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

  “……就在北京经典的枪声响过之后的第50天，我像许多中国人一样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天籁之音：So-So-La-Re，Do-Do-La-Re……这是七十年代最世俗的乐曲，但是这一次，它来自神秘莫测的天外，来自一颗仅重173公斤的‘星星’。”这是薛忆沩关于七十年代的描述，也是我至今读到的对那个年代最富诗意的描述。

    《一个年代的副本》，我是在网上发现这篇长文。我很奇怪，如此奇妙的文字竟不能找到纸质读本。我难以忍受，便用A4的纸打印出来，5号字密密麻麻，竟有19页。四十多年前，我也是那座南方城市的一个孩子，同样在暗夜里寻觅着第一颗卫星。我只是没有想到，还有另一个孩子，成年以后，会将这情景拷贝下来。

    我相信对历史学家而言，七十年代只是一连串事件的排列：遇罗克被枪决，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倪志钦跳高破世界记录，九一三事件，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批林批孔，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他们只是用冰冷生硬的语言叙述过程和结论，而对这一切在一个孩子心灵的投影，却毫不在意。

    但对薛忆沩而言，七十年代却是一幅幅在内心永久不灭的暗影：父亲的草帽，阴郁的小屋，偷读爱情诗歌，小镇人家随意摆放的棺材，高音喇叭传来的最高指示，突然响起的哀乐，一个同龄孩子的上吊自杀……我也同样相信，这是更为精密的历史。中国几乎每一个从那个年代穿越的孩子，都可以成为作者心灵的证人。

    七十年代，当一个邻居小伙伴悄悄向我耳语“林彪是叛徒”的惊天秘密时，那一刻，如电击一般，我承受了巨大的震动和恐惧。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城市的作者当年也同样承受这骇人的惊惧：“ 如果那‘三叉戟’没有掉下来，苏修很快就会知道我们全部的军事机密，包括我们所有防空洞的位置。我们怎么办？……”

    七十年代，另一个邻居小伙伴用“你爸爸是右派”挑衅我，我顿感羞辱，愤然出手。奇妙的是，这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作者的父子之间：“一个九岁的孩子会给自己的父亲扣上‘右派’的帽子，而一个四十一岁的父亲会被这顶莫须有的帽子激怒，用自己在劳动中锻炼出来的拳头照着自己儿子的头部，将他痛打一顿。”

    七十年代，我的一个小学同班同学，不知犯了什么错，被罚，竟面向教室的毛泽东像，低着头，跪在教室的水泥地上，跪了整整一节课。弱小的他，全然无助，一边跪着，一边流泪……我何尝能想到，六年之后，“一度失控”的作者，也因为犯禁而受到同样的严惩。“从此，我与伟大领袖结下了‘个人的恩怨’……”

    无论理论家们为那个年代制造了多少五花八门的定义，我吃惊地读到，在热爱哲学的薛忆沩看来，那是一个“死亡的年代”。难道不是吗?如果从高空回望那个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其实是这样：一个小黑点，消灭了很多小黑点；接着，又消灭了那个靠它最近的小黑点：最后，那个小黑点再也一动不动……

    意味深长的是，在同样热爱诗歌的薛忆沩看来，那个年代又是“语言的年代”。早从六十年代开始，中文就突然冒出众多令后辈难以捉摸的语言：红卫兵，走资派，炮打司令部，一打三反，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语言和死亡，互为制造者。语言的暴力，批发了大量的死亡；而大量的死亡，又催生出更多的语言的暴力。

    深深触动我的，还有薛忆沩的柔软，这是他最令人动容的“人道主义”。读到此处，如泣的琴声骤然而起：“那个老工人对我们一家都充满了感激……我只有十岁，他年长我四十岁，但是他叫我“叔叔”……我无法剥夺一位老工人使用语言的权力。但是我很难受。他纯朴的语言和衷心的感激对我造成了终生的伤害。”

    薛忆沩的文字，无疑有天纵英才的意味。仅此一文，也足以证明他的魅力。他是中国文学罕见的异类。当多数写家仍醉心于“经典力学”时，他就开始觊觎“相对论”了，他试图进入“黎曼空间”。他在报媒撰文谈到今年即将推出的五本新著，这只是他新一轮马拉松的开始。他的耐力和爆发力，我想说，将超出想象。

从网上搜得一本旧书：《遗弃》，长篇小说，薛忆沩著。我购得的这本，是1999年的第二版，收入艾晓明主编的“边缘文丛”。置于卷首的，是艾晓明为本书写的代序“个人状况”。书后列一附录，如简历一般，记述了本书的出版经过。正文前是作者的题记，耐人深味，仅三行字：图林说，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

本书1989年首版，距今已有二十多年。首版之后的八年，罕有读者，用作者的话而言，是“一本不存在的书”。作者曾撰文估算，其读者数量即使以二进制计也不会超过四位数，也就是说，包括编辑、评论家在内，累计不超过17人。然而，沉寂八年之后，这本被“遗弃”的作品，却突然之间，成为知识界议论的话题。

但我今写此文，却并非关于《遗弃》的本身。事实上，时至今日，本书读者之数量，已远非昔比；有关本书的评论，也到汗牛充栋的地步。我只是想说，我于出版后的二十多年方读到本书，固然是一种错失；但对我个人而言，也意味着是一种重逢。更确切地说，我是以这样的方式，与阔别二十多年的作者，再度重逢。

1984年，湘籍大学生欧亚平、罗雷，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省经济与技术发展促进会”。因我大学同学鲁卫平在该会任职，我经他的引荐而入会，并负责编辑会刊。1985年，赴京参加“中日二十一世纪经济研讨会”。借此机会，我和鲁卫平带着促进会名册，到北京各大高校联络湘籍学生。也就在这时，与薛忆沩相识。

那时的北京，仅一条地铁，还没有二环。我们从万寿路搭车，几经辗转，才到达偏僻的北航。校园很大，我们摸索了好久，才终于在一栋学生宿舍楼里，找到了薛忆沩的寢室。他很高，应该超过一米八。但戴着眼镜的他，却看上去相当文气。我甚至觉得，他的笑容有几份腼腆。当我们一开口说长沙话，乡情扑面而来。

似乎也可这样说，当年我们这个促进会，相当于一个湘籍校友的“同盟会”，志在振兴湘省，因而在全国各大学的湘籍学生中，影响较大。作为会员的薛忆沩，对我们的到来，自然非常高兴。他很快到食堂为我们打了饭，大家三三两两坐在床沿，边吃边谈，口若悬河。那个年代，没有人犬儒，都在为一个理想而激动。

天色已晩，我们在拥挤的寝室里，谈兴正浓。我们谈到了北京各高校的湘籍学生部落，谈到了促进会的建设与扩张，谈到了会刊的使命和前景……不约而同，我们最终又谈到了文学。这时我才知道，学着计算机专业的薛忆沩，原来还是一个热烈的诗歌爱好者。我隐隐能感到，他略显青涩的笑容，其实掩藏着一种激情。

我深深地记得，那天晚上，激情汹涌，我们还谈到了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那是八十年代，是一个不以谈文学为耻的年代。依稀想起，和我们热聊的，还有薛忆沩的一个同学。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好象是福建人，面容沉静，但内心对文学却有着少见的热忱。不知为何，多年之后，每次想起薛忆沩，我都会想到他……

北航相别后不久，薛忆沩即毕业回到湖南。我为着会刊的约稿，曾联系过他。令人感动，热情的他，诗稿如约而至。我记得都是一些短诗，朦朦胧胧，似现代派的诗风。而他圆润而柔和的字迹，也令我印象至深。后来会刊上发了他几首诗。可惜的是，风雨流年，当年过早夭折的会刊，连同作者的手稿，早已湮没无存。

八十年代中期，下海经商蔚成风潮。促进会原有的一批骨干会员，开始各奔前程，捷足先登者，均进入各大公司及机构另谋高就。曾经应者云集的促进会，使命遂告终结。此时，我也辞去中学教职，到省内一家刚刚创刊的企业家杂志从事采编。我很快陷入高负荷状态，频繁出差。因而，与薛忆沩的联系，也渐渐中断。

联系中断后，却不知薛忆沩的去向。隐约听说他好像在省内一家国企供职，而不知其详。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令人意外地，又竟然再看到了他。那时，我还住在父亲的出版社宿舍。有一天我从四楼的窗外望去，看到对面宿舍楼的门口走出一个人来。我一眼就看出，那个高大、文气、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就是薛忆沩。

