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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时评

      宏谟治世按:这是我28年前写的一篇短文,其实只是一些随感,冒冒失失就投稿给当时在学界影响很大的《光明日报》了。没想到《光明日报》很快就给发表了,并在重点部分加了黑体字。今天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联想到我的旧文。请朋友从网上找到原文,重新发表在我的博客上,与诸君分享。


          谈律师与法官的资格

                                                       作者:王宏治

                               来源:《光明日报》198896第三版

 

  中国古代对司法官员的选任,其规定比一般官员更高。如唐朝,一切官员的任免皆由吏部主持,唯独对选任司法官员有特殊规定。《唐六典》规定,“凡吏曹补署法官,则与刑部尚书、侍郎议其人之可否,然后注拟”。就是说在提出法官人选时,吏部要与刑部尚书、侍郎共同商定,认为可以胜任者,吏部方可委任。可见,对法官的要求比一般官员要高,对法官的任命也更慎重。

  目前,一些西方国家对律师资格的要求十分严格,一般是先要大学和大专非法学专业毕业,再修法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者,再经两年司法实践,才能充当助理律师或法院书记员,最后经国家律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方能取得律师证书。而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又建立在高水平的律师素质的基础上。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官,必须从成绩卓著的检察官中选拔,而检察官又须从高质量的律师中筛取。这样就形成了一支以素质较高的律师队伍为基础的司法工作人员阵容。

  目前我国的司法工作人员(包括公、检、法)在来源上与律师毫不相干;其关系可谓本末倒置。就当前我国国民的文化素质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来说,《律师暂行条例》对律师资格的规定不能不说是偏高了一些。若照此执行,却也无妨,但该《条例》第八条中的“经考核合格”之规定,不知怎的又变成了全国统一考试,其内容多达十几门法学专业课(如今年规定须考十七门法学专业课)。如果现实情况是律师队伍供大于求,采用种种限制其发展的手段未尝不可。但事实是全国律师总人数才二、三万人,也就是说每十万人中才有二、三名律师。照此速度发展,一百年后也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加的司法活动(包括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诉讼)及咨询业务的需要。今天许多地方,大多数诉讼活动是在没有律师参与下进行的,以致一些当事人不知如何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告诉、申诉、上诉、辩护等权),其合法权益也无从保障。

  与对律师资格的要求相反,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都没有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的资格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仅在《法院组织法》第34条中笼统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法院院长、或者被任命为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198392,又增加了“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一款。至于其应具有的“法律专业知识”到底是哪些?程度如何?却未作任何说明。也就是说,我国人民法院的法官(包括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资格在学历、专业知识水平、工作阅历、司法实践等诸方面都不受限制,更不必经过什么考察、考核与考试等程序。似乎任何一个年满二十三岁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只要声称自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也就具有了当法官的资格。

  无论是从法学理论上讲,还是从司法实践上看,法官都应具有较高的素质。法官的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既需要精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又需要广博的其他基础知识;既要有较强的思维判断能力,又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及道德修养水平。假如一个律师的水平不高,受影响的只是他的当事人,若该律师总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也就没人再找他了。然而法官则是当事人无从选择的。他的任何一点失误都将直接影响办案的质量,他的任何一点偏见都将直接影响断案的公正。杜绝冤、假、错案的关键不在律师,而在法官身上。法官持平正之权,操生杀之柄,而我们恰恰对律师的要求过苛、过严,而对法官的要求过松、过宽;对律师的要求是硬性的(如学历、阅历、考试等),而对法官的要求则是弹性的。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势必对日益增加及日益复杂的司法活动产生不良后果。

  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我认为,应该适当放宽对律师的硬性限制(如名额等),按《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对在学历、阅历上够资格的申请人,从宽考核,以其在法律实践中的成绩为主要标准,加快律师队伍的发展。待我国真正形成了一支拥有一、二十万人的律师队伍时,再逐步从严掌握,即先普及,再提高。而对法官,则可一方面保持现有队伍的稳定,另一方面要制定明确、硬性的规定,如制定《法官法》、《检察官法》,从成绩优秀的律师中选任法官和检察官,同时离任的法官与检察官,取得律师资格者,也可从事律师工作,使法律人才在法院、检察院与律师间交流,从而达到保证法官高素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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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书评

