可能尽读。我们只希望通过此书,为当前的学人读史习法,普及古法知识做些铺垫工作,让读者知道中国法律传统的博大精深,管窥蠡测,知其一斑,引起对中国法律史的兴趣,进而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法律,促进当前的法制建设。

中华法系的研究在近二十年来,一直是法律史学界的重点、热点,然而研究者多以西方法学的概念和理念解读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其结论也多以近现代西方法律文化为参照系,往往得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落后与野蛮的结论。而近年来在国内外的法学界流行着对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否定的论点,尤其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法学的观点。但只要我们认真研读中国的各代法典、法规,就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丝毫不亚于西方以罗马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就没有人类现代的法律文明。

 

                                    2013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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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12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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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回忆

 

    宏谟治世按:今天是母亲节,特发表妹妹王炼治在2007年撰写的文章《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妹妹写此文章时,妈妈还健在,倏忽至今,妈妈已作古一年多。今年是母亲90周岁诞辰的纪念日,谨以此文作为我们缅怀母亲的祭礼。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王炼治

 

  一说起听妈妈讲故事,自然就是小时候的事了,可我挖空心思也想不起在我儿时,早出晚归的妈妈给我讲过什么故事,只记得外婆在太阳光下给我讲过几段中国民间故事。倒是那比我大两岁的姐姐给我念小人书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时,她不过刚开始识字,不认识的字就以“什么”代替,通常一句话就能有几处“什么”,再有几个连着的不认识的字,就会念成:从前,有一个“什么什么”,又来了一个“什么什么”……就是这样,我也听得津津有味,不论是国王、公主、大灰狼、小白兔、嫦娥、马良,还是游击队、日本鬼子,说什么,做什么,什么情、什么景我全然明白。出门还能给与我同龄或比我更小的小朋友再讲一遍,玩儿“过家家”时,还可以按故事内容分别扮上个角色,玩儿上几个小时。后来才知,我姐姐也是听我哥哥讲“什么什么”的故事过来的,估计当时别人家的兄弟姐妹也是如此。光阴似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步入退休行列,才有时间和老母亲在家聊天、说话,听她讲过去的故事。老实讲,一开始我不过是糊弄地听,日积月累,听着听着,我觉得妈妈的人生经历那么精彩,有那么多的故事,听她讲过去的故事是心灵的净化,对我不曾经历的时代有了新的感悟和认识。妈妈那一代人的人生岁月和我们这一代虽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也有人生的共同点,可他们确实有太多的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故事了。

 

              个性张扬的童年

 

  在我小的时候,受的教育总是“穷则思变”,“有压迫就有反抗”,我也想当然地认为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祖上自然是穷苦人家。直到1965年时,阶级斗争的旋风吹到了我们小学生的课堂,老师布置大家回家询问爸爸妈妈的家庭出身,我满怀期待地以为爸爸妈妈能给我讲一个像雷锋叔叔一样被地主家狗咬的故事,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原来他们都不是穷孩子出身,我真觉得不好意思,替他们遗憾。回到课堂上,老师为证明“穷则思变”的理论,开始检査口头作业了,我紧张得不敢抬头,老师挑选着最有说服力的一生戎马的将军之子来问,谁知,连连站起来的好几个同学都一改平时趾高气扬的豪情,而蔫蔫地站起来,小声地回答着。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祖上成份都和我家一样,不是地主就是没落地主,我心里才踏实下来,但充满了不解,此时我发现老师的眼神也透出疑惑。后来我明白共产党的队伍中有很多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家境并非贫寒,但为反帝反封建、为抗争不合理的腐朽制度、为抗日、为争取民主的理想而参加共产党,走进革命队伍。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也成妈妈了。国家改革开放,市场物质供应丰富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姐妹有时买点儿时不曾见过的首饰,妈妈很会鉴赏,有时回忆一段她家里长辈的首饰盒如何如何,在她上学前大人给她戴过些什么,看得出,她小时家里是不少见珍珠、玛瑙、玉石的。我的孩子在姥姥家玩儿时,老人总是不断地给孩子吃点莲子百合、红枣绿豆。、水果酸奶等等。一边给孩子吃,一边想起她奶奶吃莲子汤、燕窝羹时总是喂她一口,我一听,哟,我小时候可没有见过燕窝、鱼翅。此时,我真正意识到妈妈的家境确实不一般。

