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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
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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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T台：性感、酷、扭动腰肢、目视远方，配合节奏强烈的音乐，高跟鞋一字走着……只是有时候会觉得，她们每个人，都有着孤独的灵魂和脚步。
10月18日晚，三亚，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的现场，霓裳盛典，情归Elite，夜晚的血管里充满了好动的细胞。流淌着。流淌着。热。
辛迪·克劳馥，Elite的第一位巨星
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是当今世界上知名度最高、覆盖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全球顶级模特赛事。1983年，在墨西哥迷人的南方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初次露面就惊艳全世界，很快就成为全世界的顶级模特赛事和明星超模的摇篮。
其中最为人们熟悉的一定是美国模特界的大姐大辛迪·克劳馥。就是在阿尔普尔科的首届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上，清秀可人的17岁女孩辛迪·克劳馥以其出众的五官和迷人的气质，立即引起了评委的注意，那一年，她最终获得亚军。进入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意味着星途无限，这一点从克劳馥的身上就可以得到证明。从她得奖的那一刻起，Elite模特经纪公司就与她签约，并且开始大力包装和力捧这位未来的巨星。
事实上在未来的10余年里，辛迪·克劳馥都是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超模。以坐火箭的速度，辛迪·克劳馥在得到Elite大赛肯定之后的短短一年之后，就开始给一流的杂志做封面，出席一流的派对，拍摄一流的广告，赚一流的钱。你可以在各种顶级时尚杂志的封面上见到她嘴唇上方那颗性感的痣，她褐色的头发和眼睛同样让人一见难忘。《Vogue》、《Elle》、《人物》、《魅力》等刊物上的辛迪·克劳馥总是占据非常醒目的位置，据不完全统计，仅1988年一年，为她拍摄大片的杂志就超过了400家。风头一时无两，Omega、Maybelline和Clairol等国际品牌纷纷邀请克劳馥为它们代言，自然也使得克劳馥的身价水涨船高，以1995年为例，她的年收入高达650万美金。
天资聪颖、财商一流是克劳馥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这一切也得要归功于Elite模特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出色的商业运作能力。《花花公子》上的裸照也许是富有经济头脑的克劳馥和经纪公司共同做出的大胆决定。这显然是一步险招，裸露身体的结果可能是身败名裂，也可能是脱颖而出。幸运儿克劳馥压对了宝，使她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给《花花公子》拍裸照的世界超模，其结果是，那一期的《花花公子》都快卖疯了！太多的世界名流通过经纪公司表示希望能与克劳馥合作，其中，MTV的总裁就找上门来，邀请她主持时装电视节目，借助于电视媒体的威力和Elite模特经纪公司的商业运作，克劳馥旋风席卷全世界。
寻找灰姑娘的盛宴
1985年，模特收入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是克劳馥，同样炙手可热的克劳迪娅·希弗屈居第二，后者同样也是参加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成名的超模。
26年来，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汇聚于此！
想一想，吉赛尔·邦臣、史达夫妮·西摩儿、塔嘉娜·帕迪丝、古赛儿、黑珍珠娜欧·坎贝儿等等美丽脸庞都曾经出现在Elite的T台上，这里真可谓名模的摇篮。台湾的名模王丽雅说她在当选Elite台湾冠军后，“不但工作邀约从不间断，更有机会与国际品牌合作，因此参加Elite Model Look的选拔真的是生命中的一大转折点。”这显然是巨大的诱惑。
所以有人说，这是“寻找灰姑娘的盛宴”。穿上水晶鞋，就可以在夜晚变成晚会上最明艳动人的明星。
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的竞争异常激烈，但是它的门槛很低，走的是海选的路子。14岁至25岁之间，身高不低于165cm的女孩，都可以自由报名，任何人都可能一夜成名，想一想就让人心动，这直接导致近两年来，每届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的总报名人数突破了35万大关。
毫无疑问，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是找到世界上最漂亮模特的最便捷途径之一。但是从35万中选中67名决赛选手，真可以说是万里挑一，没有三把神砂，还真不敢拍胸脯说自己就一定能杀出一条血路。
魔鬼身材需要魔鬼训练。所以选手到了三亚，总决赛前的一个星期，日复一日枯燥的走台就成了每天的必修课，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当然，也不是说走T台走到天下无敌就可以坐上模特界No.1的宝座上去，模特这一行中有太多的可能性。Elite世界精英模特经纪公司首席执行官伯纳德·汉尼特先生解释说：“有人批评说为什么进入决赛的某些选手台步都那么稚嫩？其实我们着力于寻找未来有潜力的模特！这是个挖掘的过程，我们看重的是未来，而不是当下。”
在本届大赛的舞台上，三位身材高挑的中国模特（毛慧茜、李盈斓和奚梦瑶）的身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中国的模特和时尚事业近年来发展非常快，”谈到近年来中国时尚事业的发展，伯纳德·汉尼特先生也是赞不绝口，“中国的模特非常专业，这里有专门培养模特的学校，甚至一些大学里也开设了模特专业，培养专门的模特人才，我坚信，中国的模特很快就会在世界超模的舞台上闪现她们的风采。”
真说不定哪一天，在国际顶级模特赛事上，东方的面孔可以像张梓琳一样，笑傲群芳。
豆蔻年华的性感女神
一辆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开到舞台中间，随着排气发出轰鸣的声浪，67位模特身着机车风格的皮衣伴着电子音乐相继亮相，工业化的机械美感和模特身上的魅力完美和谐。2009年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总决赛一开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那些看上去已经风情万种的面庞，其实年龄还只有16、7岁，在中国，她们大概还都在父母的怀里撒娇，或者刚刚情窦初开。可是，在这里，她们已经是性感女神，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上帝似乎总是爱眷顾这些幸运的年轻女孩。西格丽德·阿格伦参加了2005年的Elite世界精英模特大赛，当时她只有13岁。她先是参加了法国的Elite选拔赛和半决赛，很顺利地进入在上海举行的总决赛，虽然在总决赛中她败给了夏洛特·卡里普索，但是她的星途依旧灿烂。这直接导致她于2007年下定决心结束学业，全身心地投身于模特事业中去。
2008年获得Elite大赛冠军的比利时女孩路易丝·玛萨莉丝也出现在2009年Elite大赛现场，精致的妆容、得体的装束和优雅的微笑，实在让人无法将其与16岁这个花季年龄联系在一起。上一次，她还是参赛的选手，这一次，她就已经是决定她人命运的评委。成熟，似乎是一个模特必须迅速获得的禀赋。在这一年里，她获得了很多，很多国际品牌的合作让她的知名度与日俱增，但是伯纳德·汉尼特说这只是开始，他信心十足地表示：“因为她现在还在上学，所以时间上并没有完全来配合模特的工作，我相信，假以时日－－也许就在明年－－玛萨莉丝将会爆发。”
