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的书《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几乎是一口气读完。

现在还记得2002年读《小川绅介的世界》时的激动心情，那时多么渴望看小川的电影啊，想看看他到底怎样拍出稻子的情感，怎样拍出农民与稻子生命相依的关系，还有怎样剥去农民丑陋的表层而发现终极的美。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他的电影到底怎样呢？后来自己也开始拍纪录片，却始终没有机会看小川的作品。周围也几乎没有人看过，但对他的顶礼膜拜却传开来。

第一次看到《理想主义的困惑》这本书是在上海，“云之南”在复旦放映小川的《牧野村千年物语》，放映厅门口摆了一摞《理想主义的困惑》，书名吸引了我，不过看到副标题“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的时候，我把书放下了，那应该不如看小川本人的作品来的直接。于是很虔诚地坐在放映厅里等待开演。

很遗憾的是，那天放映条件实在太差，我没有坚持看完，但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闪光的东西。影片一开始，只有英文字幕，我的心就一沉。拼命地认英文单词，还来不及在心里译成中文，下一行又出现了。很多生词不认识，就这么一知半解地往前赶，赶不上词了就看画面。开始有很长一段，像科教片，有人在图表前讲解，不懂他讲的是什么。看不懂，赶得很疲倦，头也开始隐隐作痛。我闭一会儿眼睛再睁开，找能看懂的部分看。看到摄影机贴着稻子的根部，跟着一双胶鞋在稻田里移动，镜头贴着人的手在插秧，我很吃惊，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插秧的体验，突然感到种田很不容易，仿佛看到一只蜻蜓停落在插秧的老农背上。镜头总是贴着水稻拍，那让我感觉到它们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而是有自己生命的，当稻子在显微镜下跳舞的时候，我也觉得稻子可爱了。后来村里的人讲他们与水稻的故事，没有看太明白，但是知道他们的祖先费了很大力气从山的那一边把水稻弄来。还有一个疯老头和她姐姐的故事，没有看懂。

中场休息，有人说还有两个小时的片长，我已经看了一整天的片子，坐得浑身痛。干脆出去透透风，以后有机会看中文版。碰见季丹，她说她看的是胶片，效果很好，看这个片子一定要静下心来，看进去了很好看。于是不忍心又返回放映厅，看了结尾部分。片尾，所有村民像运动员入场一样地走进画面，向观众致意，很有尊严很骄傲的样子。这就是小川相处了十年的农民们，他们彼此表达着对对方的尊重，小川在拍摄这个画面时是不是心中有幸福感呢？

后来听季丹讲，小川死后，他的摄制组成员都在责骂他。我很吃惊，为什么呢？季丹说，他们是一个乌托邦式的集体。我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个乌托邦。但我记得，小川说过他和摄影师之间的合作那么默契，摄影师能够拍出稻子的情感，阴天的情感，我是多么羡慕他们的工作啊。

再后来彭小莲看了我的《亲爱的》，找我聊。她说我对片中的人物根本没认识，她说我要是在你的年纪看见文子的话，我大概不会被她感动。我不相信嘴里说出来的东西，其实，有理想的人，基本上不谈理想的。她认为影片缺少生活细节的描述，无法令观众了解人物认同人物。她一语中的，说到了我的痛处。

于是找来彭小莲导演的《美丽上海》看。电影中的每个人物就是一个当代中国的现实，他们的状态很真实，他们每一个人的难处也很真实，我可以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心里翻滚，憋得难受。一直到最后，阿荣在父母遗像前说：“请原谅我们的吃相难看……也许我们爱得太深，所以彼此伤害……”我无声地哭了出来。一部很棒的电影。

因为这部《美丽上海》，我买了《理想主义的困惑》。我想知道彭小莲是如何描述那个充满矛盾的小川绅介的世界。

彭小莲也是从她听到跟随过小川的人几乎把小川描述成了一个法西斯后所产生的震惊开始写起。读了第一节《奉献》，我就被作者在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对人物生动而深刻的描述折服了。她提出了问题，但并不急于给出解释，而是回忆了过往的种种经历，种种细节，抽丝剥茧。我可以感受那里面的不同人的处境和思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还有作为纪录片导演本身的诸多困扰。这就是彭导跟我谈的《亲爱的》所缺少的东西——对细节的描述。

专心致志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一种追求当中的人，他一定体会到了至高无上的幸福，这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然而，感受他的精神力量所给人的鼓舞与跟随他做事和生活却很可能是两码事。我相信小川有非常强的个人魅力，但同时我也从蛛丝马迹当中感觉到生活在他的阴影当中是多么地可怕。我相信不只有见角受过他沉痛的打击（小川曾对助手见角说你拍不出电影），他的理想主义完美主义可以轻易地鼓舞人同时也可以轻易地砸碎人，这要看你跟他的距离有多近，你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何种角色。小川他只是一个人，可是人们偏偏把他神化，人们赋予他统帅的权力，最后干脆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交给他膜拜他，而当人们的自我意识强大的时候，就仿佛受了骗，就把这个神妖魔化。

小川说：“因为我们共同体验了这一切，……”为什么小川有勇气将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进去，而我要有所保留呢？是不是因为小川坚定地认同日本的传统农耕文化，认同与水稻共命运的农民们，认同那里的村庄，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他才可以花毕生的精力去记录它？认同感是不是拍纪录片的根本呢？那个认同感是否就是理想？难道拍什么你就得变成什么吗？一定要放弃“我”才可以拍得深邃吗？只有小川那种方式才能拍好纪录片吗？那些愿意放弃自我的人，他们此刻的放弃难道不是为了成全一个更大的“我”吗？我的责任是创作好作品，用作品说话，难道我还必须要成为道德楷模吗？

