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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时评

      宏谟治世按:这是我28年前写的一篇短文,其实只是一些随感,冒冒失失就投稿给当时在学界影响很大的《光明日报》了。没想到《光明日报》很快就给发表了,并在重点部分加了黑体字。今天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联想到我的旧文。请朋友从网上找到原文,重新发表在我的博客上,与诸君分享。


          谈律师与法官的资格

                                                       作者:王宏治

                               来源:《光明日报》198896第三版

 

  中国古代对司法官员的选任,其规定比一般官员更高。如唐朝,一切官员的任免皆由吏部主持,唯独对选任司法官员有特殊规定。《唐六典》规定,“凡吏曹补署法官,则与刑部尚书、侍郎议其人之可否,然后注拟”。就是说在提出法官人选时,吏部要与刑部尚书、侍郎共同商定,认为可以胜任者,吏部方可委任。可见,对法官的要求比一般官员要高,对法官的任命也更慎重。

  目前,一些西方国家对律师资格的要求十分严格,一般是先要大学和大专非法学专业毕业,再修法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者,再经两年司法实践,才能充当助理律师或法院书记员,最后经国家律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方能取得律师证书。而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又建立在高水平的律师素质的基础上。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官,必须从成绩卓著的检察官中选拔,而检察官又须从高质量的律师中筛取。这样就形成了一支以素质较高的律师队伍为基础的司法工作人员阵容。

  目前我国的司法工作人员(包括公、检、法)在来源上与律师毫不相干;其关系可谓本末倒置。就当前我国国民的文化素质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来说,《律师暂行条例》对律师资格的规定不能不说是偏高了一些。若照此执行,却也无妨,但该《条例》第八条中的“经考核合格”之规定,不知怎的又变成了全国统一考试,其内容多达十几门法学专业课(如今年规定须考十七门法学专业课)。如果现实情况是律师队伍供大于求,采用种种限制其发展的手段未尝不可。但事实是全国律师总人数才二、三万人,也就是说每十万人中才有二、三名律师。照此速度发展,一百年后也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加的司法活动(包括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诉讼)及咨询业务的需要。今天许多地方,大多数诉讼活动是在没有律师参与下进行的,以致一些当事人不知如何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告诉、申诉、上诉、辩护等权),其合法权益也无从保障。

  与对律师资格的要求相反,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都没有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的资格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仅在《法院组织法》第34条中笼统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法院院长、或者被任命为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198392,又增加了“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一款。至于其应具有的“法律专业知识”到底是哪些?程度如何?却未作任何说明。也就是说,我国人民法院的法官(包括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资格在学历、专业知识水平、工作阅历、司法实践等诸方面都不受限制,更不必经过什么考察、考核与考试等程序。似乎任何一个年满二十三岁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只要声称自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也就具有了当法官的资格。

  无论是从法学理论上讲,还是从司法实践上看,法官都应具有较高的素质。法官的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既需要精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又需要广博的其他基础知识;既要有较强的思维判断能力,又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及道德修养水平。假如一个律师的水平不高,受影响的只是他的当事人,若该律师总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也就没人再找他了。然而法官则是当事人无从选择的。他的任何一点失误都将直接影响办案的质量,他的任何一点偏见都将直接影响断案的公正。杜绝冤、假、错案的关键不在律师,而在法官身上。法官持平正之权,操生杀之柄,而我们恰恰对律师的要求过苛、过严,而对法官的要求过松、过宽;对律师的要求是硬性的(如学历、阅历、考试等),而对法官的要求则是弹性的。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势必对日益增加及日益复杂的司法活动产生不良后果。

  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我认为,应该适当放宽对律师的硬性限制(如名额等),按《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对在学历、阅历上够资格的申请人,从宽考核,以其在法律实践中的成绩为主要标准,加快律师队伍的发展。待我国真正形成了一支拥有一、二十万人的律师队伍时,再逐步从严掌握,即先普及,再提高。而对法官,则可一方面保持现有队伍的稳定,另一方面要制定明确、硬性的规定,如制定《法官法》、《检察官法》,从成绩优秀的律师中选任法官和检察官,同时离任的法官与检察官,取得律师资格者,也可从事律师工作,使法律人才在法院、检察院与律师间交流,从而达到保证法官高素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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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书评

历史

 



               

 珍稀的对日审判材料

                                                                                                                    

                                                                                                                                王宏治

 

