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明影像

我们很晚才来到陈正方家，陈正方拄着双拐，戴着越南的军帽，穿着中国的军鞋，我要给他照相的时候，他说上衣太破了，还不如脱掉，所以给他拍了一张裸露上身的照片。

陈正方说：“我第一次被炸是1992年5月在黄姜坪砍地时砍到一个压发雷，那次主要炸的是面部、胸部和左手，眼睛至今也看不清楚，很模糊，胸部和胳膊里现在还有很多弹片没取出来。那次被炸之后，是村民把我抬回了寨子，民兵连的卫生员给我包扎好，连夜又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我住了20多天院，还是看不见，所以我又去文山州医院治眼睛，去了两次，还不到一个月就花了1800多元。刚开始说给我报销，我回来后找过他们很多次，总说让我等等，我都等了13年了，现在还不给我报销，不知还要放到哪一年才会有个说法，也许这辈子也不给我报了。前几年医院让我去复查，我一直没有钱去。

“我第二次被炸是1998年去东山砍猪草时又砍到了一个压发雷，当时是我先砍在芭蕉杆上，芭蕉杆碰响了地雷，所以只是随便炸了一下，炸得不是很厉害，我就自己跑回来了。那次我没有报告，也没有去医院，只是在家喝了一些草药，休养了一段时间。

“我第三次被炸是2003年4月17日上午11点，那次是去东山打猪草在路边踩上了压发雷。当时左前脚基本都炸飞了，血不停地往外流，还是东山阵地上的战士听到地雷的爆炸声后，打电话叫连部卫生员上来给我包扎的，包好后才把我背下山。连长还打电话从麻栗坡叫来一辆面包车送我去的县医院。这次我被炸得很重，住了45天院。刚送到医院时，医生说能给我保住左后脚，第三天又说保不住了，就给我把左脚锯掉了，出院后被锯的伤口不停地发炎，一直好不了。今年2月份，昆明红十字会来人把我拉到昆明，又锯了5厘米，住了5天院，休养了一个月，还是国外来的专家给我装得假腿，又把我送回了寨子，没有要钱。

“我第三次被炸后，住院费花了9800元，政府给报销了4000元，还有5800元没给报。加上生活费1600元不给报，我一共自己花了7400元。还有第一次治眼睛的1800元没有给报，我三次被炸，不算第二次喝草药的钱，个人已经花了9200元。所以现在我家欠的账特别多，生活很艰苦。

 “我1984年当过三个月的民兵都没被炸，那时我们这里大仗打得很厉害，我天天背着弹药爬山，往阵地上送，头顶上的炮弹子弹满天飞也没有炸到我。这几年不打仗了，反而老是被炸，真是命不好。”

陈正方是1963年出生的，小学文化，1984年同朱朝琴结婚。为了生计，20岁的大儿子陈光星和18岁的二儿子陈光军，好几年前就辍学去了周边地区打工，每月300元，目的是帮助父母早日还清债务。现在他家只有女儿在天保中学读书，全家人都把远离“地雷村”的希望寄托在了16岁的陈光兰身上。

陈正方的老婆朱朝琴说：“陈正方1992年被炸后，国家每年给他600元的补助。去年起，政府给他把补助增加到了1800元。

“现在的化肥很贵，孩子念书也很贵，这两项一年最少也要花3000元，寨子里有些家庭这两年还买了电视、录音机和收音机，可是我家只有个20瓦的电灯泡。这里的残废家庭都过得不好，几乎没有一家有钱的，残废要想过上小康生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采访完陈正方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此时此刻感到很是疲惫，因为今天一天就采访了7个人，说的话多、写的字多、拍的照片也多。 2004.09.17

先后三次被炸的陈正方。

张建军，1970年出生。他小学毕业开始放羊，做梦都想当个解放军，但老人知道自家在乡上没有门路当不了兵，所以征兵时老人连名都没让他报，于是他的梦想只好破灭在自己的适龄期。

张建军18岁那年，在父母的主持下为他娶了媳妇。他和郭志莲结婚快十年了，一直住在父母分给他的一孔窑洞里，日子过的非常艰难。为了改变生活境况，几年前他一心想去煤矿当个采煤工人，可是，多年前延安的煤矿还在农村招人，这些年城里的待业青年都安排不完，因此，煤矿也不收农村户口了，这使他当煤矿工人的梦想至今也没有实现。

