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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繁华,还是危机?

吴钩


一部小说成就一门学问的,似乎惟有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为“红学”。一幅画卷成就一门学问的,似乎惟有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为“清明上河学”。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不但催生了无数仿作、摹品、衍生品,而且吸引了诸多宋史学者、美术史学者一次又一次的解读,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史、生活史、民俗史、服装史、建筑史、交通史、商业史、广告史、城市史、造船史的学者来说,《清明上河图》也是一座不容错过、不可多得的史料富矿(《清明上河图》摹本极多,这里所说的《清明上河图》指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张择端正本)。

正如《周易》所言,“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西方也有谚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清明上河图》的解读也是大异其趣的,著有《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的曹星原女士认为,“《清明上河图》有可能是神宗授意下对《流民图》不指明的回应。作品不动声色地表现了东京的百姓在清明时节的富足祥和之情,而非潦倒贫困之窘境。也或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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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北宋阿云案中,司马光与王安石在争论什么?

吴钩

​(节选自最新一期《随笔》杂志。完整文章请读该期《随笔》)

司马光与王安石调阅了阿云案的全部卷宗,尽管二人都承认阿云并非“恶逆”,也承认阿云的自首情节,但基于对法条与法意的不同理解,他们对于阿云案的裁决却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司马光认为,本案中,“阿云嫌夫丑陋,亲执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断其一指,初不陈首,直至官司执录将行拷捶,势不获已,方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悯?”即使承认阿云的自首情节,她也不适用“减罪二等”之法,因为大宋律法说得很清楚,“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阿云已致韦阿大损伤,无疑已被排除在“自首减刑”的适用范围之外。

王安石则认为,大宋刑统“自首条”加有注文:“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又议曰:“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据此法条,犯盗杀罪者如果自首,可免除所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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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场大选撕裂了中国舆论圈



2016美国大选终于尘埃落定。川普以大幅领先的多数选举人票赢得大选,令无数人大跌眼镜。有论者说,这场狗血的选战与川普的上台,将会撕裂美国社会。美帝会不会被川普撕裂我不知道,但我看到中国的舆论圈已经被川普撕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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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袁腾飞

 

(本文系袁腾飞先生惠赐吴钩新书《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的序)

 

吴钩老师的新书《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问世了,嘱托我为他的大作写序。接到这个任务,我不胜惶恐!我并非历史学家,只是一个普通教书匠而已,讲历史故事是我的强项,学术研究就是短板了。只不过因为在百家讲坛讲了《两宋风云》,从此与宋史结缘。但我的讲授,还是侧重传统的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军事外交,对于经济民生,我也是门外汉。读了吴钩老师的大作,我也增长了不少知识。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过:“尚气节而羞势利,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我们知道,北宋时期有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范仲淹,还有一个立天人境界的张载。二人的志业抱负浸透着对国家、对黎民百姓、对天下的强烈使命感和理想主义,体现了“士”的刚毅的“承当”精神和博大胸怀。特别是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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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儒家为什么要说君主无过错?

吴钩

儒家有一个立论,听起来无疑很像是为绝对皇权张目,这个立论来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意思是说,皇上您永远正确,错的都是臣下。

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是汉代“儒学法家化的一个显型”,《韩非子》中有“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之语,便是董仲舒“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的思想之来源。

我们不必否认汉代复兴的儒家受到法家专制主义的感染,至少董仲舒本人是“君尊臣卑”理论的积极吹鼓手。不过,从“君不名恶,臣不名善”是不是就必定推导出绝对皇权?也未必。

英国普通法体系中有一条所谓“君主不容有错(The King can do no wrong)”的原则,涵义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恶”差不多。恰恰是这一原则,构成了英国虚君立宪框架下责任内阁制的法理基础,逻辑上的道理是这样的:君主不容有错,即不负行政责任;如何不负行政责任?君主只作为尊贵之国家象征,不过问实际行政;行政权委托给内阁,发生差错也由内阁负责;君主则超然事外。

现在的问题是,这里面的道理,宋代中国的儒家是不是也弄明白了?恰好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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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两个故事:宋仁宗与英王詹姆斯一世

吴钩


宋代的仁宗皇帝赵祯是我最为钦佩的一位君主。讲个他的故事:

话说 有一回, 仁宗皇帝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直接给这些近臣判罪。这里的“近臣”,当为皇帝身边的内侍、私臣,属于皇室家奴,仁宗以家法私自处置他们,理论上也无大不妥。

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王贽显然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的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假如“一切出于圣断”,便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前后差异”的裁决,闹出“有伤政体”的笑话。况且,君主当了法官,又叫专业的司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

宋仁宗不敢逞强,“许之”。

宋仁宗

​这段历史记载,让我忍不住联想到17世纪初英国大法官柯克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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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文明高度发达的宋代何以被征服?

