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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镇飚自己的服务器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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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07传播博士

浙江大学传播所07博士研究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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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新首先是不断地接受批

 何镇飚

《创新公司:皮克斯的启示》

作者:艾德 卡特姆、埃米 华莱士

翻译:靳婷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3

  

尽管是一本错版书,书里有几页是空白,甚至包括版权页。但这依然是我在春节三天假期里唯一一本读了三遍的书。确切地说,这并不是一本学术专著,打动我的是因为书中近乎完美的“创新思维”方法。

 皮克斯影工作室几乎是我们这代人的童,我1996年那些看完电影《玩具总动员》来我们书店的年人,都自己是从笑到尾的。我一年前因《狮子王》的陈旧台词所留下的对动画片的刻板印象。后来十年我收集了每一部PIXARDVD。我是一个看影从不落泪的人,但是皮克斯的每一部画片,都有深深打我的泪点,而笑点,那一定是不断的。什么皮克斯的每一部影都是成功的,可以入史册的。成功一部影不,不失败一部电影,才是电影工作室的奇迹。为了发掘这个秘密,我还在08年参加了皮克斯在东京的短期培训班。但都没有这本公司创始人艾德的专著,能解答我内心的疑团。

一、公司文化不是说的,而是做的

皮克斯有两条核心法则,一条法则是“故事为王”,另一条法则是“信赖过程”。但艾德在书中承认:这两条法则,如果在实践中严格执行,才是有效的,否则只是停留在口头。事实上,《玩具总动员2》的拍摄过程始终遵循这两条准则,但是最初的作品却是极其糟糕的。正如那些把企业文化写在墙上的公司,如何真正将公司核心价值观融入企业思维和行为,是每个管理者的职责和难题。那么皮克斯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二、智囊团:批评是创新的动力

皮克斯的动画创作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早期的工作室模式需要将创新基因渗透到每一个制作团队中。于是“智囊团”模式应运而生,智囊团由一些资深的皮克斯导演、制片人组成,对每一部创作过程中的作品提出批评意见和修改建议。例如《海底总动员》开始是一个倒叙模式,由在水族箱中的尼莫回忆来讲述故事,海底世界和水族箱叙事交叉展开。但智囊团认为这种叙事会让观众看得很累,不如用线性叙事来讲故事,这样能在电影开头就讲述为什么马林是一个如此谨小慎微的父亲,和尼莫的生世有关,观众也很快就能理解和同情马林。导演马上作了修改,并取得观众的认同。另一个例子就是《机器人总动员》,原来的结局是机器人瓦力终于赢得伊芙芳心,但这样的结局太过老套,非常不“皮克斯”,瓦力救伊芙的情节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在一次智囊团会议上,《超人总动员》的编剧兼导演布拉德伯德点醒了编导安德鲁:“你把观众千呼万唤的情节剥夺了。大家都想看到伊芙全然不顾自己的程序设定,倾其所有只为解救瓦力的情节。那就把这个情节呈现给观众们吧。这才是他们想看的。”于是一切豁然开朗,安德鲁将结局全部推翻重写,让伊芙舍身救了瓦力,也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泪花。

我认为,这就是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尊重,“故事为王”,不是“导演为王”,不是谁维护谁的“面子”,皮克斯营造了非常优秀的创新氛围,各种意见可以畅所欲言,从而保证了犯错误的最低几率,也使皮克斯的每一部电影都能登上票房榜首。

 三、打破规则,程序即文化

皮克斯有一些奇怪的传统,后来成为独特的体制。譬如,电影的导演和编剧必须是同一个人。譬如从不是先完成剧本再按照剧本拍摄,而是不计成本地不断修改,边拍摄边调整。譬如《飞屋环游记》最后只剩下了最初剧本中的那头大鸟。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保证了作品的品质。而约翰拉塞特(我心目中排名第一的动画片编剧)认为,“品质是最好的品牌营销企划案”。

在《玩具总动员2》电影杀青的最后阶段,一位动画师由于输入指令错误,删除了所有的动画内容,而备份服务器恰好坏了。于是,还在幼儿阶段的皮克斯公司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公司董事会做了各种查漏补缺,修改了全部删除的指令执行难度,建立了更加规范的审批程序。他们唯一没有做的,就是处罚那名删除了动画的员工,管理层一致认为,那不是他的过错。

这是公司初创的小故事,我却看到了为什么皮克斯会在后来以小吞大整合了历史最悠久的迪斯尼公司的动画部,因为创新意味着秩序,如果秩序中有对责任的文化执行以及对传统管理规则的打破,那才能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四、乔布斯的挚爱

皮克斯成就了乔布斯,而乔布斯偏执狂一般的信任和投资也造就了皮克斯。皮克斯创始人、作者艾德在书中深情地“质问”读者“在皮克斯创立之初,乔布斯就感觉到这家公司有其特别之处,但他无法具体确定这特别之处到底是什么,加上公司一路亏损的经营状况,让他感到万般沮丧。他的公司‘烧钱’程度走在了时代前沿,他能否坚持等到皮克斯的潜力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呢?毕竟,他连这家公司到底能否有开花结果的一天也不能确定。什么样的人敢为这样一家公司投资?换作是你,你敢吗?”艾德是和乔布斯连续共事最久的人,见证了乔布斯个人的性格和人生的转变,乔布斯通过对皮克斯的成功投资,重新赢回了苹果。但是在作者的努力下,和对苹果公司的事必躬亲不同,乔布斯从不过问皮克斯具体的电影内容,一年只参加一次董事会会议。艾德和约翰拉赛特表达了对乔布斯由衷的敬意。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略显奇怪的问题,高校明明应该是一家创新组织,但是为什么总是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成果,特别是人文和社会学科。创新的环境和氛围,也许正是我们所欠缺的。人才是否有足够的创新环境,是否有激励机制,创新的风险和代价由谁承担?最关键的是,我们能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吗?我们能够接受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吗?或者,对于不那么善意和建设性的意见,我们是不是错过了其中能避免我们犯错的警告? 

完成这篇非学术的读书随笔时,我才发现今天是乔布斯的生日。感谢他的发明,让自闭儿童也能使用IPad,乔布斯绝非完美,但他改变了这个时代。HappyBirthday, Steve.


