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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督察官的生态诗
——读胡德斌诗集《时光》

 郭友钊

人人都有自己的时光。胡德斌用诗集《时光》记录下自己独特的时光,有的是曙光晨光、有的是正午的阳光,有的是暮光夜光。我偏爱其中的曙光,就是《时光》中的生态诗所发出的光芒,她照亮了万物生、万物死中的河山。

“为国督察”,正是胡德斌的工作。他分担天津、内蒙古的土地督察。这两个地区,一个是祖国首都的海上门户,另一个是陆上门户。他置身于海洋、平原、山脉、河流、湖泊、草原、沙漠之中,勘察祖国的山山水水,观察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关系。他独自地或与同事著述学术论文,探讨“生态环境”、“生态保护红线”、“自然资源管理”等问题。他在《时光》中没有出现“生态”两字,但我却读出了生态领域中根源性的思想。

《感恩》一诗说“你在”与“我在”的关系。“你在”是“山在/水在”,是“风在/雨在”,是“春在/秋在”,是自然的存在;只有自然的首先存在,才有“爹在/娘在”,即人类的继续存在。这条件下才有“你在/我在”的共同存在。《时光》用了310个“你”字和194个“我”字构筑了“你—我”的平等关系,谦卑地把“你”置于优先的位置,让“我”向“你”深情地倾述,试图恢复“你”本来的面目。

诗集中的第一首诗《一棵树》开宗明义描绘“你在”的原貌:“一棵树/站在旷野/无春无夏无秋/无花无叶无果”,所有的春、夏、秋,所有的花、叶、果,都是“我”即人类命名的,被纳入了文明体系之中。被认为有春夏秋、花叶果的树,是文明语境下的树,不同于“站在旷野/生命给它什么/它就享受什么/包括严寒和寂寞的自然之树。文明期待这棵树入春经夏到秋、开花长叶结果,“你在”已异化为“我在”的前提条件。但是,结了果,完成了“我在”的使命,即将入冬的一棵树要回归到“你在”的状态:“唯一想做的/唯一要做的/便是放弃。放弃花朵/放弃果实/放弃一树繁叶”(《秋日拾叶一棵树》),再成一棵真正的自然之树。

“你”是“庄稼”,但“庄稼/不是因为农人/才果实累累”;“你”是“河流”,但“河流/不是因为大海/才奔流不息”; “你”是“春雨”,“春雨/不是因为大地/才润物无声”;“你”是“花朵”,“花朵/不是因为欣赏/才怒放天涯”(《海渤湾》)。“你”是“你”,“你”不是“我”。“你在”,“你”只是“在”,并不是为谁而“在”,本来不是为了“我在”而“你在”。“你在”并没有目的性。

“你在”——在热核大爆炸中的宇宙零点,在生物大爆发大辐射的寒武纪奥陶纪,在哺乳动物进化到人类的新近纪第四纪,“你在”都是置身于数十亿年间的大自然的“自在”。只是到了几千年前的全新世人类世,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万物万事的发展有物质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之后,“目的论”开始奔流在文明史的长河中:宗教的“神创论”,自然神化了;冲破神化的文艺复兴时期冒出了“人本主义”,自然人化了。“你来之前/今天与昨天没有什么不同/花朵与绿叶没有什么不同”,“你来之后/今天就是今天,昨天就是昨天/花朵就是花朵,绿叶就是绿叶”,“你让万物成为自己/也让万物失去自己”(《你让万物成为自己》),伟大的人类自私自利地进入了高度的文明状态,“你在”被赋予目的,是为了“我在”而存在的“你在”。

不顾“你在”的“我在”将不在。一度极度兴盛的居延文明就是一个例子。河西走廊被凿空,人口大量涌入黑河流域,筑城驻军、伐木垦荒,原本的绿洲一晃眼变成良田,原本的大泽一下子干涸,原本的胡杨林一瞬间消失殆尽,劲风因之起、沙尘因之舞,漫天的沙尘暴跨高原、越太行直抵都城——“小小居延城,连着北京城”,华北地区现在还受其环境之灾。于是,诗人在内蒙古额济纳督察,写下了《黑城》一诗,感叹最早是“你在”、一度是有“我在”没“你在”、现在仍然“你在”但已经不是曾经的“你在”,而“我在”不再像以前那样不顾“你在”的“我在”:

 

干涸的河道

是黑城外

一道风干的泪痕

 

一切都在远走

那些府第

那些民居

还有佛寺

风吹过沙漠

听不到一丝传说

 

让他们静静地走吧

让迷永远地成为迷

让孤城残址消失得干干净净

把这片土地交给

沙棘、红柳和胡杨

 

如同他们没有来过

如同你我没有相遇过

 

面对物质文明,东方圣贤早就开始担心人类不顾鸟类兽类鱼类们的过渡膨胀。老子之《道德经》告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人类居四大之一,不应独大,不应超越“生存”的界线,不应为了人类自己私欲的“我在”而挥霍甚至灭绝“你在”。但可惜的是,神独大,人继之独大,导致含人类在内的世界陷入了生态危机的境地。如果解决生态危险问题?根本方法之一是让异化的“你在”回到自然的“你在”,让“我在”回到自然,变成“你在”中的一种存在,即人自然化。“鹿是自由的/水是自由的/树是自由的/山也是自由的”,因此应该“让来自泥土的/回归泥土/让来自星空的/回归星空”(《维佳》),正是表达了异化的人应该回归自然的而成为自然的人的主张。

