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化学院学报》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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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文学的现代性突破

——读林超然《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研究》

王海峰

摘要：林超然在《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研究》中认为现代性是黑龙江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唤醒和摆正黑龙江作家对于黑龙江文学走进现代性的认识是当务之急。黑龙江文学在面临现代性问题的冲击和考验，对于现代性的探寻和突破决定着黑龙江文学的发展前途。黑龙江作家需要将本质特色与时代特色相融合，打造独树一帜的黑龙江文学。林超然分别从宏观与微观角度评判和探讨黑龙江文学的现代性走向，其对黑龙江文学的现代性突破问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黑龙江文学；现代性；林超然；1990年代

陈思和在总结1990年代初中国文化和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时说：“知识分子在‘共名’状态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觉中逐渐形成。在文学创作上，则体现为作家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特别是由此走向了对于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1](p12)文学从“共名”向“无名”的转变，显然是建立在中国比较稳定、开放与多元的社会环境基础上。黑龙江文学的地域性等因素决定了它拥有着在“无名”基础上的独特个性与发展条件。黑龙江作为文学创作的大省，具有潜在的实力与广阔的发展空间。林超然以断代文学研究为窗口，通过宏观评论比较和微观文本分析，透视了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的得失和走向，为新起步的黑龙江文学批评增添了积极而集中的支撑，也为当代黑龙江文学史研究做出了坚实的贡献。

林超然认为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最大的收获是“现代性”：黑龙江文学摆脱那种地域性的自我苑囿，不再单纯地皈依社会教化功能，开始接受娱乐性和被消费的现实。可以说黑龙江文学已经走上了开放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新的讯息、观念与思想不断地传来，黑龙江文学的传统经验正在遭受着越来越严峻的现代性话语的冲击与考验。面对多元化的文学创作局面，处理黑龙江文学的本质特征和当下时代特性的关系问题，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矛盾问题。

对于“现代性（modernity）”，它的范围显然是十分宽泛的。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一般是指启蒙时代以来重新构成的世界体系的时代，是以进步、民主、自由、平等、发展等要义为核心价值的时间观念。这显然是一个永远面向未来的词汇，是一个永远不甘被时间遗落的观念，又是一个永远具有革命性质的矛盾问题。现代性作为一种跨越，表现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里，“现代的艺术作品，其特征在于本质性和暂时性的统一”^[2](p12)。黑龙江寒地黑土地域文化特征决定了黑龙江的文学风格与特色是粗犷、崇高和质朴的，内容与主题上体现着浓厚的土地气息与生命意识。如萧红的《呼兰河传》，流动着浓烈而质朴的乡情和对东北农民畸形生存状态的关注、思考。对于故土的眷恋，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生机的渴望，让黑龙江文学有了坚强、踏实而温暖的底色。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大国，中国人在本质上都有一种对于土地的依赖，黑龙江又是农业大省，其对土地的感情更加深厚。黑龙江作家对土地的无法割舍的热爱之情，使得黑龙江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划出一个相对明显的界线。这个界线一旦划出就意味着黑龙江文学有了自己的特色，但同时也意味着黑龙江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有了某种脱离意向。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面对商品经济的大潮，面对各种文学观念的冲击，黑龙江文学无法不作出调整，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现代性问题。在这一点上，一些作家获得了喜人的成绩，如王立纯对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黑龙江现代社会底层人物和官场人物的描写，迟子建对新时期农村社会生活的关注和拷问，等等，都代表了黑龙江作家向现代性的融合与转变，他们的作品活泼生动，时代感强，又不单纯是教化之语，体现了民众倾听这个时代最强最关己的音符的需要。

现代性的外延是永远变化和发展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学在写人的同时，也是在写时代，现代性则是文艺作品在所处时代里最前卫的属性。黑龙江文学正在调和这种属性，即将自己的本质特色与时代特色完好结合，从而画出一副独具特色且异常精彩的图景。而林超然试图在这种调和与“统一”中，将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那种纷繁复杂的状况说个仔细明白，并且意欲给出一个可供选择和思考的指向。黑龙江文学处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中，1980年代的文学盛世景象没有了，人们对文学与生活的理性认识及自我价值的重估，使1990年代的黑龙江文学处境十分尴尬。这种忧虑和挑战，必定是黑龙江文学集体性的忧虑和挑战。