拍纪录片是我关注他人生活的一种方式，这是我选择纪录片的原因。我真心地关心文子，我想要对她多些了解，但是我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我不知道，是否只有完全的认同才可以拍出好纪录片。至少，我对纪录片多了一份谨慎。

我这一代人没有榜样，一切要靠自己建设。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看到的都是人的种种挣扎。

德格，一个坐落在大山中的小城。每天，络绎不绝的人们来到这里，围绕着这座红色的建筑一圈又一圈地走着。 

早上八点半，大门打开，首先进入建筑的是一些扛着纸张的年轻人。这是一个不大的院落，中间有一个天井。

年轻人把纸张放下，一项重要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人一高一地就座，坐在高凳上的人拿经版、刷墨，坐矮凳的人递纸，在两人共同完成搁纸、定位的动作后，坐矮凳的人用布卷滚筒迅速从下到上滚过纸面，如此循环操作。他们前仰后合的动作，形成非常鲜明的节律。

采访专家

降边：过去我们说印刷印刷，现在很多只有印没有刷，现在那个德格印书院就可以看到，又有印又有刷，它要刷，那个真的是，印刷这个汉语这个词，也是非常准确的。

工人们每两人一组，一个人“印”，一个人“刷”，两个人动作配合非常默契，速度极快，一套印刷动作在瞬间完成。 

工业技术的革新，已经改变了“印刷”这个词汇的原始意义，当我们追根溯源时，却在这偏远的藏区，看到了印刷的原初形态。

每一块木刻印版都是双面雕刻，双面印刷。除了两个工人负责一印一刷外，还有一人专门负责搬运印版。印经院不通电，整个建筑物只能靠自然采光。而运版工人总是能够在迷宫般排列的经版架上，借着昏暗的光线，准确无误地找到所需要经版的位置。

采访德格印经院管理员 当秋

问：你是不是对每一块经版都很熟悉？

当秋：对，在哪个位置，有什么内容，我都知道。

问：经版的位置从来都没有变动过吗？

当秋：印经院大型维修过一次，维修时，所有的经版都重新放过，现在看到的很多标签都是我那时贴上去的，那以后，经版就再也没动过。

在经版架上，贴有藏文字母序列的小标签标明目录，而每一函经书之间，用经版倒放的方式标明首尾，并且在每一块印版上还有详细的页码。几十万块印版，就是这样用最原始的方法被管理起来。

这里就是藏区最大的印经院——德格印经院。在这里人们仍然沿用着藏族古老的雕版印刷术制作着传统的藏式书籍，而这里也由于收藏了珍贵的佛教经版，而成为藏民们朝拜的圣地。

 

传说，一个叫拉绒的人，用牦牛驮着自己精心刻好的经书木板，去奉送给德格土司登巴泽仁，在经过现印经院的地址时，牦牛受惊，经板散落在地上。因为这个暗示，登巴泽仁土司于公元1729年，在此动工开始修建印经院。三百年过去了，经过历代德格土司的修建扩建，德格印经院中库藏的木刻印版，数量已达到32万块，包括典籍830余部，文献总字数5亿之巨，内容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医学、科技、文学、艺术等。德格印经院以收藏藏族文化典籍最广博、门类最齐全而成为整个藏区最大的印经院。

为了使这些珍贵的古老雕版能够被完好保存下来，藏族人有他们独特的秘法。藏民们说：人要吃酥油，木板也一定得吃酥油。

这些木制雕版经过酥油的浸泡后，能够得以浸润，锁住水分，而常年不干裂。

在德格印经院的经版库中，收藏了三十多万块浸透了酥油的木板，可以想象一旦遭遇火情，不但是经版，就连整个土木结构的印经院也将付之一炬。所以，防火是印经院的头等大事，目前德格印经院内既不使用火烛，也不通电。 

如今看来，数目如此浩瀚的经版安然无恙，而在三十年多前，它们也曾经险遭厄运，失去安身之所。

采访原德格印经院副所长

李伟：文革期间比较乱，县上把经版基本上分给各单位，准备烧柴禾用。我们基干队伍装部必须要保护经版。我们这些藏族干部打着县委招牌，不让人进去，这样在文革期间基本上保护下来了，一根版子都没丢。造反派害怕武装部基干队，这样的话，就保护下来了。      

今天的德格印经院，不但是收藏古老印版的图书馆。还因完备地保留着从刻版、造纸到印刷的全部生产工艺，而成为活态的藏族文化遗产。

采访专家

根秋：现在石刻版也好，铜版也好，活字版也好，这样子不断发展以后，现在在国外的话，在其他国家的话，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真正利用的，唯一就是在藏区，现在木刻版还在印还在利用。其他地方没有利用，只是作为历史文物把它保存下来。

这些珍贵的古老雕版，很多已经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是这座印经院的镇院之宝，也是信徒们朝拜的圣物。由于长年不断的印刷，一些较老的经版在印刷过程中被不断地磨损，有些已经字迹不清，于是需要补刻新的印版。同时，从印经院恢复以来，搜寻失散的佛教及藏文化典著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当这些著作被找到后，印经院就组织刻版工匠雕刻新的印版。

