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Suyin,1916- ），著名英籍华人女作家。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就读。
1952年，她的自传体小说《瑰宝》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1956年，好莱坞据此改变的电影《生死恋》获三项奥斯卡奖。韩素音的作品几乎都与中国相依相恋。她多次会见和采访中国国家领导人，并写下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访和纪实作品。
1980年代以来，韩素音的作品陆续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如自传《伤残的树》、《无鸟的夏天》、《凋谢的花朵》、《吾宅双门》、《再生凤凰》，小说《青山青》、《等到早晨来临》、《迷人的城市》及传记《周恩来的世纪》、《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等。
韩素音为奖掖后学，鼓励文化交流，捐资设立了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中外科学基金奖、彩虹奖、中印友谊文学奖和普及英语奖。其中韩素音青年翻译奖是我国翻译界最高奖项，被称作翻译界的“奥斯卡”。
2007年4月，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引进、出版了在西方世界风靡了半个世纪的《瑰宝》（中文版），使这部书写中国的经典小说终于回归了祖国。
韩素音对中国的情感终生不渝。她曾说：“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跑来跑去：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韩素音现居瑞士洛桑，92岁，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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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素音的堂弟周光地先生,日前给本博发来如下文字:
结束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旅行，好像那湛蓝色的海和中世纪的教堂一直跟随着我。我留恋那里的美术馆、画室所留下的大师们的作品，不忍挪动脚步。而空中小姐的那句“文森特·凡高生命最后的日子就是在这里度过的……那金黄色的向日葵成了阿尔的城市名片”，我倒是记在心里了。
傍晚，弗兰克教授安排我欣赏他收藏的中国藏书票, 这批书票多数是他意大利的一位朋友转送的, 还有是和李嘉新先生交换的。面前的资料中有《东方藏书票》和上海的书票小报,他请我在已经分类的藏书票中选熟悉的作家向他介绍……当我们谈及中国作家是否使用藏书票时，我便向他介绍中国的藏书印历史。弗兰克教授提到了鲁迅、巴金、韩素音等人的作品，并请我为他收集当代中国著名作家的书票。
晚餐后弗兰克教授约我再次进入他的书房，并又一次向我提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还从书橱里取出斯多葛出版社出版的韩素音的书……在我的印象中，韩素音这个名字“文革”前后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出现过，大家见过她和周恩来、巴金在一起的照片，那是远去的历史。我一边记忆，一边用微笑和点头应对弗兰克教授滔滔不绝的话语，谈话的间歇，翻译告诉我在新浪可点到韩素音的博客，于是我们当场上网搜索……
我给韩素音博客管理员、韩素音新出图书的责编陈蕾女士留了联系电话，希望为韩素音制作藏书票……
我认真查看了韩素音近年来的生活照，和多种文本的《瑰宝》封面，选择用早期肖像和其著作封面为背景，用中国人习惯的藏书印作为表述票主身份的连接，“韩”加上“素音藏书”，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组合。我用铜版画技法完成了这件作品。
陈蕾建议我在9月12日韩素音女士93岁生日前完成寄到瑞士, 接着收到的信息又让我转寄新加坡, 由其干女儿周惠音女士带往洛桑。 我一一照办。
今天收到陈蕾的信息：“韩素音已收到藏书票并表示感谢……”我感到一丝安慰，忙碌了十多天总算有了结果！明天，九月十二日是韩素音女士93岁的生日，我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北京，祝福她老人家长寿，健康！
再看这枚书票，我想如果有时间应该再深入了解一些情况，多收集一些素材。弗兰克教授曾建议我走访保尔·贝尔蒙多的工作室。因为，那里有雕塑家为周恩来纪念牌所做的浮雕像复制件，可能会了解更多关于韩素音的故事，会对我的创作提供帮助。
