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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谟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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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时评

      宏谟治世按:这是我28年前写的一篇短文,其实只是一些随感,冒冒失失就投稿给当时在学界影响很大的《光明日报》了。没想到《光明日报》很快就给发表了,并在重点部分加了黑体字。今天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联想到我的旧文。请朋友从网上找到原文,重新发表在我的博客上,与诸君分享。


          谈律师与法官的资格

                                                       作者:王宏治

                               来源:《光明日报》198896第三版

 

  中国古代对司法官员的选任,其规定比一般官员更高。如唐朝,一切官员的任免皆由吏部主持,唯独对选任司法官员有特殊规定。《唐六典》规定,“凡吏曹补署法官,则与刑部尚书、侍郎议其人之可否,然后注拟”。就是说在提出法官人选时,吏部要与刑部尚书、侍郎共同商定,认为可以胜任者,吏部方可委任。可见,对法官的要求比一般官员要高,对法官的任命也更慎重。

  目前,一些西方国家对律师资格的要求十分严格,一般是先要大学和大专非法学专业毕业,再修法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者,再经两年司法实践,才能充当助理律师或法院书记员,最后经国家律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方能取得律师证书。而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又建立在高水平的律师素质的基础上。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官,必须从成绩卓著的检察官中选拔,而检察官又须从高质量的律师中筛取。这样就形成了一支以素质较高的律师队伍为基础的司法工作人员阵容。

  目前我国的司法工作人员(包括公、检、法)在来源上与律师毫不相干;其关系可谓本末倒置。就当前我国国民的文化素质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来说,《律师暂行条例》对律师资格的规定不能不说是偏高了一些。若照此执行,却也无妨,但该《条例》第八条中的“经考核合格”之规定,不知怎的又变成了全国统一考试,其内容多达十几门法学专业课(如今年规定须考十七门法学专业课)。如果现实情况是律师队伍供大于求,采用种种限制其发展的手段未尝不可。但事实是全国律师总人数才二、三万人,也就是说每十万人中才有二、三名律师。照此速度发展,一百年后也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加的司法活动(包括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诉讼)及咨询业务的需要。今天许多地方,大多数诉讼活动是在没有律师参与下进行的,以致一些当事人不知如何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告诉、申诉、上诉、辩护等权),其合法权益也无从保障。

  与对律师资格的要求相反,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都没有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的资格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仅在《法院组织法》第34条中笼统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法院院长、或者被任命为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198392,又增加了“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一款。至于其应具有的“法律专业知识”到底是哪些?程度如何?却未作任何说明。也就是说,我国人民法院的法官(包括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资格在学历、专业知识水平、工作阅历、司法实践等诸方面都不受限制,更不必经过什么考察、考核与考试等程序。似乎任何一个年满二十三岁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只要声称自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也就具有了当法官的资格。

  无论是从法学理论上讲,还是从司法实践上看,法官都应具有较高的素质。法官的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既需要精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又需要广博的其他基础知识;既要有较强的思维判断能力,又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及道德修养水平。假如一个律师的水平不高,受影响的只是他的当事人,若该律师总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也就没人再找他了。然而法官则是当事人无从选择的。他的任何一点失误都将直接影响办案的质量,他的任何一点偏见都将直接影响断案的公正。杜绝冤、假、错案的关键不在律师,而在法官身上。法官持平正之权,操生杀之柄,而我们恰恰对律师的要求过苛、过严,而对法官的要求过松、过宽;对律师的要求是硬性的(如学历、阅历、考试等),而对法官的要求则是弹性的。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势必对日益增加及日益复杂的司法活动产生不良后果。

  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我认为,应该适当放宽对律师的硬性限制(如名额等),按《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对在学历、阅历上够资格的申请人,从宽考核,以其在法律实践中的成绩为主要标准,加快律师队伍的发展。待我国真正形成了一支拥有一、二十万人的律师队伍时,再逐步从严掌握,即先普及,再提高。而对法官,则可一方面保持现有队伍的稳定,另一方面要制定明确、硬性的规定,如制定《法官法》、《检察官法》,从成绩优秀的律师中选任法官和检察官,同时离任的法官与检察官,取得律师资格者,也可从事律师工作,使法律人才在法院、检察院与律师间交流,从而达到保证法官高素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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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书评

历史

 



               

 珍稀的对日审判材料

                                                                                                                    

                                                                                                                                王宏治

 