  我妈妈名叫刘毓兰,家在湖北咸宁的大山里,遍山都是竹子、桂花,有山有水有温泉,风景秀丽,交通也便利,中国最早期的火车从家乡通过。那里称得上是经济发达、政治开明的地方。北伐战争时着名的町泗桥战役就发生在她的家乡。她从小听到很多有关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故事。钱瑛、聂洪钧等都是她崇拜的偶像。妈妈家里生活不愁吃穿,长辈很开明,妈妈的奶奶有六个儿子,都送去读书,有留学日本的,也有留学欧美的,妈妈的父亲是留学美国的海归,后来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任教官。奶奶不稀罕孙子,第一个孙女就是我妈妈,所以对她溺爱无比,妈妈和一群哥哥在一起玩耍长大,所有的哥哥对她都不敢欺负只有呵护。跑远了玩累了经常让哥哥背着回家。但是,妈妈很淘气,胆子又很大,被哥哥们训练得像个男孩子,旧社会的女孩子一般是不让在外面玩耍的,妈妈不安于封建礼教,和几个哥哥总是整天不着家,他们下河捉鱼,上山挖竹笋,温泉里煮鸡蛋,村子里有结婚的、办丧事的,都要去看个热闹。村里有要饭的,她总是把人家带到自己家门口,到厨房拿出吃的给他们,村里人都夸她善良有好报。

  几个哥哥到了上学年龄去读书了,她觉得在家无聊也要去上学,家里就把她送到学堂里读书去了,课堂里一起读书的人年龄差异很大,有的甚至都已成亲有子了。1999年在这所小学百年校庆时,妈妈画了一幅画寄了过去,从家乡寄来的校史看,原来这所小学是他们家长辈创办的。教书先生见她年龄小,又是女孩子,也就不太管她了,她在课堂上也是听听玩玩的,甚至搞点恶作剧,可是大孩子背不出来的书,她开口就是,教书先生好是高兴,先生越喜欢她,那几个哥哥对她也就越是恼火,回到家里也常因为这样的事让哥哥们挨骂,哥哥们合计着让她也吃一次亏。有一次,她跟着几个哥哥在竹林里玩耍,他们把高高的竹子压下来将竹梢编了一个筐,问谁敢坐进去,“我敢,我敢”,妈妈毫不犹豫地爬到里面,得意地翘腿坐着,几个大孩子用手压着竹子摇荡着,妈妈悠闲自得地好是舒服。结果,哥哥们相互一使眼色,突然跑开,被压下的竹子“腾”地连竹筐带人高高弹起,把妈妈悬挂在空中,没防备的妈妈吓得连哭带叫,惊动了在屋内的大人,都跑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但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好不奇怪。妈妈喊叫着“我在天上哪”,大家随声抬头一看,只见小姑娘甩着小腿坐在竹编筐里,悬挂在空中,摇呀摇地拼命挣脱着,就是下不来,惹的大人又气又笑,七手八脚地把竹子压下来解救了她,那些哥哥们吓坏了,躲在外面不敢回家,后来还是她出面把他们找回来的。

    可能是因为生长在大山里,妈妈具有天生的运动素质,跑得快,跳得高,我二姐就继承了妈妈的基因。运动会上妈妈不费力就获第一,结果从学校赛到县里,从县里赛到专区里参加学生运动会,一举拿下女子田径全能冠军。这下可把县长高兴坏了,亲自到车站去接她这个13岁的女学生。还是孩子的妈妈稀里糊涂地跟着校长下了火车,只见车站挺热闹,有支军乐队在奏乐,她还想去看热闹,被校长一把拉过来才知热闹的场面是专门欢迎她的仪式;在火车站台县长亲自发奖杯给她,奖杯是什么材质的,什么样的造型妈妈都不记得,只记得那奖杯是用玻璃罩罩着非常沉重,她抱不动,校长马上给接过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奖杯了。

