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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2007年“平安夜”前

　　一般的禽蛋都是硬壳的，而浙江嘉兴平湖的糟蛋却是软壳的。因为经过糟渍后，蛋壳脱落，只有一层薄膜包住蛋体，其蛋白呈乳白色，蛋黄为橘红色，味道鲜美，只要用筷或叉轻轻拨破软壳就可食用。据说这里面有个故事：清朝雍正年间，县城西门外孟家桥堍，一家专事酿酒的小作坊某年黄梅时节遇大水，家鸭生的蛋混入酒糟中。数月后，主人敲开蛋壳惊喜地发现，透明的蛋白、桔红的蛋黄凝为一体，酒香扑鼻、回味悠长。

　　1863年12月，太平天国的“洋兄弟”英国人呤唎（F·A·Lindley）来到嘉兴，并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圣诞节。后来，在他回国后撰写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呤唎满怀深情地回忆道：

　　“我在嘉兴府度过了圣诞节。太平天国人们过此节日比我们早两日；他们似乎比我们更为敬重这个节日。我赠送了荣王一件圣诞礼品，在他的府中非常快乐地度过了这一天。天厅举行了特别的礼拜后，府中设盛宴招待城中所有的首领。我的朋友怀特和我一同出席了宴会，我们都认为在我们一生中这是最愉快的圣诞节。25日，荣王又派自己的厨师和随从携带餐具等物，在我的住所安排了一个盛大宴会，来招待留在城中的我的全部中外部下。”

　　也许给呤唎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平湖糟蛋，因为这东西有浓郁醇厚的酒香，味鲜美而微甜，食时沙香可口，食后余味绵绵不绝。

　　中国人和圣诞节的关系，大概由此结缘。因为此前，不管是长安的景教，还是利玛窦的耶稣会，圣诞节都只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的个人节日，与大众无关。但从太平天国的史料来看，拜上帝的太平天国君臣上下似乎对此没什么兴趣。也许，嘉兴是一个特例，而荣王廖发寿虽然“生而头童，人恒呼曰‘廖秃子’”，但也许就宗教知识的丰富程度而言，洪天王更像个光头童儿。因为，洪天王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在太平天国颁布的《天历六节诏》中，有正月十三日哥升节（哥，指耶稣），二月初二日报爷节（爷，指上帝），二月二十一日，哥登极节和天王登极节，三月初三日，爷降节，七月二十七日，东升节，（东，指东王），九月初九日，哥降节。

　　原本12月25日出生在耶路撒冷附近伯利恒一家客店牲口棚马槽中的耶稣，1848年10月5日（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九日）附身在萧朝贵身上，萧朝贵用广西土话说：“天兄基督谕天王云：洪秀全弟，尔认得朕么？”也许，全知全能的耶稣预计到一两千年后，他的子孙们将分裂成巴以两族，在伯利恒血战，所以要到广西历练一下。

　　这次结缘的时间很短，因为在多数中国人看来“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国藩：《讨粤匪檄》）”明摆着说：耶稣诞辰，干我底事？！

　　1900年，“圣诞节”再次于中国结缘。王宝强邢台老家附近、威县的一位士绅，用蝇头小楷记录下这年村子里圣诞节平安夜的情景。在他看来，这群人夜间聚会，很多当地、周边的恶霸也参与其间，一定有什么阴谋。因为，就在不久前，义和团运动被彻底镇压，“二鬼子”这个词，可不敢再乱用了。

　　1927年，圣诞节差点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因为这一年12月，蒋介石娶了宋美龄，宋家要求蒋介石改宗上帝，蒋介石发誓说：“我蒋中正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娶你宋美龄为妻。从今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康健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的爱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这是我诚诚实实的应许你的，如今特将此戒指授予你，以坚此盟。”不过，此前不久，蒋先生也曾经对陈洁如发誓说；“我答应自今年起的5年之后，与洁如恢复夫妻关系。如我违背誓言，任凭佛祖罚我和我的南京政府；如我在10年或20年内不履行我对她的义务，任佛祖毁灭我的政府，并将我永远放逐国外。”

　　这其实开了一个先河，其实也正是中国人宗教观的集中体现，我们称其为“临时抱佛脚”。蒋介石既可以向佛祖宣誓，也可以向上帝保证。此外，他修祠堂、拜祖宗，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逢庙拜神。而且，作为基督徒，却“平时常戴之圣母像”，。要知道，圣母像岂不正是天主教的玩意儿吗？ 由此可见，蒋介石其实绝非一个只信基督教的教徒，他信的是上下古今四方神，所有的神能信全信、所有的宝能押全押，这才万无一失啊! 