201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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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十载回首,百年出发

(首届毕业生毕业十周年值年活动上的发言)

何镇飚

 各位亲爱的校友、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来自传媒与设计学院的教师何镇飚,也是2001年建校之初的首批教师之一。对于01级到11级的毕业生们,请允许我代表全校八百余名教职工,由衷地向你们说一句:欢迎回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相信在座的01级毕业生在初入校园时,一定记得道路两边的小树还无法遮挡宁波秋日的灿烂阳光,而刚刚你们再次路过那些枝繁叶茂的道旁樟树时,也许会后悔当初没有在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否则也会和青春岁月一起长大并永驻校园。不过,与其把名字刻在母校的树上,不如把名字留在校友师生的心里。

第一届理工毕业生,享受了相当充足的名城名校的优质教学资源,也尝尽了相当难忘的简陋生活设施。图书馆和北区都还在建设中,全校只有一个食堂一部公用电话,开学典礼是冒雨来到鄞州体育馆举行的,女生晚上从教学区回宿舍,在图书馆门口还增加了一个保安。0203直至11级的毕业生们,我们一起经历了一所国内同类一流高校的诞生与成长,也见证了母校从默默无闻到数次蝉联全国独立院校榜首的一路荣耀。

 20017月第一届开学典礼的仪式上,我还是一名助教,是大学教师系列的最低职称,能够成为首届广告学两个班同学的班导师,教授大学英语、广告学概论以及全校选修的电影赏析等课程,是当时有趣而激动人心的工作。今天我站在这里发言,是作为学院的教授,和在座的诸位一样,我也非常感谢学校给予我和老师们的关心和支持。努力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出类拔萃,拥有足以改变社会的影响力,也是我作为教师,能够给予在校生和毕业校友的理想、价值和意义。

因为,师生关系是一辈子的,学生和母校的关系也是一辈子的。我曾对自己的母校说过,母校就像我们拥有的股票,上涨的声誉鹊起我们是最大受益人,排名下跌我们就成了受害者,只是,我们永远无法抛售,也无法改变我们毕业于斯的人生轨迹。

正因如此,我也深知作为学院教师、学科带头人乃至学院管理者,我们的每一分努力,每一次抉择都事关我们的毕业生。我们只有让浙江大学宁波学院成为越来越优秀的高等学府,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更加独具特色,在全国甚至全球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才能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双赢,才能对得起你们当年的选择和今后的发展。

在诸位毕业的十年中,有几位优秀的教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时而会在梦中遇到共事过的几位,我会告诉他们学生没有忘记老师。而此刻,我相信他们正在天上欣慰地看着我们的欢聚一堂。

 缔造了苹果王国的史蒂夫乔布斯曾经有一句名言:Again, 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你们是我校贡献给社会的办学硕果,你们和我们教师和母校,始终是携手共进的缘分。你们的优秀是我们的骄傲,母校的辉煌是你们的坚强后盾。你们随时可以轻轻地走进熟悉的教室,静静地听上一堂课。也随时可以邀请老师们一起攻坚克难,共同面对你们事业上、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在母校的时候,诸君未必意识到在这里学到了什么,只有在毕业多年回首之时,才会发现原点就在这里。从这里出发你们已经经历十年的漫漫征程。我很想说,毕业生校友们,你们辛苦了。正如我自己经历过的本科毕业最初几年,理想破灭的边缘,坚持守望的脆弱,希望在你们隧道般的日子里能够从母校传授的知识、从“明德弘毅、开物启新”的校训中、从镌刻青春的回忆中汲取力量。我真诚地邀请诸位,有空常回家看看,这里永远是你们的精神家园。

同样,回家是为了出发,正如我今天发言的题目:十载回首,百年出发,在母校建设百年名校的道路上,一起去迎接你们更加灿烂的未来。所有的历届毕业生和在校生们,请记住,不论未来多远,始终有母校相伴。

谢谢大家。

 

2015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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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媒介融合的核心源:订户


镇飚


    曾有朋友开玩笑,说报业哪天失窃,所有源任你盗取,你会什么?我的回答是:订户资源。其实报业最重要的资产在我看来除了人才,就是订户资源和广告主源。(千万不要以刊号是什么稀缺源)如果只能取一,我选订户。广告主源可以通公开渠道得,人才可以培养,其培养一名新者,成本比改造一位老者要低很多,如果老者不是足够优秀的。只有订户资源是报业最重要最忠也是最可能变现的、唯一不可取代的源。


    昨天下午,宁波日报报业召开了媒介融合的改革动员大会,作为宁波传媒的研究者、观察者和批评者,我期待报业集团的媒介融合改革能取得优异的成果,也以此小文发声表示支持。


订户首先是

       这让我想起一个来源不可考的故事,报业集团某报接到爆料电话,是一个老太太,说自己社区有一个多么重大的新闻。接电话的记者笑了,那是一则根本没有新闻价值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老太太当场着急了,说我订了你们报纸多年,以后再也不订了。

        曾经,宁波流行的是“报卡文化”。我还开玩笑说宁波报业类似欧洲报业,订报是福利。由单位出资、个人享用。就在大约8年前,我反复建议用报卡建立收费墙。譬如订阅宁波晚报的,用订阅卡号就可以收看晚报APP的所有内容,而不是订阅户的只能收看当天内容。可惜,随着报卡时代的逝去,宁波报业APP收费墙的机会也随之而去了。

       但是,读者的权力依然存在,我曾经反复幻想高校成立报业的读者服务部,订户资源是报业我最感兴趣的金库资源,可惜没有能够合理运用。对于地方报业而言,哪里有比订阅多年的老太太认为重要的事情,更加重要的“新闻价值”呢?


订户资转变为数码发

    美好的代已一去不复返,我曾幻想的“欧洲模式”却依然是宁波报业订阅的主要模式,不少位依然把订报卡作福利给员工。那么,只要这种福利模式尚存,宁波报业许还有今年最后一年的“媒介融合”的订户资用机会。

     大在5年前,报卡订户就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报纸订阅了。当年就被我视为极大的浪费,也许当年报业集团还有挥霍和浪费的资本,但今天捉襟见肘的资源不足情况下,订户资源必须尽快转化为数码发行,应该怎么办?请参阅本微博昨天推送的《地方报业app的收费墙》。

让订户成为传播者

       大约在2005年,我们曾经给《上海证券报》做过诊断,上海证券报的订户资源的优质程度,大于内容资源,于是我们设计了一系列针对订户资源的活动、评奖、衍生产品(艺术品投资)等等,也因此诞生了国内最早的媒介融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的严三九教授和当时的上证报主编、如今的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杨溟(曾经的《现代金报》首任总编)就是当时一起开拓媒介融合的发轫者。时过境迁,媒介融合已经成了国家战略,但是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如何将传统资源优势发挥到新媒体领域(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是互联网 的重要内容。而传统报业最重要的优势,就是订户资源。

       如何使订户成为传播者,这和前面提到的老太太案例密切相关,订户是出资人是VIP,他们的传播诉求应该优先得到满足。订户积极进行网络转发或者其他形式的传播,应该得到回报、奖励和激励。

       大约是2010年我第一次被聘为东南商报总编助理的讲座上,我就谈到读者利益的问题,特别是订户利益,不仅仅是订报时送食用油,而是要让他们觉得自己和报纸是有关联的,当时我的理论是,订户是发行员,今天我不得不说,订户还是报纸内容和品牌的传播者。