      据5月3 日《北京晨报》“闲话书事”栏《不应被遗忘的伯力审判》,文中提到:“‘伯力城审判’完结后,苏联有关当局便着手将审判资料公开出版。该书被译成多国文字,但可能仅限政府或政党间交流使用,因而存世数量较为稀少。如今中国大陆,中文原版极难获见,三次重版版本也早经售罄。”本人有幸藏有一部,是多年前在琉璃厂中国书店购买的。原书盖有“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资料室”的印章。该书由前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于1950年莫斯科出版发行。其出版说明:“本版《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系1950年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刊印原版译出。”故可以判定其为中文原版。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大阅兵,我国也将于9月3日在北京大阅兵,纪念战胜德日法西斯。65年前,苏军在伯力城(现哈巴罗夫斯克)对日本陆军所犯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进行审判之事,今天的中国人所知甚少。该书公布了这次审判的预审文件,包括起诉书、被告与证人的供词及文件证据,被告和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检验委员会结论,国家公诉人的演词,各辩护人的演词,军事法庭判决书。其中,在各辩护人演词后面有被告的最后陈述。我注意到,这次起诉的十二名被告,除山田乙三陆军大将是当时的关东军总司令外,其余被告都从事的是军队医务工作,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塚隆二陈述说:“我研究医学原是为促进保健事业,是要造福人类。我是个医生,是一个从事人道主义职业的人,而我竟不去执行医学家的神圣天职,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走上了准备利用细菌当作武器的细菌战道路。这点我认为是我自己的奇耻大辱。这点我认为是一个身为医生者的奇耻大辱。我很懊悔我以前曾参加过这种罪恶行为。”其他被告也作了类似的忏悔。

       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70年了,日本国内仍有一些人不肯承认其战争罪行,重新出版这本书确实很有必要。

注:本文已刊登在2015年5月16日《北京晨报》第20版,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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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文化

杂谈

       

 

    宏谟治世按:这是我姐姐王玲治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去年我妹妹王炼治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两张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与杜润生等在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搞四清的合影,就此姐姐采访了几位化学所的老科学家,谁知他们竟然高度评价了那次“运动”。所谓“四清”,最早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科学院的社教运动,本意也是对那些从国外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改造思想”,使之为国家的科学事业有所奉献。父亲及其工作组能够牢牢掌握党在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既没有伤害那些经过反右斗争后,噤若寒蝉的高知,又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不久后发生的文革,完全偏离了方向,改变了运动的性质,对国家、对民族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其恶劣影响至今未消。由此回想父亲他们工作组在当时能够始终不渝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属不易。

 

 

爱护知识分子的父亲

                                               王玲治

 

    我父亲王锡珍(1913~1968)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去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为了表示对父母亲永远的怀念,我们决定出一本怀念他的书,得到了父母的亲戚、朋友和老战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为我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回忆文章。在收集资料时,小妹妹王炼治在父亲的文件箱中找到了两张老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方的标题是“化学所高研社教学习小组1965.7”,另一张的标题则是“中国科学院四清工作队合影,化学所,1965”。这一下子就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五十年前的一段回忆中。

    父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在我工作的单位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参加中科院四清工作队,担任副组长(第一排左三)。为了了解这张照片的背景,我找到了化学所前所长胡亚东同志(后排左一)。他是从前苏联留学回国的,四清时他是副研究员,那张老照片中就有他。他告诉我,四清工作队进驻化学所时,他们这些高级研究员和所领导都是很紧张的,人人自危,不知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斗、斗、斗,打、打、打是那个时代运动的主题。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担任工作组组长的是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同志(第一排左二,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的动员报告却显得很温和。胡所长说,当他看到担任副组长的我的父亲时,心中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王老看起来像一个文弱书生,面带慈和的表情。他曾为我父亲写了篇回忆文章,对我父亲的评价是:“和蔼可亲,坚持正确的方向,循循善诱、令人尊敬的知识类型的共产党员。在他的身上所体现出的实事求是的处事原则令我感动,如今过去五十年了,王老的音容笑貌仍然活在我的心中。”

    年前同事聚会,我和经历过中科院化学研究所1964年社教运动的研究员张兴华同志(1962年大学毕业分配至化学所)提起了最近找到我父亲王锡珍在化学所参加社教运动和高研学习小组合影的一张照片。张兴华同志当时是社教依靠的积极分子,和工作组有些接触。他非常热情地向我介绍了父亲所在社教工作组在化学所工作的一些情况,评价之高是我没有想到的,也使我对父亲和他所在的高水平的社教工作组极为佩服。

    张兴华同志说:一提及“运动”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就不寒而栗,几乎成为“整人”的代名词。化学所那次社教运动却迥然不同,是一次成功的自我教育运动。我一生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都不堪回首,唯独化学研究所1964年的社教运动,令我回味无穷。说那次社教运动是成功的,就在于它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自我教育,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向,提高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工作组特别注意保护科学家,召集“神仙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一再强调,这些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都是我们的国宝,绝不能伤害他们的爱国赤心,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专长。科学家在那次运动中没有收到伤害,还颇受教育。