　　而现在呢？商家大肆吆喝，大搞促销，商场超市人流如织，人满为患。西方人印象中的那个恬静安宁的平安夜，在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被改造成了一个狂欢购物节。在商家的推波助澜下，这个节日又变成了一个情人节。我办公室的小伙子打电话约小姑娘，小姑娘被小伙子约，都跟我请假：“主任，我想早点走！”

　　“给个理由先！”

　　“今天圣诞平安夜啊！”

　　“那好，你们告诉我耶稣出生的地方是哪里，我就放行！”

　　大家抓狂，我也只能让他们提前下班，呵呵，我是好人，希望别人快乐。

　　至于有朋友说“这是文化侵略”，我说：从文化的层面看，这个固然有一种文化侵略的东西在内。但实际呢，不过是商家在兴风作浪，卖东西。小儿女们惺惺作态，找个放纵的理由罢了。所以，大可不必太在意。不信你问问，过耶诞节的小儿女们有几个知道耶稣哥哥的父母是谁？特别是亲生父亲和养父是谁的？所以，谈不上文化侵略。不过是一种惺惺作态，抑或说是“一个放纵身心的理由” 罢了。大可不必着急上火！

　　今天郑州下了第一场雪，我也准备约个妹妹，给她讲讲耶诞的笑话，可惜没人搭理我，我只能回家喝黄酒、吃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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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691b1701007u6f.html

    2007年12月5日，圍繞臺北中正紀念堂牌匾的拆毀，臺灣朝野藍綠激烈對抗，山雨欲來風滿樓。晚九時許，我離開單位回家，途中在鄭州紫荊山廣場轉車。公交車還沒來，天已很冷，車站的人很少，我四處走動著暖和著身子。毛澤東的石像就屹立在附近，高可十餘米，加上底座，無虞有二十米。塑像是白色花崗岩材質的，在冬日的夜晚，看上去很冷。毛澤東身著大衣，面向東北方向直立，一臂自然下垂，一臂舉起揮動示意——但前方並沒有民衆，只有夜幕下的立交橋——是其晚年的一個形象。

    鄭州是個處在現代化初期階段的内陸省會城市，經濟不算發達，但夜生活據説已比較出名的豐富。我剛才所經過的金水路沿途就有許多奢華的娛樂場所。紫荊山區域，也算得上市區的中心地帶了，但毛澤東石像所在的這個小廣場，卻是一個冷僻的場所。毛像的背後原來是個博物院，拆遷后計劃進行商業開發，但現在似乎還沒有進行。毛主席孤零零的屹立在這裡。

    看著毛像，忽然我有种悲哀的感覺。今夜的毛澤東塑像靜悄悄，而彼岸的中正紀念堂則在激烈對抗中。從網絡報道中，可以感同身受的觸摸到汎藍和綠營人士各自的激情或悲情。而此刻這裡卻冷清安靜。幾年前這裡曾經發生了被外界稱爲四君子的事件，只是這並不為一般民衆所知曉。看著夜幕中毛澤東偉岸自信的身影，忽然有些傷感。無論毛氏蔣氏，均為現代中國最有影響的政治領袖，都曾深刻影響中國，身後是非誰管得，其聲名事業已載於史。只是曾經叱吒風雲，而今走下神墰，或高而無親，或備受欺淩……

    畏天畏地畏大人。對於強悍的靈魂，肆意輕薄是不可以的。

    我對毛澤東的思想與行事，基本是否定的，但在情感上縂有一些柔軟的東西在心頭。也許我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不只是文化上的保守。但我從不留戀或憧憬毛時代或其他已存在或可能有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盛世。我自然不是共產制度的保守或同情者。我只是不認可對歷史和真理過於斬截的判斷。民主和自由所呼喚與要求的不是仇恨，而是理智上的反思和情感上的寬容。

    人生代代無窮已。一代代的人死去，一代代的人生長。正義和幸福，都要在歷史中產生，並且體現在這些有生必有死的人的身上。同樣，非正義和苦難也產生于歷史，發生在這些有生有死的人之身上。我不盲目樂觀，但也絕不悲觀，我對人類史之前進性並不懷疑。前代的痛苦和不幸，隨著作爲具體承受者的前代人的死去而在物質層面歸于消滅。我們必須反思和清算痛苦和不義，但不必背負包袱。林兆華版的話劇《趙氏孤兒》中，趙氏孤兒最後喊出，“這與我有什麽關係？”