在法国人的眼里韩素音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我的心中她是一位带着遥远的乡音，居住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位善良老人。韩素音女士，请接受此时彼刻我送上的祝福……
倪建明200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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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素音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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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羊城。当《家庭》杂志向我索稿时，我想及一个话题：不久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女士路过上海，曾告诉我，今年9月是她70大寿，她也许会在上海过生日……
“韩女士，我要向您表示祝贺——因为后天便是您的70大寿。”我说。 “谢谢!”她笑了。 “不过，您的计算70寿辰的方法，与中国的习惯不一样……”我知道，她的生日很好记，她是在1916年中秋节那天，降生于中国河南信阳周家谷。换算成公历，也就是1916年9月12日。按照中国的习惯，应当在去年9月12日庆贺她的70诞辰。倘若按照中国“做九不做十”的古代沿袭，则应在前年9月12日庆祝她70大寿了。 “我喜欢准确地计算时间——后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实实在在度过了七十周年的日子，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她一点也不含糊地答道。 是的，她确实注重于精细地计算时间。正因为这样，她与丈夫分别了两个月之后，一个从北京来，一个从香港来，抵达上海的时间，只相差4个小时而已。 这位古稀老人的日程，安排得像绷紧了的琴弦。她告诉我，这次在上海只逗留30个小时：晚上，出席上海对外友协为她举行的庆寿宴会；明天上午，到上海师范大学就中国教师节发表演说。下午，参观周恩来在上海的故居——周公馆。晚上，飞往成都。9月12日，在她的成都老家，和丈夫一起度过她的70寿辰……然后，她还要去兰州采访，经北京回瑞士。 她已在瑞士洛桑定居，每年却有7个月在世界各地访问、演说。正因为这样，她有着非常精确的时间概念。 她的家是小“联合国” 她的家，是个小小“联合国”。 她的父亲周映彤，是中国人，四川郫县人，祖籍广东梅县，铁路工程师。她的母亲玛格里特是比利时人。周映彤留学比利时时与玛格里特相爱。 她的丈夫是印度南方人，一身棕黑色的皮肤，“陆文星”是她给他取的中国名字。 她自己是欧亚混血儿，
她的前夫唐保黄，是国民党军人，1947年死于东北战场。 她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取名蓉梅，意即“成都的梅花”。 她的养女到美国留学，与美国犹太人西尼·格莱齐尔结婚，生下她的外孙女卡玲。卡玲是中国和犹太血统的混血儿。 她的丈夫陆文星则有三个印度血统的孩子，都在印度成家了。 如果把她的外祖母莱里德斯——荷兰人包括进去，她的家庭成员有中国、比利时、印度、美国、荷兰五国人，有中比，中美两种混血儿。 她，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子，方形的脸庞，褐黄色的眼珠，白中带灰的头发，细高个子。我没见过她搽过粉、抹过口红、烫过头发。她的头发剪得很短，看上去像游泳运动员的发型。她虽已年届高龄，思维却非常敏捷，谈锋甚健，机智之中夹带着幽默。性格开朗，外向。 他呢?由于皮肤黝黑，头发显得更白了。两道浓眉之下，一对眼睛射出明亮的光芒。他身材魁梧，西装，领带整整齐齐。他性格温和、淳厚，言语不多，总是微微笑着。 她会讲流利的汉语，他听不懂；他则一向讲印地语，她也听不懂。在家里，夫妇之间讲的是英语。在上海，在与中国人聚会时，韩素音一边用汉语跟大家谈笑风生，一边又不时充当翻译，把中国人(包括她自己)讲话的意思译给陆文星听。她告诉我，到了印度，便颠倒过来，陆文星成了她的翻译，因为印度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懂得英语。 她和丈夫住在第三国——瑞士，那里既不是她的祖国，也不是他的祖国。老夫老妻住在一起。这个特殊的家庭，怎么生活呢? 韩素音告诉我…… 她的家庭生活 瑞士是个小国。坐火车，从瑞士的这一端到那一端，5个小时而已。再坐，就越出国界了。 洛桑是瑞士西部的小城，离日内瓦很近。她家在丽曼湖畔的一幢公寓里，环境幽雅、安静，适宜于写作。 “我不要大房子——虽然我完全住得起大房子。”韩素音说，“我们家就两口子，都忙于工作，没有工夫收拾。对于我们来说，房子太大、太多，是个负担。我们家一共三个房间——客厅、书房和卧室。另外，还有一间厨房。至于澡房倒有两个——我和他各用一个。”
