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镇飚的BLOG

他们班要参加优良学风班评比，让我给做个片头助兴。当然不指望这个一分钟的小东西能帮到你们什么，祝你们今晚评选成功咯。董宏程看着我做的时候表示毫无压力，他说他们班早就拿过了。朱昊一直让我给器材使用费，这笔钱麻烦你们班委打到他账号上。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开始倒腾AE，一年过去了，毫无长进。做得马马虎虎，时间紧促，太多不如意的地方。

 

问何老师配什么背景音乐好，等他发给我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不过这个小视频还是想献给他，以前我记得大熊玩魔兽世界，陷入困境的时候会高喊“为了部落，我们拼了”，我在做片子困了的时候会心里想“为了飚哥，不能放弃”。还记得教师节那条短信吗，我说无论我以后高矮胖瘦，贫贱富贵，粉丝是多是少，事业是起是浮，您都是最懂我的恩师。

 

最后羡慕下09新闻1班，有何老师做班导，以前又有过团副做班助，这么豪华的配置我已经无福享受了。在我们07届，除了我自己，我就敬佩过泠亚，物是人非，此情可待成追忆。

 

小频幕的大道理 -- 介绍英文新书《视频中国：小频幕现实》

杨国斌

我在早些日子的博客里，列了八本去年以来出版的论中国新媒体的新书。其中一本是China on Video: Smaller Screen Realities, 作者Paola Voci，2010年由Routledge 出版。Routledge的书质量不均匀。这本《视频中国》却是本好书, 没有编入Routledge的媒介研究系列，而是属于它的“亚洲的变迁”（Asia's Transformations）系列。作者任教于新西兰的University of Otago, 原是研究中国电影的。

《视频中国》的内容涵盖了动漫快闪、手机电影、恶搞视频、有政治内容的微纪录片(light political documentaries)、以及反映“下层”生活的纪录片 （subaltern documentary)。恶搞视频如胡戈的慢头血案，已经有学者撰文分析过（如孟冰纯等），本书关于恶搞的一章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把恶搞，放入轻视频的分析框架。其余章节内容都很丰富，分析有见地。关于动漫一章，讲到了曹斐（昨天的纽约时报上刚有文章介绍曹斐新近在纽约展出的作品）。还讲到周婷婷的“留声”，韩博的“尚微微”，於水的“镜子”等等。

手机电影一章谈到的作品有：Shanghai Freak, An Afternoon at Grandma's Home, Game, “乳戒”等等。前几个作品的名称似乎本来就没有中文，不知道为什么。政治性微记录片一章谈到两种，一是“个人行动主义” (one-person activism), 另外是“偶然视频新闻” （accidental video journalism）。该章分析的作品很少，且含敏感词，这里从略，以免本博文被置入回收箱。再后面一章，谈下层生活记录片，分析了吴文光的“村民影像计划”，对该计划是否真正赋权于村民提出了质疑。虽然村民是记录片的拍摄者，但在国内外的影像节上，却没有村民的身影。

书中谈到的很多视频作品，我原来并不知道，也没去注意。把它们集中起来分析，仅在资料收集上，就很难得。作者显然是关注已久。网上视频，零零碎碎，多如牛毛。偶然有象胡戈那样的馒头血案视频，轰动一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还没有谁象Voci这样做过系统研究。这是作者有见识之处。把视频 现象引入新媒体研究视野，是该书的一大贡献。第二个贡献是分析的角度和方法。作者是人文学科的根基，熟悉电影理论。对视频的分析，兼顾文本(text)和 社会文化政治背景 (context)。比如谈政治性微视频一章及村民影像计划一章，都对文本、媒介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有所探索。不举例子了。

谈新媒体不可能不谈影响，但Voci的视角比之一般分析，要更细致，加上电影理论的支撑，得以提出有见地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 lightness -- 轻，或轻巧。这是本书的最大看点。

什么是轻？书中分析的所有视频作品，相对于传统的电影电视等影像作品，轻在
1) 作品本身短小，有不到一分钟的，长到10分钟、20分钟而已；
2）作品的制作轻，不需要多少物质资源的投入，也不会有什么收入；
3）制作者虽然有些是投身 艺术的，但有很多普通网民，有些作品是偶然的一次性制作，全凭兴趣；
4）作品的格调轻：幽默、搞笑、调侃，戏谑，不象主流影视那样的一副庄严面孔。