    復仇的正義一下被現代人所顛覆和消解。但我認爲他這樣太決絕，是小乘自了漢，不是大乘菩薩根。我們這些在歷史中有生有死的人，不要求復仇，但必須實現正義。正以並不需要通過復仇來實現。……

    正在我發愣之際，忽然才發現有兩個小女孩，服飾身段容貌均相似，大約是雙胞胎姊妹，約可十一二嵗，正在向毛澤東像行禮，而且是很虔敬的一連八九個深鞠躬。一時我有些恍惚。我又注意到毛像的側面還立有一個中年男子，手裏領著一個黑乎乎的東西——或許是攝像機吧，我想——正在仰視毛公。一時間我更加愣了。在冬日寒冷的夜晚，在這個市中心冷僻的角落，除了我這個心懷叵測的人，竟還有人在毛澤東的旁邊徘徊。再看那兩個小姑娘，一個仍在行禮，一個則已跑開，一時我有一種看到《天龍八部》末尾村童跪賀慕容復為帝的感覺，不由爲止傷懷感慨……正在我越發胡斯亂想之時，一口標準的鄭州話腔調傳了過來，是那男子，“車來哩，該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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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上班呢，虽然知道有这么个活动但是参加不了。中午下了班，我才赶紧蹬车子过去看看，并想着要把一些图文发到网上，供各方人士参看。

    快到那儿时，我心想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会不会人已经散了，什么的。到了那儿，我站在外边一个角上，先看看大概情况。天当时很阴，而且有雨点，广场内圈的树上挂着宣传布条横幅，人看起来并不多。我记得今年9月9那次，便衣的警车是分别停在广场两个入口的，我所站的西北口旁并排停有三量车，其中一个还走出一个穿警服的女青年，跟外边站着的一个中年男说，走吧走吧。广场内有穿制服带头盔的小警察。（我要回去的时候，在立交桥下又见了两个在巡逻）。

    我站的角度不好，拍不到广场上的大部分人，于是我从外边绕到另一个入口，停车进去开始拍。我参加过这类活动，所以对他们这次的具体内容兴趣不大，只想拍个照，所以在那儿的十几分钟内，我没有仔细听他们说话看他们的宣传资料，也没有同任何人搭腔（包括那个帮我举像框的老哥）。我见到比较眼熟的几个纪念者，也见到了几个在那里晃来晃去的便衣（大概能看出来）。

    我拍完就走，在外围慢慢绕了一圈，看还有什么发现和拍点没有。这只是个纪念活动而已，我满足的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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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com.dahe.cn/dhbbs/index.asp?boardid=339&page=

壹

也许我们都曾经暗暗盼望过生命中出现基丁这样一位老师，他热爱文学、人生，热爱诗歌、梦想，鼓励年轻人张扬个性，告诉他们‘Seizing the day’.（把握今天）。所以当那个男人哼着小曲在教室里露面时，那些孩子的眼睛里隐藏的光芒闪耀了。他在第一堂课上，就撕去了庄严的教科书上对诗歌的规定，告诉孩子们青春的激情原可以和动人的诗句如蜜糖般从唇边滑落。他让孩子们称他为‘船长’。这个彻头彻尾的诗人，不合时宜的船长，他的到来是为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贯彻教育的目的：教育是为了教会学生能够独立思考。诗歌无法以理性坐标的方式去度量，人类充满着激情！医学、法律、经济、工程，这些只是生存的手段，诗歌、美、浪漫和爱才是生活的精髓。他告诉他们不要墨守成规，要学会站到桌子上，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同的世界，告诉他们不要一味服从，因为，那对真正的生命的花蕾是有害的。他的到来，是早春的第一滴雨水。封闭的威尔顿预备学院里，基廷象初春时节刮来的风，穿过凝滞的暗涌，夹杂着新鲜与凛冽的气息。他鼓励学生阅读课本中难以读到的思想色彩浓厚的诗歌；他鼓励学生怀疑权威、挑战传统；他鼓励学生寻找全新的视角去观察世界、观察生活；他鼓励学生深入内心，去发掘那个独一无二的自我……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都蛰伏着一只能够展翅高飞的天鹅，遇上基廷这样一位老师，跟着他一起撕书、踢球、站上课桌俯瞰世界、蒙上双眼朗朗诵出从心底喷涌而出的诗歌…… 哪怕只是在电影中，也足以令我们热血沸腾。可是，那一天，天空飘起了雪花，美丽而冷漠。热爱戏剧的尼尔终于成为了《仲夏夜之梦》的主演。 拉山德说：“怎么啦，我的爱人！为什么你的脸颊这样惨白？你脸上的蔷薇怎么会凋谢得这样快？”……赫米娅说：“我真希望我的父亲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尼尔也有同样的愿望，只是，尼尔的父亲却不能与尼尔有同样的看法。郑重地戴上花冠，赤裸的身子纯洁无暇，鲜红的血汩汩流出，与之相伴的，是青春、自由、理想。尼尔的，还有我们的。