      据5月3 日《北京晨报》“闲话书事”栏《不应被遗忘的伯力审判》,文中提到:“‘伯力城审判’完结后,苏联有关当局便着手将审判资料公开出版。该书被译成多国文字,但可能仅限政府或政党间交流使用,因而存世数量较为稀少。如今中国大陆,中文原版极难获见,三次重版版本也早经售罄。”本人有幸藏有一部,是多年前在琉璃厂中国书店购买的。原书盖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资料室”的印章。该书由前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于1950年莫斯科出版发行。其出版说明:“本版《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系1950年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刊印原版译出。”故可以判定其为中文原版。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大阅兵,我国也将于9月3日在北京大阅兵,纪念战胜德日法西斯。65年前,苏军在伯力城(现哈巴罗夫斯克)对日本陆军所犯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进行审判之事,今天的中国人所知甚少。该书公布了这次审判的预审文件,包括起诉书、被告与证人的供词及文件证据,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检验委员会结论,国家公诉人的演词,各辩护人的演词,军事法庭判决书。其中,在各辩护人演词后面有被告的最后陈述。我注意到,这次起诉的十二名被告,除山田乙三陆军大将是当时的关东军总司令外,其余被告都从事的是军队医务工作,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塚隆二陈述说:“我研究医学原是为促进保健事业,是要造福人类。我是个医生,是一个从事人道主义职业的人,而我竟不去执行医学家的神圣天职,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走上了准备利用细菌当作武器的细菌战道路。这点我认为是我自己的奇耻大辱。这点我认为是一个身为医生者的奇耻大辱。我很懊悔我以前曾参加过这种罪恶行为。”其他被告也作了类似的忏悔。

       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70年了,日本国内仍有一些人不肯承认其战争罪行,重新出版这本书确实很有必要。

注:本文已刊登在2015年5月16日《北京晨报》第20版,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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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宋代欧阳修称其父决死狱是“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1]。就是说在判决死刑案时,尽量想法让其存活,为其求得一线生机,最后实在不行,只能判处死刑时,被判死刑者也就不会有恨意了,自己也不存在遗憾了,所谓“生者无恨,死者无怨”。

[1] 《欧阳修集》卷二五,《泷岗阡表》。

宋人对死囚的临刑关怀

(刊于今日《南方都市报》)

吴钩

 

 

北宋有个叫宋祁的大才子,就是那位以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令同僚惊艳的“红杏尚书”。他的父亲宋玘,曾在常州当了十年法官。每次有死刑犯即将处决,宋玘必拿着判决书告诉囚犯:“尔罪应死,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给死囚安排了比较丰盛的最后一餐。临刑之际,“囚皆叩颡感泣”。待犯人伏法后,又替他们请来僧人“诵经忏罪”。常州的死囚都很感念宋玘的恩德,对宋玘说,“若勿化有知,当为宋府君作狗马偿厚德。”

我们当然可以说,宋玘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法官。不过我这里不准备过多强调个人的美德,因为宋玘所执行的,并不是他本人的独创,而是一套宋人已在法律上确定下来的死囚“临刑关怀”制度。根据宋朝的立法,这套“临刑关怀”制度包括七个层面:一、死囚被处决之前,“仍先给酒食”,允许犯人的最后一餐吃好喝好;二、“听亲戚辞诀”,犯人享有在临刑前会见亲人、进行人生告别的权利;三、“示以犯状”,即当众宣读犯人的罪状、判决、断由(法律依据),不搞秘密宣判;四、“不得掩塞其口”,即禁止用东西塞住临刑死囚之口,要允许他说话;五、若死囚“翻异(翻供喊冤),或其家属称冤”,必须中止行刑程序,快马“递申提点刑狱司审察”(《元丰令》);六、死囚一般在未申时分(黄昏)行决,“经宿乃许收瘗”,尸首第二天由亲属领回收葬,官府不得阻挠;七、没有亲属、家人的死囚,由官府给予体面的安葬,“诸囚死,无亲戚者,皆给棺,于官地内权殡,其棺并用官物造给,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上,书其姓名”(《天圣令》)。

当然,宋玘的做法更加周全、更为人性化,不但提醒死囚“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请了僧人来替被处死的犯人念经超度,这种指向终极关怀的“临刑关怀”精神,比之今日西方社会允许神父进入监狱为死刑犯祷告的人道主义做法,毫不逊色。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众死囚要对宋玘“叩颡感泣”,甘愿来生“作狗马偿厚德”。

宋代的死囚“临刑关怀”制度,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华夏的优良法制传统。至迟在唐代,政府已经立法确立了“临刑关怀”制度。《唐令·狱官令》规定:“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未后(即黄昏)行刑”;“决之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诸囚死,无亲戚者,官给棺,于官地埋瘗,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冢上,书其姓名”。五代时,军人专权,烽烟四起,法纪也成为一纸具文,以致“诸道州府刑杀罪人,虽有骨肉寻时,不容收瘗,皆令给丧葬行人载于城外,或残害尸洌”。后唐的法官张仁彖不忍看到死刑犯被抛尸荒野,建议政府沿用唐令中的“临刑关怀”原则。朝廷“从之”。宋朝建立后,将唐代的“临刑关怀”制度继承了下来,并把它发展得更加完备,比如立法强调“不得窒塞(死囚)口耳,蒙蔽面目”,这等于从法律上保障了死刑犯“临刑称冤”的权利。唐代时,武则天曾将犯人封口处决,破坏了“临刑称冤”之制,宋朝的立法,是对武则天败坏法制的拨乱反正。