我对面的那栋楼，却是另一家出版社的宿舍。事实上，自此之后，我会常常看到他在那栋宿舍出入，感觉他就常住在那儿，甚至感觉他很少上班或根本就没有上班，仿佛沉潜于那栋楼中。我当时在想，他在做什么呢?他还在写诗吗?当然，直到今天我才能推测，他当年在那栋宿舍，很有可能，是在埋头写这本《遗弃》。

到八十年代后期，促进会有很多会员，都顺乎潮流，完成从“文艺青年”到“商业青年”的“华丽转身”，身手不凡者，甚至开始在商界初露锋芒，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89年中国政治风暴之后，这种转型更在加剧。相形之下，蛰居于那栋宿舍楼的薛忆沩，却远离“沸腾的生活”，不声不响，走一条寂静的道路。

不知从何时起，我再也没有见到薛忆沩，仿佛他在那栋宿舍突然消失。也似乎不足为怪，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在急剧变化，每个人都会在中国乃至世界地图中重新定位，迁徙成为常态。1996年，我也从他对面的那栋宿舍消失了，去了北京。时日漫漫，薛忆沩，这位曾在我岁月中留下印痕的人，渐渐地，从记忆中隐没。

十多年过去了，我对薛忆沩的状况，一无所闻。离开那栋宿舍楼后，他去了哪里，在做什么，也一无所知。但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会以“某种方式”与他相遇。那时我还在北京。那天，在路边的书报亭，顺手买了一张《南方周末》，回家就随便翻了起来。翻着翻着，我忽然在一篇文章看到一个名字：薛忆沩……

相别十多年，竟然在报纸上与薛忆沩不期而遇，我心里猛然一惊。那种感觉，仿佛如一个杳无踪影的故交，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应该说，这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见到他的名字；也应该说，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他的散文。我急切地读着，很快我意识到，这位记忆中的诗歌爰好者，其随笔的文字，竟有着不可抵挡的吸引力。

在那篇有着欧式风格的随笔中，薛忆沩以从容的笔触，讲述了一个有关白求恩与同一妻子两次婚变的真实故事。透过这篇故事，我们吃惊地发现，这位被毛泽东誉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国际主义战士，在其个人的婚姻之途上，有着罕为人知的纠结、迷茫和痛苦。

一个对文字苛刻的人，即便是写一篇小文，甚至是一纸便笺，也不会苟且。反过来说，短如千字之文，亦可见作者高下。薛忆沩这篇关于白求恩婚史的短文，无论是题材、视角还是行文风格，都有其独特魅力。由这一篇短文，我隐隐能感到他的实力。从此开始，在我的脑海里，“失踪”多年的薛忆沩，仿佛又回来了。

自此，我开始留意薛忆沩的专栏，我甚至将书架上过期的《南方周末》清了出来，一一翻捡，试图从中寻找出有可能漏看的文章。后来，我又读到了他写的《爱情与肥皂》、《神秘的果实》、《有其父有其女》、《都德的“最后一课”》、《虔诚的拒绝》。我不得不说，以这样的方式与故友重逢，有一种隐秘的快乐。

薛忆沩的这些随笔，大抵是一些“西书谈片”，雅趣盎然，文字相当欧化。有时候读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是“译作”，但这恰是作者魅力之所在。他在用西式的视角和笔调，解读那些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人。他用语相当节制，却不乏暗劲。文中往往随便拈来一个细节，那些名人们的“另类面目”，即跃然纸上。

但直到此时，对薛忆沩的了解，也仅限于他在《南方周末》的专栏。他的现状如何，却并不清晰。我只是从这些书卷味极浓的随笔直觉地认为，他在从过去的一个“诗人”向一个喜读英文原著的“学者”转型。而我竟全然不知，早从八十年代这本《遗弃》开始，薛忆沩就一直在奋力于制造“以读者稀缺为荣”的小说。

世事多变，每个人的支点，随时都会发生位移。2008年，因工作之故，我从北京迁到海口。自此之后，我开始从事数字出版。我平时的阅读，也从报刊转向网络。因是之故，我未再订阅《南方周末》。对薛忆沩专栏的关注，亦由此中止。几年过去了，忙于俗务的我，久疏文事。薛忆沩在我的脑海里，又再度“失踪”。

但怎么说呢?年岁越长，怀旧日深。夜凉如水，琴声低回，一些如烟的往事，常常会不期而至。那是今春的一个夜晩，静静的，独坐书房，一灯相对，我在网上流连。不知何故，我忽然又想到了长沙的那栋宿舍，想到了薛忆沩。一别二十多年，他如今在何方呢?想到这，一念突如其来。我把他的名字，敲入了Google……

感谢Google，它是我们这个年代最具魔力的奇迹制造者。当我将回车键按下的一瞬，我惊异地发现，这位八十年代热衷于写诗的北航学生，今天已被媒体目为“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而出自作家残雪的评价更令我惊异：“读他的书，你会感到，这是一个永远生活在精神的前沿，对于世俗不屑一顾的真正的作家……”

直到此时，我才知道，薛忆沩当年从我对面的那栋宿舍楼消失之后，走过了怎样的轨迹。1990年，他辞去公职，离开长沙，南下深圳，去了一家民营公司；1993年，他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1996年，他再次回到深圳，在深圳大学任教；2002年，他移居加拿大，再次当学生，“生活在别处”……

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历经二十多年的曲折，薛忆沩在文学的长旅，有过怎样的跋涉。1989年，完成长篇小说《遗弃》及《一个影子的告别》；1991年，其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2006年，出版作品集《流动的房间》；2009年，出版作品集《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未有片刻犹豫，我迅即从网上购得薛忆沩已出版的全部作品集。一展之下，顿觉石破天惊。我读过那么多国内优秀作家的作品，可我仍不得不说，他的作品，是无可替代的。尤其他所写的“历史外面的历史”，其给我的震撼，是难以言喻的。他的文字，有博大的悲悯，其所表现的高贵气质，更是凌空高蹈，罕有其匹。

走笔至此，还应该借此小文，向深圳资深的媒体人王绍培表达我内心隐秘的敬意。早在薛忆沩尚鲜为人知的九十年代，王绍培即开始频繁在深圳各大报媒撰文，给予关注和传播。我正是从网上读到他刊于《深圳特区报》的一篇长文，才得以获知薛忆沩的状况。如果不是他这篇文章，我差一点错过这个“迷人的异类”。

此后的不久，我终于通过王绍培的中转，与相别二十多年的薛忆沩取得了联系。那天上午，我正在家中吸尘擦地，远隔万里的薛忆沩，打来越洋电话。当话筒里传来久违的声音，那一瞬间，恍若时光倒流。冥冥之中我有一种感觉，这重逢绝非偶然，而是天意。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年代的重逢，是灵魂与激情的重逢。

二十年前的酷夏，父亲在长沙离世。

清明没有回去。不因路途遥远，只是不想仪式般的，面对他的墓碑。

宁愿一个人静静的，默想着他的身影……

那年，刚刚离休不久的他，身体忽然衰落下来。抬脚爬楼，都力不从心了。

我和母亲送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不能回家了，必须立即住院。接着又避开他，悄悄告诉我，他的心脏病，非常严重，随时都有不测……

我心里一沉，都不敢面对他。

他看上去表情并无异常，也未向医生提出有任何疑问，就住下了。

其实我知道，父亲心极细。突然被告知要立即住院，以他的敏感，可能也明白，来日无多了。

接下来住院的日子，他似乎很安心，行止如常。实则很有可能，他只是在勉力支撑着，不愿将内心的阴影，流露出来。

那天晚上，我去医院看他。奇怪，那晚他精神特好，我们聊了很久。对我们从小一向严厉的父亲，显得少有的温情。

但第二天清早，我就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起床后刚要刷牙，就忽然嘴唇紧闭，怎么也打不开，倒下了。

我火速骑摩托车赶往医院，到了病房，我惊呆了。父亲身上插满了管子，因窒息鼾声如雷，昏迷不醒……

医生用各种办法抢救，无效。渐渐，他的呼吸越来越弱，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我看着他的遗容，忽然哽咽。弥留之际，他再也不能看我们一眼，再也没有留下一句话。