    “死亡诗社”分裂了，桀骜的查理被开除了，基廷老师被辞退了。而胆小的托德站起来了。他站上了课桌，向基廷老师致意，饱含深情。　　“Captain！my Captain！” 　　…… 　　课桌上，是那些如小白杨般挺拔的身躯，课桌下，是那些将头深深埋下的背影。　

    惊心动魄。

    泪流满面。

贰

    Neil Perry，那样一个可爱的少年，他学业优异，他俊美、聪明、顺从，宽容，他是每一个老师都会喜欢的标准好学生，父母的好儿子。在严厉的父亲命令下，他退出了校报编辑，他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好的外科医生，操着手术刀，精确地度量着病人腐烂的躯体，他会生活无忧，成为一名受人尊敬，衣食丰禄的中产阶级。这些早早设定好的路径正摆在他面前，鲜花和尸骨放在他的道路两旁，一切都十全十美，他将是社会的栋梁，生活得平静而绝望，在某个午夜梦回之时，偶尔回望月色，想到青春时有过的梦想…然而，那样的路中断了。他遇见了Keating。从第一堂课，撕碎了第一本教科书开始，就注定了他将与那样的路分道扬镳。他太过于早慧，第一个明白了Keating提出的‘卡配匹亚’。Keating带领他们站在一百年前的校友照片前，看那样青春的躯壳，盛载着梦想和渴望，而如今，都已化为蛆虫的食物。他重组了Keating年轻时组织过的死亡诗社，带领同伴，在夜里奔行向那个印弟安山洞，夜的迷雾间，苏格兰风笛响起，那些年轻的身影奔行的步伐如舞蹈，正奔向自由和幻想的世界。那种激情飞越的时分，Neil真正体味到了幸福，他通过诗歌寻找到了人生的答案。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美丽、脆弱、高贵得一塌糊涂。而这样的浪漫注定走向死亡。在精神父亲Keating与现实父亲的较量中，精神在现实的蹂躏下，不堪一击。Neil的人生愈显出其苦痛和孤独，他的生活一直是一场演出，演出一个好学生，乖儿子的角色，他演技高超，赢得一片赞许。所以，当有一天他要放弃父亲为他划定的轨道，选择另一个不可知的，可能充满荆棘与艰难的道路时，父亲震怒了。在强权的父亲面前，他的灵与肉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是顺从传统父亲的强势？还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年轻的他无力承担这种重负，他选择了死亡。把《仲夏夜之梦》的精灵花冠放在窗台旁，他用那把父亲长年希望他使用的外科手术刀打开通向坟墓的道路。他死得很美。在现实和理想的挣扎中，理想总成为祭品，庄严地放在了祭台上。他们非如此不可，在严酷的成人世界里，在一切以现世利益为准则来判断是非对错的社会中，理想主义者往往无力对抗现实，他们的尖锐、脆弱与唯美都那么触目惊心，如烟花闪过，在夜空里刻下创痕。Neil的死亡是一种永不消失的疼痛，让我思考：怎样在梦想与现实之中寻找一种合适的平衡？我的这种思考属于理性的那一半我，而另一半的我在想：其实这无可挽回的结局本身是一种必然，与其看到多年后的Neil平静而绝望地生活在庸常的世界里，也许，在鲜花盛开时突然遭遇风雪而凋零，不是最坏的事….很多人，他们原可以不死的，如海子，普拉斯。柯本说，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痛快燃烧！那些迈向铁轨或伸向煤气盘的头颅里盛放着怎样的决绝，对现世的毫不留恋，剩下的，只有些温暖而寂寞的句子。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叁