而今年获得冠军的瑞士模特朱莉娅·塞纳也只有17岁而已。
对于整个模特界都在幼齿化的倾向，伯纳德·汉尼特并不认为现在的模特需要年纪越小越好：“我们是在为未来的时尚界输送模特，并不是说时尚界要年轻化，恰恰相反，需要更成熟化。今天的她们还刚刚起步，未来的路程还很漫长。比如我们选出来的辛迪·克劳馥，15年来她一直站在时尚的前沿。”
尽管有克劳馥这样的常青树，但是谁都不能否认，模特，是青春的海洋，而不是暮年者的领地。年轻就是革命的本钱，T台就是她们挥洒青春的战场，但是谁又了解“一将成名万骨枯”之后的残酷？也许，这就是残酷的青春。
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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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唐德刚教授自诩体壮如牛，常常夜以继日整理口述材料，第二天一大早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如此不知疲倦，也许暗暗地为他晚年的生涯埋下了忧患的伏笔。晚年的他体弱多病，日日夜夜承受着肾病的折磨，直到 2009年10月26日，89岁一向乐观开朗的唐德刚先生，终于可以和他的师友们——胡适、李宗仁、顾维钧……一起在天堂会聚，坐而论史，彻夜长谈。
虽然耳濡目染的是欧风美雨，但唐德刚似乎并没有忘了中国文人的处世和治学态度，这当然和他的老师胡适有关。唐德刚是胡适一生中最失意、最穷困的时候收下的弟子。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相遇时胡适正在纽约当寓公，大陆正在掀起轰轰烈烈的批胡适运动，而台湾对这位民主斗士也有点头大，胡适只能寄居海外，盖世才华，却只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表面上云淡风轻，其实内心是如何孤寂人们可想而知。
也许正因为都是性情中人，又是同乡，两人的关系才分外的“铁”，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就曾对人说：“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
最“好”之说，关系好大约也可以归入“好”的程度之列。正因为信任唐德刚，师徒二人才合作《胡适口述自传》，这部书以胡适的英语录音整理而成的，为使英译准确，师生二人锱铢必较，对每一个单词都反复推敲，真是“一字千钧，半句不苟”。20年后，此书再由英文转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在学术界广受好评。而唐德刚在记述乃师的口述自传时，又能不为尊者讳，对于不同的观点，唐德刚在注释中也一一道来。比如对于胡适的《水浒传》英文译名，唐德刚就直言“不甚妥当”。又在谈到胡适所谓的“自由’时，唐德刚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不同意见：“胡适之先生生前所倡导的‘自由’是直觉上的‘为自由而自由’的‘自由’；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孤立价值的‘自由’。孤立的‘自由’自有其哲学上和宗教上的情趣；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上便完全失其意义了。”
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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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和台下，万芳判若两人。
台下，她静静地坐在咖啡厅里，说话的声音轻柔到你必须把耳朵竖起来。眼神倦怠。她总是在抱怨：“房间里有人抽烟，大陆的人抽烟好凶啊。”可是放眼望去，哪里有什么烟雾缭绕？鼻子里也丝毫没有闻到什么刺激性气味。这样说着说着，开始有一点灵异的感觉。
可是一旦到了台上，万芳就不再韬光养晦。8月2日和3日，作为《城市画报》创刊10周年纪念系列庆典之“荒岛音乐会”的第二回，万芳带着她的亲密合作伙伴－－日本著名吉他手大竹研和台湾手风琴诗人谢杰廷－－一起，登陆芷江梦工厂，带来一场融合音乐和剧场元素的跨界表演：“万芳的房间唱游”（Singing in My Room）。
问她，“万芳的房间唱游”究竟是音乐剧还是经典金曲大串烧？她还卖关子：“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呢，等会你看了就知道了。”
作为台湾滚石唱片的唱将级女歌手，万芳声音的表现力在华语音乐圈有口皆碑。《割爱》、《温哥华悲伤一号》、《猜心》、《Fly Away》、《孩子气》，特别是为尔东升电影《新不了情》配唱的主题曲，都曾在排行榜上多周徘徊，连蔡琴都连连为它们感到嫉妒，感叹为什么像《新不了情》这样的好歌没有落到她的手上。她的17张个人专辑一定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是为什么她的名字永远要被淹没在陈淑桦、辛晓琪和林忆莲等一班疗伤歌手的盛名之下？
没有亮丽的外表，也从来不会有绯闻的炒作，所以也就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却拥有稳定的听众群，挤满了芷江梦工厂的现场。这样的一个都会女性，歌唱着自己的她人的爱情伤痕，痴男怨女的房间唱游。舞台上，灯光亮了，三张椅子，麦克风、吉他和手风琴，再简单不过的舞台设计，看起来不像是音乐剧。她素净的声音响彻整个空间，素净地面对每一个相识或不相识的人。背后的投影仪上投射着文字和影像，有歌词，和她惘然的心情。万芳是低调的，也许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淡定，这是天性使然，所以她总是用一点点沙沙的嗓音，唱着这样的歌词：“最后一杯咖啡，温暖了手，芬芳了离别。”
只是到了现场，你才会突然发觉，万芳的爆发，有一种你在听CD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力量，不再是你印象中的低吟浅唱。也许因为从小就是左撇子，敏感的内心总是感觉到自己和他人的不同，所以她会在演唱会现场忽然怒斥娱乐圈的种种怪现象。你忽然从中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尊严、骄傲、内心的挣扎和荒凉。当然，她是孤独的，她自己清楚地知道：“来看她的演唱会的在上海大概要算是小众。”是否如此，她才想要小众到底，所有她的专辑主打歌一律被打入冷宫？演唱的是《不确定》、《悲伤森林》、《知道不知道》，还有罗大佑发表的第一首作品《歌》。它们沉默了太久，带着岁月的痕迹，十多年来，这些歌从来没有被人在舞台上唱过，它们可能早已被人忘记，或者只是卡带或CD里的珍藏的记忆，只有它们的演唱者本人在这样一个时刻轻轻擦去它们身上的灰尘，让曾经听过这些歌曲的我们忽然想起曾经聆听它们的那一个下午或者夜晚，风是从何处吹来，吹过我们的眼眶，在惊恐不安中看到我们曾经年轻的脸。
当她的声音像一杯咖啡一样温暖了孤独的心，最后一个音符落幕时，离别也变得无比芬芳。
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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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第20届台湾金曲奖，陈珊妮荣登歌后宝座。
那一晚，是小众歌手的胜利日。周杰伦的缺席让更多的新人有了撑场面的机会。慵懒而感性的王若琳宛若夏日里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静静地端坐在微风涟漪的池塘中……让听惯了舞曲和苦情歌的听众耳朵一亮，那是怎样的一种声音？英文Jazz，一把吉他，风一样的女子。
虽然后来她为自己的狂言“当流行歌手很丢脸”做了委婉的解释，但是那何尝不是小众歌手的心声：小众歌手就是要和“流行”（Pop）歌手划清界限！
