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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诌的专著《学衡派思想研究》已经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年底出版了。该书是一本纯学术的著作,相信会对有志于了解、学习、研究文史哲的朋友有所帮助。书全由我包销,所以只好在这里自卖自夸啦。呵呵。有意者请联系QQ622002093,购书者将会得到作者的亲笔签名哦。^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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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晓平发表文章,分析官员“年龄递减”现象:现在干部队伍年龄层层递减,一级比一级小,省级干部五十多岁,县级干部四十多岁,乡镇干部二三十岁。为了证明这种现象的负面效应,他举例说,这些年,基层群体性事件增加,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与基层干部执政能力的减弱不无关联。执政能力的减弱又是乡镇干部过于年轻的结果,文章认为乡镇领导干部主体应该是四五十岁的干部。

   首先得肯定,“年龄递减”的现象的确是普遍存在的。但把这种现象与基层群体性事件增加,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联系在一起,就有些不靠谱。所有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利益冲突。据统计,在农村的群体性事件中,65%是由征地问题引起的。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中,利益冲突的对立双方是政府与农民。事实又证明,政府往往是受益的一方,而农民,往往是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并且农民在利益受到损害后,又经常投诉无门,问题长年得不到解决,最终酿成了群体性事件,或是不断上访。

   可见,群体性事件和上访频发,是在我们的体制上,普遍缺乏对民众权益的尊重。一些基层政府部门为了自身利益,随意侵害民众利益。遗憾的是,基层群众

  近几个月,广州房价涨幅领跑全国。面对着每月高达10%以上的涨幅,绝大多数市民的心情,借用水浒当中的一句民谣,那简直就是“心内如汤煮”。但世间之事,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也有人因为房价的猛涨而欢欣鼓舞。甚至还嫌涨得不够快,不够高。

  近日,在广州举行的城市中央国际住区价值论坛上,有专家表示,相比京沪深等一线城市,广州豪宅市场仍是“价格洼地”,因此“广州的豪宅多建一点、价格更高一些不是坏事”,政府与其过分干预房价高低,不如鼓励多建豪宅以满足高端居住和投资需求,让市场去调节房价。中山大学教授、广州城市规划发展与策略委员会委员袁奇峰还特别指出,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非常大,对地方政府财政的贡献也是很大的。豪宅市场的价格上去了,对政府税收等财政收入的增长是有帮助的。

  依我所见,这个世界上的楼价不存在一个什么豪宅价,楼市的价格历来都是铁板一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豪宅涨价,整个房价都会跟着涨价。显而易见,专家们的意图再简单不过了,认为政府不干预,价格才会上涨。而这几年来活生生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如果完全按照市场逻辑,房价未必只升不降。而今年以来房价飞涨,也不一定是市场的结果,与

近代以来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快速成长,在一定意义上讲,城市是近代文明的象征。但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又伴随着一系列棘手问题的出现。垃圾处理即为其中之一。时至今日,全国各个城市都为这一问题所困扰,肇庆也不例外。据报道,目前肇庆垃圾中转站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中转站少且落后,城区仅11个中转站,并且全都没有压缩设备,垃圾在中转站得不到任何处理,污水、臭气和蚊蝇等问题丛生,真是名副其实的“中转”。有鉴于此,肇庆市市政局制订环境卫生专项规划,计划对城区垃圾中转站重新建设,并对其与民居楼的距离、臭气、噪音等环保项目都有明确划定。垃圾中转等卫生难题亦有望得到纾解。(详见肇庆都市报11月18日A03版)
但规划毕竟是规划,由纸面落到实处还面临着重重困难。用地问题首当其冲,垃圾中转站要在楼群密集的市区找到立足之地,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困难实质上反映出此前城市建设规划的前瞻性严重不足。对于垃圾处理这样的大事,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等问题严重再行解决,就要面临更多的困难,付出更大的成本。
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曾经的规划问题再追究也没有太大意思。但前事不忘

  毫无疑问,社区医院的建设是一项惠民工程。那些大医院治疗效果可能会好一些,但治小病小痛却并无区别。此外,大医院费用昂贵,患者人数多,就诊时间漫长。更重要的是,大医院毕竟就那么几家,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去大医院是个“路漫漫兮其修远兮”的过程。不能说社区医院完全能解决这些问题,但肯定可以缓解“看病难”。因此,几乎所有的市民都支持社区医院的建设。