追悼会后，我独自站在燃烧室的不远处，很快，他的遗体被送入炉膛，我静静地看着，烈焰熊熊，他在一点一点的熔化……

遽尔之间，至亲的人就顿为灰烬，生命何其惨淡。很多年过去，不知为什么，每逢清明，我都会想起那焚烧的火光。

重读育赋的《屐痕雨迹》，不期然的，又想起年轻时的他。为着士光先生的那本书，接到了他的电话。讷于言，却让我感动。后来他常来信，字里行间，似有一些愁绪。有一封信，笺内夹着的，正是这篇。“这支笔不忍舍弃，想着那时光如注，滔滔东去了，无可复回……”那次，刚看到这个开头，便不觉被吸引了……
    总觉得育赋的文字，有先辈的遗绪，如郁达夫，如梁遇春。笔风之优柔散漫，又会想起近世那些唯美的日本作家。读过太多写雨的文字，而育赋的这一篇，无疑是抜萃的。
    育赋是多感的，他写雨，也在写如雨的思绪。有一段文字，如一幅画面，人雨交融，很美。“一天上午，雨势浩大，我们站在走廊上看雨，竟不住心如潮涌。远处的绿荫场上，一位伤感的少女在雨里踽踽行走，物我皆忘地让雨水冲刷着。我蓦然有些感动，觉得人在世上，纵使爱恨疯狂，亦是那样的琐碎无趣。”
    还觉得育赋的文字，有电影镜头感，过目难忘。“又一个夜晚，下晚自习了，突然暴雨如注，学生们都聚集在教学楼大门口，其中就有我常为之心系的一位。我慌忙冒雨赶回宿舍，打了伞折回来，慌慌张张地出现在她面前，未及表示，她却躲开了。众目睽睽下的我无地自容，于昏暗的灯影中，一双腿瘫了下去……”
    也喜欢育赋笔下那些湘黔县城的光景，凄风苦雨，却也是动人的。“有日我正在苍白的灯下阅读，听到窗边雨声，走到窗边去看时，雨真的在昏暗的老街上落起来了。街巷里行人匆匆，一个少年将书包托在头顶，年轻女人则打着伞忘情地走过。而在年深月久的木桥上，一个可怜的孩子正抚着头发在雨中愤然痛哭……”
    育赋在骨子里，是逃避浮华和喧嚣的，故而与小城之雨，有如梦的牵连。“在县城昏暗的、充满了古式屋宅的青石板老街上看雨、淋雨，或者在雨的岑寂里悄然探访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而后呵着双手一副老态地走回自己的寓所，如此种种，在我是一大美事……即便是围炉谈艺，即便是挟妓浪游，也是无法企及的。”
    生命中有些感觉，细若游丝，但育赋却捕捉到了。与其说他写的是雨，毋宁说是人世间亘古一般的苍茫。夜雨纷纷，万物兀自活着、死去，生生灭灭。“突然间一阵阵的悲凉感觉席卷在我心里，使我艰于呼吸；一时竟连为什么也答不上来，而那种感觉又那么实在，仿佛触手可及：黄昏、灯影、雨声、潮湿、暗夜……”
    万事皆有因缘。我和育赋，非同龄人，本素不相识，却因彼此皆心仪士光先生，乃一见如故。他那时那样年轻，还在文学的长旅漂泊，漫无依傍。忽收到他这篇优美的作品，跫然而喜，便将其转寄给士光先生。先生竟很快回信了，言极殷切：“我想，像这样的人，一定是不会去做别的事情的，一定会与写作相随……”
    和育赋相识，近二十年了，但这么多年来，我们也就见过两次，亦从未深谈。彼此之相往，也只是在网上一星半点的文字。如今天各一方，想一起喝喝茶，竟亦难如愿。当年他那一份真挚、热忱，我始终未忘。今重读他这篇旧作，逝去的时光，又恍在眼前。写上这篇小文，也算是对我们多年的友情，留下一份纪念。

她丈夫Erik随手将白色的“苹果”打开，很快，一幅幅美得刺目的照片，从屏幕中流出。

她告诉我，这就是她早先在卑尔根和我提及的摄影集。现在，已完成电子排版，很快就要付印。

她说，在她艺术的生命中，唯有此书，耗尽了心力，贯注了最深的情感。

我看不懂封面上的挪威文，问她。她说，她想了很久，最后将书名定为《烙印》。

我暗暗有些惊讶，多好的书名呵！

只是二字，一下子就让这本摄影集，变得深沉、厚重。

也许，是作品中那些如缕如刻的面容，如火灼烧一般，深深地烙在她心底吧?

26年前，我们同在湖南的一家杂志共事，她是美编。

当年，她只是定期将一大叠画好的插图、版式放我桌上，没有多话，便离去。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交流。

15年前，她与画家Erik结为伉俪，离开故土，移居到遥远的挪威。

在北京道别，大家忽然有片刻沉默。

挥手自兹去。我们都不能确定，内心有太多隐痛的她，还会不会回来。

很长的时间，竟没有收到片纸。不知何故，她这一去，音讯全无。

直到有一天，当她和她丈夫，又与我们在故土惊喜相遇，我才得知，身在异国的她，其实年年必回。

她说，很奇怪，只要是中国人，走得再远，也会对离去的故土，有一份情牵。

那种感觉，就像顽固的湖南人，走到哪里，都改不了吃辣。

03年，她用挪威文做了一本书：《湘菜与乡土文化》（XIANG-MAT OG KULTUR FRA HUNAN）。

那是一本24开的精装书，书中几乎所有的图片、文字，都是她精心拍摄、写就。而且，图片中所有精美的菜式，都由她亲手烹制。

那些又香又辣的湘菜，红红火火，看一眼也是享受。其间流露的乡情，只可用一句诗人的话来形容：浓得化不开……

间或，书中还插有几幅她在乡野拍的照片，很真实，自然而然，毫无雕饰，有一种异样的美。

那时我才知，每一次归国，她和她丈夫，都会远离繁华，刻意地深入到穷山僻壤，用尼康的长焦，去捕捉中国的乡土之美，人情之美。

18次回祖国，背负沉重的行囊，从新疆、甘肃、陕西、四川，到湖南、贵州、云南、广西、海南，行迹遍布无数的乡野、田畴、江河、荒漠……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不惜成百上千的胶卷，始终将镜头专注于那些中国最底层的农民，终于至今日，成就了这本《烙印》。

用她的话说，每一次踏上故土，那种心情，堪比远嫁他乡的女儿，回到娘家……

就因为怀着这样的一颗心，并非专业摄影家的她，方能忘情地拍摄，方能从那些农民看似粗糙的面庞，发掘出遗世之美。

因而，她将那些惯见的浮华、造作、伪饰，统统拒之于镜头之外。书中几乎所有的影像，都是原生态的、质朴的农民。

容不得虚假。这几乎是林凤仙视同信仰的美学原则。

封面是一位云南哈尼族的农妇。如大多数中国偏远的乡下女人一样，长久的日晒和劳作，令她的面色黧黑，指缝积满尘垢。

可就是这样一位看上去有些脏陋的中国农妇，到了林凤仙的镜头，却迸发出一种本色的美。鲜艳的头巾，半遮着她的黑发，那一瞬间，她似乎忘却了日子的艰辛，洁白的齿间，溢满了灿烂的笑……

还有封底上那位年近九旬的侗家老妇，满脸如沟的皱纹，白发苍苍，扎着漂亮的方格头带。年迈的她，只剩下两颗门牙了，却宛如无忌的孩子，笑得那样甘甜、欢畅……

那是哪一幅?如一幅油画，光影交织，若明若暗。一个苍老的藏人，刀雕般的脸，刻着无尽的沧桑。那是一种怎样认命的眼神，隐忍，无告，忧伤……

久久地凝视着，难言的感动。总觉得作者透过这样的镜头，表达了一种深意。

我知道，她那一代人，记忆深处，总是宿命般的，与往日贫穷、艰难、哀愁的中国，纠结在一起。

当她完全如一个挪威人，富足而平和，心如止水地倘徉于卑尔根宁静的石街、喷泉、森林，她会不会在某一个瞬间，忽然想起那些贫瘠的、与故土相依为命的岁月?

会不会忽然想起，那些童年时衣衫褴褛的伙伴?那些终日劳作于故乡的田头、为温饱挣扎、佝偻的父老乡亲?

当然，我不会问。而眼前她的这本摄影集，却让我窥见到她内心的深度。

我终于能够理解，十几年如一日，为何她的镜头，始终对中国偏远的乡野，有着近乎偏执的热情。

那种被世人遗忘的、因源自灵魂而撼人心魄的美，会一如她的书名，在她的心灵，留下不灭的烙印吧?