这些年张建军看见别人家的日子有所好转，他也日思夜想当个万元户。去年他还三次跑到城里寻找出路，但老实巴交的他每去一个工地人家都说不要人，他只好灰溜溜地回到新窑子。张建军说：“我最头疼的就是到了春播时没有化肥，一袋尿素将近100块，每年春播都要好几袋，现在的土地都让化肥给烧坏了，不上化肥几乎不出苗。去年我没钱买化肥，上的是茅粪，收成明显不好。今年茅粪也没有挖到，我们只好在自己家的羊圈里挖羊粪。”

对于农民来说，每年一度的春播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对于张建军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因为他家去年用茅粪收成就不好，今年准备用羊粪配合春播更是可想而知！。1997年

挖羊粪的张建军夫妇

前几天听新华网数码频道的郭小天说：“奥林巴斯这次新出的E-M5单电相机虽然很小，但非常专业，于是便弄来一台试试，结果真是出乎我的预料，尤其是看完小天的测试报告之后，再去感受这台刚刚上市不到一周的新款相机，无论是模样、大小，还是操作模式，都让人爱不释手。这东西不仅让我这几天暂时放弃了数码单反，也让我对胶片的未来更加担忧。

奥林巴斯E-M5的测试报告：http://www.takefoto.cn/viewnews-17649

模样：http://product.pconline.com.cn/pdlib/497597_picture.html

奥林巴斯E-M5单电照相机。

任德荣，1946 年生于西安一个国民党普通文职军人家庭。几个月后随父母及哥哥、姐姐迁居北平，家住西皮市大街。在她的记忆中，过去的西皮市大街就是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那条南北向的马路，当时的门牌号是由北向南排，她家的门牌是西皮市2 号，紧临现在的长安街。

任德荣说：“那时最大的乐趣是，我和妹妹在天安门墙根儿下抓蛐蛐和蚂蚱玩，或者在广场上跑来跑去跳皮筋、跳方格。那时天安门前的路很窄，广场还围在红墙里，路上没有汽车、没有警察，也没有游客，平常只有一些摆地摊和做小买卖的人，有时也有一些和尚和尼姑在那里游荡。后来红墙推倒后才有了一个很小的广场，有时还放露天电影，再后来广场才一步步扩大。解放后，天安门广场每年的‘五一’和‘十一’都有集会，我们家门口总是被画上白线，不许走出界限，所以我们只好站在家门口遥望城楼上的中央领导，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在城楼上招手，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后来要建人民大会堂，我家被拆迁，搬到了宣武区的东经路。人民大会堂建成的时候，彭真市长首先邀请我们这些拆迁户参观了人民大会堂。”

任德荣先后就读于中关村的保福寺小学、北京九十五中学和北京四十三中学，1965 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我问她大学生活是否顺利。她说：“‘文革’开始后，我被安排到校办工厂做毛主席像章，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就是拿着一个注射器小心翼翼地给毛主席像章上色。毛主席的脸是金黄色的，一点都不能搞脏，搞脏就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幸亏我没有搞脏过，一直做了半年。那时候人和人不比知识，只比谁身上戴的毛主席像章大、谁戴的毛主席像章是新花样。那时候的人都削尖脑袋往红卫兵的队伍里钻，谁要是戴上红袖章谁就有资格训斥别人，甚至训斥自己的老师。”任德荣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地质大学附中和八一中学任教，工作很出色。

任静，原名任辛荣，中共党员。1950 年生于北京宣武门大教堂旁边的西拴马桩18 号，后随父母迁至天安门西南角的西皮市2 号。1966 年于北京七十中学初中毕业，1969 年赴河南新乡县农村插队落户，当过农民，也当过赤脚医生。1973 年被推荐上了新乡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还曾连续9 年担任乡妇联主任。1997 年为了孩子的户口提前退休回到北京。现在任静的两个孩子大学毕业都有了自己的工作，而且在工作当中都很努力。