这一死囚“临刑关怀”制度的背后,蕴藏着古老的“恤刑慎杀”司法理念。或者换个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恤刑慎杀”理念,催生出了死囚“临刑关怀”的制度。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人死不能复生,死刑一旦实施,便不能逆转,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正是出于对人命的珍视,中华文明在很早时候就发育出“疑罪从无”的思想,《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宋人蔡沈对这个古老的司法原则作了一番解释:“辜,罪。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还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我们今日的司法讲究“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有时候两者是有冲突的,不可两全其美,只能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中二选一,而我们的先人与现代文明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宁纵不枉”。宋朝司法接受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比较注意恤刑慎杀。虽然宋代几乎每年都会判处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这些死刑犯的大多数最后都获得了减刑,没有被执行死刑。实际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每年不到一百人。

即使罪证确凿,犯人必须以命抵罪,毕竟也是剥夺一条人命。对于剥夺生命的极刑,古人表现出极大的敬畏,比如只准许“秋后问斩”,一年之中有一大半的时间不能执行大辟之刑,因为古人相信在春夏时节处决犯人,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而对于即将被法律剥夺走的生命,古人也表现出起码的尊重,比如建立一套死囚“临刑关怀”制度。北宋哲宗年间,由于地方司法当局对这套“临刑关怀”制度的执行不甚得力,比如有些州县对临刑的死囚,“以纸钱厚蒙其首”,又有一大群执法人员围着“传呼鼓噪”,导致其“虽欲称冤,无复有可言之理”,也妨碍了亲戚辈“与囚辞诀”。朝廷认为“此其间不能无滥”,存在着滥杀犯人的司法腐败,便派遣“谏官、御史分决诸城畿甸之狱”。

有一位叫做林旦的殿中侍御史也领受了这项任务,但他告诉皇帝:“臣之此行,不过办决一时囚系而已。”意思是说,这种委派钦差大臣下去办案的整风运动是治标不治本的,效果有限。那么什么才是治本之策呢?林旦建议,朝廷应该“戒敕狱官,务在遵守”《元丰令》所规定的“临刑关怀”制度,“若尚敢违敕,令统辖官司觉察按劾,并许被苦之家申诉,立为受理”。只要严格执行制度,“积年之弊,自此顿革,辇毂之下,无有冤人”。宋哲宗同意了林旦的建议,“诏刑部立法以闻”。

我们不敢说“临刑关怀”制度自此便得以不折不扣地实行下去,更不能说宋代已实现了“辇毂之下,无有冤人”,不过应当承认,一千年前的政府,不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临刑关怀”制度,而且立法规定“不奉法者,并以违制论”,对违制的司法机关,鼓励台谏官弹劾,允许“被苦之家”控告,确实是难能可贵。因为,即便是一千年后的政府,也未必做得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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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

古诗新编

 

                  卖瓜翁 有感于邓正加事件


卖瓜翁,开荒种瓜南山中。满面尘灰如茶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瓜得钱何所营?儿女入学自谋生。可怜溽暑渴难当,心忧瓜贱不忍尝。晓驾瓜车午入市,泥中暂歇待开张。翩翩两车谁来到?身着制服头盖帽。手把文件称城管,没收西瓜夺秤杆。一车瓜,千余斤,转眼砸烂化为尘。瓜翁着急举手拦,秤砣灌顶入黄泉。遥想唐代卖炭翁,宦者尚给半匹绢。

 注:韩愈《顺宗实录》卷二:

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执照),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 “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复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曰:“须汝驴送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你,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

 白居易据此做《卖炭翁》,我今古诗新编做《卖瓜翁》,叹邓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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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文化




   

 宏谟治世按:2008年,蒙燕山出版社主编赵珩先生之托,在其社《经史说略》(包括《十三经说略》与《二十五史说略》二部)的基础上,再编写一部《历代法典说略》,普及中国古代的法律知识,并邀本人出面聘请本行业专家撰写。承蒙各位专家教授的支持和协作,很快完成任务。该书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但在出版过程中却因种种原因,一波三折,直到今年方才面世。总算对得起各位同仁。

         











       

              《历代法典说略》推介

                                              

中华民族有着四千年不曾中断的法制传统,其法律自成体系,传承有序,除《周礼》所记述的各种法律、法规外,春秋战国以来,明确的立法活动史不绝书,从《法经》到秦、汉法律,再从魏、晋之律到隋、唐法典,直至宋、元、明、清各代法典,记录了中华法系形成、发展的脉络。而中华法系从形式上看,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法律的法典化。

所谓“法典”,简单说指的就是法律典章、典籍;今日认为特指经过整理而自成体系,具有一定规模的,比较完备、系统的某一类法律的总称。而古代西方人对“法典”一词的理解却仅限于是法律汇编,如罗马法学家朱塞佩·格罗索在其名著《罗马法史》中说:“汇编法律目的是为了将零散的皇帝谕令加以汇集,这些汇编被称之为‘法典’(CODICES)。”而中国人所理解的法典,则是指依一定之规,按固定的体系规模,有总则、分则之分的、分门别类编定的大型法律,如《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这样的法律汇编才能称之为法典。

