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止壶天的BLOG

我的龙年春节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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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假第一天从厦门飞往上海，在云层上读《顾随诗词讲记》，里面有一句话说：“最会讲笑话的人是最不爱笑的人，如鲁迅先生最会说笑话，而说时脸上可刮下霜来。”合上书，在脑子里把周围的人梳理一遍，真是大致不差。这样的人，大多抱有一颗寂寞的心。如果他是诗人、作家，写出的作品恰恰是热闹热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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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过年，窗外的鞭炮声彻夜响个不停，渲染出浓浓的传统年味。这才是中国人过年的样子。不像我长年生活的厦门，坚持不懈禁炮，违者重罚，甚而至于拘留，导致市民冷冷清清过大年。文明是文明了，但中国人过年的趣味也被剥夺了。一禁了之的懒政思维真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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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二一早醒来，赖在床上闲翻书，真应了“开卷有益”的话，不经意得知写《阅读的故事》的唐诺原名谢材俊，是朱天心的先生，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又得知上海著名漫画家詹同，原名詹同渲，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孙子，从祖籍上说应是我的婺源同乡，有书说他祖籍广东南海，严格讲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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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二逛苏州，先逛女儿眼里苏州最有范的平江路，再逛脚尖碰脚后跟的观前街，然后赶往人民路苏州古旧书店，在店员再三提醒要下班的匆忙中，五折购得尤振中等编著的《明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前年就曾在这家书店见到此书，当时不知何故未收，不想时隔几百天再来，这本只印两千册的冷书还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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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独自逛人民路苏州古旧书店和观前街淘宝园书店，五折购得《东亚海域一千年》（陈国栋著）、《去东方，收获灵魂》（周宁著）、《乱弹琴》（辛丰年著）等十本书，其中四五本是为我下一部书的写作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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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阿勒泰的李娟的散文，昨天在苏州古旧书店淘到李娟的早期散文集《九篇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疑是她的第一部作品集，当即拿下。这是“住居新疆丛书”中的一种，主编刘亮程说，只有像李娟这样的山野女孩，一个人面对整个的山野草原，才能写出《九篇雪》这种天才般的鲜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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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由苏州驱车去常熟虞山看钱谦益和柳如是的墓，可绕着虞山转了一圈，登了孔子门下十哲之一言子（子游）的墓道，看了翁同和的墓园，就是不见钱和柳的影子。向多位本地人打听，无人能指路。后来终于在虞山南路一家路边小店打听到大致位置，来回寻觅多时，总算了了心愿。不知为何连个路牌都不肯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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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常熟虞山看了钱谦益墓和柳如是墓，寻找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墓地的简陋透出凄凉，以至于一路听我普及“钱学”、“柳学”的几位晚辈，对钱和柳的文史地位产生了怀疑，说，他们真像你讲的那么有名，他们的墓地就不会这么小、这么荒芜、这么难找。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们。常熟人对待历史人物太刻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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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十点十七分携女儿由苏州乘K8418次列车夜奔黄山。行前给在黄山工作的柳姓朋友发短信说：女儿想登登黄山，看看宏村。柳姓朋友的回复干脆利落：没问题！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有朋友为你安排好一切，心中会充盈着一种幸福感。有朋友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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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是我从苏州到婺源的中转站。那天下雨、下雾，黄山上不成，朋友安排看了棠樾牌坊群、花山谜窟和宏村、西递。花山谜窟成因至今是谜:谁有能力挖那些洞窟、挖那些洞窟用来做什么？山环水绕的宏村则是徽州古村落的典型代表及集大成者，南湖、月沼、穿村而过的明渠暗沟构成复杂水系，给宏村增加了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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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时刻被浓浓的亲情、乡情所笼罩。家乡老人听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方言，很感欣慰。我说，家乡老话说，丢了家乡口，不如守家狗，我还要做人的啊。事实上，方言是一种文化血缘，是融入血液中的东西，即便多年不说、不听，一旦置身特定环境，瞬间就会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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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游者春节回乡，总要喝许多酒。有次我对灌酒者说，不能再喝了，再喝就要醉了。他直直白地说，继续喝，就是要喝醉，回家来不醉，你要到哪里醉去？另一位说，应该把＂最美乡村＂改成＂醉＂美乡村，多有诗意。呵呵，醉在如诗如画的徽州乡间，当然是想像中一件很美的事，但在现实中，还是少醉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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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无比热爱，每年总要回去走一走，接接地气，但若让住惯城市的我现在回到山村长期生活，不仅不习惯，简直就是受不了。乡村卫生条件太差，晴天灰尘四散，雨天两脚和泥，听人说话如闻惊雷，洗澡如厕更是考验。城乡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人敢信，终有一天能实现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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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其妙发烧、咳嗽，整日昏睡，连读书的力气似乎都没有了。这是回老家胡吃海喝、睡眠严重不足的综合反应。每次都告诉自己要节制，要按时作息，但一见到儿时的同伴，就情绪激荡，就大杯喝酒，大口吃肉，彻夜长聊，仿佛有用不完的能量。结果是体力透支、体重超支。验证了一句网语：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有作品选题入选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项目