历史

 



               

 珍稀的对日审判材料

                                                                                                                    

                                                                                                                                王宏治

 

      据5月3 日《北京晨报》“闲话书事”栏《不应被遗忘的伯力审判》,文中提到:“‘伯力城审判’完结后,苏联有关当局便着手将审判资料公开出版。该书被译成多国文字,但可能仅限政府或政党间交流使用,因而存世数量较为稀少。如今中国大陆,中文原版极难获见,三次重版版本也早经售罄。”本人有幸藏有一部,是多年前在琉璃厂中国书店购买的。原书盖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资料室”的印章。该书由前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于1950年莫斯科出版发行。其出版说明:“本版《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系1950年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刊印原版译出。”故可以判定其为中文原版。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大阅兵,我国也将于9月3日在北京大阅兵,纪念战胜德日法西斯。65年前,苏军在伯力城(现哈巴罗夫斯克)对日本陆军所犯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进行审判之事,今天的中国人所知甚少。该书公布了这次审判的预审文件,包括起诉书、被告与证人的供词及文件证据,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检验委员会结论,国家公诉人的演词,各辩护人的演词,军事法庭判决书。其中,在各辩护人演词后面有被告的最后陈述。我注意到,这次起诉的十二名被告,除山田乙三陆军大将是当时的关东军总司令外,其余被告都从事的是军队医务工作,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塚隆二陈述说:“我研究医学原是为促进保健事业,是要造福人类。我是个医生,是一个从事人道主义职业的人,而我竟不去执行医学家的神圣天职,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走上了准备利用细菌当作武器的细菌战道路。这点我认为是我自己的奇耻大辱。这点我认为是一个身为医生者的奇耻大辱。我很懊悔我以前曾参加过这种罪恶行为。”其他被告也作了类似的忏悔。

       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70年了,日本国内仍有一些人不肯承认其战争罪行,重新出版这本书确实很有必要。

注:本文已刊登在2015年5月16日《北京晨报》第20版,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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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

古诗新编

 

                  卖瓜翁 有感于邓正加事件


卖瓜翁,开荒种瓜南山中。满面尘灰如茶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瓜得钱何所营?儿女入学自谋生。可怜溽暑渴难当,心忧瓜贱不忍尝。晓驾瓜车午入市,泥中暂歇待开张。翩翩两车谁来到?身着制服头盖帽。手把文件称城管,没收西瓜夺秤杆。一车瓜,千余斤,转眼砸烂化为尘。瓜翁着急举手拦,秤砣灌顶入黄泉。遥想唐代卖炭翁,宦者尚给半匹绢。

 注:韩愈《顺宗实录》卷二:

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执照),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 “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复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曰:“须汝驴送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你,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

 白居易据此做《卖炭翁》,我今古诗新编做《卖瓜翁》,叹邓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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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文化




   

 宏谟治世按:2008年,蒙燕山出版社主编赵珩先生之托,在其社《经史说略》(包括《十三经说略》与《二十五史说略》二部)的基础上,再编写一部《历代法典说略》,普及中国古代的法律知识,并邀本人出面聘请本行业专家撰写。承蒙各位专家教授的支持和协作,很快完成任务。该书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但在出版过程中却因种种原因,一波三折,直到今年方才面世。总算对得起各位同仁。

         











       

              《历代法典说略》推介

                                              

中华民族有着四千年不曾中断的法制传统,其法律自成体系,传承有序,除《周礼》所记述的各种法律、法规外,春秋战国以来,明确的立法活动史不绝书,从《法经》到秦、汉法律,再从魏、晋之律到隋、唐法典,直至宋、元、明、清各代法典,记录了中华法系形成、发展的脉络。而中华法系从形式上看,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法律的法典化。

所谓“法典”,简单说指的就是法律典章、典籍;今日认为特指经过整理而自成体系,具有一定规模的,比较完备、系统的某一类法律的总称。而古代西方人对“法典”一词的理解却仅限于是法律汇编,如罗马法学家朱塞佩·格罗索在其名著《罗马法史》中说:“汇编法律目的是为了将零散的皇帝谕令加以汇集,这些汇编被称之为‘法典’(CODICES)。”而中国人所理解的法典,则是指依一定之规,按固定的体系规模,有总则、分则之分的、分门别类编定的大型法律,如《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这样的法律汇编才能称之为法典。