《历代法典说略》一书,对中国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民国三四千年各朝各代的法律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将最重要的法典做了系统的介绍。

先秦法律,夏商周时期,因文献资料的限制,古人一直以传说取代历史,尽管有《夏刑》三千条及《禹刑》、《汤刑》和《九刑》的说法,但毕竟没有具体的文字支持,故仍不能取信于人。但百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并由此而兴起的对金文文献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通过传世及出土的青铜器皿的铭文对商周法律进行研究,以片鳞只爪之线索,力图管窥全豹;用寸缕撮粟之材料,欲试蠡测瀚海。《金文法典说略》所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

秦汉法律,是中国传统法律法典化的关键时期,百年来残编断简的大量出土,尤其是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的问世,为秦汉法律的研究揭开新的篇章。《秦律说略》和《汉律说略》充分利用这些简牍资料,对照《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秦汉的精髓。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仍,多数王朝都有立法活动,却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法典。《魏晋南北朝法典说略》对此作了综合性论述。此上我们所说的“法典”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只是借用一下这个概念。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典是《唐律》,它是中华法系的结晶,是古代法典化的总结性成果。其后本书所说到的《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大元通制条格》、《元典章》、《大明律》、《大清律例》等,都是货真价实的法典。各篇作者也都各自对其做了系统的分析介绍。

清末修律,是中国传统法律向近代法律转型的重要步骤。清政府所修订的法律,不再仅仅限于刑律的编订,而是引进了传统中国从没听说过的宪法、民法、诉讼法等等,从而使中华法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本书对各个部门法典进行了综合性介绍。

中华民国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本书对此两个时期的法典也分别进行了介绍,尤其是对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进行了评述。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杨鸿烈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法律发达史》的“导言”中说:“我们中国的法律自然也是中国民族固有的产物,从殷周起,经过春秋、战国、秦、西汉、新莽、东汉、魏蜀吴、晋、宋齐梁陈、隋、唐、宋至明,都是汉族一系相传,循序进展。中间虽屡有北方野蛮民族的侵入:如晋末的后赵、前秦、后秦、南燕,北朝的后魏、北齐、后周,五代的后唐,宋以后的辽、金、元、清各朝,虽立国的久暂不同,但都是努力汉化,而编纂法典,传播法律知识诸事,尤有可值得赞美的成就。因此,中国法律绵延四千年才不致中断,在世界五大法系中——罗马法系、英国法系、印度法系、回回法系——能独立自成一个系统,并且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法律惟一的典型。”

中国古代虽有发达的法律传统,但儒学传统造成古代文人重经史之学,而轻法律之学,甚至以读律为耻,以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所收法律类书,数目有限。在其《史部·政书类二》,馆臣言:“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兹所录者,略存梗概而已,不求备也。”乾隆以盛世而修《四库全书》,却又不屑于将法律类书予以介绍,可见其鄙夷之心。《历代法典说略》一书,将中国历代最有影响、最具特色的重要法典向读者做了简明介绍,参加撰写者,也都是这一领域中已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历代法典篇幅宏大,且多用文言文,一般读者很难通读,也不可能尽读。我们只希望通过此书,为当前的学人读史习法,普及古法知识做些铺垫工作,让读者知道中国法律传统的博大精深,管窥蠡测,知其一斑,引起对中国法律史的兴趣,进而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法律,促进当前的法制建设。

中华法系的研究在近二十年来,一直是法律史学界的重点、热点,然而研究者多以西方法学的概念和理念解读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其结论也多以近现代西方法律文化为参照系,往往得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落后与野蛮的结论。而近年来在国内外的法学界流行着对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否定的论点,尤其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法学的观点。但只要我们认真研读中国的各代法典、法规,就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丝毫不亚于西方以罗马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就没有人类现代的法律文明。

 

                                    2013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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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七周年

我的博客今天692天了,我领取了徽章.  

  • 2006.07.08,我在新浪博客安家。
  • 2006.07.08,我写下了第一篇博文:《半个世纪的感怀》。
  • 至今,我的博客共获得23,248次访问。

这些年,新浪博客伴我点点滴滴谱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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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李野阿姨是我最敬重的革命老前辈。对她的事迹我也知道的不多。我只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李野阿姨下放北京郊区,因张世同(具体哪两个字记不清了)叔叔病重,回家照料。张叔叔故去后,阿姨身体也不好,就居家修养。我常去她家看望,与她谈论时局。阿姨虽话语不多,但也可见她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刚强的个性,令人敬重,遂与之成忘年之交。打倒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我考上大学后,经多年苦读,毕业后又要“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就很少再去探望了。总想待不忙时再去,却最终未能见李野阿姨最后一面,留为终身之憾!只在接到噩耗后,手拟挽联一副,以悼李野阿姨:中原才女慷慨从戎赴国难;京报健笔鞠躬尽力陈民情。 尚飨!