生态学以及生态诗学,不足百年历史。1916年,美国成立生态学会,生态成为学术讨论的问题;1962年,美国生态作家拉切尔卡森出版《寂静的春天》,生态问题进入公共视野。美国的W.S.默温、德国的布林克曼、澳大利来的马克奥康纳、我国的华海等,都是有成就、有影响力的生态诗作者。与之不同,在生态一线工作者土地督察官胡德斌的生态诗,或许受东方《道德经》等主张的自然道德影响,从“你在”“在我”构成的“你-我”体系进入生态领域的诗境,坚决否定西方影响极深的“目的论”以及“人本主义”,恢复“物我一体”的理念,从文明的源头厘清生态的根源性问题,主张“非目的论”生态诗学,是解决生态危机的一道的曙光。

 

 

48日于见山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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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1 17:27)

警惕“令和”之灾

郭友钊

 

公元201941日,日本新年号“令和”诞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记者会上称:“令和”是日本历史上第248个年号,首个出自日本古籍的年号,取自《万叶集》中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并祝愿每位日本人都如梅花,度过苦寒,绽放出花朵。

我们祝贺邻居有新的年号“令和”,也祝贺日本的年号能够出自自己的典籍。毕竟万物生,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在成长。

“令和”二字,还有汉字的模样,也教我们翻翻汉字写的古文。我们先不看“令”与“和”分居两地的样子,瞧瞧他们相互依偎时的意指。其一种,《汉书贾谊传》言“法立而不犯,令和而不逆,柴奇、开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明史•列传第六十》言“榜谕诸僚受约束。政平令和。巡抚陈俨上其治行。帝令久任。”此种“令和”可不指时令和天气,指的是国家行政。再仿“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再凝视下分开的“令”与“和”的真实意指。“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出自《礼记·经解》。“德降为则,振于四方,行有令问,成和不逆,加用祷巫,神人允顺。”出自《逸周书》。这些“令”可都是“政令”,这些“和”却都是“民和”。

安倍晋三首相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日本领导人,自2006年起先后任第90届、第96届、第97届、第98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他结束了日本政治的动荡局面,他主张修改《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战争力量及交战权的否认。”因此《日本国宪法》也称“和平宪法”,受到世界的赞赏。然后,日本已经渡过了“平成”时期,在和平的环境中已积攒的火山一般的力量,即将进入“令和”时期,它非常可能“令”“和平宪法”易容,是极大可能发生的事件。

有人记得“昭和”么?日本的昭和年号源于《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使用的时期自19261225日至198917日。从“脱亚论”中崛起的昭和时期,日本在中国、在韩国、在朝鲜、在越南都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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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鸟的意象观诗艺之“留白”
——读于金鹏的《风中》

 郭友钊

人言,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即使林子不大,或者没有林子,如雪山上、冰川中、沙漠里,仍然有雪鸡、苍鹰、岩鹰、白鹭、黑鹳、麻雀等。鸟,几乎遍布海与陆,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专家称,鸟类分游禽、涉禽、攀禽、走禽、猛禽、鸣禽六大类,下分9021种。

多数的鸟会飞,人不会。因而,人羡慕鸟的逍遥、鸟的自由。于是,鸟的神话在各民族中比比皆是。如由鱼的鲲化为鸟的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又如由溺亡的女娃化作的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再如鸟之始祖的凤凰,“飞龙生凤凰,凤凰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淮南子》)。可见,想象多了,在文字的世界什么鸟也都会有,鸟的辈份、地位、形象也随之森然林立。

所见鸟多了,鸟就入了诗,成为自由、吉祥、爱情、欢乐、希望、幸福等的象征。《诗经》中出现了23种鸟的名字,诗佛王维的83首诗作中飞翔着黄鹄、白鹭、鸿雁、青雀、杜鹃、鹤、乌鸦、莺、燕子、鹰、海燕、海鸥等鸟种(王亚伟《田园与禅寂——王维诗中的“鸟”意象》)。李白的《大鹏赋》、骆宾王的《咏鹅》和雪莱的《致云雀》、济慈的《夜莺颂》,等等,都是世界文学不朽的诗篇。

于金鹏老师的诗作,如《风中》、《鸟与人》、《子在川上,鸟儿在电线上》等,也有鸟的意象。其中《风中》引起诗人、诗评家及我这一读者的兴趣——

尽管双翅

已蜕化成臂膀

我的胸腔

仍跳着

鸟的心脏

521字,涉及名词“我”、“风”、“鸟”以及“臂膀”、“翅”、“胸腔”、“心脏”,动词“蜕化”、“跳”,但已给读者带来许多想象与解读:河北陈玉红女士认为,它“抒发的是诗人坚韧顽强的生活态度,即便是现实中充满羁绊与曲折,但也不能泯灭心中的理想与激情”;辽宁宋汉卿先生认为它表达了“我”“渴望飞翔”;内蒙古原散羊先生认为“‘鸟的心脏’是对人性上空的瞩望,是诗人在这个世间全部的良知和期许”;法国巴黎的浪激天涯女士则称赞“没有了鸟的翅膀,坚守鸟的心脏”是“信念”。而我读之,感觉“鸟”可以是“鸵鸟”,已不再渴求飞翔蓝天的、搏击白云的飞鸟了,已只是漫步大地、遇事逃奔的走禽了。可见,对它的解读既有同,又有异。