《历代法典说略》一书,对中国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民国三四千年各朝各代的法律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将最重要的法典做了系统的介绍。

先秦法律,夏商周时期,因文献资料的限制,古人一直以传说取代历史,尽管有《夏刑》三千条及《禹刑》、《汤刑》和《九刑》的说法,但毕竟没有具体的文字支持,故仍不能取信于人。但百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并由此而兴起的对金文文献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通过传世及出土的青铜器皿的铭文对商周法律进行研究,以片鳞只爪之线索,力图管窥全豹;用寸缕撮粟之材料,欲试蠡测瀚海。《金文法典说略》所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

秦汉法律,是中国传统法律法典化的关键时期,百年来残编断简的大量出土,尤其是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的问世,为秦汉法律的研究揭开新的篇章。《秦律说略》和《汉律说略》充分利用这些简牍资料,对照《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秦汉的精髓。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仍,多数王朝都有立法活动,却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法典。《魏晋南北朝法典说略》对此作了综合性论述。此上我们所说的“法典”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只是借用一下这个概念。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典是《唐律》,它是中华法系的结晶,是古代法典化的总结性成果。其后本书所说到的《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大元通制条格》、《元典章》、《大明律》、《大清律例》等,都是货真价实的法典。各篇作者也都各自对其做了系统的分析介绍。

清末修律,是中国传统法律向近代法律转型的重要步骤。清政府所修订的法律,不再仅仅限于刑律的编订,而是引进了传统中国从没听说过的宪法、民法、诉讼法等等,从而使中华法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本书对各个部门法典进行了综合性介绍。

中华民国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本书对此两个时期的法典也分别进行了介绍,尤其是对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进行了评述。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杨鸿烈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法律发达史》的“导言”中说:“我们中国的法律自然也是中国民族固有的产物,从殷周起,经过春秋、战国、秦、西汉、新莽、东汉、魏蜀吴、晋、宋齐梁陈、隋、唐、宋至明,都是汉族一系相传,循序进展。中间虽屡有北方野蛮民族的侵入:如晋末的后赵、前秦、后秦、南燕,北朝的后魏、北齐、后周,五代的后唐,宋以后的辽、金、元、清各朝,虽立国的久暂不同,但都是努力汉化,而编纂法典,传播法律知识诸事,尤有可值得赞美的成就。因此,中国法律绵延四千年才不致中断,在世界五大法系中——罗马法系、英国法系、印度法系、回回法系——能独立自成一个系统,并且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法律惟一的典型。”

中国古代虽有发达的法律传统,但儒学传统造成古代文人重经史之学,而轻法律之学,甚至以读律为耻,以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所收法律类书,数目有限。在其《史部·政书类二》,馆臣言:“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兹所录者,略存梗概而已,不求备也。”乾隆以盛世而修《四库全书》,却又不屑于将法律类书予以介绍,可见其鄙夷之心。《历代法典说略》一书,将中国历代最有影响、最具特色的重要法典向读者做了简明介绍,参加撰写者,也都是这一领域中已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历代法典篇幅宏大,且多用文言文,一般读者很难通读,也不可能尽读。我们只希望通过此书,为当前的学人读史习法,普及古法知识做些铺垫工作,让读者知道中国法律传统的博大精深,管窥蠡测,知其一斑,引起对中国法律史的兴趣,进而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法律,促进当前的法制建设。

中华法系的研究在近二十年来,一直是法律史学界的重点、热点,然而研究者多以西方法学的概念和理念解读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其结论也多以近现代西方法律文化为参照系,往往得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落后与野蛮的结论。而近年来在国内外的法学界流行着对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否定的论点,尤其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法学的观点。但只要我们认真研读中国的各代法典、法规,就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丝毫不亚于西方以罗马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就没有人类现代的法律文明。

 

                                    2013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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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七周年

我的博客今天692天了,我领取了徽章.  

