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之后,货币——金钱所代表的财富就成为与“血缘的方式”、“暴力的方式”并存的权力来源。这种近乎直白的权力获取方式,更加接近权力的要害——作为资源且符合人类的基本需求(层次)。由于人类需求的正当性,获取这些需求的动机也应当属于正当的范畴。因此,这就使得权力获得的“财产方式”不存在原罪的贬义,只是现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权钱交易”的另外一个方面,即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权力与财产、金钱之间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
从逻辑线索上看,“钱权交易”应该早于“权钱交易”。1980年,美国一个议员因接受贿赂在艾布斯坎行动中被捕,他概括出了一个普通的
与通过血缘关系获得权力一样原始和经典的方式应该非暴力(或者成为武力)莫属。有趣的是,power本身具有强力的意思。如果按照时间(历史)线索,当血缘关系无法“满足”权力的自然获取,就会出现与之相伴的“暴力方式”。比如,兄弟相残、叔侄杀戮等历史故事,都会指向这种血缘——暴力的方式。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因其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1399年,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以诛奸臣、清君侧为名,发动战争,三年后,攻下都城南京,即皇帝位。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古今中外发现数不胜数的这种“烦人故事”。实际上,不仅人类,其他动物也存在这种“暴力倾向”——
如果权力是一种影响他人的行为,那么权力就一定或者首先出现在管理关系——“谁大、谁小、谁管谁”的关系之中,进而使管理成为“权力获取与行使的制度化关系模式”。这足以说明权力对于管理的重要程度。因此,在管理问题的研究中,也应该将“权力获取”置于首要位置。
获得管理权力的最原始方式应该是血缘。血缘关系是由婚姻或生育而产生的人际关系。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兄弟姐妹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其他亲属关系。它是人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关系,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就已存在,是最早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一般认为,
当今社会十分注重对人的能力的培养与发挥,但能力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潜力。要将这种潜力变为现实的“有用功”,则需要一种条件和前提。权力至少可以是能力发挥的“物质外壳”(或称客观基础)之一:如果没有与能力相适应的权力的存在,任何能力都不可能发挥和完善。
人类的社会活动,总是以人的某种需要为诱因的,所以有人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三种原动力(辜正坤,1988),即食欲、性欲和权欲。据此,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学说,都可以表述为以上观点不同角度的反映。虽然“所有的道理都有道理”,但是就其理论的根本而言,马克思侧重于经济——食欲,弗洛伊德偏于心理、生理——性欲,叔本华、尼采讲权力意志——权欲,……如此等等。在这三种原动力中,食欲和性欲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而权欲“才是在人类无限欲望中居首位”的,才具有社会意义的层次。因此,罗素的结
2010年11月13日下午,网友“冒安林”在其新浪微博上爆料,称句容市2010年事业单位招聘有问题,并晒出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链接为证。其中对句容市政府接待服务中心公务接待人员的应聘条件设置为:女性、身高1.63米以上、具有2年相关工作经验、面试成绩占70%、专业不限、限句容籍户口等。
而据该网友了解,事实真相是,句容市一位副市长的侄女王梦媛,此前在接待办工作2年,一直无编制。此次招聘条件,全部为她量身打造,人称“萝卜”招聘。自此,“萝卜招聘”(比喻“量身定制”招聘)一词在网络上渐渐流行起来。
社会记忆的形成过程并非是一个恢复或完全再现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其建构过程受到家庭、文化价值观、政治组织、社会分层和国家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既然“社会记忆”也存在一个建构的过程,那么它就注定与“管理”相关。实际上,学界在关心一些载体、文本的“社会记忆”份额之外,更应该关注这个建构——管理的过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论怎样建构都意味着一定的主体诉求,而这种主体诉求的实现必须借助一定的“影响力”。由于社会记忆的实质内容是对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凝结、积淀、破译、复活的双向过程,所以即便是已经“留存”下来的载体、文本也不过“主体诉求及其影响力”的产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主体诉求及其影响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的存在则证明了附着其上的“主体诉求及其影响力”。这里所说“主体诉求及其影响力”,其实就是权力
社会记忆理论首先在心理学、社会学及文化学者的视野内得到确认,很多学者对社会记忆理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当代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关于记忆的研究较有代表性。他区分了“群体中的记忆”和“整个群体的记忆倾向”,对前者他着重强调了记忆的社会决定作用。从总体倾向来看,巴特莱特赞同涂尔干的观点,“主张个体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群体,以便坚持认为群体具有个体的一切特征”,从而在个体与群体的相似性类比中,由个体记忆推论出社会记忆的存在。维哥斯基(V ygotsky)透过对不同年龄儿童记忆模式的比较的实验结果,他认为,我们的记忆涉及基础的与较高层的(成人的)记忆两种层次心理功能。其中,成人的(较高层的)记忆依赖作为文化现象的象征工具(如语言、文字)来传递
作为一门研究“通过他人的活动实现工作目的”的学科,管理学在自己的“古典科学时期”似乎就建立了学科的基本结构。其后的“行为科学时期”、“管理科学时期”所研究的重点不过是调整这种“结构”的方法:比如,是从“人”的角度去调动活动主体的能动性,还是采用“计量”的方式去完善决策的方向。以至于在包括福柯在内的学者眼中都把管理视为规则问题(方法、制度等)http://wenku.baidu.com/view/75bcebfa770bf78a6529549f.html,因此我曾经将管理归纳为“有内容、耗资源、用方式”的三维空间”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75c030100p4lc.html。大家似乎已经在“管理就是为了提高效率的方法”问题上取得了实际上的共识。
文章写的多了,反倒不再想为题目多费心思:姑且叫做“一千零一议”,可以收放自如。
转眼间回到学校教书已经十五个年头了。在这不算短的时间里,基本上是围绕管理学科度过的。记得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个很知名的学生刊物叫做《锤与砧》,其主导的理念就是“不做铁锤,就做铁砧”。现在这句话终于应验了:人活在社会上,恐怕不做(或者做不了)管理者,就一定是被管理者(当然不能曲解为“不害人就一定是被害人”)。
来源:《档案管理》2010年第06期 作者:崔海莉
崔海莉:各位网友,大家好!开篇之前,请允许我先讲讲邀请本期嘉宾的一段小插曲:当我以《名家访谈》栏目邀请本期嘉宾时,他回复我:“我不是名家,你访某某某吧!”我回复说我们只访教书的时,他又回复:“我院名家众多,我真的不能算名家。”直到我解释说别人自有别人会去访,他才算是接受了访谈。是谁呢?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档案学通讯》杂志社总编辑胡鸿杰博士!
胡鸿杰:各位网友,大家好!
崔海莉:胡老师,我曾经就“标签”和“主题词”的区别向您讨教过。如果要您给自己加一个标签,会是什么呢?
胡鸿杰:教师的身份,编辑的习惯,农民的思维……
崔海莉:“农民的思维”?据我了解,现在这是一个褒义词:简单而务实。这种思维决定了您的一贯作风,不论为人处世还是做学问?
胡鸿杰:人的思维大多来源于自己的经历。我早年间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在农村生活了四年,通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初步形成了“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中国可以看作是一个农民的国度,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