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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思路】引言:执政党的新挑战——社会转型与政党的自我撤离式演进——政党演进中的自我抗拒——“三个至上”与自我撤离式转型的背离——以司法独立巩固和深化政党—国家体制的自我撤离式转型。


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9月1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以《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为题做了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警告党内成员:“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实力多强、资格多老、执政时间多长,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思进取,其创造力就会衰竭,生命力就要停止。”如果我们再回想改革开放以来,从市场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法治,“三个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的不同提法,就能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出发,一直在不断进行着意识形态创新。这说明,执政党自身也在努力寻求新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试图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型,重塑执政党的政治权威。马克斯·韦伯对权威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认为
表达自由与公权力的界限 季卫东/

 

  总第219期 出版日期:2008-08-30
 

承认对集体行动自由进行调整乃至限制的必要性,决不意味着可以容忍那些压抑公民基本权利的行政举措。关键在于避免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过度的制约

    为了显示中国的开放性和确保奥运会场的安宁,今年7月23日,北京的有关部门指定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日坛公园为三个专供集会、游行以及示威活动使用的场所。这项举措赢得了各界的好感。但令人诧异的是,在这些已经得到官方承认的自由表达设施里,却始终没有看到集体表达行为的发生。
    实际上,截至8月18日,在接待窗口提交集会或游行示威申请

北京家庭教会:当礼拜天变成“礼拜”天

  社会 | 2008.08.18

  8月17日,中国引来了参与奥运历史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日夺八金,单届金牌数创造新高。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因为这是一个星期日,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礼拜天。有那么一群生活在北京的人,他们来自各地,年龄各异,但在这个叫做礼拜天的日子,他们一定会相聚在一起。他们是一群基督徒,或者用一种更精确的说法,他们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基督徒。

 

  如果只听这么一段音乐,而不注意歌词内容的话,您可能会以为正身处一个美声演唱会,或者其他的文艺表演场所,而这就是北京一个家庭教会的礼拜日活动开场序幕。电吉他和架子鼓透露出一丝现代的气息,而人们口中默默诵唱的,却是那几段历尽千年的词句。这个名为锡安教会的民间组织成立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目前拥有大约五百名成员。他们每个礼拜日都会聚集



王  怡:圣约和国度下的自由:《自由的崛起》译后记
作者:王怡 文章来源:书屋 点击数:
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



 作者:雷颐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已晚清。

  如果不是曾国藩回乡组织湘军拼死镇压太平军,不是他开启引进西方“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晚清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同治中兴”,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尽管曾国藩对清王朝忠心耿耿,效尽犬马之劳以保其江山社稷,但与机要幕客赵烈文的一次小小论辩,看得出他开始忧虑清王朝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其寿命到底还有多长。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的这次谈话及此后曾国藩对清王朝命运的思索。

  只要没有紧急繁忙的军政事务,曾国藩晚上往往喜欢与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

  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祼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

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宪政新思维

——民权论之二十九

(于瓮安事件,以及袭警事件后有感,重发旧文。)

范亚峰

根据公安部门披露的数据,群体性事件数量从一九九四年的一万多起上升到二○○四年的七万四千多起,增加了六倍多,参与人数从一九九四年的七十三万人次上升到二○○四年的三百七十六万人次,增加了四倍多。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包括:第一,事发突然,演变迅速。一旦事发,规模迅速扩大,在数小时至数日内引起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参与;其次,组织严密,行为激烈。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有策划组织者,参与者往往进退有序,表现出相当的组织性、目的性和纪律性;再者,发生的直接原因一般都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第四,参与者日益体现出鲜明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最后,多重矛盾交织,处置难度大。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激化矛盾,扩大事态。在当前经济和社会矛盾凸显期,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具有全局性,涉及诸多方面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群体性事件多是由利益冲突引起。

 

 

 

 

 

叶书亚

 

 

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颤栗。

——《圣经•新约•希伯来书》12:21

 

2008年,中国历史进入它的转折点!2008年,中国在颤栗中进入它灾变的时刻!

2008年,在中国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的前夜,在2008年奥运会举行之前,在恐惧与颤栗之中,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在倾听四川省汶川地区地震颤栗的声音!现在,余震还在继续,就在我们写作的时刻,余震还在持续,而且,余震还会继续,我们这里的书写是在余震中书写——这是大地之颤栗的自身书写,我们这里的书写不过是如同地震仪记录大地的颤栗,我们不得不书写生命这内在的颤栗,我们的书写不过是记录,是铭刻生命内在的疼痛!

在记录大地的颤栗中,我们充满恐惧,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灾难发生?为什么会有接二连三的灾害发生?我们的书写如

 

 

 

维权运动自2000年以来酝酿,至2003年蔚然成风,06年以来已处于迅速扩展的社会化阶段。维权运动内部存在巨大的复杂性,维权运动充满张力的实践力量结构和理论结构使其可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偶然性变化。维权运动既是左,也是右;既是上层,也是下层;既是体制内,也是体制外;既是非政治的法律化,也是法律的政治化;既是政权改革,也是政体革命;既是城市,也是乡村;既是国内,也是国外,既是内政,也是外交;既是民权的诉求,也整合了民族复兴与改善民生的愿望;既是精英运动,也是大众参与和决策;既是法治、宪政的建设,也是民主、共和的推进。

维权运动不限于法律行动,而是法律政治化与政治法律化复杂互动的民间法治运动,和民主运动,从而可以概括为维权政治。需要注意的是,维权实践中现实法律维权的去政治化操作没有影响到维权的政治之维,维权的政治性乃基于正义的众人之事的政治观。维权政治是继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政治,和90年代的地下政治,在00年代崛起的新模式,其基本特征包括互动网络政治、爱与正义的政治、司法中心的政治、秉承自由传统的政



范亚峰

    今天参加丹诺律师这样一个纪念会很有意思,我看到永远站在弱者这一边,看到这句话引起很多的联想,在法学界有一句名言,法治制是法律人之治,法律人在中国翻译成律师,或者说法律人的主体是律师,我今天讨论的是法律人,比律师宽泛一些,中国现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参与日常法律活动当中,除了律师之外,还有人数各方面不比律师人数少庞大公民代理人队伍,这样的人在普通公民当中也有很多人被称为律师,就像我很多时候被别人误认为是职业律师,但是我不是,我是业余的法律人,在这样条件下,为什么把律师称号扩大一些呢?因为我认为现在来讲,这涉及到钱老师讨论很重要的问题律师的定位问题。我的一个看法是,律师定位实际上和中国现在整个法治状态有很大的关系。讨论到这个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律师这个名字翻译得非常好。我们注意到,其他的公检法三块翻译主体人员很不幸,法官、检察官、警官,紧密和官本位联系在一起,法官想到自己职业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和一个级别类比,自己在官本位的体系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我们的法官共同体也就和现在的官僚共同体一

孙中山与基督教(2008-02-13 19:15)

  孙中山与基督教 

 

                                        王忠欣

 
    孙中山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近代民主共和社会的主要“推手”,他是近代以来担任国家领袖时间最短,但影响力却最广大、最持久、争议性最少的一位历史人物。孙中山在致力于推翻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建立共和体制的事业中,由于清政府的追捕,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生活和革命活动,进行宣传、组织和遥控起义的工作。他虽然人不在国内,但是影响和作用却超过任何在国内的反清志士,可谓一传奇人物。孙中山自幼受基督教的影响,后在香港念大学的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在去世前夕,他再次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领袖,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