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葫芦

与高衙内通信

衙内足下钧鉴：

你来信说2011年的中国难以理解，我也有同样的困惑。从表面上看，2011年的中国与你的中国有巨大差异，但深究到某些细节，你会发现，2011年的中国依然还是你的中国。

在你的时代，当个衙内很幸福，可以在大街上随便纠缠姑娘，可以四处饮酒作乐，花销全签在你爹的账上，你喜欢林冲娘子，就把她丈夫送去劳改，这事有点过分，你自己也承认，但自千年后观之，这一切似乎也可以理解，你是一个荷尔蒙充沛的年轻人，春夜寂寞难耐，手里又没有车模和女明星的照片，有火无处发，其憋得何如啊。你爱上了有夫之妇，却不知该怎样当一个成功的小三，你的时代也不允许自由恋爱，姑娘们捂得那个严实如同阿拉伯人，看不到玉腿，也看不到事业线，其郁闷何及啊。高雅如你，一定也不喜欢去天上人间找李师师，于是脑门一热稀里糊涂就动用了你爹的权力。哦，忘了说了，上文中的“天上人间”其实就是你们的“教坊”，只不过装修更豪华、设施更完备，姑娘们个个都比林冲娘子漂亮，而且她们每天都洗澡，据说还会许多绝活儿，制服诱惑、冰火九重天之类，这些词我就不解释了，主要是怕你悲伤逆流成河。

但我还是要说，你out了，用2011年的标准，你简直不像个衙内，你不当少将，不当督抚，不开公司，不炒地皮，连宝马都没一辆，有时甚至还要挨打，当衙内当得如此悲摧，你呀你真是一朵奇葩。这种种迹象都表明，你确实不是高太尉亲生的，他当着那么大的干部，儿子泡个妞还这么艰难，妈逼的这还是不是老赵家的天下？太尉太尉，太个球的尉。你曾经那么拉风，可在2011年，新出的李衙内、王衙内个个比你拉风，人家街头横行，人家功成名就，人家你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是不是该加强政治学习了？

你说想到2011年来体验一下现代生活，我必须提醒你，来时千万别坐动车，如果实在要坐，那就挑个不打雷的日子，这一年的雷公在党性和人性之间失去了自我，专打不靠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雷，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如果你要住店，千万别住太便宜的，否则会被当成上访人员，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上访人员”，那就想想牛二和李逵。你很可能来不及换衣服，要是有人问你“在拍什么电影”，你就说在拍《龙门飞甲》的第三集，《龙门飞饼》。2011年很热闹，但也很阴险，要是有人走过来说你中了大奖，你就说“去你妈的”；要是有人打着十字旗找你募捐，你就说“滚你妈的”；要是有人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是连锁销售和资本运作，你就说“操你妈的”；要是有人说你既有选举权又有被选举权，你就把上面三句话连起来说一遍，要是有人因此要抓你，你就这样辩解：刚才那话是临时工说的。

如果你去山东，不管天气阴晴，请戴上墨镜；如果你去甘肃，经过那条土路，请替我点一盏灯；如果你到了北京，会看到一栋裤衩似的建筑，别忘了掀开口罩朝它吐口唾沫；如果你有幸降落在朝鲜，一定要先学会怎么装哭，哭不出来干嚎也行，最好能带上几斤辣椒，危机时刻可以拿来擦眼，重庆辣椒最好，那地方唱了整整一年的红歌，把青椒都唱红了。要是你一不留神到了大洋彼岸，你有福了，你们衙内们都在那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奋勇花钱呢，你比他们更有资格从事这光荣而艰巨的事业，不过最好先去西太平洋大学买张文凭。

来到2011年，你一定会喜欢那个叫“电视”的东西，那上面有一些话你能听懂，另外一些你听不懂，听不懂就对了。看电视的时候可以吃爆米花，但千万别喝牛奶，我是说任何一种牛奶，因为2011年的牛都是道德沦丧的牛，世风日下，牛心不古啊。2011年的菜比宋朝好吃，但最好别放油，因为黑心骗子往油里掺加了太多中国国情，你们宋朝土鳖不一定喝得惯。2011年还有一种叫“网络”的东西，如果你想发言，请按照有关部门的有关法律登记真名，如果你不记得自己叫什么，那就这么写：我爸是高俅，我家住在东京汴梁五岳山小区四期101号B1，欢迎投资，谢绝跨省。

你来到2011年，会有许多生意人拉你入股，记住别跟他们客气，他们看中的不是你本人，而是你爹手中的权力，这玩意儿本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对吧，怎么能拿来做交易？不管开价五百万还是五千万，理都别理，少于两个亿甭跟丫废话。姑娘们也会排着队等你临幸，记住一定要找个没上过征婚节目的；如果都上过征婚节目，那就找个没整过容的；如果都整过容，那就找个有内涵、懂黑格尔哲学的；如果都有内涵，都懂黑格尔哲学，那就找个胸脯大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找那个开玛莎拉蒂的，她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如果你爹的权力不再有效，你的现代生活将无比艰难，我不知道你有多少银子，但肯定不够买一套房子的。你可能需要一份工作，但我真不知道你能干什么，进公司吧，你没那个学历，扛麻袋吧，你没那个体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上网回帖，这事不需学历，不需体力，甚至不需要智力，发一条赚五毛，舒坦，省心，酷。如果连这都干不了，那就只能去当作家了，拿个碗坐在天桥上，说这个世界不符合你的梦想，希望好心人施舍你一张回宋朝的车票。干这活儿容易招狗咬，被咬之后请注意风度，千万不能与之对咬，否则动物保护主义者会说你没有人性。

这生涯看起来不怎么诗意，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沮丧，因为在2011年，有千千万万人正过着同样艰难的生活，他们在工地上，在山野间，他们流汗，他们流泪，他们躲猫猫，他们俯卧撑，他们打酱油，他们把汽油浇在身上，把自己烧成一辆铲车。这千千万万种艰难和天价茅台、奢华吊灯构成一副色彩斑斓的长卷，而这就是真正的中国，真正的2011，也是你一直向往的“现代生活”。在这真实的人间，生活不总是幸福，世界也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但还是有许多温暖之物正在散发光辉。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人们说，世界即将毁灭，天才和恶魔都已上船，但我还是希望末日能够晚几年再来，因为人类还有希望，文明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我的朋友，愿你的2011幸福美满，愿你的2012也同样幸福，同样美满。此时天地冰封，许多不搞，有人悲观失望，有人忧伤叹息，但请相信，当我们捱过最冷的日子，春花就会在人间次第绽放。如果你觉得斯世没什么可以相信，那就相信人心未冷，如果你觉得斯世没什么值得关心，那就关心自己、关心明天。这是微妙而艰难的时刻，但我们正在一点点变好。

后学慕容雪村谨启

又及：听说陶渊明也要来，请转告他：桃花源景区的旅游纪念品不能买，全是假货；他最爱的南山已经被拆迁队刨平了，听说要盖豪华别墅。还有，到了2011，一定不能说自己喜欢菊花，否则会被当成变态。

每一滴水都曾经参与犯罪 

                                      ——巴黎问答

    按：十几天前我在巴黎，法国广播电台的记者凯文约我做了个采访，以下是问答内容，感谢他整理的录音，后来我又做了一些调整。

    问：卧底传销、探望陈光诚，似乎表明你开始转向社会公共事务，开始政治性的表达，奥斯陆演讲就是一个例子。同时，许多律师、学者和演艺界人士都有类似的转变。你是怎么想的？

答：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外部信息，也能够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产生表达的欲望。

对我个人来说，有两方面原因。我早年只关注文学，不太关心时事，但随着年龄渐渐增长，我现在已经是个中年人。王小波说，中年人要对这个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以前不太理解，但是现在的确感受到作为中年人的责任。第二个原因是，当我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社会，开始独立思考，发现有些话真是不吐不快，必须要说出来。听着那些无耻的言论、愚蠢的观点，我常常会有这样的冲动：走到说话者面前，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对不起，你这是胡说。

中国社会是个不正常的社会，许多庸俗哲学一直流传：沉默是金、多言贾祸、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等等。在私人生活中，沉默或许有其意义，但在公共生活中，你的沉默，往往就是对作恶者的纵容。所有这些庸俗哲学，实际上是在鼓励人们做一个打死不说话的顺民，看到不平，闭上嘴；挨了打，闭上嘴；房子被拆，闭上嘴；直到被拖去枪毙，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

但这不对。我们追求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必须像正常人一样行事：看到不平，吼一声；挨了打，叫起来，打回去；房子被拆，站出来保卫它。

当皇帝光着屁股走到街头，众人啧啧赞叹新衣之美，就必须要有一些愚笨而天真的人大声说出来：其实他什么都没穿。当庙堂之上开始公开地指鹿为马，聪明人忙着从科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发展的角度来论证“其实鹿就是马”，就必须要有一些正直但不识时务的人站出来，走到说谎者面前，以常识和良知作答：不，那是鹿，不是马。

常常有人问我：你是一个作家，怎么会关心这些事？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作家，怎么会不关心这些事？

    问：你早先的作品都致力于刻画人性之恶，这和今天的批判转型有关系吗？

答：我在小说中写人性，却不喜欢把一切归结于人性，更不喜欢“国民劣根性”之类的说法。既然是“劣根”，就意味着它是很难改、不可改的，这等于在说中国人是低等民族，我不能同意。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人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同文同种，同样都是黄皮肤、黑眼睛，我们有的毛病，为什么人家就没有？我们常犯的错误，为什么人家就少犯或者不犯？我更倾向于从制度中寻找根源，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塑造一个正常的社会；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必然会造就一个病态的社会，从而产生各种稀奇古怪、耸人听闻的罪恶。这其中当然有人性的因素，但更多地还是应当从制度中寻找原因。

问：你早先的作品把人性恶的一面描绘得很充分，容易让人读完以后对社会悲观失望，你觉得真实情况和自己笔下所描绘的有多大距离？

答：《原谅我红尘颠倒》描述的并不是中国司法界的全景，也不可能是。它只是一部分人在一段时间内的生活片段。那些贪腐肮脏的情节，90%以上都曾经真实地发生过，许多都是真实案例。不过这些并非发生于同时、同地、同一个人身上。这本书看起来很黑，因为我把黑暗收集起来放在了一起。现实生活没这么残酷，当然我也必须说，有些人的生活比我写得更黑。

谈到中国司法，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这么大，各地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大城市的情况稍微好一些，有些小案子、权力没有染指的案子还能寻到公平，但在某些小地方，尤其在中国北方，有时连很小的案件都难以寻求公平。然而，尽管没有可靠的实证数据，但我还是倾向认为，现在的司法环境和前些年相比还是有所改善，甚至可以说目前正处于六十多年来的最好时刻。

问：但是有很多法律学者和律师都认为法治建设有停滞和倒退的趋势。

答：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之中，几年很漫长，但从一个国家的历史来看，几年只是一瞬间。最近几年，确实有许多令人担忧的迹象，但总体上，还是要看到进步。现在有很多案件被披露出来，让人感到黑暗残酷。这并不能说明现在比以前更黑，以前更严重，只是没有曝光而已。能够报道出来已经是一个进步。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法治肯定不能算好，甚至可以归入差的那伙。但是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相比，我觉得除了民国一段时间的法治比现在好，现在可以算是很好的了。