  不过,“几乎所有的市民都支持社区医院的建设”这个命题的成立有一个前提,就是社区医院不要建在我家小区中。一旦建在自家小区,市民的态度就会发生180度大转变。最近广州发生了多起这样的事情。继海珠区工业大道某小区业主因为不满在小区内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而提出抗议之后,荔湾区龙津东路丰隆轩的数十位业主日前也走上街头,抗议社区医院入驻该小区。业主们表示,一楼规划本为商铺,相关部门却要建医院,而医院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也让他们很担心。

  这真是一个难题,本来社区医院就要深入社区,这样才能方便市民看病。但大部分市民大约都只愿意社区医院深入到邻家小区,而不是建在自家小区,这样既方便自己看病,又回避了风险。假如由各小区业主来选择社区医院的地址,这

  当我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曾买了一本当代中国诗歌选集之类的书放在床头翻阅。有次我妈帮我晒被子,发现这本书,翻了翻,不屑地说,什么破诗,净是大白话,没水平。我无法对我妈的话付之一笑,因为我对其中很多诗的感受,同我妈完全一样。只是我不好意思表达出来,因为那毕竟是名家名诗,看不明白,岂不是显得自己很没水平?

  我不能确定这些诗歌有没有水平,但我敢确定自己对诗歌的解读能力也并非一无是处。之所以名家名诗在我眼中味同嚼蜡,关键在于诗这个东西,尤其是现代诗,本身就难以解读,其水平高低更是容易引起极大的争议。这样的争议出现在高考作文阅卷的过程中,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我担心这样的局面会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现实:近日,江苏省文联主席、江苏省诗词协会名誉会长顾浩痛心疾首地说:“把诗歌一直排除在高考作文文体之外是不正常的,是对诗歌的歧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钟陵教授马上附和,并言之凿凿地说:“能把诗歌写好的学生,不仅语文肯定好,品质也绝不差!”如果这两位牛人的话起了作用,诗作进入高考,那麻烦可真就大了。

  假如前面提到的当代中国诗歌选集的选编者,如果参加高考阅卷,可能会对编入集子的诗(假

    在河南郑州,一条公路的直行标志指向路中央的电线杆,导致事故频发。电线杆的产权单位郑州市电业局有关人士称,电线杆原本在路边,后来马路拓宽时,没人告知电力部门,更没有将移杆资金放入修路预算,电线杆于是就长到了路中央。该人士还委屈地说:“道路施工牵扯到不少基础设施,希望相关部门修路时,能与各部门一起协调,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负责该路段施工的市政部门则称,“我们跟电力、通讯等部门都是平级单位,没办法协调他们。协调工作,只能由政府进行。”
    郑州市电力局虽然讲了很多理由,但中心意思还是在于“没有将移杆资金放入修路预算”,也就是说他们部门的利益没有被考虑到,他们提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他们就不会主动地把电线杆移到路边。讲得比较委婉,但亳无疑问,这是典型的钉子户的行为,即业主因为其利益没有得到满足,而采用各种办法阻碍公共工程建设。
    从我以前的经验得知,施工单位为了拔掉“钉子户”,可以说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文的、武的,软的、硬的。但这一次却是个大大的例外,负责施工的市政部门几乎是不战而降,从新闻报道来看,好像连一次协调会都没

  连日来,广州市交委公布的公交地铁票价优惠新方案备受争议。表面上看起来,方案优惠多多。但市民稍稍计算下就发现,优惠对象从一个人群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群,从总体上看,优惠幅度比去年“缩水”了。所谓优惠,不过一种数字游戏罢了。

  当然,玩游戏不大可能是交委的初衷,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众所周知,在公共交通的问题上,给市民的优惠幅度与政府补贴的数额成正比。与北京等城市动辄给予公共交通每年数十亿的财政补贴相比,广州就显得很“孤寒”:差不多每年6个亿,今年6亿的补贴资金不但已经用完,甚至还出现2亿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做出给市民优惠的姿态,真是难为他们了。