不巧的是，当我们赶到德格时，刻板工匠们已经完成了今年的工作，正在收拾行李打算回家。

只有这对师徒还靠在窗边，借着外面的光线雕刻印版。

采访刻版工

伍金泽仁：我们是西藏地区江达县菠萝乡古泽村六队的。二百年前，印经院的经版全是…《甘珠尔》、《丹珠尔》都是我们家乡的人刻的。

历史上的江达农民就以善于雕刻而著称，这门手艺代代相传至今。

采访副所长

问：每年大概可多少数量？

邓毛：我们这有刻板工人大概20多个，30个左右，有些在补刻，有些在刻，一年刻3000多张。

邓毛：这些里面主要是由我们补刻的。内容有白教方面的经典，有文学方面的，有的是供佛学院用的。

一座古老的图书馆就是这样被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版藏量还在不断增长。 

这些木刻印版的原料选用质地坚硬的红桦木。雕刻之前，先将写有经文的薄纸贴在木板上。工人用这种最简易的方法将纸搓下来，露出经文的印迹，然后根据这印在木板上的经文，开始雕刻。 

德格印经院的经书一直以工艺考究、印刷精美而著称。对于雕刻印版的管理非常严格。据说在土司制时代，每个工人每天只能雕刻一寸，经过十二次的校对以后，上交给土司，土司撒一把金粉在上面，再抚平，陷入文字缝隙的金粉就是刻版工人的工资。对于其中的精品，土司会下令在经版的扶手处刻上一枚德格家族的印章 —— 一只活灵活现的蝎子。

同期：这是德格土司的印章，他的标志。

今天的刻版工匠们对于这门手艺，却有着自己的打算。

同期：多少钱一块？

同期：他说十五块钱。

同期：十五块钱。

除了完成印经院的工作，他们会在业余时间给自己打工，刻制专供游客购买的印版。

 

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各个教派之间的权力争斗时常白热化。而德格印经院却是一个例外，它地处藏区边缘，远离战乱，并且自创立之日起，就奠定了宽容的态度，对藏传佛教五大教派兼收并蓄。所以，德格印经院可以自由地收集刻印各教派有价值的典籍文献，并且能够安然无恙地被保存到现在。德格印经院所藏的大量书版中，有许多都是稀世珍本、孤本和范本。 

比如这套《般若波罗蜜八千颂》，是目前全藏区仅存的孤本，用藏文、梵文和乌都尔文三种文字镌刻。

讲解员：有人疑惑，你们土司当时干吗这么费事呢？直接把现代藏文刻到上面不就行了吗？干吗把梵文和咒文也要刻上？当时土司担心一件事，他担心翻译翻译得不好，这样就会以讹传讹，使人们将《甘珠尔》的精髓理解错了。为了使得它正确地传给后人，就把原文和翻译文、现代文都刻上了。这是本着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这套《般若波罗蜜八千颂》是释迦牟尼关于佛教思想的精髓部分，大约雕刻于1703年，由德格土司严格校对而成，是国内唯一文字最准确、保存最完整的版本。

讲解员：康巴藏区有很多文物，但只有一样文物进入到了国宝档案，就是这套八千颂。这在2002年的时候就进入了国宝档案，序列号是第17号。这是非常珍贵的。

         

由于藏族文化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书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而渗透在老百姓生活的当中。念经是藏族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经书也就成为倍受敬奉的圣物。

问：为什么藏族的这种书籍，它不装订都是一页一页的？

根秋：对以前都是坐在这，比如说就这样子坐，坐了以后念经。念经的时候这样子就方便，装订了以后，一天拿到手上就非常不方便。念经有时候一天一天地念，不可能拿在手上，这样子非常方便。

降边：德格印经院现在有个准确的话，我就说他有很多人说，把它翻译成印经院，我的文章里写的印书院，应该是印书。印经啊，很容易理解为就是印经书。它这里面印的很多是印的书。就是那个书院，岳麓书院那样的，它有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戏剧，它这些都不属于经文的。其实它的那个内容非常丰富，经（文）是一个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而是还有包括历算、医药、藏医。藏医比较完整的，也是在德格印书院里。 

采访僧侣

问：您是来这里请经书吗？

    答：一边转经一边买经书。

    问：为什么一定要到德格来买经书？

答：好多经书只有这里有，其他地方没有。

答：那是一个原因。另外，这里印经所使用的原料，是德格法王登巴泽仁的头发仍在地上长出的树木，所以这里的经书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珍贵。 

德格土司时代，经书制作各阶段的工艺都是立足于当地自然环境，完全自给自足，纸张也是使用当地传统工艺制作的藏纸。 

今天的德格印经院，仍然保留着藏纸的生产，延续着这项传统技艺，但现在的藏纸生产量只能满足版画的印刷。信徒和游客对这里的版画趋之若鹜，不仅因为这里所保存的画版年代久远， 而且因为这里的印画使用的是藏纸。

同期声：这个藏纸是卖的。这个是观音。

如果你看到一张藏纸是经过了多少工序、多少人和多少时间才形成，你就不会为它的昂贵价格而吝啬钱袋了。

 

传统藏纸的原料是这种名叫“瑞香狼毒”的草根。“瑞香狼毒”含有轻微毒性，用它造出的纸张能够防虫蛀、防鼠咬，年深日久而不坏，非常适合用于文献保存。女工们将内层的纤维撕下来刮成细条，放在沸水中煮两三个小时。