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在世界越来越小，联系越来越多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美国人和欧洲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也能知道香港人和台湾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就必然会产生一个疑问：我们和他们一样，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过同样的生活？

和自己的过去比较是一种无能的表现，一个18岁的小伙子说：你不能说我没长进啊，你看，我比12岁的时候长高了许多。——这不是废话吗？你本来就应该长高。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比以前好，甚至比秦朝好，就沾沾自喜。

问：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腐败，任何一种文明都有糟粕，在毒奶粉、黑煤窑、校车安全等问题上，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制度问题，但也有少数人辩护，认为不要上纲上线、把所有问题都提到制度的高度。你怎么看待这种争议？

答：从制度中探求原因，是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例如校车安全问题，为什么配不起合格的校车？因为教育投入不足，这本身就是制度问题。再如煤矿安全，这些不合格的煤矿是怎样拿到批文的？为什么它竟然可以在没有安全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生产？这都涉及到权力如何运用的问题，而这正是制度的核心。为什么看不起病？因为医疗投入不足。为什么读不起书？因为教育投入不足。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肯用在医疗和教育上？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答案很简单：官员吃掉一大块，大兴土木一大块，维稳一大块，浪费一大块。有人说，校车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校车不够结实，有人说，应该学习美国，给校车以最高路权。但在中国当下，即使给校车以最高路权，即使把校车造成坦克，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军警车有特权，那些神通广大的人就开军警车；如果校车拥有最高路权，相信那些神通广大的人物就会给自己弄辆校车开。

在中国，“让领导先走”是几十年不变的传统。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领导也只是普通人，可能会行使正常的权力，但不可以拥有超常的特权。你把所有人的路都堵死，自己跑的那么快？是想去哪？八宝山么？什么事情那么重要？

制度问题说到底就是四个问题：权力如何产生？权力在谁手里？权力如何运作？谁来监督制约权力？在中国，这些问题并不难回答。权力在哪里？在中南海。权力由谁监督？中南海来监督。这就是大多数问题的根源。

问：你肯定了解微博上舆论分裂状况。你怎么看待这种分裂？又如何看待微博在其中的作用？

答：在正常的国家，人们对重大问题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中国还是一个大洪水之前的国家，封锁舆论、篡改历史，新闻等于广告，教育形同洗脑，向民众灌输的大多是反常识的、愚蠢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要不要自由、要不要民主”这种问题，在其他国家早就达成共识，在中国却还有巨大的争论。如果我们把欧美国家视为文明国家，那么中国还是一个半文明、半野蛮的国家，离秦始皇的时代并不遥远。但毫无疑问，中国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大国，既有面包，也有自由。这是潮流所向，所有逆潮流而动的人都将成为可耻的笑话。但中国不可能一帆风顺地走向文明，在这曲折的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挫折和磨难，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的观点，这都很正常。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开始明白自己的责任：不仅自己要说聪明话，还要反驳别人的糊涂话。

有人说，有了微博，相当于开放了一半的报禁。或许意义还没那么重大，但它的确意味着更加自由的言论和更加公开的事实。以前不能报道的，现在通过微博可以了解；以前不能谈论的，现在通过微博可以发声。现在所有人都看到了微博的力量，我相信，只要它不被禁，它就会改变中国。

问：微博上“公知”与“五毛”的对垒，似乎成了微博时代的基本格局。“公知”们的启蒙姿态，也往往遭到草根阶层的嘲笑。

中国人对“启蒙”一词并不陌生，现代意义上的“启蒙”，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常识告诉更多的人。当年在法国曾经有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很多年，阐明了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常识”。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后，有过一个很短暂的启蒙时期，但很快就被更大的主题——“救亡”——所压倒，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逐渐抬头，并牢牢占据上风，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过真正的启蒙。近几十年来，那些在别处深入人心的常识不仅没有普及，反而被进一步遮蔽，甚至是抹黑，当你说起“民主”或“自由”，一定有人冷笑：什么他妈的民主？什么他妈的自由？那就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有人不喜欢“启蒙”这个词，认为它体现了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狂妄自负的态度。我觉得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启蒙的作用。有些东西，就需要明白人来告诉不明白的人。真正的启蒙不是居高临下地灌输，更不是口含天宪、以真理自居，而是平等地讨论，平和地研究。

我们的体制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人的“未成年化”。许多人都拥有成年人的身体，但对于人类社会的某些知识，水平和孩子差不多。而启蒙的最初含义，就是让孩子学到知识，让未成年人逐渐地走向成熟。

问：但是“启蒙者”有时可能采取一种激烈的姿态，给人的印象是，所谓呼吁“自由民主”的人，本身并不能容忍不同于他们的意见。

答：这是两个问题，即“自由党”和“自由”并不是一回事。“自由党”并不能完全代表自由，他们有可能是很邪恶的人，但“自由”本身是个好词，值得人类永远追求。学校中也会有邪恶老师，但是“教育”——传授和学习知识，这无论如何都是好事。

有时启蒙者的姿态确实让人反感，他的面目可能和独裁者的面目并无不同，只是讲的话不太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提倡的东西就是坏的。态度确实重要，人们往往就是因为一个人的态度而选择赞成他或排斥他。但是我还是要说，不能因为他是个讨厌的家伙，就反对他说的一切。中国人大多都知道一句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愚蠢的态度。他未必就是你的敌人，就算他是你的敌人，他也可能说几句正确的话。

问：你在奥斯陆演讲中提到“这糟糕的制度能够运行，是因为我们都为之出过力”。但是，即便明确了每个人都应当负的责任，大多数人需要一种动力，如何唤起他们，避免沦入“平庸的恶”？

答：制度问题是当前的首要问题，但也不能忽略其中的个人责任。要改革制度，但也要认识到自身的责任。我说过：这国家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

从汉娜-阿伦特开始，人们开始关注“平庸之恶”。当一个体制开始公开地作恶，我们作为体制之一员，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职责？如果你是柏林墙下的看守，看见有人翻墙，你是该击毙他，还是把枪口抬高一公分？如果你是大街上巡逻城管，看见小贩惊慌逃散，你是该追上去把他一脚踹倒，还是该告诉自己：算了，混口饭吃，大家都不容易？如果履行职责成了一种罪恶，如果履行职责只会让善良的人感觉痛苦，那就需要检视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

许多体制内的人都会夸耀自己的道德水准，但也必须看到，正是有了这些道德高尚的人，苦难才会如此深重。当洪水淹没一切，我们必须知道，每一滴水都曾经参与犯罪。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大多数人都不需要慷慨激昂的生活，不需要有那么多英雄和烈士，人们只需要关心自己的生活。这并非自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权力：我的房子不该被强行拆除，我的杯中不该有毒牛奶，我的碗中也不该有地沟油，如果我没做坏事，我不应该害怕警察……这是我的权利，如果有人侵害了它，我要出来为自己要个说法。关心自己的生活，就必须关心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公民之所应为。

如果制度继续做恶，你我都将难以幸免；如果制度变好，每个人都会受益，这就是动力所在。体制外的人要为之努力，体制内的人也要为之努力。我们要的，是一个更好的中国，吃到地沟油，可以要求赔偿；喝到毒奶粉，可以诉诸公堂；自己的房子，没人可以随便闯入或者拆除。难道这不值得我们共同为之努力吗？

问：但是矛盾就在这里，例如地沟油问题，很多城市居民深受其害，很多人都焦虑，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场有力的社会运动来反对它。再比如强制拆迁，人人都不希望自己的房子被强拆，但往往只有拆到自己头上，才会奋起反抗，很难同仇敌忾地去声援别人。

为他人的不幸而呐喊奔走，是一种高尚的品质。但高尚不是逼出来的，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么做。不过我还是要说，当陈光诚的自由被随意剥夺，你却在旁边一言不发，那么下一个就可能轮到你。当邻居家的房子被强行推倒，你自己的房子一定也会跟着摇晃。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明白这道理，当有人惨遭不幸，会有许多人争相援手；当某人遭到有权者的迫害，会有无数人为之呼号。这已经成了潮流。

在正常的国家，“社会”是制衡政府的重要力量，中文的“社”和“会”本意都指民间团体。中国虽然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社会”已经接近消亡，没什么真正的民间团体，甚至没有了宗族，有的只是单个的个体，一盘散沙。这是制度的结果，同时也是制度的原因。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维权。这是当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我还想提醒当局，这情形还可能导致另一个结果：如果高压锅没有出汽口，也许可以挡住多次沸腾，但最后一次沸腾将形同炸药。

问：你在《为了光，为了时间》里也很坦率地提到，在探望陈光诚之前，也会觉得恐惧，怕被痛打，怕被抢东西，但一个饭局之后就鼓起勇气了。这种心态变化的转折点在什么地方？是因为人多胆子就大了？

答：软弱的人需要有人壮胆。我一直都想去临沂，但一直都拿不定主意。当初的种种焦虑，前提都是独自前往的假想，一旦几个人聚拢到一起，我反而是胆子最大的那个。

我在文章里提到，王小山说，我们对陈光诚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挣扎得越久，这种道义上的责任就会越强，总有一天它会压倒恐惧。

问：也就是说，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可以把个人的行动能力放大很多倍。

答：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弱者，那么自然就需要别人的支持和鼓励。但是说回来，即便你是独自一人，面对暴行，面对是非，也必须做出选择。

问：前段时间的“探望陈光诚”运动应当说有一些效果，据说现在其境遇有所改善，您怎么看待国内外针对陈光诚事件施加压力的做法？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最恰当的？

答：现在中国已经成了大国，手里握着那么多国家的国债，一举一动举世瞩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事都不再是简单的“内政”，或者说，以前视为内政的，今天可能要重新审视。不能一概都当成内政来搪塞。当世界越来越小，联系越来越多，有必要对“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进行重要审视——什么事才算纯粹的内政？说出真相是不是就意味着批评？批评和是否就是干涉内政？陈光诚事件，是单纯的内政，还是带有普遍性的人权问题？两口子吵架确实是家务事，但也要允许别人评论。吵架吵到动刀子，难道还是简单的不许别人干预的家务事？

我们知道，今天的朝鲜人过着悲惨的生活，如果国际社会能够敦促统治者放弃暴政，改善民生，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而没有国际社会的干涉，朝鲜人将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我们不能说，朝鲜人因饥饿和暴政而死，是他们自己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人权高于主权，暴政也不是内政，“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能高于人道主义原则。

笑蜀担心国际社会的压力可能会让陈光诚的境况更加恶化，所以他希望用更加“灵活”、更“弹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问，这种妥协是能解救陈光诚？这种妥协是否能改变这个使他受难的制度？如果不能，我认为这种妥协没有意义。