走音王、记忆力又超差，忘词赶上周华健，打扮上更是不走寻常路。金曲奖上的红人卢广仲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时候绝对是个异类，蘑菇头、粗边大眼镜、T恤、短裤和长袜，被认为是标准电车男模样，和当年四大天王或者四个华发美男F4的标致五官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可是，王若琳有多红，卢广仲就有多红！出了三张单曲唱片就能开巡回演唱会，还有一线大牌歌手陈奕迅的邀歌赞赏。
陈珊妮的花样年华
陈珊妮何许人也？
如果你听过《花样年华》的主题曲，你就会恍然大悟：是她吗？
没错，就是陈珊妮写的《花样年华》！但是，是不是因为陈珊妮太低调，《花样年华》之后，旗袍、王家卫的墨镜、梁朝伟眼神、张曼玉的背影、连同《花样年华》的音乐统统大热之后，陈珊妮这个名字还是小众中的最爱。
2008年，她推出了自己的全新大碟《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新世纪的唱游，她就是浮靡音乐中的绝妙音符。距离他1994年的第一张唱片《华盛顿砍倒樱桃树》已经14年了，还是那样另类，一点也没有被磨平棱角，就像《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宣传照片上，妖娆的粉红色假发，吐着烟圈，眼神冷艳，给人一种只可远观的距离感。在一个后艳照门时代的娱乐圈，冰清玉洁没有绯闻，永远做自己爱做的音乐，简直就是一种神迹。
她的音乐也是如此。音乐占据了她几乎全部的生命，是她的工作也是她的兴趣，她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做别的事，所以自然就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失望沮丧时就失望沮丧。我没想过失望沮丧的时候要变得特别高兴。我通常就是面对自己的情绪，觉得失望沮丧也没有什么不好。”陈珊妮的冷堪比王菲，而且还有一点暗黑。听听她在台北开的演唱会的名字：女巫店、完美的呻吟、拜金小姐、自恋姿态、光影幻化……从来都不是拜金女，可是却组织了“拜金国际俱乐部”；另类但不摇滚，却与左小诅咒合作《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造型妖冶，喜欢能够跳舞的节拍，很摩登感觉的复古曲式，陈珊妮的音乐让人猜不透她葫芦里到底卖得什么药。
这么多年来，半红不紫的陈珊妮始终介于幕前与幕后之间。刚出道的时候，她是“友善的狗”的9大创作人之一，年华飞逝，任何的花朵都要枯萎，而现在的陈珊妮更像是已经结蒂的果。2009年5月6日，陈珊妮站在了北京星光现场举办了“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内地首倡演唱会，这是一次总结表彰大会吗？还是一次让大陆听众了解陈珊妮的全新的开始？
杨乃文：我离开我自己
杨乃文和陈珊妮是好朋友。
在小众歌手中，杨乃文绝对是大姐大式的人物，比陈珊妮更早获得金曲奖的肯定，12年5张专辑，张张个性十足。
1974年出生，没有特别的红过，多少她这个年纪的艺人早已经被打入冷宫，或者黯然隐退，但是杨乃文依然倔强地站立在舞台上。
她在滚石的魔岩发行自己的第一张唱片《One》的时候，赵传亲口承认他的女儿现在最迷的就是杨乃文。带一点英伦摇滚的锋芒，充满金属感的音质和兼职模特儿的身材，唱着“星星堆满天，我还是最爱月圆，我中你的毒，中你的邪，我无药可解，我为爱付出一切。”
“慌乱没有起点，慌乱没有终点”（《一个人》）。一个迷狂中的声音，如此决绝。
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没有大秀身材的舞蹈，仿佛一个孤独的行者，走在茫茫的荒野之中，像白金闪着微弱的光，有绝对自由的歌者，有脆弱的内心戏，还有，沉默是金。关于杨乃文，还是和她合作过的键盘手陈建骐说得最贴切：“和陈珊妮老师、杨乃文合作感受很自然，跟呼吸一样、很雀跃，跟孩童一样、很投入，跟爱情一样。”
“一刹风雨我爱过你，几度雨停我爱自己”，《我离开我自己》中浅吟低唱的这句歌词也是杨乃文对自己的界定。杨乃文需要对自己多一点爱，因为乐坛是如此残酷，虽然2001年的第三张专辑《应该》被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评定为“年度十大专辑”之一，但是之后的5年里，杨乃文没有机会再出唱片。一度，当人们以为这个好声音就将从此留在记忆深处时，转投亚神音乐的杨乃文终于发行了她的全新专辑《女爵》，翻看这张唱片幕后推手，我们惊喜地发现，她在魔岩时期的音乐伙伴又出现在大名单中，贾敏恕（唐朝、超载等多支摇滚乐队经典专辑的制作人）、李雨寰和林暐哲（当年华丽电子的dmdm乐队成员，后者也是《One》和陈绮贞《让我想一想》的制作人）、陈珊妮和杨乃文擦出的火花保证了《女爵》成为当年最让人心动的声音之一。
陈绮贞与张悬：雁去潭不留影
和杨乃文的冷冽不同，陈绮贞和张悬有着清纯的外貌，就像草原上吹来的一阵清新的风。
陈绮贞的声音多少有点娃娃音，读的却是哲学，喜欢的是周星驰。长长的深蓝色的裙子遮住她修长的腿，清澈的眼睛里不染凡尘。还记得她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唱片《让我想一想》（依旧是魔岩出品!）她的侧脸，眼睛和睫毛低垂，长发很整齐地梳在耳后，就像是刚刚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女大学生。安静。微凉。－－“迎着微凉的风，像微微的你，在我不经意的时候，掀起一阵涟漪。”
她包办了专辑中的所有词曲，那是陈绮贞防晒油乐团时期的创作。听到音乐从木吉他的身体里流淌出来，跨过她的嘴唇，每一次都是“华丽的冒险”，有时候大概“还是会寂寞”。
张培仁培养了太多让人激动的音乐人。唐朝、超载、魔岩三杰、地下婴儿、王勇、陈绮贞、杨乃文……魔岩是小众歌手的摇篮，可是这里再也没有出现罗大佑这样将思想与市场完美结合的典范，一直到他的公司关门大吉，也标志着滚石黄金时代的结束，这不得不说是台湾乃至大陆音乐界的一大损失。
北京演唱会创下开售1小时票售出过半的惊人记录，主办单位不得不在第二天又加演一场。不知道当魔岩唱片公司的老员工们看到陈绮贞在大陆受到的欢迎时，是否会欣然一笑？毕竟，现在的陈绮贞和十年前魔岩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98年听陈绮贞，06年听张悬？常常和陈绮贞拿来比较的是同样长发披肩的张悬。
前海基会副秘书长焦仁和之女的张悬（原名焦安溥）出身名门，13岁创作，19岁签约，25岁发片，看似一帆风顺的从艺经历其实也经历过12年的积淀，她说新专辑《城市》中的《南国的孩子》其实是她19岁时的创作：“从那时起，我开始记录社会，比如台湾台东地区的原住民。我的一些朋友带着梦想来到城市。我写这样一首歌，希望听者听到这首歌曲时，能想起一些美丽的人和美丽的事。”
那样温暖的声音，其背后却隐藏着激情。张悬组过好几个乐队，从最早的芒果跑乐团（mango run）到后来的打嘟嘟乐团、Algae乐团，张悬都担任主唱和吉他手。看她的演唱会，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张悬，多首抒情摇滚引爆了现场热力，那是压抑后的爆发，还是两生花的双面？
只是在热烈背后，张悬和陈绮贞都要面对孤独和寂寞，因为她们的音乐太淡然，淡然到仿佛雁渡寒潭，雁去潭不留影。
王若琳与苏打绿：无法定义、炙手可热
要说2009年最炙手可热的小众歌手，一定非王若琳莫属。2008年出版第一张唱片《Start From Here》之后，就横扫各大颁奖礼的最佳新人奖。
所谓小众歌手，大多曲高和寡，清新淡雅有余，卡拉大热不足。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间进入2009年，喜爱王若琳也成为了一种时尚。
虎父无犬女？她的父亲、台湾著名音乐人王治平在她12岁那年送了她一把左手用的吉它，因为王若琳一直希望自己能像披头士乐队的左撇子保罗·麦卡特尼一样，用左手来弹琴。
王若琳的音乐有着异域的情调，还有一份超越年龄的成熟，刚刚21岁，她的嗓音恰是林志玲的对立面。在流行音乐中义无反顾地加入Jazz，让人想到诺拉·琼斯和小野丽莎的风情。举手投足之间的优雅让人觉得很舒服，台湾音乐人陶喆一听到王若琳的声音就被她迷住了：“她的才能是上帝赐给她的天份。而我们的耳朵也终于有福份，可以听到一个有灵魂的声音。”张悬在谈到王若琳的时候同样对其赞不绝口：“既像咖啡有的浓郁又有酒精能带来的醉意。让我们听歌的耳朵一边被沁透,一边生出温热。她的声音，真是美得不得了。”
再也不是卡拉OK歌曲包打天下的时代。王若琳用她的音乐方式证明，在新世纪，一个人只要坚持自我，彰显自我，就有她的音乐空间。