这时正好是女工们的午茶时间到了，她们纷纷拿出自家的糌粑和酥油茶。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中，她们安然享有劳作与休憩的轮换。每天到底能做多少张纸，也许并不重要。

问：一天能制作多少藏纸？

答：一般情况下，一天做两张。如果有其他工作，一天就只能做一张。

打浆是一份重体力活，女工们必须轮流来干。她们用木槌在石臼里把煮好的草根打成浆状，再搁到酥油茶桶里捣成纸浆。

西藏的传统造纸方法是，将纸浆倒进纸框后，连框一起晾晒。这种方法造出的藏纸质地厚实，不适合柔软的毛笔，却很适合藏族、纳西族的硬笔书写，从而形成了藏族文化特有的书写系统。

晾晒四五天后，藏纸终于制成了。这种藏纸的颜色微黄，质地较粗厚，但纤维柔软，韧性好，吸水性强，非常适合用墨来印刷。 

而现今德格印经院印经所使用的纸张，都是从外地购买的机器纸，必须提前用水浸泡后，在潮湿的状态下印刷，才利于吃墨。 

每天傍晚，印刷工人都将纸张用水浸泡。浸泡后的纸张，被压上四五十斤重的大石头，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水慢慢挤出。在第二天使用的时候，这些潮湿的纸张容易粘连在一起，所以必须用力将纸张抖开，以便印刷工在快速的印刷时一张一张地拿取。 

像《甘珠尔》这样重要的佛教文献，印经院往往用朱砂作为印刷的颜料。朱砂的研磨很需要耐心，一般由老人或者妇女来完成。他们一点点地将朱砂矿石磨成细细的粉末，大约每三天能够研磨五到七斤的朱砂颜料。这位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岁了，在印经院工作了三十年。

问：您有儿女吗？

答：有五个孩子，有的在种田，有的养牛。

问：他们不能养活你吗？

答：也不是不能养活，但他们没有什么收入，我老是老一点嘛，还能自己出来挣点钱。

印刷真可以说是两个人的绝活，他们配合默契，速度飞快。而他们这种节律性的动作，已经不完全是快速印刷的需要，而且具有精神的鼓舞作用。

答：印经书和念经、转经一样，都是积功德。

遵循着一种精神的指引，工人们通过身体的劳作，履行着自己的修行。

问：在这里工作感觉怎么样？

阿扎：怎么说呢，快乐。作为一个藏族人在这里工作是一种积德。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吧，因为在这么神圣的地方工作。

这些潮湿的纸张印好后，被拿到顶楼分开晾晒。必须等晒干了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

校对的工作由几位上年纪的工人来做，他们借着窗边的阳光，仔细核对每一页的顺序。

经过校对后的书页，扎成捆，被送到两个男孩这里。他们用牦牛绳暂时将书页简单装订起来。要想做成整齐的经书，还要经过两道很重要的工序。

在这间光线十分昏暗的房间里，工人们将捆扎好的书放在磨书架上，然后用加楔方法将磨书架的书籍压紧。

书页的窄边，用这副锋利的长刀裁齐。而宽边则用粗刮刀不断推拉，刮去超过磨书架框沿的毛边，基本上刮平后，又换刀孔较细的刮刀再进行推磨，直至书籍边沿完全平整。

然后涂上红色的颜料。

最后一道工序，将每函书加上函头标签，标有简略书名和顺序，这样一套经书的制作终于完成了。

         

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们，目前，在原德格土司官寨的遗址上是一所学校，几年后这所学校将被拆除，而一所博物馆将在此建成。那时将会把印版雕刻与藏纸制造移进博物馆，供人们参观。

人们被置于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境地，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依赖，他们在探索着保护这项文化遗产的各种可能性。但作为一项实用的生产技艺，把它博物馆化生存，这是否符合生产技艺本身的存在规律？

问：那我们印的所有的经书都卖得出去吗？

邓毛：卖得出去。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印的时候还是少量地印，为什么少量地印呢？国家说，这个是文物，不是印刷厂，印得少一点好，不然经版会损失。上面的要求就是这样。我们每年的印量只有减少不能增多。

根秋：这个印版，木头是经过加工的，比一般的木材结实一些，但不管怎么样，它是木质的。我们想能不能保存原来的印版，然后改成电脑扫描，行不行。当时他们觉得不太可取，因为藏族人信仰佛教，很多高僧大德给印版是加持过的，这个印出来的和一般电脑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心灵里头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从保护木刻雕版的角度来讲，应该减少经书的印量，但是印量越来越少，也会影响整个经书制作工艺的保存。那么这个矛盾该如何解决呢？

根秋：现在很多人开始提倡，能不能够把旧的（印版）保存下来，改成电脑把它印出来作为一个资料，这个可以。原来的印版作为一个文物的话，少量地印出来，价格要提高，包装要好，作为有收藏价值的这样子。

学者对木刻印版的保存有着深深的忧虑，而印经院作为一个活态的图书馆又有着它自己的生命节律。人们日复一日地劳作，日复一日地朝拜，德格印经院就这样静静地伫立于刺目的高原阳光下，迎接着一轮又一轮的拜谒和观赏。

 