中国作家协会12月7日发出2011年第2号公报。公报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共收到2011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推荐选题245项，经过专家论证和书记处审核，确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98项，其中长篇小说53项，报告文学、纪实文学20项，诗歌2项，散文杂文7项，理论评论11项，儿童文学2项，网络文学3项。本人的纪实文学选题《鼓浪屿：黄昏与拂晓的走廊》（暂名）经省作协推荐后入选。这么一来，明年的业余时间几乎都要贡献给这部作品了。

有书真富贵

     年终算书账的时候，我想起了《老猫的书房》的口述者江晓原先生经常念叨的一句老话:“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江先生是资深书迷，家有藏书5万多册，迄今已在海内外出版50多种书籍，他的话深得我心。
　  我是纸质书的狂热爱好者，即将过去的2011年我购买了近200册书，认真读过的总有四五十种。其中多数是闲书，如沈昌文的《八十溯往》、俞晓群的《前辈》、钟叔河的《青山那一边》、朱正的《序和跋》、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孙述宇的《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和《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舒国治的《台北小吃札记》、子聪的《开卷闲话六编》、傅月庵的《书人行脚》、赵国忠的《春明读书记》、张冠生的《纸年轮》和《远古的纸草》、止庵的《比竹小品》、谢其章的《书呆温梦录》，以及岳南的《南渡北归》、陈远的《消失的燕京》、《穿越美与不美》、《在不美的年代里》等。但要说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分量的书还是下面这些:
　  《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江勇振著，新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我读过众多的胡适传记，但这部出自哈佛博士、旅美学者江勇振之手的《舍我其谁》，是到目前为止关于胡适的最完整、最权威的书，资料翔实，考据精审，诠解细腻，文字通达。作者预计写五部，第一部从胡适出生写到他学成归国，新见迭出，颠覆了不少名家旧说。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海勒斯著，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1月版）。作者中文名何伟，是美国《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他2001年考取了中国驾照后，连续7年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用独特的视角审视中国不断变化的经济与社会，“是描述当代中国日常生活最好的一本书”。
　  《燃灯者》（赵越胜著，湖南文艺出版2011年9月版）。现居法国的赵越胜以真挚的感情、朴实的文笔，再现了恩师周辅成先生的风骨与情怀。两代学人薪火相传，精神相续，难能可贵。
　  《杜月笙传》（章君穀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1月版）。厚厚三大册，蔚为大观，采录杜月笙门人、亲友的口述回忆，详解“海上闻人”杜月笙的生平，再现上海滩风云与民国恢宏历史，被学界公认为杜月笙传记的翘楚。顺便说一下，百科社本年度出版的《齐世英口述自传》、吴相湘《民国政治人物》等，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前些天还淘到吴相湘的自传《三生有幸》，一口气读完，获益良多。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高岗是中共党史上一位富有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物，生前官居高位，死后却因所谓的“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而被开除党籍。本书是国内公开出版的第一本高岗传记，两位从事党史研究与教学的作者为此呕心沥血15年，试图拂去岁月的尘埃，还原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高岗。

    《北京十年》，罗孚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版。作者的另一个笔名柳苏更为大陆读书人所知，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让董桥名满大江南北。他原本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1982年起，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改名换姓在北京蛰居（准确地说是谪居）10年， 连范用先生都找不到他。本书记述的便是他在北京这颇具神秘色彩的10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其中记录最多最吸引我的是他与沈从文、夏衍、聂绀驽、舒芜、吴祖光、邵燕祥等前辈的交游，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好书说不尽，认真读过才是属于自己的精神财富。

                                        (刊2011年12月9日《厦门晚报》)