诗中“我”的胸腔既跳动“我”的“心”又跳动“鸟”的“心”,这在前人的诗作中也曾遇见的。其一,鸟心分留鸟之心与候鸟之心:“欲辞松月恋知音,去住多同羁鸟心”(刘沧《留别山中友人》),其羁鸟,即笼中的鸟,或者留鸟,相对于随季节迁移的候鸟;“岩居四十年,心与鸥鸟同”(权德舆《送崔谕德致政东归》),鸥鸟即海鸥,一种留鸟,有意原地觅食不远游;“心随倦鸟甘栖宿,目送征鸿远奋飞”(詹琲《追和秦隐君辞荐之韵上陈侯乞归凤山》),其鸿为候鸟,有心奋飞远征;其二,人心随鸟而变:“而今东望,心随去鸟先飞”(辛弃疾《新荷叶》),英雄心随鸟飞,人心动;“鉴人开慧眼,归鸟息禅心”(马戴《题静住寺钦用上人房》),居士心随鸟息,人心静;“兴逐孤云外,心随还鸟泯”(颜真卿《咏陶渊明》),隐士与留鸟同栖,人心静;“树林幽鸟恋,世界此心疏”(贾岛《孟融逸人》),逸人亦如林中鸟恋,心不随林外世界而动。可见,鸟之心是复杂的,人之心以及鸟引发的人心之变也是复杂。

以“鸟”喻“我”,“我”仍特殊,仍唯一,而“鸟”之种多变,“鸟”之意象多变。故,“将同玉蝶侵肌冷,也遣金鹏遍体飞”(刘兼《宜赐锦袍设上赠诸郡客》),绣在锦袍上的是“金鹏”而非“麻雀”,有其确切的含意。因而,于老师《风中》的“鸟”,存在多义,是一种诗艺中的“留白”,让读者有许多想象的空间,走向不同的解释路径。

于老师笔名“大鹏瞰海”,而非“蜻蜓点水”。大鹏者,“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李白《大鹏赋》)。大鹏瞰海,是有天下抱负之人。若诗言志,何妨将“鸟”修正为“大鹏”,这样,修辞上明字义,诗艺上留白而只是通向一条大道的白,诗意趋于唯一,诗作者形象立明,读者读之意象立明,作者与读者之心趋同,这样岂不都快哉——

尽管双翅

已蜕化成臂膀

我的胸腔

仍跳着

大鹏的心脏!

 

310日于见山阁


另,3月31日,于金鹏作品研讨会在廊坊师范学院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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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何处认芳尘?当从《尘缘》!

郭友钊

 

偶遇《尘缘》,许久东著,花山文艺出版。试想尘缘,如《天仙配》中织女下凡,将邂逅红尘黄尘灰尘?风尘土尘水尘?或者再听《金莲记》中的感叹:“端只为爱河欲海起波涛,名韁利锁不能逃,这尘缘怎消?”

怀着期待,翻阅《尘缘》的目录,就像织女遇见了牛郎,一眼就见到了许多的牛人:第一人、好人、高人、能人、真诗人,将军、市长、主席,忍者、觉悟者,汤吉夫、陈超、尧山壁、铁凝、苗雨时、刘小放、大解,当然不能忽略的当是可爱的酒星,以及他们的牛质:侠骨、雄风、大智、仁义、自在、伟大,当然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苦难、他们的尊严。定眼一观,站在后排的还有作家许久东的家人:祖父、祖母,二爷、三爷,三叔、老叔、小叔,老奶奶、大少奶奶、老姨、老姑、大姐,当然少不了父亲,就是那与伟大无缘的父亲。可见,《尘缘》里的尘,都不是微尘都不是浊尘都不是游尘,都是与许久东有机缘有情缘有血缘的洁尘玉尘珠尘,是许久东广结的善缘前缘后缘,所经营的人缘佛缘酒缘,都有着不浅的缘分。

《尘缘》描绘了众多的缘分,当然有缘起。许久东生长在燕山上,青龙县人,也是一条龙。小龙高中毕业后,当山村教师,当果园工人,再上班当仓管员采购员核算员质检员,可不管干什么工作,总有一颗尘心跳动不停:喜欢山鹰、喜欢文字、喜欢诗歌。于是,青龙山鹰诗社组建,许久东任社长,大解任副社长,十六位成员登文山游墨海,并破茧而出,有的成为全国有影响的诗人,有的成为市府秘书、县府县长,有的成为专家学者,许久东也龙出升天,走出了大山,考入河北省首届作家班、调入河北省作家协会、再调入燕赵都市报,后任唐山站、廊坊站站长,单位频换,工作地频更,出版报告文学《又一条黄河》《金之光》《铁骨春秋》、诗集《无果花与无花果》、长篇小说《旭氏家族的女人们》,穿越尘世,一路走来,风尘仆仆,遇物遇事遇人,久历风尘,六尘尽染,留下车尘马迹,遂成《尘缘》。

《尘缘》说人缘,分辑传述,计良师益友、君子之交、同窗寄情、血浓于水、先人往事等,都是他的亲朋好友,主要人物四十七人(他自己是最主要的人物,应为四十八人)。四十八人中,各人或者各种人的尘种不同。佛日,人有六根,眼、耳、口、体、心,当生六尘,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奈何,这四十八位都不是清净寺庙中的真和尚,并非一尘不染,或者六尘不染。诗评家陈超、苗雨时等,诗人尧山壁、刘小放、大解、刘向东、杨松霖等,小说家汤吉夫、铁凝、何玉茹等,办报人李炳庠、闻章、孙明君等,他们劳心劳力发表文章,常一鸣惊人,惊起梁尘,这种尘属于心生之法尘。前尘影事,说过往、喻当今、望未来,法尘让人明白生死存亡中的美丑善恶。因此,见贤思齐之人,若知自己尚属浊水,何妨在《尘缘》中望清尘而拜伏。

《尘缘》中,许久东奔波六尘中,体现中他的尘性。他在1993年申报二级作家这一职称时,巧遇祖母病危,便从省城立马回青龙老家,未与大院内的评委们打个招呼,望尘而不拜,结果差了一票而落选,从此不再申报职称,可见其性格之刚烈。这种秋风烈马的性格,也体现在《尘缘》的文字中,择清尘而歌,文短句短、言简意赅、情深理明,当是飘逸在燕赵上空的一团团芳尘。