冬季来临，由于印刷用的墨会结冰，印经院的印经工作就停止了。

年轻的刻版工匠们已经换上了回家的新衣，准备启程，返回江达。

采访刻版工

伍金泽仁：我们是今年二月嘛三月就这个时间来的，现在我们停工了，明天回去。

问：那你们回家以后还要刻吗？

伍金泽仁：冬天回家后，我们刻自己的那些卖的呀、送人的呀，给印经院刻的是公家的，不是自己的。

问：那你们今年二月份拿来经版都卖完了吗？

伍金泽仁：卖完了。我们自己刻的那些全部都卖完了，公家的今年的是停工了。

问：收入还不错吧？

伍金泽仁：可以可以。 

印经院送走了工人，迎来了喇嘛。他们在每年的印经结束后都要举行法会，为印经院念经祈祷。而印经院外，不管换了多少张面孔，人们永远朝着心中的圣地朝拜。 

离开德格的路上，我们看到了风雪中赶往德格的人们，也许正是一种无法理解的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也支撑着德格印经院。

 

点击CCTV-10《探索发现》视频： 《德格印经》一，《德格印经》二

      孔令民出身世家,爷爷是清政府陕甘督办,父亲熟读四书五经,而他中学没毕业就挑起家庭的经济重担。偶然的机遇,他的父亲抄写了曹雪芹风筝图谱《南鹞北鸢考工志》,但是手稿在文革期间被毁于一旦。在父亲的熏陶之下,孔令民凭借精湛的手工艺，在风筝界享有盛名。他的风筝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他带着风筝走出国门。那本《南鹞北鸢考工志》已失踪半个世纪，而孔令民与父亲凭借记忆和复制，出版了《曹雪芹风筝艺术》，获得莱比锡“世界最美的图书”称号。而在如何继承传统技艺的问题上，孔令民与他的下一代又有着分歧。这项文化遗产的继承之路历经坎坷。

    2007年5月22日22：10《人物》栏目播出

点击央视视频：http://vsearch.cctv.com/play.jsp?ref=CCTVCOM_20070523_1506237&kw=%E9%A3%8E%E7%AD%9D%E4%BC%A0%E4%BA%BA%E5%AD%94%E4%BB%A4%E6%B0%91&db=forcctv&projectId=&referer=http://vsearch.cctv.com/

状告央视（一） 为了胜利
　　
　　2007年10月24日，应该会成为我的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日子，我生平第一次与我的“老板”对簿公堂，我生平第一次法律实战终于有了成果。恰好这一年，我的职业生涯发生了重大变化；恰好这一年，我买了房子，成了有产者；也恰好这一年，我三十岁。
　　
　　也是这一年，我们对中央电视台的官司，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中央台因对我们非法辞退而对我们做出了赔偿，赔偿数额因为某种原因我暂时不便说出，但我认为是一个合法、合理的数额。虽然这个赔偿决定不是由国家机关做出，而是在申诉方与被诉方之间的调解中达成的协议，我们也因协议达成而从劳动局撤诉，但我认为这依然是胜利，因为我们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我们的利益，也把因此次官司而对我们不想损害的人造成的不得已的损害降至最低，这就是法律的意义。在这方面要感谢中央电视台，因为我学习法律完全是拜电视台所赐（我曾在电视台的法律栏目做过编导），只是我当年学习法律的时候完全想不到我将来会告央视，并且取得了胜利。
　　
　　我记得在告央视之前，我曾和朋友说，我（或者为数不多的几人）告央视，有如蚍蜉撼大树，自然别指望把大树撼倒，但只要能撼掉几片叶子，就是胜利。而这种胜利也不仅仅局限于我们个人的利益，而是告诉央视、告诉所有在2007年的清退事件中被辞退的央视员工、也告诉更多的世人——中央台这样一个标榜诚信与守法的地方做了不负责任的事情，中央台必须要为它的行为承担责任，属于我们的权益必须要维护而不是任人宰割！

 

