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街”上的民族秘史与心灵悲歌
——读何顿长篇小说《幸福街》
李耀鹏
(沈阳师范大学 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 此文为东别佬夫的修改版
《黄埔四期》读后
——东別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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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羽
这是一个阳光充足的下午,空气中笼罩着迎接圣诞的气息,承平日久的我们,坦然接受着一切,都因这个遥远的老人的即将到来而变得格外兴致勃勃。我望着何顿的《来生再见》很发了一阵子呆——封面上那些双手合十跪在死去战友身边的中国军人,身后是巨大的黑色背景。“他们是过去对侵略的抵抗者,同时也是现在被遗忘的抵抗者!”封面上的这两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是的,我们这个从巨大时间与空间走过来的民族,本来应该有着丰富的记忆,但我们又是何等地健忘。还有,我们该迎接、面对和怀有虔诚之心的历史之海是那样的浩瀚,我们的记忆、沉思或感佩,不应该陷入单一和绝对,比如对于
抗日战争这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事件,作家艺术家应该有更多样的、更有温度的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讲,何顿的《来生再见》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先辈们的拼死抗战,以及这些
时代英雄
最近灵感乱飙,有了新的创作内容,在家狂写《时代英雄》长篇小说,不是写抗战,是属都市文学,写时尚的男女情感生活,预计三十万字。
今天的时代英雄,是对过去英雄意义的消解。我将长篇小说取名为“时代英雄”,则是看到今天的年轻人,甚至小孩都是推陈时尚,崇拜歌星、影星和体育明星,而且崇拜大款,所以有意在这方面写一部长篇,旨在让读者思考今天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年轻人的思想观念。这是个英雄被消解、嘲讽的时代,一个好人让人怀疑、坏人让人痛恨和令人迷茫、困惑的时代!写她,只是为了把这个时代“兜售”给读者,让读者自己思量、取舍。对时代英雄进行界定,每人都有一杆秤,作家不能强求读者与作家的认知相同,所以,也是我一向的主张,作家是卖料,就像农民摆摊卖红薯或土豆,至于你想把红薯加工成红薯片,把土豆加工成土豆条,那是后面的事,也是读者的事,我只是把社会现象和自己的所
香港大公报对何顿的采访
1、《湖南骡子》是您的一部大部头作品,也引发过社会广泛关注,请问,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这部作品?可否谈谈当时的创作背景?
何顿:《湖南骡子》是我花十年时间写的。十年前的清明节,我去衡阳岳屏公园,在抗战纪念碑下烧本人的拙作《抵抗者》那本书,上来一批游客,说一口怪怪的普通话。导游是名年轻人,我问导游,导游说他们是台湾游客。并说每年清明前后,都会有一些游客来抗战纪念碑下游览、拜祭。导游还告诉我,他们经常接待一些日本游客,我问:日本游客也来?导游说,好像还来得多一些。这话竟在我脑海里生了根!衡阳在一九四四年夏,曾打了场颇著威名的衡阳保卫战,打了四十七天。于是我觉得有必要写一部“战争与人”的小说,不关是写战争、写英雄,要写人。后来就有了《湖南骡子》的创作。《湖南骡子》虽然写了长沙四次大会战,但它的重点是写湖南人。我不认为它是一部战争小说,如果用这种眼光去读,那是误读。它是一本写几代人的小说。
刘雪明《青山绿水》访谈
——何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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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就是随便写的
望城区是我效熟悉的几个区域之一。
多年前我写黄家镇系列小说,需要收集一些城镇生活,常在天气好的日子,骑着摩托车去铜官镇、靖港镇、高塘岭镇和乔口镇。有时候还在高塘岭镇或靖港镇住一晚,看看望城人的生活。一个人,走走,看看,把看到的记在脑子里,好在写作中用到小说里去。
后来自己买了汽车,跑得就更勤,邀上两三个朋友,一个月总要出行几次。一车开到铜官镇,或一车奔到靖港镇,或一车驶到高塘岭镇,在一处小饭店坐下,吃饭、聊天等等。那时候的望城,给人的印象脏、乱,落后、穷。我的很多中篇小说,如《蒙娜丽莎的笑》、《发生在夏天》、《新青年酒吧》和《希望》等,不说完全取材于哪个镇,却都有望城人的影子。这是我把自己观察到的生活,与道听途说和想象融合到一起了。那些小说里的人都穷,都蛮横、自我,都是斜着眼睛看人,不讲道理的,甚至穷凶极恶什么的。
当然,那是多年以前写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