观六鳌天然岩画

去漳州市漳浦县参加一个文学作品讨论会，顺路看看东道主力荐的六鳌天然岩画。

先前没听说过这处景点，又遇上修路，车子走走停停，摇摇晃晃，让人感觉不舒服。司机路不熟，指路牌也不清晰，几次走岔了道。同行者叫苦不迭，游兴尽失，以至于车子开到目的地--漳浦六鳌半岛的新厝村崂岈山，有几位连下车的心情都没有了。

这是一处没有开发的景点，不收门票，也就没有任何服务设施，下车后没人告诉你具体怎么走，只大而化之地说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海边。事后得知，几位同行老兄根本没找到核心景点，仅在沙滩上走走，吹吹海风，就回到了车上。

我和一位摄影爱好者结伴摸上开阔的海湾沙滩，当即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长长的海岸线，银白色的沙滩，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湛蓝湛蓝的海水！在我们的身后，还有几十座高高的白色风力发电机呼呼地运转，其声如海啸，如万马奔腾！我感觉自己的血一下子被点燃了，不由自主地在银白色沙滩上狂奔起来，仿佛要奔向大海拥抱海市蜃楼。

冷静下来之后，我和同行的摄影爱好者决定去寻找传说中的“抽象画廊”。凭着当年在部队学到的军事地形学知识，我们很快就在崂岈山东坡找到了那条四通八达的白色花岗岩峡谷。这儿离海不远，岩石经千万年的海浪冲拍、潮汐洗刷、风沙打磨，特殊的矿物质凝结成奇特的棕红色纹理，一沟一壑便是皱皱叠叠的几何图案，在网状的峡谷间呈现出绚丽多姿的画卷，构成了我国海岸线上一处极为罕见的海蚀奇观。我们像蜘蛛一样在网状的峡谷间四处游走，处处有画，移步即景，形态各异，变幻莫测，错落有致，扑朔迷离，宛如达利画板上若隐若现的艺术杰作。

这真是一个奇异的世界，近瞧只能见出一堆怪异的几何图案花纹，退至恰当的距离远观，那些棕红色花纹便在我们眼前组合出许多惟妙惟肖的形象：有的如天狗望月，有的如绵羊向隅，有的如海龟巡滩，有的如鱼儿戏水，有的如蜥蜴缠斗，有的如乳燕双飞，有的如虎狼追逐，有的如龙蛇出游，有的如巨人披甲，有的如农夫耕作，有的如侠客比剑，有的如仕女舒袖，有的如花开枝头，有的如鸟栖树梢……或写实，或写意，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不能不让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看来，中科院地质专家将此命名为“抽象画廊”并不过誉。

面对如此天然美景，我不禁生出几分担忧来。我看到，因为无人管理和保护，有些岩画已经被人为破坏，有些花岗岩石蛋被村民盗走。这是不可再生的自然造化，不能这样任人糟蹋。赶快采取保护措施吧，不然，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厦门岛上，那些爱书的人

（原载《福建日报》11月29日，记者：周思明）

一个深夜，一群人在厦门某处小酌，酒喝到微醺时，某人突然提议：“去逛逛书店吧！”看表，离书店下班只剩十分钟。有人和书店熟，马上打电话，请他们晚些下班。得到应允后，这些书痴们就马上冲向书店，最后每人买了一大袋书心满意足地各自回家。

这些人中，有教授、有公务员、有工程师、有老板、有报社记者……无论第二天早上，他们用何种身份面对这个世界，在这个夜里，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称号——爱书人。

     阿默：书香凝出的琥珀

在那个深夜过后的5个多月，琥珀书店的阿默回想起这件事来，仍然禁不住吃吃地笑。她说爱书人每次带朋友来书店，一般也都是像这样喝过了酒打个电话就突然来访，大家一起看书、抽烟、神侃……烟雾缭绕的店里就全然不是平时的模样，然而，“这样才有书店的感觉！”

2009年，阿默“一头扎进”了独立书店这个行业。“既然自己希望今后能开个书店养老，为什么不提前过这样的生活呢？”怀着这样的一种简单想法，阿默辞掉了那份坐办公室的工作，跟两个喜欢书店的朋友合计着把这个书店开了起来。

这两年，书店基本全由她一个人打理，然而阿默认为琐事的烦扰、经营的压力都不会让自己太为难，唯独碰见各位前来购书的爱书人，或者面对进货时的浩瀚书海，内心不免因为自身的浅薄而感觉莫大的压力。