 

76日,妈妈撒手人寰离我远去,转瞬间一个月了。

悲伤、痛苦、恍惚、自责。每天早上睁开眼睛都要确认一个事实:妈妈真的离开了。眼前总有妈妈的身影浮现,读书、看报、看电视;耳旁总有妈妈的声音萦绕,不急不缓,温和亲切。

三周过后,才敢面对妈妈的遗物,有很多照片和手迹。照片上的妈妈笑容灿烂,仪态雍容;手迹清晰、漂亮而有风骨。想起妈妈曾教育我说,写字要让别人看明白,她在《北京日报》工作时,就有排字工人因为稿件字迹不清而把稿件打回来的事,管你是什么领导。当然这事并不是在妈妈身上发生的,而且那时还是铅字照排,工序比现在要复杂得多。我还看到妈妈撰写的厚厚的、整齐的书稿,还有极少的回忆短文。粗粗浏览,从心底涌起对妈妈的学识和文采的钦佩和骄傲。

曾不时有人邀请妈妈写回忆录,但都被她拒绝了。妈妈常说: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她不仅不对外讲,对我们也很少说,以至于我对爸爸妈妈的经历了解甚少。妈妈去世后,我总在想:爸爸妈妈是怎么认识的?在抗大?还是新四军?可惜,那么重要的问题,却永远得不到解答了。

奥运会热热闹闹,但妈妈却看不到了。这些年,妈妈对体育越来越着迷,看电视的主要内容就是体育。妈妈曾说,现在的电视节目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说教,要么就是戏说、时尚,加上耳朵又越来越差,看起来很吃力,不如看体育比赛简单直观。就在病重住在医院时,她还曾说起“国安”“泰达”……

妈妈,都说天堂美好,真的是这样吗?我知道,一向独立的妈妈,很难适应新的环境。真是难为妈妈了,但别无选择啊!爸爸,只能拜托你好好照顾妈妈了,愿你们安好,不再孤寂。

实在写不下去了。

妈妈,我好想你啊!

 

    女儿泣拜                              201286

 



因妈妈原名含“兰”字,故撷兰花献给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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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03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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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

回忆

悼念

                

 

 老钟表寄父母情

   

 

    清明将至,离母亲去世已过了半年,而父亲更是先她四十四年,于1968年病故。在收拾母亲遗物时无意中发现了两件父亲遗留的钟表。

   

    手表是欧米伽半自动表,这是解放前父亲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为掩护身份而置的“行头”。它为父亲工作了20余年,父亲去世后,它又一直伴随着母亲,近几年才被母亲收藏起来。

 



 

    折叠式旅行闹钟也是瑞士产的,品牌我叫不上来,标识是“ORIS”,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在香港工委工作时用的,他回京后这钟一直摆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小时候我非常喜爱,经常拿在手中把玩,因为当时国内物资缺乏,在商场也不曾见过。后来也有了类似的国产折叠闹钟,但看着有些粗笨厚重。父亲的闹钟上足弦可走8天,一般是一星期一上弦;而国产的则顶多2天(48小时)。文革中母亲下干校也一直用它报时,闹钟外面的皮壳有些磨损,回来后母亲就把它珍藏起来了。

 

 



    这两件报时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都已斑驳陆离,但它们却保留着我们童年美好的记忆,寄寓着我们对父母的深情和永远的怀念!

 

                                                                                                                              2012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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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16 17:18)

     宏谟治世按:这是本人在1994年发表在《中国改革》杂志上的一篇杂文。当年也是与友人谈论改革开放之事,谈到改革应当法律先行,才能使改革者理直气壮地进行改革,不能靠所谓“突破条条框框”的政策行事。否则,改革者的所作所为都是“违法乱纪”,而反对改革、阻挠改革的行为确是合法的。如果承认改革者破法违规的行为,则势必损害法律的权威性;而追究其违法的责任则又阻碍改革的进程,改革者陷入两难境地。古代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以变法促变革,先更新法律,大家都按新法办事,反对改革者反而成了违法者,改革者受到法律的保护,新政得以施行。刚刚闭幕的两会,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再论改革政治体制,我想起18年前的这篇文章,在微博中与友人说起此事,友人鼓动我再次发表在博客中。谨遵从友人盛情,重新发布此文,以飨众友。

 

 

 

                  中国古代变法杂议

                                                                             王宏治

    我们今天用的非常普遍的“改革”一词,虽在二千年前即以开始使用,但其在古代的真实含义较现代来说,其应用范围要狭小得多,往往只是指具体制度或事物的改易、变革。如在《后汉书·黄琼传》中,黄琼曾针对有人欲取消选拔官吏应该复试的观点,说:“复试之作,将以澄清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反对改动成规。后世在谈到官员的增减,赋税的改动,俸禄的结构等变化时,多用“改革”一词。而对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重大体制的变革,则多用“变法”一词,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二者的区别,在古代也是很明确的,即“改革”仅涉及具体的行政制度,即便是涉及到法律,也只是具体的部门法规、法条的变化并不会引起全局性的变动。“变法”则是全面的变革,首先以修改现行法律为前导,以新法代旧法,以变更法律促进体制的改易,并以法律作为新体制的保障。