我们不难想象，要改善陈光诚的境况，最好的办法不是国际社会的影响，而是劝说陈光诚放弃立场，再写一份悔过书，保证当个顺民，决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但我相信，笑蜀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问：《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名字很有趣，因为好像不仅是给传销开药方，同时也是给整个国家开药方。你说缺少的这味药就是常识。但今天传销猖獗的现状，究竟是民智不开、缺乏常识的结果，还是欲望高涨、民富之路又被堵塞的结果？

答：传销泛滥和前途无望没什么关系。即使来日艰难，也不能跳进火坑。传销根本不可能致富，只会被骗得倾家荡产。

传销团伙的理论荒谬可笑。但这么一套荒谬的东西，为什么会欺骗那么多人？原因就在于，上当的这些人，压根没有思考、或者说没有能力来思考。

比如“吃苦”，在传销者的概念中，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本身就是一件高尚的事。这和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都有莫大的干系，几十年来，我们听到无数这样的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不禁要问：不怕苦我还可以相信，但什么样的人才会不怕死？号召人不怕死，这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吃苦确实可以磨练意志，但没人应该吃无谓的苦。能吃饱却要自愿挨饿，如果不是为了减肥，这又是为了什么？脑袋进水了？在我所在的团伙，每个人都自愿挨饿，并且要监督别人跟他一同挨饿，这种人，说他缺乏常识都太厚道了。

问：你对传销模式的揭露，似乎还有意犹未尽之处，比如洗脑的方式、对谎言的服从与崇拜、对伦理的摧残等等。一定程度上说，这些都是中国人似曾相识的东西，传销团伙和某些特定社会的运作是不是具有某种同构性？

答：毫无疑问，传销团伙的首领从我们的宣传和教育中学到了很多，许多理论、许多场景都似曾相识。从这一点说，传销能在中国泛滥成灾，我一点都不奇怪，它甚至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埋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出什么样的瓜，

比如说鼓励告密，我们都知道，在文明社会中，告密是件极其可耻的事。但在传销团伙中，每个人都要监视新人，哪怕是他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也要及时汇报他的思想动态、只字片语，甚至是那些极为私密的话。目的就是要形成一种“有集体无个人、有领导无亲人”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人们相互怀疑，相互猜测，最后把人间变成一座巨大的监牢。

这种情景，会让人自然地想到文革，在那个年代，谁说句不合时宜的话，不管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有检举的责任。现在中国还有许多人鼓吹文革，或许他们可以这么想：你是否愿意揭发自己的父母？或者相反，你是否愿意看到你的儿女站出来揭发他的父母——你？

这样一个只讲谎言、相互提防的社会，就像一个空气严重污染的城市，它是所有人的恶梦，没人可以幸免。即便粮食可以特供，水和菜可以特供，空气怎么特供？你以为当个警察、当个书记就安全了？警察也要维权，书记也要上访。一个让所有人感觉不安全的世界，一个让所有人都痛苦的世界，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最终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改变，要么崩溃。

                                       杀人的问题
                                              ----读汉娜.阿伦特有感

   中国近代史上，有过无数次人道主义灾难，这些灾难让千万人受损乃至惨死。然而灾难过后，人们对于灾难的反思常常只着眼于体制，而不及于个人。那些曾为体制效力的人会坦然地为自己辩护，说他们身不由己，他们只是螺丝钉而非机器的开动者，是被动而不是主动做恶。应该指出的是，体制本身并不能独自运行，正是因为有那些看似无辜的人的参与，罪恶才得以实现，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灾难才能如此深重。

    1964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题为《专制下的个人责任》的著名演讲，她尖锐地指出，不仅要反思体制，不仅要追究政治责任（政府必须对其前任的行为负责），也要追究个人责任。

    第一种辩护会说：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雇员，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甚至连齿轮都不是，只是齿轮上的一个齿牙。你看，我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即使我不去做那些事，肯定也会有别的人替我去做。对此阿伦特的回应是：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变成一个齿轮？又在何种情况下，你才会继续愿意做一个齿轮？如果从上到下的每个公职人员都是齿轮，难道就没有人需要对罪恶负责任了吗？她继续追问：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吗？难道我们没有主观意志和选择的自由吗？我觉得，她一定还有更严厉的质问没有说出口：难道你是猪吗？

    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我不去做那些事，可能会有比我更坏的人去做。我们参与其中，事实上避免了更坏的事情发生。还有些人会说，我们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坏事，但也做了一些好事。我们没有加重灾难，相反，我们使之减轻，瞧，我们甚至挽救了一些人。阿伦特的回应是：这种辩护或许可以减轻法律上的责任，但并不构成道义上的合理性。当人们辩称自己在体制中做了一些好事，那就要问：这些好事是否最终改变、终止或推翻了邪恶的体制？如果没有，那么与体制的妥协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还在继续做恶，并将迫害更多的人。事实上，一个小的罪恶通常会成为更大罪恶的前奏，人们会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从一件坏事到多件坏事，从小的罪恶到大的罪恶。如果你为保护一个村而交出一个人，也必然会为了保护一个乡而交出一个村，更会为了一个县而交出一个乡。在这种不间断的“道德滑坡”中，最明智的办法显然只有一个：停止做恶，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如果体制内的工作是邪恶的，就应该立即停止与体制合作。

    第三种说法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法律是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职人员的天然责任。我虽然做了某些事，但我只是在履行职责。阿伦特的回应是：上级的命令和“法律”并不能为众多的犯罪行为开脱，对成年人来说，“服从”就意味着“认可”，“认可”就意味着“赞同和支持”，所以，不应该问那些作恶的人“你为什么服从”，而应该问：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把犹太人押进毒气室，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开动坦克，你为什么支持？当上级命令你囚禁一个盲人，你为什么支持？法学中有句话：恶法亦法。而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不应该把邪恶的法律再视为法律，更不应该支持。

    第四种是所谓的“集体过错理论”，每次灾难过后，总会有人拿着完美的道德标准质问别人：你说他做的不好，难道你就没做过一点坏事？在这种完美道德之下，谁都没有资格质问别人，最终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也都无罪。人们不再追究个体责任，转而去拷问制度、拷问历史、拷问文化，把全部罪恶归诸集体，如果要忏悔，那就所有人一起忏悔，如果要受惩罚，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罚。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这种集体认罪、集体悔过的理论，其实无助于认清真相，只能让真正有罪的人顺利脱罪，并最终将演化为“道德虚无主义”。她说：“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集体愧疚或集体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才有意义。”当真正有罪的人拒不忏悔，并以“集体过错”为自己辩护，那其实是在逃避责任。

    中国文化常常强调“宽容”而忽视“责任”，但我认为，只有在私人生活中“宽容”才有意义，而在公共生活中，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中，主张宽容其实是一种智力低下的表现，至少也是糊涂，或者用孔夫子的话说，乡愿，德之贼也。在《专制下的个人责任》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她认为，那些效力于体制的人，通常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因为他们抗拒不了诱惑，专制制度总是会给它的效力者提供各种优待：铁饭碗、显赫的身份、满足感以及可观的物质利益。当德国人纷纷加入纳粹军队，实际上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功成名就；几十年前的年轻人纷纷加入红卫兵组织，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受了虚荣心的驱使。当数以百万的人踊跃报考公务员，我相信，他们不仅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更是为了潜规则和巨大的灰色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再以“齿轮说”或“服从命令说”为自己辩护，其虚伪不言而喻。

    邪恶制度是人间灾难，更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换成更形象的说法，它其实是两个问题：一、给你很多钱，你会不会去杀人？二、如果你不杀人，自己就会被杀，你将如何选择？许多体制内的人都会夸耀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道德高尚的人，邪恶的制度才得以运转。还是那句话：做帮凶还是不做帮凶，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国家禁止穿牛仔裤，禁止穿带有英文字母的T恤衫，因为那代表资本主义倾向，也不允许留长发，法律规定，男性的头发不能超过5厘米，秃顶的人可以稍长一些，7厘米。违反这些规定的会被逮捕。

    这个国家禁止超额用电，照明的灯泡不准超过40瓦，不允许拥有电饭锅和电炉，几乎没人见过电磁炉和微波炉，没有私人电脑，只有极少数官员才拥有私人住宅电话，2004年后，禁止使用手机。收音机只能收听固定频率，电视只能接收固定信号。警察经常突袭民宅，检查上述违禁物品。

    这个国家禁止随意旅行，外出的人要申请旅行许可证，凭许可证才能住店，住在亲戚家也要证件。从市郊进入市区也要证件。警察经常在夜间突击检查，无证的人会被逮捕。未婚同居是重罪。

    这个国家鼓励告密，每个人都有义务检举别人，不管他说了不合时宜的话，还是收留了没有合法证件的人。有个组织叫“人民班”，类似于中国的居委会，人民班的班长对自己辖区的言论负有责任，他有时会主动说一些反动言论，目的是引诱别人一起说，上当的人瞬即会被他告发。报纸会表扬那些检举自己亲生父母的孩子，说他们是勇敢的小英雄。

    这个国家的居民多半都穿制服，颜色以灰、黑、蓝为主，由政府组织生产并发放。每年两套：夏天的和冬天的。发衣服的日子是元首的生日，表示这些衣服全出自领袖的恩德。这个国家的鞋子是稀缺品，大多数民众只穿布鞋，皮鞋是绝对的奢侈品。流浪儿即使搞得到鞋子，也会把它卖掉换吃的，然后把塑料袋裹在脚上，即使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冬天。

    这个国家的女性大多没用过卫生巾。家境较好的用纱布或绷带，贫困的只能用普通的布，不是一次性的，而要循环使用。在例假期间，她们每天都要冼自己的卫生布。这个国家的冬天很冷，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取暖设备，在女学生或女工的宿舍区，会看见晾晒在外的、壮观的、结了冰的卫生布。

    这个国家的男性大多没有专门的剃须刀。如果某人有一个，邻居们就会经常去他家里刮胡子。

    这个国家每年发大白菜，成人140斤，孩子100斤。居民会将之做成泡菜，泡菜埋在地下或藏于密室，有专门偷泡菜的贼。

    这个国家的领袖是个通材，什么都精通，从哲学到数学到心理学到天文到医学，领袖视察山羊养殖场后，报纸会这么报道：领袖的“莅临指导与循循善诱，大量增加了山羊的繁殖与产奶量”。

    这个国家是个标准的军事国，几乎没有朋友，但有许多敌人，所有的邻居都是它臆想中的敌人。它的国防预算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它有个口号叫“先军”，意思是：军队是所有决策的核心，军事先于一切。即使有大量国民饿死，这个国家依然在研究核武器和长程飞弹。

   这个国家严重缺粮，有长达20多年的饥荒，直至如今。没人知道饿死了多少人，有说几十万，有说几百万，相当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强。更多的人处于营养不良状态。在这个国家，挨饿是一种爱国义务，当各国人都忙于减肥的同时，这个国家的首都会挂出大幅标语：让我们一天吃两餐。每当有国外媒体报道这国家的粮食短缺，它的媒体就会表示强烈愤慨和严重谴责。