订户是服务对象

       互联网时代,报社更像一个平台而非简单的内容供应商,例如我一直看好的儿童教育,就是报社可以为订户提供的服务内容,这些内容并不是需要报社自身去提供,而是由报社选择、鉴别、推荐优秀的服务供应商,将信息推荐给订户和读者即可,好比《纽约时报》的推荐读物,是报社公信力的延伸,也是服务触角的延伸。报纸上的汽车专版也许不会再有昔日辉煌,但是报社推荐的车型、车企,依然是订户和读者信赖的。同样,屡试不爽的艺术品投资甚至实体投资推荐,都是可以借助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一起来推动的。只要是订户需要的服务,都应该从报社得到相关的信息。

       为订户服务好比企业的为股东利益服务,和报社的喉舌功能并不矛盾,也是媒介融合重要的资源整合与发展方向。报社传统的人力资源结构需要调整,类似当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也是可以尝试的激励。而高校,正如我多年梦想的一样,可以成为读者服务中心的坚强后盾,我同时愿意开展第三方的读者(订户)投诉中心,成为报业媒介融合忠实的镜子。所有的一切,只为了宁波明天的媒体公信力、舆论监督、危机应对和信息传播,能有更好的载体。我说过,书店未来,宁波明天。同样,媒体的未来,更决定着宁波的明天。我实在不想让那些懒散的、得过且过的、自以为是的、温水青蛙的宁波媒体人决定我们这个城市的未来,但我同样愿意和有着卑微理想的、日以继日努力着的、在台风和危险的一线拼搏的记者编辑们,一起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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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地方报业APP的收费墙:美国圣克劳德时报考察
镇飚 (DrHezhenbiao)

    昨天写的《媒介融合的核心源:订户》里面,到了新端的收费墙,有朋友转给我他转发以后的评论认为是天方夜。在昨天的文章里面,我还谈到了订户资源的数码发行,就是今天的这篇,谈的就是报业新闻终端APP的收费墙。甬派是宁波报业集团发布的新闻终端APP,自7月8日上线以来,已经突破10万装机量,是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媒介融合改革的第一炮。本公众号曾于7月8日发文《有限可能:甬派新闻终端能够拯救宁波报业吗?》

SC Times的那把锁

    去年一年,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圣克劳德州立大学访学,期间,运用了赫伯特甘斯的“新闻室观察研究”,对当地的《圣克劳德时报(St. Cloud Times))进行了深度访谈和浸入式研究。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当地报纸的新闻终端的那把“锁”。

    首先,圣克劳德地区的人口并不多,按2010全美人口普查,圣克劳德市的人口大约是8万余人,加上周边地区大约是15万到18万,属于明尼苏达的第二大人口聚集区,第一大是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双城,与第三大人口地区德鲁兹-苏比列地区相仿。圣克劳德时报的发行量非常有限,无法和宁波地区的报纸相比,但是,却是盈利可观,而且,几乎可以说顺利完成了媒介融合,APP的装机量和报纸的发行,呈现“双高”。

     注意看:截右上角,就是那把。如果打开面菜,出更多的锁,需要钥匙开启

     几乎每个目都加了钥匙的图标,如果点那些钥匙,就会出下列画面

     独家提供给订户的内容,你可以尝试2周的免费试读,也可以订阅号。一做法和HBO、ESPN等商业电视台的做法是一的,只有电视订阅户,可以通手机或者电脑,收看流媒体内容。

    这就是传说中的“收费墙”,收费墙使报纸订阅发行收入并没有大幅度减少,手机APP的流行,反而促进而非减弱了报纸的订阅数量。当然,纸媒还需要提供大量手机APP无法提供的内容,这个将在本订阅号以后的《纸媒必杀技》中加以详细论述。

    圣克劳德时报的主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新闻老兵庄伯戴(我给他取的中文名字),我问:人们已经习惯了12年的从互联网免费阅读我们的报纸,如何让人们适应收费墙呢?

   老庄回答:内容量。唯一吸引人们为APP或者纸张版上的阅读的,是内容量。人了解,得高量新的成本是很高的。

     位小伙子是一位来自来西人,毕业于我所访学的圣克德州立大学,主修算机设计修了新学,是圣克时报唯一的网页视觉设计师,也是唯一的APP技。我几乎无法想象,一份万的美国地方报纸算机面和APP只有一位设计师或者IT 人,但是从APP而来的订阅者其增速度远远过纸张版。

    也许很少有国内学者像我这样整整一年的时间去美国不是学习纽约时报或者华尔街日,只是察一份美国地方报纸的媒介融合,但我想,其中的趣和秘密,可能是他人无法体验和分享的。

    所以当前天宁波日报报业召开媒介融合改革动员大会,我的朋友圈是:裁。去美国之前我认为宁波的广播电视和报业集团需要裁员,那么回国之后,我从一个词“裁员”变成了三个词“裁员、裁员、裁员”,怎么裁、先裁谁,我也学习了美国经验,不过也许不可复制。

甬派的锁能加吗?

    如果让甬派的装机者额外付费阅读内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如果已经是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报纸的订户,那么进一步成为“甬派”的订阅者,则是天经地义的。我曾经建议宁波日报的APP对宁波日报订户开放收费墙,东南商报的APP则对东南商报的订户开放收费墙,随着“甬派”的出现,似乎被打乱了。我比较看不懂的是,从内容上看甬派几乎并不是将日报、晚报、商报的内容直接整合,而简直就像另外一支部队。我不仅为这支队伍的成本和态度叫好,也为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这种类似自杀式的破釜沉舟的勇气和魄力而由衷赞叹,但是,报业集团投入巨大的三报(宁波日报、宁波晚报、东南商报,其实还可以加上新侨报)内容资源呢?如果不是按照我之前的报业APP的模式,就只能依赖甬派APP了。不需要额外收费,但是请加把锁。而加了锁之后,新闻终端APP需要有取代报纸纸张版的空间和勇气。

       这把锁就是订户才可以打开的内容之锁,不妨效仿下美国小城报纸,非订阅户只能免费阅读近三天的内容,之前的文章全部需要钥匙才可以打开,而想拿到钥匙,就必须成为订阅户。

       正如我昨天的公众号推送文章所谈到的,宁波报业的订阅户依然有着庞大的数量,这些订阅户可以天然成为甬派的订阅户,他们可以通过报卡免费获得钥匙,不需要增加额外成本,却培养了收费墙的第一代用户。而报卡,依然可以成为单位福利。只要宁波GDP的增长真的突破8,那么宁波各个单位继续把报卡作为企业文化福利加以发放,依然是有可能的。我每次看到报社CNNB网页版上免费的PDF报纸内容,都会觉得惋惜,这样做的意义何在?无偿的内容提供,除了完成宣传任务,可以给报社带来什么?网络的广告能够弥补纸张版广告所失去的吗?订户忠诚度的流逝还能剩下什么?拿什么去和门户网站竞争?三天的免费内容已经足够,全部内容应该加上收费墙。

       美国的报业经过12年的免费,终于开始了历时三年的收费墙试验,这些试验在部分城市成功了。保证了报社对高质量内容的投入,留住了高素质的读者,让广告商有了希望。老庄告诉我,这是报业自救和生死存亡的重要举措。

       我认为甬派其实已经做好了加锁的准备,至少预留了空间。不信请看下图

 

那右上角的货币符号,哪怕是虚拟的,难道不是未来收费墙的入口吗?