    Todd Anderson,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更准确地说，他近乎于本片的主角。因为Neil那样的绝对理想主义者的故事毕竟太激烈，太悲壮，一个故事里，更需要一些普通人物的故事。他们不一定是那种人群中的领导者，最有天份，最引人注目，头上戴满花环。他们常常保持沉默，面色苍白，在现实世界中胆怯地行走，唯唯诺诺，惟命是从。然而，从他们偶尔投过的眼神里，你仍然能看见一些光芒。只是，那样的光芒太微弱，隐藏得太深了，需要有良师益友在旁，把它们如抽丝剥线般，一点一点地引发出来，最终引发熊熊大火。因为，那样的灵魂，往往才最坚韧，最有力量。只是，它需要时间打造和证明。Todd刚出场时，他的眼神羞怯不安，在第一堂课上，他写下了Seizing the day，课后又把它撕去了，表明他内心对传统训诫与新鲜的Keating老师灌溉的思想之间的冲突。在交那篇诗歌作文时，他苦苦呤诵，如完成作业般抓耳挠腮，不得要领。在死亡诗社的几次聚会上，他害怕当众朗诵诗歌，都只作为记录者存在。他也是幸运的。拥有了Neil这样的良友和Keating老师。他们都同时注意到了他眼里的光芒。Neil鼓励他扔掉生日的文具盒，Keating在那堂英文课上，看出了Todd的恐惧，让他大声喊叫，释放自己压抑的情感。Keating蒙住Todd的眼睛，让他紧闭双眼，描绘惠特曼的形象：“这些景象浮现在我的周围，一个疯子紧盯着我令我精神紧张。他伸出手掐着我。他一直在喃喃自语，好像说一条毯子总是会盖不住你的双脚。无论你如何拉它，拽它，它永远不够大…….从我们开始哭泣到我们死去，它仅仅能够在我们悲痛，哭泣和尖叫时盖住我们的脸。”安份守已的Todd把惠特曼描绘成了一个‘牙齿流汗的疯子’。他脑中的热情与想象力正一点一点被激发出来，闪闪发光。然而，与Neil的绝对的浪漫与激情不同，Todd认识到仅有激情是不够的，“无论你如何拉它，拽它，它永远不够大…….它只能在我们悲痛，哭泣和尖叫时盖住我们的脸。”激情是生命的精髓和花蕾，但它的力量有限，无力保护我们面对严酷的现实世界，光靠它我们将无法生存。在Neil死后，Todd一个人踉踉跄跄走向空寂的雪地，对Neil的死亡，他的父母有着血肉相亲的疼痛与不解，Keating老师也会有终身的内疚与自责，唯有Todd，只有他，才彻头彻尾地明白他这种行为的前因后果，所有的意义，明白那褪去了尘世衣物的年轻灵魂的决绝与非如此不可。如果说从前，Todd的精神一直处于Neil和keating的笼罩之下，他也心甘情愿地站在他们身后，而挚友逝去，Keating老师被放逐，Todd一下子成长起来，他在雪地里的呕吐让人心碎，他从此是孤独的，再没有精神上的支柱，他从此将独自面对那个大雪纷飞的冰冷世界。他和那两个人是不同的。Keating和Neil都是骨子里的诗人，对美，对激情有着天生的把握与热爱，并有着殉道者般，不计后果的浪漫。他是现实的，生活原本是需要历练艰难和忍受平凡的乏味。他眼含热泪，一样地和其他孩子一样在那份给Keating老师定罪的文书上签了字，将灵魂掷于火中，顺从于已定的命运。然而，他会小心呵护心灵和头脑中如星闪耀的火花，那最后喊出的一声‘oh Captain, My captain’，那站在桌子上与Keating告别的姿势正是Todd面对成年世界做出的第一个发自内心，并愿意去承担后果的选择。

肆

Cameron——他的出现正是为了证明生活里确实存在着的这样广泛的人群。从第一节课开始，在Keating老师在黑板上画坐标时，他立刻一字不差地记录了下来，撕教科书时，他撕得工工整整，第一节课下课，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内容要考吗？他参加死亡诗社，不过是因为其他人都去参加。在最为桀骜不逊的Charlie和学校闹恶作剧时，他面如土色。所有的这些表现一点一滴地累加，所以，在Neil死后，他是第一个向学校签字证明Keating老师罪过的人，他从内心里也相信那是Keating老师的罪过，毫不犹豫地出卖了他，以保全自己。在最后一幕里，他也是那几个没在站上桌子，为Keating送行的人。他属于人群中的不小的那部分：对权威无比顺从，没有个性，在利益面前会很快放弃原则，牺牲别人，保全自己。他不具备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然而，他将来最大的可能会上哈佛等名校，毕业后，成为一个银行家，律师，或者其他。