任德荣、任静 1957年


任德荣、任静 2009年 黑明摄

见到王和光是在邹大聪家的院子里，当时他正在帮助邹大聪家挖沼气池，约好时间后，傍晚我们来到了王和光的家。王和光说：“这次政府花钱给22户被炸的村民修建沼气池，不知为什么有的给修，有的不给修，也不给我家修，我认为县上对我们这些残废很不公平。”我说不会不给修的，肯定是分批给修。他说：“现在的社会很难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出现，你说对不对！”

“1984年5月3日，我和寨子里的11名青年一起配合边防部队，参加了中越自卫反击战。我上了17个月的战场，在最艰苦的1019阵地和08上甘岭阵地就打了9个月仗，我还亲自俘虏过3个越南兵，部队还嘉奖过我，报纸上也登过我的英雄事迹，我们连是很有名的英雄七连。

“记得是1984年5月6日和7日打的东山，我是7日早晨5点钟上的战场，当时我是14军112团7连的战士，我们连当时有84个人，那天上去打仗包括我只活了18个战友。听说那天上去将近1000人，活着回来的还不到1/3，死得比活的多多了，我家院子里当时是卫生所，堆满了死人。

“还有7月14日那天，团里派我去船头送情报，走到13号界碑前的时候，敌人突然向13号界碑发射炮弹，炮火非常猛烈，炸死我的好几个战友，我的马当时一炮就被敌人的炮弹打死了，我也从马上摔了下来，看着死去的战友和马，我的心里很难受，我冒着炮火不顾一切地跑，终于把情报送到了船头，我也差点儿被炸死在路上。

“我是1985年9月25日上午在放牛的时候踩上72式压发雷被炸掉右脚的，当时在场的还有寨子里的王开学，他还以为是越南特工伏击我们，当时吓的他拔腿就跑回了寨子，等他把解放军叫上来的时候，才知道我是踩上了地雷，这才把我抬回了卫生所包扎，当天又把我转到了落水洞的师部医院，没想到第二天又把我送到麻栗坡县医院了，说我不算部队的人了，不能在部队医院治疗，其实当时我从战场回来还不到一周时间。

“把我转到麻栗坡县医院的当天夜里3点，就把我的右腿给锯掉了。我在医院总共住了57天，先后两次自杀都没死，那时真的是不想活了。那次住院费是公家出的，出院时给我补助了264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钱，现在看来，有可能是营养费吧。

“我拄着拐杖回到村里后就成了一个普通农民，国家一直不给我钱。为了上山劳动，1986年我自费去昆明花了360元安装了一条假腿。1987年，我又自费480去昆明安装了第二次假腿。当时安假腿的钱都是我打仗挣的，我那时打了17个月仗，在银行攒了1700元的津贴费。

“1988年，我的钱花光了，所以再没有去装假腿。同年底，县里开始给我发补助，每年给360元，发到1995年，县里又把我的补助给降为300元。一年300元的补助一直又领到2001年。2001年，文山州民政局给8个县的残疾人装假腿，一共来了200多人安装了假腿，那次县上、州上和省上的领导都来了，还选出我们87个人作为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当时我在会上哭了，我说太不公平了，为什么给我们降低补助，和他们狠狠地吵了一次，会议之后，我一下由一年300元涨到了1200元。那次定的炸掉一条腿算单残，给1200元的补助。炸掉一条腿和一条胳膊的算双残，给1800元。炸掉一条腿或者一条胳膊再炸瞎一只眼睛的也算双残，一年也是1800元。总之，炸掉两个大件的就算双残。不过如果一个人炸掉两条腿或者两条胳膊和两只眼睛的，那就算特等残废，一年给4000元。

“1989年起，公家开始给安装假腿，到现在我一共安装了13条假腿了，11次是公家给安装的，两次是自己掏的腰包。今年6月份，也安过一批假腿，通知别人了，不知为什么没有通知我，有的已经通知过两三次了，我还一次都没有接到通知，不知道是谁在捣鬼。我去镇上问过两次了，他们说今年已经装完了，不过又说让我回去等通知，看来今年不可能再给我装了。

“现在我所有的假腿都烂了，走路也开始疼了，如果今年公家不给我换，我自费也要去换一条，现在腿很贵，最少也要花5000元，因为现在都是进口加拿大的。如果真的不给换的话，我就自费去换国产的，质量虽然不好，但便宜，一条要2000元左右。主要是我觉得不该我自费花这笔钱。

