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刚过，便被派了出差的活儿。
5月2日，下午北京飞南昌昌北机场，下飞机后打车到南昌火车站的汉庭快捷。出租司机听说我们要打表要发票后，表现得有些激愤，似乎我们挡了他的财路，一路唠唠叨叨，车也开得不稳。
3号早上7点15乘火车到贵溪，贵溪隶属鹰潭是个县级市，江西铜业的老家，同行的胖同事听说后抱怨被江西铜业套了不少。贵溪污染很严重，感觉整天都是灰蒙蒙的。吃饭都是辣的，不过有一个梅菜鸡爪很好吃。
4号由贵溪经鹰潭到九江，九江是一个地级市，小城市比较漂亮，但是也有一些污染的痕迹，尤其是长江边上，有一个九江石化，据说产值占了九江GDP的很大部分。九江风景最美的还是庐山区，这次虽然没有时间一登庐山，但一些需勘察的站点也在庐山附近，远观也是一种幸运，其中一个站点就在五老峰的脚下。庐山四周碧翠逼人，很让人眼前一亮。另外，庐山的文化底蕴也很深厚。东林寺是净土宗的开山之地，目前的住持据说是中国佛教学会会长。西林寺是个尼姑庵，苏轼的题西林壁人们炙口相传；朱晦庵的白鹿书院，白居易写琵琶行，也是在发生在九江，现在还有浔阳楼的
135：《秦汉史》，钱穆，看懂三分之一，不懂的三分之一，看不下去的三分之一；
136：《六祖坛经》，惠能，有些意思，思考到一些禅宗和儒家、道家相似的东西。
四月份将《国学概论》又看了一遍，并完成摘抄综合缩写。
明末清初诸儒，正值国家颠覆，中原陆沉，斯民涂炭，沦于夷狄。一时魁儒畸士，遗民逸老，深报故国之撼，夷狄之辱，而心思气力，无所放泄，乃一注于学问，期挽天下之将亡。于是推及吾心以言博学，有黄梨州；辨体用，辨理气，而求致之于实功实事者，有陈乾初；不偏立宗主，左右采获以为调和者，有孙夏峰、李二曲、陆桴亭；绝口不言心性，而标“知耻博文”为学的者，有顾亭林；黜阳明而复之横渠、程朱，尊事物德行之实，以纠心知觉念之虚妄者，有王船山；并宋明六百年理学而彻底反对之者，有颜习斋。其主张虽有异同，然其于六百年之理学为穷而思变则一也。船山善言玄理，独出诸儒，然其学风湮沉，少所影响。梨洲长于史学，一传而为四明万氏，开浙东学派。颜习斋及弟子李恕谷所倡曰六府、三事、三物、四教，括而言之，唯在一“礼”。时有亭林，倡“经学即理学”之说,若与万季野、李恕谷之说合。当时近史多触清忌，文字狱屡兴，故史学未有进一步之发展。而亭林学问尚搜讨，铢积寸累，陋者可以自藏，于是受一世推崇。后有苏徽二学派，其开山者一为惠东，一为戴震。经学考据自此发扬光大。再后有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出，遂破亭林“经学即理学”之牢笼。后起者有
隋唐以来，儒家经学注疏已成为学子务出身，猎禄利之途辙，无学术思想可言。经五代十国之乱，迄于宋初，其学术思想承托者，唯禅林道院而已。然长生神仙之术，渺茫而莫验，涅盘出世之教，亦厌倦而思返，至此乃追寻之于孔孟六经，因袭道院禅林之绪余，而开新儒学之机运，则所谓宋明理学。
初有濂溪（太极图说）、百源（皇极经世）、横渠（正蒙），均先言宇宙本体，再推而及于人生之大道。后有二程，而学风一变，明道之学，首本识仁，何以识仁，故主诚敬以存之。而诚敬只是持守之道，故又言须先在致知。故曰：学在知其所有，又在养其所有。伊川亦主反求心性，此与明道同。唯明道偏于主敬，而伊川重在致知。二程之学与濂溪、邵张不同，一主自心出发，一主自宇宙出发，而所求心与万物一体则一。朱熹学于延平、李侗，得洛学正传。其学风与伊川为近，侧重致知一边。但由此更进一步，其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于是自格物穷理一转而为信古人、读古书，又归其要于学、语、庸、孟之四书。朱子以其人信心之强、气魄之大，议论之高广，组织之圆密，好古博学，自孔子下，殆无其比。且又能以平实浅近之
两汉经学，经郑玄融通，而博士家法，遂成废弃，中经丧乱，至于魏代，而今文全绝，古文独传。又经王肃伪证，杜预曲说，再经王弼以老庄注易，何晏、皇侃以玄虚说论语，范宁破弃颛门以解榖梁，再加之受清谈之洗礼，经学渐变换其本来面目。及至唐人造五经疏义，并自此科举取士，相沿尊用，迄于宋代，而间有增益，所谓十三经注疏者也。然士人仅凭此趋利禄，务出身，若言学术思想之流变，则不足论也。
汉桓灵之后，佛教东来，正值祸乱，三国分裂，人心厌世，趋慕虚无。小乘佛教，既投俗好，由于庄老清谈，颇为相合。后译事渐盛，其幽深邃秘之论，潜移思想之进程，庄老清谈一派之浅薄之论，日渐衰退。而大法之寻求，妙义之探检，其热烈向往之心，遂旋转一时之风气。隋唐之世，大乘教义，遂握中国思想界之权威。于佛教探寻，其工作有二，一为经典翻译，二为西行求法。逾五百年，及于大乘教义发挥完全，组织圆密，以至于盛极而衰。如天台、华严诸宗，其所占社会势力，迄于唐末，均遽就消灭，其深微之妙理，阒焉无闻。唯禅宗以“不著语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为教义者，独昌光盛大。衍及宋明，益滔滔披靡天下。理学诸宗，
