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是最简单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保护自己的自由权利，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但要实现这两点精神，却一点也不容易，这就是“知易行难“问题。

    秦晖说：“自由主义的宽容与低调使其具有与常识的亲和性，因而具有极大的论证优势”。而事实也证明这点，自由主义不反对任何自愿基础上的集体主义与理想主义，只反对强制制度本身。以美欧为例，社会并不会反对任何一种法律框架下的宗教、言论、主张、团体，而法律本身，就是保护个人自由权利为基础的。

    相反，强制性的集权专制，往往是排斥各种其它理论的，理由是为了某种集体，或一种先验的理想主义。

    主张自由主义的社会，如欧美各国，可以允许各种自愿基础上的集体公社存在，而主张共.产主义的中国，曾经不允许任何私有制经济生存，割资本主义尾巴，狠斗私字一闪念。小岗村农民私分土地，是要签订“生死状”的。

    因此，自由主义无需证明自己正确，因为无需强制；而各种理想主义，却非要证明自己正确不可，这样才能具有强制的合理性。

    不

  “你们退下，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否则我就要自.焚了！”
   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11月13日发生一起恶性“拆迁”事件，女企业家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破拆队伍，最终“自.焚”于楼顶天台，抢救16天无效，于11月29日晚去世。

    今天，手机报收到一则消息，这一惨剧已经被当地ZF定性为“暴力抗法”。

    这一消息，顿时让我悲愤满腔，究竟什么样的“法”，能够凌驾与私有财产甚至生命的权利之上？
    如果真有这样的法，那一定就是恶.法，如果有这样的行政，那毫无疑问，就是暴.政。
    我们究竟身处怎样的时代，怎样一个神奇的国度啊？

    想起十多年前，我曾经因当时所在公司的一项合作开发项目，在德国留守了半年时间。节假日游历了德国不少地方名胜。其中，在波茨坦，就是著名《波茨坦宣言》诞生的地方，印象最深的事情，不是德皇精美的行宫，而是紧挨皇宫一角的普通磨房。

    事情大致是

      第二策共四个问题，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向题。
    武帝问：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时，勤勉工作，“至于日昃（斜）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难道不同么，“为何他们劳逸差别那么悬殊呢？（何劳逸之殊也？）
董仲舒说，那是由于 “所遇之时异也”。尧在位时，“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为有禹为相，因此“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周文武则不然，“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混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无为与有为，是有历史背景条件的。不过现在是：汉承秦制，非力行有为不可！
　　
    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
    武帝问：“俭者不造玄旗黄旗之饰”；可是周家，却甚其文饰。难道帝王之道还有旨趣不同的区别吗？有些人说“良玉不琢”，又有人说“非文无以辅德”，此二种说法也互相矛盾。
    董仲舒答，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的，孔子说，过分奢侈太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奢

『续前』：

    汉朝自高祖起，至汉武帝继位止，一直贯彻“与民休息”政策，推行黄老之学，刑名之术，政治上主张清静无为，物质上提倡俭约，杜绝朝廷奢侈糜费。
    中间历经.文景之治盛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但清静无为政策，适合与社会民生，却不适合于大一统国家治理，以至于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合谋叛乱爆发了著名的的“七国之乱”。
    到公元前141年，景帝宾天，汉武帝继位。武帝继位后的前期六年中，由于历经三朝德高望重的窦老太后还安在，武帝虽然也下诏求贤，朝中大臣太尉窦婴、丞相田蚡也信奉儒家，任用了一些儒家入朝，但终因窦太后阻挠，而没有大的作为。
直到第六年窦太后逝世，汉武帝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当年，武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