“前几年我有时还攒一两条新腿，经常是换了新的再把烂的拿回来，烂的下地种田时穿，新的过年过节或者是出门赶集的时候才穿，可是这两年下地多，没有攒下新腿，家里现在放了13条腿，都是烂的，只有我现在穿的这条还稍微好一点儿。

“我家总共有4个被炸的，我妈妈叫陶正美，今年61岁，1989年在东山种田时碰到了地雷，炸伤了双眼，眼睛看不见了，国家一年才给她300元。大弟弟王和志今年35岁，2001年在东山踩上压发雷被炸残了左脚，国家一年也是只给300元。还有小弟弟王和强是2002年在东山放牛时被炸的，左脚被炸掉了，腿也锯了很长一节。他去年考上了昆明民族学院工艺美术学校，读的是中专，学费国家给免2/3，其他全部自费。他的残疾补助一年是1200元，可他上学每月最少也要花350元，现在我和我弟弟都是假腿，大弟弟也是残废，妈妈双目失明，全家只有三弟弟王和林是健全人，一家人都很困难。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王开顶，一个叫王开刚，都在芭蕉坪帐篷小学上五年级，现在我很想出去打工赚钱，将来好供他俩出去上学。因为这寨子里实在没办法继续生活了，地雷真的是太多了，而且大部分是压发雷，压发雷很可怕，只要有两公斤的压力就会爆炸，所以，即使小孩子踩上也跑不了，照样会爆炸。听说天宝村民委员会共有180多人被炸，如果算麻栗坡全县，那我就不知道了，肯定很多很多。

“不管是谁，一旦被炸，身体素质马上就会下降，抵抗力也会明显减弱，比如拿我来说，上战场打仗的时候还112斤，现在还不到100斤，而且有时候全身都抽得很疼。”2004.09.17

被72式压发雷炸掉右腿的王和光

今天和朋友开车去首钢，不经意间走错路上了一座高架桥，不到十分钟竟然开到了门头沟。快下桥时发现一边是首钢当年的炼钢炉，一边是刚刚建起还没有入住的住宅楼。炼钢炉规模庞大，震撼人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向路人展示着它所走过的风雨历程。那么这些曾经为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功勋设备是否会消失，是否能够保留，这我不得而知，但我深知保留它能保留一种力量、保留一种精神、保留一段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当然，对于有些人来说，也许会觉得保留那些“垃圾”完全是扯球蛋的事情，还不如赶紧拆了建一堆商品房多赚些钱呢！

这种场景在北京仅此一处，昨天摄于高架桥（金安桥）南侧。

这种场景在北京遍地都是，昨天摄于高架桥（金安桥）北侧。

当年为了采访右派三下安徽，上周为了一个摄影讲座再去淮北。没想到淮北有那么多人痴迷摄影，更没想到淮北曾经走出了那么多优秀的摄影师……

这次去淮北是应陈利民先生的邀请，本以为是一个小范围的交流活动，没想到他竟然招来四五百人到场，座位不够，不少人只好站在会场两侧旁听。上午我讲，下午解海龙讲，每人三小时的讲座，几乎没有人退场。我讲了我的四个专题，解海龙讲了他的“希望工程”。海龙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每次和他结伴而行，我都会认真听他讲述当年拍摄“希望工程”系列照片，以及《大眼睛》和诸多农村孩子的那些感人故事，虽然听一次要流好几次泪，但常听常想听。

活动期间，陈利民和黄启军先生安排我们先后两次去周边拍摄，虽然没有拍到什么特别的照片，但也算得到几张淮北的影像。谢谢利民主席和同伴们的精心安排，谢谢卫星兄特意从合肥过来聊天，也谢谢向东特意从武汉驾车八小时赶来相聚。

这次外出途经淮北四铺乡大任家村的时候，我们赶上了82岁的老人周志林的丧事。这是解海龙正在忙于拍摄。

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忙，下跪还要玩手机。

现在农村送葬必须购买大量的纸扎物品，除了牛马和童男童女之外，还有各种家用电器和别墅洋房，包括电视机、洗衣机、饮水机、热水器、微波炉、空调、冰箱等等都是市场上见不到的天堂牌，只有汽车是著名的奔驰牌，车号却是，天000001。看着这些即将焚烧的纸扎，真是让人觉得好玩又好笑。