提起芳尘,想起宋彭元逊的词《临江仙》:“白帝空惊旧曲,阳关只梦行人。碧云何处认芳尘。紫荆花作荚,青杏核生仁。”一部《尘缘》,当作清尘、芳尘观,愿读者如我有缘蒙此种法尘,花将作荚、核将生仁,结缘阳光道,超逸而绝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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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草木一秋
——韩文戈诗作中的生死观

郭友钊

 


曾拥有“寒鹤”的名字,让人想起“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意境。后知“寒鹤”之“寒”乃“韩”,之“鹤”乃“贺”,由养父姓、父姓连体而成,其百日易姓,与诗魂无涉,其身世令人唏嘘。读著作《世纪》(2018年)、《岩村史诗》(2018年)、《万物生》(2017年)和《晴空下》(2009年)之前,先探究韩文戈之名“文戈”,一文一武,既文又武,刚柔相济,容矛盾于一身,其寓意让人心生祝福。读后,掩卷,思之,著作的主题,大概是“生”与“死”以及“生死之间”,却让我好奇。在《岩村史诗》的结尾,时间点在冬之末春之初,又出现《在生死之间》:

你不得不出生,你也就不得不死去

在生死之间,你享用了足够的空气、神恩和雨水

在春天,你要向一只昆虫学习如何活着

在深秋,你也要向一只昆虫学习如何死去

并被日月所照耀,自在着,毫无目的

“人”,是四部著作的高频字,每部出现“人”字的次数均达597次及以上。伴随“人”的“生”与“死”,也是高频字:从《世纪》、《岩村史诗》、《万物生》到《晴空下》出现“生”字依次为133337276264次,出现“死”字依次为10598134121次,出“生”频度高于见“死”,其比值依次为1.33.42.12.2。生、死以及之间,都是每部著作的主题。但《岩村史诗》偏重于“生”,那是作者在幼年、童年“成长”的地方,在空间上为一个“村庄”,时间上集中在“儿童”,是微观现象,是个人史;而《世纪》则偏重于“死”,“死”与“生”相当,那是作者纵观历史,空间上为更换辽阔的冀东,时间上则为几代人的一百年,是芸芸众生“活着”的时空构架的宏观体现,是区域社会史。

“大概每个人的出生都差不多,但每个人的死却有太多不同。” 《岩村史诗》中《不同人的不同死法》列出了岩村人的例子:喝农药毒死的、在喜宴上吃一块肥肉噎死的、在自家吃一片萝卜干噎死的,受气气死的、听笑话笑死的,上山掉沟摔死的、受辱窝气而跳河死的,当然也有“积了一辈子德”而安详地睡死的。《世纪》里的死法,则大不一样。有新奇的死法——跳树而死(《这一年最大的事》),为解饥饿“他一狠心用铁镐捣死亲闺女”而让至亲去死(《十九世纪末年的冀东》),“我先杀死了投敌的亲人”的“大义灭亲”(《为了爱情而归隐的杨裕》);也有“集体的死法”——“这一炮打死了大片团丁!”(《义和团的功夫》),“一刀切下一颗脑袋,连着杀死一百个畜生!”(《长城抗战中的国军大刀队》),“1237口村民,成了焦炭!”(《潘家峪惨案》),都是集体屠杀或者被屠杀,集体死亡代替了个体死亡,种群的大灭绝代替了个种的灭绝。

“人生一世,木草一秋。”人的出生与草木的出生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人与草木却有很大的不同:木草在秋天结实成熟留种后而完成自然过程,而人不是在年老时寿终正寝;草木在生死之间能够“成长”,能够“享用了足够的空气、神恩和雨水”而“自在着”成长,可以“毫无目的”,而人或者有的人在生死之间奢求“活着”,并希望“成长”,就成了既定目标——

把所有死去的人的名字撒在海里

就像一个波浪挽着一个波浪:帝王,盗墓贼,脚夫

像黑暗的深渊,无边无际

 

把尚未出生的人的名字铺在原野

刚好像满地的青草:四月,星辰,飞鸟

顶着露珠,闪烁朝阳

 

而我们这些正在赶路的人,竭力把名字刻进树干,

成为时间:夜的悲苦,纸的荣誉,石头的杀戮

像一群黄昏的孩子,扑向天空

在《把死去的人的名字》这首诗中,正在赶路的人竭力把名字刻进树干,成为时间,这就是人“活着”或者“成长”的目的。有目的性,正如上帝创世、造人一样,有他自己的安排,有他自己的目标,因而决定了他既有建伊甸园养生的义举,又有用大洪水灭生的恶行,“顺我者昌而逆我者亡”成为过程的准则。当尼采(1844-1900年)审判“上帝死了”之前,其实阿基米德(公元前287-212年)宣称“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已为“人类”替代“上帝”奠定了科技基础,如今的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争着当并当上了“上帝”,都继承了“上帝”有目的、有目标的“事业”,顺我者立昌、逆我者立亡,个体早已丧失了“自在着”的状态,个人的“自在性”成为了“他在性”, “自主性”成了“他主性”,生死存亡、功名利禄,均多由他人决定,已不如一秋的草木。

韩文戈的著作,如“寒鹤”的哀鸣、悲歌。韩文戈出生在“燕”,生活在“赵”。“燕赵多有慷慨悲歌之士”。韩文戈著作的生死观,体现了“悲歌”,但不全是“慷慨悲歌”,他有时写哀婉的悲歌,有节制的悲歌,有哲思的悲歌,是燕赵文化血脉中新生长的一枝血管。但愿韩文戈将超越燕赵这一空间的桎梏、这一时间的囹圄,更真诚、更优美、更善良地倾听、揭示与描绘万物之生死、文明之兴亡之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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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03 14:11)