也许那是另一种“锁”的形式,不论是实体或是虚拟,让订阅户维持订阅习惯,将订户转化为数字发行,就是报业媒介融合的未来,和在美国已经被证明有效的自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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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好文,仿佛回到当日激烈讨论的国际会议现场。当时的会议语言都是英语,看到中文整理的内容,倍感亲切。



新电影,新中国:华莱坞理论论争与国际对话

“跨国与跨文化:华莱坞电影理论的建构”国际学术圆桌会议综述

王昀

(浙江大学 传播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8) 

“华莱坞”自提出以来,成为近几年中国电影传播研究中逐渐升温的话题。不过,作为一种本土知识术语,华莱坞如何在全球化场域中获取进一步对话空间,这对于中国电影当前整体发展而言,是极具重要性的问题。2015年5月5日,“跨国与跨文化:华莱坞电影理论的建构”国际学术圆桌会议在浙江大学圆正灵峰山庄召开。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联合举办,来自伦敦大学、悉尼大学、苏萨克斯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的10余名研究者从华莱坞的主体性问题出发,对华莱坞的国际传播道路给与了深入探讨。

一、从本土知识到跨国网络:华莱坞的概念建构与路径确认

讨论跨国传播语境中的华莱坞,其概念本身具备的内涵成为不同学者关注的焦点。英国苏萨克斯大学Michael·Lawrence强调,人们在进行研究时往往从定义开始着手,去关注当某一定义被引入时,这一定义具有的潜力和可能发挥的效用。华莱坞建立在中国学术关于电影的争论之上,而其中的核心在于它是否能够对全球化中的中国媒介产生指导作用。同时他提出,对于西方而言,华莱坞这一名词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困惑。Chillywood(中莱坞)较之于Huallywood(华莱坞),或许是一个更容易被理解的说法。伦敦大学Sarah·Wright则通过瑙莱坞与华莱坞的比较,谈到需要从相近概念去追问华莱坞的内涵,深入挖掘“华”所具有的意义。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成员、意大利学者Marilena·Indelicato针对一部分关于“华莱坞”的争议观点阐述到,电影生产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华莱坞实际是个当代的中国概念,它包含了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的合作。对于中国电影研究而言,华莱坞是一种工具,人们通过这一概念去诠释中国这一主体所包含的复杂性。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和丹提出,理解华莱坞,仍然需要把握“华人、华语、华事、华史、华地”五位一体的基本内涵,“华莱坞”的最终建构并不是一个具象的定型化空间,而是一种符号、一种精神文化。复旦大学苗伟认为,华莱坞挑战了“中国”中心主义,非常近似于旅美华裔史书美提出的“sinophone”的概念。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邱子桐则进一步论述,实际上,sinophone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外国人来拍华文电影,它不是sinophone,但它可以是华莱坞。华莱坞这一概念中的“华”并非单指中国,而包含了“大中国”(great China)的范畴。将“中国”与“华”两个术语相互对照,她认为华莱坞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新南威尔士大学Stefan·Solomon描述了跨国语境对于电影发展的重要性。他以世界电影中的儿童形象为例,认为国家在建构自身过程中,儿童总是与未来联系起来。在寻找跨国语境中的儿童如何被呈现,寻找儿童电影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华莱坞与世界其它国家有着充分的交流空间。

二、从主流工业到中国模式:华莱坞之于好莱坞的范式比较

好莱坞是电影研究不可回避的主流商业模式。华莱坞概念被提出之初,也包含了向好莱坞过去成就的致敬色彩。在未来跨国网络竞合中,华莱坞如何与好莱坞相互映照、共生共荣,是华莱坞发展的重要命题。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何镇飚以近来热门的“中国梦”主题为线索,指出华莱坞是实践“中国梦”的文化形式之一。中国梦是另一种美国梦,多年前的中国受制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条件,距离美国梦很遥远,但是现在这种距离被拉近了。他论述到,中国应该也有一些能与世界分享的核心价值,拥有自己的“梦想”。为此,华莱坞需要追溯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历史,让他人意识到中国即使与别的国家一样有同样的目标,但是可能拥有不同的达成方式。在悉尼大学Victoria·Grieves看来,跨国文化交流应当保持文化的多元性,美国梦不应当成为全世界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她举例到,诸如《西游记》等影片在澳大利亚儿童中有着良好口碑。目前西方十分渴望去认知中国,想更多接触中国文化,而中国也有着面向世界的诉求。因此,华莱坞中的“华”这一术语颇有引进价值。苏萨克斯大学Michael·Lawrence以宝莱坞对好莱坞的模式借用为例,强调即使在美国,好莱坞也只是商业娱乐文化产业的形态之一,其象征着对财富和利润的追逐。他批判,在宝莱坞与印度电影的混用中,印度电影的一些差异性被抹除了。现在世界电影研究中广泛使用好莱坞的概念,但世界毕竟是多样性的世界,全球文化又存在多种多样的电影。好莱坞仅仅代表了某一种杰出的商业电影类型,它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了其它的电影模式。在商业模式上,华莱坞研究者需要思考,华莱坞与好莱坞有何不同,华莱坞是否有区别于其它中国电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邱子桐也承认,华莱坞更多只是在工业层面向好莱坞学习,好莱坞本身也存在许多争议,这是华莱坞需要借鉴的地方。浙江工业大学王思齐通过关注电影与政治意识形态、国家软实力之间的联系,指出好莱坞并不是全球化进程中唯一的巨人。他结合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背景,认为中国正在渐渐成为世界电影市场的重要力量。华莱坞表现了中国力图输出自身的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进而在全球自由市场博弈中,让中国市场的声音被“听见”。