    化学所社教运动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工作组的领导班子: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任工作组组长,化学所党委书记白介夫、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王锡珍任工作组副组长。张兴华同志说:彻里彻外这是个级别高、高水平的工作组。在那次运动中将高超的领导水平和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运筹帷幄,嘉谋善政,令人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从这张老照片中,我们也可看出父亲他们的四清工作队政策水平是很高的,他们没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以教育、学习为主。在这张照片中的基本上是当时化学所所有的高级研究员和主要所领导。其中有当时的化学所党委书记白介夫(第二排左二,后曾任北京市政协主席),他不仅没有挨整还参加工作组、担任副组长。当时的所长是中科院院士柳大纲(第四排左四)。曾经是院士的五人,先后担任化学所所长的有四人,他们是王葆仁(第一排右一)、钱人元(第四排左一)、梁树权(第四排左二)、柳大纲(第四排左四)、蒋明谦(第三排右五)。其中还有台湾籍研究员、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台盟总部理事会主席苏子衡(后排左二)。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那个时代运动的主旋律,尤其是照片中大多数人都是五十年代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把他们作为运动的挨整对象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工作组长杜润生、副组长王锡珍和化学所高研在一起的照片却显得多么和谐、温馨、轻松啊。从照片的标题是“学习小组”看,说明他们是以学习为主,根本看不出是在搞什么运动。用胡亚东所长的话是:这次“四清”以有惊无险而告终。我一直记得这位老领导、衷心地觉得他是言行一致,不搞阳谋、阴谋的共产党员。

从这张珍贵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出父亲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是多么平等、融洽,彼此像朋友一样。他是党的知识分子统战政策忠诚的执行者。这张老照片使我再一次感受父亲的教诲、父亲的温暖、父亲的信仰、父亲的坚韧,父亲的政策水平。我以最诚挚的心情、永远怀念我的父亲王锡珍。

 

                                            2014年1月20日

 

 附照片一:

 

       

 

第一排:左1:秦力生(曾任中科院副秘书长、工作组副组长)

        左2:杜润生(曾任中科院秘书长、工作组组长)

        左3:王锡珍(工作组副组长)

        右1:王葆仁(中科院院士、曾任化学所副所长)

第二排:左2:白介夫(曾任化学所党委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

        右2:程浩(工作组成员)

第四排:左1:钱人元(中科院院士、曾任化学所所长)

        左2:梁树权(中科院院士)

        左4:柳大纲(中科院院士、曾任化学所所长)

后排:  左1:胡亚东(曾任化学所所长)

        左2:苏子衡(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台盟总部理事会主席)

右5:蒋明谦(中科院院士)

 

附照片二:

 



第三排:左6:白介夫(曾任化学所党委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

        左7:杜润生(曾任中科院秘书长、工作组组长)

        左8:王锡珍(工作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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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17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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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杂感

情感

 

    宏谟治世按:前几天收到湖北咸宁母亲家乡的亲戚陈大银老俵发来的一篇文稿《望山泉与棠棣尖》,文中记述了他们实地探访望山泉、棠棣尖、里崖等地的情景,讲述了当地名人的革命事迹。文中多次提及我的母亲刘毓兰及其家族、家庭以及她小时候就读的学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望山泉的泉水养育了母亲,母亲晚年常常提及这生她养她的故乡。棠棣尖,其名可能典出《诗经》“棠棣之花,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不兄弟。”这是一首讲述兄弟友爱的诗,以此名地,可知祖先对后世的期望之情。文中还提到我的外祖父刘昌合,革命前辈聂鸿钧等。将其发之博客,以飨众乡亲。

 

 

望山泉与棠棣尖

 

                                         陈大银

    2013年11月23日,在咸安区汀泗桥镇大桥村支书王用计的安排下,大桥村15组梅家林刘纯林带引笔者,实地探访望山泉、棠棣尖、里崖等景点。

    我们往大桥村泉塘公路南进,从榨坑刘水库尾桏树包岭下岔路上山,依次经过大路坪、长窝岭头,来到里崖背底岭三岔路口,沿着西北侧埼筋(山脊)走了一段横路,来到望山泉。


            

         这就是养育泉塘畈上千人的望山泉。据说水大时能够冲垮下游的房屋。

 

 



         棠棣尖,其名可能典出《诗经》“棠棣之花,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不兄弟。”这是一首讲述兄弟友爱的诗,以此名地,可知祖先对后世的期望之情。

 

    望山泉位于棠棣尖主峰西北坡,距棠棣尖顶部150米左右,口部呈不规则的等腰三角形,左、上、右三方是岩石,下面是9平方米的小潭,水深0.5米,终年不涸。

    大桥村泉塘畈因畈上新屋刘与董家结合部有一口终年不涸,可供千人饮用的泉水井而名。清初年间刘某在棠棣尖北坡开荒种地。有一年,久旱无雨,颗粒无收。他盼望天上降雨,把眼睛望瞎了。后来,每天喝这里的泉水,眼睛渐渐复明。他去世后,在外经商发财的儿子回乡,为感谢泉水治愈其父眼睛和乡邻安葬其父,在此泉北8米处坡上建了一个占地30平方米的纪念亭,取名“望山亭”,望山泉因此而得名。清末民初,望山亭被毁,亭基现存砖头瓦砾,长满了楠竹。大桥村16组铺崽刘纯政老人说:“1969年,我在泉塘大队(后更名‘泉塘村’,2005年3月与六斗畈、大桥村合并为‘大桥村’)林场当事务长,到望山泉挑水,看见望山泉的水就像水库闸门被打开一样,冲倒了山脚下榨坑刘水库堤和6间房屋,冲毁了30亩水稻。”