  • 2006.07.08,我在新浪博客安家。
  • 2006.07.08,我写下了第一篇博文:《半个世纪的感怀》。
  • 至今,我的博客共获得23,248次访问。

这些年,新浪博客伴我点点滴滴谱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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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03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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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

回忆

悼念

                

 

 老钟表寄父母情

   

 

    清明将至,离母亲去世已过了半年,而父亲更是先她四十四年,于1968年病故。在收拾母亲遗物时无意中发现了两件父亲遗留的钟表。

   

    手表是欧米伽半自动表,这是解放前父亲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为掩护身份而置的“行头”。它为父亲工作了20余年,父亲去世后,它又一直伴随着母亲,近几年才被母亲收藏起来。

 



 

    折叠式旅行闹钟也是瑞士产的,品牌我叫不上来,标识是“ORIS”,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在香港工委工作时用的,他回京后这钟一直摆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小时候我非常喜爱,经常拿在手中把玩,因为当时国内物资缺乏,在商场也不曾见过。后来也有了类似的国产折叠闹钟,但看着有些粗笨厚重。父亲的闹钟上足弦可走8天,一般是一星期一上弦;而国产的则顶多2天(48小时)。文革中母亲下干校也一直用它报时,闹钟外面的皮壳有些磨损,回来后母亲就把它珍藏起来了。

 

 



    这两件报时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都已斑驳陆离,但它们却保留着我们童年美好的记忆,寄寓着我们对父母的深情和永远的怀念!

 

                                                                                                                              2012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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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宏谟治世按:“生珄川”商标后来归赵李桥茶厂使用了。上世纪80年代初,何立贵曾代表柏墩(后改为桂花乡),找轻工业部,希望讨回使用权。但没有结果,不知现在如何?
    我曾于1973年在柏墩插队,与何家结下三世之交(何氏家族与我母亲刘氏家族,父辈即有交情,何家的何功伟、何功继等引导我母亲参加革命(参见我母亲刘毓兰的回忆),他们兄弟多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今转载此文以纪念牺牲的前辈。

                      传承400年" 生甡川"贡砖茶

                                   ----何志勇

        砖茶起源于唐代太和年间,风靡于清末,是我国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甘肃等西北少数民族居民生活的必需品,也为日本俄罗斯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所喜爱。

砖茶是以优质黑毛茶为原料,经发酵和发花工艺产生冠突曲霉,其汤如琥珀,滋味醇厚,香气纯正,独具菌花香,长期饮用砖茶,能够帮助消化,有效促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对人体起着一定的保健和病理预防作用。由于边疆少数民族肉、奶食品吃得较多,蔬菜较少,而喝茶既可消食去腻,又可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故在中国西北地区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数百年来,砖茶以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效,与奶、肉并列,成为西北各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被誉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生命之茶”。

        生甡川青砖茶产于中国著名桂花之乡--湖北省咸宁市桂花镇(古名柏墩),始于明,盛于清,400余年悠久历史,在中国2000年茶道中占有一席之地,1000余种茶叶品牌中堪称老字号.清三朝元老太子太傅,兵部尚书:雷诚(雷七爹-咸宁人)曾用该品治愈慈禧太后腹泻,被清廷定为"贡砖",雷老亦因此被赏赐一品顶戴.雷自感三生有幸,故回乡题词"生甡川".光绪三十一年(1905)注册"生甡川"商标.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 成宁商改办""字黄黑二茶.宣统三年(1911)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质奖和荣誉证书.民国十六年(1927),在湖北省区第一次国货展览会上被列为一等品展出.远销内蒙,新疆,西藏,东三省等地及蒙古,俄罗斯,日本和西欧,北美各国.
  1998723,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行文,确产本公司为"九五"期间全国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

   咸宁市桂花镇属低山丘陵地貌带,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均气温16.5度左右,四季分明,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土壤松疏肥沃,是适宜茶叶生长的好地方。优越的地域自然环境使柏墩跻身于鄂南5大古茶区、鄂南5大古茶镇、湘鄂赣边区4大茶叶集中产地之一。
  明代中叶,柏墩当地商人见新疆等地牧民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习俗,纷纷投身于茶叶经营行业。其中,以何氏家族从业最早、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在何氏家族第十五代中,又以何璜的生意做得最好,他于清乾隆中后期返乡,在柏墩建茶庄1座,占地10余亩。这就是后来与晋商巨族——祁县渠家的渠映璜合伙经营开业的、历时150余年的“长顺川”砖茶庄(厂),也是柏墩“川”字边销售砖茶规模生产的开始。
     