    这个国家拍过一部纪录片，讲的也许是大多数人的梦想，片中有人因为吃了太多大米饭，把胃撑破了。

    这个国家有许多吃人和吃尸体的谣传，无法验证真伪。

    这个国家几乎没人养宠物，因为宠物会被别的人偷去吃掉。

    这个国家有许多“大头娃娃”，据说人在营养不良时，养分会首先输送到大脑，其次躯干，其次四肢。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这个国家有42%的儿童因营养不良而发育受损。其中有许多将变成新一代的大头娃娃。 
    截止到008年，世界粮农组织对这个国家的统计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家庭还在吃草根树皮。如果问他们：下一餐怎么办？乐观的会说：希望哪个亲戚能送点土豆来。悲观的就会掉下泪来。
    现在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善？没有资料这样显示，人们只能想：但愿吧。

    这个国家大多数盗贼都是偷粮食的贼，还有一些是偷别的东西换粮食的贼。或者可以说，都是饥饿的贼。

    这个国家现在有些人在制作和贩卖冰毒，部分原因是因为吸食后会减轻饥饿感。有一些毒品贩卖至中国边境。

    50年前，这个国家的平均身高与邻国相仿。但现在，其国民的平均身高比邻国矮了13厘米。

    这个国家禁止贸易，首先禁止的是大米、玉米和大豆。他们的政府担心这些物资会流入敌对国家。

    这个国家禁止妓院，禁止一切与色情有关的事，文学作品中如有性描写，会被枪毙。

    这个国家禁止早婚，报纸上说：每个人都应该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足够贡献后才能结婚。

    这个国家的街头有许多宣伟看板，上面画着领袖的肖像，上面写道：“凡是党决定的，我们必定遵行”。或者是号召国民“用生命捍卫领袖”。

    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痛恨美国，并称之为美国杂种。在某些时刻，组织上会要求学生们割破中指写血书，表示一旦开战，他们将无条件地加入军队，不惜为国捐躯。

    这个国家也痛恨中国，说中国是修正主义，仇恨程度比不上美国，也比不上日本，但也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在给这个国家无偿援助。与此同时，中国有大量失学儿童。

    这个国家的城市供水系统曾长期中断，至今也不正常。来水时居民需要把所有的容器灌满，经常需要去河川或水井中汲水。因为没有肥皂，也没有抗生素，不干净的饮水常常带来瘟疫，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已经绝迹的伤寒曾一度流行。

    这个国家的医院中没有输液瓶，病人要输液，需要从家里自带几个啤酒瓶。

    这个国家的学校里没有教材，也缺少纸，富裕的家庭才可以搞到纸抄写教材。

    这个国家的元首强迫国民称他为“父亲”，有时也称为“慈父”。

    这个国家的第一任元首写过十几本书，第二任写过几十本，我希望不要有第三任，否则书就太多了。

    这个国家的课堂上教的内容很多与领袖有关，每个人都会背诵一些领袖语录。意识形态教育和仇恨教育贯穿始终，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课本上有一道题：3名士兵杀死了30名美军，如果他们杀的人一样多，那么他们各杀了多少美军？

    这个国家的历法不用公元纪年，也不用传统的夏历，他们以第一任元首出生的1912年作为纪元初年，今年恰好百年。

     这个国家的首都是唯一的展示窗口。外地人去往首都会遇到各种限制，在某些特别的日子，限制会越发严格。为了维护首都的形象，残疾人、精神病人和侏儒会被强迫驱离。即使父母都正常，如果子女身有残疾，也会被强迫移居别处。

    这个国家有许多死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通奸、卖淫、拒捕、妨碍社会秩序都可能被处死。有四名大学生因为醉酒后裸奔被处死。有人因为盗窃电线（主要是卖里面的铜）被处死。但最严厉的还是叛国罪：共和国居民逃往外国或敌国，包括向外国大使馆寻求庇护……或资助敌国机构或公民，担任旅行向导或口译，或提供精神或物质协助，判处死刑。

    这个国家会举办公审大会，公审期间，政府会要求所有居民前往围观。审判台上有检察官、律师和法官，检察官宣读罪行和罪名，律师表示同意检察官意见，最后由法官宣判。死刑犯会被当众处死，在头部、胸部和腿部分别射进三发子弹，这些死刑犯绑在木桩上，死后的样子像是在向众人道歉。

    这个国家的罪犯不仅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几乎也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他们住在劳改营中，因为没有被子，他们只能挤在一起，头挨着同伴的脚。劳改营中每天都有人饿死，有时同一个房间中会同时抬出几具尸体，那些和尸体睡在一起的人见多看惯了，会毫不惊奇的评价：哦，某某某死了，某某某也死了。

    这个国家最流行的歌叫《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歌词是这么写的：我们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我们的家在党的怀抱里。我们亲如手足，即使火海逼近，甜蜜的孩子不要害怕，我们的父亲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你肯定已经猜到了，我说的是朝鲜。之所以没有确指，是因为我确信，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如果权力大到可以完全控制千百万人，那么这些事不仅发生在朝鲜，也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不仅过去发生过，现在和未来都可能再次发生。有些人不懂“人权高于主权”的道理，甚至不明白“人权大于政权”，那么请做如下假设：
    如果你是个朝鲜人。

    以上内容全部来自《我们最幸福》一书，作者是《洛杉机时报》记者芭芭拉.德米克。这本书目前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相信十年内也不会。
    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更富有优越性，对此我不敢表示怀疑，但还是想对那些不许此书出版的人说一句：如果这样的书可以出版，那么毫无疑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会更加明显。

按：前两天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请我为2011级新生做了次入学演讲，这是讲稿。因为时间关系，有些话未能在现场讲。

    郭英剑院长让我在这里讲几句话，我想他也许找错人了，因为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收不到激励人心之效。按这个时代公认的标准，成功人士就是要有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开很大的车子，如果你是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如果你是男，身边要带个女的，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这些东西我一样也没有，我是个作家，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作家这种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穷，二是脏，三是骚。有些青春文学作家穷倒不穷，但后两个特点依然还保留着。就我所见，“作家”这个词跟落魄、潦倒有很大关系，跟二奶和二奶的链子屁关系也没有。我唯一的成就，就是出过几本书，有人觉得还行，有人觉得这纯粹是浪费木材，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自己都有点羞愧，因为我不是什么好榜样。但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站了上来，原因只有一个：我想你们也许需要听一点不同的声音，不同于这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不教你发财，也不教你成功，只是几个简单的祝福，祝你正直，祝你聪明，祝你活在某种文明之中，而不是只为了一堆臭钱活着。

    19年前，我和你们一样，背着大包小裹，告别故乡来北京读大学。几天之后，系里请了一位长相猥琐、穿着米黄色西装的家伙给我们做入学演讲，我那时比较单纯，也就是傻，在交流环节举手提问：老师，你认为我们大学四年应当怎样渡过？这位老师反问：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说听真话，他说，如果要听真话，那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时还没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奋发图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学生干部，入党，力争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都有贡献的有用人才。我又问：那假话呢？他说：如果要听假话，我劝你别问这种傻问题了。生活应当怎么过，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生活不是你自己的吗？干吗要听别人的？要我说，大学四年就该率性而活，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如果你喝完酒、跳完舞、特别是谈完恋爱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那不妨读读书学学文化。我也不劝你贡献国家社会，不，你首先应该对自己有所贡献，其次贡献家人，再次贡献亲戚朋友，最后才轮得到国家和社会。你也不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有用”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词儿，它简单粗暴，把人当成某种东西。你不是一根木头，不应该考虑自己能打人还是能做劈柴，你有知觉、能感受，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万物的“有用”都为你而设，你只需要去感受这种幸福，但你自己不应该有用。

    按照某种正统的观念，这位老师就要算是误人子弟，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有着大好的前途，可以当律师、商人或者煤老板，就算当不上，至少也能活得抖擞，就像励志书里写的，每天起来数一遍口袋里的钞票，然后贼心不死地冲向更多的钞票。可是被他一番误导，我不幸地走上了邪路。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最后居然成了一名作家。19年后，当我想起这几句所谓的假话，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别的什么。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21世纪的中国有许多特产，最显著的有三种：第一是麻将，第二是阴谋诡计，第三就是形形色色的官。如果把这些官全部关到笼子里，肯定比北京动物园要有趣得多。这些官，人们称呼他张局长、李书记，然后他就会活在局长、当书记的自豪感中，全然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个官。还有那些野蛮的拆迁队员，那些毒打小贩的城管，大概都是忘记了这个：他们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城管。还有一类人无以名之，只能叫“大义灭亲者”，对这种人来说，如果他爸爸和公社的木头同时掉进水里，他选择去捞公社的木头，然后看着他爹淹死；如果在妈妈垂危和进京唱红歌之间选择，他选择唱红歌。这种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称为英雄，我不反对，但我还是觉得他不是人。大学中也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独特的国情，大学不可避免地被金钱和政治污然，变得臭气熏天。两年之后，你们中的某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他本是好人家的孩子，当上主席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说话一套一套的，不过多半都是官腔；办事有板有眼的，不过多半都是表演，他有很多口头禅，包括“紧跟、狠抓、全面落实、团结一致”，好像被宣传部附体了，至少也是被校团委附体了。如果到那时，你还能记得我的话，你就可以这么想：当上个破主席，他就不是人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祝福：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是革命的一块砖，也不是某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既不是谁的羊，也不是谁的枪，你是你自己。你可以当局长、当书记，可你知道，那并非你的全部，只是你的一个头衔。你也可以加入某个组织，但不该无条件地属于它，甘心情愿做它的奴隶。你是一个人，万物之灵长，也是万物的尺度，你是自然造物中最为神奇的一种。你不必过于强求身外的财富，因为你已经是超级富翁了。想想看，如果做“人”需要指标，你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这个指标？你生而为人，而且正在最好的时候，手里握着一件无价之宝，它闪亮、脆弱、如梦如幻，每个人只能拥有几年，这东西就是：青春。你考取了民族大学，说明你高考还算顺利，可是没必要过分自豪，因为在十八九年前，你曾经赢取过另一场更残酷的考试，那次有几亿对手，但你打赢了，所以才会成为今天的你。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在座的大多已经年满十八周岁，所以我的第二个祝福，就是祝你成为一个现代公民，不是古代的黔娄、黎庶、编户之氓，也不是所谓的“人民”之一。我们这个国叫人民共和国，许多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连监狱都可以叫人民监狱，在这么多机构中，除了人民监狱和人民有点关系，其它的离人民都很远，人民代表基本上不能代表人民，人民公安基本上与人民为敌，人民的公仆基本上骑在人民头上，所以“人民”二字基本上就是个虚词，借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民，你的名字叫沉默的大多数。但公民不同，身为公民，除了要和人民一样纳税，更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希望你们到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读读《宪法》，那里规定了许多权利，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游行自由，这些自由都是你的，你自己的，不应该被随便夺走。如果有人夺走了，你就应该像个真正的公民那样，堂堂正正地去找他要回来。

    与人民相对的，是君主；与公民相对的，是政府。身为公民，你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除了关心自己、家人和朋友，你还应该关心政府。政府应该是你投票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你分给它的，就好比一个物业公司，因为你不想为了清洁、保安等事操心，所以花钱请人来做。政府就是你花钱请来的物业公司，它做得不好，你应该批评它，并且帮助它改正，如果它不肯改正，你甚至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换一家公司。它做得好，你还是应该批评它，因为你想让它变得更好。

