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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白井克彦校长,尊敬的河野洋平先生,
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首先,我感谢白井克彦校长的邀请,使我有机会来到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同青年朋友和老师们相聚一堂,我感到十分高兴。我代表中国人民,向在座各位朋友,向日本人民,表示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早稻田大学是中国人民熟悉的学府,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上世纪初,早稻田大学就招收了数以千计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廖仲恺、李大钊、陈独秀、彭湃等曾在这里负笈求学。今天,早稻田大学同中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保持着良好关系、开展着广泛的学术交流,为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来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认识的几位日本朋友,他们是竹下登先生、海部俊树先生、小渊惠三先生、森喜朗先生、福田康夫先生、河野洋平先生等。他们都是贵校的校友,为日本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去年早稻田大学建校125周年时,你们提出要建设“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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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一个年龄群体、年龄阶梯。用社会学的话说,作为一个社会类别,它是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新史学的主要成果之一便是说明各种社会群体在近代化过程中如何随着产业化、城市化一步步形成。
中国以前对人有“老少”之分、“大小”之分,也有“孩子”、“壮年”,但几岁到几岁是婴儿、幼儿,几岁到几岁是童年、少年、青年,然后是中年、老年,这些都是近代开始一步一步地规范的。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比较特殊的是产业化相对滞后,因为民族危机,近代的教育体制在近代工业系统形成之前先建立,所以中国最初形成的“年轻人”群体实际上是青年学生。
而青年不单单是一种社会类别,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类别。自形成始,中国社会对这个年龄群体便有特别的期待、要求,这就是社会学中的“角色”。社会角色是社会对某个群体角色的担当者的期待的复合体,这其中包括了义务、使命或者规范,然后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但它也会变化,角色的内涵会随着历史的过程、社会的变化发生演变。
自中国有“年轻人”这个社会类别,“青年”角色就开始被建构起来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一开始便赋予中国的年轻人很多的意义,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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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则徐
著名学者、文化批评家王晓华先生最近声言:“中国的当代启蒙
前后仅仅四年,作为坚守者的王晓华先生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将启蒙进行到底”改变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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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二十年后再回望八十年代,你肯定有许多感慨。
金观涛: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我们应该格外珍惜它。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如何评价八十年代?
金观涛:我对八十年代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它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启蒙,第一次启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的思想,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第二次启蒙就是八十年代民间半民间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两次启蒙运动都没有完成。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说第一次启蒙运动没有完成呢?
金观涛:表面上看,五四树立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但那纯粹是陈独秀个人的提法。陈独秀穷其一生,最潦倒的时候都坚持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他是很有远见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只确立了一面旗帜,这就是科学。我和青峰做过专门研究,例如分析当时报刊对&l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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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总司令”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竖起的两杆旗。作为一种观念,20世纪以来它如此深入人心,以致口号化为一种名词教,使得分明是反民主和不科学的言论都顶戴着它的名头。这是历史惨痛的结果———求仁不得仁,却走到了仁的反面。直到上世纪50年代,胡适方对此有所反思:“独秀并没有给‘民主’和‘科学’下任何定义,他只把这两个名词———两个涵义广泛的观念———都‘人格化’了……叫做‘德先生’和‘赛先生’。”胡适接着指出,把一个观念“人格化”了,往往等于“神化”了,并不能叫人们得着明白清楚的认识,也许还可以引起盲目的迷信,盲目的崇拜。
事实正是如此。这不是陈独秀没有给民主科学下定义的问题,问题在陈独秀自己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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