从“严肃的”“重量级”的主流影像角度来看，“轻”，就是没价值，用老话说，“轻”于鸿毛。Voci整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轻”中之重。她所谓的轻， 是米兰孔德拉《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轻。生活中日常的细微的繁琐的小事，看上去是轻的，没有多少意义。但正是这些众多的“轻”，构成了生命的意义。因此， 生命才那样不堪承受。轻就是一种沉重。视频虽轻，但它的沉重之处，正在于以其轻，去破解当代文明中根深蒂固的二元世界观。轻的视频，既不是官方的、正统的、主流的，也不是简单的反官方、反主流、地下的、或异端邪说的。它把二元论的界限弄得模模糊糊，因此才提供了新鲜的看待世界的方法。面对轻视频的模糊性和多样性，研究者仿佛不知所措，也正好证明了轻视频对现有思维概念的挑战。

应该说，轻视频的意义，很好地体现了新媒体的意义

本书也有些缺点，比如书的整体结构有些散乱，英文行文并不总是很流畅，作品分析简繁不一。但观点新颖，理论和素材都很丰富，且时有妙语。强烈推荐。

一百一十一 我们的节日（中）

国关四年，我们的脑海里根本就没有“黄金周”这样一个概念。事实上，也是从1999年国庆节开始，才有了七天长假。

每年的五一与十一，是我们当时在校期间放假时间较长的假期，大概有五天吧。对于我来说，这两个节日有着更非同一般的意义，即：从每年的五一开始，自己开始洗冷水澡，直至当年的十一。

这样的节日，于是便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

我自小身体孱弱，高考前居然都会发烧打针。到了国关，过上了自力更生的幸福生活，一切生活需要自理，包括生病。

于是，也许是为了锻炼，也许是为了省下洗澡的钱（国关澡堂四毛钱一次，夏季用上太阳能后，一毛钱一次），整个夏天我也就在六号楼三楼的水房里洗澡冲凉。

可能跟这样的习惯有关吧，大学四年，没怎么生病。这样一种奇迹，直到我从2008年11月底开始的健身开始，才成为常态。

五一时分的北京，可能是她一年中最美好的日子：气温也不算高，更没有夏季常有的蚊子，让人不算难受；十一期间的北京，则多半是气温反升，有些秋老虎的意思。所以，与书本上讲的金秋十月的美好不同，我更喜欢五一。

那四年的劳动节，对于我们国关的穷学生来讲，自然是一个好好的休整机会。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不必担心早班课程的点名，也不必担心图书馆里占不到空座，更不必担心去晚了食堂没的吃。因为这样的节日，国关本身就不会有什么人。

图书馆里只留有一些以出国为目的，以破坏美帝国主义社会秩序为最高行动纲领的国关学子而苦读英语的学生，也包括少数像这样英语基础差、不得不笨鸟先飞的笨学生。但即便如此，也用不着我们起早贪黑地去占座，而是想来就来，没人跟你抢位子。

而对于大二的学生来说，五一节也是冲刺的好时机。

那是因为一年一度的TEM4考试，即专业英语四级考试。那几年，该考试安排在每年五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天。

现在想想也真不明白，国关为什么把这个考试看得如此之重。我们一进国关的校门，仿佛就是为了这个考试而生为了这个考试而死。大一大二，除了公共课，再没有安排其它的专业课，全部学生的全部身心便投入到了对这一考试的准备之中。当然，日语法语及中文专业的本科生除外。

关于对这一考试的反思，我想今后有机会再细谈。

因为有了这个考试，我们大二那年的五一节便平添了一些悲壮的气息。

玩耍，自然是说不过去的。于是，放假的几天也成为最后的机会。

五一节很快地过去，我们便成为菜板上的肉。

1994年的TEM4，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到来了。

很幸运，我正常地发挥了水平，甚至有些极端地幸运，成绩居然上了七十分。

而我们的一些同窗，却没能过关。此处不表。

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事实上的节日。

考完这个考试，校方便默认了我们有一周的假期。尽管有各种公共课程，但也形成了惯例，在这一周里不点名，不考勤。即使点了名，也不会对期末成绩产生任何影响。如教我们大学生道德修养的黎老先生，看着讲台下没多少学生，一生气，点了名，但没来的同学没有受到任何批评与处分。

于是，除去按时回家的北京同学，很多外地同学买了火车票，回家玩去了。

对于无比恋家的我来说，很奇怪，在国关呆了一周。

期间，去工体观看了国家队与桑普多利亚的比赛，我们赢了这场堂会。

从图书馆里借来很多闲书，恶补，放松，充实。与此同时，开始憧憬一个月后的世界杯比赛。

给外地本地的中学同学们写信，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让人感到国关学生的无比优越性。