    望山泉所在的棠棣尖,原生长落叶小灌木和棠棣花,又名“棠梨(野梨)尖”,却被有的人说成“桃梨尖”。它海拔493.2米,是汀泗河与淦河支流飞仙洞之间大元山脉北行的一支,是汀泗桥镇大桥、聂家、古田一带最高的山峰。东距古田村11组大元山何家1,500多米,南分别距赤壁市随阳镇长冲村13组半山曾4,000多米、长冲村4组何家3,500多米,西距汀泗桥镇赛丰村1组冯家山4,000多米,北距大桥村原泉塘小学旧址4,000多米。顶部为长方形,长60米,宽20米,东西走向,东高西低,没有石头,全部是土壤,生长着楠竹、杉树、杂树等,属于原泉塘村林场所有。

    棠棣尖西南1,500多米处是里崖自然村,距背底岭三岔路200多米。坐西北朝东南,是“一进两重连五”砖木结构房子。有2间堂屋,8间正房。每间长7米,宽3.3米,高6米。始建于150多年前。因为1973年以后不再住人,摇摇欲坠,房间内外长满了荆棘和小树。

 



 


        小时候就常听母亲述说她家的祖宅故居,今见图片,倍感凄凉。但无论如何,母亲就是从这里走出来,踏上革命的历程。

    

大门口南侧第一、二间是刘毓兰娘家的房屋。刘毓兰(1923.9-2011.9.7),1938年10月参加革命,历任新四军5师4团文娱干部,湖北省天门县区委书记,上海市妇联干部科科长,老闸区妇联主任、区委委员,全国政协机关联络处处长(正司职),负责联络机关政协委员和后勤工作。1939年初,何功伟(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中田畈人、后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雷同(桂花镇石城村大屋雷人,解放后任湖北省医药局局长)、何功国(中田畈人,1941年农历九月任中共咸宁县委书记)、何功济(中田畈人,1939年元月任中共咸宁县委组织部部长)等人,在刘毓兰家从事革命活动,在她家木板楼居住两个多月。刘毓兰在里崖大门左前方坡下50米处竹林中土地庙(俗称“佛神庙”)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里崖后山60米处高底垴南坡,是刘毓兰父亲刘昌合墓地。刘昌合(1903-1976),曾历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干训班体育教官,陆军大学首席体育教官,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立体育专科学校校长。1986年,其子刘纯钧为他立了水泥墓碑。

 


 

        外祖父刘昌合,曾经留学美国春明大学主修体育专业。回国后,1932年曾任湖北省教育厅体育委员会委员、督学。解放后在武汉大学任体育教授,1957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如今魂归故里,安息家乡。
 

    里崖南200米处有一口2米宽、6米长的水井,虽已漾塞,但附近泥土是湿的,用棍、刀一扒,不一会儿就浸出一些泉水。

    大桥村16组铺崽刘纯钜、刘纯坚、刘纯泉、刘纯政的父亲刘碧先、二叔父刘定先原住里崖,在桂花镇鸣水泉开办刘万镒土纸厂,在汀泗桥街开办义利生杂货铺。

    里崖北边1,500米处是外崖,地势与里崖差不多高,房屋1984年拆毁。里崖与外崖是咸安区南部最偏僻的两个村庄。1973年3月,里崖6户与外崖6户一起,分散搬迁到棠棣尖北坡下面大桥村13组新屋刘、14组榨坑刘、15组贾董、16组刘同心。泉塘大队在里崖、外崖和棠棣尖开办林场。

    大桥村16组铺崽刘纯政向笔者讲述:刘毓兰曾就读于里崖西北4,000米处坡下铺崽后面泉塘小学(原校舍1978年撤除重建,学校1999年停办,学生分别转入聂家小学、大桥小学、汀泗桥镇小学),在鄂南十县小学生体育比赛中,获各项全能总分第一的好成绩。她在泉塘小学北侧操场跳远的砂坑边栽的一棵松树,已有10米高,胸围1米,上部有2个大分枝。1997年,泉塘小学举办百年校庆,刘毓兰寄来一幅自己画的牡丹图。泉塘小学教学大楼东边墙角,镶嵌一块百年校庆捐款功德碑,碑文系刘纯林撰写。

 


        百年老校泉塘小学,曾是母亲就读的地方。如今却在“并校合建”的风潮中停办了。

 

 


       

        相传这棵松树是我母亲亲手种植的。愿母亲的亡灵与青松共存不朽。

 