王若琳的音乐很难定义，同样无法定义而又同样炙手可热的是奇怪的苏打绿乐团。
他们说，这是一种“一种慢性腐蚀心灵的旋律性饮料”，看看他们在台湾受到的欢迎就知道这种饮料的腐蚀性了。苏打绿的英文是sodagreen，是苏打水和绿茶的混搭？主唱青峰觉得他们的音乐像苏打，同时他又特别喜欢绿，所以就取了这样古灵精怪的名字。
鼓手小威、贝斯手馨仪以及主唱青峰在国立政治大学附中时期就组成了乐团，玩音乐一直玩到同时考入政治大学。2003年7月，苏打绿在海洋音乐祭小舞台演出，结果被林暐哲（又是林暐哲！）慧眼识中，加入林暐哲音乐社，从此正式步入音乐圈。
很多人说他们的第一张唱片《苏打绿》“离谱的好听”，主唱青峰的歌声忽男忽女，曲风也是时而摇滚狂烈、时而民谣般的细腻清新，Rock、Folk、Metal、Jazz，学生气息的苏打绿年轻无极限，所以什么都敢于挑战，什么都敢于尝试，这是他们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吗？2007年第18届金曲奖获得“最佳乐团奖”、最佳作曲人奖等7项入围；2008年第9届CCTV/MTV音乐盛典“港台年度最佳组合奖”；2008年6月15日，在北京北展举办一场演唱会。消息公布后，售票一抢而空……
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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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火，不独是个能燃烧而温暖的东西，而且是家庭悠久生活的一个象征，游子久别归来所向往的欢乐、营养和庇护的永久的泉源的一个标帜。人与炎炎烈火相触，必致受伤，但在炉灶中他却不加畏避，反而向它崇拜，并且为它而战斗。
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一书开篇，为了证明人和下等动物之间的差别，他以火为例——因为人有记性，而且保存着且记录着他的经验，所以火就不再仅仅是物质的火，它成了象征，成了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革命以一种反和平的方式传递着火种。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宣言式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一种一贯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强调，革命的高潮期不是遥不可及，而是近在眼前，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革命低潮期，革命的火种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它呈燎原之势却可能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来。
从列宁和托洛茨基创建苏联红军开始，红色就是左翼革命的专用色，它是火焰的符号。托洛茨基的名言“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曾经让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热血沸腾。而毛泽东算不算一个普罗米修斯似的盗火者？一团革命的烈火一直在毛泽东的胸中燃烧，直到他的晚年，仍然没有熄灭。《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的作者威廉·H·布兰察德在谈到卡尔·马克思的时候，这样来描述他和普罗米修斯之间的区别：“马克思在与上帝做着斗争，他极力模仿普罗米修斯。但他不是要从上帝那里盗火，他将用他的智慧表演出惊人的技艺，他将撼动地球和天庭。要达到这一奥林匹斯诸神才有的威力，就必须超越所有那些发自民族的和文化的偏见的智慧。”毛泽东也在撼动着地球，但他似乎更愿意让自己和普罗米修斯合二为一，他用火焰预言并推动着革命的高潮，却没有警惕到杜威所谓“人与炎炎烈火相触，必致受伤”的结论。布朗基说社会主义是带电的火花，它照耀并激励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只有在这些学说的鼓舞下才会行动起来，才能燃烧起来。燃烧的结果是“对城堡开火！打倒财主！处死剥削者！”这些欢呼声携带着狂热的暴力，缔造着乌托邦的乐园。
于是，红色的火焰汇聚成了红太阳。太阳灼热的光芒也让歌颂着太阳、写下《太阳·七部书》的海子感到不适：“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麦地与诗人·答复》）。这是火焰/太阳的辩证法。狂欢与日常，火焰的温度和范围都需要一点控制，强了，成了火灾；弱了，连蕃薯都烤不熟。
国会纵火案与火烧圆明园
作为革命的反面，希特勒也敏锐地注意到火与政治的关系。他觉得，与其让共产党人掌握主动，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嫁祸于人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而纵火，看来真是大逆不道。在国会起火后的第二天，普鲁士政府发表了一项长篇声明，宣称他们发现了共产党的文件，上面写着：“焚毁国会是流血暴动和内战的信号。”
当时的德国副总理弗朗兹·冯·巴本正在款待年老体衰的总统冯·兴登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写道：“突然，我们看到窗外有一道红光，并且听到街上有人在喊叫。有一个仆人匆匆到我身边低声说：‘国会起火了！’我马上转告总统。他站了起来。我们从窗口可以看到国会的圆尖顶，仿佛被探照灯照亮了一般。隔一会就冒出一道火舌和一团浓烟，使你瞧不清轮廓。”
戈培尔和希特勒一到现场就马上宣称：这是一件罪行，是共产党犯的罪行！确实，一位共产党员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荷兰共产党员马里努斯·范·德·卢勃是个对纵火有着特殊癖好而且头脑愚钝的激进主义者，他偷偷潜入国会议长府，放了几把火。这真是天赐良机。卢勃马上给逮了起来，他们真想马上把他绞死。但是，卢勃仍然是替罪羊，他放的火很快就给人扑灭了，真正的国会纵火案都是纳粹操纵的结果。因为在1942年希特勒生日的那天，也许是为了表功，戈林突然打断大家的谈话，大声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是我放火把它烧了。”
如果说国会纵火案这次自导自演的丑剧还不敢太过张扬，那么殖民主义者的火焰就要嚣张得多。英法联军错误地认为，通过向中国的起义领袖项羽学习，就可以摧毁秦始皇后人的战斗意志。当然，中国人自认为是汉族，秦始皇的文功武治对他们来说似乎有点遥远。而且，火烧阿房宫的往事由于缺乏实证，让现在的考古学家们产生了一些难以排解的困惑。阿房宫考古队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毓芳研究员在考察了阿房宫遗址后发现，夯土台基面的东、西、北三面有墙、南面无墙。三面墙所围区域内没有秦代堆积层，没有宫殿建筑遗迹，也没有发现火烧痕迹。于是，他大胆猜测，火烧阿房宫的故事可能和许多演义传奇一样荒诞不经。
火烧阿房宫也许只是野蛮行径的一次幻想，火烧圆明园则被确认是文明人所做出的最野蛮的行径之一。咸丰皇帝虽然体质虚弱，却很要强，而且显然高估了八旗子弟的战斗能力。他命令手下扣留英领事巴夏礼，以一种罗慕路斯大帝似的方式令英方震怒。1860年10月13日，僧格林沁兵败如山倒，联军攻陷北京。额尔金以被俘的39人中死了20人为由，下令焚烧圆明园，作为献给清朝皇帝的见面礼。10月18日，英法联军开始纵火，连烧三日三夜，大火烧红了天空和大地，将清政府一百五十年经营的御苑，所有的园庭、殿阁、楼台、馆榭，统统付之一炬。这场大火确实令清政府尊严丧尽，恭亲王答应了英、法的一切要求，另付因被捕而死亡的员弁恤金五十万两。不过，差不多是一百年后，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埃德加·斯诺在面见毛泽东时隐晦地表示：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文革”失控的重要标志之一。
火：古典社会的伦理悲情