这才是我们的节日，没有考试的压力，没有点名的烦恼，没有学生会或团委的聒噪，更没有如今感情的纠结，在我三十多年的人生中，对于这样的一周假期，无疑是最为快乐的节日。

十多年后，2005年的五一假期，更确切地说是五四青年节那一天，我突然来到了国关的校园。

没有门卫拦着我，进了学校。

学校变化太大，让我找不着北。

黄金周的校园，没多少学生。食堂里更是如此。

那一天，我很失落。

虽然那一天晴朗得万里无云，虽然国关仍同过去一样安静，可我，却真的找不到当年节日的感觉了。

尽管那一天吃了食堂的炸酱面，但我却找不回任何的愉悦。

也许，这便是学生与打工者的区别吧。

美国最高法院如何看待“言论自由”

徐 贲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7日以7-2的投票结果裁决，禁止儿童购买和租借暴力视频游戏属于违宪。这一裁决是针对加州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或租借暴力视频游戏的规定而作出的。最高法院的决议是，尽管有人投诉称这种流行且不断变化的技术产品容易让孩子出现类似的野蛮行为，但政府无权“限制儿童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理念”。代表大法官多数的大法官斯科利亚（Antonin Scalia）说：“毫无疑问，州政府拥有保护孩子免受伤害的立法权。但这不包括一个不受约束的、限制儿童可能会接触到的一些理念的权力。”

虽然对案件只有同意和不同意这两种表决，但9位大法官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在具体了解这4种观点之前，有必要知道，自由言论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方面：一个是，个人有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另一个是，个人有接触他人言论的自由。就这个具体案例来说，也就是，商家有将视频游戏出售给任何人的自由，而任何人，包括未成年者，都有购买视频游戏的自由。这两种自由在法官的解释中都涉及到了，但侧重有所不同。

由大法官斯科利亚代表的大多数意见（由斯科利亚表述）是，认为暴力视频游戏会对未成年游戏者造成重大伤害和暴力行为影响，目前并没有科学证据，如果有一些影响，视频游戏与其他媒介也并没有显著差别。加州法院所依据的是安德森博士(Dr. Craig Anderson)和其他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据，这些研究至今没有被任何法院采用。而且，面前视频游戏业有自愿设定的限制等级制度，可以让家长决定是否允许子女购买或使用。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宪法规定的自由，对所有言论形式必须一视同仁：“阅读但丁当然要比玩‘殊死战斗’游戏来的有文化，有利于智育，但是，文化和知识的差别并不是宪法意义上的差别。残忍暴力的电玩、庸俗的电视节目、低劣的小说和杂志，这些东西，就自由言论来说，与但丁的《神曲》并没有什么不同。”

大法官阿利托（Samual Alito）和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同意大多数的决议，但另外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阿利托表示，新技术对儿童成长可能产生的影响现在还不清楚，在暴力视频里玩杀人游戏与在文学作品中阅读暴力描写可能是不同的，但越来越逼真的暴力游戏令人担忧。暴力视频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在考量视频游戏在今天显现出来的特征时，必须考量到那些已经出售了的暴力视频游戏”；不容回避的现实情况是，“有些视频游戏的暴力确实骇人听闻”。这个补充立场的要义是，尽管视频游戏的暴力是个问题，但宪法对自由言论的规定使得政府没有充分理由来管制视频游戏，这就像对待“低俗”一样，低俗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低俗，而在于政府有没有管制低俗言论的充分理由。

大法官布雷耶(Stephen Breyer)认为加州的禁令应该受到支持。他是一位以进步观点著称的法官，他认为，视频游戏是一种新技术，200多年前的第一修正案已经不能适应于这种新的交际形式，因此，应该以对待特殊案件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案子，在裁断时既要考虑到言论自由的益处，又要考虑到管制和规范的益处，在这二者中权衡利弊、加以协调。布雷耶的看法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第一修正案的范围。

倾向保守的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为自己反对决议作出解释说，“决议与第一修正案（制定时）原初的公共理解不符”。他认为，建国之父们认为父母对未成年儿童拥有绝对的权威，父母有责任为子女的健康成长提供指导，因此必须坚持，商家不经过父母同意，将视频游戏直接出售给未成年者，这是与宪法原来的用意不符的。他要求限制的是未成年者接触他人言论的自由，而商家有责任不破坏这种限制。

最高法院对暴力视频游案的裁决又一次引起美国公众对如何理解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争论。这个案子令人瞩目的不只是裁决的最后结果，而是大法官们对第一修正案的理解和运用说明，其中的法理依据构成了他们对美国当今“自由言论”的理解，也必将会帮助美国民众更好地理解宪政法治下的个人自由。这也就是罗马共和时期西塞罗所说的，好的法律对公民所能产生的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