先歌后诗说

郭友钊

 

当今之人,是斯亿年来自然史及文明史洪峰中的一滴水、一朵花或一粒种子,他要处理的人生无非物、事、情、理四维。文明史前,物事情理是自然而然的自在;文明以来,在自在的物事情理上渐步叠加了人发明的技术而获得的自由,每一维均含技术进步的身影。而历史长河中物成事、事生情、情现理的梯次套合结构始终不变,如水生花,花生种子,具有阶段性,源头以物为主、再成事、后出现情理。他人生的内容,可能沦陷于物而不拔,可能顺于事愉于情而开花,也可能明于理而成为种子。

为水、为花、为种子,是他人生的三个阶梯或者三种状态。他首先要养身,让自己的物即肉体存在,他的人生处于利己的生存状态;肉体有感觉、有反应,对物事会出现愉悦或者痛苦的情,因而会趋利避害,他的人生进入利己且容异己的生活状态;容异己导致他进一步认识自己,厘清他与非他在物事情关系中的理,进入不仅利己也利他的生态状态。这是纵的发展趋势。从横断面即他生命的某一时间剖面观察,他的人生含生存、生活、生态三部分内容,只是不同时期各自比例不同而已。若仅因物应付生存,他过着日常生活;若用理多致力利他的生态,他过着非日常生活;介于之间,喜事乐情,他过着半日常生活。

他的生存,受控于自然自在的物理作用,而物理作用不因时、因地、因人而更变,物物平等、人人平等、物人也平等,他需要辨伪或者识真。他的生活,在事的进程中身体感觉物理作用,产生个性化的心理响应,以处理物我或者我物的关系,以不平等或者平等的心态行事,在公平面前他将遭受丑或者享受美之事或情。他的生态,可能建立在物理平等的真与心理公平的美之上,形成坚定不移的道理并公正地待物、理事、润情,他在行善;反之,他也可能以不平等的伪、不公平的丑来害物、处事、伤情,他在作不公正的恶。他有平等求真的权力,也有公平享美的自由,也有公正行善的义务。

对他而言,受物理的作用一定是被动的、不自由的;心理的响应既有被动的也有主动的,主动的部分是自由的;道理的实施一定是主动的,是完全自由的。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因为他的生命不一定获得自由。他的肉体生命这物,有可能仅仅如水一样流逝,未获得任何的自由;他的肉体产生的情感,不管受正能量还是负能量的影响而波动,也是不自由的,仅仅他有自己的认识、思想,拥有了审美能力之后,他的心理是自由的;他有了自由的心理之后,才会铸成精气神,才会去寻找道理,并臻于善。真而美、美而善。他的人生,或许踏不上真的第一级台阶,更别认为他一定是美的、善的;但应期待他能够修炼达到善的境界。

他的人生,如水、如花、如种子,是他人生的语言。水语,可能是静默的、无声无息的,也可能是成浪的涛声、叠瀑的响声,都是自在的自言自语,不经传播就消失的。花,是当下绽放的,花语招蜂、惹蝶、燎人。种子要在明天发芽,将成长为树、构成荫。他人生的语言,可能是过去式的、现在式的、将来式的。他的人生,若只是一滴水,他将随洪峰运动,与另一滴没有区别、没有两样。若成长为一朵花,他正艳丽着这个时代。若结出果了,形成实了,其种子将拓宽历史长河的河道或者挖掘新河道来。

他的人生,如水时,是无声的,可令异他的人哀婉;如花,才有声,才值得声张,值得欣赏,值得消费,可令异他的人歌颂;如种子时,才具对未来诗意的期盼,才是人人的共同期待,可令异他的人诗赞。他的人生,由他自己创作,可由歌而诗,对物事歌咏,对情理诗颂。异他的人,不一定能知他而评论他:达理或者至善者,可鸟瞰知他的理他的情他的事他的物;居下者,仰首未必望见他的物他的事他的情他的理。

达理而上知可孕诗意,守物而下愚则无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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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2 13:17)
黑河雅丹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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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莽诗作的语言调查及指示意义

郭友钊

 




对某人或某部文学作品的整体评论,当置于诗学体系之中加以分析研究并给出公正准确的历史定位。陈超个人历史化生命诗学体系,集成了以“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为出发点的诗歌创作与以“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为目的地的诗歌批评的综合理论,并分解为历史、光景、个体生命、性情、语言、生存、历史等环节的循环过程[1] 。根据这个体系,从语言即文本这一节点出发,应用语言生活的理论与语言调查的经验 [2] ,向后可追溯作品所体现的作者“个体生命”的“性情”、“光景”,向前则可瞭望该作品是否进入“生存”、“历史”。

林莽(1949——),后先为《诗探索》主编、《诗刊》编辑、中华文学基金会文学部工作人员,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今天文学研究会”“幸存者诗歌俱乐部”成员,其推出诗人食指、策划“盘峰诗会”、组织“春天送您一首诗”等具全国影响力的活动,为诗歌活动家;自1969年开始写诗,并出版有《林莽的诗》(1990)、《我流过这片土地》(1994)、《永恒的瞬间》(1995)、《穿透岁月的光芒》(2001)、《秋菊的灯盏》(2009)、《记忆》(2015)等,为一代坚持创作的诗人。这双重身份,在研究新诗百年特别是后五十年诗歌中,林莽作品是具有代表性诗歌文本,不可忽略。