    身为公民，你应该明白：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更不等于爱皇上，中国历史上曾有过80多个王朝，它们兴，它们亡，中国还是中国。历史上还有过800多位皇帝，他们生，他们死，中国还是中国。你应该知道，“中国”这个词有三重含义：地理上的中国，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前两者都值得爱，后一个不值得，或者至少，你要看它做得好不好才决定是否爱它。

    身为公民，你应该独立而清醒，不依附于任何人、任何机构，这国中有许多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谎言，在电视中、广播中、报纸上，在随处可见的任何地方，但你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不再是浑浑噩噩的高中生，那些美丽的童话听了笑笑即可，没必要当真。我们知道，这世上没什么东西是完美的，桃花源中也有灾荒，礼仪之邦也要收月饼税，再伟大的人也要上厕所，和你我一样；再大的官也要抠鼻孔、擦眼屎，和你我一样。古人说：人皆可为尧舜。我理解这话的意思，除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尧舜那样，正直、勇敢、善良、勇于担当，它还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尧舜那样的政府首脑，即使我们不屑去做，也不应该盲目崇拜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尧舜除了权力大一些，其它和我们一样，他上厕所的时候，他抠鼻孔、擦眼屎的时候，和我们一样。

    身为公民，你不再是国家的一份子，必须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相反，这国家有你的一份子，如果把它分成14亿份，有一份属于你，你是14亿股东之一。它好，有你的一份，它不好，也有你的一份。你应该行使自己最重要的权利：投票、说话。如果你相信某人，可以投他的票，让他为你做事；如果你对他不满意，也可以把他选下去。如果你觉得政府不错，你可以选择说或不说，如果你觉它就是个混球，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未经你授权，没有人可以代表你，不管他是班长、团支书，还是学生会主席，如果他这么干了，请你告诉他：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他还坚持这么干，请你把他当成骗子。

    我的第三个祝福，祝你成为合格的大学生。从古希腊至今，世上的大学都为同一个目的而建立，那就是真理。我母校的前校长江平先生讲过一句话：一生只向真理低头。我很想找人把这句话写下来，挂在我们家的正堂，如果可能，我更想把它挂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的门口。

    60几年来，中国的大学多了一些东西，也少了一些东西。多出来的是一些办公室、一些牌匾、一些头衔、一些学生干部模样的人，少的东西就太多了，我曾经这样评论：现在的大学，学术越来越少，权术越来越多；风骨越来越少，媚骨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讲道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你们知道，每年度都会有一个亚州大学的排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每次都名列前茅，而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如清华和北大，似乎从来没挤进过前十名。香港以区区弹丸之地，竟然汇集了那么多优秀的大学，而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几万亿外汇储备，为什么连一所像样的大学都建不起来？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也很简单，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能在这里说，希望各位可以深思。

    当我们谈到真理这个词，必须明白：真理不为任何人、任何机构而存在，它就在那里，可以被发现，但永远不能被发明。真理这个词与金钱无关，与政治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与谁上台谁下台都无关，有些人一旦上台就迫不及待发明真理，这些所谓的“真理”，或许会传诵一时，但长久看来，必将成为历史的笑话。

    中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吾爱真理，但更爱领导”，另一种相反，“吾爱领导，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必须做出选择，而且应该站在真理一方。你可以尊敬领导，但应该更尊敬真理，在未来的日子，你或许会为了某种原因曲从于某些人、某些组织，但至少心里应该明白：真理是香的，而领导和组织只是闻起来香。

    前些日子有大学教授宣称，如果他的学生毕业之后赚不到四千万，就不要回来见他。这就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原因。

    前些日子曾有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几句不合时宜的话，结果被学生举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

    我说过，真理是香的，而金钱就是臭的，至少没那么香。政治比钱更臭，特别是某种与人类为敌的政治，简直是臭不可闻。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大文豪萧伯纳写过一个剧本叫《巴巴拉少校》，剧中有个富二代叫斯蒂芬，和大多数中国的富二代差不多，这个斯蒂芬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有一天他爸爸教训他，说你天天这么游荡不行啊，一无所长，将来怎么办？斯蒂芬回答：我的长处在于能够明辨是非。他爸爸听到这话大为生气，说明辨是非是世上最难的事，科学家和哲学家终生思考，也未必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你这么一个东西，凭什么就能明辨是非？

    这话没错，明辨是非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某些国家，有些人活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有许多大学教授自己就很糊涂，比如北京大学那位著名的孔教授，按他的话说，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金氏父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为了嘉奖他的言行，我决定把他送到朝鲜去，据我所知，那里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还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在挨饿，希望孔教授可以在那里成功减肥。

    身为21世纪的中国大学生，你应该明白，哪些话是对的，哪些则是混蛋话。对此有个基本判断：如果某个观点不介意与人讨论，也不怕被人质疑，它多半就是真的。如果某个观点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并且拒绝讨论、拒绝批评，肯定就是混蛋话。这世上有许多书，有些书教人以智慧，有些书只会让人更愚蠢，包括我们的教科书，特别是与文史哲有关的部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谎言，三分之一是广告，另外三分之一是被审核过的事实。对此也有个基本判断：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只应该关心数字和定理那部分，比如北朝鲜的数学教科书：3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男孩，加上4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女孩，一共有几个孩子？标准答案是：7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孩子。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应该记住3+4=7，至于尊不尊敬，那就去他妈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知道，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从来都有很多种解读方式，如果某种方式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你就应该对之表示怀疑，并且尽可能地多读些书，多了解一些别的观点，然后回过头来验证其是否准确。

    这也是明辨是非为什么困难的原因：如果长期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你就会被这种声音催眠，并且无条件地相信它、服从它，甚至崇拜它。我曾经在传销团伙卧底，深知其力量之大，也深知其邪恶。我最近读过一本描述北朝鲜的书，叫《我们最幸福》，据书中所记，北朝鲜此时正在经历饥荒，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虽然我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我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我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我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我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相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作为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对此有所警惕，你可以身在朝鲜，但你的心、你的精神，应当在朝鲜之外。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有一颗怀疑之心、一双苛刻的眼，还要有批判的精神。我们知道，世上的智慧都因怀疑而生，而在学术上，只有苛刻地审视，才可能接近真理。你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我们有伟大的汉字，有伟大的中餐，有美丽的旗袍，最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能发明出臭豆腐。可是你也必须看到，近一两百年来，中国人对科学、文学、艺术和学术几乎没什么贡献，我们输出的，除了廉价商品，依然是麻将、阴谋，以及形形色色西装革履的官员。有位德国导游长期接待中国官员，发现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去的，一是卡尔.马克思的故居，另一个就是德国的红灯区。这大概能够说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多么丰富，除了意识形态，居然还有剩下的东西：性。

    30多年来中国建造了无数高楼，可是精神世界的高楼，连地基都没打好。我们最近常听到几个词：复兴、崛起、强大，事实上，一个民族的强大绝不仅是GDP的强大，更要看其在精神领域有多少发明创造。哲学家谢林评价歌德：只要他还活着，德意志就不会孤独，不会贫穷。而如果没有歌德这样的人，没有思想和艺术上的杰作，所谓复兴和崛起就只是一句空话，建再多高楼，修再多机场，也只不过是一片高楼与机场的荒漠而已。古人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事实上，自从孔子死后，或者更近一些，自从上个世纪的先贤们纷纷谢世之后，中国就迎来了一个学术上的寒冬，极为漫长，也极为孤独，长达半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已经看到曙光了，因为有些人正在努力，也因为有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大多都是外地同学，在来北京的路上，你们已经见识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要说，你们很幸运，能够生在这个时代，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从没像现在这样繁荣，人类文明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发达，你们享受着文明的成果，也希望你们能对文明做出贡献，大导演伯格曼曾经说过一段话：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人们聚集一处，建造了更为辉煌的教堂，教堂落成后，这些人就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伯格曼说的教堂，其实就是人类的文明大厦，它之所以辉煌壮丽，是因为许多人都曾参与建造，而且有更多人正准备参与建造。

    我还要说，你们很不幸，居然生在了这个时代，与地沟油、毒奶粉、躲猫猫和各种强拆、血拆为伍，你们听过许多丑闻、黑幕，你们知道一个词叫“潜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金钱、权力，甚至是性，在座的某人或许正准备身体力行之。最耀眼的可能就是最肮脏的，最纯洁的可能就是最龌龊的，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人们说：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世界，这话不对，这世界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如果你抱怨世界的败坏，请先问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说过，这世界之所以变坏，往往是因为我们没去想怎样让它变好。如果你对这世界不满，也请你相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不远之处，要到达那里，只需要我们每个人变好一点点。

    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150年后，我们用上了IPHONE，听上了MP4，我们有全世界最快的互联网，可是我们最需要的，依然是那个东西：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讲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曾经在一家单位供职，特别想当个部门经理，可领导就是不肯提拔他，这位朋友日夜为此烦恼。终于有一天，领导良心发现了，晋升的文件发到了这位朋友手里，他看了很久，突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问自己：难道我日思夜梦、孜孜以求的就是这么一张纸？这又有什么意思？想了一夜，他决定辞职，然后到丽江租了一个小院，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院中有一棵梨树，到梨树开花的时节，他就会搬一把躺椅，沏一壶茶，拿一本以前来不及读的书，喝两口茶，读几页书，有时会睡上一会儿，睡醒之后就会看见，雪白的梨花一朵朵落到他的书中。

    很多年之后，在座的各位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化，有的会成为高官，有的会成为巨富，有些人会成为大学者，一定也会有人早死。不管你活在哪一种人生中，你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不够幸福，可是又不知如何改变。我想原因就在于少了这样的“梨花一瞬”，你需要一段悠闲的时间，去品茶，去读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只需要一个黄昏，看梨花如何从身边飘落。这就是我开头的那句话：如果你想幸福，仅有钱是不够的，你需要活在某种文明之中。