她说家里实行“三无”：没有电视机，没有小轿车，没有保姆。 没有电视机，那是因为没有时间看电视。遇上发生重大新闻，她就到邻居家看一会儿。 没有小轿车，那是因为商店就在附近，买东西很方便。另外，瑞士的公共交通发达，公共汽车很多，又不拥挤。 没有保姆，这几乎是西方家庭的惯例，因为保姆工资实在太高。她和丈夫自己动手做家务。丈夫体谅她写作很辛苦，就把买菜、烧菜之类事情揽了下来。他喜欢烧中国菜，在北京，还学会了烤鸭手艺呢。韩素音说，她平均每天花一小时做家务，丈夫则花两小时做家务，她自己倒垃圾，自己去买米、买面粉，自己动手回信、寄信…… 陆文星有个孩子身体不好，他每年总要有几个月回印度照料孩子。他不在家，她就自己买菜烧饭。 “我常常要给她准备许多锅子!”陆文星对我说。 “为什么?”我感到奇怪。 “她写作入了迷，就忘了锅子，煤气把锅子烧坏了她还不知道!”陆文星一说，韩素音也哈哈大笑起来。 韩素音说：“家里的重活，干不了，请一位邻居来做。这位邻居是意大利人，每星期来干4小时，每小时要25个瑞士法郎，每个月要付给她400瑞士法郎。每年8月，她要休假，不来干活，我还要照样付给她400瑞士法郎。干脆，我每年8月必定出去旅行……”说到这里，她又大笑起来。 “其实，这位邻居挺好，挺可靠。”韩素音接着说，“象这次，我和丈夫都离开洛桑，把房门一锁，就行了。我把钥匙串交给邻居，她会替我照料房子，收好我的信件、汇款，一个子儿也不会少。她的丈夫是出租汽车司机，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她要的工资很高，是因为西方保姆的工资都相当高。” 她每年都去美国。为了来去方便，她在纽约东城买了一所公寓。她告诉我：“那房子不大，也请邻居照料。每星期，邻居进屋，替我放一下自来水。要不，长久不放水，水会发黄的。那房子很多年没有粉刷了，去年我请人粉刷。‘粉刷公司’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电脑工程师，一个是律师，却替我刷房子。他们觉得坐办公室坐腻了，干点体力活，调剂调剂。美国人并不以为知识分子干体力活‘丢人’，大学生们去干体力活的很多。我的外孙女在假期里，就跑到南方养马，成天给马洗澡，还会给马打脚掌呢!” 一对恩爱的老夫老妻 韩素音原本是医生，在香港、新加坡行医，业余从事写作。从1964年起，她以写作为职业。迄今，她已经出版了25种书。她的书在西方畅销，往往每种书印数达20万册，所以，她有着可观的版权收入，稿费成为她唯一的生活来源。她完全可以在瑞士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 她的丈夫埋头于他的技术工作。平常，他们各自做各自的工作，互不干扰。陆文星不大喜欢文学。她的小说，总是在出版之后，他才成为她的读者。 她以为，要写作，一定要深入生活。她每年差不多要到中国两次。她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大地。她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正因为这样，英国哲学家罗素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一条认识中国的捷径——那就是读韩素音的书。他说：“我用许多小时读韩素音的书。一小时里从韩素音的书中了解的中国的情况，要胜过我在那里生活一年。”正因为这样，韩素音被认为是“中国通”。韩素音说：“我热爱中国，我的根在中国，中国赐予我一切。”除了来中国以外，她还到世界许多国家采访。正因为这样，当她坐到她的书房里，她的作品才会象喷泉一样涌出。 有一次，当她准备到美国南方演说的时候，丈夫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她决定取消原定计划，留下来照料丈夫。她说：“我既是妻子，又是医生，我有双重的责任照看他。”可是，陆文星坚持要她以工作为重，不要取消预定的讲演。她在安排好丈夫的医疗工作之后，嘱托别人细心护理，这才踏上远途。 她还告诉我，有一次她在美国，一个敌视新中国的人故意造谣，说她的丈夫得了急病。她连夜打长途电话到瑞士，直到听见丈夫安详的声音，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 她是个大忙人。在上海，在为她举行庆寿宴会的忙碌的时刻，我替她照料陆文星先生，她关照说：“他有糖尿病，不要给他吃甜食。” 服务员端上一只特大蛋糕，那是专为庆贺她的70大寿做的。她欣喜地站了起来，用刀切成12块。虽然蛋糕是甜的，但她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下，她的丈夫不能不吃一块。我注意到，她切了一块最小的，用叉子叉到丈夫的碟子里，她的丈夫朝她微微地点了点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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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当下的韩素音自传：一个作家和一个世纪