《记忆》收入诗歌作品的时间为1984年至2011年。在《记忆》基础上,再增加1969年至1983年、2012年至今的主要诗歌作品,共计169首,作为林莽诗歌作品的代表,构成本文的语料数据,以“语料库在线” [3] 的软件对该数据进行字词词性判断、字词频率统计等语言调查,其部分结果示于表1,并具有如下特征与指示意义:

1、林莽诗歌文本高频出现的名词为“阳光、人、生命、记忆、风、灵魂、生活、声音、人们、时光”等等,其关注生活的主体为“人、人们、母亲”等,及其“生命、生活、记忆、灵魂、心、心灵、青春”等;关心的客体为“阳光、风、雨、鸟、世界、城市”等,是一组体现生命诗学体系中“历史”以及“光景”环节的字词,并具有人民性、社会性,指示其作品属于半日常-非日常写作。

2、文本高频出现的代词中,居首的为“我、我们”,不仅是“我”也是“我们”成了主流叙事的主体,不仅突出了“我”的个体主体性,也突出了“我们”的群体主体性或者人民主体性,消解了古典第三人称叙事的专断性[4],也协调了个人写作与社会写作的矛盾,进一步支持了林莽的创作属于半日常-非日常写作的上述判断。其次为“那、那些、那是、那么、那个”:“那”远多于“这”。通常,以“我”或“我们”为指示中心,“那”是远称,“这”是近称,其使用受制于作者的内心世界或者主观态度,书面语中“这”/“那”比值为1.742.88[5]。但在所分析的林莽诗歌文本中,“这”出现286次,“那”出现711次,“这”/“那”比值为0.40,远远低于平均值。这种甚低的“这”/“那”比值,可能指示作者内心精神与外部世界的距离感、疏离感。

3、动词中,最高频率的字词为“有、没有、还有”。“有”常用义有三点:一表示领有、具有,二表示存在,三表示发生或出现;“有”的语用价值主要用于平比,是对比较主体的某种性状进行客观说明,比较结果是等值或者近似值,而“没有”主要用于差比,比较结果总是不等值,带有主观上的厌恶或者贬斥意味 [6] 。文本中“有”出现417次、“没有”出现80次,“有”/“没有”的比值为5.21,可能表示作者常作内心世界与外界现实的切合程度的判断。若以“嵌入”与“疏离”分割 [7] ,综合考虑“有”/“没有”、“这”/“那”比值,其作品约为七分“嵌入”历史、三分“疏离”现实,并非以日常生活为写作对象。

4、高频形容词中,反映生活客体的“小”、“大”、“许多”、“多”表示形体、数量,本文不能指出其意义。但认为“寂静”、“静”、“沉重”、“沉寂”、“忧伤”、“痛苦”、“孤独”以及频率较低的“幸福”,表示林莽的基本“情怀”——“先天下之忧”。

5、综上,林莽的诗歌文本,是以“我”“我们”相兼容的个体主体性及人民主体性创作的成果,具有“先天下之忧”的情怀,以三分“疏离”现实、七分“嵌入”历史(或称具有历史想像力)的半日常-非日常写作,其写作属于“上游的写作” [8] ,作为诗人属于“召唤未来的诗人”[9]。因此,从个人历史化生命诗学体系分析,林莽的诗作文本具有一定的“生存”能力,具有走进“历史”的基础。

 

 

(作者单位  廊坊师范学院雨时诗歌工作室)

 



[1] 苗雨时,郭友钊,王之峰,王克金. 陈超个人历史化生命诗学体系. 诗探索,2018年第1期,79-89页。

[2] 郭熙,祝晓宏. 语言生活研究十年. 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3期,24-33页。

[3] http://www.aihanyu.org/cncorpus/index.aspx

[4] 伍茂国. 现代性语境中第一人称叙事的伦理意义. 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97-100页。

[5] 许家金. 汉语自然会话中话语标记“那(个)”的功能分析. 语言科学,2008年,第7卷第1期,49-57页。

[6] 曾常红,王佳毅.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字句研究述评.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77-80页。

[7] 孙晓娅. 嵌入与疏离——林莽诗歌创作理念与路径研究. 林莽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集,2018年,45-68页。

[8] 沈奇. 上游的写作——我读林莽. 林莽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集,2018年,21-22页。

[9] 王世龙. 召唤未来的诗人——著名诗人林莽访谈录. 语文世界(初中版),2003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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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它是真实与真诚的

——序《见山阁评论》

苗雨时

 

郭友钊,一个地质学博士,常年工作多为野外考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题内应有之义。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还要“多行半里路,试写半卷书”。这半里路,走走,停停,叩向社会人生,于是,他超越了纯科学范畴而成为一个文化的“行者”,让自己的灵魂,在自然与人文交汇的时空中,做上下旋舞的精神漫游。

他写科学诗,让艺术依偎于自然,使自然更具有人文之美;他写游记,深度体验祖国大好山河的壮美和展现少数民族独异的风情。这些,都涵泳着现代自然哲学和文化地理学的神髓。与此相应,他现在即将出版的文学评论集《见山阁评论》,则更体现了他以人文理性为基质的现代美学的科学精神。

科学与文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是共生的,互通的。虽有向外与向内的差异,但都关踄人的生存、价值和世界存在的奥秘。文学批评的科学方法,正是科学用于文学研究的一个显例。而且,它有一种涵盖性和渗透性,无论什么批评方法,社会历史批评,印象批评,心理批评,文体学批评,文化批评,都应具有科学性和自律性。

郭友钊的文学科学批评,就是以科学的态度,运用各种批评方法,因作者而异,因文本而别,实事求是,鞭辟入里,做出美学的历史的科学评判和引导。这部评论集,有读人读诗读散文读小说读其他等辑,无法一一述评,只能择其总的特点予以评析和阐述。