    学校的教书先生也是村里的郎中,给人看病时,妈妈常常在旁边看着,似乎也感悟出点什么,回到家里,听说谁身体不舒服,他就给人家号脉并有鼻子有眼地给人侃一番。有一次,她的一个舅妈不舒服,妈妈为她号号脉说是怀孕了,而且是男伢,大人说她胡说,结果过不多久真是有身孕了,再过几个月出生的就是男孩,真是神了。

    最近家里来了个表亲,聊起他们从父辈那里听到故事更是有意思。妈妈的表弟是个老实的孩子,上学时妈妈坐在他前面总是招惹甚至是欺负人家,表弟学习用功,字写得好看,妈妈说是他的毛笔好使,就抢过人家的笔自己写了几画,可是字还是写不好看,又说这笔不好使,再把笔扔还给人家。在学校中午休息时,大家都趴在桌上睡觉,妈妈从来不睡,但又无聊就开始捣乱了,坐在她后面的表弟可就遭殃了。有一天天气酷热,大家都睡得很熟,妈妈拿毛笔悄悄地转过身往这个表弟脸上画眼镜,画上一笔,表弟以为是蚊子叮咬就用手赶一下,妈妈赶快转回身装睡,一会儿又画一笔,表弟又赶一下“蚊子”,这样一次次地把眼镜画成功,等表弟睡好觉一抬头起身,汗流得满脸黑,同学们哄堂大笑。

   听到妈妈讲的几段童年的故事,我倒觉得,那个时代的儿童比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大城市里,从上幼儿园就知道要守纪律,“排排坐手背后”成长起来的孩子更具有个性。老实说,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上房爬树的经历,应该说比现在儿童的户外活动量要大得多。我女儿也曾在墙头玩耍,好心的邻居们向我反映,我不以为然,邻居很奇怪,我觉得他们户外活动比不上我这一代人小的时候,现在方才明白我们这两代人都赶不上妈妈她老人家的这段张扬个性的童年经历。

 

               抗日的青少年

 

    “九一八”事变之时,正是妈妈少年之际,待她到武汉上中学后又值“七七事变”爆发,“不当亡国奴”要抗日的信念激励着她,她和同学们唱歌演戏宣传抗日,在街头演《放下你的鞭子》时,还发生过被群众以为是高年级同学欺负小女生的误会,此时她不过15岁。很快就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她不顾家长的反对,拿着家里给的学费和生活费,背着大人悄悄地和其他几个爱国青年放弃学业,几经辗转翻山越岭投身到共产党的鄂豫抗日根据地,加入到新四军五师的队伍。

    妈妈讲,她刚从家里跑出来不多远,竟把腿摔伤不能走路了,这成了她往哪里走的重新选择的机会,当妈妈毫不犹豫地表态说,继续跟大家一起走时,伙伴们都欢呼起来了,于是她的一个干爹为她花钱雇上挑夫,她坐着轿子被抬到一个诊所,有个郎中揉着她的腿突然向下一揪一对,妈妈疼得差点昏死过去,等她缓过神来,郎中让她下地走看看,她开始还不敢走,可是一试竟然能走路了。为了赶路,还是雇用挑夫到了火车站,她的一个妹妹怕家里骂就和他们分手到学校去了,她那个老实的表弟后来读书一直读到西南联大,又随联大到北京,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成为我家在北京的一户亲戚。

    妈妈本想打完鬼子再上学,到了解放区他们一起在党校学习革命理论、马列主义理论,树立了建立新中国的理念。上党史课讲到北伐战争叶挺将军打的町泗桥之战,教员还说明町泗桥就是小刘的家乡时,她很得意。在此期间,妈妈还带有顽皮性,她的笔记写得快,记忆力强,有的首长讲课喜欢带口头语,妈妈埋头苦记,说什么就记什么,结果一看笔记本上的“这个这个这个……”连写八个,她一看禁不住扑哧笑起来,一笑不可收拾,原本自己悄声笑而变成捧腹大笑,怎么也控制不住,搅得无法上课。事后,小组长批评她,问她为什么笑,妈妈把记录本拿给他看,他一看也笑了起来。至今,当时在场的其他人,也不知道她那一次是为什么笑。党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部队工作,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是光荣的一生。我们这一代上学之际赶上一场为时十年的浩劫,我们在号称社会大学的社会实践中成长,努力工作,积极入党,接受成人教育追补文凭。两代人有着近乎相似的命运,我和妈妈都是少年时离开家庭步入社会,但经历各不同。