      功德碑泉塘小学百年大庆捐款名单的第一行:“刘毓兰绘赠牡丹图一幅,壹仟贰佰元”。

  

 



    2002年6月1日,母亲重返泉塘小学,在功德碑前留影。

 

 

     1926年,咸安区官埠桥镇泉湖村聂樊人、湖北省农协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解放后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的聂洪钧,经中共湖北区委批准,在泉塘小学创建咸宁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咸宁特别支部(简称“咸宁特支”),特支机关驻泉塘畈。当年,咸宁县汀泗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中共党员、赛丰村6组土寨周周九高,在泉塘小学以教书为掩护,负责省农协地下印刷所刻印工作,在转移前清理销毁文件时不幸被捕。面对敌人劝降和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誓死如归。

 

 

 

作者陈大银:湖北咸宁市咸安区政府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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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欧阳修称其父决死狱是“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1]。就是说在判决死刑案时,尽量想法让其存活,为其求得一线生机,最后实在不行,只能判处死刑时,被判死刑者也就不会有恨意了,自己也不存在遗憾了,所谓“生者无恨,死者无怨”。

[1] 《欧阳修集》卷二五,《泷岗阡表》。

宋人对死囚的临刑关怀

(刊于今日《南方都市报》)

吴钩

 

 

北宋有个叫宋祁的大才子,就是那位以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令同僚惊艳的“红杏尚书”。他的父亲宋玘,曾在常州当了十年法官。每次有死刑犯即将处决,宋玘必拿着判决书告诉囚犯:“尔罪应死,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给死囚安排了比较丰盛的最后一餐。临刑之际,“囚皆叩颡感泣”。待犯人伏法后,又替他们请来僧人“诵经忏罪”。常州的死囚都很感念宋玘的恩德,对宋玘说,“若勿化有知,当为宋府君作狗马偿厚德。”

我们当然可以说,宋玘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法官。不过我这里不准备过多强调个人的美德,因为宋玘所执行的,并不是他本人的独创,而是一套宋人已在法律上确定下来的死囚“临刑关怀”制度。根据宋朝的立法,这套“临刑关怀”制度包括七个层面:一、死囚被处决之前,“仍先给酒食”,允许犯人的最后一餐吃好喝好;二、“听亲戚辞诀”,犯人享有在临刑前会见亲人、进行人生告别的权利;三、“示以犯状”,即当众宣读犯人的罪状、判决、断由(法律依据),不搞秘密宣判;四、“不得掩塞其口”,即禁止用东西塞住临刑死囚之口,要允许他说话;五、若死囚“翻异(翻供喊冤),或其家属称冤”,必须中止行刑程序,快马“递申提点刑狱司审察”(《元丰令》);六、死囚一般在未申时分(黄昏)行决,“经宿乃许收瘗”,尸首第二天由亲属领回收葬,官府不得阻挠;七、没有亲属、家人的死囚,由官府给予体面的安葬,“诸囚死,无亲戚者,皆给棺,于官地内权殡,其棺并用官物造给,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上,书其姓名”(《天圣令》)。

当然,宋玘的做法更加周全、更为人性化,不但提醒死囚“尽召家人,使之相见”,还请了僧人来替被处死的犯人念经超度,这种指向终极关怀的“临刑关怀”精神,比之今日西方社会允许神父进入监狱为死刑犯祷告的人道主义做法,毫不逊色。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众死囚要对宋玘“叩颡感泣”,甘愿来生“作狗马偿厚德”。

宋代的死囚“临刑关怀”制度,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华夏的优良法制传统。至迟在唐代,政府已经立法确立了“临刑关怀”制度。《唐令·狱官令》规定:“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未后(即黄昏)行刑”;“决之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诸囚死,无亲戚者,官给棺,于官地埋瘗,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冢上,书其姓名”。五代时,军人专权,烽烟四起,法纪也成为一纸具文,以致“诸道州府刑杀罪人,虽有骨肉寻时,不容收瘗,皆令给丧葬行人载于城外,或残害尸洌”。后唐的法官张仁彖不忍看到死刑犯被抛尸荒野,建议政府沿用唐令中的“临刑关怀”原则。朝廷“从之”。宋朝建立后,将唐代的“临刑关怀”制度继承了下来,并把它发展得更加完备,比如立法强调“不得窒塞(死囚)口耳,蒙蔽面目”,这等于从法律上保障了死刑犯“临刑称冤”的权利。唐代时,武则天曾将犯人封口处决,破坏了“临刑称冤”之制,宋朝的立法,是对武则天败坏法制的拨乱反正。