在消防队正式组建之前，火攻常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三国演义》中南方水乡的吴国似乎特别喜欢用火，火烧赤壁、火烧连营让魏蜀两国无功而返，损失惨重。古代用五行生克来讲朝代兴亡替代，迷信的五行论者认为，每一个朝代都与五行一一对应。这种思想为邹衍所创，本来依照五行相克的次序来排列。他说：虞土，夏木，殷金，周火，秦水，所以汉初自认为是土德。但刘向父子却反其道而行之，改五德的次序为五行相生。黄帝既然以黄为名，黄为土色，其为土德，无可移易。这样一来，依五帝的次序，颛顼水德，帝喾木德，尧为火德，尧以后则虞土、夏金、殷水、周木，因为秦时间太短，被视为闰位，不算入五德相承次序。这样汉就成了火德，“火欲殂”就是汉朝将亡的征兆。依照他们的看法，我们也许可以说，刘备的防火意识不够强，是他难以实现汉帝国伟大复兴的最大障碍。
在中国古典思维中，大火一直是伦理与强权之间矛盾冲突的体现。最著名的例子是介子推的故事。这位孝子宁愿被火烧死，也不愿离开自己的母亲独自下山报效朝廷。春秋时期另一位被火烧死而载入史册的是一位烈女。吕思勉在《吕著中国通史》中引述《礼记·丧服四制》的故事：鲁君的一个女儿，嫁给宋国的国君，称为宋伯姬。一天晚上，宋国失火，伯姬说：“妇人夜出，必待傅姆。”傅姆是老年的男女侍从。她觉得一个文明的妇人，如果在晚上单身夜行，不免给人以口实。傅姆不至，不肯下堂，遂被火烧而死。
《水浒传》中火烧草料场再次让林冲忠君报国的封建思想落了空，而格非的长篇小说《敌人》一开始的那场大火仿佛巨大的阴影照临赵氏家族每一个成员的内心。这场大火既可以看作古典时代即将消亡的隐喻，又是现代文明必须面对的遗产，它在格非的小说中制造了许多伦理悲剧。《敌人》中的所有人几乎都在孤独和压抑之中发生了心理变态，乱伦、窥淫癖、抑郁症、禁欲和纵欲、偏执和饶舌，这些精神病症取代了乡村的淳朴、诗化经验而被改编成一出荒诞剧——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就是赵少忠对自己儿子痛下杀手、对自己的女儿柳柳施暴的情节设置（虽然他没有明说），难道中国农村社会的古典伦理规范真的在一场缔造现代化的革命大火之后丧失殆尽？
《荒原》第三节“火的布道”也是一次毁灭性的大火。苦闷的基督徒艾略特投向佛教的怀抱，他试图来一次凤凰涅槃式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激动起来：
燃烧，燃烧，燃烧，燃烧
啊，主，你拔我出来
啊，主，你拔
燃烧。
古典社会的伦理悲情，到现代娱乐社会不免就成了两情相悦分分合合的作料。当巩俐在《古今大战秦俑情》中“奋不顾身，投进爱的红火”，用一种哀怨的眼神对张艺谋流连时，叶倩文唱起黄霑作词、黄霑和老搭档顾家辉作曲的《焚身以火》，也是如泣如诉，令人断肠。
《观物内外篇》说火是太刚，水是太柔，火是激情的表征。台湾的魔岩公司在中国内地打造摇滚品牌，第一张合辑取名“中国火”，由于没有水样太柔的台湾抒情歌曲的衬托，整张唱片实验有余，可听性方面终究有点挑战内地听众耳膜的意思，红火了一阵子，出到第三张后就难以为继，摇滚乐的先驱者终究要走上布鲁诺走过的道路。他们用自我的牺牲来印证一条真理：火是光明。
宗教、规训与惩罚
“在我的农庄里，当我认为必要时，我也将用雷和火来净化。”一位俄国领主对其农奴训话时大言不惭地说道。俄国的农奴制度虽然不足为训，但他的话至少证明一点，人们相信，火是可以净化人类的肉体和心灵，正如《少林寺》中舍身自焚的方丈让多少刚刚走出“文革”阴影的中国人再次领略了人性的魅力。某些苦行者的自焚是对凤凰的模仿。按照古代阿拉伯人的观念。凤凰每500年从阿拉伯飞到埃及，在埃及的赫利俄波利斯将自己的父亲焚化或者把它埋入阿拉伯松香做的蛋内。据说它活到500岁、1461岁或7006岁时都会自焚，然后返老还童。
既然火具有这样的魔力，拜火教徒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当马可·波罗抵达一座名为卡拉·阿塔佩里斯坦的城堡时，他第一次见到拜火教徒接上了头。根据马可·波罗的研究，拜火教的起源是这样的：三位波斯哲人去礼拜一位刚出生的先知，这个婴儿给了他们一个紧闭的箱子。在好奇心所驱使下，他们打开了箱子，发现其中装着一块其貌不扬的石头，觉得自己受骗了。就将石头扔入一个坑中，谁知石头却马上燃烧了起来。他们这才知道这块石头并非俗物，就将一点火种带回了家乡，把它放在一个教堂里，将其供奉为神。
波斯拜火教的教徒们崇拜的是光明神奥尔穆兹德，这和崇拜太阳神阿波罗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在中国，不论是祆教还是摩尼教，都难登大雅之堂，所以金庸只能将其神秘化，用了一个更加中国化的方式来指称他们：明教。
火与宗教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基督教动不动就用火刑，佛教徒则第一次在中国推行火葬，道教徒用火来炼丹，结果吃死了很多人，至于大炼钢铁算不算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则需要后人来评判。在很多时候，火被仪式化了，但在一些实用的场合，火仍然在发挥着不可动摇的作用。
荷兰学者约翰·古德斯布洛姆在《火与文明》一书中论述了火与规训惩罚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在迫害异教徒的过程发现了火的恐吓作用。一是火刑，用以处死那些宣扬异端邪说的人；另一个则是地狱与炼狱的知识恐吓。在950年至1250年间西欧迫害运动的兴起时，异教徒、犹太人、麻风病人、鸡奸者、通奸者、巫师都遭到了惨无人道的火刑的招呼。毫无疑问，宗教政权通过对他们的火刑迫害，统一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认识，巩固了政权，虽然手段毒辣了一点。不要忘了俄国那位出口成章的地主的箴言，火是一种净化工具。最大的痛苦还不在于生前的皮肉之苦，死后那烈火遍布的地狱场景才让虔诚的教徒想起来就害怕。尼德兰的画家博斯画过炼狱中的苦境，17世纪意大利耶稣会神父彼得罗·皮那蒙蒂是位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家，他写道：
每个受罚的人，都会像一个炙热的烤炉，胸腔内外炙热难耐，混浊的血液在血管中沸腾。头骨中的大脑，胸腔中的心脏，躯体内的脏脾，莫不如此。
只要他还没有炼就孙悟空的金刚不坏之身，他就一定会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化作一缕青烟。1600年2月17日，喜欢讨论飞马的占卜的布鲁诺被罗马冷酷的宗教裁判所宣布死刑。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布鲁诺高声说道：“你们向我宣布判决，比我听到宣判死刑更加恐惧。”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勇敢，伽利略面对火刑的刑罚退缩了。布鲁诺本来也可以明哲保身，但是他对那些毫无天文知识的人说：我并不准备认罪悔过，也不知道自己应该为什么事情悔过。在火焰面前，他选择了真理。
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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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杂谈 |
近几个月来，北京、上海的楼市春雷一声平地起，一场及时雨浇得原本如热锅上的蚂蚁的房地产开发商心花怒放：解套了，解套了，终于解套了！不仅解套，而且从短暂的“房奴”继续翻身作主人，房价还以一周一个样，三周大变样的方式带动中国经济复苏。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外贸交易大幅下挫的大背景下，中国楼市缘何逆市上扬？开发商一脸无辜、政府沉默寡言，这都是一种正常的政府和经济行为吗？
“像我们公司做得比较好的年轻设计师，年薪有20万，可是在上海买不起房，这长年以往就是一个问题！”美国波士顿设计集团总裁朱儁夫对上海房价的过速上扬忧心忡忡，而体制外设计师艾未未对笔者也直言不讳地直斥房地产的黑幕：“我觉得开发商基本上好人不多。我可以对你明确的说。一方面，他们的利益是从不公平竞争中得到的，他们中相当多数的人和政府和权力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并从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对客户又是缺斤短两。我觉得中国第一批的开发商都是挺差劲的人，他们如果要脸的就不要再混了。他们是暴利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拿到一个土地的批文，就可以从银行贷款，房子还没盖完，就可以卖出，那不就是政府给你的特权得到所有的利益吗？最初这批人都是这样拿到的钱，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可以想象，他要腐败多少人才能拿到这批文？”
