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所带来的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是新的生活方式的建立不可避免地蕴含着旧的生活方式的破坏。如果人们想象现代化是在新的原则基础上对社会的整合和重建，那么他们也必定会想到现代化就意味着传统社会的解体……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人类生活从未像现在这样为了直接的目的而被轻而易举地出卖。民族主义，在为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社会中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力量，一旦国家获得成功，它很容易变成保守和压迫的力量。很少有政治领袖具有将其人民作为人的需要置于国家目标之上的远见。司空见惯的是：将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而且不惜牺牲这些目的而以狂热和冷酷的手段去搏杀。以过时原则为基础的知识系统已逐渐破坏，现代世界中的无数个人除了眼前需要和目标之外找不到其他方向的依据。通常体现在宗教教条和神学教义中的永恒真理不可思议地被丢弃了，因为它们是以被认为过时了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但这些真理后来却往往作为最新的现代科学的启示而被重新发现并被宣明。人的二重本性的悖反——同时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在人类早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
今天是我的21岁生日，也是大学三年级的注册日。正因为这两个特殊的日子重叠在一起，才会让人觉察到时光的流逝。高中时期的我为高考而奔波忙碌，就连生日的那一天也不曾停息学习的步伐。那时总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用一种完全轻松和愉快的心情来迎接每一年的生日了，回想起来果真幼稚。殊不知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面临的压力就会越大。我一直相信，上苍对每个人都很公平，因为每个人的快乐和痛苦的总量都大致均衡。有的人拥有较多的精神财富，而有的人则拥有较多的物质财富。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主导自己的命运。
我非常感谢一切我认识的以及认识我的人，不管你对我抱有善意还是恶意，不管你曾经支持我还是嘲笑我。在与你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学会了许许多多为人处世的道理。而成长，也正是不断地积累人生经验的过程。相识，是一种缘分，哪怕是生命中的过客。所以，我衷心地祝福你们，愿你们健康、平安。
我最近听说，我们每7年就会面临人生道路的一次选择。7年前，我选择了读重点中学而放弃在音乐方面的深造。现在偶尔有人问我，假如当时选择的是另一个人生航向的话，现在的人生
机缘巧合之下，我成为我们学院红歌合唱团的钢琴伴奏，在与合唱团一起排练的三个月时间里，我慢慢走进了红歌的世界。从起初的排斥到后来的感慨，我发现，我们赋予红歌的政治意义太多了，而甚少从艺术的角度来欣赏红歌。
辛卯年七月，大暑，余居家百无聊赖，遂生游新加坡、马来西亚之念。初闻此念，汝等必大惊，东南亚决非避暑胜地。余以为，非亲临其境，不解其中滋味。热带雨林、伊斯兰教与威权政治，令新马神秘而朦胧。
余羡新加坡之管理体制。堵车，现代都市之通病也。中国北京、日本东京、美国纽约，于上下班高峰期定当如此。各国政府亦为此事烦恼不已，虽纵横捭阖，收效甚微。新加坡政府置电子收费关卡于繁忙路段，车多则收过路费。故国人多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道路畅通无阻。垃圾，国民素质之标志也。余举目四望，难察乱扔乱吐之徒，究其原因，乃国人畏其国法之鞭刑。一鞭下去，皮开肉绽，数鞭过后，昏迷不醒。严刑峻法在此，谁敢放肆？汝等或以为新加坡律法刻薄，殊不知花园城市之美誉从何而来。若无李氏之威权政治，新加坡何以有今日之繁荣而有序。欲使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不难，欲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难。新加坡之管理体制，强而有力，实为我等榜样。
余往马来西亚之际，适逢伊斯兰教斋月。穆斯林恪守教义，虽大暑，白日不饮不食，虔诚五功。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信仰之力量如此巨大，主观意志
最近读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史纲要》。这本书结构清晰、论述有据，把中国文化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分别介绍每个时期的典型文化现象和特征。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关于中古和近古时期的实用主义宗教精神。
“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是多元化的，对于各种不同的宗教一般没有厚此薄彼的心理，只要对他们的生活有利有用，甚至只要没有危害，对待这些宗教的态度会相当的宽容和平静。这种说法当然排除了那些专门的神职人员，他们总是会有自己特殊的宗教立场。就一般的平民而言，他们总是可以容忍新宗教的出现，总是可以容忍别人的不同信仰，这一点也决定了中国历史上不会有西方式的‘国教’，不会让一种宗教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
在中古、近古时期，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实用主义的宗教精神。魏晋时期，士大夫信奉释老之道，与当时流行于士大夫阶层的玄学清谈有很大的关系，援用释老便于他们对虚、无、玄、远的思考。而当时的平民阶层的宗教信仰就比较复杂多样了，从佛教菩萨到道教神仙再到历史英雄、传说鬼怪，都是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无疑祈求脱离战乱的苦海，过上
最近读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松本一男《张学良——西安事变主角的命运》一书，因为作者是日本的中国问题评论家，所以在叙说张学良的人生经历时没有掺杂太多的中国式的意识形态，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比较详细地描述日本侵华大大小小的史实，尽管某些说法与档案资料有出入，但总体上说还是比较客观全面的。