周老汉入土为安，所有的纸扎瞬间化为灰烬，既浪费钱财，又污染环境，但传统很难改变。

我们在淮北除了前往大型国有煤矿之外，还特意去了几个小煤窑，拍摄了一些小煤窑的矿工生活。

淮北小煤窑女工。

淮北小煤窑的洗澡堂。

为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淮北正在陆续关闭这些小煤窑。

我说现在的黄瓜怎么越来越难吃了，再也找不到小时候吃黄瓜的那种味道，没想到黄瓜竟然被嫁接在了南瓜上。在烈山县的一个蔬菜大棚，我看见村民正在把黄瓜苗往南瓜苗上嫁接，嫁接女青年刘云说：“黄瓜嫁接到南瓜上产量高，经济效益也大，花钱雇人嫁接也值。”

她们一个人手里拿着针，一个人手里拿着刀片在配合嫁接。刘云告诉我，这就像给人做手术一样，让它长得更好更大。我问她嫁接是不是会让黄瓜变味儿不好吃，她说：“能挣钱就行，现在谁还管它好吃不好吃。”最后我得知刘云是从山东来这里打工的，每嫁接一株苗能挣4分钱，每天可嫁接8000株，原来我们每天吃的黄瓜就是这种“南黄瓜”。

前几天在此贴出的“峨眉山”标注了所用相机，结果不少人在后台留言，问我用这两款相机的感受，有人问我单反好还是单电好，有人问我用什么焦段的镜头好，有人问我这两款相机哪一款色彩更好等等。今天闲来顺便告诉大家，我平时随身携带的是奥林巴斯E-P3单电相机，有3只镜头，分别为：9-18/f5.6；14-42/f3.5；40-150/f5.6，携带方便，也很好用，完全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只有在外出的时候，才会带佳能EOS-1D Mark III单反相机。

关于色彩来说，因我一直喜欢拍摄黑白胶片，所以平时用数码相机拍回的照片几乎还没怎么仔细看，就被转换成黑白影像粘贴于此，所以一直没有太在意色彩的差别。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今天贴出“奥巴”和“佳能”拍摄的两组彩色原图自行对比。也许你喜欢奥巴的颜色，也许你喜欢佳能色彩，也许你对佳能和奥巴都不满意，那你就去试试尼康吧，听说尼康D3X单机身已经炒到了6万大洋。

这些照片都是原图，没有剪裁，没有调色，是在不同时段光线下拍摄的，不过上传时对文件的缩小，肯定会降低照片的清晰度。当然这两款相机的清晰度都不存在问题，无论是佳能还是奥巴，无论是长镜头还是短镜头，成像素质都很好。对了，还有人问我平时用不用附加镜，在此也顺便说一句，我从来不用任何滤色镜，最多就在镜头前加一块UV镜保护镜头，其它什么镜片都不用，包括相机内自带的各种滤色片，因为我希望拍到真实的照片。

最后，至于单反和单电哪款相机好，这很难说，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用途去综合考虑。也许有的人会认为单电相机个头小，挂在胸前不像摄影家。其实不然，我觉得个头大才像照相的，被摄者也可能会更加提防你对她所谓的侵犯。当然，有些活儿单电是干不了的。

奥林巴斯E-P3单电相机拍摄

奥林巴斯E-P3单电相机拍摄

奥林巴斯E-P3单电相机拍摄

奥林巴斯E-P3单电相机拍摄

奥林巴斯E-P3单电相机拍摄

奥林巴斯E-P3单电相机拍摄

奥林巴斯E-P3单电相机拍摄

奥林巴斯E-P3单电相机拍摄

奥林巴斯E-P3单电相机拍摄

佳能EOS-1D Mark III单反相机拍摄

佳能EOS-1D Mark III单反相机拍摄

佳能EOS-1D Mark III单反相机拍摄

佳能EOS-1D Mark III单反相机拍摄

佳能EOS-1D Mark III单反相机拍摄

佳能EOS-1D Mark III单反相机拍摄

佳能EOS-1D Mark III单反相机拍摄


佳能EOS-1D Mark III单反相机拍摄

佳能EOS-1D Mark III单反相机拍摄

去过多少次四川，早就不记得了，只记得卧龙、九寨、贡嘎，还有汶川、甘孜、阿坝，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一次次川行，拍回不少照片，认识了不少朋友，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此行是应中国摄影家协会展览部邀请，去的也是一个更加神圣的地方——峨眉山。