艾未未的炮轰当然有其偏激的一面，但作为一个准业内人士，艾未未的批评有其一定的可信性。中国问题在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透明，各种相互矛盾的统计数据让人目不暇接，假按揭、捂盘惜售屡禁不止却不见政府有力的措施。房地产在中国的税收中到底占多大的比例？当地政府是否刻意扶持房地产“救市”并从中收益？民众应该有知情权，应该有了解现在的房价和股市是偏离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符合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的权利。
形势一片大好永远是《新闻联播》的基调，但是中国真地可以可以跻身于2G了吗？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请不要忘了，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仍然排名100位之后，有数据表明，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下岗工人的生活在90年代之后增长缓慢，三农问题和三工问题仍然非常突出。8％甚至10％的GDP增长其实质是贫富差距的加大，富者更富，贫者，套用陈明真的歌词，则是“工资痴情的脚步追不上房价变心的翅膀”。
任何市场都会有周期性的波动，房子怎么就没有投资的风险？地震后房子不会倒？朝韩战争一旦打响韩国的房价还会上涨？一幢房子建好70年难道不会有沉降、不会有裂缝？香港楼市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现在的房价有没有恢复到1997年的最高值？美国的楼市难道不在金融危机时应声下跌？粮食、水、空调、冰箱难道就没有刚性需求？如果房子的情况可以成为先例，那么为什么粮价、水价、空调、电视不能以房价的速度上涨？谁在保证上海和北京的房价可以一飞冲天而且步步升天？这显然违背经济规律－－如果没有政策和当地政府扶持的话。今年1月和2月，上海市两位重要领导分别发出这样的声音：“房价不能高，不能再涨了”，“上海的房价太贵了，接下来要控制和平抑房价。”言犹在耳，可是不仅没有见到上海市有力的继续下降“天价”的措施，恰恰相反，在“小阳春”的推动下，短短几个月，上海的房价却高歌猛进，向着更高的“天空”一骑绝尘，这难道不应该问责当地政府宏观调控的失职？而房价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已经昭然若揭。
如果中国房地产只涨不跌，或者小跌大涨，那么可以设想，若干年后，那些希望买房保值的居民将会等到这样一幕啼笑皆非的悖论式场景：自己的房子涨了，可是他们的儿女长大成人之后，将像伊朗人一样连富商都买不起房！这是非常危险的讯号。20世纪初，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柯布西埃提倡廉租连排公寓，他在《走向新建筑》中有一句名言：“不要新建筑就要革命！”建筑学界的学者大多将其视作现代主义运动在建筑本体上的革新诉求，实际上，柯布西埃等有良知的建筑师希望用建筑的改革来缓解日益加深的阶级矛盾，他们发起的现代主义运动是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兴起的大背景下的建筑思潮，这一思潮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深受马克思影响的英国设计师威廉·莫里斯。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马清运先生指出柯布西埃意义上的廉租连排公寓永远有其存在的必要。“当然需要，”他说，“它是一个社会功能学的问题，它需要社会的组织体系来制定，由政府来操作。这是一个成熟的政府永远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前两年，中国一直在考虑如何提高自己的经济加入国际经济圈，但是房地产这部分却没有按照国际经济走，这是特别需要政府加以注意的。”
马克思不是先知，马克思谈的最多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怀抱着对于穷苦大众深深的同情，马克思预言了革命，并且，他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意识发展得最为充分、阶级矛盾最为突出的社会形态，这当然是以扩大再生产后资本积累乃至垄断导致贫富差距迅速加大为基础的。在一个消除了阶级分化的社会中继续推行阶级斗争是灾难，但是在一个阶级矛盾日益突出的社会中，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性和阶级意识在“仇富心理”中已经初现端倪。试问，大多数保姆有白领的尊严可言吗？一个为上海的建设发展做出贡献的普通农民工有能力在上海买一套房子安居乐业吗？
虽然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抽象地说“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同时他也承认：“人的根本是人本身。”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不是经济唯物主义，其核心关注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革命只是一种手段。可以预见，在一个伯恩斯坦所谓的“中产阶级”并不发达的国度，如果任凭楼市疯狂下去形成“资本的暴政”，在中国土地上会造就新一代的“无产者”吗？即将所有收入变成贷款和“保值”房子的无产者吗？
房价的非理性暴涨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加剧，商品拜物教成为社会的主要评价机制，腐败在诱惑官员－－如果抛开福利性配给或腐败的因素，以现在公务员的收入也买不起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可是当民怨的积聚变成鱼死“网”破之时，恐怕就不是在“网”上装个绿坝就可以阻挡洪水般的民意的了。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不成丢掉大陆，通货膨胀的危险可能猛于虎，房子问题是关涉民生的大事，执政者切不可为眼前的短小利益而牺牲民之根本，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后GDP对房地产的依赖加剧、因为房地产为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就放松调控政策甚至暗地扶植，因为凡是泡沫就必然会破灭，越大的泡沫就会响得越大声。
河西
200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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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的非正常死亡：酷派偶像的异化
河西
杰克逊在舞台上的表现令人痴狂
上世纪70-80年代是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
“作为一个唱片公司的从业人员，我觉得迈克尔·杰克逊其实是唱片工业最辉煌的时期No.1的代表艺人，他的唱片销量，他的签约金、拍MTV花的钱，演唱会的敬业标准以及引起的影响力……这是唱片工业永远无法回去的年代。他的唱片一张可以卖到几千万张，甚至过亿，这是太了不起的事了。杰克逊签约Sony唱片的时候签约金有10亿美元。从迈克尔·杰克逊的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唱片工业在当年是多么的辉煌。”面对一代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陨落，身为唱片公司老总的宋柯也不禁又感叹起市道的好坏。