孟
2007年4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了由我翻译的韩素音自传体小说《瑰宝》（ A Many Splendoured Thing）。这部韩素音的成名作、代表作曾在西方世界畅销、常销了半个世纪，并在奥斯卡影坛风靡了数十个春秋。五十多年后，中译本终于回归了祖国，其艺术魅力丝毫未减，不但市场热销，出版仅一个多月就加印，而且引起了书界、学界的广泛关注，大陆、香港的八十多家报刊刊发了有关此书的消息、评论、书摘，笔者的译文也得到了一些专家和读者的谬奖，给笔者这样一名译界票友增添了“底气”。为了满足今天的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韩素音的愿望，也为了给这股在新世纪再露苗头的“韩素音热”增温，文景公司决定继续推出韩素音的其他作品。他们首先选择的就是韩素音著名的多卷本自传的前三卷《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和《无鸟的夏天》，并邀约韩素音的好友金坚范先生和笔者担承译事。
此前，韩素音自传已经有了三联书店版和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版两种译本。其中三联书店在1980年代初推出的译本影响较大，国内读者大多都是通过这套译本第一次系统地认识韩素音的。笔者首次接触、认识韩素音，读的也是这套译本，当时留下的深刻印象正是二十年后笔者能在外文书店插架盈栋的外版图书中抽出 A Many Splendoured Thing的“前缘”。但三联版只是个节译本，所译文字不到原书内容的一半。韩素音在她为这一译本所写的前言中解释当时只出节译本的原因是，原书是为不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写的，故而中译本删除了一些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历史材料，“这既无损于原作的意图，也无损于故事的完整”。这是否是当时只出节译本的真正原因，我们无从知晓，亦勿需深究；但通读全书后不难得出结论：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一个完整的版本对中国读者也具有删节本无法体现的价值。即使仅对一些史实的叙述而言，作者也有许多独到的开掘与发现。如《伤残的树》中对客家人历史的追溯、从一位亲历者(李劼人)视角讲述的清末保路运动全过程，《凋谢的花朵》对1930年代西欧人民反战活动的记述、所引述的“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的回忆，《无鸟的夏天》对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系统结构的描述、对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微妙变化的观察与研究……都不是普通的国内读者所熟悉的。况且，一部著作除了叙述什么之外，还有一个怎样叙述的问题，后者与前者同样重要，这已经是一种阅读常识。即以韩素音自传而言，潜藏在叙述中的深厚情感，贯穿于叙述中的淋漓元气，展现在叙述中的开阔视野，时时闪现在叙述过程中的智慧之光，以及让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两相对照、映衬、交融的写作手法，都是节译本无从体现的。有鉴于此，文景公司确定以三联版为底子推出一个全译本。其中第一卷《伤残的树》、第三卷《无鸟的夏天》由笔者在三联节译本的基础上补译成全译本，第二卷《凋谢的花朵》由金坚范先生独立重译。除了补译、重译外，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还根据作品内容添加了相应的小标题，使期间整个历史与事件的流程能从目录和分级标题上看出眉目。希望这个全译本的出版有助于读者更完整、更充分地领略这部名作的风采，并认识韩素音的创作风貌。
由于有翻译《瑰宝》积累的经验，加之三联版译本的良好底子，我的补译大体上还算顺利。当然，补译有补译的麻烦，起码比独立翻译多出一个与原译的衔接问题，在动笔之前首先要通过对比译文和原文，厘清已译和未译；而旧译对原作的删节又比较复杂，既有整章、整段的删节，也有段中一句或几句的删节，还有删除几段又综合其意自撰一小段的情况，只有靠耐心细致的对比才能理清头绪。译完之后，把旧译、新译拼接成一个整体也耗费了不少功夫。翻译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韩素音毕竟是一位风格多变的作家，她在动笔写这套自传的时候距《瑰宝》问世已有十三年之久，人生阅历的增加造成了风格的显著差异，中年的沉静与宏富代替了青年的灵动与绚丽，我的译笔也要作相应的调整。这一次我固然不必为传达出《瑰宝》里面大段大段的抒情、写景文字所蕴含的诗意绞尽脑汁，但要把《自传》文字中的幽深意趣表现出来也殊为不易。《自传》（尤其是第一部《伤残的树》）中包含的大量中国历史材料处理起来也颇感棘手。人名、地名、职官、机构之类的名物还好说，花时间查证就是。书中频频引用的谱牒、碑铭、旧诗、民歌、旧体文章之类的材料译起来就要花些心思了，因为你不仅要译其意，还要将其译得像是中国的传统文字。所以，我在翻译时心中常常涌出这样的感慨：把这种中国题材的西文作品译成汉语要花双重功夫——在翻译之上还要花上一重“还原”的功夫。