状告央视（二）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对于不清楚央视2007年大清退的人，我有必要对事件做简要的交代。在2007年7月3日出版的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内部刊物《央视新闻周刊》第4页新闻中心例会通报上，“传达了6月29日台规范用工工作会议精神。此前，赵台长就规范用工专门做出批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四审稿）》将对我台用工制度产生重大影响，规范用工工作具有高度的紧迫性、复杂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积极主动地准备。’张副台长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全台各中心（室）要充分认识《劳动合同法》的重要性、严肃性，充分认识我台人事管理工作所面临的环境的严重性、紧迫性和复杂性，服从于国家大局，服从于全台工作大局，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规范用工工作。二是要严格执行台有关人事管理的规章制度，坚决杜绝使用未签约人员的现象。三是采取果断措施，抓紧实施，在一个月内，坚决清退不符合条件的未签约人员……”
　　
　　需要说明的是，《劳动合同法》是在6月29日通过的，通过当天中央台就开了规范用工工作会议并决定对未签合同人员实施清退，可见中央台实施清退的主要动因在于规避法律风险，而不是坊间议论的纸馅包子事件。
　　
　　7月底，清退活动进行到我所在的新闻中心的某个部门。7月21日，我的制片人在办公室找我谈话，告诉我台里做出了对未签约人员的清退决定，而我就是未签约人员，所以我必须尽快离职，不要出现在单位。
　　
　　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听到很多关于清退的风声，但那时我毫不在意，自打2002年我入台以来，台里就一直没和我签合同，像我这样的人在台里有几千人之多，不是我们不想签合同，而是台里不和我们签。即使这些人良莠不齐有些需要辞退，我认为我也是不会被清退的人。因为我是栏目组的骨干，出身名校和高学历自不在话下，进入栏目工作5年来在节目评比中拿过若干个金银奖，2005年还因工作量第一被评为部门“先进个人”、“最佳记者”提名，清退前的6月份刚播出了我的两个片子，分获栏目季度评奖的金银奖。而且，我手头还有两个片子刚拍摄完毕还没有剪辑，把我辞退了谁来剪这片子？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上，我找不出中央电视台要辞退我以及我这样的人的正当理由，除非中央台不想做节目了，除非它完全失去了理性。
　　
　　但显然中央电视台确实有失去理性的迹象，它清退我们的理由仅仅在于没有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不管这些人为它工作多少年，做出多少贡献，都在被清退之列。在这件事情上，我已看不出中央电视台的应有的良知与责任心，要知道，并不是我们不想签合同，并不是我们拒绝签合同，而是中央台不和我们签合同也不给我们上保险啊！这种违法行为产生的错误与责任应该由用人单位承担，为什么要由我们劳动者承担？按照《劳动法》第9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再看《劳动法》第100条：“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中央电视台完全置这些法律规定于不顾，一刀切地对所有未签约人员进行口头清退，这样一个一直用道德和法律的大棒去敲打别人的国家大台究竟怎么了？它的道德何在？它的理性何在？它对法律的尊重何在？
　　
　　我们还须看一下《劳动法》第30条：“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如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劳动合同，工会有权要求重新处理；劳动者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工会应当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显然在央视清退事件中，中央台的工会没有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对比一下《劳动法》和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你就知道央视为什么要清退未签约人员了。《劳动法》对违法辞退员工的处罚比较轻，只要求按照职工工作年限，每工作一年折合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比如我在中央台工作5年，就只能获得5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而按照《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还有87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第47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也就是说，只要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之日后中央台仍然雇用我们工作并仍然没有签合同，我们对中央台进行诉讼就会获得巨大经济赔偿。比如我，工作5年，月收入8000元左右，我将获得近60万元的赔偿。在中央台，5年左右的“黑工”经历并不算长，我的同事有的有10年左右的“黑工”经历，他将获赔多少？中央台此次大清退的官方统计数字是1800多人，仅以这保守数字计算，中央台将可能赔多少钱？更何况这些人不仅没有签合同而且也没有上保险，发生诉讼的话，中央台就要为这些人补上保险，中央台5年左右未给我缴纳的三险一金累积为9万余元（这数字是中央台的律师因赔偿而为我核算的，非常准确），那么所有这些人补上保险的金额又将是多少钱？我相信你算完之后会大为吃惊的！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中央台除了数以千计的未签约人员，还有数以千计的企聘人员（员工与中央台下属的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这些人多数是从2004年开始签订企聘合同，他们当中很多人在此之前都有或长或短的“黑工”经历。在对未签约人员“下手”后，中央台也开始对企聘人员“下手”，要求他们填写一份《中央电视台编外人员个人情况登记表》，表中要求企聘人员填写工作经历，在填表说明中要求“工作经历中涉及我台的，以与我台或我台指定的劳务派遣公司首次签约时间为起始时间。”也就是说，企聘人员在签约之前的黑工行为不可以在表中呈现。我的一位老大哥感叹道：我1993年开始为中央台工作，一直没签合同，到2004年才签合同，难道我在此之前为中央台做的10年工作就一笔勾销吗？难道我的这段历史就是真空吗？更可笑的是，中央台要求填表人“承诺以上所填信息真实完整，如有虚假或隐瞒，本人愿承担相应责任。”中央台既要求有黑工经历的企聘人员填写不完整的信息又要求他们必须承诺填写真实完整的信息，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与混乱实在很荒诞！稍具法律知识的人就可以看出，这登记表实际上是一纸协议，中央台要在每个人的协议中抹杀大家的黑工历史，再加上大清退行为，中央台实际上要抹杀它十几年来所有的黑工行为，把诉讼和赔偿的风险降至最低。
　　
　　由此看来，中央台清退事件背后的逻辑是：用成本较小的违法行为来规避因更大的违法行为而造成的成本更大的法律风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把裁员的成本降至最低，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多重违法行为，从道义的角度来看，是错上加错，是无情无义。
　　
　　诸种现象使得我们不惮用最坏的可能来揣测央视，我们也寻找第三方来维持公义，但谁能想到，更加微妙的事情发生了。
　　