“最大的困难就是自己不懂书！”这点烦恼和求知欲推动着阿默去跟每一位买书的人交朋友，学知识。南宋、何况、云良等爱书人几乎都被这位小姑娘谦虚的态度和温暖的茶水打动，除了谈书的版本、品相、内涵，他们还会主动为书店出点子。

这些建议成就了琥珀书店，阿默开始专注做特价书，记住每一个读者的偏爱喜好，从书商手上扫下每一本符合读者脾胃和书店品格的书。书香浸染下，阿默现在不仅对各位爱书人的喜好了如指掌，对书的了解也更加深入，整个书店被打理得温馨朴茂，满满当当摆着历史哲学和文学著作。

在稳步发展的同时，琥珀书店也为爱书人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提到琥珀，几个爱书人无不感念。

“其实，真正的读书人买书并不追求所谓的‘新’，所谓的发行量”，何况说，发行量越大、版本越新的书，文化含量反而可能越低，琥珀知道读者要什么书，阿默把出版社压仓库的旧书精挑细选之后，反而成了爱书人眼里最重要的财富。

       何况：“读书人买书，就像女人买衣服”

就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深夜，作家何况趁着微醺的劲在琥珀书店和晓风书屋扫了200多元的书，然后提着就兴冲冲往家赶，却被偶遇的熟人问了个哑然失笑，“你买这么多书，都读过吗？”

何况每年要买100本书，而这个量他是绝对看不完的，“每年读60本，已经非常不得了了！”他说，读书人买书都是有贪欲和占有欲的，“读书人买书，就像女人买衣服”。虽然只有想读的书才会买，但是真正能看完的，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何况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子书非常冷，没有温度，只能看，而不能收藏。“书的传统文化还是要附着于书的本身。”

出身军旅的何况是中国作协会员、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回顾生涯，他自认为如果不是痴迷读书到这种程度，自己也绝不可能走到今天。

从部队里写第一篇新闻稿开始，何况便走上了写作之路，他回忆，最初的阅读是因为深深感觉到自己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满足不了写作的需要，但是日益增长的阅读经历再加上部队里浓厚的读书风气，让阅读逐渐变得跟写作一样，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87年，已经小有名气的何况参加了南京军区文化部组织的业余作者上海笔会，在这届群贤集聚的盛会上，他和那些未来的大作家一起谈弗洛伊德、谈弗洛姆、谈荣格，还受到著名作家朱苏进的接见；1993年9月，他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这个孕育过莫言、阎连科等名家的地方，何况得到了充分的文学熏陶，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书的魔力。“同学买书都非常疯狂，经常买到最后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何况回忆，他们一群准作家经常在一起喝酒、聊书、结伴买书，不谈现实的问题，只谈精神上的需求。

1997年，何况从北京带着12箱书回到厦门，“托运费就花了一两千”。再也离不开书的何况，现在觉得这世上对自己最大的惩罚，就是不能看书。

          南宋：如果一周都没去书店，我就担心会错过一本好书

不在书店，就在去书店的路上——南宋的生活当然不至于完全是这样，但庶几近之。

“如果一周都没去书店，我就担心会错过一本好书。”南宋的工作是报社记者,他笑言，其实这种事情完全不会发生，但是这种焦虑仍然会像强迫症一般在心里蔓延。“书是很好玩的一个东西，你好几天不逛书店，你会觉得那些书像是老朋友一样等着你。”

自从1996年来厦门，南宋就从未停止过逛书店的步伐，其中，晓风书屋可以说是他最有感觉的回忆。 “进了书店之后，就觉得像是进入了一个学问的大观园”，那时的晓风书屋，定位高、品种全、更新快。“你会发现什么领域的学问都有人在做，而且都有人做得非常好，可以说是思想界、学术界的风向标。”

而另外一个天堂般的地方，就是不远的光合作用书店。在南宋眼里，晓风书屋特立独行、定位高端，非常“酷”；而光合作用则显得温馨、时尚。鼎盛时期的光合作用，用时尚簇新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吸引了南宋的目光。而雅致的咖啡吧、丰富的交流活动、电子化的管理模式等也让他深深感受到了新型的多功能书店的魅力。