她说，她感到一种奢侈的幸福。

从卓越网购得全套《杨德豫译诗集》，广西师大版，5册，内有《拜伦诗选》、《朗费罗诗选》、《华兹华斯诗选》、《柯尔律治诗选》、《贞女劫》。译者杨德豫先生在译界声名之著，固自不待言，但我购这套书，实出自于内心的一个情结，它与我少年时代的一段记忆有关。先生曾对我的成长，深有影响。
    先生笔名江声，与父亲是旧交，也曾是“右派”。我小时候他常来我家，我们都叫他江伯伯。
    还记得江伯伯那时的样子：高个，有些清瘦，晒得很黑，短袖衫，布裤，塑料凉鞋，随身还带着一顶草帽。我曾在家里的一本旧影集中看到过他年轻时的照片，鼻梁挺拔，眉宇深邃，中山装，文气而俊朗。其眼神气质，还真有些欧洲人的味道。然而受政治的磨难，我眼前的他，与年轻时已判若两人，貌似一介农民。
    六七十年代，我家住长沙东塘，一栋红砖的平房。每到夏季，江伯伯就会来。那年头，日子虽苦，但大家彼此照应，相濡以沫。故来我家的客人，常年不绝。每次他来，都会在我家吃饭。每次饭后，父亲和他都会在饭桌边聊很久。有时，我会悄悄端一把小凳，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听得久了，也渐渐对他有些了解。
    只有听江伯伯聊天，才觉得他很有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早年在清华读书，故能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温文尔雅，很好听。他说话语速很快，词句如流，几不假思索。他的父亲杨树达，湖南人，是有名的大学者，毛泽东当年还曾听过他的课。我那时很惊讶，却百思不解，江伯伯出身于如此名门，为何还会被打成右派?
    小时候就听父母说，江伯伯很有学问。他的英文翻译，很了不起。除了早年的《朗费罗诗选》，他后来又应出版社之约，翻译了莎士比亚的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关于翻译，我现在还记得江伯伯聊天时说过这样的话，印象很深：文学翻译不容易，译诗更难，翻译莎士比亚，就像科学家搞原子弹，是尖端的尖端……
    1958年，与父亲同在广州军区报社任编辑的江伯伯，就因对领导提了一些意见，被打成右派，开除军籍，其后被遣送至湖南大通湖农场劳改，吃了不少苦。有一年来我家，只见他手上绑着绷带和石膏，活脱脱的伤病员模样，一问才知是在农场烧窑时被摔成了骨折。更为不堪的是，长期下水田干活，又得了血吸虫病……
    出于好奇，小时候常看父母朋友们写的信，而江伯伯的信，更为我关注。他的字，应该用清秀二字来形容，行笔委婉，且干干净净，一目了然。唯独每封信尾“江声”的“声”字，是用草书而写，曲折有致，一笔连成。说来可笑，我那时觉得好看，恰好自已也有一个“声”字，便企图模仿，写了很多遍，但终究徒劳。
    江伯伯的信中，常写有旧体诗，其中律诗居多，间或也有词作。我那时虽小，却也看得入迷，有仰慕之意。其平仄之严、对仗之工，亦令我暗羡。从那些旧体诗中，我大约能感知他的心境，岁月蹉跎，怀才不遇，很失落。最记得有一次打开他的信，忽然发现，信中还夹有另一封，信封都写好了，很惊讶，是写给郭沫若的……
    江伯伯那时在农场，有才难用，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他之所以给郭沫若写信，或有申诉的意味。我清楚地记得，他在信中称郭沫若为鼎堂先生，并提到他的父亲杨树达，也随信附上了他写的几首旧体诗。这封信，他未从农场直接寄出，而托我父母从长沙转寄，或许也想请他们看看。是否还有别的考虑，则不得而知。
    读江伯伯的信多了，渐生敬慕。一天，我忽然有一冲动，竟冒昧提笔，学着大人们，咬文嚼字，给江伯伯写了一封信。信中具体写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大意是表达一种敬慕。没有想到，几天后江伯伯就给我回信了，信中多为勉励之语，还寄来二十元钱，嘱我多买一些书看看。那时我真的很激动……
    70年代末，和父亲一样，江伯伯终获平反，后调入湖南出版社工作。从此开始，他的生命发生转折。有一天晚上，一直孤身一人的他，忽然带来燕尔新婚的妻子，相聚于我家。灰暗的灯光中，大家围坐于刚刚买来的一台电视机旁，追忆逝水年华，百感交集。我看得出来，往日有些抑郁的他，有一种劫后逢生的喜悦……
    调入出版社后，江伯伯方重操旧业。1981年，其新译《拜伦抒情诗七十首》出版，并赠我父亲一册。我是第一次由江伯伯的这篇译著，读到拜伦的诗，印象殊深。后来又陆续读过其他一些译家，亦不乏名流，但比较而言，还是觉得他的译笔最美。我虽不懂原文，但仅看他的译文，也是一种享受。
    江伯伯诗译之美，当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学修养。他出生于书香名门，自幼受其父之熏染，饱读诗书，尤于中国古典诗词，浸润甚深；加之，他青年时又为清华学子，适逢中国新文学昌盛时期，故亦深受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等现代唯美诗风的影响。当他将古典与现代巧妙相融时，其译笔则自然生出一种典雅之美。
    在那个刚刚解禁的年代，我对文学的渴慕，犹荒漠之逢甘泉。和那时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沉溺于诗歌中。江伯伯翻译的这部拜伦诗选，更是情有独钟。那时夜深人静，我常常会打开收录机，放上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伴着感伤的旋律，低吟着拜伦的诗，如痴如醉。卷首那篇《悼玛格丽特表姊》，至今还能脱口而出……

晚风沉寂了，暮色悄然无声
    林间不曾有一缕微飔吹度
    我归来祭扫玛格丽特的坟茔
    把鲜花撒向我所挚爱的尘土

这狭小墓穴里偃卧着她的身躯
    想当年芳华乍吐，闪射光焰
    如今可怖的死神已将她攫去
    美德和丽质又岂能赎返天年

哦！只要死神懂一点仁慈
    只要上苍能撤消命运的裁决
    吊客就无需来这儿诉他的悲思
    诗人也无需来这儿赞她的莹洁

为什么要悲恸？她无匹的灵魂高翔
    凌越于红日赫赫流辉的碧落
    垂泪的天使领她到天国的闺房
    那儿，德行酬她以无尽的欢乐

可容许放肆的凡夫问罪上苍
    如痴似狂地斥责神圣的天意
    不！这骄妄的企图已离我远飏
    我岂能拒不顺从我们的上帝

但对她美德的怀想是这样亲切
    但对她娇容的记忆是这样新鲜
    它们依旧汲引我深情的泪液
    依旧盘桓在它们惯住的心田

是那样优雅自若，毫无斧凿，就将中文古典之美，融入诗译，浑然天成。译事之难，不仅难在对原文的理解上，更难在原文向译文的转换上。原著对译家最大的挑战，不仅来自于对原文的探险，也许更来自于他自身对母语的把握。译家唯有具备与原作相可匹敌的母语驾驭能力，方可使原文向译文的转换，不失本色。
    到了80年代中期，我因工作极忙，渐少回父母家。除了偶尔从父母那里听到江伯伯的一些消息，便很少看到他了。听父亲说，江伯伯很勤奋，几乎所有的节假日，都全部投入到译著，不眠不休。那本后来在译界得到很高声誉的《华兹华斯诗选》，即产生于那个时期。而我也有十来年，几乎没有见到过他了。
    父亲去世后，思念萦怀，追忆之中，也常常会浮想起父亲的旧朋故友。94年那年，听母亲说，江伯伯因心脏病住院了，我便买了一些水果，去医院看他。他好像有些惊讶，或许根本没想到我会来看他。他苍老了很多，满头白发，只有那文雅的声音，依然如故。只是，我不愿太打搅，也就没说多少话，便起身告辞了……
    自此之后，将近二十年，我再没见到过江伯伯。少年时的那一段记忆，已默默地沉入心底，偶如浮光掠影，不时闪现。几次回故里，都想去看他，又恐唐突，终未如愿。而眼前的这套《杨德豫译诗集》，不期而遇，真好像又让我看到了多年未见的江伯伯。见书思人，说不清为什么，静静的，有一种亲切的惆怅……