  难道是广州市财政没有钱吗?作为一介小民,对于广州真实的财政状况不甚了了。但印象中,广州市政府花钱还是很豪气的。比如说,几间机关幼儿园年投入就达7000万元;市政府采购中心招标,仅因为一个文字错误,就可以多花四百万;更有政协委员前些年曝光市政府办公厅人车比例差不多达到一比一;另外政府还花巨资给相关人员发放车补。这些乱七八糟的支出数不胜数,林林总总加起来,又何止10个2亿?为什么如此豪气的政府,一旦给公交进行补贴,就变得如此小气了呢

  至少在公开的、正式的场合,官员对于有关性的问题,是非常谨慎的,甚至可以说避之犹恐不及,生怕自己与性扯上半点干系。但偏偏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在本次性文化节上,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计生委主任张枫,不但谈性、研究性,还著书。在他编写的《枫哥说性》一书中,他化身漫画人物“枫哥”,大谈性事。

  显然,相对于官场对于性公开的谨慎态度而言,枫哥显得过于高调。就是寻常百姓看来,公开地说起性事,似不应该是一个堂堂厅级干部所为。因此,对于枫哥的这一举动,媒体评价普遍不高,批评的声音中,更多的是将性与贪腐官员的生活作风联系在了一起,担心枫哥的这本书会为某些官员的腐化推波助澜甚至充当行为指南。

  也难怪人们做出这种联想。因为从以往公开的腐败案例来看,贪官与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每一个贪官背后都有女人,无论是“因性而贪”或“因贪而性”,总之是“性贪难分”。既然在性的问题上,有些官员那么不负责地做,那么有些官员出来说,就可能也被认为是不负责任、不正确的了。

  但是任何事情,说得正确与否,做得正确与否,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做爱,与正确的人做就是正确的,与不正确的人做就是

  同一个申请人,在同一天,向广州和上海两个城市分别递交部门预算公开申请,8天后,两个城市都给出了答复,但结果却截然不同:一个申请被界定属于“国家秘密”而被拒绝;另一个申请则被接受,有关预算信息通过网上公开。这是推动广州市财政局开全国先河“解密”政府“账本”始作俑者李德涛的“奇遇”。

  众所周知,广州市114个政府部门近日在网上公开了部门预算。如此大规模地公开预算,在全国范围当属首次。此举获得了舆论的高度评价,也遭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公开部门财政预算,广州虽然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毕竟还是全国第一个出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市财政局却宣称政府部门预算属于“国家秘密”,不能公开。在财政预算公开已经明确写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今天,这着实让人有些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感觉。

  在原先政策、信息、资金引进等方面的优势不复存在之后,广州这座城市要继续保持繁荣,就只有苦练内功,在推进公共管理改革上大做文章,以良好的管理和服务调动民心、民智、民力,才是广州永葆活力和魅力源源不断的动力。

  但对政府部门而言,财政预算公开,就意味着“麻烦”的开始。公开了,势必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利用业余时间连续三年上街捡垃圾,肯定是好评如潮。但如果主人公是个县委书记,那大家的看法就不统一了。有事实为证,陕西志丹县委书记祁玉江上任三年以来,只要人在县里,每晚都出去捡垃圾。在此举的推动下,志丹县城的卫生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媒体对于此事的评论,几乎都是负面的,怀疑其做秀的大有人在,有的则正告 “书记捡垃圾不如改善行政效率”,有的则质疑其动机:书记此举的背后是创卫动力,等等。

   不过,一个人,如果将这样的秀能连续做上三年,那么就足以令人尊敬他的行为而让人忘记他的动机。试问天下的县委书记,试问天下的普通人,有几个人能坚持三年捡垃圾 (以拾荒为生者除外)?如果这也算是做秀的话,这样的做秀不妨多多益善。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过度地将事情与祁玉江的职务联系了起来。其实,我觉得更应该将这一行为看作是一个公民行为,看作是一个公民对社会责任的体现。现在公共空间的卫生环境不尽如人意,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公共道德意识的匮乏,公共责任的缺失,既不注意保持,更懒得去清理,随意破坏公共卫生。每个人都知道“只要人人都奉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