    关于“变法”一词的出处,无从考据,只知可称为“变法”的事件,最早当推春秋时管仲在齐国所进行的改革。但管仲自称其所为是“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管仲将他的改革说成是“修旧法”,其用心是为表明他并不打算破坏现行的法度、秩序,目的是“令顺民心”,以减少旧贵族及保守派势力的反抗。但他以修改法律为手段,以贯彻其改革的措施。

    其后,子产在郑国,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所进行的改革,也都不曾用过如“变法”或“改革”之类的词汇。但子产是以“铸刑书”达到改革的高潮,李悝是以修《法经》为其改革的核心,吴起则以“明法审令”为手段。他们都是以立法为主要内容。

    第一个将自己的改革运动称为“变法”的是商鞅。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载:“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又在同书《商君列传》中说:“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都是说商鞅欲以变法为核心,实行全面的改革。为此,商鞅与代表保守势力的甘龙、杜挚等专门针对“变法”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战。甘龙的基本观点是:圣人不改变百姓的习俗而达到教化,智者不改变现行的法度而使天下大治。因民之俗而教化者,可不必辛劳而大功告成;根据成法而治理者,官吏习于旧法而民自安。甘龙是担心“变法”将使吏民不习惯于新法,造成扰民,引起社会动荡。杜挚则干脆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就是说,没有百倍之利可图,就不要改变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改换现有的器具。他们观点的实质是,“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即坚持旧制度、按成规办事的人是不会犯错误的。商鞅反驳了他们的观点,坚持认为:“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即礼俗法令都要根据时代的变化随时更定,使之可以顺应现实的需要。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终于颁发了“变法之令”。(以上引文见《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更法》)

    从上述事例看,中国古代所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都是以修改法律为主要内容,在改革中树立新法的权威。改革者以法律为武器,推动改革的进程;同时又以法律为武器捍卫改革的成果。这种情况,在商鞅变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商鞅以立法推行新制,凡改革者即为守法、遵法,凡坚持旧制度者皆为违法、犯法,成为法律制裁、打击的对象。商鞅强调“法必信”,大树新法的威信。为此,他特意导演了一出“徙木为信”的笑剧,令人将一根大木杆立于国都之南门,募民将其搬移到北门,赏予十金,百姓认为赏金太高,持怀疑态度,无人肯试。商鞅即不断加赏,加至五十金时,有一人出头将木徙至指定地点,商鞅当场兑现,赏其五十金,以明新法的信誉。新法颁行后,也确实有不便之处,犯法者很多,商鞅即以严刑峻罚惩治违反新法者。据汉代刘向《新序》中载,商鞅对反对者严厉镇压,在滑水边一天就处决囚犯七百人,使滑水皆被血染红,号哭之声,惊天动地。又太子犯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坚持要处罚,因太子是君嗣,不可施刑,于是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处刑。由于赏罚分明,秦人皆遵纪守法,“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商君书·定分》)。如此,在最初三年,“百姓苦之”,坚持三年后,“百姓便之”(《史记·秦本纪》)。

    以“变法”的形式进行改革,也许确实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一定要以“利不百,不变法”来要求改革者,那只能因循守旧,不去改变现行的制度、观点。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兴利除弊”,但旧的利益集团是建立在旧体制下的“食弊集团”,任何改革都势必要触犯原来利益集团的现实利益。改革者若不能尽快拿出显而易见的效益,这些“食弊集团”势必成为改革最大的反对派。这里且不谈旧势力的阻碍,作为一个英明的改革变法的策划者,为确保改革的成功,应尽量照顾到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的实际利益,这样可使改革的阻力减少到最低点,使改革尽快取得成果。这方面,子产在郑国的改革表现得最为突出。子产变法的重点,是重新确立私有财产的产权。一些旧贵族对此不理解,策动政变,妄图逐杀子产。当时有人做歌唱道:“将我们衣冠之士变为囚徒,对我们的地产强征课税;谁若杀了子产,我将全部财产都给他。”子产一方面对发动政变失败外逃的丰卷等人,没有没收他们的田产,三年后,连同土地上的收益一并归还他们。乡校是中国古代乡间的学校,同时又是乡村父老聚会议事的场所。许多人常聚集于乡校,议论子产执政的优劣得失,其中有许多是反对意见。有人提议封闭、拆毁乡校,禁止反对的言论。子产则说:“这些人在一起讨论我执政的善恶。他们说我做得对、做得好,我可以照他们说的坚持下去;说我不对的地方,我可以改正。这些人敢于说、能够说就是我的老师。我怎么可以去查封、毁掉乡校呢?”子产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反对者,同时又坚持将变法贯彻下去,三年之后,取得成效。社会舆论也一改原来的反对态度,民间的歌词也变为:“我们的孩子由子产来教育,我们的田产赖子产而增值;子产如果死去,他的事业谁可以来继承?”子产以自己的言行,以变法所取得人所共见的成果,获得了人们的认同,使变法取得了胜利。子产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改革家中的佼佼者。我们从子产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中国早期法家还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性的。