我想以这本书为例，谈谈我对张学良的一些看法。如何评价张学良？如何定位他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这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想，简单地用诸如罪人抑或功臣之类的词语来概括张学良，未免过分强调他的政治倾向，从而忽略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果敢和爱国。
张学良的果敢，从他接掌东北军、改旗易帜的那一刻开始就显现出来了。不过如果说他在奉天悬挂青天白日旗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亡父之恨的刺激的话，那么除掉杨宇霆和常荫槐二人的举措就应当是彻彻底底的果敢。杨、常作为元老级的大臣，老谋深算姑且不论，他们还牵扯着众多复杂的利益关系，狮子若是要抓自己身上的虫，扭扭捏捏是行不通的，非当机立断不可。
张学良的爱国，始于1929年乘
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历史的变革依赖于个别领袖人物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危机关头，在选择牵涉到全社会之努力的各项可供选择的政策时，中流砥柱，独当一面，从而使这些社会面临着这种可能性：领导人的更换最终将影响着社会的命运；所谓历史中的偶然性就是社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问题......个别领袖人物的生老病死以及他在展现其个性的整个生活经历中一举一动，都会在事变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会影响整整几代人的命运。”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到斯大林模式的建立这段时期的历史进程中，个人因素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诚然，十月革命源于经济的落后、政治的腐败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等种种不可调和的问题，但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当中的个人威信力是不可忽视的。二月革命后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当时的革命前途是建立西欧式的民主制度。1917年4月16日列宁回到俄国，4月2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四月提纲》，以其犀利的政治洞见使人民选择了革命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在斯大林模式的建立时期，个人因素对历史道路的选择的重要
近年来，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尽，诚信缺失问题严重。人们不禁会提出这样的两个问题，为什么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里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思想道德不和谐的现象呢？应当如何使思想文化的发展跟上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信仰，但与此同时并未能重新确立一种属于全民的指导思想，从而造成道德上的空缺。诚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最为彻底的抨击，但这是否意味着该思想文化运动丝毫不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呢？美国学者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像胡适、陈独秀和鲁迅这类人，特别重视文化与思想变化，认为它们比社会、政治与经济变化更加重要，同时他们在攻击儒教时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其实，这些现象正说明他们无形中受到了自己所攻击之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方式的影响......当激进派或早或晚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靠拢时，他们发现，人类行动受环境制约这一传统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中得到了重申......尽管他们对环境重新下了一番界说，去掉其中
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我想回顾一下自己在这一年里走过的日子。进入大学已经有三个学期了，总体而言，我对我的大学生活比较满意，没有虚度时光，过得挺充实，没有荒废学业，掌握了不少新知识。大二的第一学期，我基本上实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看多了几本与专业相关的书籍，利用休息日的时间学习了古筝。
虽然我对华师大的住宿条件非常不满意，但是我对我所选择的专业非常满意。我确实很喜欢历史，即便期末考试的分数并不高，我觉得分数不能用来衡量大学的学习状况，毕竟考试的本身带有功利性。不少认识我的朋友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小在做生意的气氛包围下成长的我会对历史如此着迷。其实，喜欢一样东西是没有原因的，如果能够把原因一五一十地列举出来，就不能算作是喜欢。如果非要回答这个问题，那我只能说本人信奉“读史使人明志”这句话。记得高二选X科的时候，我在家人的反对之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历史X科，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也在家人的反对之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历史学（师范）专业。一路走来，我听到得更多的是嘲笑和责备，但我并没有认为我的选择是错误的，评价一件事情或是一个人，是多方面
送走了亚运会，我们迎来了亚残会。2010年的广州非比寻常，运动会的热闹气氛驱散了初冬的寒意。作为一名广州人，虽然我不是志愿者，但有幸观看了三场比赛。下面，我想从城市建设和志愿者两个方面来谈谈广州亚运的成就与启示。
第一，以河涌整治和“穿衣戴帽”工程为代表的城市建设。一直以来，在全国三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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