首先,是概念的界定。写评论文章,这叫站稳脚跟。脚跟不稳,便东摇西晃,不得要领。例如,《土地诗创作的前线试验及汉语诗歌的分类——从诗集<</span>聆听土地>说开去》,就先考察了诗与土地关系历史演变,并区分了土地诗与乡土诗的差别,而将土地诗定义为:以土地及其与人的关系为创作题材的诗为土地诗。以此概念观照和解读许大伟和杨玉贵合著的《聆听土地》,不仅分析了他们各自切入土地的角度、主旨,也论定了他们不同的艺术表现和话语方式。评判显得十分恺切、明晰和深入。由此 生发开去,谈到了汉诗的分类,同时提出了发展"土地诗"的建议。

其次,是文本细读。所谓细读,指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和结构,做尽可能详细的分析和解释。在阐明一首诗的各要素组合、流转的基础上,强调它的词语构成的层递深化、相互辉映的综合包孕机制和整体放射力量。例如《读诗人姚振涵》,在谈到《在平原,吆喝一声很幸福》这首诗时,就仔细阐述和辨识了这声吆喝吆喝,为人类之为人类的第一声呐喊,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派。后来,在古诗词中演化为,或长啸,到了现代才转化为吆喝。这一吆喝,穿越古今时空,在大地上迴响,余音袅袅,确证了人的生命、生存与存在,因此,人活着是最大的幸福。这种纵横开阖的论辩,使这首诗意蕴丰实,境界宏阔,具有艺术的生长性,从而,确立了它在当代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

第三,语言统计学的运用。依照现代语言学的概念,语言就是一切——既是客观世界,也是主观世界;既是诗意世界,也是理念世界。高尔基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因此,对诗歌进行词语统计和分析,厘清它的句式和语态,就能看出诗的精神指向和艺术特点。例如,《王克金的判词诗创作》,以王克金46首诗为例,通过对文本的高频词分析、文本判断句分析,高频词使用试验,认为他的诗作的突出特点是判断词多,判断句多,属于判词式诗歌文体。它是以哲学思考和宗教情感为基础对世界进行的基本的价值判断。这种批评,精准而有力。

第四,关键词的撮取与辨识。这适用于对诗学、诗论的批评。因为任何诗学都应该是若干“关键词”的延展、串联并环环相扣的有机的完整体系。在这里,“关键词”是某种诗学理论的重要环节,抓住这些环节,突显它,強调它,就能构建起整个系统链条。例如,《论陈超的个人历史化生命诗学体系》,从大量理论用语中,选取了“关键”的涉及诗人天职的“历史”、“光景”、“生命”、“性情”、“语言”及“生存”等六个词语,相互发挥,辗转生成,链接和论证了陈超以“个人历史想象力”为核心的生命诗学体系。这种评价,揭示了诗学理论的整体性和自恰性。

在此,需要特别提到的一篇文章,就是《论生活的半日常化和人的救赎》。这是一个有创见的提法和论述。在当前文学,日常写作和非日常写作纠缠不清的状态下,如何把个人叙事与历史叙事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命题。对此,他在两者之间,提出了“半日常生活”写作,并把它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联系起来,提升到人的救赎的高度。“半日常生活”的写作,我认为,就是发现日常生活背后的奇迹,或日常生活写作有灵魂在场,或超越日常生活庸常的审美化。如此,就能更好地把个人生活融入时代的脉动。这种写作,既使文学真正地根植于生活的土壤,蕴含着作家生命的温度,又使它超越生活,葆有某种腾飞的梦想。此种预设,对文学创作而言,不仅是及时的,在场的,而且在当今物化与媚俗的社会的语境下,也是必要的,有效的。

任何批评所面对的文本都是一个生气与活力灌注的有机生命体。科学批评,既要有理性精微的肌理剖析,同时也要以感受、体验为依托,把学理性和生命激情忻合无间地融汇起来,做到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并行不悖。也就是说,文学评论不仅要有评判的专业性,也需有文学的情韵和文学的色彩。这是郭友钊,包括我在内,几乎所有的评论家,今后所应致力追求和企盼达到的“批评”作为“一种别祥的写作”的艺术风范和美学境界。

我与友钊相识,并不是因为他是国土资源部作家协会副主席,而是以诗友的身份结交的,他送我诗集,我为他写评论。以诗会友。2015年“雨时诗歌工作室”成立,他是重要成员,并积极参与《雨时诗刊》的编辑工作。彼此交往,更为频崈。编稿子,写评论,开研讨会,互相切磋,共同促进。他的诗和散文写得很好,评论文章也有他自己独到、谨严、缜密的风格。有的论文在《诗探索》等国内大型刊物发表。这次他把多年来写的诗文评论搜集起来,加以整理打印,准备结集出版,嘱我作序。基于长年友情,我义不容辞。于是,写了以上或许并不科学的评论性文字。至于准确、到位与否,反正有他的文章在,出版后,读者自可以去研读和评价。我的这些看法,只是作为我们友好的学术交流。我相信,它是真实与真诚的。这就足够了。

是为序。

                       雨时诗歌工作室

                              20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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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违时的嫩苗到走失的樱花树
——林莽保守主义诗歌创作演进特征

郭友钊

(廊坊师范学院雨时诗歌工作室,河北廊坊)

 




新诗一百,林莽半百。林莽1969年开始写新诗,至今近一甲子了。1991年起先后在中华文学基金会、《诗刊》社工作,至今仍然服务于《诗探索》,林莽非一般的诗人,况且出版诗集或诗文集《林莽的诗》(1990)、《我流过这片土地》(1994)、《永恒的瞬间》(1995)、《穿透岁月的光芒》(2001)、《时光转瞬成为以往》(2005)、《秋菊的灯盏》(2009)、《记忆》(2015)等,诗作不说等身也是半身,当是新诗百年不可忽视的新诗活动者、作者。