然而让南宋深感遗憾的是，后期的光合作用褪去了早前的色彩。2003年光合进军北京以后，厦门的几家店面渐现颓势。“书越来越少，工艺品越来越多。”及至2010年的时候，“书已经淹没在工艺品中间了。主要是卖工艺品，顺便卖卖书。

在这些闻名遐迩的书店流连的同时，南宋也一直在关注更为草根的书店。早前的思无邪书店，是他无比美好的回忆——“做得相当好，书的档次相当于晓风，而且那个时候就在做特价书，在一二十年前的价格基础上再打五折，价格上有相当大的优势。”后来思无邪的老板因故离开厦门，还让南宋伤心不已，在报纸上刊文怀念。

十几年来，南宋前前后后买的书有一两万册之巨，“业余的消费都折腾到这一块了。”有次他和藏书两万册的明波聊到，如果以一本20元算，两个人都足可以用买书的钱买一辆车了。最后两个人对此事的观点却出奇地一致，明波说：“给我两辆车，我也不愿拿书交换！”南宋说：“一部机器，能带来多少乐趣呢？我们可是每天与成千上万的人类优秀分子同居一室，想和谁聊天，就和谁聊天！买车否？不买，不买！”

东南网－福建日报11月29日报道（记者 周思明/文 林辉 阿默/图）

禁忌与宽容

“2011凤凰网年度好书”评选100本候选书刚出炉，韩寒的最新文集《青春》名列其中。万榕书业总编辑瞿洪斌为《青春》写的推荐语是：最能代表韩寒的文字，不是小说，而是他的杂文。杂文的影响力和读者的认同感更大，甚至影响整个社会。在韩寒的杂文里，他不仅仅关注知识分子，也有民工、出租车司机、打工仔等等，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是复杂中国的缩影，也是29岁韩寒的悲悯之心。本书主打篇目《青春》讲述了一个月薪1200块、生活在魔都上海郊区的年轻人的绝望。他和那些富士康员工们的绝望构成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缩影。这篇文章在两岸三地华人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让大家一致反思“这一代年轻人的希望在哪里”这个话题。

《青春》中的文章在结集出版之前，大多已经在韩寒的博客上发表过。我欣赏韩寒的公民姿态，关注他的博客，所以不少文章都早已拜读过。他对一些社会敏感问题，比如荆州挟尸要价、上海钓鱼执法等等，总能及时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他的洞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奇怪的是，有些人却听不得韩寒理性的声音，以至于当这些文章在博客上发表时，往往很快就被删得无影无踪。因此，当获知台湾新经典图文传播有限公司推出《青春》的消息后，我就盼着此书能早出大陆简体字版，让更多的人听到韩寒发出的声音。没想到，时隔不久，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陆版《青春》就摆进了全国各大书店。它不仅顺利出版了，而且大受读者欢迎，也没听说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要查禁它。

我由此想起 江晓原先生一篇文章的遭遇。江先生显然对此耿耿于怀，先后在2006年版《性张力下的中国人》“前言”和2010年版《老猫的书房》中两次谈到这件事情。据江先生说，《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一书完稿后，上海有家杂志向他约稿，命题作文，要他写写曾因征集出版《性史》而毁誉参半的张竞生。热心的编辑还向他提供了有关的资料。于是他写了长文《张竞生其人其事》，不料交稿后杂志却不敢刊用了，说是“怕出问题”。然而，这篇文章后来多次在别处发表和转载，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张竞生次子张超甚至认为江先生的《张竞生其人其事》一文，“是改革开放以来数百篇对家父（张竞生）的评价文章中最全面、准确和最有学术价值者”，故要求出版《性史1926》（即张竞生当年《性史》第一集的新版）的台湾大辣出版社一定要将江文冠诸篇首。大辣出版社事先征得江先生的同意，果真将此文收入了台版《性史1926》一书。

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吊诡之处：禁忌与宽容并存。实践证明，许多时候，某些人对所谓“禁忌”的过度阐释，不过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罢了。

“乃父”是“你父”而非“他父”