两汉经学，儒术定尊，经学大兴，至东汉末年而至全盛。但其流弊也同样为其时代所不能承受。一为今文经杂入阴阳家言，遂成谶纬之学，二为古文经专于传注，自限于师说。东汉王充起而做《论衡》而开思潮之新向。其一为反对天人相应阴阳灾变之说；其二为反对圣人先知与神同类之说；其三反对尊古卑今之论；其四反对专经章句之学。时值天下大乱，儒生无所用其事，遂学风丕变，一转为向内心之批评与寻究。其学风所向，盖首贵体无，遂有无名之论，无累之辨。必无名无累，后可以明我，明我之后，方可葆我之真。遂有阮遥集之蜡屐，王子求之访戴之轶事。然晋人之所谓我者，实未能见我之真也。钱穆先生云：“晋人以无为本，趋向不立，则人生空虚，漂泊乘化，则归宿无所。知摆脱牢缠缚，而不能建树理想，知鄙薄营求，而不免自陷苟生。故晋人之请谈，譬诸如湖光池影，清而不深，不能具江海之观，鱼龙之奇；其内心之生活，终亦浅弱微露，未足以进窥夫深厚之藏，博大之蕴也。”宋齐以下，社会逐渐安定，学问渐尚博涉，老庄易理，各有前辈陈说，必当探究，无取虚说。又兼佛学东来，儒学复盛。学者之精神，又渐渐转而向外。
汉庭初立，疮痍未愈，为政者尊于黄老，与民休养生息。汉武之时，国力积累已厚，遂有实施一种积极政策之需要。唯儒学堪当此任。遂立五经博士，自此两汉学术，莫不尊孔子，崇儒术。秦时所焚之经书，大多用古文写成，古文即周时通用之籀文（大篆），而汉时通用文字为隶书，所以开始所立五经博士都是以今文解古文，后世有刘歆提出增立古文博士，自此有今古文之争。今古文相较，其意有略同处，亦有有大相违之处。钱穆先生云：“所谓汉今古文之争者，如斯而止。大抵今文诸家，上承诸子遗绪，用世之意为多。古文诸家，下开朴学先河，求是之心为切。无今文之启行，则经学无向荣之望。无古文之后殿，则经学无坚久之效。”此言得之。
焚书坑儒，实为两事，时间相隔一年。
焚书一案机缘于博士淳于越之议政，言始皇当学殷周为封建制，不应实行郡县制。丞相李斯非之，谓其不师于今而学于古，遂建议始皇，焚诗书。但所焚之书主要是儒家五经，因五经崇尚复古礼，不合于秦制。
坑儒一案，源于始皇求仙不得，侯卢二生亡去，卢生谤言，而廉及诸生之妖言。故坑诸生四百六十余人，后谪发徙边者无数。
以上事实，绝不是平常多听到的毁灭文化那般惨烈。钱穆先生云：“秦人焚书坑儒，推其渊源，皆由荀、韩。荀主法后亡，诛奸人，故秦禁非上而坑儒士。荀主正名，故秦同书文而烧古籍。韩言：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故秦收书，禁语诗书，而令学者以吏为师也。秦人亦专伸一家之学，而行古者政学合一之制耳，非尽灭学术使无存也。”
西周之时，学术尚本诸于王官，礼不下于庶人。周室东迁，天子失官，大人不悦于学。“学者”何解？一“礼”字可以尽之。钱穆先生曰：凡当时列国君大夫所以事上、使下、赋税、军旅、朝觐、聘享、盟会、丧祭、田狩、出征，一切以为政事、制度、仪文、法式者莫非礼。既然大人们不学于礼，则当时便生出一对知礼之人的社会需求。孔子即当时一社会需要的知礼之人，但孔子知礼不是知礼以应世，而是知礼以矫世。自此开启学术平民化之风气。诸子百家，渊源有自。
要看诸子百家的渊源，一要看百家代表人物之间的联系，二还要看各家学术宗旨的流变。首先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源于儒。李悝为子夏弟子，可见兵家源于儒家。商鞅受李悝法经以相秦，可见法家与兵家之关系。汉志农家二十篇，有学者疑为李悝、商鞅所讬，则兵家、法家与农家又有了联系。尸佼为商鞅师傅，而他的书列为杂家。许行为农家代表，而他却学于禽滑厘（墨家），则农家与墨家又有联系。荀子将墨翟、宋钘并举，而汉志将宋钘列为小说家。庄子天下篇将宋钘、尹文并举，而汉志将尹文列名家，而观其禁攻寝兵，五升制饭，即墨子非攻量腹之意，则墨家与小说家、名
131:《西班牙旅行笔记》：对西班牙的近代历史有了进一步了解，但也激起了我了解欧洲史的兴趣，海南出版社的那本欧洲史以前看不进去，现在有必要认真看一遍了。
132:《一路走来一路读》：介绍美国民主的优越，法制的健全，以及近代民主与法制的实现与健全的历程。这是我看的林达的第九本，也是至今最后一本出版物。
13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的书看起来让人觉醒；
134:《国学概论》：钱宾四的书读起来让人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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