  不久,妈妈就经组织部陈少敏谈话,离开解放区只身被派往已沦陷的敌占区,在她上中学的城市武汉进行地下工作。一个花季少女,肩负着民族的责任,党的任务,在武汉考取了一所意大利教会学校,以学生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白天,她在学校读书学文化、学英语、学音乐、学绘画、学做手工、做家政,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优秀学生。晚上,她溜出学校秘密联络失散的地下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建立了秘密联络站,她做了支部书记,领导支部在日伪眼皮底下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发展新党员,向解放区输送爱国青年和其他秘密工作,此期间她往返于苏区、白区。年轻的妈妈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到解放区。她的这段经历,是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无可比拟的。

 

         婚姻  事业  家庭  子女

  

    有一次,妈妈到苏区汇报工作,领导安排妈妈回武汉路上可以去看望一起从家乡到解放区的发小朋友,走到半路,在过河问路时,被一个老船工告之你要去的地方不能去了,“跟我来吧”,妈妈心里直打鼓,不知此人会带她去哪里,不一会儿就进了一间茅草房,房内的几个人都不认识,妈妈心里有些紧张,但她镇定地环顾了一下房间,发现桌上有一张《挺进日报》,知道这是解放区的同志。他们告诉妈妈,几天前,日本鬼子袭击了她要去的地方,我们的同志被捕壮烈牺牲了,烈士被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一刀一刀地剜着肉,仍向乡亲们宣传“抗日必胜”,最终高唱着“……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而熄灭了生命的最后火焰。听到这一消息,妈妈油然而生敬佩之意,自己队伍中有这样伟大的同志,不知谁问了一句,烈士是谁呀,回答如同惊天霹雳,妈妈一下惊呆了,大脑一片空白,片刻之后,才失声痛哭。周围的同志不明白她是怎么了,有一位同志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他(烈士)的未婚妻叫小刘,是不是就是你呀?”原来,那烈士是妈妈的未婚夫何功济呀!他们是同乡,又都考到武汉上中学,他年级高,学问好,是同学中的领袖,是他向同学们宣传“不当亡国奴”的进步思想,介绍妈妈入党;他们志同道合,一起从家乡偷逃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一起在党校学习革命理论,就是看过妈妈“这个,这个”笔记的党小组长;他们是两个家庭认可的未婚夫妇;他年仅21岁,是个满腔热血的青年。妈妈的初恋情人就这么壮烈牺牲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她失去了初恋的爱人。 烈士的故事我们小时候也听过,也在书上读过,但没有和妈妈的情感联系在一起,现在我理解妈妈至今憎恶小日本,总提醒我们“亡国奴不可当”。

  妈妈离休后,参加了“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的组建工作,老年画展引起社会关注,四处办展览。我曾经引见日本人邀请他们以“中国政治家书画展”为题,到日本东京去办书画展,一向为人热情好客、讲究礼节的妈妈和彬彬有礼的日本人谈着谈着,忽然不干了,说什么也不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就匆匆结束了谈话。事后,我埋怨妈妈不善于变通。但是,现在我再听妈妈讲述日本鬼子杀害了她的恋人的故事,想起妈妈那次的表现,理解当时妈妈面对日本人时的突变情绪。