三、从内容生产到产业集聚:华莱坞的现实打造与发展策略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升级趋势愈演愈烈,华莱坞亦面临着在内容、资本、技术、品牌多层次架构层面的整合问题。在学理基础上探讨华莱坞电影跨国与跨文化的阶梯化发展,有利于寻找华莱坞适用于全球化产业合作的方式。悉尼大学Grieves指出中澳电影合作具备许多可行性。澳大利亚现在有许多中国人,他们的电影不止是“中国”的或者“华”的,而包含了某些“殖民传统”,包含了不同的文化元素。澳大利亚拥有许多故事,华人可以思考如何通过以电影为代表的文化方式作出贡献。新南威尔士大学Solomon则倾向于将华莱坞建立于某个具体的地点来发展华莱坞的国际传播,避免现有华莱坞框架的宽泛性。他同时强调,华莱坞的海外合作必须始终保持与中国本土的交流。Lawrence概括华莱坞产业实际应当包含生产者以及因电影聚集而来的受众两个方面,他建议,通过发挥高票房电影的影响力来推进华莱坞的国际市场号召。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廖卫民介绍了国内豆瓣网站,通过选择关于姜维电影的网络评论进行大数据分析,他举例道,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一些高票房电影甚至能获得10万以上人次的线上评分,这为电影产业研究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技术手段。伦敦大学Sarah·Wright就华莱坞现阶段发展情况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华莱坞与电影工作室、电影工厂等业界方面的结合;其二则关注非商业电影与商业保持的适当距离,她引介了自身所在的“世界电影中的儿童与国家”机构工作模式,提醒“被赞助”有时可能会导致被各种目标要求而丧失独立性。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何镇飚总结,华莱坞这一概念在一开始确实出现了一种认同问题,被认为是对好莱坞商业模式的移植。但在国内近年来的深入探讨下,当前的华莱坞实际涵盖了三个层次:国际层次(international)、国家层次(national)、地方层次(local)。他以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为例,指出中心现在已经与象山影视基地等业界合作方建立了良好关系。国内过去习惯以文学(literature)的方式进行电影研究,未来的华莱坞研究方法则将更为丰富化,国内研究者正试图让这一概念更为清晰,更具适用性。

中国电影市场长期浸淫在以好莱坞为主导的美式话语中,而在新时期中国电影高速发展之下,中国电影同样可能发掘新的文化价值,塑造新的“走出去”中国形象。推动华莱坞走入国际化,首选需要解决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探讨华莱坞。华莱坞理论建构应该突破过去传统束缚,走入多学科的交叉视角。本次圆桌会议以跨国、跨文化为背景,通过中外学者对话,从华莱坞电影的理论与实践出发,探讨了华莱坞电影研究国际传播可供适用的路径,通过对华莱坞电影在不同文化、不同阶段发展方式的探讨,为深化华莱坞电影未来生产机制、提升华莱坞电影研究的国际化水平赋予了前瞻性思考,也为中国电影发展赋予了更具指导性的动力。

 

——王昀:《新电影,新中国:华莱坞理论论争与国际对话“跨国与跨文化:华莱坞电影理论的建构”国际学术圆桌会议综述》,《中国传媒报告》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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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电影,新中国:华莱坞理论论争与国际对话

“跨国与跨文化:华莱坞电影理论的建构”国际学术圆桌会议综述

王昀

(浙江大学 传播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8) 

“华莱坞”自提出以来,成为近几年中国电影传播研究中逐渐升温的话题。不过,作为一种本土知识术语,华莱坞如何在全球化场域中获取进一步对话空间,这对于中国电影当前整体发展而言,是极具重要性的问题。2015年5月5日,“跨国与跨文化:华莱坞电影理论的建构”国际学术圆桌会议在浙江大学圆正灵峰山庄召开。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联合举办,来自伦敦大学、悉尼大学、苏萨克斯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的10余名研究者从华莱坞的主体性问题出发,对华莱坞的国际传播道路给与了深入探讨。

一、从本土知识到跨国网络:华莱坞的概念建构与路径确认

讨论跨国传播语境中的华莱坞,其概念本身具备的内涵成为不同学者关注的焦点。英国苏萨克斯大学Michael·Lawrence强调,人们在进行研究时往往从定义开始着手,去关注当某一定义被引入时,这一定义具有的潜力和可能发挥的效用。华莱坞建立在中国学术关于电影的争论之上,而其中的核心在于它是否能够对全球化中的中国媒介产生指导作用。同时他提出,对于西方而言,华莱坞这一名词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困惑。Chillywood(中莱坞)较之于Huallywood(华莱坞),或许是一个更容易被理解的说法。伦敦大学Sarah·Wright则通过瑙莱坞与华莱坞的比较,谈到需要从相近概念去追问华莱坞的内涵,深入挖掘“华”所具有的意义。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成员、意大利学者Marilena·Indelicato针对一部分关于“华莱坞”的争议观点阐述到,电影生产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华莱坞实际是个当代的中国概念,它包含了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的合作。对于中国电影研究而言,华莱坞是一种工具,人们通过这一概念去诠释中国这一主体所包含的复杂性。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和丹提出,理解华莱坞,仍然需要把握“华人、华语、华事、华史、华地”五位一体的基本内涵,“华莱坞”的最终建构并不是一个具象的定型化空间,而是一种符号、一种精神文化。复旦大学苗伟认为,华莱坞挑战了“中国”中心主义,非常近似于旅美华裔史书美提出的“sinophone”的概念。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邱子桐则进一步论述,实际上,sinophone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外国人来拍华文电影,它不是sinophone,但它可以是华莱坞。华莱坞这一概念中的“华”并非单指中国,而包含了“大中国”(great China)的范畴。将“中国”与“华”两个术语相互对照,她认为华莱坞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新南威尔士大学Stefan·Solomon描述了跨国语境对于电影发展的重要性。他以世界电影中的儿童形象为例,认为国家在建构自身过程中,儿童总是与未来联系起来。在寻找跨国语境中的儿童如何被呈现,寻找儿童电影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华莱坞与世界其它国家有着充分的交流空间。

二、从主流工业到中国模式:华莱坞之于好莱坞的范式比较

好莱坞是电影研究不可回避的主流商业模式。华莱坞概念被提出之初,也包含了向好莱坞过去成就的致敬色彩。在未来跨国网络竞合中,华莱坞如何与好莱坞相互映照、共生共荣,是华莱坞发展的重要命题。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何镇飚以近来热门的“中国梦”主题为线索,指出华莱坞是实践“中国梦”的文化形式之一。中国梦是另一种美国梦,多年前的中国受制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条件,距离美国梦很遥远,但是现在这种距离被拉近了。他论述到,中国应该也有一些能与世界分享的核心价值,拥有自己的“梦想”。为此,华莱坞需要追溯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历史,让他人意识到中国即使与别的国家一样有同样的目标,但是可能拥有不同的达成方式。在悉尼大学Victoria·Grieves看来,跨国文化交流应当保持文化的多元性,美国梦不应当成为全世界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她举例到,诸如《西游记》等影片在澳大利亚儿童中有着良好口碑。目前西方十分渴望去认知中国,想更多接触中国文化,而中国也有着面向世界的诉求。因此,华莱坞中的“华”这一术语颇有引进价值。苏萨克斯大学Michael·Lawrence以宝莱坞对好莱坞的模式借用为例,强调即使在美国,好莱坞也只是商业娱乐文化产业的形态之一,其象征着对财富和利润的追逐。他批判,在宝莱坞与印度电影的混用中,印度电影的一些差异性被抹除了。现在世界电影研究中广泛使用好莱坞的概念,但世界毕竟是多样性的世界,全球文化又存在多种多样的电影。好莱坞仅仅代表了某一种杰出的商业电影类型,它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了其它的电影模式。在商业模式上,华莱坞研究者需要思考,华莱坞与好莱坞有何不同,华莱坞是否有区别于其它中国电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邱子桐也承认,华莱坞更多只是在工业层面向好莱坞学习,好莱坞本身也存在许多争议,这是华莱坞需要借鉴的地方。浙江工业大学王思齐通过关注电影与政治意识形态、国家软实力之间的联系,指出好莱坞并不是全球化进程中唯一的巨人。他结合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背景,认为中国正在渐渐成为世界电影市场的重要力量。华莱坞表现了中国力图输出自身的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进而在全球自由市场博弈中,让中国市场的声音被“听见”。