作为一名作家，韩素音人生经历之丰富、创作题材之多变、作品中文化元素之繁博，即使放到国际范围内，恐怕也是罕有其匹的。中国、英国、印度、泰国、柬埔寨、尼泊尔、瑞士等地都曾充当过她作品的背景。在韩素音缤纷多元的创作中，其毋庸置疑的核心自然还是中国。而在其中国题材的创作中，最有分量的自然就是她的这套多卷本自传。
这套自传从作者的先祖胼手胝足的创业写起，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上囊括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相比较，刚刚过去的20世纪这一百年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这又是变动极其剧烈、极不平凡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为争取生存、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战的一百年，是中华民族脱胎换骨、凤凰涅槃、走向新生的一百年。这样一个时代或许没有汉唐的雄阔磅礴，没有宋明的旖旎摇曳，或许还有些幼稚、浮躁、残缺，但深蕴在这一时代之中的百折不回的求生意志、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直面现实、革故鼎新的果敢勇毅却是她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遗产。流血牺牲是可歌可泣的，灵魂中的矛盾、苦闷、裂变同样令人动容，同样具有启迪意义。从这一方面来讲，20世纪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内涵极其丰厚的“经典时代”，在将来的史书上所占的篇幅定会远远超过她在物理时间中所占的比重。韩素音以一位作家特有的敏感，同时也以一位东西方混血儿易于生成的“（环球）整体视野”，较早地意识到了她正经历的这一时代的特殊地位和巨大价值。她抱着为这一时代造像留影的宏愿，在甫届中年的时候（1964年），就动笔写起了自传。她的自传不可简单地以回忆录视之。这里面除了回忆自己的生活以外，还有回溯先辈、观察当下、追踪时变。在很多时候，时代的进程、作者的生活、作品的写作是保持同步的（韩素音的《瑰宝》等自传性作品也是这种情况）。在中国现当代的作家当中，韩素音是罕见地具有极强历史意识的一个，她自觉地用自己手中的笔跟踪时代的流向，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忠实的历史记录。
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目标，韩素音在文体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并取得了成功。推出这套自传英文版的出版社为这套书起的一个总标题便是《中国——自传、历史》（China: Autobiography, History）。当年的《观察家报》书评也认为这种 “把自传与现代中国历史融合起来”的写法“造就了一部杰作”。这一特点用现在流行的文学术语来表述就是，韩素音成功地将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体，既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道侧影，也记下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与同样有反映历史的职志、甘当法国社会历史之“秘书”的巴尔扎克不同，韩素音不是对中国社会作全方位的横向扫描，而是以推进-辐射的方式加以观照。她紧紧抓住自己（包括自己家族）的命运变迁历程，作为贯穿历史、展开叙述的线索，既放得开，又收得拢。从东方到西方，从都会到乡村，从洋人到乡民，从官宦到黑帮，从国共领袖到贩夫婢女……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无不被韩素音纳入她那充分辐射开来的视野当中。而这其中的每一位人物、每一幅画面、每一段插曲、每一个细节，无不被作者联系着自己的身世命运加以思考、判断，无不被作者赋予鲜明的爱憎色彩。这是一种个人化的历史，也是一种搏动着历史脉搏的自叙传。