晚饭时闲翻2011年11月18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在第三版“读者短笺”栏读到石溯先生辨析“乃父”、“乃兄”、“乃祖”、“乃翁”等称谓中的定语“乃”是指“他的”还是“你的”的一篇有趣的短文。石先生引用《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辞源》等权威工具书的释义，如《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将“乃”解释为“你；你的”，《辞源》将“乃父”、“乃翁”注解为“你的父亲”，认定“乃父”是“你父”，“乃兄”是“你兄”，“乃祖”是“你祖”，“乃翁”是“你翁”，而非相反的“他父”、“他兄”、“他祖”、“他翁”。石先生还在举例指出2011年11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所刊《宗师风范江河千古》一文中“丹青姊总是为别人考虑，深得乃父风范之真传”的“乃父”显然是错用之后，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期盼：“但愿今后能够与这个常识性的笔误少一些‘再会’。”

我完全同意石先生的意见，并特别希望这个常识性的错误不要在我自费订阅的《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等读书类报刊上再次出现。不料石先生的“话音”刚落，我就在同一天的《文汇读书周报》第五版所刊马海甸先生的访书札记《塔尔科夫斯基父子的书》一文开头读到这样的句子：“俄罗斯诗人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和电影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台译塔可夫斯基）父子，论名气，儿子远大于乃父。”这里的“乃父”又用错了。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显然是说儿子的名气比“他的父亲”大得多，但一不小气错用了“乃父”这个称谓，就变成了儿子的名气比“你的父亲”大得多。这成什么话？

看来，石溯先生要实现“今后能够与这个常识性的笔误少一些‘再会’”的心愿还有待时日呢。

屋顶上的爱情

在传言美国和以色列将联手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读一读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李美华教授继译林版《飘》之后推出的新译长篇小说《德黑兰的屋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伊朗人和波斯文化的认识。

《德黑兰的屋顶》是年过五旬的伊朗作家马赫布·萨拉杰的处女作。作者生于伊朗，19岁时赴美求学，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现居美国旧金山，其大部分家庭成员也客居美国或加拿大，但他的父亲，一位伊朗著名的诗人，仍坚持住在德黑兰。他在书后《给读者的信》中解释说，他起意写这部作品，是想展示伊朗通常不为人知的一面——她热情、有趣、慷慨的人们，借此“把沿袭了几个世纪的波斯文化的一小部分重新唤醒一下”。

小说讲述了巴列维王朝残暴统治末期几个单纯美好的伊朗年轻人帕夏、扎莉、拉明、艾哈迈德、法希美的秘密爱情故事。1973年，夏日夜晚伊朗人都喜欢在屋顶上睡觉，小说的叙述者帕夏的家在那一带位置最高，那年夏天他与最要好的艾哈迈德等哥们儿一起在屋顶上偷偷谈论着美国电影。帕夏爱上了邻居院落里的女孩扎莉，而扎莉却已经和人们口中的“博士”，一个典型的知识青年、革命者拉明订了婚。纠结的是，拉明正是帕夏非常崇拜和喜爱、不愿伤害的人。帕夏不得不强抑着这份难以言说的爱，在许多个星星闪烁的夜晚，默默地从屋顶上眺望隔壁院子里的扎莉。故事的高潮发生在拉明被捕并被秘密处死之后。虽然人们被禁止哀悼革命者，但扎莉、帕夏和他们的朋友还是在拉明死后第40天组织了一次游行。这天恰好是国王的生日，扎莉以浇汽油自焚的决绝方式表达了她的激烈情绪，亲眼目睹扎莉自焚的帕夏也因此发了疯。那是伊朗历史上一段最黑暗、最压制的时期，原本美好的恋情就这样被时代扭曲成悲剧。有评论家因此认为：这是一个关于纯真之丧失的故事。

在小说中，作者还表达了20世纪70年代伊朗人和美国之间既爱又恨的关系：美国既是暴虐的国王背后的力量，同时又是个给他们自由和机遇的地方。两种文化的冲突制造了不少可笑的误解，以至于对伊朗的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的美国人民被鼓励去忘记一个事实：这些所谓的敌人们，也有感情，也能够去爱，他们也有友情。作者在附于书后的访谈中感叹道：“看到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隔膜如此之深，我真的感到很伤心。”看得出，作者虽然身居美国，但心中却始终燃烧着对伊朗的希望之火。
　　作者是个非常喜爱读书的人，他在小说中借“博士”拉明之口提到了许多他喜欢的作家：杰克·伦敦、左拉、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普希金、斯坦贝克、布莱希特、萧伯纳、乔姆斯基，等等。中国读者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一定会有亲切之感。