三、从内容生产到产业集聚:华莱坞的现实打造与发展策略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升级趋势愈演愈烈,华莱坞亦面临着在内容、资本、技术、品牌多层次架构层面的整合问题。在学理基础上探讨华莱坞电影跨国与跨文化的阶梯化发展,有利于寻找华莱坞适用于全球化产业合作的方式。悉尼大学Grieves指出中澳电影合作具备许多可行性。澳大利亚现在有许多中国人,他们的电影不止是“中国”的或者“华”的,而包含了某些“殖民传统”,包含了不同的文化元素。澳大利亚拥有许多故事,华人可以思考如何通过以电影为代表的文化方式作出贡献。新南威尔士大学Solomon则倾向于将华莱坞建立于某个具体的地点来发展华莱坞的国际传播,避免现有华莱坞框架的宽泛性。他同时强调,华莱坞的海外合作必须始终保持与中国本土的交流。Lawrence概括华莱坞产业实际应当包含生产者以及因电影聚集而来的受众两个方面,他建议,通过发挥高票房电影的影响力来推进华莱坞的国际市场号召。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廖卫民介绍了国内豆瓣网站,通过选择关于姜维电影的网络评论进行大数据分析,他举例道,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一些高票房电影甚至能获得10万以上人次的线上评分,这为电影产业研究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技术手段。伦敦大学Sarah·Wright就华莱坞现阶段发展情况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华莱坞与电影工作室、电影工厂等业界方面的结合;其二则关注非商业电影与商业保持的适当距离,她引介了自身所在的“世界电影中的儿童与国家”机构工作模式,提醒“被赞助”有时可能会导致被各种目标要求而丧失独立性。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何镇飚总结,华莱坞这一概念在一开始确实出现了一种认同问题,被认为是对好莱坞商业模式的移植。但在国内近年来的深入探讨下,当前的华莱坞实际涵盖了三个层次:国际层次(international)、国家层次(national)、地方层次(local)。他以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为例,指出中心现在已经与象山影视基地等业界合作方建立了良好关系。国内过去习惯以文学(literature)的方式进行电影研究,未来的华莱坞研究方法则将更为丰富化,国内研究者正试图让这一概念更为清晰,更具适用性。

中国电影市场长期浸淫在以好莱坞为主导的美式话语中,而在新时期中国电影高速发展之下,中国电影同样可能发掘新的文化价值,塑造新的“走出去”中国形象。推动华莱坞走入国际化,首选需要解决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探讨华莱坞。华莱坞理论建构应该突破过去传统束缚,走入多学科的交叉视角。本次圆桌会议以跨国、跨文化为背景,通过中外学者对话,从华莱坞电影的理论与实践出发,探讨了华莱坞电影研究国际传播可供适用的路径,通过对华莱坞电影在不同文化、不同阶段发展方式的探讨,为深化华莱坞电影未来生产机制、提升华莱坞电影研究的国际化水平赋予了前瞻性思考,也为中国电影发展赋予了更具指导性的动力。

 

——王昀:《新电影,新中国:华莱坞理论论争与国际对话“跨国与跨文化:华莱坞电影理论的建构”国际学术圆桌会议综述》,《中国传媒报告》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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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可能:甬派新闻终端能够拯救宁波报业吗?
何镇飚
 
7月8日,在国内股市一片飘绿的上午十时,甬派APP新闻终端正式上线。这被新上任的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党委书记蒋旭灿称为,报业集团领导班子调整后的第一件大事,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在互联网 背景下,改革发展的第一炮,媒体融合的第一步棋,跨媒体组建的第一个团队。一早我就收到了微信里的甬派推广口号:无限可能。

唯一还是第N
    我注意到新闻端推送的微信里的一句话:“甬派是宁波移动互联网时代里程碑式新媒体产品,唯一新闻客户端”。在这句话后面,是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奇和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子跃对甬派的寄语和要求。
    这样高规格的新闻终端上线,在宁波的传媒史上倒是唯一。但是说起“唯一新闻客户端”显然不是如此。2006年10月25日,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推出iRex电子报纸——《宁波播报》。这份电子版联合新民晚报、烟台日报,以中国宁波网为主体,推出了以IREX(ILIAD)阅读器为终端的新闻服务。这是国内最早的以电子阅读器为终端的新闻推送服务,甚至比亚马逊KINDLE阅读器上的新闻订阅服务还要早。2012年前后,宁波播报就已经以ipad、iphone的APP形式出现。《宁波晚报》、《东南商报》、《宁波日报》等也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先后推出APP新闻客户端,而且至今应该仍在运行。而“妈妈知道”等同属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APP客户端,似乎早在2013年就实现了新闻 服务的互联网传播模式。所以,所谓唯一新闻客户端,其前缀是“宁波移动互联网时代”大概是从最近两年算起的吧,虽然我认为不应该这么计算。
    即使澎湃上线,也没有自称唯一。
 