他将生活优越，颐养天年。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他的心灵从出生那一刻就死去，在成长的过程中，在那些暗夜朗读诗歌的时刻，那心灵曾有一度的复活迹象，而随着Neil逝去，他立刻回到现实状态，毫不留情地把心灵丢进了垃圾堆。他和很多其他的人一样，行走在街道上，人群中，如死人群舞，面无表情。我无权指责他，按照死人的逻辑，也许他是对的。心灵何用？梦想何用？诗歌何为？终究，人要在现实的世界里苟延残喘，看浪漫化为齑粉。这种认识让我酸楚，生活需要的历经艰难与忍受平淡乏味，这些我从前不屑一顾地屏弃的东西，如今，正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心中的光芒正日益黯淡，日常的幸福正慢慢地屏蔽住感知的毛孔，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我正在伸手，犹豫着，是否与生活妥协。《Oh, Captain! My Captain!》，这是美国本土文学的创立者、诗人惠特曼纪念林肯的著名诗作。当自由的钟声在每一个人心中回荡时，那名解放了黑奴的船长，却倒在了甲板上，“Fallen cold and dead.”。船长倒下了，基廷离开了。而埋在托德们心中那些理想与自由的幼芽，在森冷的秩序中，会不会还没有萌发就被消解、融化？当那一双青春的脚踏上了禁锢灵魂的桌面，当定音鼓渐渐压住了主题音乐的孱弱与不安，当数把风笛嘹远高旷之声冲破了教室的阻碍，默默地与基廷告别，再一次，再一次泪流满面。

I went to the woods because I wanted to live deliberately. I wanted to live deep and suck out all the marrow of life！To put to rout all that was not life. And not, when I came to die, discover that I had not l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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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钢琴家的电影很多，最经典的怕就是钢琴家，钢琴师和刚看完的这部海上钢琴师了，不想做太多无谓的对比，只是看钢琴家是对生命最尊崇的叹息，你会了解生命可无常的可贵，看钢琴师是对人性的一次优雅的解读，而看完海上，你便走进了自我思考的深渊，我想，这大抵是对苦心经营心灵家园的世人们最彻底的颠覆和放逐。

可爱的小1900（主人公名）的无邪和无忌是养父幸福和悲剧缘由，这带有宿命式的人物结构也带给全剧寓言般的哲学意味。最底层的移民生下这个可爱的孩子把他放在头舱，却被一样甚至更为底层的黑人船工拣去，讽刺而忧伤的的开端没有影响他具备高贵的灵魂，随着养父的意外离世，8岁的他经历了辛酸和最市井人群大部分的悲哀。或许传奇的开端都有偃旗息鼓的性质，是对以后的大起大落做酝酿的，但1900的传奇却是自始至终，并在一开始就昭然若揭，他从来没想过在头等舱骄傲舞动的人群中出人头地吧，谁也没想过他的琴如何练就，而他上场就用惊人的音乐震撼着称不上巨轮的航船。美丽的音乐，美丽的眼神，美丽的少年。

一个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人究竟想要些什么呢？因为一无所有而珍惜自我还是作为一个人的所有欲望和最起码的尊严？主人公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他过得潇洒甚至有些俏皮，所以才会在风暴雨袭来时候的颠簸不定中，率性坐于装着滑轮的钢琴前，让指间的音乐和钢琴一切随着船身令人目眩晕厥的摇摆全部变成了徜徉于碧波上的欢愉，这天才式的不记后果的游弋是他横溢的才华里一出绚烂的舞步，不同于任何一种单纯的简明使他深谙内心的情绪，而音乐不仅是他挥洒自己的高贵方式，更是他阅读世事洞察过往后凝练出的感悟，于是，他的琴弦下流淌的每一处浮沉都是一种生命的质地，听懂的都是人生的智者。