——读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刻》所想到的

周石


        在大学里,就读到过陈寅恪先生评价宋朝的著名的话:“华夏民族之文明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赵氏郡望在天水,故以天水指代赵宋)。当时的确很不能理解,想不通我们从小印象里积贫积弱、丧权辱国,与靖康之耻、亡国之恨联系在一起的宋朝何以能当此赞誉。

  后来又多读了一些书,了解到海内外史学界有“唐宋变革论”之说,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可以说是从自然经济和贵族政治的中世纪初步进入了商品经济加平民政治的近代。由此方初步明白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对中国古代历史细节了解得越多,就越来越觉得:过去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造成的一种成见——认为中国自秦以来2000多年历史处于停滞状态,总是在原地循环——是错误的。从秦汉时期的古典帝国,到南北朝和隋唐的中世纪帝国,再到宋以后已颇具近代色彩的晚期帝国,中华文明从社会经济结构到政治运行机制,从社会各集团构成到思想文化形态,都有很深刻重要的变化。当然也有一以贯之而不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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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来说说宋代的地下排水系统

吴钩


当我们说一千前的宋代已出现了人口规模过百万的超级大城市时,可能会有人觉得难以置信,会惊问:那时候有没有一个庞大的排泄系统来维持城市的新陈代谢?确实,即使在今天,一些城市中,只要下大雨,都免不了要出现“水漫金山”的情形。宋代城市的排水能力如何呢?

我们可能不敢相信,北宋汴梁城的排水系统是非常发达的,地面明渠有“八字水口”:“内外八厢创制八字水口,通流雨水入渠甚利”(《宋史•河渠志》);地下暗渠也四通八达:“汴都地广平,赖沟渠以行水潦”(《宋史•河渠志》)。陆游《老学庵笔记》的一段文字更是可以说明东京地下排水管道之发达程度:“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

人们常说国外城市的地下排水沟宽敞而四通八达,可以容纳流浪汉与穷人栖身,所以是城市的“良心工程”云云。宋朝东京城的地下排水系统何尝不也是如此?因为“极深广”,便成了城市犯罪分子的藏身之地,即便来了能吏,也难以将这个“地下王国”彻底整治。由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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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0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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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宋朝东京的早晨

吴钩


如果你生活在北宋东京,清晨,你会在响亮的报晓声中醒来。报晓的通常是城市寺院的僧人,北宋的开封,“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方,日间求化(化缘)。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南宋的杭州也一样,“每日交四更,诸山寺观已鸣钟,庵舍行者、头陀打铁板儿或木鱼儿,沿街报晓,各分地方”。听到清脆的铁板儿声响,你便知道天快亮了,可以起床洗漱了。

这些报晓的僧人,在报晓的同时还兼报天气:“若晴则曰‘天色晴明’,或报‘大参’,或报‘四参’,或报‘常朝’,或言‘后殿坐’;阴则曰‘天色阴’,晦雨则言‘雨’”。这样,你躺在客店的被窝里,不用起床开窗,便可以知道外面的天气如何。

这样的报晓,有点像现代社会的天气预报服务。古代科技不发达,无法准确预测天气,不然的话,出现名副其实的天气预报服务也是毫不奇怪的。事实上,南宋杭州的市民生活已经有点儿离不开报晓僧人的“天气早报”了,为什么呢?“盖报令诸百官听公、上番虞侯、上名衙兵等人及诸司上蕃人知之,赶趁往诸处服役耳”。当值的公务员需要知道天气如何,好早做准备;一般市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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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走进宋朝的历史现场与细节

张海龙

关于宋朝,我们的刻板印象大多来自教科书上“积贫积弱”的论定,抑或影视剧中江湖丛林的艺术渲染。那么,真实的宋朝到底是怎么样的?宋史业余研究者吴钩强调,“首先我们需要将各种抽象的、大词式的结论放在一边,将主流史观与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宋朝形象放在一边,回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回到宋代的历史现场,回到宋朝的细节中来,像一个宋朝人一样去观察他们身处的世界。这样,我们立即就会发现一个与成见并不一样的宋朝。”

在这一历史视角和态度中,吴钩不厌其烦地书写宋朝,因而被调侃成“宋粉”甚至“宋吹”。对此,吴钩辩解道,自己其实只是“文明粉”——不是粉宋朝这个王朝,而是粉宋王朝表现出来的文明成就。他的新著《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就是对宋朝文明成就的一次全方位展示。

关于有宋一代所表现出来的近代性因素,不少国内外学者多有述及。比如,法国汉学家埃狄纳·巴拉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现代的拂晓时辰”也是他的一个历史论断。显然,吴钩是认同这一结论的,这也是本书叙事的基调。关于“现代的拂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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