楼主：刚才看见一个东北男人打老婆，鄙视

1楼：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2楼：对啊，你凭什么说他是东北人？
3楼：我本来对楼主挺有好感的，没想到他还搞地域歧视，失望ing，取消关注
4楼：楼主，你偏激了，东北确实有男人打老婆，可是也有不打老婆的好男人。
5楼：找抽帖，鉴定完毕。
6楼：楼主，我操你妈！有本事以后别到东北，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7楼：我女朋友刚看了这条，说要跟我分手，唉
8楼：放屁，我从来不打老婆！
9楼：同意楼上，有时候老婆还打我。
10楼：搞地域歧视的全家死光光！
11楼：下次日本人再打进来，楼主一定第一个当汉奸！
12楼：草泥马  楼猪
13楼：各位东北的朋友先不要发火，这里有个逻辑问题：虽然你=东北男人，但是东北男人≠你，这两个集合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完全相同。
14楼：楼主脑残，湖北男人也打老婆，山东男人也打老婆，广东男人也打老婆，你怎么不说？
15楼：楼上放屁，我们湖北男人从来不打老婆！各位美女注意了，如果你痛恨家庭暴力，如果你想找一个温柔男友，请加我QQ：1234567890
16楼：十三楼是五毛，鉴定完毕。
17楼：楼主这种民逗分子真是傻得可怜，只盯着自己同胞的缺点，美国就没有家暴？非洲还有食人族呢
18楼：楼上说得好！这就叫选择性失明，唉，中国没救了
19楼：楼主赶紧滚回你的美国亲爹那里去吧
20楼：看了一下评论，大多数人都不客观，其实这事跟民逗、五毛都没关系，不过楼主确实不该歧视东北人。
21楼：楼主的妈一定被东北男人轮奸过
22楼：你怎么知道他是东北人？你怎么知道被打的就是他老婆？请出示证据，否则就是造谣！
23楼：打老婆，哈哈哈哈
24楼：楼主你麻痹你麻痹你麻痹你麻痹你麻痹你麻痹你麻痹
25楼：楼主，你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确实要不得，四川男人飘过~~~~
26楼：要是没有我们东北的木材、煤炭、石油，楼主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还敢鄙视我们东北，操
27楼：我们东北人得罪谁了？
28楼：楼主，你也一把年纪了，何必发这种帖自找没趣？洗洗睡吧，唉~
29楼：尼采曾经说过：你要到女人那里去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所以我脚着吧，打老婆也有一定的现实合性性，比尔.盖茨不是说过嘛：存在的即是合理的
30楼：楼主一定没看过那个美国电影，叫什么来着，那里面有个男人打老婆，打得那叫一个惨
31楼：楼上的楼上，你是什么意思？我代表全国女性，不，我代表全世界的女性谴责你！
32楼：东北人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决不容楼主这种脑残肆意污蔑！我们白山黑水的人民绝不答应！
33楼：“打老婆”三字亮了
34楼：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人肉这傻逼！胆敢与我们一亿三千万东北人民为敌，我看他是活腻歪了！
35楼：此帖要红，托腮围观中……
36楼：楼主，就你这逼样儿，也敢跟我们东北淫得瑟，信不信我一拳把你打回姥姥家去？

    应好友沈浩波之邀，我执笔写了这篇文章，算是为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发一声呼喊吧。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删掉了很多内容，这一篇是完全版。

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

    ——这是我们的权利（全文版）

    中国有个百度网，百度网有个百度文库，百度文库收录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作品，并对用户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下载阅读，但它却没有取得我们任何人的授权。不告而取谓之偷，百度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窃贼公司，它偷走了我们的作品，偷走了我们的权利，偷走了我们的财物，把百度文库变成了一个贼赃市场。

    让我们回顾历史：在大约一年以前，百度MP3开始提供免费音乐，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下载流行歌曲。这事有一个严重后果，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唱片业的整体萎缩。一个艺人穷数年心血打造一张专辑，原本可以销售几万张，他可以凭此养活自己。但是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唱片业空前萧条，有些艺人一张唱片的全部所得不过几千元。这其中有巨大的不公平，付出与所得的不公平，劳动者和小偷间的不公平。有些艺人迫于生计，只能转做他行，因为唱歌已经无法养活自己。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所有的歌者都不再歌唱，仅剩一个百度MP3，它还有什么可供分享？如果所有的歌者都停止歌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又该是何等的贫瘠与荒凉？

    这不是危言耸听，它正在成为事实：这片土地即将变成一片死寂之地，而百度功不可没。

    再让我们回顾历史：在更早以前，百度打着自由、宽容的旗号，卑鄙地排挤走了比它更自由、更宽容的谷歌。然后大肆推销它的竞价排名，向亿万中国人推销数以亿万计的假药、假酒和各种卑鄙的产品。我们可以这么说：百度是中国最大的黑心广告商。

以下也是事实：在这个卑鄙的市场上，每天都会发生许多卑鄙之事，而百度公司正是其中最卑鄙的一环。它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邪恶公司，它所宣称的“宽容”，只是对黑心厂商的宽容；它所宣称的“自由”，只是在各种屏蔽、遮掩之后的头戴枷锁的自由；它所宣称的“免费分享”，其实只不过小偷销赃时的无耻叫卖，慷他人之慨，自己却无耻地从中大获其利。

我们认同自由、宽容的互联网精神，但我们更应该明白：宽容和自由决不是肆意践踏他人的权利。在那场已经结束的可耻战争中，音乐人大受其害，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沉默、忍让和谦退或许可以称之为美德，但百度公司利用的正是他们的沉默、忍让和谦退，善良者每退一步，为恶者便前进一步，他们步步进逼，逼到最后，唱片业垮掉了，中国的喉咙嘶哑了，这片土地即将沉寂无声。然而百度并没有停下它邪恶的脚步，它瞄准了下一个目标，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行业：写作。

我们不责怪那些自发上传的朋友，只谴责百度公司的邪恶平台。读者大多出于好意，希望更多的人来分享我们的作品。感谢你们的厚爱，但你们是否曾经意识到，你的行为也损及了我们的权益？你是否意识到，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百度公司加倍地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相信你是善良的，但百度利用的恰恰就是你的善良，它疯狂地攫取，无耻地叫卖，你的善良已经成了小偷行窃的工具。

我们和你们并不冲突，我们创作，你们阅读，我们尽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读物，而正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存活。我们和你们有共同的利益。然而百度不是，它只是利用你们来增加其自身的影响力，它的股价会涨，它的获利更多，然后，它会更加疯狂地把那些有毒、有害的垃圾产品推向我们全体。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写作不能维持生计，我们都将停止写作。我们不必冠冕堂皇地说，这将损及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我们只需要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放任百度继续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将无法凭此生活，只能放弃我们的写作事业，然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你们将不会再看见我们的身影。每一个作家的身影。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相信你们也不愿意。

是的，我们也是人，同样活在这个尘世，同样有衣食住行之需。我们和所有的手艺人一样，收集篾条，编织篮子；我们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埋下种子，期待粮食。我们和你们一样，辛苦工作，然后坐下来吃饭。现在，有个叫“百度”的小偷闯进我们的家，偷走了我们的粮食，然后把这些粮食分给你们，来换取它的股价上涨。百度说：这就是互联网的精神，这就是免费分享。

我们蔑视这种所谓的“免费分享”，因为它只是个卑鄙的借口，它伤害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作者和每个读者。我们可以发一句诛心之问：既然百度如此慷慨，为什么其竞价排名不能免费？为什么其股票不能任人分享？慷他人之慨只为了一己之私欲，这又是什么样的行径？

这不公平。

我们之中有畅销作家，但更多的却是不畅销的作家。他们耗尽心血，熬白头发，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苦心创作一部作品，所得版税仅够生存，甚至还不足以生存。但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加寒冷的冬天。盗窃他人财物者应该得到惩罚，而盗窃穷人财物的，无异于杀人放火。问题是，我们要看着这些非畅销作家因饥寒交迫而放弃写作吗？或者说，我们只需要寥寥几个畅销作家就够了？对那些不畅销的，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冻饿而死，或者，让他们怀着愤懑和委屈去转做他行？行乞于道路之中？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艺术家的创作和发现。我们不期待得到额外的关照，只希望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未经我们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夺走我们的财物。夺走了也可以通过堂堂正正的途径拿回来。仅此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们全体的损失，一个人权利受损，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将不保。这世上的行凶者绝不仅是百度一家公司，今天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夺走我们的财物，明天也必将明目张胆地侵害你的权利。你或许不是作家，但你依然活在这个尘世。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在一个公有制国家，“权利”二字往往是可耻的，而且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城管可以随便砸烂、没收小贩的财物，而小贩们不敢声张；拆迁队可以随便拆除人们的家园，人们无力声张。而在这一刻，每个人的权利都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侵害，或许你没意识到，或许你意识到了却没有开口，但对行凶者而言，你的沉默即是懦弱，你的忍让、谦退不再是美德，反而成了行凶者恣意妄为的帮凶。

我们要重申常识：关心自己的权利并不可耻，相反，它近乎神圣。我们活在此世，权利便是我们最后的家园。面对百度这样庞大而卑鄙的行凶者，我们每个人都很弱小，但是，一旦我们站到一起，我们将无比强大。我们可以对抗百度，也可以对抗更庞大、更卑鄙的行凶者。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也可以为所有人的权利而奔走，我们无可依靠，唯一可依靠的便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我们不是别人，我们就是你。我们就是街头的小贩，有权利拿回自己的财物。我们就是废墟上的钉子户，有勇气捍卫自己的家园。我们也是作家，面对偷走我们作品的窃贼，我们应当站到一起，义正辞严地警告他：住手，这是我们的权利。

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抗争，而我们终将获胜。为恶者可以恣肆一时，却终难横行永久。其间或有煎熬，或有挫折，但只要我们坚持抗争，相信正义终将如阳光照临大地，照亮我们的道路，也照亮每一条人间的道路。

这不是什么宣言，我们只是一群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者，站在即将变成废墟的危房中发出我们的声音：请支持我们，因为这同样也是支持你自己。

传闻南海中有恶物曰雷蟹，长一丈，宽亦一丈，重万斤，独步海内，无与争锋。此物不信人间律法，更不畏天上雷霆，惯持双螯横行鱼虾水草间。读者们，朋友们，请你们擦亮双眼来作壁上观，且看持螯者能够横行到几时？

联合署名：贾平凹、刘心武、阎连科、张炜、麦家、韩寒、郭敬明、李承鹏、当年明月、林白、方舟子、王小山、南派三叔、李银河、韩东、东西、苏小懒、石康、熊召政、春树、沧月、冯唐、谢有顺、彭浩翔、张欣、虹影、陆琪、曹昇、匪我思存、七堇年、蒋方舟、安意如、唐家三少、江南、顾漫、王卯卯、慕容雪村、郭敬明最世文化旗下所有作家、沈浩波、路金波、黎波、张小波。

执笔：慕容雪村

按：感谢《人民文学》杂志的厚爱，我获得了今年人民文学奖的“特别行动奖”，今天下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颁奖，我的朋友邱华栋让我准备一段获奖感言，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些文字，但由于时间关系，这篇感言未能在现场发表，现在我把它发在这里。

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如果没猜错，“特别行动奖”表彰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的勇气。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荣誉，听着就像赞美一个足球运动员打群架很厉害。我对此十分惭愧，因为我并不勇敢，一个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与什么传销团伙周旋，而是在大众沉默之时，在真相不能言说之时，坦然而磊落地走进人群中，讲出他本应讲的话，为了真相和良知，敢于发于不和谐的声音，敢于犯举国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检举罪恶。这与真正的勇敢相去甚远。我必须承认，这点勇气并不值得嘉奖，我依然是个胆小的懦夫，我说的都是安全的话，我所批评的，都是允许我批评的。

这本书已经完稿多时，可迟迟未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编辑，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他发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锋，我摔了一个杯子，骂了几句粗话，把我家的墙壁狠狠地揍了一顿，最后还是投降了。