然而有一次例外，这次例外是一场惊世骇俗的决斗，当缀满钻饰的挑战者出现在船舱里弹奏了第一支曲子后我就知道他输定了，因为他在一开始点燃了香烟放在琴边，以此来炫耀自己对时间的惊人掌控力，可是那只能证明自己素日练习的纯熟，而全身心的演出者决不会用这种哗众取宠的伎俩。我想，1900也是从那刻就知道要赢他并不难，所以无限保留地应付着这场突如其来的比赛，甚至到后来为对手的演奏而感动哭泣，可是对方对钢琴的咄咄逼人和不深刻的了解，也是因为对固有生活状态的下意识固守，他也要来一支香烟最后一次上场了，而这次便是他最没有挥洒自我情绪的弹奏，那看来几乎完全是在炫技，他弹得飞快，听不出最小的休止符，只见得如雨的汗水，和一群狂蝶在黑白键上一起飞舞，纯粹的激情，极致的弹奏，惊得人诚惶诚恐，不知道弹了多久，音乐忽然戛然而止，时间凝固了所有人的表情和动作，他优雅地拿起香烟，轻轻靠近琴弦，滋——雪白的香烟升腾出耀眼的火焰，他举着燃烧的火苗走过发愣的人群，把它放到对手的嘴边，稳稳地说：“YOU  SMOKE！I DON’T KONW HOW .”他赢了，赢得骄傲无比，赢得酣畅淋漓，赢得光芒四射。

刨去意大利导演惯有的拼凑式叙事以及营造悬念上的稍显落俗，我对影片的唯一不欣赏来自导演对主人公爱情故事的处理，它有一个套路的开始，1900遇到心仪的人，象所有情窦初开的人们去小心翼翼地试探，只不过从来没有到过陆地的他更为敏感和更容易退却，那是长期漂流中对聚散无常的另一份由衷的理解。女孩子还是走了，还是没能说出那句话，还是没能送出他爱情的音乐，这个故事的桥段没有任何高明之处，却让人对美好的期盼中悄然领悟了他深刻的孤独而隐隐为他担心，“在陆地上听海的声音，娶一个好女孩”这些并不伟业的人生是他人对1900决定离开的说服或者是判断，在盛大的离别仪式后，他终于收拾行囊去践行对陆地的一种承诺，怎样下船呢？他在欢送的呼喊中徐徐迎阶而下，在最中间他停了下来，画面切到他的视野里星罗的楼宇，切到连接船与陆地的阶梯侧面，切到他甩掉的帽子，切到他回转身来，一级级高过了陆地，远离城市。又过了很多年，当年一起演奏的友人潦倒地回到原地，偶然得知当年的船只就要被毁掉，看着从船上抬出的廉价钢琴，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挚友一定还在船上，于是费尽周折登上废弃后停摆在海上的轮船，留声机传来迷离凄婉的音乐，渐散渐淡，1900重又现出孤独的轮廓和不尽的忧郁，他终于说出当年在阶梯上看到了什么，在绵延不绝的城市里，他什么都能看到，就是看不到尽头，尽头，正是他看不见的，那是一架有无限个琴键的尽头，让人如何演奏？那千万条街道，怎么样才能选择一个？选一个女人？一栋房子？一片土地？一处风景？一种活法？他早已习惯在船头到船尾的范围中生活，而陆地是一艘过大的船，是一个太美丽的女人，一次太长的旅行，我不愿意放弃固有的生活......于是在和朋友深深的拥抱后，在自己想象出的旧钢琴前，在自己优雅起伏的双手间，在对天国的嘲笑中，在六吨半的炸药里，在自己安详陶醉的眼神里，绚烂而去。

    似乎一切真的没发生过，只有苍凉的无助感震慑着时空交错的人群中，分不清停止和继续，当落寞被街道冷落，生活倾轧出的辙痕拼拼凑凑，凝视一看，还是选择二字，有人一生都在原谅自己重复自己，他不见得快乐，有人一生都不原谅不肯重复，他未必是智慧的；生命的飞扬和无常同样基于它被赋予的能量，当有一天我们站在街道上四处张望，我们又怎么知道自己放弃的那些路口有没有自己可以看到的尽头？当天空的明净辽阔无限放大了大地海洋的特质，心灵是不是知道自己海阔天空的心愿？倘若生活只是一场演出，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纯粹丈量过往的舞步而不计较究竟是谁在翩然起舞，舞的是些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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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结号堵住我耳朵，没完没了的吹，我那帮兄弟都听见了，就他妈我没听见。”

    在第一时间，就着《集结号》的“枪版”一口气看完，镜头很晃，反而感觉更像身临其境《战火兄弟连》。

    故事定格在1948年的淮海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两场普通的攻坚与防御战。原中原野战军独二司一三九团三营九连连长谷子地在艰苦完成一项攻坚战后，又“戴罪”接受了一项阻击的任务，他与团长约定以集结号作为撤退的号令，只要集结号不吹，全连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在那座废弃的旧窑场，连长谷子以下，四十七名人，全体阵亡，无一幸存。

