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常怀想，陆拾余载前，中共于中国农村建立政权，又教育中国农民打地主、分田地。当时，许多农民认为是地主养活了自己，世代施恩于己，不忍心革地主的命。中共再三教育，再三动员，土地革命才大范围展开。这种情况，于东北更加明显。

    这道思想防线不仅是当时中国农民的道德操守，也是某种程度上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传承。对于这道防线的打破，从某种程度上是要涉及文化的。其中进步或破坏的因素各占多少暂且不说，重要的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从历史上讲，中国农民用行动选择了社会主义，实际上帮助中共改造了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选择。然而，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并不知道这一选择的重要性。说到底，他们不过是看中“分田地、均贫富”的口号，砸房子抢钱罢了。

    于是，一个畸形现象产生了。中国4亿农民，不知所以的情况下，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这绝不同于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革命。因为中国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基础，这一革命也天生注定缺乏一个成熟的本体。也因此，中共以社会主义的思想下的“共富”号召了这一穷怕了的阶级，最终改变了中国。

    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中，广大农村确实进行了红火的建设。尽管当时中共从农村进入了城市，并大张旗鼓地搞工业和城市建设。不过，鉴于当时经济领域的一些摸索，中国经济发展并不顺利，加上自然灾害，农民期待的共富，实际上变成了均贫。而当初打倒地主后的土地，则变成了国有，而非分给了农民。

    直到改革开放，责任承包，农民才重新取得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然而此时，中国对工业的倾斜发展（从大炼钢铁等中央方向就能知道）使对农村的投入比例长期低下。农业养育工业，农村养育城市，农民养育市民，在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可以看到，时至今日，即便是在北京、天津这样大城市的周围，依然存在着几百万人口的贫困带。如果深入当地的农村你会看到，那里的贫穷现象是你不能想象的。整整30年间，某些农村唯一的变化就是修了路，通了电，泥路变了水泥路。

    中央政府一定是知道这点的。于是，从反哺农业、三农问题到建设新农村，几带领导集体，代代提，代代说。然而，却代代没有解决。道理很简单，建设农村，没有现成的甜头。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到今天，中国还有9亿农民。其中，将近1亿还是文盲半文盲，3200万是民工，数百万家政人员，清洁人员。

    这就是中国农民。他们养儿育女，参加革命。他们拿自己的棺材、嫁妆箱子给解放军筑战壕，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上前线，他们从土地里刨粮食养活城市。然而，他们享受不到城市的医疗和卫生，他们的孩子上不起学、上不到学，没有好学上。他们没有养老保障。他们拿着中国最低的收入，他们背井离乡到城市里从事最辛苦的工作。他们吃着用着在城市卖不出去的伪劣产品，色素产品，不健康食品，山寨产品，养活着制造这些东西的城市工人和老板。每每，洪水逼进城市前，他们的家乡还回变成泄洪区。

    与此同时，他们还要面对城市人嫌弃、鄙夷的目光甚至是谩骂。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孩子都看不起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农民的儿子。

   千万不要忘记。你，我，每个城市人。我们是踩在农民同胞的身上走进小康的。尤其是，如果你还是农民的儿子。也许他们身上灰尘累累，也许他们没有文化，也许他们迫于生计，也许他们不懂礼貌，甚至可能还行些小恶。但是，请别忘记，他们祖祖辈辈被拿去的，失去的，以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大陆人一词带贬义味道，大约是从一九四九开始的。究其根本，是外界对大陆政治和经济上不够进步的鄙夷。不无道理。如今大陆人，就像我的母亲，谈论泰国政变等事时，对这种国家亦是不放眼里的。何况大陆当年那么穷困，更如此暴力。

比较特别的是，说大陆人最多，最贬低大陆人的，不是西方人，而是与大陆人同文同种，祖宗出自大陆的亚洲华民。其中包括香港人、台湾人，也包括东南亚以及西方华人。用数典忘祖评点这些人也许过分，但忘乎所以这个词是适用的。因为，大陆是全世界华人的祖籍。东方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起源于这里，以至于东亚其他地方的人种、文化，或多或少都是由这里输出。