不能否认，“现代性”本身也面临着困境，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全球化进程愈演愈烈的今天，政治、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的相互共融和彼此胁迫，导致现代性陷入了一种矛盾和尴尬的处境。文学领域的现代性，一方面受到来自政治、民族、科技等领域的压力，另一方面，受到文学创作自身必然性发展和个体性发展规律的压力。而作为现代化进程本身，又是无法停止的。在这样的悖论之中，林超然在《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名为“文学批评职业叙事的困厄与突围”的序文里提出一种呼唤。这种“呼唤”怀着深情的忧虑与期望，文字间流露出崇高与无畏的品质，让人心生感动与敬重。来自各种意识形态的压力，来自传统习惯和自身地域性的拘囿，来自新时代、新技术的冲击，致使黑龙江的文学创作和黑龙江文学批评一样羸弱，这让林超然对省内文学创作现状做出深入思考。林超然在总结这一时期黑龙江文学的不足之处时，说了三点：一是思想幽闭，文化守成；二是小富即安，固步自封；三是缺少反省，信马由缰。林超然从作家的现实生活到作家的思想都做了有力的提示与论述。

《研究》上编的集中式的论述，显然为1990年代纷繁的黑龙江文学编织了一个十分必要且一目了然的口袋。这是一次对当代黑龙江文学的集体盘点与描绘。而现代性将是黑龙江文学所要到达且需永久赶超的一个特殊驿站。在文学创作同样呈现大众化、私人化、分散化的黑龙江省，文学批评显得更加滞后和微弱，如果任其发展，黑龙江文学的“声音”与“话语”就显得更加悄无声息了。黑龙江文学批评应该成为黑龙江文学的一支鞭子，高高在上，当有逊色的作品出现时，便重重地抽打，让它感觉出落后的疼痛；当有漂亮的作品出现时，便在它的上空打个响鸣，让它感觉到愉悦和警策。林超然这样集中化的文学批评就能像千百条鞭子一样，在文学作品的头上和身后深情关注，跑得好便为之欢呼、鼓劲，跑得差便为之忧心、诊断。这样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现代多元化、分散化的文学创作氛围内已廖若星辰。

在分体论述中，林超然对作家创作的背景、思想、内容、技巧，甚至语言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的评述，他对黑龙江作家的深刻熟识，无疑是建立在对黑龙江作家作品的深度把握基础之上的。林超然针对黑龙江作家所面临的棘手的现代性问题，把对作品分析的着重点转向了传统与现代的比照分析：既有省内省外作家作品的横向比较分析，又有对作家整体作品纵向脉动的关注。林超然认为，虽然黑龙江的文学创作“没有完全写出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深刻的人生体验与丰富的艺术想像力，但还是写出了这方水土人们的精神现实，开掘出了日常生活所蕴含的诗情与人生理想”。现代性的核心仍旧是人，民族和国家中的人，社会和生活中的人，传统和地域中的人，现代性的文学创作最终也是要写人的，写现时代的人，写现时代人的潜在发展走向，等等。现代性中人的观念是要求走向自由、平等、和平、正义与民主的，而黑龙江文学又有着质朴、纯净的底色，有着对土地的难以抑制的深情，所以黑龙江文学在这片黑土地上能够创作一个崭新的天地，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颇具现代性的黑龙江文学品质。从阿成、迟子建等作家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原属于黑龙江文学本质的表达与抒发。现代性的黑龙江文学是对作家的一个综合要求，它不单纯涉及文字功夫，它更要求作家在思想上有深刻甚或本质上的转变，而思想上的转变不是说说写写就可以做到的，它又要求作家切实地存在，深刻地体验现代生活，把握现代人的思想观念，预见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等等。现代性要求作家的生存体验更加深入、复杂，带给作家的使命更加沉重、艰巨，寄予作家的希望也更加迫切、深远。

黑龙江文学面对现代性需要一次重大的突破。各自跑出去，自然有快有慢，问题不在于快慢和长短，而在于一种集体的感应与呼唤，在于一种面对现代性的突破。在现代性面前，黑龙江作家要像攻城打仗一样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黑龙江文学批评更是如此，一个人的喊声定然没有一群人的喊声响亮。而这一群人喊的口号自然是不必统一的，且是越能突出自己的个性与风格越好，黑龙江文学需要在现代性冲击的大背景下有个体的独立思考和独特体验。在这些喊声中，林超然以其独特深情的评断，表达了黑龙江文学的强大实力和潜力。《研究》的下编以个案评论的方式，分别端详了十多个作家，虽然他们的起点不同，方式不同，得失不同，而林超然的集体关注却给黑龙江文学带来了“警策与壮行”的崭新风貌，他以一篇篇个体散论勾勒出黑龙江文学的集体境况。对1950至1970年代间不同作家作品的具体评论，让人体会到了黑龙江作家一路走来的坚强承继精神，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作家们有了各自不同的拼杀动作和突围方式，如邢海珍，从容抓起远古的石子敲击现代之门；如陈力娇，在现代平民题材里精致而华丽的跌宕起伏；如王立宪，忧郁的执着性情和优美的纯净灵魂之坚守；如姜超，奋力在现代城市里洗涤和晾晒自己的乡土心灵，等等。林超然这种个人化、全方位的对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的断代思考和大度标举，定会给黑龙江文学带来新鲜、丰富而持久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7).