这次上山共有四个摄影师，有李少白、谭明、杨树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拍风景，我是拍人文。当我们冒着鹅毛大雪从沟底爬到海拔3000多米的峨眉金顶时，没料到大雾弥漫，能见度极差，能看清的只有脚下的冰雪。无法行走，无法拍摄，只好下山。

下山后游报国寺、逛伏虎寺，和僧人聊天，拍香客的照片。等了两天之后，天气预报峨眉山大风转晴，于是我们再次上山。在山上的几天，日出、云海、佛光、圣灯、晚霞，尽收眼底。尤其是金光闪烁的金顶和气势磅礴的十面佛，显得峨眉景色更加神奇绝妙。

一周的拍摄很快结束。前天，我们在云雾缭绕的金顶告别星星，告别月亮，告别清净，告别了刚刚认识的弘吉法师。离开仙境，再下山底，顺着高速的车流涌入城市，最终飞回拥挤的北京，恢复了庸俗的生活。遗憾此行直来直去，没能和成都的朋友们聊天、喝酒，念想依旧！

奥林巴斯拍摄

在金顶出家的弘吉法师（使用奥林巴斯 E-P3拍摄）

居士谭大军在山顶除雪（使用奥林巴斯 E-P3拍摄）

南来北往的香客（使用奥林巴斯 E-P3拍摄）


云海中的禅房（使用奥林巴斯 E-P3拍摄）

清晨的鹰嘴岩（使用奥林巴斯 E-P3拍摄）

海拔3099米的万佛顶（使用奥林巴斯 E-P3拍摄）

清晨的贡嘎山（使用奥林巴斯 E-P3拍摄）

 峨眉山下有座寺庙和天安门长得很像（使用奥林巴斯 E-P3拍摄）

佳能拍摄

熊猫碰到六牙象（使用佳能EOS-1D Mark III拍摄）

跪拜十面佛（使用佳能EOS-1D Mark III拍摄）

雾中的华严寺（使用佳能EOS-1D Mark III拍摄）

高考后还愿（使用佳能EOS-1D Mark III拍摄）

虔诚的香客（使用佳能EOS-1D Mark III拍摄）


报国寺诵经（使用佳能EOS-1D Mark III拍摄）

报国寺的僧人和信徒（使用佳能EOS-1D Mark III拍摄）

报国寺的工作人员向游客介绍花钱给佛像贴金的好处（使用佳能EOS-1D Mark III拍摄）

伏虎寺的僧尼（使用佳能EOS-1D Mark III拍摄）

张向宗，1943年出生，小学文化，共产党员，是村里惟一的赤脚医生。1969年他和马双全结婚，生了三个孩子后，本来要对马双全进行结扎，但由于她的身体不好没有结扎。十年后，马双全再次怀孕，并且生了个小女儿，因此，乡干部一气之下把她拉到乡卫生院做了绝育手术。

张向宗委屈地说：“我老婆怀小女儿的时候我都快50岁了，那时我们的年龄都已经不在生育范围了，也不给我们检查了，我还以为自己不会生了，谁知道她那么老又有了！”

张向宗憨厚老实，在新窑子也是有名的老实人。他的一条腿不够长，走路有些瘸，村里人都叫他拐子。既是村里人到他家求他去看病打针，也叫他拐子，他从不生气。

其实马双全也是残疾人，她的舌头不够长，口齿不利，说话不清楚，别人很难听懂她的话。不过他俩是村里有名的恩爱夫妻。

张向宗说：“儿子大了，也分家了，女儿也出嫁了，都不要我管了。现在主要是要给小女子攒些钱，准备供她好好念书。我虽然当了一辈子赤脚医生，其实也不大会看病。那时只是在公社卫生院培训过几天，也没有正经学过医，严格来说，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医学！如果小女子将来长大能考上大学，我一定要建议她学医当医生，为老百姓治病。”2000年

张向宗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