    未婚夫的壮烈牺牲更坚定了妈妈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党组织又安排我爸爸到武汉和妈妈一起进行地下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在陈少敏大姐的建议下,他们以夫妻名义为掩护而结为伉俪。爸爸也是学生出身的革命者,和妈妈的初恋有相像之处,但年龄更大些,更成熟老练和理性些,相貌也更加英俊,帅气十足。当初,妈妈一行人到解放区的领路人就是爸爸。在路上妈妈一遍遍地问还有几里路,爸爸反复地回答“八里,八里”,走了好几天才到。现在他们成为夫妻,一起在战争岁月中,共度从白区到苏区,又从苏区到白区的战斗生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又一起参加了“中原突围”,化装成盐商为新四军运盐,最终又到南京,到上海,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更多是秘密工作,是不留名的地下工作。妈妈告诉我,那时,他们回解放区即便白天到了,也要等到天黑了才进去,向直接领导汇报工作后,不等天亮就要马上走掉,不能让其他人看见。不像电影里演的,地下党回苏区还能大白天在河边漫步谈情说爱。妈妈至今还保留着一个看完纸上的记录就把纸条撕得粉碎的习惯。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做统战工作,曾派到香港,仍隐瞒他的真实身份,进行着秘密的工作。遗憾的是,我们还在少年时,爸爸就病故了。那时,正处于“文革”时期,爸爸在他身体极其虚弱的情况下,仍在为和他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他发展入党的工人、职员,一起进行地下工作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作证言,澄清这部分同志的历史,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长了,脑子里有一个名单,他计算着还有哪个人单位的外调还没有来,盼着快来,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单线联系,爸爸不作证明,就没人能证明战友的这段革命历史了。这就是我的爸爸,在生命的最后,还在为他人着想。“文革”到了干部陆续从“牛棚”解放出来时,爸爸青年时期的同仁,出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我家看望为他们作关键证言的王锡珍。但是……有时我想,如果能找到我爸爸对外调人员讲述的工作、战斗历史的记录该有多好,那里的故事可能更精彩。

  1968年爸爸去世了,此时正值“文革”混乱期,我们原本被人们称为是个幸福的大家庭的家境变得很悲惨,但是,妈妈是个非常坚强的母亲,她和爸爸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抚育儿女。现在,妈妈一人想尽各种办法安排我们的生活和前程。在那种特别年代,她先是仍然按照平常时期的思维,响应大趋势的号召,积极送子女到北大荒生产、到山西插队。有一天,对爸爸妈妈一贯敬重的陈炳基叔叔来到家里,告诉妈妈他在王府井碰到了刘少卿老首长,他听说我爸爸去世的消息后留下电话和地址,让我妈妈去见他。我和弟弟一起陪妈妈到了刘伯伯家,他们夫妇先是对爸爸的去世表示哀悼,接着埋怨妈妈没有通知他们爸爸的死讯,妈妈表示非常时期大家都在逆境,不好打扰之后,刘伯伯又开始询问子女的情况了,妈妈告诉他,工农兵哪里需要哪里去,对哥哥姐姐的去向一一做了回答,刘伯伯听后非常郑重地对妈妈说:“小刘呀,孩子不仅是你们夫妇的,他们是共产党的儿女,是革命接班人,你不能这样随意地安排他们。让他们到部队受锻炼去,受教育去,国家用得着他们!”后来,他们又讲了中央文革不知会把国家怎样,和一些老同志的情况,总之老将军的一席话提高了妈妈的思想境界,也重新确定了我们子女的命运。在刘伯伯和程坦伯伯等几位老首长的帮助下,我和弟弟以及在山西插队、在北大荒农场的姐姐都参军人伍了,还帮助其他老同志的孩子当上了兵。在常人看来干部子弟当兵是躲避下乡,却不知这里边蕴藏着政治家们寄托的希望和责任,以及老革命与中央“文革”抗争的韬略。后来,我所在部队的军长,还因为接受老同志的子女入伍而受到张春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的军委通报批评,不知这位苏维埃政权时的儿童团长,后来是红二十五军的红小鬼的老军长是怎样应对过去那通报的,我只知道,我没有见到哪个子弟兵被退回。到了1975年,部队大院发展到把整车整车的孩子往部队里送,这些孩子和基层军人很难明白其中的道理。1976年,没用一兵一卒“四人帮”就被一举粉碎。十年浩劫过去,风华正茂的革命前辈成了离休老干部,我们这一代人成为改革开放的生力军。又过了二十年,我们也逐渐退休了,下一代开始走上工作岗位,前赴后继,社会前进着。我和妈妈聊到这段故事时妈妈总是说没有刘伯伯的那一席话的点拨,还真没想到让孩子去当兵。