[2](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译林出版社，2004（12）.

[3]林超然.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

1、和尚也得过集体生活。

2、人，最可怕的是没有信仰，但更可怕的是有信仰。

话说在网络时代，我用移动的飞信给我妻子发了一个好友邀请。妻子收到飞信系统的短信，只要给飞信系统回复一条：是。就可以搞定了。我在网上左等右等，在我等不及的时候，突然收到妻子发至我手机上的一条短信：是。

我哈哈大笑。

    昨天想起一件有趣的事。那时我没有结婚，还是学生，在课堂上，老师叫我诵读周敦颐的《爱莲说》，到中间时，我脱口而出“予独爱菊……”，改了周敦颐的词儿。大家哄堂大笑，不住地瞅我未来的妻子。吴老师这时说：海峰一着急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大家笑我将“莲”字改成了我未来妻子名字里的“菊”字。

    哈哈哈——周敦颐听见了，还会感叹的。这世上又少了一位正直不阿的人，在世俗之上，如何能出淤泥而不染呢？所以还是陶渊明说得好：心远地自偏。

1、很多事情可以是永恒的，很多事情也只能消受一次。前者比如爱情，后者比如婚姻。

2、相爱还是最重要的，且将一直是。

3、婚礼这道菜只能炒一次。

4、婚礼不要有太多人参加，自我会被分割得越来越少，直到看不见你的爱人。

5、喧闹容易让人丧失理智。

6、当人没有权势的时候，一定要想方设法躲起来，或者暂忘自己。

7、所有事情都需要反思或者反省。

8、人要长大，必要经历婚姻与爱情。

9、婚姻与爱情应该统一，在很多人那里却是两个时代的事。

10、恋爱、结婚都需要资本。

这是一个阅读方法与教学方法相结合的东西，还算有效。姑且这么叫着。

详细论述见我的论文，博客上暂不发表。

今坊间流行的水浒传看着实在憋气，不论是七十回的，还是百回的，总觉匆促，没根由，不合梁山好汉的属性。此古本水浒传被学术界注意得太晚，藏了五百多年才被梅寄鹤先生翻出。

今读古本水浒传，实在痛快，其前七十回与金圣叹点评的贯华堂本水浒传基本一致，后五十回则与众版本内容迥然不同。到百二十回，梁山好汉也没有受招安，他们没有攻打方腊，他们大败朝廷派出的围剿大队，蔡京失宠，高俅罢官，入云龙公孙胜、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三人相继下山，只留一百单五人山中痛饮，石碣亭中一场雷轰，云收雨止，化日天光，题诗一首，全书收束，怎不痛快。考证之事，梅寄鹤先生的序言已述说分明，此不赘言。

无序的敲击

王海峰

一直以来，我总是被许多无序的东西困惑着。它们的突然到来，仿佛是依据事先的安排。它们的表情，是那样地平静、自然，让我无法拒绝。而事实上，我早已开始接受那种来自外界与心灵深处的敲击。

比如音乐，让它们无序地播放，我不知道下一首歌曲是什么，我只管躺在床上，或者静静地呆在一个角落里，想一些什么白天里未了的事情。然后，我的思绪便会跟着音乐轻轻地荡漾。那些敲击时而忧伤，时而欢快，而我却总会处在一种感伤的情绪之中，难以自拔。

如果一个人能够感觉出他在成长，那是令人兴奋与鼓舞的，因为成长承担了许多生命的脆弱。然而，另一方面，他又会觉察到一种悲哀，那种悲哀轻于接近死亡的恐怕，重于独处一室时悄然无息的忧郁。在音乐里的感伤，往往是因为音乐的唱腔或者语词将我带到了过往的种种情景之中，或者是因为它让我在想象里重新审视现实所面临的冲击。

这个时候，有人敲门。敲门的声音和音乐的旋律格格不入。躺在床上的我，突然回到了现实，门在不断地响，会是谁呢？没有预约，没有呼喊，没有独特的暗示。我也没有询问和应答，虽然只有一门之隔，但是门外的他一定不知道我正在门内想一些飘忽不定的事情。然而，不管他是谁，我没有什么可靠的理由拒绝一个陌生或者熟悉的来客，即便我是一个内心永远孤独的人，我也没有理由永远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待世界。我的房间来过许多人。在我做或想不同事情的时候，他们突然敲门。我毫无准备，如果这也算是人生之中诸多意外事情里的一种，那么，人生的意外将无所不在。