这一死囚“临刑关怀”制度的背后,蕴藏着古老的“恤刑慎杀”司法理念。或者换个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恤刑慎杀”理念,催生出了死囚“临刑关怀”的制度。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人死不能复生,死刑一旦实施,便不能逆转,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正是出于对人命的珍视,中华文明在很早时候就发育出“疑罪从无”的思想,《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宋人蔡沈对这个古老的司法原则作了一番解释:“辜,罪。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还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我们今日的司法讲究“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有时候两者是有冲突的,不可两全其美,只能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中二选一,而我们的先人与现代文明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宁纵不枉”。宋朝司法接受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比较注意恤刑慎杀。虽然宋代几乎每年都会判处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这些死刑犯的大多数最后都获得了减刑,没有被执行死刑。实际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每年不到一百人。

即使罪证确凿,犯人必须以命抵罪,毕竟也是剥夺一条人命。对于剥夺生命的极刑,古人表现出极大的敬畏,比如只准许“秋后问斩”,一年之中有一大半的时间不能执行大辟之刑,因为古人相信在春夏时节处决犯人,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而对于即将被法律剥夺走的生命,古人也表现出起码的尊重,比如建立一套死囚“临刑关怀”制度。北宋哲宗年间,由于地方司法当局对这套“临刑关怀”制度的执行不甚得力,比如有些州县对临刑的死囚,“以纸钱厚蒙其首”,又有一大群执法人员围着“传呼鼓噪”,导致其“虽欲称冤,无复有可言之理”,也妨碍了亲戚辈“与囚辞诀”。朝廷认为“此其间不能无滥”,存在着滥杀犯人的司法腐败,便派遣“谏官、御史分决诸城畿甸之狱”。

有一位叫做林旦的殿中侍御史也领受了这项任务,但他告诉皇帝:“臣之此行,不过办决一时囚系而已。”意思是说,这种委派钦差大臣下去办案的整风运动是治标不治本的,效果有限。那么什么才是治本之策呢?林旦建议,朝廷应该“戒敕狱官,务在遵守”《元丰令》所规定的“临刑关怀”制度,“若尚敢违敕,令统辖官司觉察按劾,并许被苦之家申诉,立为受理”。只要严格执行制度,“积年之弊,自此顿革,辇毂之下,无有冤人”。宋哲宗同意了林旦的建议,“诏刑部立法以闻”。

我们不敢说“临刑关怀”制度自此便得以不折不扣地实行下去,更不能说宋代已实现了“辇毂之下,无有冤人”,不过应当承认,一千年前的政府,不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临刑关怀”制度,而且立法规定“不奉法者,并以违制论”,对违制的司法机关,鼓励台谏官弹劾,允许“被苦之家”控告,确实是难能可贵。因为,即便是一千年后的政府,也未必做得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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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

古诗新编

 

                  卖瓜翁 有感于邓正加事件


卖瓜翁,开荒种瓜南山中。满面尘灰如茶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瓜得钱何所营?儿女入学自谋生。可怜溽暑渴难当,心忧瓜贱不忍尝。晓驾瓜车午入市,泥中暂歇待开张。翩翩两车谁来到?身着制服头盖帽。手把文件称城管,没收西瓜夺秤杆。一车瓜,千余斤,转眼砸烂化为尘。瓜翁着急举手拦,秤砣灌顶入黄泉。遥想唐代卖炭翁,宦者尚给半匹绢。

 注:韩愈《顺宗实录》卷二:

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执照),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 “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复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曰:“须汝驴送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你,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

 白居易据此做《卖炭翁》,我今古诗新编做《卖瓜翁》,叹邓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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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文化




   

 宏谟治世按:2008年,蒙燕山出版社主编赵珩先生之托,在其社《经史说略》(包括《十三经说略》与《二十五史说略》二部)的基础上,再编写一部《历代法典说略》,普及中国古代的法律知识,并邀本人出面聘请本行业专家撰写。承蒙各位专家教授的支持和协作,很快完成任务。该书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但在出版过程中却因种种原因,一波三折,直到今年方才面世。总算对得起各位同仁。

         











       

              《历代法典说略》推介

                                              

中华民族有着四千年不曾中断的法制传统,其法律自成体系,传承有序,除《周礼》所记述的各种法律、法规外,春秋战国以来,明确的立法活动史不绝书,从《法经》到秦、汉法律,再从魏、晋之律到隋、唐法典,直至宋、元、明、清各代法典,记录了中华法系形成、发展的脉络。而中华法系从形式上看,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法律的法典化。

所谓“法典”,简单说指的就是法律典章、典籍;今日认为特指经过整理而自成体系,具有一定规模的,比较完备、系统的某一类法律的总称。而古代西方人对“法典”一词的理解却仅限于是法律汇编,如罗马法学家朱塞佩·格罗索在其名著《罗马法史》中说:“汇编法律目的是为了将零散的皇帝谕令加以汇集,这些汇编被称之为‘法典’(CODICES)。”而中国人所理解的法典,则是指依一定之规,按固定的体系规模,有总则、分则之分的、分门别类编定的大型法律,如《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这样的法律汇编才能称之为法典。

《历代法典说略》一书,对中国自先秦以来,直至中华民国三四千年各朝各代的法律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将最重要的法典做了系统的介绍。