康叔突然走了，脑溢血。

那天早上刚出家门，就接到康华的手机。陈芗刚一接听，就惊呆了。康华说，那天下午，她爸还好好的，打了羽球，练了拉力器，精神特别好。没有想到，吃晚饭的时候，他就倒下了。

很难过，也很难相信这是真的。两个多月前，我们还和康叔在一起，一起坐火车，一起去祁东，一起聊天、吃饭，不意数十天之后，竟成永诀。

陈芗当夜飞赴到上海的医院，看了康叔最后一眼。第二天的下午，康华就从殡仪馆捧回了他的骨灰。

还只有61岁，太早了。刚刚装修了新房，刚刚做了外公，刚刚计划要去全国旅游，安享余生……可就在一瞬间，阴阳两隔，皆成虚空。

太反差了，仍觉难以置信。一直都觉得他很硬朗。常常看他在家里练手劲，体力之强，甚至年轻人都不及。此次去祁东赶火车，他身上扛着那样多的包，犹行走如风。十几年来，每次谈及身体，他总是乐呵呵地握紧了拳，挥动着，说自己很不服老呢。他太自信了，以致于我们对他的身体，毫无觉察，也从来不疑。

人之将走，有没有征兆呢?但说来蹊跷，他在走之前，又似乎有些不寻常。康华说，那一段时间，他忽然密集地给很多故旧打了电话。有次他还在电话中说，人活着，不需要太久，关键要有质量。人要走，就走个痛快，千万别拖泥带水……而且出事前不久，他忽然非常仔细地，把女儿家每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

难道冥冥之中，他忽然对命运有某种感知?说实在的，这只有他自己清楚。他身体是否有异样，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是，他平日太过自尊，从不甘示弱，故很有一种可能，他是有意将自己身体的隐忧深藏起来，不愿向任何人流露。素以帮扶别人为快乐的他，内心深处，可能一直在承受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压力……

很怀念，脑海中总是会闪现康叔的影子。当年我第一次去陈芗父母家，就正好看到了他。他当时穿着皮夹克，戴着摩托车头盔，微笑着，向我打了一个招呼。后来陈芗告诉我，康叔是她的姨父。那天相识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不知为什么，十几年来，康叔给我留下的，总是那个印象。

提及康叔，说来也很平常，并无耀眼的经历。49年他出生于长沙一个小康人家。因为文革，他只读到高中，便务农了。好学上进的他，未能读大学，一直是他心头之憾。但他很要强，即使种田种菜，也不甘人后。那年代很贫困，他拼命地干活，肩挑背扛，日晒雨淋，做的工分最高，很快就当上了生产队长。

后经人介绍，他与阿姨相识、结婚，并有了爱女康华。八十年代，他的活力迸发出来了。他率先扔下锄头，组织村民办起了汽车修理厂。由此开始，经一番打拼，他致富了。那时在他的周围，只有他买起了空调、摄像机等进口高档电器，并拥有一台本田摩托。在当地一时无两，好不风光，大家都叫他“康老板”。

然世态复杂。小有成功的他，开始遭人觊觎。宅心仁厚的康叔，拼命做事还行，但终究并不适合做生意，搞关系。他太直，激动起来甚至有些口吃，既不懂算计，又不会钻营。而且，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也给他带来压力。故到了九十年代，他已感力不从心，渐生退意，遂辞去厂长之职，另谋生计。

我认识康叔时，他已在一家政府机关下属的汽车修理厂工作，靠工资生活，曾经的风光不再。但我感觉，他的心态一直很好。他身上最突出的品格，就是爽朗、热忱、待人以善。这么多年来，无论哪位，只要去他家，必留吃饭，每次他都会要阿姨做好多好吃的菜，并搬出一箱一箱的啤酒，慨当以慷，盛情款待……

我总觉得，一个好客的人，他心里一定非常敞亮。这年头，谁还会去别人家里吃饭?可对我们来说，只要想吃阿姨做的菜了，随时可不请自去，一点也没有心理负担。与康叔一家吃饭，绝对是一桩快事。他的那种好客，全然发自内心的热忱，一如冬日的阳光。只要看到大家吃得开心，他就会乐呵呵的，显得非常满足。

康叔虽只是一介平民，但他对纷纭国事，却也有一份关切。酒酣耳热之际，他最喜高谈阔论的，莫过于国家的时局和积弊。慷慨激昂时，声如炸雷。他平日极爱读报，也爱看电视新闻。每有新的见解，他都乐与我分享。他当然没有俨然高深的学院气，但他常常会用长沙土话冒出一些怪论，一语破的，又令我顿生快意。

长在红旗下的康叔，在意识上却基本属于自由民主派。虽然文革时他也是“红卫兵”的一员，但他对那些所谓的“帝富反坏右”，却一点也不反感，反而天然对他们有一种同情。他尤其无法理解那些对国家大有用处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遭到打压甚至暴力。他常常会感叹，要是在美国，绝不可能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朴实的康叔，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为人处世，自有他的准则。他常说，不爱自己的父母，还谈什么爱国。他最看不惯不孝之人，且不屑为伍。康叔六个兄弟姊妹，他是老大，故于孝道，律己甚严。他常感念父母养育之恩，父母凡有病痛，他必亲往探视、服侍，端汤送药，不厌其烦，花在父母身上的钱，再多也舍得。

不只是亲父母，康叔对岳父母，亦孝敬有加。岳父八十高龄，肺疾严重，行动不便，康叔从不嫌麻烦，必接至家中悉心照料，毫无难色。而每年挤火车专程探望，乃不计其数。岳父病逝后，他对岳母之身体更形牵挂，故此次不辞辛苦从上海千里迢迢赶至湖南。没有人能想到，刚刚看岳母还只有数日，他即溘然长逝……

康叔自做了父亲，在女儿的身上，不知倾注多少心血。坦率而言，他比一般人，更望女成凤，故只要是用在女儿教育上的费用，从不吝惜。凡与女儿学习相关的事宜，不分巨细，皆亲力亲为，未敢有半点疏忽。那时我常见他骑摩托载大包小包送女儿去学校，冰霜雨雪，数年如一日。女儿后考入大学，康叔实功不可没。

回顾对女儿的教育，康叔后来也坦承自已犯过错误。他对女儿期望太高，故难免求成心切。女儿成绩稍有失常，焦躁的他，有时会厉声呵责，而忽略了孩子的脆弱，以致令孩子的心灵长久处于重负之下，而不得舒展。然女儿最终凭能力进入了花旗的中层，证明了自己的潜质，不胜欣慰的康叔，此时又觉深深的歉疚……

人之相交，讲究缘份。我与康叔，应该说是很投缘的。当年他只是在陈芗家偶遇我一面，即对陈芗与我的结合，投了赞成票，可见我们之相契。第一次去他家，即能感到他的亲切和浓浓的热情，如见故人。我们只要在一起，则总有可聊的话题，国事家事，无所不谈。尤于酒过三巡之后，其谈兴顿如江河，滔滔不绝……

我自己的性情，有多感、内向的一面。尤当经营陷入困境时，难免会觉得失意，郁结于心里。但十余年来，康叔的爽朗、热忱、乐观，又总是感染着我。其实我从未向他唠叨过什么，但他似乎总能体察入微，善解人意。那时他并不多言，只是拿出几瓶好酒，做几盘好菜，开怀畅饮，以他特有的方式，扫荡我的愁绪……

深铭不忘的，还有这十多年康叔和阿姨给我们的关爱。说来都是一些家事，但家事之繁，是真可以把人磨得发疯的，过来人谁不知其中滋味。我们忙不过来时，只要有求，康叔必应。98年家里搞装修，我因业务太忙，无暇分身，康叔得知，二话不说，便把买材料、监工这等最伤神费力的活统统包下，令我顿释重负……

孩儿尚幼时，家里没有保姆，陈芗一人带得好辛苦。照看小孩已经够累了，还要喂奶、洗衣、做饭、擦地，无止无休，心力交瘁时，精神几欲崩溃。我只好跟康叔打电话，想请阿姨帮忙。话音尚未落，康叔立马表态支持。其后一连数月，每天从早到晚，阿姨都要过来帮忙，风雨无阻。陈芗和我内心之感激，何可言喻。

07年在京时，陈芗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康叔和阿姨便专程赶来。买菜、做饭、洗碗、打扫，凡看得见的家务，几乎都让他们包了。临走时，康叔还将一些小家电拆开，非常仔细地将里面的尘垢一一清除，擦拭得干干净净。这或许是小事，但细微处最见真情。我很感动，康叔只是以他力所能及来帮我们，为我们减压。

