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客天涯

我不得不惨痛地写在前面的是，

宁系那绿领巾，

不穿那红校服，

免涂那某某地产，

遂了些无良人心愿。

莫贪身外财，

莫求人上贵，

须知财无横来，

人无贵贱。

看世界大千，

不只有十斤书包，

三寸椽笔，

一张考卷。

八股如何？

科举安在？

分数更是云烟。

心事坦荡，

自无庸人之扰；

9月6日，IT时报林斐兄发来若干关于智能手机系统病毒的问题，我非常认真的以做作业的态度来完成了，也正好借此机会自我总结整理一下。下面就是作业的全文，感谢同事Fay的校对整理。

[IT时报]邮件采访稿

圣人之死（孔子篇）：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扣献竹简两条，定公先翻后者，“臣事君以忠”，大喜。后翻前者，“君使臣以礼”。公转喜为怒，遂杀孔子。

圣人之死（孟子篇）：孟子见梁惠王。王问：“民不敬，奈何？”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王大喜，又问，“君与民孰为轻重”。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王转喜为怒，遂杀孟子。

圣人之死（朱熹篇）：众人因不平事拜问晦翁，晦翁登高而呼“存天理”，众皆沸腾，同呼“存天理”。晦翁又呼，“灭人欲”。众皆怒，群殴晦翁致死。

“伪现代化社会”问题思考笔记（一）

江海客

《怪诞心理学》小评

江海客

   周六上午，在一个小店等待营业员为我刚买的纪念品重找包装的时候，我随手拿起了一本《怪诞心理学》。几分钟后，当美女营业员告知我可以拿走买的东西时，我做出了把这本书买下的决定。

不想否认，最开始购买书籍的冲动是一次“求同”的结果——作者的有关研究戳穿了星象学等现代流行迷信的本质，这和我一贯反对迷信和神秘主义的观点基本一致。而在星象风水、奇门遁甲大行其道的世风中，我深感网络安全作为一门严谨的自然科学都不能独善其身。我曾听兄弟厂商一位工程师忧心忡忡地讲办公室座位风水如何密云不雨、五行缺水之类；还听过另外一位资深的内核研究者告诉我，测试人员一定要招聘XX星座的，而在我总是抱以“不屑”和“恶讽”。从心理学家的角度，这本书的作者通篇并无那种破除迷信的优越感，而是通过介绍一系列严谨的心理学、社会学的采样、统计、分析、调研过程，来解释结果。其出发点是服从于严肃科学规律的心理学课题，而不是破除迷信的功利目的。尽管其引用了罗伯特•英格索尔在纽约十三俱乐部的演讲：“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破除迷信。

两名学生通过QQ相约自杀，最后一人死亡，最后法院判决QQ承担责任需要进行赔偿。这一报道，令我深感不安。因为这样的判决将暗示互联网厂商可以通过侵害用户通讯内容的方式来实现免除他们本身不该承担的责任。

作为一名网络安全工作者，我并非像很多人一样的无条件反对网络监管。尽管容易招致板砖，我依然坚定认为这一环节是社会公共安全体系的一部分。在FBI对911事件的历史邮件信息回朔中，发现基地组织使用了以照片为掩护，基于LSB(*)算法进行信息伪装来传递指令，来逃避美国的监控体系，而后美国政府对此做了进一步强化。当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但这说明这样一个体系所具备的公共安全价值。

但我始终坚定的认为，这种体系必须是国家力量、国家资源，绝不能成为某个企业、行业的私刑暗箱。同时这种权利必须是公权力，是社会公器，而不能是私器，当法律判定一个企业对不该承担的事情承担责任，实际上也是一种潜在授权。我认定必须建立足够强大的社会公权的原因是，当社会公权不足以应对社会问题；需求必然导致企业私权补位的话，虽然可以解决一时问题，但也会导致因责任扩大而权利泛化，企业本身就会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隐患。当社会公权不

文青散尽不复来

江海客

（一）

1992年秋季的一个深夜，路灯下有着无数的蚊虫，还有大个的蝼蛄和飞蛾，飞来飞去噗噗做响。我和小郑隔着一块围棋盘，席地而坐，我早已推枰认负，对两个高二生来说，半夜下棋远非风雅，最终也只剩下一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高谈阔论了。

那时我们一同搞起了学校的文学社，我自封社长，他自任主编，之后招兵买马，为宣传黑板斗争、为活动场地斗争，最后惊动了校领导，笑吟吟的叮嘱我，要正确看待校团组织对学生社团的管理。

小郑出身书香门第，为人飘逸，喜欢填一些长词牌，多承婉约之风，；而我则学写一些五律七律之类。我曾对小郑说，“你的词我都能背下来。”他则笑对“你的诗我只能记住一句。”我知道，他说的是“一腔寂寞锁千愁”。这一句，写完我曾很得意，但被父亲作为无病呻吟批判了小半天。

那天路灯下，我们讨论的，是文学社的未来，每个社团骨干的风格，谁来接班更合适等等。

或许幸福就是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以为能触摸到的一切就是整个世界。

五

    早上起来，就看到了印度封杀中国25家中国IT企业的消息，这不使人意外，当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华为等厂商独自斡旋和抗争的时候，风早起于起于青萍之末，那只是一个微妙的开始。
    华为与印度之间的微妙由来已久，若干年前，中国总理代表团访印，双方积极的寻找着贸易契机，而结果是，印度电信公司有幸买到了比西方设备便宜的华为通讯设备；而中国一家国有银行，则不幸的要委托印度软件公司开发大型的业务系统。后来这套系统从未正常工作，最后银行系统只好找到某国际IT巨头来重新开发救场。
    而华为在印度的市场拓展中每每遭遇歧视，并非是中国企业的个案，大到华为的局端设备，小到山寨机，莫不如此。而最终的果实是一次出乎意料的大面积封杀。我相信这一切的关键成因，不完全在于印度的所谓强国理想和对中国的历史恩怨，更在于印度IT内需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印度此前虽然是全球重要的代码产地，但由于自身历史条件的局限，其软件工厂体系其实犹如漂浮在沙漠中若干青翠的空中绿洲，全凭欧美业务从天而降的给养，而其自身的通讯基础、内部的IT建设相当薄弱，而这些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