状告央视（三） 新闻界的“滑铁卢” 央视的“胜利”
　　
　　大概8月初的时候，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家报纸找到我采访央视清退事件，那时我跟记者说你过半个月采访我可能会告诉你更多、更新的内容（因为我计划在半个月内采取诉讼），但记者还是坚持尽快采访我，我也就未加拒绝，并介绍了更多的采访对象给她。
　　
　　这家报纸的记者非常认真负责，他们一直以来的风范。她不仅采访了多个像我这样被清退的人，也采访了多个企聘人员，还采访了央视人事办主任以及一些法律专家……记者的愿望很单纯——还原事件的真相，让更多的人知情。
　　
　　应该说我和很多被采访的央视员工都对这家报纸的采访报道寄以很大的期望，因为中央台这么大规模的裁员行为国内媒体竟然鲜有报道，香港的《大公报》曾报过一条消息，内地的《羊城晚报》转载了这条消息，仅此而已，对中央台清退事件全面、客观的报道一直都没有，个中缘由，我也不想多说。总之，对央视的这次“大事件”，大陆媒体集体失语，而我们本是在强势媒体工作有强势话语权力的人，现如今也变成弱势群体，甚至也寄希望于新闻媒体来匡扶正义。
　　
　　但一切并不如愿。就在报道即将刊发的前一天，记者电话告诉我说本已写好的报道遭遇重大修改，关于被清退员工及其他央视员工的采访全部被拿掉，只保留了中央电视台自己的说法以及法律专家中比较倾向于中央台的说法，这样的话将肯定会让大家失望。记者希望我们不要对第二天的报道抱很大期望了，并请我原谅。我很无语，但又能怎样，身为媒体中人怎能不知中国媒体的潜规则？我也只有安慰她，说大家都是同行，表示理解，只要能发出报道就好。
　　
　　8月16日，这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周报报道了央视清退事件。确实如记者之前跟我所言，这篇关于劳动纠纷的报道只有资方的说法，没有劳动者的说法，劳动者的话语权彻底缺位。而这篇报道中资方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振振之辞也堂皇到了一定的程度，完全是在表扬自己而不是审视自己的错误，于是很多同事说这报道不像是这家报纸写的报道，更像是中央台自己写的报道。
　　
　　（待续）

 

转载来源：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041250.shtml

 后续报道正在更新中。

“云之南”在上海

中外纪录影像展映

 

2007年10月2-6日 放映地点：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 蔡冠深报告厅（邯郸路440号，国定路口 ）

 

 

 

 

2007年10月1日 - 7日 放映地点：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芳甸路199弄28号，证大大拇指广场）　

 

免费入场，座位有限。在带★标记场次中，导演将在影片放映后同观众交流。

http://www.yunfest.org/yunfest07/xunzhan.htm

第一次卖自己的纪录片作品，我晚上失眠了。

一千元人民币一张DVD拷贝，卖给了一个美国女孩。当我知道她是在校大学生时，我有点于心不忍，但最终还是收了钱。

我拿了钱回家，而她一个人要等凌晨三点的火车去石家庄。

一个外国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深夜无处可去，我是不是应该继续陪伴她到上火车呢？

而我们俩已经聊了三个小时。我说中文，她说英语。我能听懂她50%，她能听懂我多少？我们讨论了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但无法深入。她不停地用手捏捏后脖子，而我也已经疲倦得不想再谈什么了。我需要一张床，我该回家了。留下她孤零零一人在无处可去的城市等待三小时之后的列车。

一回到家，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不安。毕竟经过了三个小时的见面，她对于我而言已经不再是毫无瓜葛的陌生人，我知道了她在干什么，知道了她的一些想法，甚至对她产生了朋友的情感。但最终我在两次于心不忍的时候都狠下了心。

 

我习惯于看五六块钱的盗版DVD，同样也习惯于把自己的作品无限制地拷贝赠送给别人。别人跟我说：“我想要一张拷贝给我姐姐看。”“我想要一张拷贝做研究。”“我喜欢你的作品，想留一张拷贝。”……于是拷贝一张一张地被送出去了很多。我只能暗自祈祷，我赠与的这些人不会随意地复制传播我的拷贝。然而不幸的是，我已经碰到了一些比我更缺少版权保护意识的人，他们拿到我的拷贝后问我：我能不能复制？能不能传到网上？我在诧异之际，连连摇头。

当这个美国女孩发邮件说要买我的拷贝时（这是第一个向我提出购买的人），我给自己的拷贝定了一个很高的价格。（对一个距离遥远的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比较容易下狠手。）我可以不卖，但不能贱卖啊。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是纯手工的个性化的艺术品，只适合高价或者馈赠。我很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开价辩护。然而，收了钱之后，我很不安。

 

原创作者在维护自己的版权时为什么会如此心虚呢？

 

也许我的不安并非完全来源于开高价，而是来源于与她的相识。

她学了四个互不相干的专业，她不确定将来做什么，而她希望创造，她在寻找……她学习了一年中文，来石家庄的某个中文学校学习两个月汉语，很快就要回国，学校安排她住在一个中国家庭里，是一对想学英语的年轻夫妇，她不用付房租，只需要跟他们讲英语，但她觉得这种方式有点不平等……她会德语，能听懂西班牙语，她正在作阿伦特诗歌的翻译——从德语翻译成英语，（她是犹太人，这也许是她翻译阿伦特的原因之一，我们没有谈论这个问题，语言障碍使我们无法将某一问题引向深入），我从而得知阿伦特不仅是一个政治理论家还是一名诗人……她没有开博客，因为在博客上写作会让她觉得是在为他人写作，而她是无法将私人领域与写作领域截然分开的……我说很不好意思，由于我提议推迟约会时间，使她当晚不能回石家庄，她用生硬的中文说：“我同意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就要接受选择的结果。”……

 

我为什么不能克服一下疲惫，陪她去逛逛后海的酒吧呢？唉，我自己也很少在晚上出去逛，我都不知道哪里好玩啊。或许她正希望有人能带她四处逛逛，让她了解中国。这么说来，人家碰上我真是倒霉，不好玩。

 