康叔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正如天上的繁星，每一颗都有自已的光亮。他正直、善良、热忱，故人缘极好。他骨灰从上海移至长沙，竟至深夜，寒风凛冽中，就有一些乡亲在机场守候了。一白发老人看着骨灰盒，流下了眼泪。在他老屋旁开的追悼会，人如潮涌。诚如他常言，人活着的意义，就是走后留下的口碑……

康叔走后，最感伤悲的，莫过于阿姨了。阿姨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对她而言，康叔是她的全部。几十年来，她从没有离开过康叔，家中的大事小事，都由康叔操心做主，她对康叔的依赖太深了。她哭诉着，觉得好空，不知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们都默然了，都能体味那种感觉，夫妻之间，真的是一体同命……

写到此时，那种深入骨髓的哀愁又忽然涌起。生命无常，如电光火石，稍纵即逝。我们相遇，相识，谈笑风生，可猝然之间，他就消失了，那种虚无感，真的令人断肠。随着年岁渐长，每一次亲友的离去，都令我生出佛家所说的同体之悲。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其实都是同行者，或早或迟，都会朝一个方向走去……

老段消失了。

又一位故旧，从这个世界上，永远的消失了。

“段良工……56岁……广东省音像城副总经理……2000年8月6日晚11点……被歹徒刺杀……”

“……身中七刀，一刀在肩上，一刀在肾上，另外5刀直刺后胸……”

一条十年前的旧闻。而我却无意中从网上刚刚知道。

几天了，都无法静下来。脑海里盘旋的，是那些刺目的字眼。

人世无常，谁无一死?

但老段竟这样死去，却无论如何，也难以置信。

八十年代，我和他同在湖南一家杂志共事。

那是一家有关企业家的月刊。85年创刊之初，我们就过来了。他负责外联，我负责采编。

初见他时，觉得他像个农民。又黑，又瘦，额头上布满皱纹。

后来才知道，他曾下乡多年，是个老知青。

他抽烟，烟瘾极大，从早到晚，一支接一支，几乎烟不离手。

平时，总觉得他话不多，除了打电话，便总在伏案写着什么。

偶尔，阴雨的时候，会看到他一人望着窗外，点着烟，有些孤寂。

后来，也是隐约听同事们说，不知何故，四十来岁，他还孑然一身。

印象至深的，是他讲话的声音。

很奇怪，与人交往，我会对声音特别敏感。有时，我会从一个人的声音，去捕捉他的气质。

他讲长沙话，但不是街头巷尾的那种。

文雅，优柔，不疾不徐。细听之下，竟觉有普通话的底蕴。

共事三年，从未听他大声过，也从未听他讲过粗话。

他年长我许多。不知是否这个原因，我和他之间，总觉得有一种距离。

除工作而外，我们几乎没有私人的交流。

也因此，他的私人空间，乃至他的内心，亦无从知晓。

只是在后来，我和他一起出差，才开始有了一次深谈。

那次，我们一行二人，到湘北的县里去采访乡镇企业。

晚上，在石门的一座深山里，我们同住在一家水泥厂的招待所。

那晚，大山里格外静谧。我们俩都斜靠在自己的床头，昏昏灯火，喝茶，抽烟，闲聊……

我这才忽然发现，此时的老段，娓娓而谈，与平时寡言少语的他，判若两人。

我更觉惊奇的是，那晚谈得最多的话题，竟然是文学。

准确地说，那晚，是堪为前辈的他，给我上了一堂文学课。

他告诉我，他以前写过小说。还曾在湖南的作家班，与韩少功他们同学。

他说，他很想再写，却因为忙这忙那，总是不能静下心来……

他还说，我们每天忙碌，以致于我们的内心，都变得粗糙；生命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被忽略了……

我这才觉得，他看上去沧桑、默然的外表，其实深藏着多感、抒情的一面。

最难忘怀的，是夜深之时，他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大意是讲一个老头，一个穷困潦倒的画家，怎样用他画的一片树叶，挽救了一个女孩的生命。

而那个老头自已，于凄风苦雨中画完这一片树叶后，却因肺炎死去……

当故事讲完，他才告诉我，这是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最后一片落叶》。

昏暗的光线中，我注视着他的神情，才发现他确有一种气质。

被感动的我，再难入眠。就在那一个夜晚，我们长谈不倦，直至薄明。

87年底，我离开了那家杂志。

后来又见到老段，是应他之邀，和杂志社的老同事们一起，到他家参加他的婚礼。

四十多岁的他，终于告别单身，大家都又惊又喜。

他的家，据说是他的私屋，南门口街边的一处老宅，二楼，要上木楼梯。

那一天，他如同换了一个人，仿佛年轻了十岁。

他是那样的喜悦、热情，不停的给我们端茶、递糖、开烟……

我很惊讶，他新婚的妻子，是一位小他二十多岁的女孩。

据说，那女孩从农村而来。长得很甜，如小家碧玉。倚在老段的身边，言笑晏晏……

但我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段。

88年初，我南下海口。后听说，老段也离开那家杂志，去了广东。

天各一方，又都忙，便从此失去了联系……

近年来，我忽然变得怀旧。年岁越长，怀旧越深。

有很多曾经在我记忆中留下印痕的故交，都令我怀念。

甚至，我有一强烈的愿望，想通过各种途径，去与失散多年的故友，一一获得联系。

哪怕不见面，只是从电话里听到他们的声音，也会觉得快慰。

当然，这并非奢望。然而深深遗憾的是，只有老段的声音，我再也听不见了……

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母亲说，在五十年代“反右”期间，她因政治问题的牵连，而被开除了党籍。

是什么政治问题?我那时根本不懂。我只知道，在那个年代，被开除党籍，是一种耻辱。

四十年代末，母亲就读于湖北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受学生运动影响，1949年弃学参军。1953年，以军内调干生身份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1954年在校入党。

毫无疑问，和五十年代多数对新中国怀有理想的“革命青年”一样，母亲在思想上，是忠实的布尔什维克。

在个人的前途上，当年的母亲，也可谓一帆风顺。大学期间，她担任校广播站编辑组长、团总支委员、党小组长兼班核心组长。包括她在内，全班当时仅三个党员。

在那个年代，党员就是一种身份。其政治待遇，非一般群众可比。当时，如她这样的大学生，应该说是令人羡慕的。

当年的哈工大，深受苏联影响，号称是红色专家的摇篮。就读于动能经济专业的她，若非后来政治上的变故，以她的表现，应该有不错的前程。

那么，究竟是何种政治问题，导致母亲被开除党籍呢?

我只是小时候隐约听母亲说过，她的问题，与当时已被打成右派的父亲有关。

更确切地说，是她未能听命于组织，与刚刚结婚不久的父亲离婚，以彻底“划清界限”。

但更多的内情和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未能深究。

这些天来，我才仔细翻阅着母亲寄我的一包文字材料。

这些文字材料，大多是母亲写的，或底稿，或复写稿。除了一份简历，大部分都是有关她和我父亲政治问题的申诉书。

其中有两份，写于七十年代末，一份是写给邓小平，一份是写给胡耀邦。

而我还意外地发现，夹在这厚厚一叠申诉材料中的，有一份处分书。

这份处分书，即是当年哈工大党组织对我母亲政治问题的处分决议，是母亲当时亲笔留下的抄件，时间是1958年6月。

抄件是写在笔记本的稿纸上，字迹密密麻麻，有六页之多。距今五十多年，纸已泛黄，墨已洇暗。

直到看完这份处分书，母亲当年因何而被开除党籍，我才总算有了完整的了解。

至少，这份处分书，代表了当年组织上对我母亲政治问题的定性。

当然，放在中国五十年代反右运动这一宏大的叙事背景下，这份处分书，或微不足道。

但我一直强烈地认为，历史的真相，往往就不经意地，隐藏于一些细节之中。

我有一个习惯，凡父辈们从前留下来的一些书信、日记、甚至是一纸便笺，只要能找到，我都会尽量保存起来。

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心事、心情，乃至很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几乎不可避免地，与整个国家的政治背景，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知道，如今若要我的儿女也来读这份处分书，恐怕他们既看不懂，也毫无兴趣。

至少，处分书中那些奇怪的政治语言，在他们这一代人看来，可能太莫名其妙了。

是的，正是从这份处分书细密的文字中，我们才能够真实地体味，那一幕历史，有多么的荒诞。

处分书是那个年代常见的一种文本。那种文本，一般都有其标准化的体例、用语和行文套路。透过那些不胜其烦的文字，我们即能想见，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