值得一提的是，译者李美华教授本身也是个作家，出版过诗集、散文集和长篇小说。作家翻译小说，自然更准确、更流畅、更好读。

（《德黑兰的屋顶》，马赫布·萨拉杰著，李美华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9月）

(载2011年12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

前辈出版人的故事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的俞晓群先生新著《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满打满算只有5万字，论篇幅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论内容却是一部厚实的大书。书中收录的11篇文章，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当代著名出版人俞晓群先生对现代11位出版前辈细心考察和贴心理解的精神历程。

俞晓群先生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现任海豚出版社社长。在我看来，俞先生是当下中国出版界为数不多的有文化追求的出版人之一，他主持出版的“书趣文丛”、“国学丛书”、“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海豚文存”等书系，对中国读书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造了中国当代出版史上的奇迹。作为一个“爱书、懂书又做书”的出版人，俞先生从独特的视角切入，向读者娓娓讲述了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吕叔湘、巴金、张中行、周振甫、陈翰伯、陈原等11位前辈出版大家的故事。因为他与前辈们的心是相通的，所以他对前辈们的酸甜苦辣体察入微，满载着俞先生作为一个出版界后辈，“对前辈一份薪火相传的珍惜”。

俞先生就《前辈》一书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承继前贤”并非一句空话，而是一些活生生的人生经历。书中写到的这些前辈中，张元济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开创现代中国出版一代新风；叶圣陶先生兼教育家、作家和出版家于一身，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样完美；王云五先生自学成才，被胡适先生称为“有脚的《百科全书》”，靠个人奋斗成为一代名家；周振甫先生一生默默耕耘，不计个人得失，被钱锺书先生赞为“小叩辄发大鸣”；张中行先生满腹经纶，却一生居身编辑，甘于寂寞，都市柴门，大隐于斯，等等。正如俞先生所说，这些出版大家在思想与行为上都有共通之处。

俞先生在研究中发现，资助学术、广揽人才是这些前辈出版大家的共同作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张先生每年拨款5000元支持梁启超先生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人所共知的罗素来华讲学，就是用这笔款项实现的。精于经营的张先生在与蔡元培先生合作出版《北京大学月刊》时，合同规定，印数不足2000册，亏损由商务承担；如赢利，则按照北大6、商务4分成，北大包赚不赔，其用意不言自明。他为严复译著支付高达40%的版税，为林纾译小说支付高出一般作品三倍的稿费。他以月薪500元聘请英文专家邝富灼博士到商务工作，这个标准比张先生自己当时的职薪还高出150元。他拟以月薪600元聘请陈独秀先生，陈先生只同意取300元做名誉编辑，他答应了这个要求。他从两封批评信中识拔小编辑茅盾、中学老师马瀛的故事，更是让人感动。后来，茅盾在回忆录中提到张先生，说他“不但是最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这样的出版人，现在恐怕很难找到了。

俞先生在书中说，1902年曾有人将著书的人分为四等，一等是专为传播学问的人，二等是欲以学问出名的人，三等是欲以学问获利的人，四等是首先为了赚钱，而后才考虑学问的人。张元济先生认为，应将第四等人从书业商会开除出去。照这个标准，眼下著书、做书的，绝大多数都要被开除。

                                                       （载2011年10月29日《厦门晚报》）

《八十溯往》里的“八卦”

像我这种做不来正经学问、平日只爱翻闲书的人，对书里的“八卦”向来津津乐道。“八卦”的本义是指我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一”代表阳，用“--”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代表山，巽代表风，兑代表泽。这套符号很深奥，一般人搞不懂。我说的“八卦”，是借它的引申义，指非正式的小道消息或者新闻。

近读“知道分子” 沈昌文先生的新著《八十溯往》（海豚出版社2011年8月版），我的目光就一次次被书里的“八卦”材料所吸引。读过女作家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名作的读者不在少数，但了解她父亲的读者恐怕寥寥可数。我读《八十溯往》才知晓，张洁的父亲叫董秋水，是东北军的，张学良下面的人，据说跟张洁的关系很坏。他是搞历史学的，解放后跟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一起进了三联书店编辑部。“他很会表现自己，例如，共产党有什么重大活动，他就要在墙上贴一幅诗词，以示庆贺。”这条独家材料，相信对读者理解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品会有一定的帮助。