    商鞅变法时也同样面临着反对势力的顽强抗拒,而商鞅时的法家已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者。商鞅一方面大力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公开新法的内容,使“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策一》);另一方面,则以严刑峻罚惩处、打击、消灭反对势力。商鞅曾下令,对新法“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商君书·定分》)。甚至对太子犯法也执法论处,将太子的老师处以黥刑和劓刑。三年之后,其改革也取得成效;十年之后,“秦民大悦”,达到了“道不拾遗,家给人足”的盛世境界。在事实面前,原来反对变法的人又纷纷转向,议论、赞扬新法的好处。但是,商鞅在“民主性”方面比起子产却有天壤之别。他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议论国家的法律,无论善恶,说这些议论国法的人但是惑乱教化的刁民,下令将这些人全部发迁到边远地区,迫使老百姓对国家政事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在法律教育方面,也是“以吏为师”,不许民间私自教习法律。将百姓之口全部钳制。商鞅的变法虽然也取得了成功,但他的专横引起朝野的怨恨和恐慌。一旦秦孝公身死,他的支持者、靠山倒台,太子继位,马上以“反罪”将其身车裂,将其家属族灭。我们不赞成商鞅以专制主义、严刑酷法推行改革的作法。商鞅的悲剧不是改革者的悲剧,而是他个人“严刑少恩”,“恃力者亡”的下场。“商鞅虽死,其法未改”,说明秦惠王灭商鞅并不是因为反对他的变法主张,而是针对他的个人恩怨。一百年后,秦始皇正是靠商鞅变法打下的“富国强兵”的基础,统一了中国。

春秋战国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推行的改革,一般来说,规模都不算大,涉及面也比较狭窄。其中规模稍大一些的有北魏孝文帝的变法和宋代王安石变法。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是由立法入手,如改革土地制度,推行均田制,是以颁行《均田令》为实行新田制的保证。孝文帝还亲自参与《北魏律》的制定,甚至亲自撰写法律条文。皇帝亲自手撰法条,可见其对立法的重视。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举措。北宋王安石变法也是首先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立法机关,同时也是主持立法的领导机构。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变法”,即以改变现行法律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谁反对改革谁就违法,守法者自然也就是改革者,或为改革的支持者。改革以立法的形式出现,法律先行。古代的改革家本身就是中国法学史上的法理学大师。从管仲、子产、李悝、商鞅,直到王安石、张居正,莫不如此。改革本身就是要突破旧的传统,打破旧的框框。商鞅明确打出“改帝王之制”的旗帜。王安石则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他们勇于在法理学上,突破成法,破除迷信,敢于创新,不说空话、大话,直接推出确实可行的新法规、新制度以取代旧法、旧制,在破旧的同时即立新,以法律作为立新的保障。改革者受到奖励、提拔,守旧者和破坏改革者受到贬斥、制裁,以确保新法、新制的推行。

    改革也好,变法也罢,都必须顺应历史的发展,适应历史的潮流。王莽改制,是逆历史潮流,企图开历史的倒车明天虽也以严刑峻法来推行,但这只能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新莽王朝的倾覆。明末崇祯帝励精图治,史称“君非亡国之君”,并非没有道理。然朝廷内外,文恬武嬉,贿赂成风,贪暴横行。明王朝大厦的梁柱已被这帮大大小小的蠹虫蛀空,小修小补已不足以济事,说“臣皆亡国之臣”则是确凿的实情。封建统治者靠自身的抵抗力已不足以治愈王朝末的合并症:用药轻微,则无济于事;用药严猛,则己身难挡。最后,只有农民革命来完成改朝换代的使命。清朝末叶,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希望藉此“挽狂澜于既倒”,或办洋务,或闹维新,搞得沸沸扬扬。戊戌变法,虽也以“变法”为名,但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面前,新法根本无法执行,终于以失败告终。清王朝因此失去最后一次以“变法”达到自强,维持其统治的机会。八年后,待他们醒悟过来,再主动搞什么“预备立宪”时,已失去民心,甚至连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也对其丧失信心。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浪潮已势不可挡。尽管清政府制订了《预备立宪大纲》,修订了《大清新刑律》等一系列新法,也无人再予理会。辛亥革命是以革命的手段埋葬了清王朝。

    变法与改革都是统治者利用自身的力量,革除弊政,达到自我完善的举措,是统治者主动承担历史使命,推动历史进程的手段。无论是大改,还是小变,统治者必须具有承受变革的思想准备和在变革中应付局势的后续手段,既不能病入膏肓方思治,也不能动辄挖疮补肉,大伤元气。中国二千多年的变法史,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只看我们能不能汲取有益的养分,使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少走些弯路。

 

                         原载《中国改革》199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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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30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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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蓟门驿站作者:张淑君

