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yzy的BLOG

    北尤庄四十多户大都姓尤，有几户王姓也是女方是尤家姑娘或有其他姻缘，孙先生是唯一的外姓，由教书而落户北尤庄。他老家在南边东汇，想必很远，从没见孙先生与老家有过从来往。孙先生刚来时还很年轻，庄上像我父辈一般年龄识字的，都是他的学生；天长日久在北尤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我家祖屋是学校也是他的家。庄上人一概称他孙先生，尊称先生或老先生。现在的妻是续弦，生三子一女，人称小师娘，尊称师娘。

    我下乡时先生早已不教学生，担任队里现金保管员和记工员，一做多少年，没有合适人顶替他。上一班识字的不少，可大都在外面工作，在供销社当会计，或当教师和行政干部；留在庄上跟我一般大的，识字有限，书写更困难，他们的学业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断的。

 &nb

老队长并不是我们队的队长,是二队队长，当年不管是队内还是队外，不管是大队领导还是普通社员，一概都称他“老队长”。这不仅因其年龄大——我下乡那年他五十岁，在大、小队干部中是最年长的，也是干队长时间最长的；更是出于尊重。

二队不大，百把人，不到200亩耕地，其规模在11个生产队中排列倒数第二；而生产、分配水平却独占鳌头，其它队很难超过它。每次生产会报进度，总有几个队不是这情况就是那困难，拖后腿，二队每次都是按规定时间完成任务。大队在秧苗醒棵或小麦出苗时照例要组织各队队长互查互评，从南到北每块地都走一遍。每次都是二队的秧苗挺拔有劲，麦苗出得一崭

那年春节前爷爷到乡下忙全了落户手续，春节后就陪我一起下乡。与知青离别城市的满腔哀怨完全不同，爷爷是兴奋的。那几天我是怅然若失，什么也不管，爷爷是踌躇满志、备这备那，甚至将家里两个小板凳也带上；动作也比往常轻快许多，有点老杜“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意思。哦，爷爷那年已经72岁。

爷爷在庄上辈份最长，许多人都称他老太爷。刚回乡有本家接待，今天这家，明天那家。春节才过，还有些咸鱼咸肉，可以弄几个菜，客气的还有酒，没有酒也会说客气话，推托小店关门或其它理由。有一家说得很诚恳，看他为没有买到酒十分难受，我赶忙说我们家里有酒——是父亲整理行李时给爷爷捎上的；说着立马回家就拿。有酒助兴，其乐融融，看大家高兴，我也高兴，以为自己脑子灵活

    当年爷爷为让我回原籍插队，以七旬之身亲自到乡间办到证明寄来上海。上面除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公章，还密密麻麻盖着几十户贫下中农的私章，一致证明祖父“在乡间生活，自家有房子”。这张证明使我符合回原籍“投亲靠友”的政策要求。

    这个证明一半是假的——祖父从1930年代到上海做工即从未返乡，一半是真的——我家在乡间是有一处房屋。

    从记事起，家中与其它上海人家一样，人口增加，住房趋紧，常听爷爷奶奶说起老家有个大房子，怎样高大宽敞、冬暖夏凉，给我们印象就像是花园别墅一般。

    真正见到祖屋是我下乡之时。那天到庄上天色已晚，跟着爷爷，在一路招呼声中，七转八转进到一处房子，放下行李，里面住着一户人家，加上来看热闹的乡邻，偌大的屋子也宽宽大大。突然想到这

书记和我

    当时县里工作重点在农村，领导很少坐办公室，大部分时间在农村跑，而且一下去就是几天。只要下乡，我就前后跟着，晚上住一个房间，工作上、生活上的接触很多。

    查书记挂钩东片时三垛是据点，常去。我插队的地方离三垛不远，三垛镇上有一些熟人和知青朋友。只要自由支配的时间宽裕时，我忍不住会遛出去跟他们见一面。掌握好时间一般不会影响工作，也有过例外。一次查书记临时动议要提前离开，而我不在身边，派人到处找，弄出一些动静。我气喘吁吁跑回来，脸上十分尴尬，而查书记只是笑着说一句：“小尤的朋友多呢！”