在西方，《韩素音自传》已成为西方读者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经典读本，问世以来的数十年间频频再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谈到韩素音自传时曾说过：“我花费许多时间阅读韩素音的作品，在一小时之内了解的东西，比我在中国待一年所了解的东西还多。” 这段话代表了西方知识界对韩素音作品的认识，是对韩素音创作价值的充分肯定。在国内，这套多卷本自传的中文版也广受好评和欢迎。像一切经典一样，这套自传也具有常读常新，历久弥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获得新的解读与阐释的特点。1980年代初，人们更多是站在意识形态立场上，赞赏这套书对旧中国黑暗现实的暴露和展现在书中的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怀；1990年代，人们更关注的是书中所表现的中西文化冲突及身处文化夹缝中的欧亚混血儿灵魂中的矛盾与痛苦；而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这套书也会被重新发现和阐释，以独特的“身份”参与到人们关于“现代化”、“现代性”、“后殖民话语”、“多元文化”、“边缘族群”、“跨文化交际”等热门话题的讨论中。而对于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来说，它的鲜活、生动、逼真，它的洞见、热情、体温都是不可多得的。在如今这样一个不再企图通过抛弃历史来拥抱未来，而是依靠体会历史来寻找未来方向的时代，韩素音自传的价值会得到更为充分的彰显。当然，这套自传从根本上讲还是文学作品，它在读者脑海中留下的最清晰影像恐怕还是主人公的身影：一来到世上就被抛在东西文化的夹缝中，背负着祖祖辈辈积淀下的灵魂的重荷，探触着伤痕累累的苍莽大地的血脉；执着坚毅地追求理想，有时甚至有些偏激；同情悲悯于民生多艰，有时也不免流露出感伤与软弱；义无反顾地奔向光明、拥抱大海，有时也会迷茫地踽踽独行于荒僻之地……
《瑰宝》和这套韩素音自传的责编陈蕾女士为该书系做了不少工作。除了策划选题、编辑稿件，她还做了许多宣传、推广工作，如开通韩素音博客、约写书评、联系韩素音的亲朋好友，并搜集了大量关于韩素音的资料，为译者的翻译、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谨表敬意。
抛开对原作的处理方式不谈，仅就文本本身而言，三联书店的译本仍是不可多得的佳译。当时参与翻译的皆为译界名家，学养深厚，经验丰富，中西文字训练有素。他们高质量的工作成果为笔者顺利完成补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谨向董乐山、陈尧光、黄育馥等前辈表示感谢。
定居瑞士的韩素音女士已是耄耋老人。曾经仆仆奔走于世界各地的著名女作家如今已深居简出，中国也有十几年没回来了。但她对中国的关注始终如一，中国的每一点成就、进步都给她带来莫大的慰藉。前不久成功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也得到了老人家的高度评价，她称赞此次盛会是一座伟大的丰碑。中国同样也没有把她忘记，她国内的旧雨新知与她不断有书信往还，韩素音博客上不断有网友留言、发小纸条，中国驻瑞士大使每年都会在她生日时带着蛋糕登门祝寿，中国翻译协会今年6月要去向韩素音汇报“韩素音翻译奖”举办二十年来的情况……这次自传出新版也得到了老人家的支持，她不顾年老体弱，为新版自传作序，我作为译者之一深感荣幸。在此恭祝老人家身体康健，福寿绵长。
2009年4月16日
韩素音（Han Suyin,1916-
），中西混血儿，著名英籍华人女作家，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就读。
童年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基调。韩素音女士的童年充满了不安定，幻想，困扰、冲突、压抑和反叛。身为一个欧亚混血儿，她总是思索和质疑早已被视之为公理的制度、她在现实与思考中感受剧烈的内心冲突……在西方人把握话事权的时代，她从自己生活的世界里抽离出来，不断聆听、思考、学习，接近真象。在不断的否定、不断的怀疑中，韩素音女士从未中断思考，也从不停下脚步：从中国到比利时,从比利时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从祖国到英国，再从英国回到最近接祖国的香港。她固执而坚决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行走，在新中国被孤立的时候，她在种种怀疑、戒备、敌意中打开一扇归家的大门，以横跨东西方文化的优势，向西方世界介绍充满儒家人格魅力的周恩来总理、介绍一个与众不同、对于近百年来经受战乱动荡的中国人别具意义的新中国。
据说佛与人有一段对话：
问曰：“如何能静？如何能常？”
佛曰：“寻找自我。”
问曰：“世间为何多苦恼？”
佛曰：“只因不识自我。”
问曰：“人为何而活？”
佛曰：“寻根。”
韩素音女士的自传以个人和家族的经历折射出百多年间中国近社会的逐步沦落和在沦落中不断抗争的历史。而事实证明，只有彼此放下成见，放开胸怀，人们才能理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世界，从而最终会找到共鸣,消除误解。韩素音女士以自己与西方和东方的自然血缘联系，形成一道彩虹桥，沟通了中国与世界。