内容还是渠道
  当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时,标志着传播技术派的诞生。那是电视的萌芽时期,电子时代的大众传播刚刚兴起,媒介即信息。慢慢地人们意识到“渠道为王”,有刊号资源就有了话语权。以至于这种媒介技术思维延伸到了互联网时代,有网站、有APP就有了“无限可能”。
  我在2010年就反对所谓“转型”,而社交媒体诞生之初,我就劝戒传统媒体:“使用微博,是为了增加报纸广告收入和电视台收视率”。转型不是融合,是自我缴械,放弃传统媒体的优势。微博微信不能拯救传媒集团,网站有条件可以,APP有条件可以,但前提是:收费墙。
  今天再来谈收费墙,有些可笑了。报纸订户的流失,广告主的流失,都是无法在网站和APP找到补偿的。我不希望像那些股评家一样,来当事后诸葛。
  更重要的是,党报党刊的影响力和公信力的低落。党报解读政策的能力,还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的思维、语言和对象上。这才是最危险的。市场对于媒体来说不是第一位的,喉舌才是。那么,“宁波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喉舌,应该怎样发声?怎样才能让宁波PX事件中,那些路过报业集团的人群,不再竖起中指?
  今天我注意到东南商报那篇揭露“再见,已胜初见”的深度报道,揭示了宁波美容业的不规范。这类稿子,转发巨大,一片好评。我甚至想,一份本地报纸,只要天天有类似的报道,即使没有APP,也能活得很好,而有了APP,可以成长得更好。虽然我曾经刻薄地揣测,那是对只做街头广告不做报纸广告的惩戒。但是不论怎么说,要惩戒,也要有影响力才行。
  所以,不论什么时代,媒体是内容供应商,而非渠道提供商。甬派的核心任务,是内容突破,而非APP手机下载量。当然,考核和提升手机下载量是容易的,提升和考核“内容”质量,是专业而困难的。
  如果我们把投入APP的资本,运用到提高每篇稿件的采访成本,提高员工的待遇,甚至设置更高金额的奖励,也许是最快提升报纸质量和影响力的手段。

思维还是资源
    几乎每天都有企业老总来我办公室谈合作,但是70%的善良总裁们,谈的都是资源。而对高校来说,我唯一能够接受的合作方式就是现金。今年我们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的外源经费任务是850万,考核我的唯一指标是现金。我可以和总裁们交朋友,但是合作形式只能是现金,智慧是昂贵的稀缺品。而资源,几乎是过剩的,特别是媒体。稀缺的是注意力。
    微信仅有两个可以考核的数据,是阅读量和点赞,这是无法对内容作出科学判断的,不论使用何种数学公式。所以,今天甬派上线,不断有朋友提问:甬派APP和公众微信号有区别吗?
    我觉得区别巨大,APP的主体是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是直接面对订阅户的。而微信的渠道,是腾讯。
    甬派上线就意味着自建渠道,但自建渠道成本巨大,如果没有腾讯那么大的投入和经济体量,不如就做公众号。所以我今天想委托前方记者提问的是:甬派的推广预算是多少?除了依赖传统党报党刊的摊派订阅形式,我对甬派的互联网思维的推广充满一厢情愿的幻想。话说党报的订阅模式,并没有给报纸带来春天。那么这种模式和思维,可以给“甬派”APP新闻终端以“无限可能”吗?

专业还是市场
    “我们有信心,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将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锐意创新,努力将甬派做成用户满意、市委市政府满意、报业集团满意,在长三角有影响力的优质新闻客户端,成为宁波对外宣传的窗口。”报业集团蒋总的这段讲话明确了甬派的定位,把“用户满意”放在“市委市政府满意”我非常感动。
   但是“甬派”客户端记者梅子满和吴明京写的《甬派上线仪式开始!》一文却指出:“甬派主要目标用户为本市党政干部、国家工作人员和城市利益相关者,栏目板块主要围绕“新闻、服务”来设置”,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APP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定位。
     后来我明白了,所谓用户满意,大概是:“本市党政干部、国家工作人员和城市利益相关者”满意,那和“市委市政府”满意,几乎是一个意思。
     那么,普通网民和读者呢?非党政干部呢?非国家工作人员呢?城市利益不那么相关者呢?中小企业主呢?外来务工人员呢?在甬外国人呢?看来,和我天真地以为的“用户满意”并不一样。
     我突然想到新闻专业主义的问题,新闻专业主义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一个专业问题。一边是党委政府的宣传任务和要求,一边是市场逐利的压力,不论报纸还是APP,这个现状,无法超脱。
说到拯救,不是甬派能够拯救宁波报业,而是新思维、新战略、新人才。开门办媒体,广纳雅言。实行人才分流,降低运营成本,开拓健康的现金流。

    午休时间匆匆忙忙写了这些,作为宁波市重点学科“新闻学”的学科负责人,我为自己没有参与这些重大改革内容而感到抱歉,在美一年,的确错过很多。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我是宁波人,观察和研究了宁波的媒体20年,互联网15年。我们永远在掀开新的一页。甬派不会是无限可能。但是好比鲁迅在《故事新编》里面说的,一个小孩子诞生,大家都来祝福。那些说好话的未必实现甚至许慌,但是说真话的,也可能被打出来。
    祝福“甬派”,我的批评表示,我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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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新作:爱泼斯坦2014年12月新著《号外:新闻媒体的虚构》

何镇飚


EXTRA The Inventions of Journalism

By Edward Jay Epstein

(2014-12-10)

书名:号外:新闻媒体的虚构

作者:爱德华 杰 爱泼斯坦

出版日期:2014年12月10日

出版社:EJE出版公司

当美国著名调查记者爱德华.杰.爱泼斯坦的上一本新书出版时,书评界一致给予了“新闻老兵最新调查”的称谓,那是2013年10月,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的卡恩性侵案,书名为《五月的三天:性、监视与DSK(卡恩)》,爱泼斯坦调查发现,卡恩的手机始终是被监听和追踪的,而事发后却不翼而飞。这一丑闻制造者,很可能是卡恩的政治对手,而卡恩在事发前是在野的社会党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此后却面临其政治生命的彻底完结。

《五月的三天:性、监视与DSK(卡恩)》,爱泼斯坦2013年10月出版


《五月的三天:性、监视与DSK(卡恩)》,爱泼斯坦2013年10月出版

但这远非爱泼斯坦最有影响力的专著。爱泼斯坦2012年12月出版的《好莱坞经济学家2.0:电影背后隐藏的财经真相》,封面有一句对作者的介绍:《大银幕:好莱坞的金钱与权力》作者,显然,后者为他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爱泼斯坦2012年12月出版的《好莱坞经济学家2.0:电影背后的财经真相》


爱泼斯坦2012年12月出版的《好莱坞经济学家2.0:电影背后的财经真相》


2006年,爱泼斯坦出版了《大银幕:好莱坞的金钱与权力》,成为当年重要的畅销佳作。对好莱坞的运作,进行了调查报道与学术批判。


2006年,爱泼斯坦出版了《大银幕:好莱坞的金钱与权力》,成为当年重要的畅销佳作。对好莱坞的运作,进行了调查报道与学术批判。

事实上,爱泼斯坦1966年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成为了他的第一本畅销书《Inquest: The Warren Commiss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ruth (审讯:沃伦委员会与真相呈现)》,试图通过调查,揭示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真相。而爱泼斯坦也穷尽一生都在研究肯尼迪遇刺事件。