事实上，大陆人完全不必自惭形秽，反而倒是鄙视大陆人的人应该感到惭愧。道理非常简单。纵观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中国大陆领先于世界的历史多达几千年。对于亚洲尤其是东亚而言，于十九世纪中叶之前，与中国大陆相比，东亚其他国家不过是番邦小国，完全不能入流。当时，东亚全部国家都是中国的属国，要受中国皇帝册封才能获得政权。而香港、台湾还是荒芜之地。

中国大陆领先亚洲乃至世界5千余年，落后于亚洲其他发达地区区区不到100年。纵观历史长河，大陆人当然要有底气。相反，那些鄙视大陆人的人，倒应该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状况，自己是否有资格看不起大陆人？不能够正视自己，了解自身历史的人是可悲的，为此，我可以代为分析一下。

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大陆是整个亚洲当之无愧的中心，最发达地区。目前亚洲其他发达地区的发展，无非是借助大陆1949至1979年30年封闭和1979年至1989年10年摸索这40年的机遇罢了。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大陆已经就开始零星的参与到国际化的舞台上，来往广州贸易的西方人越来越多，当地中国人甚至许多都会讲“中式英文”。中华民国成立后，大陆门户大开，全球金融机构都在上海、天津、广州设有业务，包括GUCCI这样的品牌，早就在上海可以买到了，而天津当时的劝业场更是可以让当时的其他亚洲人羡慕。文化领域，梅兰芳到纽约表演的时候，比法国的Edit piaf至少早了15年。

试问，如果不是一场内战，不是封闭国家，中国会是怎样？面对当时4亿人口的市场，现在投向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外资早就全部到大陆了，又怎么会有香港、台湾、韩国乃至新加坡如此的繁荣。以最近的迪斯尼为例，上海终于与迪斯尼谈妥了投资，而据披露，当年建设香港迪斯尼就是无奈之举，美方本来就是看中上海，只是迫于政府管制。事实上，就在20世纪30年代，在王安忆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只有最潦倒的上海人才会到香港谋生，他们到香港的第一感觉是怎么这么不堪，只能以泪洗面，怀念上海。而至于那个小岛——台湾，则更不足道哉。

事实上，就是在今天，东亚国家，尤其是香港、台湾对大陆的以来非常强。这些地区大多是靠中国大陆的业务来维持经济。以香港为例，香港证券市场中流砥柱除汇控外全部是中资股，这些股票都是因为当时国内股市不发展才到香港上市。而香港的离岸中心地位更是托大陆人民币管制的福，值大陆将开放离岸中心之际，香港政府几次进京联络。这点凤凰卫视一个首席评论员日前感叹：中央政府给了香港太多礼，香港什么时候还的起阿。至于台湾，不便明说，但大陆真金白银，尤其是对国民党的支持，是官员们心知肚明的，而台湾商人在大陆赚得钱更是巨额，其中以最早到大陆的王永庆最突出。当年对王永庆，邓小平亲自拍板、让步、支持。大陆对台湾的感情可见一斑。

今天，我们再回顾改革开放以后。短短30年的时间，大陆从一穷二白开始，已经实现了大步跨越，正在拿回我们失去的东西。目前，上海和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许多地方都好于香港。我个人而言，已经一年多没有再去香港。很简单，商品可以在上海买，可以去泰国买，度假可以去东南亚，香港的魅力确实在减少。至于台湾，我不认为它的经济低谷是暂时的。随着大陆的崛起，除了靠台商从大陆赚钱送回去，还有观光外，我想不到台湾还能有什么。

也许有人谈及大陆人的素质。不要着急，我们的教育刚刚开始30年。而中国有14亿人口。许多偏远地区的人甚至刚刚接受教育。我相信，人口素质会随着人的更新换代以及教育的进步而改善，就像东部地区已经有几千万人走上高素质一样。毋庸置疑，未来100年内，中国大陆全面超越亚洲国家是必然的。面对这个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可能只有100年落后的地区，其他人有什么理由嘲笑她？大陆人又有什么理由自卑？