在迈克尔·杰克逊的生前身后，作为一个传统中产生的巨星，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这样的现象，那些曾经闪烁的巨星，有多少人像杰克逊一样突然离我们而去？留下一个璀璨夺目的背影？
最早是神秘死去的猫王。
随后，愤怒、性爱、吸毒、摇滚、诗意……样样都有的大门(The Doors)乐队遭遇了重创。1971年的6月3日，正如后来大导演奥立佛·斯通在其执导的电影《门》中所拍摄的，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死于自己的公寓，经警察检验后认为死于心脏病。他被葬在巴黎安息着卓别林和巴尔扎克的皮尔拉兹公墓。在之后的日子里，他的墓地成为新一代摇滚心中的圣地。1980年9月25日，红极一时的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船(Led Zeppelin)鼓手被发现死于醉酒后造成的窒息。同年10月，乐队解散。而同样红极一时的涅槃乐队(Nirvana)的主唱柯特·科本呢？他留下了写给自己的妻子的遗书：“所以千万要记得，在灿烂的瞬间燃烧地死去总比最后无声无息地消失好！！ ”……当麦当娜容颜依旧时，我们也许早就遗忘，那些像杰克逊一样英年早逝的音乐奇才们，这是一个时代银河中的星辰，依旧闪耀着死亡的光芒。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明星，这些酷派偶像也在经历一次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一旦进入唱片工业造神运动的轨道，酷派偶像的身体就不再是他们的个人财产，而成为供大众消费的商品。他们具有巨大的交换价值，并且因为这种商业上的交换价值而日渐强化包装的重要性。由新人本人的个人魅力出发，唱片公司、电影公司和这位渴望成功的新人形成一种“共谋”，共同向歌迷和影迷输出好莱坞式欲望：日常生活也要名流化。
毫无疑问，人的商品化的代价是迷失自己，这是西方社会中的卡夫卡式的迷惘和愤怒如此普遍的缘由所在。他们会变成大大小小的甲壳虫吗？披头士/甲壳虫、卡夫卡和《裸体午餐》的作者威廉·伯勒斯似乎同时在呼应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以对比一下在前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青年人的愤怒往往表现为排外性，是对某一个假想敌的对抗性冲动，不论这个假想敌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标榜自我革命的纯洁性是他们首先要完成的工作——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如果有思考过的话，那也只是反压迫、自由和逃离，而不是变异。
在美国，迷失的结果是杰克逊们成名前的青涩模样逐渐隐藏在包装的光环背后，直到有一天，他们将忘记自己的脸——就像杰克逊所做的那样。脸是最大的包装品，不论是不是因为白癜风导致的病斑而使得杰克逊不断地用化妆品来掩盖它们，还是刻意地“漂白皮肤”，杰克逊都在为不能很好地包装自己的脸而感到焦虑。这让人联想起20世纪初，王尔德在他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早就预言了杰克逊最后悲剧性的结局。道林·格雷的画像随着格雷心灵的变化而变化，最后，当他把刀子插入那画的胸膛时，那刀子却戳穿了他自己的胸膛。
明星的非正常死亡是异化的极端结果。用薛岳临终的那首著名的歌曲来追问已经抵达天堂的杰克逊：“如果还有明天，你要怎样装扮你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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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杰克逊：随风而逝
Thriller时代的杰克逊
杰克逊一直喜欢小孩，这也造成后来对他的争议
杰克逊在舞台上的表现令人痴狂
2009年6月25日，美国西部时间12点21分。
“这里有位先生需要抢救，他已没有了呼吸。”有人给美国加州当地的911打去紧急求助电话，对方的声音很焦急。
大约十分钟之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接到了911转来的通知。救护车呼啸着飞驰而去。
当医护人员赶到加州洛杉矶荷贝尔山的一幢居所里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处于休克状态情况危急的正是一代巨星迈克尔·杰克逊，旁边站着脸色凝重的杰克逊私人医生和他的助理，私人医生已经做过简单的急救工作但毫无起色。
一个小时后，救护车载着深度昏迷的老天王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的急救室，医生们全力抢救，却终究回天乏术。
14点26分，一代音乐巨星从此天人永隔，终年50岁。
是天妒英才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劳累过度还是药品催命？杰克逊的死留下了太多疑问，而迈克尔的助理透露的信息则可能是致命的缘由：他曾告知医疗人员，迈克尔的休克可能与他过量注射德洛美(Demerol，通用名为哌替啶)有关。
太空行走
迈克尔·杰克逊突然离世的消息一经传出就震惊了整个世界。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谁没有受到过杰克逊音乐的冲击？这位被伊丽莎白·泰勒称之为“流行音乐之王”(the King of Pop)的黑人男孩曾经用他恢宏华丽的音乐、舞蹈和MTV让人目瞪口呆，在乐坛建立起他的神圣罗马帝国。他的每一节骨头仿佛都是为舞蹈而生的，那颗永远激昂跳动的心脏仿佛不知疲倦的马达，为杰克逊的“太空行走”输送着能量。
1983年5月16日，25岁意气风发的迈克尔在参加“摩城唱片25周年：昨天，今天，永远”的演出时，首次亮出独门舞步：在地球重力影响下，却表现出某种失重的状态。
所有的观众都为他尖声惊叫，他们从来没有看到地球人跳过这样的舞蹈，这是个长着黑人皮肤的外星人吗？这还是那个在“杰克逊五人组”(Jacksons 5)中鬈曲头发的青涩少年吗？脱胎换骨的杰克逊用他灵活的脚步丈量着人生的辉煌，在精心打造的MTV中，杰克逊尽显舞王本色，特别是1991年，杰克逊与新力公司以高达8.9亿美元的天价合约发行唱片《危险之旅》(Dangerous)，杰克逊又唱又跳的风格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困境》(Jam)的MTV中，杰克逊与篮坛飞人乔丹一边打篮球一边跳舞，而在另一支以古埃及为背景的MTV《记住那段时光》(Remember the Time)中，喜剧明星艾迪·墨菲扮演埃及国王，他那冷艳迷人的王后面对能歌善舞的杰克逊早已乱了分寸，在长达7分钟的音乐录影带过后，杰克逊花哨的舞步和他白得吓人的皮肤一起令艳后为之倾倒。
杰克逊真正意识到了MTV对于表现音乐的重要性。他那充满特技、充分展示其出神入化舞技的MTV至今仍然是MTV史上的奇迹。在这个意义上，杰克逊成为了一个身体与声音共同参与音乐创作的歌手，不仅声音的辨识度让人一听难忘，而且肢体语言也极为丰富。杰克逊自己当然注意到了自己先天的优势，在MTV方面更是不惜血本。1990年，面部不断变化的《黑或白》(Black Or White)耗资400万美元，长达11分钟。自从MTV这种音乐形式出现以来，还从来没有一首歌曲能像《黑或白》那样受到一部大片般的待遇。1990年11月14日当晚20点25分，美国福克斯电视MTV 及Entertainment Television等电视频道和全球27个国家同步推出，世界首映，这样的情形除了如日中天的迈克尔·杰克逊之外，还有谁能与之争锋？
丑闻缠身
1985年，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共同创作的公益歌曲《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让杰克逊的事业达到顶峰。