每次来法大,我必须穿过蓟门桥走进校园,然后再穿过蓟门桥走向回家的路。

历史上的蓟门不见了,只留下了蓟门这个令人回味的名字,现代人又以这个名字修建了蓟门桥,一座在北京乃至在海淀都是一座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桥。然而,自1952年起,至少蓟门这两个字增添了新的寓意。到了1983年,由于有了法大,蓟门桥不再是普通的公交车站。

 

2007年是我第一次走进法大的考场。那一年我考法理学博士,法哲学63分,法社会学73分,外语45分,这使我又有了再进考场的勇气。希望就是这样的如星星之火一般明灭着,若有若无。

2008年有些特别。对中国人民而言(当然也包括我)实现了千年梦想,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对我而言,以同等学历再次参加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败北令人沮丧万分,于是半年后就参加了全国在职硕士GCT和法大刑法学专业课考试,侥幸录取(后来知道这是法大最后一届高校教师硕士班,毫无疑问,这情况很能增加快感。哦,同样的事情,感觉确实不同。),也算实现了一个也许并不是特别想要的但也不错的愿望,至少可以表明我去考博不是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样地可笑,证明我对自己的估计并不算超级地无耻。

我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人,这不是吹牛。1982年我还是个少年时,给自己高考成绩估分385分,结果是388分,是学校唯一过了本科分数线的学生。而我的将成绩估成400分以上的同学中只有两个人达到专科分数线,剩余的当然不言自明,那时的文科学校很少,要是现在则有不同,但这事可不是咱们所能控制的了。记得考完回到山沟沟的家里等待,久久没有消息,家人都失望了,但我坚信录取通知书已经在路上了。又过了若干天,我才被证明不是发了癔症。

这里面似乎蕴含一个道理,即所谓群体决策往往只是领导的挡箭牌而已。如果人人都能明白领导的任何决定,那么领导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群体是不能做决策的。

我们高喊理解万岁,是因为这世界理解不了的人是大多数。解释很多时候也都是没有用的,基本是浪费时间。

 

考进法大是一场马拉松,不分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都是一样的规则;考进法大是一场激烈的足球赛,不仅要克服自身的困窘,还要冲破外来的阻挠拉扯甚至谩骂。我把高考应该经历而没有经历的挣扎和焦虑全部补齐了,用上了红军长征的精神,还有黄埔精神(大舅是黄埔第16期的)。

除了个人的感觉不同,考场设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在一次次进考场之前我并不特别想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走进去答卷,因为要的不是一个处所。

 

如果我不是那么早漂进北京,早就是教授了,这一点确定无疑。但命运不可改变,历史只能兴叹,机缘很是纠缠,现实让人梦断。

学位和职称血脉相连,职称是知识分子的生命。权力领导有很多条命,但知识分子只有这一条命,这条命老去,知识分子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追求更高的学位的动力已经不足了时候,它就变成一个遗憾沉在心底,倒映在眼神中。谁能免俗?我可能更加俗气,我的授业老师比我小很多这种现象产生的副作用不是尴尬,而是对信心产生的击打,不禁产生“我竟然这么老了”的感慨。但后来发现那是快乐的开始。

快乐是什么?是脑部的神经运动。快乐作用在这根神经上,留下记忆,它便像分手的初恋情人的影子一样永远不离开,让你总想重温旧梦。

 

20099月起,蓟门桥便和我的生活紧密相连。蓟门桥是个站台,我穿过蓟门桥走进法大校园,然后又穿过蓟门桥等待回家的公车。

能够在法大蓟门校区自由地出入、自由地活动,我感到这是命运的一种补偿。而实际上它成了我继续考博的加油站。我的生命有了些变化,我找回了最美好的大学时代的记忆。

 

法律是无情的,但法大是有情的。这情是温馨,是温情。在这里,是在知识的大海边沐浴海风的舒畅感觉。

每年的6月,一千多名硕博生在这里结束学业然后劳燕分飞,走向四面八方。今年我是 2011624被授予学位的一员。

 23日下午,我赶到法大穿好学位服准备在颁授台前留影时,天昏地暗,倾盆的大雨泼了下来,我们就站在玻璃棚顶之下,等待大雨过去。专职给我摄影的小师妹是光着脚回到宿舍的,我是趟着水回家的。但我仍然很兴奋,想到第二天的典礼,理直气壮地失眠了。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口眺望好久未留意的夜色。

典礼开始的时候,雨不下了。在耀眼的阳光下,校长将我的蓝色流苏从黑帽的右侧撩到黑帽的左侧。

硕士毕业还只是一个休止符。我还要在这里继续完成博士论文。

 

蓟门桥不仅是个车站,它是中国法治的驿站。正如股市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法大是中国法治兴衰的晴雨表,法治兴则法大兴。万千莘莘学子聚集在这里,又从这里登上了驶向未来的D车。

导师的声音在他们的耳边久久回荡:如果你做一名法官,希望你不要被双规;你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轻易走火;即使你做不到只向真理低头,请你不要陷害忠良……

 

每个学子来法大,必须穿过蓟门桥走进校园,然后又穿过蓟门桥走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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