韩素音，原名周光瑚，韩素音是她的笔名。她是中西混血儿，其父亲中国人，母亲比利时人，她的丈夫是印度人，而她是英籍华人，一家四个国籍。她是世界著名作家，又是医学博士。先前我并不了解，只知道她是国际知名人士，这次任务才知道，早在1952年，她的自传体小说《瑰宝》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1956年，好莱坞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据《瑰宝》改编的电影《生死恋》获得三项奥斯卡大奖，她的文学作品几乎都与中国相依相恋。她多次会见和采访我国国家领导人，写下了一系列中国问题的专访和纪实作品。因此，她又是一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在西方世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受到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尊重。难怪周总理在文革时期那个复杂的年代请她访问我国。
说笑间午餐时间到，席间韩女士非常惊讶，看着她喜爱的各种食品，要求见一下厨师，把小宋夸赞的手足无措，但要求小宋不必这么铺张，吃饱就行了，小宋连连答应下来。餐后，我陪同她们到小镇上转了转，下午无话，休息。
去纽约看望韩素音姑姑
周晓东
姑姑本来说到机场接我，可是我知道她自己从来不开车，让长辈乘车来接机，实在不敢当。所以婉言推辞，决定自己探索路线，直奔她家拜访。我跟随人群大流，找到了进城的地铁站。纽约的地铁站又脏又黑，满墙画得乱七八糟，比芝加哥的难堪多了。
地铁很快把我带到纽约市曼哈顿中心区。街上行人寥寥无几。路旁的房子比较旧，但街上干干净净。从地铁站向东四五条街口，就到了比克曼街，姑姑家在这条街的最南头。这里是纽约的高级住宅小区，距离联合国大厦不到半英里，许多有钱的医生、律师、艺术家住在这里。这条清静的小街是单向行车道，路旁绿树成荫，给设计精美又维护完好的老楼群增添了几分色彩。
我来到姑姑楼下，门岗带我到前台登记，之后送我上电梯。电梯升到八楼停下，门打开时，姑姑已在电梯门口等候我了。楼道里布置得很温馨，像个小客厅，一对小沙发椅，配了一台古欧式茶几和一盏华丽的地灯，深色花纹壁纸上镶了一面金框大镜子，显得楼道很宽敞。
我与姑姑拥抱问好。“姑姑，您气色还是那么好！怎么练的？这么挺拔、优雅！”姑姑笑着耸耸肩说：“坚持每天走路呗，挺直了腰板走。”
姑姑家门厅正门对着的墙壁上，有一幅很宽大的国画‘迎春图’，它像一道中式屏风，隔开客厅和睡房。画的左下方地上，立着一个高高的方形青瓷花瓶，里面插着伞具；还有一个口径很大的青瓷花盆，里面插着许多卷轴式字画。柔和的灯色下，一股浓浓的中国气息。
姑姑让我把行李箱放到睡房里，然后跟她来到客厅。客厅朝南，宽敞明亮，家具简单大方，墙上的字画多是中国或印度风格。厅里没有电视和收音机，采光最好的地方摆着姑姑的“办公”桌，上面有一台小小的电动打字机和一架电话。客厅的北墙有一整排书架，上面整整齐齐摆放着中、英、法、德等多种文字的历史和文学书籍，还摆设着一些小古玩。
姑姑说：“东东，先去洗洗，然后吃饭。”
我惊讶得眼睛都睁圆了：“您做的？我的印象里，您不会做饭呀。每次您和姑父去我爸妈那儿，都是姑父给我们显手艺啊。”
“我当然会做，而且做得还不错，只不过你姑父在时，我就让位了。改天我给你烧羊肉尝尝。不过，今天的晚饭是老保姆做的。平时我不在纽约时，她帮我照顾这个家。”姑姑边说边在餐桌上摆好碗筷。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姑姑已经坐在她的打字机前工作了，她的手指在打字机上飞快地跳跃。“姑姑早！这么早就开始工作啦？”
“我每天早晨一起床先工作两三个小时，然后才吃早饭。之后，出门走五里路，边走边构思我的书。回来的路上，顺便买点东西。”姑姑抽着香烟说。
早饭后，我和姑姑出门散步。出了楼门右转，姑姑指着前方说：“那两栋黑楼的后面就是联合国。”再右转走了两三分钟，我们来到曼哈顿第一大道。向南走到联合国大厦后，又回头向北走，边走边聊边看。走进一家日用品商店，姑姑说，得给我买一瓶适合我的洗头水，因为我的发质跟她的不一样。之后，我们进了一家发型店，姑姑指着我，请教发型师：“你看她的脸型和发质，剪什么样的发型好看？”
发型师微笑着答：“披肩发。那样会显得头发比较丰满，脸型也显得宽阔些。”
姑姑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改改形象也不错。”就这样，我梳了差不多十年的马尾辫被剪掉了，我和姑姑对我的新发型都很满意。
隔天，姑姑又带我去逛服装店。曼哈顿街上的服装店多如牛毛，有适合不同场合、不同年龄段的服装店，还有男服装店、女服装店、胖人服装店，五花八门。
我们走进一家款式比较青春的服装店，店里顾客不多，回荡着音量很低的轻音乐。“现在是买夏装和秋装的好季节，店里都在大减价。”姑姑一边帮我选着衣服一边说。
“我在学校读书，从北京带来的衣服够穿了，不需要再买。”
姑姑说：“衣服不需要多，但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样式和颜色。美国人工太贵，很少有人找裁缝做衣服。”