我常常想起死亡，包括自杀、谋杀和种种意外的死亡。想到自杀，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深夜我独自蜷缩在被窝里，红肿着眼睛，泪水浸湿枕头，至于原因，现在早已遗忘，总之，那个时候我想到了自杀。初次想到自杀的时候，我异常兴奋，我感觉到全身的血液在沸腾，我忘记了自己正在委屈地哭泣，我似乎意识到，我正在干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第二天清晨，所有知道我自杀的人，都会受到一种类似内心震撼的支离破碎的惩罚，他们还会说起我的过去，说起我是那样的年轻。然而，当天夜里，我并没有自杀，我想着想着终于睡着了，我在生与死的困惑里，迎来了翌日的黎明。

上小学时，我相信自己能够不死，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去做，调皮捣蛋，信念十足。渐渐地我知道，我不但会流血，会死，我甚至还可以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自杀，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成了对于外界的一种威胁，我把“自杀”藏匿在内心里，我只觉得自己格外充实与坚硬。那时，我并没有读过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没有读过叔本华关于人生苦难的哲学。我想这些人生最基本的内容和感触，对于一个人的内心来说，应当是格外平常和平静的，它们不需要任何前导，就自觉地发生了，它们只顾在黑夜里重复性地寻找恰当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谋杀，对于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和遥不可及的。影视媒体里的谋杀镜头显得那样有章可循、有理可依。我常常弄不清楚，它们是对死亡的一种诠释，还是对死亡的一种破坏；它们是善意的解析与寻找，还是恶意的曲解与营造。而不管怎样，它们胜利了，它们博得了人们的注意和思考。谋杀作为死亡的一种非正常途径，具有了站在绝端处的特殊审美力量。可是在很多时候,人难以抉择,不知道死亡何时何地能够到来，即便是自己心灵深处很矛盾，人也总是无法避免一些突然到来的可能性。人就在这种无序的颠簸与起伏不安中面对将要到来的一切可能。

当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我总是免不了为自己担心。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纷乱之中说不准就会遭到突如其来的冲撞。可是有时候，我却似赌气一般在心里希望自己能够遇到一些冲撞，希冀它们能够让我的内心安静下来，不再接受那种提心吊胆的敲击。然而，我知道那仅仅是气话，那种解决只是暂时性的，是自我毁坏式的逃避，它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人生的无常，让我困惑；生命的脆弱，让我叹息。而现实世界对人内心无序的搅扰，却让我感到了人生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即便是遁入睡眠，也不可能夜夜安稳，面临梦境不时地出入，人会在清晨怅然若失地回想起那些意外的来访。

后来，我读的书渐多了，心路历程渐丰富了，才想开，才知道死是早晚的事情，我能把握的更多的是如何生。知死必先知生，生然后才能死。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于是，我昼夜提着的心也便放下了，生与死的信念就都变得十足起来。而当我又重新面对生之琐碎，也在所难免要有些计较和钻营。我知道那些生之琐碎，没有去和死亡比较的必要，什么事物和死亡一比较都会黯然失色。人又不能总拿生之琐碎与死亡相比，于是乎，生存之平凡和琐碎反倒成了让我“提心吊胆”的事情。而它们曾经是那样的可爱，像我小时候玩耍的物什，不经意的毁坏与遗失或者初见与重寻，都会令我悲喜不已。

似乎人思想的成长就是在画圈，小时候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可以迎接和挑战；长大些什么都思量、忧虑，开始学会畏惧和回避；而到现在我却“意外”地发现，我似乎更加明确和透彻地回到了小时候。我在一个又一个时间与空间里，迎接一个又一个无序的敲击。

当敲门声再次响起，我缓缓地掉转身体，开始在音乐的缝隙里，安静地倾听，一阵又一阵连续的敲击。不同人的敲门声，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门外的一切，我已无需费心猜测。敲击的声音退却了，我缓缓地打开门，像一个老者。

这时，我会看见，有一个人在某一个瞬间转过身来。

和妻子闲谈，偶然间说到李姝怡，想起她，我有些话要说。

我开始不认识这个女生，她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学，但不在一个班，她在03本1班，我在本2班。开始见到她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她身体有病，但气质非常，是个才女。

之后，我看她的小说，是武侠，只看到第一部分，估计十来万字，写得很棒，再写下去，坚持十年，我想她不亚于古龙、金庸。

听说她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写的纳兰性德词，评委老师问起，她则能随口背来纳兰所有的词。可惜她的论文没能拿优秀，当然不是她论文的原因。记得我妻子在其毕业后还拿她的论文阅读呢，我也略读。妻子想起还的时候，大家都毕业了。这算是欠下李姝怡的。

李姝怡那部武侠小说的后一部分，我没有看到，不知道现在写就没有，如果她的身体还很好，估计因该写好了吧，盼快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