爱泼斯坦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调查记者之一,他于1935年生于美国纽约,1966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获得政府管理硕士,1973年从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并曾经在哈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作为全美最著名的调查记者之一,爱泼斯坦长期在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工作,是著名的横跨业界和学界的新闻学者。已经出版著作15本,大量文章发表在《纽约客》、《亚特兰大》等期刊杂志。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得知他的最新专著《号外:新闻媒体的虚构》在2014年12月10日出版时,第一时间阅读了该书。这本专著的特别之处,是和2013年爱泼斯坦的《默罗的阴暗面》一样,只通过亚马逊进行电子发行,并无纸质图书。

这本新书的序言,题为“Journalism and Truth”。事实上,我又一次遇到了翻译难题。Journalism当然可以翻译成“新闻”或者“新闻学”,但其中,却也包含着“新闻专业主义”的深层含义。这篇《新闻与真相》,道出了一个新闻老兵对新闻业的反思与自省。他认为,新闻向读者讲述故事,但这些故事并不是编辑和记者编造出来的,而是基于“信源”。但信源往往可能是主观的、臆断的、具有小说式特征的,甚至可能是假造的。这些“信源”决定并提供了记者报道的真实性。

著名新闻人同时也是新闻学者的李普曼曾经认为,新闻报道和真相追寻具有完全不同的终极目的,新闻和真相只有在体育比赛、选举结果公布等很少的领域内能够达成一致。

在李普曼论新闻与真相的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新闻记者更多地是仅仅收集信息的碎片而非隐藏的真相,他们所在的新闻机构更加鼓励和要求他们从未经证实的信源获得秘密消息。于是,这就诞生了传媒的虚构。

本书由一系列的个案分析组成,在第一章之前,作者爱泼斯坦举的例子是1980年9月28日,在华盛顿地区的儿童海洛因成瘾者报道。华盛顿邮报的珍妮库克,报道了一个悲惨儿童的故事“吉米的世界”,吉米瘦小的胳膊上扎满了针孔。在报道引起读者的高度关注的同时,华盛顿警方也在积极寻找吉米。华盛顿邮报著名的编辑,鲍勃伍德沃德(水门事件的调查记者之一)将本报道申报普利策新闻奖。而普利策评奖委员会,不顾该报道的未经核实,在1981年4月13日,授予库克特稿写作奖(Feature Wring)但在警方的反复核实之下,珍妮库克承认吉米是她虚构出来的,为了给华盛顿邮报提供独家报道。华盛顿邮报的出品人唐纳格拉汉姆,不得不公开承认了报道的欺骗性并退回了普利策奖。

爱泼斯坦的《号外:新闻媒体的虚构》,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序言和三章:序言:新闻与真相。第一章:传媒神话,包括七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本拉登的神秘山洞(多家媒体都言之凿凿认为本拉登隐藏在一个神秘的、防核防化、设备高端的地下深洞中,事实证明媒体的报道并不属实),黑豹党的种族灭绝(媒体甚至编造了遇害人的数字和姓名),安德罗波夫的恶作剧(安德罗波夫是前苏联1982-1984年间的总书记),水门事件的神话(可见作者有多么不喜欢伍德沃德,而后者对水门事件的报道,显然建立在外部信源的基础上),票房误读(那些被夸大了和虚构化了的美国电影票房收入),虚构的海洛因流行症,华尔街的疯子(纽约时报2012年5月14日报道称,据最新研究显示,华尔街有10%的人群是临床精神变态者。而记者的信源来自互联网。)。

第二章:来自无名之地的新闻。(这一章节名称与作者的博士论文同名)爱泼斯坦以有线电视新闻网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信息源与新闻生产中的真实性把握,解答了2014年的美国电视新闻中的虚构问题,是如何从六七十年代一步一步堕落下来的。作者以1972到1978年的个人经历写到:我从新闻编辑室到剪片室,从选题会议到参与采访,从来看不到公关人员的身影,媒体外部人员是不能参与新闻内部制作与运行的。但在今天,作者最近和美国全国广播新闻网NBC的高管在一起时,公关人员参与了整个采访过程。另一方面,媒体的预算紧缩,也导致了新闻质量的下降,从而产生了新闻虚构,这是缺乏严格验证以落实信源所产生的现象。

第三章:美国小报:新闻业的罪孽。第一节:小报的崛起;第二节:林德伯格事件(著名的飞行员林德伯格幼子遭绑架事件,其中林德伯格家仆人因将其幼子照片卖给记者而自杀)第三节:杀人王曼森(查理·曼森是美国历史上最疯狂的超级杀人王,他所控制的邪教组织丧心病狂、杀人如麻。1969年8月9日至10日,两桩连环杀人案震惊了洛杉矶。)第四节:红色八爪女 (1974年2月4日,恐怖组织“共生解放军”将美国报业大王威廉道夫·赫斯特的孙女、19岁的帕特里夏·赫斯特从其未婚夫的公寓中绑架。在绑架期间,帕特里夏被洗脑并参加了恐怖组织。 她以化名“塔尼娅”参与了“共生解放军”的一系列恐怖行动)第四节:辛普森马戏团。(辛普森杀妻案件的媒体呈现,荒诞而虚伪,媒体加入了过多小说式的戏剧冲突和细节)。作者爱泼斯坦批评了这些事件中,小报化媒体思维带来的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危害。

《号外:新闻媒体的虚构》全书仅百页左右,却体现了爱泼斯坦一贯的犀利笔法,展现了一位著名调查记者,不同于学界教授的思维和写作方式,同时又兼有学理性和科学性,是这位新闻老兵在2014年12月,带给我们的最新思考与批判。值得推荐给新闻传播学的学子与学者专家们,也建议新闻媒体的记者编辑和管理者们,从美国的新闻媒体的教训中,汲取经验,避免新闻虚构的各种可能。

爱泼斯坦的个人经历丰富而充满趣味,譬如他在上学时,曾经是颇受《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赏识的学生,每周向纳博科夫汇报最近上映的电影。最后附上作者肖像,这是爱泼斯坦在亚马逊作者主页的头像照片,背景是上海东方明珠塔,如果联系到他之前对中国新闻业的批评(他关于中国新闻界在矿难中领取封口费的报道,令西方新闻界震惊。难能可贵的是,在报道中,爱泼斯坦还引用了部分国内学者的观点,认为封口费增加了矿难成本,是一种媒体人自发进行的良性行为。当然,我对他所采访的学者的这类观点,不敢苟同。)从报道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一贯的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对中国的兴趣与热爱。

爱泼斯坦在亚马逊作者主页的头像


爱泼斯坦在亚马逊作者主页的头像

何镇飚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士

美国明尼苏达圣克劳德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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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音乐电台是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授何镇飚博士创办并主持的传播学在线广播电台,自2014年1月20日创立以来,已经播出70期节目。荔枝FM58851频道,传播学音乐电台,欢迎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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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音乐电台是由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授何镇飚博士创办并主持的传播学在线广播电台,自2014年1月20日创立以来,已经播出70期节目。荔枝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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