“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children。”简洁无邪的歌词加上44位群星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这张单曲在美国狂销700万张，直到1997年才被艾尔顿·约翰的《风中之烛》超过。
这首歌曲之所以能大获成功，和杰克逊的创作当然关系密切，我们从他的所作所为中也不难发现他对于儿童的喜爱，特别是身患绝症以及贫穷的儿童。
作为一个非洲裔的美国黑人，他在美国的童年经历并没有人们想象中完美。他的父亲约瑟夫·杰克逊赐予了他音乐和舞蹈的天赋，却没有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庭。他的父亲对子女非常苛刻，而且经常对他们实施家庭暴力，以至于有一次，杰克逊在电视访谈中谈及童年往事，竟忍不住潸然泪下。
就是这样的伤痛让杰克逊一个人支持了世界上39个慈善救助基金会。他保持着2006年的吉尼斯世界个人慈善纪录，是全世界以个人名义捐助慈善事业最多的人。他一度住在位于加州圣巴巴拉县的梦幻庄园里，这座庄园根据童话《小飞侠彼得·潘》中的同名庄园建造而成，几乎就是一个人间的天堂，然而它给予杰克逊不是童年的补偿，而是短暂快乐后的焦头烂额。真相扑朔迷离的娈童案让迈克尔·杰克逊几乎声名狼藉。人们猜测，他原本准备在伦敦举办的50场告别演唱会只是为了改善他入不敷出的生活以及偿还高达5亿美元的债务。
就像《危险之旅》封面上的迈克尔·杰克逊只露出一双神秘莫测的眼睛，对于这双眼睛背后的巨星，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男人心也可以似海深，《纽约时报》说：“他是流行乐坛拥有歌迷最多的歌手之一，却没人真正了解他。”而资深音乐批评家颜峻对于杰克逊也只能说是望洋兴叹：“说到内心世界，迈克尔·杰克逊的确封闭得厉害，他不但从未谈论，也从未在歌词中表达，他拒绝与成人世界交流——据说他并不是恋童癖，据说他喜欢和孩子交流，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关心儿童方面已经达到了偏执的地步，如果不是为了从中找到某种能量源泉，我找不到别的解释。封闭在儿童世界里的人是不是完美的？是不是追求完美的心理疾病？”
而太合麦田的宋柯先生则试图从处女座的杰克逊追求完美的个性上对其作了辩护，他说：“我完全可以理解迈克尔·杰克逊在90年代后的变化。他对自己的要求太完美了。有一点点瑕疵的东西，不论是歌曲、造型还是外表，他都要求完美。”
影响中国
迈克尔·杰克逊的突然去世让宋柯无法面对：“非常震惊，非常惋惜！”电话那头，他的声音低沉着。
北京后海的夜晚被杰克逊迷的歌声和悲泣所照亮，很多人在杰克逊的歌声中泪如雨下，因为在这些歌声中有他们的爱、欢笑和青春。
由于时间上的契合，杰克逊在遥远大洋彼岸的音乐对古老东方的中国无异于一场西方流行文化的启蒙运动。宋柯向记者回忆，最开始听到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可能是在1983至1984年间，“一开始是卡带，后来是录像带，就看到《战栗》那张唱片里的两三个MTV了，真的很震撼。”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青年对于流行文化有一种极度的渴望。“那个时候的中国流行音乐不是不发达，而是非常不发达。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音乐工业。你可能听说过迈克尔·杰克逊这个名字，但是只有当你真正地看到他的MTV，你才能知道，原来流行音乐的巨星是这样的。”宋柯说。
当时中图引进的原装正版卡带或唱片对于普通音乐爱好者来说实在是价格不菲，宋柯印象中他们听着拷录的卡带，觉得杰克逊真是一位天才：“他绝对在我喜欢的歌手里面，至少在前五位吧，他实在是太有才华了。他多多少少都会对全世界的音乐人有一些影响，从创作到唱到舞到创意和现场魅力，我觉得真是一个世纪才出这样一位这样级别的天才。他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震撼。”
中国引进的第一张迈克尔·杰克逊的专辑是《真棒》(Bad)。当时参与引进杰克逊专辑中文版的资深音乐传播人徐冰先生觉得，杰克逊的音乐不仅仅是一种流行音乐，“它和80年代整个世界的更替是息息相关的，即使后来杰克逊的歌曲没有什么播放的限制了，我们播他的歌，还是要请些老法师来把关，就担心他的歌词里有一些性或政治的内容。”徐冰记得，在中国，最早堂而皇之地播放杰克逊的歌曲就是那首著名的《四海一家》，也许是因为这首歌曲积极向上的内容，它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没有遭遇任何的阻力，而且还催生了它的衍生产品：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和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连演唱的方式都如出一辙：群星人口一句。
“这首歌曲给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上了一课。”徐冰说，“这是什么样的Power？什么样的力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来没有一首流行歌曲会有这样大的社会影响力。杰克逊的影响力我觉得不应该简单地从流行乐的角度来分析，他是文化的冲击，他超过一般的歌手也更多地在文化上。”
他的很多唱片后来国内都出版了，唱片公司在引进之前也曾经征询徐冰的意见，因为他听得比较早。徐冰说他当时是在广州买的盗版碟，杰克逊带来的革命性听觉感受深深地感动了音乐路上的年轻人。在约翰·丹佛的乡村音乐占国内西方音乐主导地位的80年代，杰克逊的音乐无异于一道闪电，在惊蜇过后让许许多多像徐冰这样的音乐人受到了一次音乐的洗礼。
杰克逊情结
在杰克逊的世界波面前，人们臣服了。罗志祥毫不掩饰自己是杰克逊的歌迷，韩国小天王Rai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失去了自己的偶像而黯然神伤，还有骨灰级歌迷郭富城，他苦练舞蹈也许只为了更加接近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技和成就。
宋柯说身边的台湾朋友都曾经看过杰克逊在1993年和1996年的台北演唱会，这让宋柯感到很羡慕。他喜欢的歌手，除了杰克逊，其他的艺人他几乎都已经看遍了，2009年3月5日至3月6日，迈克尔·杰克逊在伦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将于今年7月在伦敦举行演唱会，宋柯打算去看，原本以为可以就此了却自己的心愿，却不料，短短3个月之后，他的肉体已随风而逝，杰克逊的意外离世让宋柯的愿望成了永远的遗憾。
徐冰承认，他们这一代人都是有杰克逊情结的，“他的音乐视觉冲击力太大，我记得有些大学讲电影赏析课，分析的就是杰克逊的MTV。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音乐人在这方面替代杰克逊的位置。”宋柯则说：“他的歌我喜欢的实在太多了，如果一定要选一首的话，我想会是《四海一家》。这是首公益歌曲，但又是无法超越的顶尖之作。《战栗》等几张专辑也是灵气十足，到后期之后，他可能对人文、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思考，比如《历史》、《危险之旅》那几张唱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世界观的转变都更深入，也是非常棒的唱片。关键是，他写得好听，而且还能打动我。”
徐冰的朋友、塞特文化的老总黑子多年前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促成杰克逊在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的大型演唱会，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搁置了。而为了纪念一代巨星，宋柯和参与“快乐女生”的十家唱片公司老板正在一起筹划办一次向杰克逊致敬的演唱会，相信会有许多中国的歌手愿意来参加。
随风而逝的，只是肉体，而不是音乐，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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