清朝道光末年,在柏墩、白沙桥、刘家桥等地砖茶庄、包茶庄及经纪行性质的茶庄骤增到70余家。光绪年间(1875年至1908年),柏墩的茶叶加工业进入鼎盛时期,有“年可压砖茶五六万箱,青红茶(包茶)尚不在内”之说。1911年,“生甡川”青砖茶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民国20年(1931年)茶业衰落,加之柏墩是湘鄂赣苏区的前沿阵地,战事频繁,局势不稳,祁县渠家改业专营食盐,在汉口兼营仓储业务而撤离柏墩,“长裕川”更名“生甡川”,由何家第十八代、时任湖广总督府总承启官的何安祥接管。由于何安祥及其子何建阳均寓居汉口,将茶庄交何安祥胞兄何安瑞及其子何建允先后主管。何建允极其讲究产品质量和信誉,严格挑选茶工,工价比其他茶庄高。在砖茶加工上,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优点,以本地应时新鲜的优质茶叶为原料,采取手工精选、原汁发酵等技术,沏出之茶色泽青褐,汤汁红亮,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茶叶原有的营养和药物成份,因而名噪我国北部和西北部牧区以及俄、英、东欧诸国,产品供不应求。因此,“长裕川”茶庄日益红火,成为柏墩茶叶加工业的翘楚。
  为防止假冒和仿制,维护企业信誉和消费者利益,1905年,清政府成立商标局后,当时的茶厂负责人何敬元即到商标局用汉、满两种文字登记注册商标,直至1953年仍沿用此商标。

                             资料提供:何平(何功扬) 我爷爷

                                  顾明德 咸宁档案局离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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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1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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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台湾

文化

       

           

 

 

 

                         游台湾  说院庆

 

       2011年5月14日下午,我们一行在台北参加了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50周年的院庆活动。院庆的主要活动与大陆各学校的同类活动大同小异,但送给我的一件小小的纪念品却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它有特殊的价值,或高超的品质,而是我从没有接受过这种“礼物”。

    纪念品被压缩成立方体,正面用行书写着“行健米”三个字,下面印着“爱的谷粒”四个小字,再往下面是“100% Taiwan Rice”,即100%台湾大米。看到“行健米”,令人联想到在政治大学的山坡上,有一条小路,路标上写着“行健路”,取《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义。台湾的学校,到处都是这类用励志的词汇定名的地名。不曾听说有“真维斯”这样的教学楼。但这里的“行健米”是因其产地为宜兰县的“行健村”而得名。

    纪念品包装的背面写着:

 

        宜兰行健村的老村长张美阿姨说:

        种有机是一种功德,

        我希望能让辛苦一辈子的老农

        重新觉得种田是高尚的工作。

 

        以同样的心情,

        法学院用心培育每一颗法学种子。

        这一份爱的鼓励,牵起你我。

        爱,无远弗屈,而鼓励,一直都在。

 

          设计:吴信纬            文案:施宜妏

 

    包装的侧面有“政治大学法学院认养”的字样,说明是为此活动特别定制的大米。另一侧则是产品信息,如产地(台湾宜兰)、重量(300克)、品种(高雄145号)、保存期限(六个月)、碾制日期(2011.03.25)、有效日期(2011.09.25)、生产者(陈春义)、制造者(保证责任行建有机生产合作社),再往后是地址、电话、网址,最后还有FACEBOOK(行健有机志)。一包300克的大米,信息如此全面,值得大陆生产企业和监管部门借鉴。

    政治大学法学院50周年的纪念品,在大陆同胞看来,似乎显得过于简陋。我们搞个什么活动,出手之大方,往往让发达国家的客人看了都为之咋舌。人家拿了礼品,到底说些什么?恐怕国人也不得而知。小小的纪念品,写上几句鼓励的话语,顿时不同凡响。“爱,无远弗屈,而鼓励,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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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3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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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杂谈

                  

              游台湾  说素质

 

      从台湾回来,怎么就想起说“素质”了?这还得从“入关”说起。在过海关验护照时,台北海关的一位女士接过我的护照,打开后对照相片向我看了一眼。我忽然想到在北京出关时海关人员要求我脱帽对照检查,我赶紧说:“是不是不能戴帽子?”就顺手摘了帽子。没有想到,那位女士说:“同样是从‘那边’来的,怎么素质就那么不一样?高的这么高,差的那么差?”我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就过去了。但我马上就意识到,在台湾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大陆人”的素质。但台湾人的素质到底如何呢?