当年的政治氛围如何?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如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组织是如何主宰个人的命运的?……即使是这份小小的处分书，亦可窥知一二。

那么，为存档一份历史的素材，我也应借此机会，将这份处分书，择其主要文字，抄录如下：

“在大鸣大放中，在党内李校长提出了我们不出张搞民主墙，刘书记也传达了市委的指示，不主张在大学里搞大鸣大放，党员不要讲话。对这些，她都不满意。右派分子已发动猖狂进攻，她对当时的大字报却认为，很有力量，群众性很强，问题提得尖锐，能吸引人，比起黑板报好得多。对一些右派分子攻击何龙、金光等人的大字报，认为揭发得很好，并且怀疑自己过去为什么从未想到这些问题。当时，她不仅未挺身而出反击右派的进攻，相反地天天看大字报，想在风浪里磨炼磨炼思想，以免学到的马列主义都变成教条主义。她认为三个主义的根源是由于党员的特权思想产生的，自己应当警惕产生特权思想，为了防止产生教条主义，想多去看一些阴暗面，并且写了一些有偏激情绪的大字报。”

“敌人已经发动了猖狂进攻，事情已起了根本变化，党开始进行反击右派的进攻，她却主张‘不要争得太早’，于是她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邓拓同志，信的内容有三部分：

“1、建议领导‘不要争得太早’。

“2、说明下面有放的要求，并且反映了当时学校大鸣大放的大字报内容：①人事处工作有宗派主义；②土木系三个支委同时留苏不应该；③肃反问题；④向苏联学习有教条主义。

“3、对我校领导上在鸣放初期的‘被动’表示不满，信中反映大字报内容（其中有的是右派分子写的），实际上是反映了她自已的意见和感情，支持了右派言论，和右派分子发生了共鸣。”

“从周交待中还可以看出，其错误严重还表现在以下几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其中主要是交心中交待出来的）：

“1、肃反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她发生了怀疑和严重的动摇，怀疑中央提出5%（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估计）的错误是下面有些干部执行上级指示中不动脑筋造成的，认为党在肃反问题上得罪了人，闯了一场祸，感到为党耽心。她认为肃反斗争宽了，主张肃反成绩是不是主要的应拿出来讨论。……实际周在肃反问题上对敌人的进攻投了降，为敌人叫屈，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2、在大鸣大放敌人的进攻中，她不主张提立场问题。她对李校长在共青团员大会上号召团员要在风浪中站稳立场有反感，对陆定一同志提的在风浪中要站稳立场也有怀疑，她认为当时的鸣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认为是一场阶级斗争。

“3、在敌人疯狂进攻民主集中制时，她附和右派喊等额选举有些过时了，并且为此写了大字报，她认为等额选举在形式上总有些不民主，使人感到民主不充分。

“4、在‘马农’之争的大会上，她相信农子造谣：家乡饿死了多少人，认为农村生活问题可能有些地方很严重，她甚至责备自己以前为什么一点也没有体会到农村生活中有问题。她认为农子的反动言论可以刺激我们，我们可以变得更好些，更争气些，于是为农子的反动言论鼓了掌，表现了严重的是非不分，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5、1956年以来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较大，暴露出在许多问题上抱有修正主义情绪。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从她对肃反、反右等斗争来看，在思想感情上看，未接受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她说，在理论上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感情上心理状态上总不大喜欢专政之类的字眼，在旧社会不喜欢法官警察，在新社会仍然对法律之类不感兴趣。当处理右派分子，让她在结论上签字时，她却很反感，她说这是对别人判了案。

“当提出独立思考、破除迷信之后，她就牢牢记住了。‘不要把上级讲的都当作金科玉律。’她离开了党的根本原则，对许多大是大非都加以独立思考，怀疑反右斗争，怀疑肃反成绩，怀疑李校长提立场问题的正确性，怀疑我校向苏联学习有教条主义。她希望多给一些民主，少来一些纪律。二年多来她对集体活动觉得别扭。总之，她在一年多以来，要求独立思考，要怀疑，要发展个性，把许多马列主义的东西也怀疑为教条主义了。”

“领导上布置要排队，在思想上有抵触，甚至打了包票认为班内没有右派，对一些可疑的人认为最多是中或中右，认为排队在班上是不得人心的事。不积极去争取群众，相反符合了落后群众的思想。根据当时已经揭发的第一批材料已经证明董振凯是一个右派，但她却仍坚持：董在思想上是右派，在政治上不是右派（经过斗争证明董是二类右派）。

“按最新中央的指示，一般右派要开除，总支决定开除右派分子董振凯的学籍或留校作反面教员，这个决定她不同意，认为太重了。她认为总支委员张真在此问题上的处理是不负责任的作法。

“按中央新的标准，支部和核心组都讨论了董的处理，经过多次的辩论，根据情节严重、态度较好，应划为二类，周也同意了这个处理，总支和党委都同意了，并经市委决定作我校处理右派的标兵。

“当黄校长报告后，发下的处理条文的解释不多，当时有可能在群众中引起混乱和草率的处理，为了防止出偏差，正确地进行处理工作，班核心组长曾和周商量，第一次会不对董的问题作具体的讨论，首先搞清标准作好思想准备，这样作法周同意了，但到会上则相反，她违背了会议的决定，违背了对董所作的结论（态度较好），在会上她首先发言，她认为董在态度上是‘甚好’（情节较重、态度甚好应划为三类）。这样，她是趁着群众对条文理会不清有右倾情绪的情况下，起了争取群众来推翻党的决定的作用，这个问题的实质即是：她代表了右派分子的利益，脱离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决定对抗，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纪律，应该说是一种反党的行为。”

“周从入党以来，对党的工作一般表现得比较积极，但从鸣放反右以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来看，她未能背叛她出身的阶级——官僚地主阶级家庭，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立场，对她极右分子的丈夫，未能在政治思想上划清界限，甚至在一系列的大是大非面前，犯了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直到在右派处理问题上和党的决定对抗，严重地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从对她批判以来，最初她尚能交待和检查自己的问题，但认识不深刻，批判中也有过抵触情绪（第二次批判），虽然在检查中交待了一些问题，但最后对许多问题又加以否定，对一些重要情节翻了案。

“根据以上，周殿芬的错误情节是严重的，态度表现一般，经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建议开除她的党籍（周本人持保留意见）。”

组织上对我母亲的处分，已是陈年旧事了。但不知为什么，当看完处分书的最后一行字，我心里还是沉了一下。

小时候常常翻看父母的几本影集。影集中有很多的黑白照片，都摄于五十年代。其中有一本，有不少母亲在哈工大读书时的照片。

那时，是带着羡慕和骄傲的心情去看那些照片的。年轻的母亲，朝气、明朗，满含笑意，温良的眼神里，不时流露着快乐。

那是哪一张照片？长发如云，薄薄的毛衣，纱巾，素净而雅致，阳光里，那样怡然，在哈工大主楼巍峨的大柱下……

那时的她，也许满心沉浸于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吧?

那时的她，可能万万没有想到，顷刻之间，这一纸处分书，改变了她的命运。

我在想，当年在会上，当“反党”、“对抗”、“翻案”这些尖锐的字眼，传入她的耳膜，她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还在想，当听到组织上最后对她“宣判”的一刹那，她会有怎样的表情?