何况，今天我还没有提及大陆灿烂的文明和文化，那些，已经没有必要再提了。

我想说，当你看不起大陆人的时候，只能说明你的狭隘。当你因为自己是大陆人自卑时，只能说明你的自卑。除此之外，不能代表任何事情。

前两天和一个叔叔吃饭，对方是中共的副部级干部。他问我刚才和妈妈聊什么，我说我聊得反动，不能跟您说。他说，没关系，我们什么都能聊。我认为这就是风度。而聊到日本时，他的一番话让我非常启发。他说，中国人过于执着的要日本道歉了，这不是一个大国的作为和心胸。对于日本我们尚且要如此心胸，对于自己的同胞呢？

坦白的讲，我喜欢香港人，他们起码讲礼貌，我认为这与香港的自然发展一脉相承有关。我讨厌台湾人，给人的感觉非常骄傲，而且这种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我认为这与台湾的历史自卑感和小岛人群的自卑感有关。接触过几个台湾人后，我感觉非常差，所以现在也不原意认识台湾人。

总而言之，我是大陆人，我很自豪。我是天津人，生活安家在上海。我觉得上海很好，但是我更爱天津，我很自豪。而且，我觉得更加美丽的人群是中国的农民。我们必须看到他们为这个国家付出了许多。当你鄙视他们的无知无礼时，想一想，这是有原因的，他们是受害者。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的是惩恶扬善，扶危济贫。这是基本的社会道德公义，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性准则，其好处是可见的。换句话说，拔刀相助是针对有形事物。那么，对思想领域，需不需要拔刀相助呢？答案是肯定的。

    不过，由于思想领域通常不是被欺负，而是某些主观的错误，因此也就不是拔刀相助，而是矫枉过正。从某种意义上说，为问题青少年而设的少管所，就是一个对青少年错误思想矫枉过正的场所。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所矫正的是对社会构成危害的错误思想。与之相比，对于那些不成熟、不端正、不精确并且对社会没有伤害的思想，人们往往就不加留心了。相反，往往后者再受到批评的时候，提出批评的人往往被认为是锱铢必较、待人苛刻、没事找事。

    在我看来，这是不恰当的。没错，公民是平等的，公民表达观点的权利也应该受到尊重。我们尊重彼此，不代表每个观点和思想都是一样的。它们当然是有对错、高下之分。而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言，思想的优胜劣汰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些明显幼稚的观点，不失时机的提出意见，或者予以纠正，不论效果如何，从本质上说，我认为，这是恰当的行为。

    举例言之，刚刚看到一篇博客的评论。“被教育出来的民众，在理性和审美上也是不合格的，缺乏鉴赏的眼光和思考能力。一些优秀的学者不被认可不也是这两层原因吗！？”显然这是不确切的。问题并非出在教育，而是教育的方式，人类当然是需要教育的，就像树木需要修剪，食物需要烹煮。对于这样的思想，敢于提出意见，交流观点是恰当的。对一些更加敏感的观点，敢于驳斥，交锋也应该是值得钦佩的。

    世界上本没有权威。这点中国人最清楚，否则就不会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古话。既然如此，驳得精神就应该提倡，统一口径，统一思想的论调，由此看来并不恰当。长期以往，思想僵化，虽然能够让社会稳定，却阻碍了一个民族的发展。要知道，中国最灿烂的思想并非在汉唐盛世，而是战乱不断却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

    乘车回家时，出租车上的电视正在播放韩国政府的宣传片，宣讲其使领馆可以免费提供包括韩语、韩国料理、跆拳道等一系列培训，堂而皇之的宣传其大多取自中华的大韩民族文化。遂想到中国政府的孔子学院。“泱泱大国”，行事果不像曾经的“番邦属地”般小气，要办就直接办学院，专门搞个计划，辟出预算，岂不比在大使馆开班好的多？

    情况真的如此么？时至今日，在国家形象宣传上，孔子学院对基层民众的感染力多少不得而知，而这不得而知或许也恰恰暴露了它的并不红火。这与中国政府的一贯办事作风必然密不可分。

    受地大物博的“封建思想”熏陶，国人尤其是政府历来以泱泱大国自居，从自然灾害到文革再到如今，就算经济困窘、民族品牌沦丧，也从来不曾忘记自己是大国。而大国必办大事也就理所当然。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历来习惯大手笔搞活动，不让老外瞠目结舌誓不罢休。对内，则习惯于大口号，拉标语。事成与否不论，那是基层执行的问题，声势自然是无可挑剔。然而，时下多数公仆又缺少专业知识和素养，办事能力不足，更易蒙混过关，于是大锣大鼓而无实效，表面堂皇而小处缺失的现象也就不稀奇了。