    我们到台湾来主要目的不是旅游,而是进行学术交流,抽空也出去逛逛、玩玩,首先感到的就是秩序。台北的街道马路比北京狭窄,同样的人挤车多,但堵车状况显然好于北京(不是完全不堵),这主要得益于行人遵守交通规则。路边的指示灯不是摆设,行人过马路一定按灯指示通行。红灯时即使无车,行人也要等候绿灯信号。在北京过马路,一般是只要直行的车一停下来,行人就不顾左转弯的车而一拥而上,造成路口的拥塞。当然,这可能也与信号灯的时间太短、不科学有关,不能完全怪行人的“素质”。但是排队可确确实实表现了台湾人的素质,无论是公交还是地铁(他们叫‘捷运’),都井然有序,令人惊讶的是乘电梯也排队。台湾师范大学的综合楼,门口有两部电梯,纵向一排候梯者。无论哪部先到,大家都按排队顺序登梯,无人抢先。这是我在大陆少见的。

    台北的地铁称为“捷运”,车厢内的每个门旁都有两个深蓝色的座椅,椅侧的标牌写着“博爱座”三字,用图标表示是老人、孕妇、残疾人和抱小孩子乘客的专座。联想起北京的公交车,这种专座是黄色的,上面写的是“老幼病残孕专座”。这种直言不讳的表述方式,常令被让座者尴尬,相比之下,台北“捷运”的表述则显得典雅。此外,青壮年人是不会去坐这种深蓝色的座位的,无人坐时就让它空着,需要坐的人不须别人“让座”。我坐在浅蓝座位上时,曾为一位抱小孩子的妇女让座,她仅让孩子坐下,自己仍站着。我注意到,在那深蓝色的博爱座上,年轻的父母自己不好意思坐,小孩子也是独自坐在那儿。

    在高雄街头,赶上下雨,我们就到路边的一家咖啡厅(牌子上写的是米兰咖啡厅),分别点了咖啡、红茶、柠檬茶,一边品着茶,一边谈着这几天学术会议的情况,有时也与咖啡店的老板娘交谈两句。走时,咖啡店的老板娘与几位顾客对我们说,“一看你们的素质就与旁人不同”。对于这样的“表扬”,我们不知应该怎么回答,总觉得是对我们“大陆同胞”素质的揶揄。

    台湾开放了对大陆的旅游限制,大陆游客在台湾日益增多,为台湾的旅游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大陆游客中确有一些不文明的表现令台湾同胞厌恶。我多希望我们大陆的游客能够通过自身的文明行为让台湾人民认识祖国,更希望祖国的强盛不仅仅体现在大楼上,而是体现在国人的素质上。

 

                                     2011年5月2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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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我是第一次来,直隶总督衙门更是第一次参观,感觉还是有收获的。大刀男确实不伦不类,只是为了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添加点内容。我转载了!

 

以前大学时代的老师来北京交流,奉命陪他们到保定去看直隶总督衙门,该衙门号称全国唯一仅存的总督衙门。我在几年前已经去过,知道那个衙门规模不大。保定市容并无特殊之处,郊外的满城汉墓尚可一看,但此行汉墓不在规划内,就觉得有点无趣。花六小时来回车程看总督衙门,成本实在不太划算。

 

门外的大旗杆,据说清朝的已经推倒了,这个旗墩是民国曹锟所立,只不过后来还是被人推倒了,只剩残柱。

这个总督衙门内没有任何满文碑,因为是雍正年间才“确定”在直隶设置长期驻守的总督,衙门内题字最早是雍正朝。乾隆皇帝的御笔太多,嘉庆的也不好看,清朝皇帝的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还不如大臣的字,这个好像是那彦成的。

大门。

 有名的“公生明”牌楼


 

大堂内的雍正御笔。雍正皇帝的行草好看,真的很怀疑这字是他本人所写。


内堂的书房与起卧处。




这个地方应该是保定市最大最大的地标,但里面设施之破败简直让人无语。说实话,没有什么内容。

 

里面这个雕像最让人无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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