几天后，我再次约了这位美国姑娘。请她去九门小吃，品尝一下北京的风味。然后我们在后海划船，在水上看夕阳下的霓虹灯，一片歌舞升平。我问她上次我们分手后她怎么打发时间，她告诉我，她独自在北京街头走了五个钟头，很享受。走路是她最喜欢的运动，尤其是在宁静的夜晚。真是善解人意。只是很遗憾，因为语言的障碍我们不能够聊得很深。临走时，我将自己的另外两部纪录短片赠送给她。过两天她就回美国了。

 

 

大陆华声报记者向继东于1999年采访了当时正在中国探亲的杨小凯教授，下面是我摘录的精彩段落。更完整的采访内容请看这里 

 

中国最缺少的是自由主义。中国所强调的'科学'，已经变成'科学主义'了。我们现在对'科学主义'也应有批判，因为迷信科学和迷信理性，都可能导致制度失败。

 

在美国，干什么都是以宗教运动为先导。工业革命和现代化都是宗教改革的后果。所以宗教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它绝对不是科学。你可以说它是反科学的，但反科学有什么关系，科学为什么不能反?中国有一种'科学主义'，如'新三论'(即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就是科学崇拜。现在，什么事情一讲，就是符合科学，或不符合科学。不符合科学就歧视，这就是'科学主义'。有些东西即使不科学，你也不能压制，不能歧视。如今中国很多人都同意：制度很重要。其实，'制度'就是信仰、意识形态和宗教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科学'创出来的。最近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正在写一本书，他在书中比较南美与北美的差别，二者都是西方文化背景，西班牙甚至在中世纪前有比英国更发达的代议制。但是现在北美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而南美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诺斯认为造成这种差别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英国人治理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由地方代议机关治理，而西班牙、葡萄牙直接治理南美多年，把殖民地当作榨取税收的来源地；第二，北美是个新教地区，由于英国传统受宗教革命影响，而南美是天主教统治。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是，新教相信结社自由(Free Agency)，任何人可以不经过他人批准而自立教会(所以有成千上万不同的新教教会)，而天主教的每个分支成立都要经过上级教会批准认可。新教的自由结社意识，打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垄断，在意识形态和成立组织方面是完全竞争的，所以社会更有活力和更富有公正；第三，北美是普通法(不是政府立的法，而是老百姓自发形成的习惯法)，而南美是政府立的大陆法。费正清和Mokyr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差别时也有类似的分析。Mokyr在比较十八世纪的法国与英国时也有同感。他最有所感的是，由于英国光荣革命后有宪政秩序，所以有社会公正，人民缴的税率比法国高，但人民却更乐于缴税，人均收入也比法国高三分之一。

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都跟崇拜民主和科学有关。中国走了很多弯路，不是因为反五四，而是五四的后果。如果那时强调自由，强调宪政与共和，情况就肯定不一样了。共和跟民主是不一样的。共和是讲上层的权力制衡，民主是讲下层的政治参与，两相比较，共和比民主更重要。共和强调要有三极世界：即选民的权力、州政府的权力、联邦政府的权力，以及中央级司法、立法、行政之间的分权制衡。没有共和思想，它容易形成两极：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斗争起来，不是革命就是暴政，而三极就比较稳定。

 

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

 

 

甘肃临夏之行历时二十天，是为了寻访民间原生态的花儿歌手，和一个人口仅有一万多人的民族——保安族。

印象中，甘肃是一片干旱的黄土地（实际上，兰州附近的确是一大片连绵的黄土坡，看不到庄稼地。），然而临夏州却绿草如茵。我们正赶上麦子逐渐成熟的季节，漫山遍野是黄绿相间的梯田。三伏天，在山里，雨说来就来，站在半山腰，穿着外套和单裤竟冻得直哆嗦。而太阳底下，阳光是毒辣的，我乖乖地戴着帽子，穿着长袖衫。同行的人都戴上了草帽。

去临夏之前，我翻阅了大量关于花儿的资料，当然大多数是花儿研究者的文章，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一种结论——认为花儿不仅是民歌，而且是一种多民族融和的区域性的语言。然而到了临夏，真正接触了当地的人——不论是政府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是土生土长的花儿田野调查者，还是目不识丁的花儿歌手，花儿作为歌唱所散发出的魅力，完全淹没了被抽象为语言的研究者的空洞的定义。

我们翻山越岭寻访一位独自看守农田的老妇人，就在夕阳的余晖中听她歌唱；我们在寂静的山路中行走，密林中传来悠扬的女声，循声而去，她却像惊弓的小鸟躲开去了；在热闹的莲花山花儿会上，政府组织的花儿对歌唱来唱去在唱电视台，正在失望时，我们却发现不远处的饭桌边上，一男一女正在对唱，两人正在“较劲”呢；一个年轻姑娘在唱，一位老汉被大伙推上前与她对歌，老汉唱：“姑娘都喜欢年轻人”，姑娘却对：“新媳妇跟上胡茬茬老汉”，老汉一溜烟地就羞跑了......花儿盛开的地方，人们高兴时唱、悲伤时唱、孤独时唱、集会时唱、远行时唱、归来时唱......十天的时间太短，记录不下那片土地上丰富的情感，不过，庆幸的是我们及时地丢掉了空洞的学术拐杖，在给定的最短时间里，尽量地触到了那片土地的脉搏。尽管是栏目化的操作，还是希望能做出一集稍有意思的电视纪录片，从而不枉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