    更要命的是，对于大事还好，要是诸如文化宣传等这样的“小事”，其执行程度更可想而知了。到如今，国家级的慈善行动真正引发社会效应的寥寥无几。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当前体制下的必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备受市场经济新思维的冲击，经济指标更加是官员政绩的体现。由此，从中央到地方，与经济无关的事务和部门不断边缘化，文化部等甚至颇似官员流放之所。

    再者，为刺激经济而出的四万亿方案才露苗头，便有人大呼，政府投资切不可与民竞争，应该投向冷门产业和高风险产业，把市场留给人民。

    是的，长期以来，许多政府在为人民管家的时候大多把自己变成了基金经理，以至于动辄要拿人民的钱去赚钱，动辄要卖地赚钱，让帐目好看点，手头宽裕点，好像执政能力也提高了。而对于其他软性的职能则并不到位。诸如文化宣传。比对韩国的做法，虽然势小，但心思颇佳。中国政府能不能放下架子，放下管家心态，摆正位置，做点小事呢？

    吃早饭的时候，Hollywood频道正在播放一部关于气候灾难的影片，内容大致是学者以为200年后才会发生的地球南北极掉转突然而至，气候一日之间冷暖骤变，无数人瞬间丧生。不能否认，对于类似我这种“悲观主义”者而言，这画面是颇具震撼力的。它提出一个问题：人类揪心已久的气候灾难究竟是缓慢到来，还是量变引起质变式的一日骤发？

    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或是比哥德巴赫猜想更难的题目。唯一可以达成共识的是，世界气候确实在向不好的方向变化。每一个头脑正常的地球人都知道，冰山在融化，气候在变暖，大家的头上的臭氧层窟窿越来越大，我朋友的老爸在美国后院多晒了晒太阳竟然患上皮肤癌。与此同时，拜人类所赐，每分钟都有物种在这个地球上绝迹，而莫名其妙的病毒则越来越多。

    现在讨论那些基因变种、病毒变异和机器人威胁似乎为时过早，但谈论天气变化绝非杞人忧天。事实上，今年发生在中国的雪灾，英国的六月飞雪已经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人类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盲目的乐观主义。

    这种精神的最直观表现就是人们对于气候灾难发生的时间预估，它通常在200年以上。我们愿意相信那是科学的，但是天知道200年之后的科学家会怎么说。我们不能指望科学家永远过于保守，我们还应该相信，许多时候，他们是过于激进的。何况，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延续下去，总有一代人类，会毁灭于环境灾难，而他们也许同样相信那只会在他们的后代身上降临。

    即便如此，当前，人类依然缺乏实质性活动。相比环境破坏而言，世界更关心石油价格。我们用尽心机花更少的钱来燃烧这些化石能源，同时扩大臭氧空洞。一切的一切亦基于这种乐观情绪，也就是灾难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是的，这种情绪用在对待困难上十分奏效，但用于对待攸关人类命运的问题上，则十分可笑。要知道，没有行动，就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就没有未来。人来早晚要改变，而如果等到冰山全部融化才采取行动，那唯一的改变将是地球的基本生物种群构成。

    在中国，为了保护环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包括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不过，到今天为止，长江源头——唐古拉山地区的1万左右牧民中，真正退牧的只有不到200人。中华母亲河——长江的源头，沙化速度与日俱增，低层冰川面貌全非。

    一定有人质疑这些缺乏文化的牧民。而受质疑者的回答是，放弃放牧后，政府每个月只给500元补贴，远远难以应付城市生活。这里产生一个问题，用1000万供养10000人算多么？跟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贪污的数千万相比，绝不算多。那么，政府为什么不愿意出这笔钱呢？除了行政的复杂程序和难以捉摸的原因外，我个人还有这样的考虑：真的是牧民导致了当地环境变化么？