我甚至在想，面对强大的组织，她有过抗辩的闪念吗？她是否觉得，当年言论的自由，比之四十年代的国统区，其实还远远不及……

当然，这只是我的联想，我没有去问过母亲。

但我宁愿相信，那时的她，和大多数对组织怀着赤诚的青年一样，对于政治，其实是非常单纯的。

她可能没有想到，这场本意鼓励中国知识阶层大鸣大放的运动，会突然之间翻脸。

她还可能没有想到，这场牵连广阔的运动，最终竟至人人自危，其结局会有多么的无情和残酷。

她更可能没有想到，事实上，远自二三十年代的苏区开始，党内一波接一波的清洗、斗争，便没有消停过……

她哪里能够想到，当年被她那一代党员视为“圣经”的“联共党史”，竟然是一部无耻的伪史……

当然，母亲那时真实的心境，我不得而知。但我在童年便渐渐能感知，被开除党籍的她，自此而后，工作和生活，都蒙上了阴影。

1959年，母亲大学毕业，分配至长沙工作。因为政治处分的原因，她的岗位和工资，都受到了影响。

鉴于我父亲的右派身份，作为妻子的她，仿佛也如戴罪之身，如履薄冰。在单位，她变得格外谨慎、隐忍，如自我救赎一般，刻苦地工作……

幸亏如此，后来在“文革”期间，我们家才总算躲过一劫。

那些年月，几乎每个中国人，不独要承受政治的高压，还要忍受贫困的煎熬。

60年代初，我和弟弟相继出生。因父亲失业，家中的经济，便几乎完全靠母亲的一份薄薪支撑了。而即便如此，她还要按月给她的父母寄去10元。

实在熬不过窘迫时，家里稍微值钱的一点东西，如结婚时的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最后都被变卖掉了。

记忆中，我童年时的家，是在一栋砖墙的平房宿舍里。狭窄的一室一厨，阴暗而潮湿，墙面上污迹斑斑，木门窗上暗红色的油漆，早已剥落……

那时侯，我们一家四口，还有来来往往的亲朋戚友，都挤在这小屋里。

那些动荡的夜晚，常常停电。房间里只能点着蜡烛或煤油灯，昏暗的光线下，我总能看到母亲不停地劳作，直至深夜……

记忆中，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哪一天，母亲不是在为生计奔波、劳碌。

买菜，劈柴，生火，做饭，腌菜，缝补，洗刷，扫除……这似乎不值一提了，但日复一日，母亲的容颜，却过早地憔悴了。

长沙的严冬，冷得刺骨。常常，我看到母亲因为洗衣洗菜，双手久浸在冰凉的水中，冻得又红又肿……

不止是柴米油盐和缝缝洗洗，父亲不在家时，母亲还要做体力活。

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和我一起做蜂窝煤。那是男人都觉得够累的活，运煤，卸煤，筛煤，挖土，拌煤，打煤，晒煤，搬煤……几天做下来，腰都累弯了，脸上黑汗直流……

我忍不住想，那时候，俨如农妇一般劳作的母亲，还相信她年轻时所无比憧憬的未来吗?

她们那一代人，痛苦就痛苦在这里，明知现实与期望之相悖，却仍不敢面对，而总是挣扎、纠结于年轻时的信念和理想，欲舍难离……

但事实是，长久的劳累和积郁，令母亲的性情发生了变化。

小时候对我一向温蔼、慈爰的母亲，年岁越长，笑容越稀。我渐渐感到，她变得越来越焦躁。有时候，我犯了“错误”，她会突然失控般对我大声斥责，那种与往常判若两人的反差，让我非常难受……

不仅如此，她素来健康的身体，刚到中年，便过早地出现了病痛：肩周炎、胃炎、高血压、冠心病……但她仍要强忍着，无休止地劳碌。

可以这样说，就因这一纸处分书，几乎二十年，母亲都是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艰难渡日的。

70年末期，中国的政局，开始转折。此时，母亲才于长久的暗黑与无望中，看到了光亮。

1979年，父亲获得平反。父亲太兴奋了，便从部队补发的工资中拿出一大笔钱，迫不及待地，买了一台12寸的日立黑白电视机。

从此，每晚到我们家来看电视的朋友、邻居，络绎不绝。

就在那年的一个夜晚，在那间狭窄的小屋，我们一家人，还有朋友、邻居，都围坐在电视机前，看一部叫《盼》的电视剧。

那部电视剧，在当时非常有名。剧中所表现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中国知识分子所蒙受的冤屈和伤痕。

时至今日，我仍记得非常清楚，电视播完后，母亲一人坐在床边，面对着墙，沉默片刻，竟忽然抽泣起来，失声痛哭……

我一下子惊呆了，我从没有见母亲哭得那样长，那样心酸。那哭声在夜晚是那样凄楚、悲伤，久久不息，令人断肠……

很久很久，屋里所有的人都静默着，无声无语，听母亲哭泣。

父亲和我，都没有试图去安慰母亲。我们都能体味，此时的母亲，是何种感受。

我不知道，是否，在那个夜晚，流泪的母亲，想到过那份处分书?

是否，在那个夜晚，中国有多少家庭，曾有过同样的哭泣?

穆旦的诗，读得很少，但他的那首《赞美》，却特别难忘。

记不清是哪一年，看中央台，节目是新年诗歌朗诵会。

一阵低沉的管弦乐响起，背景是一片苍茫的云色。

在沉郁的旋律中，一开始，就有一种很博大的感觉，抓住了我：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这首诗，写于抗战时的1941年。

当时的穆旦，年仅20多岁，还只是一名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学生。

那时候，作为西南联大的“护校队员”，他正和其他师生一起，从长沙出发，徒步，穿越湘、黔、滇三省。

三千多里的行途，目睹原野上的中国，他写下了这首诗。

连绵的诗句，如行云，在忧伤的音乐中流动着。不知不觉，会禁不住感叹，他们那一代人，如他那样年轻的学子，都怀有那样深厚的家国情感：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听到这一段，我深深地被感动了。

脑海里蓦然闪现的，是一幕幕中国人那些不堪回首的老镜头。

衣衫褴褛，面如菜色，长久挣扎于贫困、饥饿和不洁……生如蝼蚁的中国人，在世人眼中，卑微地活着，无一丝尊严。

耻辱的、佝偻的……近二百年来，中国人的弱小，在诗人的笔下，是何等的传神呵。令人刺痛，却又是那样的真实不虚。

多年前，我去夏威夷。蓝天下，我光着脚，走在洁净如洗的街道上，任时光流淌。满眼是绿树、花草和笑意荡漾的人群。我悄悄打量他们的神情，都是那样怡然和自得。

不知为什么，在彼邦的那一刻，身为中国人，忽然会生出一种自哀。

诗人写这首诗，七十多年过去了。但是，只要我们睁眼看看，我们的心情，仍觉沉重。

今日之中国，看上去愈见繁华。林立的广厦，眩目的豪楼，流光溢彩，不输给西方任何国家。

电视上看国庆六十年大典，那场视觉上的盛宴，至今仍令人激动。

但那只是一个表象。

曾看过一组在网上热传的照片。照片中毫无遮蔽地记录的，都是今日底层的中国人。

卖菜的、拉车的、背煤的、捡破烂的、沿街乞讨的……那种难以言状的悲苦，我要说，与百年前的中国，并无二样。

更难释怀的，是他们的眼神和身影。卑屈的、麻木的、无望的……

火车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常常，在那些拥挤、混乱的人流中，可以窥见到那种眼神和身影……

触目是天壤之别的反差。置身于今日的中国，我们的内心，常常要承受一种分裂感。

其实，有太多的分裂感，早从诗人那一代人开始，便无止无休地纠缠、折磨着。

1953年，无论李政道、杨振宁等好友如何劝阻，他都执意要和他的爱妻，放弃美国优裕的一切，回到祖国。

回国后仅几年，他便被判为“历史反革命”。自此而始，他的噩运降临，后半生受尽屈辱。

判罪之后，他再也无法写作。所有著译、论文，均禁止公开发表。劳教期间，一度，他沦为了打扫厕所的清洁工。

这是最可怕的一击!多少如他一样优秀、有着良心的知识分子，不仅要遭到舆论的围剿和妖魔化，还会被很多不明真像的普罗大众，视为敌对者。

这就不难理解了，当年在印缅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他，面对这罕有的政治高压，竟也只能失声一般，沉默，忍受。

1975年的一个深夜，他骑车不慎摔倒，导致股骨骨折。为了不拖累家人，他没有去医院。

据说，晚年的他，拄着拐杖，心境极其悲凉。

在给年轻人的信中，竟然有这样的文字：“诗在目前处境是一条沉船，早离开它早得救……我觉得受害很大，很后悔弄这一行……”

他在最后的诗作中一再叹息：“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我想，他的悲凉，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理想和现实的分裂吧。

他那一代人，都因着一个单纯的信仰，如流萤一般，转瞬消失了。

1977年，病情恶化的他，死在手术台上，年仅59岁。

直至生命的终了，他也未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他更不能看到，他所赞美的中国，有他所憧憬的荣光。

    巨大的分裂感，令我久久无语。我只是在想，他的赞美，是否更昭示出我们民族的受难?

    但愿，诗人所梦想的，不会是一个徒然。

    没有想到，我会在优酷的视频中，找到中央台主持人朗诵的那首《赞美》。

    夜已深沉，思绪却无法平静。我打开视频，再一次在歌咏般的交响中，听诗人热切地诉说：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

无尽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

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

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