书中还有一条有关台湾著名女作家於梨华的独家材料。沈昌文先生当年在上海一家银楼当学徒时，老板有个同乡叫於升峰，留法的化学家，1946年从大后方到上海，要转道去台北，借住在老板店里。於先生的大小姐於梨华跟保姆说要找书看，“他们说我们这店里没有书，只有楼下的小屋子里边有个小鬼他还有一点书。大小姐屈尊专门来找我。我记得借给她看的是生活书店的《世界文库》。那是我从废物堆里捡来的，不知是哪位贵宾留下的，自己正在愁看不懂。我把我所有的品位最高的书借给她，於小姐见到这书，一定以为我是有学问的人了”。《世界文库》是郑振铎主编，组织众多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系统介绍中外古典文学名著的一部大型文学丛刊，1935年5月创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内容分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名著翻译两部分。中国古典文学部分有郑振铎校点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金瓶梅词话》、《王右丞集笺注》等。外国名著部分有徐梵澄译的《苏鲁支语录》、付东华译的《吉诃德先生传》、梁宗岱译的《蒙田散文选》、鲁迅译的《死魂灵》、李霁野译的《简爱自传》、黎烈文译的《冰岛渔夫》等。1946年，沈昌文先生只有15岁，干的是伺候人的累活，却懂得把这些书从废物堆里捡回屋，可见他打小就是个爱书人。而於梨华比沈昌文还小一岁，在上海暂住几天还到处找书看，可称早慧，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并非偶然。如果把这条材料写进沈昌文、於梨华的传记，想来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三联书店名编朱南铣先生的醉酒理论也很“八卦”。朱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古文和英文、德文都非常好，是有名的“红学”专家。他常常带沈昌文先生出去上小馆饮宴，边吃边讲文坛种种故事，使沈先生大开眼界。更有意思的是，“他饮酒不喝到醉卧马路上不停止，我只能想办法把他抬回来”。如此放浪形骸，他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妥。他的理论是：规规矩矩的人做不出学问来。仔细想想，这话还真有一定的道理。我写过一篇《作家与酒》，里面讲了许多著名作家醉酒的故事。

比上面说到的这几条材料更“八卦”的还有沈昌文先生练气功的事。沈先生在收入书中的《我和因是子老前辈的因缘》文中说，1954年前后，他因为情绪太坏，加上用功过度，身体很坏，病症有三：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肺结核，三是关节炎，两膝酸麻异常。刚好有个到上海出差的机会，他就一边工作，一边养病。其间，有人给他介绍认识了气功师蒋维乔，道号“因是子”。他的功法非常简单，起首只有一条：意守丹田。沈昌文真到他的诊所练功，感觉有收获，“最主要的还不是治身体上的病，而是治心理上的病”。回到北京后，他继续接受蒋的指点，还成了协和医院气功门诊的常客。有时入静不了，他就在做气功时背诵自编的领袖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入静。”结果每次都适得其反，变得更烦躁，很像“走火入魔”了，最后被大夫劝止。他周围的人都不相信气功这玩意儿，有的领导甚至认为他走上了邪路。但他私下依然练气功不辍，只是对别人不再说起。这事发生在沈昌文身上，你说八卦不八卦，不是听他自己说，打死我也不信。不过，他的气功师傅蒋维乔还真是大有来头，曾做过江苏省的教育厅长，著有《因是子静坐法》一书，风靡海内外。但质疑的也不少，毛泽东就曾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我对气功没有研究，不敢妄议，但偶然看到的一条材料，却让我感觉蒋维乔有时也有些玄虚。据张荣明《玄学大家沈瓞民和他的学界友人》（载《万象》第十三卷第九期）一文中说，蒋维乔读过沈瓞民之父沈竹礽的遗著后，念兹在兹，某年春天竟梦见沈竹礽“整容据案南向坐，余坐右隅，祖绵（瓞民）坐左隅，案头有《命理讲义》，略取翻阅，请益云：‘如某者，可厕弟子之列否？’先生未答”。后来蒋维乔把梦中所见人物景象写信告诉沈瓞民，后者即把其父沈竹礽的“影像寄余，则与梦中所见无异也”。此条材料出自蒋维乔所作《沈竹礽先生传》，一己之辞，难以当真。

《八十溯往》正文前有梁由之先生所作《“海豚文存”小引》一文，文中说：“有趣，有意思，是我衡量一切优秀书籍的两条标准。二者居其一，已属难得。如果兼而有之，即当馨香以祝，实属可遇而不可求。”我个人觉得，《八十溯往》就是符合梁先生这两条标准的“可遇而不可求”的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