这位编辑是个谨慎的人，对现实的处境怀着深深的忧虑，不管什么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按他的意思，这本书最好不要出版，这样最安全；即使不得已要出版，最好不要讲出任何真相，因为真相就意味着危险；如果不得已要讲一点真相，切记不能发表任何观点，如果我有观点，我就是危险分子。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见，但据我所知，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这本书是我的传销纪实，传销团伙内有个说法：只要投入3800，两年之内就能赚到500万。为此我写了下面这一段：

我飞快地算了一下，我们“体系”有近200人，每人赚500万，那就是将近10亿，盈利能力相当于中国移动的一家省级公司。如果全行业700万人都能赚这么多，那就是35万亿，远远超过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赶日超美只是眨眼间的事，我中华上国分分钟就能一统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可以“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中国农民，拿根棍子就能击落帝国主义的隐型战机，根本不用发展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连兵都不用养一个。

这位编辑把“赶日超美”后面的话全都删掉了，我问为什么，回答说太敏感。我说这些话傻子也能看明白啊，这不是讽刺之语吗？有什么可敏感的？编辑说讽刺也不行，必须改，好吧，既然不能尖刻地讽刺，那就温柔厚道地讽刺，他说“中华上国一统天下”敏感，好吧，理解，删掉。“中国农民”也敏感，这我就不能理解了：一个中性词，有什么好敏感的？编辑说“农民”二字有歧视之意，好吧，我假装理解，改成“传销者”；“帝国主义的隐形战机”也敏感，好吧，理解，改成“高科技无人驾驶的隐形战机”，编辑说不行，“战机”也敏感，因为涉及军事。我向他请教：书店里有那么多直接讲军事的书，它们都能出版，为什么我“涉及”一下都不行？对方答复：这个问题不予讨论，反正“战机”二字必须改。可这是核心词，改无可改，只能全部推翻，最后改成“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传销者，拿根棉花糖就能打败金兀朮的拐子马。”

书稿中还有这么一句：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就叫“河南体系”。除此之外，还提到了广西体系、山东体系、四川体系……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可是在编辑眼里，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也有安全问题，因为“河南人”3个字涉嫌地域歧视，他建议我这么改：他们都是河南农民，这团伙就叫河南体系，以河南人为主。我提出质疑：你再读一下我的原话，请问，我有一点点歧视河南人的意思吗？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一定要改？对方回答：把河南人具体定义为“河南农民”，这样高素质的河南人就不会提出抗议。我跟他谈判，说我原来是两句话，你改后成了三句话，这样不太简洁，我们把第一句删掉好不好？他想了半天，答应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的原文是：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就叫“河南体系”。修改之后变成了：这团伙就叫“河南体系”，以河南人为主。

在另外一处，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印度风味”的屁，我承认，按某种标准，这就叫做低俗，可怎么也该算是“无伤大雅”吧？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这次的问题出在“印度”两个字上，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说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可是我又想：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南中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编辑要求必须修改。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我忍不住要想：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后来在网上搜索，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还有《南中国》杂志，有一部电影叫《南中国：1994》，拿了金鸡奖；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南中国”这个字眼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这一回合，我赢了。

正如你们所猜想的，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农民、帝国主义和一个屁，还有更多的字、词、句、段落，甚至是章节，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敏感词辞典》，其中包括制度、体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词、一些动词、一些形容词，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在这本辞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国家，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也包括“中国人”，在《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很多处，“中国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数人”，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编辑就会改成“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没错，在此时，在这里，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个神经病。

一定有人会说，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不足以代表全部。我承认，可我还是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制度，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如此恐惧？我还要承认，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制度，才会让我，一个守法公民，一个写作者，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

在场有许多记者，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不，我并不愤怒，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因为我相信，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在这本《敏感辞典》的编撰过程中，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当我检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删掉一些字眼儿，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我把这称之为“阉割式写作”，在某个意义上，我就是一个太监，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有些不能写；有些话可以说，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们的母语，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动的；有一些是我们用的，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用词不当罪”。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上面写道：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会说些什么？下面给出了答案，他说，其实，我是一个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我只是一个潜在的“词语犯”。

有人也许会说，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可我的感觉是：我已经快要窒息了。在千疮百孔、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安全的字越来越少，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我要说，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这是我们的母语，伟大的汉语，庄子、李白、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也许很多年后，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美丽的篇章都已经失传了，就像传说中的绝世神功，但我们依然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语言正在复兴。

唯一的真相是不能说出真相。唯一的观点是不能发表观点。我们不能批评制度，不能谈论时事，甚至不允许提到遥远的埃塞俄比亚。有时候我忍不住会这么想：文革真的结束了吗？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直指人心的好作品？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直指，只能拐弯抹脚地指一指。

为什么代中国缺少批判现实的好作品？因为现实根本不能批判，我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权利，更失去了批判的勇气。

为什么当代中国缺少大师？那是因为，当大师还在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已经被阉割了。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我的答案是：为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这个更宽广的世界就是我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我甚至能够接受一个没有芭比娃娃的世界，却很难原谅一个给芭比娃娃穿贞操裤的世界。

我知道，在此时，在这里，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这些话不合时宜，而且非常幼稚，但在此时，在这里，我还是要说出这些幼稚的理想，因为我相信一个道理：当空气越来越差，我们应该做的，决不是闭上嘴停止呼吸，而是要行动起来，去建设我们的语言，去改善我们的空气。更因为，这才是一个作家的真正的勇气，只有讲出这些话，我才有资格来领这个奖。

我希望这些话成为共识：

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的，相反，政治应尽量为文学提供可能；

如果不能取消审查，我们希望它可以宽松一些；即使它不能宽松，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聪明一些。

如果真有一本《敏感词辞典》，我希望能够将之公开，这样我在挑选词语的时候可以少费些心思，不至于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用词不当罪”。

作家不应该是鹦鹉，不应该是人皮喇叭，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当他拿起笔，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

最后我要说，我不是阶级敌人，不是破坏者，更不是颠覆分子，我只是一个提建议的公民，也许有时候语意尖刻，但请相信我自始至终的善意。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梦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可是我依然愿意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付出心血。

按：这是《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序言。这本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像是天真可笑的堂吉诃德，徒劳无功地与风车搏斗，一日比一日沮丧，一日比一日绝望。时至今日，这本书的问世依然是遥遥无期。我只有先把序言发上来。这是我的原稿，如果编辑大人可以高抬贵手，给这本没什么安全问题的书一条生路，你们就会发现他删掉了多少。

 在阳光下行走（代序）

（一）

2009年末，我混进了江西上饶的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23天。那是一个未曾经历的世界，就像《西游记》中的盘丝洞和狮驼国，或者是爱丽丝穿过兔子洞到达的那个古怪去处，每件事都很荒谬，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生于文革，长于大陆，自以为对人间荒谬略有所知，到了上饶才知道，原来我的经验不过是豹之一斑，荒谬的年代从未真正终结，它就在我们身边。

在那黑暗的23天，我看到善良的好人被骗子愚弄，过着悲惨的生活；我看到人们离乡背井，为一个谎言虚耗时光；看到被践踏的伦理和情感，每个人都在欺骗自己的亲人；我看到病体孱弱的老人、营养不良的青年，他们经过了邪恶的教育，越发乖张和贫穷，对社会抱着深深的敌意；我看到家破人亡的惨剧，也看到洗脑的严重后果。我始终在问自己：为什么一个愚蠢的把戏竟能欺骗如此多的人？为什么传销者竟敢明目张胆地行骗？为什么传销一打不绝、再打不绝、总打不绝，甚至连“政府打击”本身都成为行骗的借口？

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这就是一个适合传销的国家。所有传销者都有相同的特点：缺乏常识，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急功近利，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他们无知、轻信、狂热、固执，只盯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却看不见近在眉睫的事实。这是传销者的肖像，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肖像。传销是社会之病，其病灶却深埋于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之中，在每个人的肌肤之中，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它就会悄悄滋长。

23天中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现在我把它写成一本书，书中没什么过人的见识，只有一些平常的人、平常的事，和一些人人都该知道的家常话。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常在自己的书里写一句话：供内服用。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剂苦药，可以在人们心中植下清醒的抗体，帮助他们抵御传销病毒。这邪恶的瘟疫肆虐已久，世间苦无良药，但愿我能够为此做点什么。

（二）

传销不算什么新鲜事，每个中国人都听过，很多人都有切肤之痛，电视、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人们听多了，见惯了，就把它当成一只烂苹果，既不问它为什么腐烂，也不在乎它烂到什么程度，轻挥手就把它丢到脚下，任它在那里彻底烂透。

这是当代中国一个公开的秘密，就在每个人眼皮底下，却从来没人愿意真正睁眼看看。传销者不了解传销，因为他们格式化的脑袋已经无力辨别；普通人也不了解，因为他们离得太远，而且根本就不在乎；连那些神通广大的媒体人也缺乏真正的了解，他们报道传销、拍摄传销，却永远忽视传销，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问题。没有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传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怎样洗脑？洗脑又是怎样实现的？为什么传销者竟会为了一个愚蠢的谎言如此狂热？

根据可信的统计，到2010年，中国大陆的传销者已经接近或超过一千万，这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这些人大多都是受害者，最终将一无所获，两手空空。他们经过了长期的邪恶教育，都患有程度不同的“善迟钝症”：人格扭曲、藐视道德、仇恨社会。接下来将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困局：在不远的将来，就在我们身边，将有1000万个赤贫而且走投无路的人。1000万双怨毒的眼，1000万双颤抖的手，1000万个陈胜吴广。

2009年2月28日修订的《刑法》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把“传销”定义为“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活动。这个定语很长，读起来也很枯燥，是迄今为止对“传销”最权威的定义，但远远谈不上准确，“一定顺序”云云，更是说的含混而笼统，远远达不到法律所要求的精准。

这条法律所定义的“传销”还是上个世纪的事。20年间这病毒几经变异，早已不复当年的面目，现在绝大多数团伙都不提供任何商品和服务，只是单纯的欺诈和拉人头（活跃在广西等地的“纯资本运作”就是明证），在我看来，“传销”二字本身就是个错误，而且早已过时——既然没有“销”，又谈何“传销”？把“诈骗”称为“传销”，这本身就在误导民众和混淆概念。我也反对把此罪名列入“扰乱市场秩序罪”或“非法经营罪”，因为它扰乱的不仅是市场秩序，更是基本的公序良俗；它不仅骗钱，而且害人，乱人心智、坏人健康、毁人家庭，如果把这时代的道德比喻成一个满身流血的病汉，传销者干的就是往他身上一把一把地洒盐。

按照《刑法》，普通诈骗罪的最高刑期为无期，盗窃罪甚至可以判死刑，与此相比，“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社会危害更大，对人的摧残更深，而量刑却明显过轻，对普通传销行为只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才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用法律术语讲，这是明显的“罪刑不相适应”，罪恶极大，惩罚却极轻，与其说是在打击传销，还不如说是在鼓励传销。

如果可能，我希望给这种罪行以更准确的命名（例如参照国外法律，将之命名为“金字塔诈骗计划”），在刑法中单独列罪，或者归并到“金融诈骗罪”或“非法集资罪”。与它所犯下的巨大罪恶相比，除了死刑，再重的刑罚都不算过分。