    我喜欢看书，下乡都要带一本书，空下来就看。看得兴起，有时在路上、在车上还会夸

曾经忽略的花絮

    现在回想，查书记日常生活中被人们忽略掉“新闻价值”的小事其实很多。

    他常骑自行车下乡。不仅骑城郊，还骑很远；不是象征性骑一下，而是连续骑几天，当代步工具。记得一次，第一天骑到龙奔公社，第二天到东风公社，第三天过北澄子河到二沟。公社领导看到县里书记骑车下乡，都觉得很新奇。在二沟时接到县委办电话，扬州地委傅书记到了高邮。经过一番联系，傅书记说“我到二沟来看老查”。地委、县委、公社三级书记在二沟小镇交谈半天。在食堂晚餐后，傅书记说：“老查不要再骑车了，跟我的车回城吧！”我们坐上了傅书记的吉普车，自行车怎么办呢？公社徐书记说这好办，叫农具厂放卡车专程送了上来。

蹲点

    查书记每年都蹲点，这一年的点是三垛公社三百六大队。同时县里有一个工作组也在那里，工作组有近十人，多数是机关部门的，也有几个是从公社来的，吃住都在队里，很努力。

    工作组找了一个农村妇女做饭，我们去也一起搭伙。起初知道书记去会特意加点菜，后来因为常去，也就“特意”不起来了。到其它地方临走前查书记都要问一下“账结了没有？”在三百六是隔段日子与事务长结一次账，按顿数交钱与粮票。一次在回城的船上，查书记说把伙食账清一下。我拿出事先写好的清单，告诉钱数和粮票。他一一付给我。我接过钱和粮票，将清单给他；他问这是什么？我说清单。他随手往河里一扔。从此再也不给清单。

    大队部

我走我的独木桥

    1978年秋天开始，农村改革在基层暗流涌动。三阳公社季阮大队悄悄搞了水稻产量包干，城东公社有40个生产队暗暗实行联产计酬，各地或多或少都有些瞒上不瞒下的小动作。

    一个星期天查书记骑自行车来到城郊的城东公社，听党委书记蒋仪介绍联产计酬，蒋书记讲得兴致勃勃，查书记光是听，没有多说什么。三阳公社是他的联系点，公社负责人汇报季阮大队第二生产队私下搞产量包干时，说半句留半句，吞吞吐吐，含糊不清。查书记说到下面去看看。在一户农家找来队长和几个社员谈了半天，大家都赞成搞，说对国家、集体都有利，对社员个人也有好处；但是压力很大，有人指责他们搞“三自一包”，“调动了资本主义积极性”。查书记要我将座谈整理一下发县委《内部资料》。特意关照说，要强调这是一种责任制，是“管理办法”的改变，不要牵涉什么“主义”，要回避“产量包干”这些敏

“好个屁”

那年头电话会多。早上一上班，看见书记、县长几个人在碰头，就猜测或许要开电话会。电话会多，不

“查副书记”

    夏收在即，查书记在家坐不住了，连日下乡，到田里看长势，与农技员测产量。粮食产量就像现在的GDP，主政者身上的压力是很大的。

    那天到甘垛公社，谈完工作后在食堂吃午饭。公社张书记弄了几个菜，要查书记喝酒，查书记说不喝酒。那时下乡工作一般不喝酒。张站到查书记面前，一手拿酒瓶，一手端酒杯，半哄半劝地说：“敬书记一杯酒，表态坚决完成县里任务。”查书记笑笑端起了酒杯。一杯喝完，不准再加。张又笑嘻嘻地站起来，说：“再喝一杯，增产100万！”查书记说：“你完成任务就行了，不要你增产了。”说着端起了饭碗。查书记好喝一口酒，但他在农村工作时，很少喝酒。

    饭后到三垛招待所，休息过后，查书记要我跟兴化县委联系，看看谁在家，他要去看看。他的“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