 

           儿孙满堂勿忘教育

 

  妈妈一生不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很有成就的骨干,同时她将终生操持的家政事务也视为党的事业,她为党育女教子,又为孙辈树立楷模,教导他们要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她从不娇惯孩子们,对孙辈的要求比我们当父母的严格,按照她在教会学校学习的和她奶奶教导她的规矩,一点一滴地培养出孩子们良好的行为规范。我女儿出国在外,姥姥的教育真是发挥作用,为中国人争脸,使她对姥姥的管教感激不尽。她回想自己初中三年,中午饭都是在姥姥家吃。那三年,每天都要挨批,不是手放的位置错了,就是筷子拿得不对了;今天纠正了手,明天脚又出问题了;好吃的多吃,不爱吃的不吃,姥姥会把好吃的收起,专给吃那不爱吃的菜;女儿不服管教,时常反抗。有一次,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上桌,我女儿拿起筷子把面条挑得高高地散热,想快快吃完,早点去学校,姥姥一看决不能允许,喝道:跟谁学的!我女儿立马把我出卖了,说:我妈妈就这样。晚上女儿告诉我,姥姥听了先是一愣,然后找了个非常好的理由说:你妈离家太早,还没学到这些哪,你看你舅舅、姨哪个这样做。然后耐心地教她用筷子卷面条吃,散热又快又文明,她觉得姥姥有点忧伤,没敢再抗争,乖乖地学了这着,谁知出国就用上了,她的行为举止被称之为很少见到的中国大陆人。她深深体会到了那三年对她真是受益匪浅。

  女儿在姥姥家背英语课文,我拿着课文只能看她有没有漏背的单词,听不出发音的对与错,姥姥一下指出某一句的某单词发音不准,女儿不承认,坚持说老师就这么教的,结果到学校一问老师,确实是姥姥说对了,这下小外孙女才知姥姥的分量,从此对姥姥刮目相看。

  在女儿上高中时,我让她看了姥姥和其他女战士们写的回忆录《中原女战士》,没想到起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她阅读后痛哭流涕,一是不曾想到战争年代那么残酷,在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是没有体现出来的,她无法理解五十多年前的人和事,特别是那个年代的革命女性;二是佩服和敬重姥姥、奶奶那一代革命者,包括为信仰和事业而促成的姥爷、姥姥的婚姻建立成这样幸福美好的家庭,都让她费解。女儿泣不成声地把她的感受对我讲完,就给姥姥打电话表达了她的心情。从此,她们祖孙俩的感情不仅有血脉亲情,还有崇敬的成分浸在其中,孩子再没有对姥姥有不礼貌不尊重的表现。

  我女儿出国留学时,家里成员难免有难舍难分之情,纷纷嘱咐孩子到了就来电话报平安。巳年过七十的妈妈却说,你们多幸福呀,十几个小时就飞到美国,可以用电话报平安。你爷爷留学时,漂洋过海,我奶奶在家里,要盼一个多月才有信来。爷爷留学是在成家有子之后,妈妈已经有记忆了,但还不懂事,不明白奶奶那时着急的心情。到老了,送孙女留学仍表现出中年时送儿女奔赴北大荒时,满北京火车站哭成一片,唯有她一个刚刚丧夫的中年女人没有眼泪的坚强劲儿。这是我二姐王敏治回忆到的,她说,这是火车开了,领队解放军看在眼里的评价。当年她嘱咐女儿好好干,别想家!而今她嘱咐孙女好好学,别想家。

    妈妈过去的故事有很多,还会唱不知名的抗战歌曲,把这些记述下来,品味出来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的历史片段,是后人忘却不掉的故事,更是我们家族成员非记忆不可的故事。

 

                         2007年刊登于《我们的父母》

                             《凤凰网》曾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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