先秦法律,夏商周时期,因文献资料的限制,古人一直以传说取代历史,尽管有《夏刑》三千条及《禹刑》、《汤刑》和《九刑》的说法,但毕竟没有具体的文字支持,故仍不能取信于人。但百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并由此而兴起的对金文文献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通过传世及出土的青铜器皿的铭文对商周法律进行研究,以片鳞只爪之线索,力图管窥全豹;用寸缕撮粟之材料,欲试蠡测瀚海。《金文法典说略》所进行的就是这项工作。

秦汉法律,是中国传统法律法典化的关键时期,百年来残编断简的大量出土,尤其是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的问世,为秦汉法律的研究揭开新的篇章。《秦律说略》和《汉律说略》充分利用这些简牍资料,对照《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秦汉的精髓。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仍,多数王朝都有立法活动,却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法典。《魏晋南北朝法典说略》对此作了综合性论述。此上我们所说的“法典”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只是借用一下这个概念。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典是《唐律》,它是中华法系的结晶,是古代法典化的总结性成果。其后本书所说到的《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大元通制条格》、《元典章》、《大明律》、《大清律例》等,都是货真价实的法典。各篇作者也都各自对其做了系统的分析介绍。

清末修律,是中国传统法律向近代法律转型的重要步骤。清政府所修订的法律,不再仅仅限于刑律的编订,而是引进了传统中国从没听说过的宪法、民法、诉讼法等等,从而使中华法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本书对各个部门法典进行了综合性介绍。

中华民国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本书对此两个时期的法典也分别进行了介绍,尤其是对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进行了评述。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杨鸿烈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法律发达史》的“导言”中说:“我们中国的法律自然也是中国民族固有的产物,从殷周起,经过春秋、战国、秦、西汉、新莽、东汉、魏蜀吴、晋、宋齐梁陈、隋、唐、宋至明,都是汉族一系相传,循序进展。中间虽屡有北方野蛮民族的侵入:如晋末的后赵、前秦、后秦、南燕,北朝的后魏、北齐、后周,五代的后唐,宋以后的辽、金、元、清各朝,虽立国的久暂不同,但都是努力汉化,而编纂法典,传播法律知识诸事,尤有可值得赞美的成就。因此,中国法律绵延四千年才不致中断,在世界五大法系中——罗马法系、英国法系、印度法系、回回法系——能独立自成一个系统,并且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法律惟一的典型。”

中国古代虽有发达的法律传统,但儒学传统造成古代文人重经史之学,而轻法律之学,甚至以读律为耻,以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所收法律类书,数目有限。在其《史部·政书类二》,馆臣言:“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兹所录者,略存梗概而已,不求备也。”乾隆以盛世而修《四库全书》,却又不屑于将法律类书予以介绍,可见其鄙夷之心。《历代法典说略》一书,将中国历代最有影响、最具特色的重要法典向读者做了简明介绍,参加撰写者,也都是这一领域中已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历代法典篇幅宏大,且多用文言文,一般读者很难通读,也不可能尽读。我们只希望通过此书,为当前的学人读史习法,普及古法知识做些铺垫工作,让读者知道中国法律传统的博大精深,管窥蠡测,知其一斑,引起对中国法律史的兴趣,进而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法律,促进当前的法制建设。

中华法系的研究在近二十年来,一直是法律史学界的重点、热点,然而研究者多以西方法学的概念和理念解读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其结论也多以近现代西方法律文化为参照系,往往得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落后与野蛮的结论。而近年来在国内外的法学界流行着对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否定的论点,尤其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法学的观点。但只要我们认真研读中国的各代法典、法规,就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丝毫不亚于西方以罗马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就没有人类现代的法律文明。

 

                                    2013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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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9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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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特殊年代的婚礼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都是上世纪70年代先后成婚的。那时讲究“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所以我们的婚礼也都一概从简,当然也就没有那种新娘披着婚纱的结婚照了。都是到照相馆,在摄影师的摆弄下二人合影一张十分呆板的结婚照。那个时代的青年男女结婚大体都是如此,也没觉得“寒酸”。

    但在妈妈的照相簿中,却珍藏着一张爸爸妈妈的结婚照。妈妈身披婚纱,爸爸身着长袍,手持礼帽,每人身边都站着一位伴童。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结婚照的“经典”造型,在许多老照片中都可以找到同样型制的结婚照。可在咱爸咱妈的结婚照背后,却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1940年,中共鄂豫边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被日寇占领下的武汉重建共产党的组织。边区党委首先派我母亲(当时我母亲年仅17岁)秘密潜入汉口,建立党组织。母亲凭借亲戚关系、老熟人、老同学等,发展了许多党员,很快组建了党支部,被选为书记;后改为特支,母亲任特支书记,不久又在汉口建立了地下秘密联络站。