我最喜欢那天买的一条绛红色带小白花的连衣裙。回家后姑姑叫我换上它，还叫我摆起姿势，给我照了几张相片。照片十分精神，原来姑姑还有抓镜头的本事。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那条裙子和那些相片。
在离家只有三四分钟路的一个丁字路口，姑姑指着一栋灰色的楼说：“我的外孙女九如和她爸爸西尼住在那栋楼里，离我家不远，大家住得近些，有个照应。九如现在上高中了，学习忙，公益活动也很多。”
我说：“我上次在北京见到九如时，她还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
姑姑十分自豪地说：“你知道吗？九如也爱好写作，我们每周都会约着出去吃顿晚饭，聊聊写作。”
两天后，爸爸从中国绕道欧洲几个国家，来与我们大汇合了。我有大半年没见到爸爸了，爸爸来纽约专程看我和姑姑，可把我高兴坏了。
当天晚上，大家一起去联合国大厦对面小街上的一家四川饭店吃饭。饭店蛮大的，客人也很多，而且外国人比中国人多得多。正巧还碰上姑姑的邻居，一对罗马尼亚夫妇，她们用法语打着招呼。
几道川菜一上桌，爸爸就说：“真是正宗川菜！这豆瓣鱼的色泽、香味，跟我年轻时在成都吃的一模一样。”
“在纽约，很难找到这么正宗的川菜馆，多吃一点。”姑姑说。
我已很久没有在馆子里吃到正宗中国菜了，这次吃得好香哦。
爸爸边帮姑姑夹菜边说：“太正宗了，厨子一定是从四川来的。”
姑姑向招待员招手。一位穿着像老板的人走过来，很有礼貌地用英语问：“夫人，需要我帮忙吗？”
“你们的厨子是四川人吗？”
“是的，是特地从中国北京饭店请来的成都特级厨师。”
姑姑兴奋地用四川话赞许：“啊，是我们老乡。”
接着她好奇地改用北京话：“请问可以让我们见见他吗？”
“当然可以，” 那人带我们走进后厨，远远就招呼道：“老师傅，您的四川老乡来看您啦！”那师傅应声转过身来。
爸爸和姑姑几乎同时用四川话亲热地问候道：“师傅您好！”
“你们好。” 师傅说着，也笑眯眯地看着他们。
一瞬间，师傅突然对着我爸爸鞠躬说：“四少爷您好。”
爸爸惊呆了，他已多年没听过这个称呼了，定神一看，认出这师傅是三四十年前我爷爷家里宴客时，常来帮厨的大师傅。他是成都驰名的荣乐园餐厅里的老师傅曾国华，1960年代调到北京，担任专门接待外宾的北京饭店的一级厨师。
太巧了！这地球实在很小，在中国没机会见到的人，倒在美国见到了！大家都特别惊喜，爸爸说：“这顿饭吃得真值！”
四川饭店里，熊猫画像是笑迎天下各路贵宾的代表。我们拉它作背景，一起合影留念。熊猫可是我们地地道道的成都老乡啊！
散步回家的路上，姑姑说：“明天我有些事要处理，你们父女俩自己出去转转吧，晚上西尼和九如请你们吃饭”。
第二天一早，我和爸爸先去了联合国总部。一百九十来面联合国成员国的旗帜在大厦前方迎风飘扬。在秘书处大楼一层，邢绛同志出来接待我们。邢绛是韩素音姑姑多次访华时的全程陪同，后来调纽约任联合国一个文秘小组的组长。她给我们介绍了联合国的历史，带我们参观了安理会大厅、托管理事会大厅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厅。我们又去看了她的办公室，一派忙碌景象，她说这里每天要编辑出版几千份资料文件。之后，又带我们欣赏了陈设在一楼大厅里的许多国家赠送的礼品，中国赠送的礼品有：万里长城的超大幅毛织挂毯和大型象牙雕刻的成昆铁路,它们被放在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
午饭后，我们到皇后区桥头进入洛克菲勒大学去看望王浩教授，他是爸爸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同学，是位著名的美籍华裔逻辑数学和哲学家。
晚饭，西尼和九如请我们去一家日本餐馆。大家围着一张很矮的餐桌坐在地上，坐久了蛮累的，好在有西尼这个“开心果”。他们父女俩都去过北京。九如不会讲中国话，最后一次去北京时，住在我爸妈家，爸爸带她满北京到处逛。西尼跟陆文星姑父一样，是个很乐观、很风趣的人，只不过两人一个白一个黑，西尼是欧洲血统，而姑父是印度人。整个晚上，大家都在听西尼讲笑话。难怪姑姑曾说：“与西尼合作工作是很愉快有趣的事。”他是经营电影事业的。
姑姑建议我们去看看纽约，有两条省劲的路子：搭游艇环绕曼哈顿，从下面看纽约；登洛克菲勒大厦，从上面看纽约。我们两条路子都走了。有时不得不承认心灵感应的神奇：在洛克菲勒大厦，爸爸突然想起要和韩素音姑姑的女儿唐蓉梅通个电话。电话接通，竟发现蓉梅正好在这座大厦里上班！她立刻就赶来迎我们，顺便带我们去参观她在房地产公司的办公室。公司气派不小，但好像节奏并不紧张，大概这类工作生意大而不琐碎吧。蓉梅还带我们游览了中央公园和附近的林肯中心。
纽约之旅结束了。飞回芝加哥前，姑姑对我说：“来到美国，要多走走多看看。我的两个妹妹在凤凰城，明年你去她们那里走走，她们一定很欢迎你去。”过了一会儿，姑姑又说：“现在你看到的美国比中国富强；可是，再过二十年，你会看到中国一天天强大起来。”
注：作者周晓东，韩素音的侄女，现居美国。
（作者李双木，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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