（三）

金字塔诈骗计划在所有国家都是犯罪行为。然而中国政府却在此问题上一再失误，1990年轻启邪恶之门，使大量的传销团伙甚嚣尘上；1998年取缔传销，却又留下了一扇祸患之门，保留了一些类似的、含混的型态，同时在概念上极度糊涂，把传销、直销和金字塔诈骗计划混为一谈，导致大多数国民都在此问题上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常见的误解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认为传销在国外是合法的，只有在中国才是被禁止的；

二、认为传销是进步的新事物，而传统的卖场销售是落后的旧事物；

三、认为传销本身不是坏事（否则当初国家怎会批准？），只是因为人的素质不高，好事才变成了坏事；

四、认为传销分为两种：合法传销与非法传销；

五、认为传销确实能够赚钱，只是政府不允许。

这些全是错的。我们平常所说的“传销”，其实就是“金字塔诈骗计划”，它在哪里、在任何时候都是犯罪行为。除了幕后最大的黑手，普通参与者不仅赚不到钱，反而要赔光一切，赔上时间、金钱、健康，赔上亲情、友情与爱情，甚至还要赔上生命。

20年间这种病毒已经产生了几代变种，光我知道的名目就不下20个，除了所谓的“连锁销售”，还有（纯）资本运作、直复营销、直复加盟、框架营销、网络营销、网络加盟、人际连锁、人际加盟、加油站……每个名目背后都是数不清的团伙，每个团伙都有数千、数万乃至数十万人。

这是经济邪教，也是恐怖的瘟疫，20年间千万人身陷其中，千万亿资金流失。数不清的家破人亡，数不清的兄弟反目，数不清的流离失所，数不清的罪恶，数不清的灾难……

然而这眼皮底下的罪恶却一直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政府视之为疥癣之疾，普通民众视之为蠢人才会上当的把戏，媒体渲染一下、报道一下，转过身就丢到脑后。人们依然漠视，依然姑息，依然纵容。而传销者就躲在我们身边的黑暗洞窟中，被骗、骗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睁着血红的眼，怨毒地瞪视着整个世界。

在《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揭开封皮，放出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从此开启了一个动荡流血的时代，千万人死亡，千万人于路痛哭。这故事与中国传销如出一辙，巧得很，妖魔飞走的地方就在江西龙虎山，离上饶很近，在那里，我曾亲眼目睹这些转世的妖魔如何横行人间。

（四）

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惑：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能被别人洗了脑？我的经历证明：洗脑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只要合适的环境、足够的时间，给一个人洗脑不会比格式化一张电脑磁盘更困难。人类的理性貌似强大，实则从来都不可靠，把狼驯化成狗很困难，把人变成蠢人则十分简单，要想把一个正常人变成传销者，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了。

为了洗脑，传销团伙都编造了大量的谎言，这些谎言可以分为三大类：

首先是“合法性谎言”，为了证明自己合法，每个传销团伙都会竭力与“传销”本身划清界线，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新生事物”，国家支持这个新事物，引进他们，暗中扶持他们，并且为他们制定了大量的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大到入伙费交多少钱，小到每顿饭吃多少米、吃几瓣蒜，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法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会编造大量的领导讲话、会议精神、媒体报道，把层层光环都扯到自己身上，然而我们知道：这世上能发光的不仅是太阳，污水里冒出的肥皂泡也会偶尔泛出微光。

其次是“伟大使命谎言”，此处他们要虚构一个黑暗的社会现实：经济危机、物价飞涨、民生凋敝、企业破产……而更加不堪的是中国居然加入了WTO，洋货即将大举入侵，到时没破产的也要破产，破了产的再破一次，真叫个“国势糜烂，不可想矣”。正是这种种内忧外患，国家才破例引进了他们，要靠他们振兴中华、抵御列强、发展经济、造福人群……，一句话，中国的未来就指望他们了。为了这个伟大的使命，大多数团伙都会强迫他们的成员饿肚子，即使饿得要死，这些可怜的人们依然觉得自己在拯救国家。

再次是“美妙前景谎言”，每个团伙都会以百倍乃至几百倍的暴利来引诱新人，投入3800元，两年回报380万；投入36800，回报1500万……，为了证明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他们还会虚构出许多有名有姓的发财故事，把马云、黄光裕这样的企业家也指认为传销英雄。这本来只是个单纯的金钱骗局，但在传销者口中，它还同时是一个国家培养人才的摇篮，成才之后，国家会扶持他们做官，扶持他们经商，甚至会安排他们免费出国深造。这些话是如此难以置信，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信以为真。

除了谎言，传销团伙还有一套完整的洗脑程序：先创造出一个真空环境，禁止成员接触任何外界信息；然后营造出温馨的家庭氛围，所谓“行业就是一个大家庭”，使成员放松警惕、消除顾虑；还有宗教般的仪式、军事化的管制，使人无条件服从，并能从中体会到宗教般的神圣与狂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这些谎言要讲上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在全国各地，在大江南北，在每个城市的黑暗角落中，这些荒谬的理论和言语不断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我说过，人是虚弱的动物，而语言的暴力就是最大的暴力，这是与世隔绝的黑暗洞窟，当狼牙棒高高举起，再坚硬的脑袋也只是一堆血肉之泥。

他们制造愚蠢。于是，一个白痴诞生了，两个白痴诞生了，一千万个白痴诞生了……

他们鼓吹仇恨。于是，一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两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一千万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

（五）

1960年安徽凤阳的武店公社有个医生叫王善生，那时正是大饥荒时期，许多人患有浮肿、闭经和子宫下垂，公社干部找王医生来治疗，他看了看，说治不了，因为“少了一味药。”

那味药就是粮食。

50年后，有一种社会之病久治不愈，原因也是少了一味药，这味药就是常识。

18世纪时托玛斯.潘恩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字就叫《常识》，这本书的重要性堪比1776年的《独立宣言》，它并不深刻，却把许多人从梦中摇醒。夸张点说，正是这本书造就了美国两百多年的繁荣昌盛。而在当下中国，在传销肆虐的当下，人们最缺的也正是这个：常识。

常识并不总是令人激动，但它不可或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说出一些常识，更希望它能够唤起整个社会对传销的重视，不要假装它不存在，也不要假装看不见，正视现实，从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中检讨其成因，分析其现状，然后采取合理而富于人性化的措施，挽救失足者，惩治作恶者。传销者做的是坏事，可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坏人。他们需要的是仁慈的帮助，而不是残酷的惩罚。需要惩罚的是这邪恶的骗局本身，更是形成和助长这邪恶骗局的制度。

我希望看到希望。这希望很简单：让常识在阳光下行走，让贫弱者从苦难中脱身，让邪恶远离每一颗善良的心。

2010年9月，广州

 昨晚跟编辑核对稿子，从十点一直到凌晨五点。有中有两句话的遭遇都很有意思。

    这稿子是我的传销纪实，有传销者告诉我，只要投入3800元，两年之后就会变成500万，我这样写道：
    我连连点头，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我们“体系”有近200人，每人赚500万，那就是将近10亿，盈利能力相当于中国移动的一家省级公司。如果全行业700万人都能赚这么多，那就是35万亿，远远超过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赶日超美只是眨眼间的事，我中华上国分分钟就能一统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可以“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中国农民，拿根棍子就能击落帝国主义的隐型战机，根本不用发展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连兵都不用养一个。

    终审意见把“眨眼间的事”后面全都删掉了，说是太敏感。
   

    我：这是讽刺之语，我想问题不大吧？
    编辑回答：不成。
    我：这个，稍有智商的人都能看出来我是在讽刺啊
    编辑：没错
    我：那还有什么问题？
    编辑：你把那些没事找事的人，当成笨蛋吧
    我：这样行不行？
    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赶日超美只是眨眼间的事，我中华上国分分钟就能一统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可以“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中国农民，拿根棍子就能击落帝国主义的隐型战机，根本不用发展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
    编辑：我中华上国分分钟就能一统天下，这句还是有问题。
    我：那就这样，
    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赶日超美只是眨眼间的事，只要有了传销，根本不用发展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正如孟子所言，可以“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中国农民，拿根棍子就能击落帝国主义的隐型战机。
    编辑：不行，只保留一句吧：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赶日超美只是眨眼间的事，只要有了传销，根本不用发展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
    我：孟子那句话为什么不行？
    编辑：你下面用了700万个中国农民、帝国主义，战机
    我：中国农民如果敏感，就改成“传销者”；
    编辑：那咋还跟帝国主义的隐形战机干呢？
    我：帝国主义如果敏感，就改成“高科技无人驾驶的隐形战机”。
    唉，处处敏感啊。
    编辑：不行，“战机”还是敏感。
    我：战机有什么好敏感的？
    编辑：隐指军事啊
    我：好吧，那改成金兀术吧。这样：
    拿根棉花糖就能打败金兀术的拐子马和铁滑车

    这段话最后变成这样了：
    我连连点头，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我们“体系”有近200人，每人赚500万，那就是将近10亿，盈利能力相当于中国移动的一家省级公司。如果全行业700万人都能赚这么多，那就是35万亿，远远超过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赶日超美只是眨眼间的事，只要有了传销，根本不用发展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正如孟子所言，可以“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传销者，拿根棉花糖就能打败金兀术的拐子马和铁滑车。

    第二段话更有意思，我混进了一个以河南人为主的传销团伙，我这样写道：
    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就叫“河南体系”，在上饶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有将近200人，这数字还在不断增加。除此之外，还有山东体系、河北体系、四川体系……
    终审意见不同意，说“河南人”是个敏感词，涉嫌歧视，必须修改。
   

     我把这段话又复制了一遍：这个，有脑子的人都能看出来吧，我有一点点歧视的意思吗？
    （其实这个编辑还不错，他只是奉命与我沟通，但是他背后，有几个思想极其保守的老人家，这位编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不是个好说话的，老人家更不好说话，所以这编辑的处境十分艰难）。
     编辑：不行啊，上面的意思，这话必须修改。
     我：那怎么改？
     编辑：老人家的意思是这样：
     他们都是河南农民，这团伙就叫“河南体系”，以河南人为主。
     我：我的原文是：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就叫“河南体系”。
         你改的是：他们都是河南农民，这团伙就叫“河南体系”，以河南人为主。
         这有什么分别吗？
     编辑：上面有个道理，说把你提到的“河南人”明指为“河南农民”，这样就不会有人提意见。
     我：可这样太罗嗦了，我把第一句话去掉行不行？
     编辑：好吧。
    
     于是，“这团伙以河南人为主，就叫‘河南体系’”。改成了“这团伙就叫‘河南体系’，以河南人为主”。这就是“朝三暮四”的21世纪中国版。

     以上绝非虚构，都是我所经历的百分百的事实。在整部书稿的核对过程中，这只是两个微不足道的例子，还有许多更荒谬、更不可思议的事，如果将来我的读者看到这本书，发现其中有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东西，那也许并不是我的责任。甚至也不是编辑的责任，其根源更深，来头更大。我不是什么好作者，也写不出什么好作品，可是，我希望读者能够知道，在这时代，当个作家也很艰难。有时候，不是我不想写好作品，而是他们根本就不让我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