    连长谷子地（张涵予饰）只是个普通的连长，受伤时因为身着国民党军服，被解放军误俘，称自己是三营九连连长，却有人嘲笑他为什么不冒充师长旅长之类的，而是冒充下等兵。经过那场惨烈的阻击战，他的队伍全军覆没，然而最令他困惑的却是撤退令集结号是否吹响过。谷子地带着巨大的疑问与内疚开始了求证之旅，他要穷尽自己的余生为战友们讨回应有的荣誉和尊严，不管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

    团长刘泽水（胡军饰）既是谷子地的老战友，又是谷子地的直属领导，两人感情深厚。刘泽水团长在片中是一个重要的线索人物，他将阻击战的艰巨任务交给谷子地，并且约定以集结号为撤退号令。如果不是守陵的司号员小梁道出自己根本没有吹响集结号的实情，集结号将永远在谷连长耳朵里面没完没了的吹。

    排长焦大鹏性格火爆之中又透着老练，曾在攻坚战中枪杀战俘而显示出他的痛苦，在旧窑场的生死之战中，焦大鹏眼看着战士们相继牺牲，自己也不幸被燃烧瓶击中，几乎被烧焦，临死之前对谷子地说自己听到了集结号声，建议连长带着战士们尽快撤离，给九连留根。

    姜茂才（王宝强饰）和吕宽沟（李乃文饰）是形影不离的好兄弟，在战场上是配合行动的最佳搭档，屡立战功。两个年轻的战士尽管身在战场，时刻面临死神的威胁，却都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希望。狙击手姜茂才单纯内向，枪法好，反应迅速。他最大的愿望是战争结束后回家，与喜欢的女孩一起过普通人的生活。爆破手吕宽沟性格更成熟一些，他的愿望则是战争结束后自己可以挣钱，帮他爹把家里的田地给赎回来。吕宽沟为了给连长捡一块手表而被狙击手杀死，他的牺牲给了姜茂才巨大打击，姜茂才最终选择与敌军的一辆坦克同归于尽，他们最终没能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

    王金存只是一个读书人，因畏战行为被军事法庭羁押，也因此得以结识谷子地。谷子地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嘲笑他，在接受了阻击战的任务之后，谷子地向上级申请，将王金存带到九连担任连队的指导员。在那场惨烈的阻击战中，王金存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在战争中迅速成长，又瞬间消失。连长告诉他：“打起仗来，谁不尿？大声喊出来就不知道害怕了，喊吧！管用！”

    很久以前看过《辛德勒的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等战争题材的电影，关于人性，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很难理解，在单一的英雄主义教育下，解放军永远是不会被打败和死亡的，可是忽略了解放军也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组建，他们当中，有的想着回家，想着媳妇，想回家，他们都有怕死的念头。可是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犹如一场死神盛宴的挑逗，可以把一个任何一个肉体撕裂成碎片，也可以把一个文弱书生练就成视死如归的豪杰。对于战场上的士兵来说，永远要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战场上没有英雄，只有活下来的人才去争。

    我反复咀嚼那句台词：“听不见号声，你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得给我接着打下去。”“是！”

感谢赵旭东教授邀请我来到这里，赵教授是中国精神科和心理治疗方面的权威，他很谦虚，不承认自己是权威，我对他说，你把崔永元著名的抑郁症治好了，你治好了一个权威，你就是权威了。今天，这个权威冒险邀请我这个门外汉来这里演讲，让我担心他的心理是否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199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当然，我生活中时隐时现的焦虑和崔永元的抑郁症相比微不足道，我今天之所以有胆量站在这里说话，是因为我有一个强有力的伙伴，我多年的朋友崔永元先生。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标准，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我今天仍然要讲故事，今天是免费的。

赵教授告诉我，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三十年的年均经济增长9％，到2006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之外。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的不平衡。

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以年收入只有六百多元人民币为指标，中国的贫穷人口有三千万，如果将这个指标提高两百元，也就是年收入八百多元人民币，那么中国的贫穷人口就将达到一个亿。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这次中德心理治疗大会的中方主席肖泽萍教授告诉我，之所以邀请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写下了一部名叫《兄弟》的小说。肖教授引用了我在《兄弟》后记里的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于是才有了今天晚上的主题——40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一个作者的视角。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二十多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我完全同意易卜生的话，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为什么赵旭东教授邀请我来到这里？现在有答案了，因为我是一个病人。与其说我是来这里演讲，不如说我是来寻求治疗。

　　　　　　　　——2007年5月21日在上海中德心理治疗大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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