    众所周知，西藏是世界屋脊，对大气层高层变化感受最深的一定是西藏，而更高层的变化可能只有珠穆朗玛峰能够体现。要知道，气候不像政客严重的国界，它是真正的全球化。笔者不是学者，不知道大气是否军魂分布，但区域性特征起码是存在的。唐古拉地区的变化的根源一定是整体大气的变化之一，而植被破坏则加剧了这种速度。否则，也难以将草场退化的程度完全作为冰川快速融化的原因。由此可见，牧民可能正于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受苦之余，还要背黑锅。而更加可怕的是当代各国政府对于气候问题的狭隘认识，或者说是选择性狭隘认识。

    千万不要自欺欺人，更不要某一天真的站在家门口的雪地中签发紧急文件。对于当今世界而言，要拯救人类，只需要放弃一点点。当然，人们或许对人类这个词有歧义。什么是人类？这60亿人？还是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我想，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子孙后代吃糠咽菜的。

    三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特区深圳的“老板”、老中共党员袁庚对他的同志说：我每次从香港回来，总是许多人前呼后拥的迎接我，这样不好。对他们不好，对我也不好，会让我骄傲。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能够任免他们的只有顶头上司，他们只怕领导，不怕群众。如果群众能在他们任免中起到作用，那么他们上任后起码会办一些实事。

    袁庚的话现在看来再平实不过，而在当时而言却是直逼改革前沿。因为，当时开始的无非是经济改革，而民主政治改革则是许多人，甚至是最高决策层中某些人的敏感区域。然而，一个改革，在得到胡耀邦首肯后，终于开始了。深圳管委会的组建第一次采取了公开选举的方式。

    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全国面貌一新。然而，当年袁庚的那番话如今读来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官不怕民的现象改了么？这点，群众自有评判。昨天我在街头看到的是，一辆军车和一辆家庭轿车相碰，两个军人不耐烦的说着什么，另一方——一个20出头的上海姑娘则哭着言辞不清的嘟囔着。退一步说，从袁庚口中的官不怕民的起点看，除了南京等部分试点外，领导选官的方式依然固若磐石。

    一代人，能有几三十年？再过2个三十年，你我存于何处尚不可知。民与官，这个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敏感关系命题过去没有解决，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有解决，改革开放以后也没有解决。我们不希望看到袁庚成为绝响。时值纪念开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回顾这些当年出现的进步火花，对我们反思得失尤为重要。

    毒奶粉事件如此骇人听闻，以致于整个中国制造已经被大陆以外的地球人视为洪水猛兽。且不说其他地区，就拿接触最多的台湾地区而言，因为大量使用大陆奶粉，毒奶粉事件已经让台湾人胆战心惊，本来已经喜欢“小视”大陆人的台湾人，一下子更加露出了鄙夷的目光。

    诸如“连世界卫生组织都看不下去”之类的话不算，TVBSG九月二十九日播放的《国民大会》更是特别策划了一期节目，教民众如何辨别大陆产品。据说，这期节目收视率不错。而让这收视率上升的内容却是专家教大家要通过条码来辨别哪些产品来自大陆，还告诫说要防止被一些文字欺骗，以免误买中国制造。

    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这样的事情是怎样的呢？羞愧。除了羞愧别无其他，因为我们的企业缺失犯了错误，而且是大错特错，错到我们无法辩解，无法就此抬头。

    堂堂中国制造，如今对于境外民众而言，竟然就像大陆人眼中黑心企业生产的伪劣产品一样。

不要因此诟病台湾人，因为他们并非个案。一个又一个，一次又一次，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中国制造身上。苏丹红、人造鸡蛋、冬虫夏草中塞铅、地沟油，且不说外国人，就算是中国人都不敢相信中国制造了。这样的民族工业，让国人心寒。难怪人说，不是不爱国，是某些东西无法爱。争气？不是一句简单的话。

    中国人为什么在国外抬不起头？为什么美国人之前参加奥运声称要自己带食品？谁也别怪。换位思考，各位未必不会像美国人一样，躲开中国制造。

    这些东西，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企业良心败坏，还是民族劣根性？可能，更多的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尤其是公民整体受教育程度的问题。道理是简单的，就目前而言，中国还只是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要整个社会进步，还是明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