     1941年,中共中央又指示鄂豫边区党委,派父亲到汉口建立特委。父亲到汉口后,与母亲取得联系,并通过她与地下党的其他成员建立联系,组建了汉口特委。1942年初,父亲返回大悟山向陈少敏大姐汇报工作。大姐突然问:“你结婚了吗?”父亲奇怪地反问:“我跟谁结婚?”陈大姐哈哈大笑,说:“你这傻瓜?你身边有那么一位好姑娘小刘,你不会找她结婚?回去就告诉她:‘大姐让你和我结婚!’”父亲道:“她还是个小姑娘,我怎么开口?”大姐指示随同去边区的汉口地下党机要交通员说:“你回去对小刘说,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你们结婚。”

    这年春天,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也为了让父亲能够安全、稳定地在汉口扎住脚跟,根据组织的决定,我父母结为夫妇。鉴于母亲的的家族在武汉有一些社会关系,便于广交教育界、工商界、医务界人士,以利于全面开展活动,陈大姐指示父母公开结婚,大办婚礼,大宴宾客,造成影响,广交朋友。因此,他们在汉口六渡桥会宾楼(今此宾馆仍在,只是原建筑已经拆除,在原址新建了现代化宾馆)举行婚礼,由他们的家人和同学出面操办,“高朋贵友”请了不少,婚礼办得有模有样。通过这次婚礼,他们不仅沟通了已有的社会关系,还结识了一些新关系,就连日伪人员中也有了可利用的关系,为下一步在汉口进行地下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这张结婚照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倏忽岁月如梭,转眼七十余年已过,父母先后过世。而今的年轻人结婚,婚纱照是必不可少的,动辄花费数千元之巨。我常想,这种“挥霍”到底值得吗?但转念一想,老辈舍生忘死地奋斗,不正是为了子孙后代今日的幸福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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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七周年

我的博客今天692天了,我领取了徽章.  

  • 2006.07.08,我在新浪博客安家。
  • 2006.07.08,我写下了第一篇博文:《半个世纪的感怀》。
  • 至今,我的博客共获得23,248次访问。

这些年,新浪博客伴我点点滴滴谱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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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李野阿姨是我最敬重的革命老前辈。对她的事迹我也知道的不多。我只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李野阿姨下放北京郊区,因张世同(具体哪两个字记不清了)叔叔病重,回家照料。张叔叔故去后,阿姨身体也不好,就居家修养。我常去她家看望,与她谈论时局。阿姨虽话语不多,但也可见她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刚强的个性,令人敬重,遂与之成忘年之交。打倒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我考上大学后,经多年苦读,毕业后又要“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就很少再去探望了。总想待不忙时再去,却最终未能见李野阿姨最后一面,留为终身之憾!只在接到噩耗后,手拟挽联一副,以悼李野阿姨:中原才女慷慨从戎赴国难;京报健笔鞠躬尽力陈民情。 尚飨!

 

76日,妈妈撒手人寰离我远去,转瞬间一个月了。

悲伤、痛苦、恍惚、自责。每天早上睁开眼睛都要确认一个事实:妈妈真的离开了。眼前总有妈妈的身影浮现,读书、看报、看电视;耳旁总有妈妈的声音萦绕,不急不缓,温和亲切。

三周过后,才敢面对妈妈的遗物,有很多照片和手迹。照片上的妈妈笑容灿烂,仪态雍容;手迹清晰、漂亮而有风骨。想起妈妈曾教育我说,写字要让别人看明白,她在《北京日报》工作时,就有排字工人因为稿件字迹不清而把稿件打回来的事,管你是什么领导。当然这事并不是在妈妈身上发生的,而且那时还是铅字照排,工序比现在要复杂得多。我还看到妈妈撰写的厚厚的、整齐的书稿,还有极少的回忆短文。粗粗浏览,从心底涌起对妈妈的学识和文采的钦佩和骄傲。

曾不时有人邀请妈妈写回忆录,但都被她拒绝了。妈妈常说: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她不仅不对外讲,对我们也很少说,以至于我对爸爸妈妈的经历了解甚少。妈妈去世后,我总在想:爸爸妈妈是怎么认识的?在抗大?还是新四军?可惜,那么重要的问题,却永远得不到解答了。

奥运会热热闹闹,但妈妈却看不到了。这些年,妈妈对体育越来越着迷,看电视的主要内容就是体育。妈妈曾说,现在的电视节目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说教,要么就是戏说、时尚,加上耳朵又越来越差,看起来很吃力,不如看体育比赛简单直观。就在病重住在医院时,她还曾说起“国安”“泰达”……

妈妈,都说天堂美好,真的是这样吗?我知道,一向独立的妈妈,很难适应新的环境。真是难为妈妈了,但别无选择啊!爸爸,只能拜托你好好照顾妈妈了,愿你们安好,不再孤寂。

实在写不下去了。

妈妈,我好想你啊!

 

    女儿泣拜                              201286

 



因妈妈原名含“兰”字,故撷兰花献给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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