林莽的作品并不缺少关注。2003年王世龙对林莽作了访谈,把林莽定位在“召唤未来的诗人”上 [1] 2017年吴投文再访林莽,林莽把自己安放在“我寻找那些寂静中的火焰”的位置上 [2] 。另一面,对单首或单组诗作的细读,见有邱景华对《在秋天》 [3] ,山居对组诗《岩石、大海、阳光和你》 [4] ,刘翔对《二十六个音节的回想》 [5] ,谢颐城对组诗《低垂的目光》 [6] ;而对诗集的解剖,仅遇韩国白贞淑对《我流过这片土地》 [7] ;至于对诗人及其诗作的系统研究,张洪波论述了林莽在“白洋淀诗歌群落”中的地位 [8] ,张磊磊总结了林莽的诗论以及作品 [9] ,叶橹品读出了林莽的性格特征与诗歌创作理想 [10] ,陈超则对林莽诗歌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定位:话语方式有其特殊性,并表现为对生存的温和质询、对经验的特殊命名和对中年写作的自觉探询,并把林莽的诗分成四阶段: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初期写作;1973年至1983年的现代主义诗歌寻求;1983年后有意识地脱离群体而进入个人性的创作;以及90年代以来对人的内在精神、人类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及语言艺术本质的关注。 [11]

近来林莽自选出的68首诗歌作品,分成四阶段:1969年至1979年的十年初期阶段;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调整和寻找自我的写作阶段,1990年至2010年的中期写作阶段,2011年至今的近期写作阶段。

读这68首作品(对不起,其他的作品没有系统地读过),受到情绪冲击较强烈的是11个字、2组词:“违时的嫩苗”和“走失的樱花树”。“违时的嫩苗”出现在作品《自然的启示》:

 

初冬的原野上

    挣扎着违时的嫩苗

寒风的冬日把它

由苍绿变为焦黄

……

 

 “走失的樱花树”出现在作品《我的车位前曾有一棵樱花树》,完成于2015年。

 

……

四处春意盎然

而曾在我面前的  这丰盈而充溢的美色

何时化作了一缕飘飞的青烟

那棵我车位前走失的樱花树

看见过我春日的倦怠和心不在焉

生活  一些无端的失落

也许无需再找到它的归宿与理由

……

 

“违时的嫩苗”穿芽于1970年,是一种时代;“走失的樱花树”消失于2015年,是另一种时代。这2个形容词(违时、走失)、2个名词(嫩苗、樱花树),只是诗作涉及主体或者客体的生活状态特例,是2个意象。期间诗作如何演化?激发了探讨的好奇心。

 

一、分析方法

细读,对准确理解诗及诗人十分重要。但对一首诗的细读,不免井中视星。若对一部诗集或者一个诗人作品进行细读,犹如细数飘荡着云朵的满天繁星,困难重重。有无从粗而细的读诗方法?

语言是生命诗学的重要一环,是诗歌作品的载体[12] 。诗歌作品是语言的结晶。单个字词是该结晶体的晶胞。若以生命比喻之,皆因“基因”不同而呈现缤纷美丽。金相玉质,是一类语言作品;鄙言累句,是另一类作品。两类不同,多因语言的质地不同。象牙由象嘴长出而非狗嘴。

随之语言生活理论的兴起以及语言调查的实践,语言使用、语言生态的研究 [13] 有助于理解语言作品。本文拟采用语言调查方法,建立文本的“基因”——高频率出现的字词系列。生活中,使用频率越高的字词,当越接近于生活的常态,是生活本质的反映,是必然事件。反之,出现频率很低的字词,如灵感偶尔出现,在瞬时喷发,属偶然事件。当然,某些偶然事件是变革或者改良的星火,极为重要,值得关注。偶然生于必然之中。本文偏于关注常态的生活,拟重点分析高频率出现的字词。

计算机技术的发现,已经可以快速粗略判断字词的词性,提取文本中字词的频率分布。文本使用“语料库在线” [14] 的软件进行字词词性判断、字词频率统计。值得注意的是,汉语中一个字词的词性通常是复杂的、多变的。如“间”字,既可作量词、作名词,还可作副词、动词。因此,计算出现的数据,仅仅是“语料”而已,需要基于人的情感、文化、素养等进行解读,并进入到某一字词的细读阶段。这可能构成由机械统计的“粗读”进入人文情感的“细读”过程。

二、名词统计特征

名词是生命主体和客体的具体命名。名词的出现有时间性或者历史性,如驿站、五尺道、运河、公路、铁路、高铁等,具有时代性。名词的出现还有空间性或者地域性。中国三皇五帝前就有“水稻”,但“小麦”、“红薯”、“玉米”在宋明之前则在国外。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下,不同人使用的名词也有天壤之别。物理学家知道“油条”“豆浆”,了解早点铺,但早点铺的阿姨大叔则不一定说过“中子”“电子”“夸克”。所使用的名词是使用者身份及其生活状态的标记词,是生活中主体与客体纠缠的反映。

林莽68首诗歌作品中出现5次及以上的名词及其特征如下:

 

记忆、人、生活、生命、心、心灵、人们、阳光、风、世界、般、母亲、时间、历史、鸟、秋风、天空、间、声音、孩子、灵魂、首、土地、青春、雪、月光、声、诗、诗人、花、最后、泪水、时光、时候、太阳、城市、儿、股、河流、树、大地、地方、脚步、叶子、影子、作品、伴、风雨、光、湖水、激情、手、树丛、往事、雨水、长、部分、翅膀、光芒、花朵、家、老人、路、目光、内心、人类、少年、石头、雪花、血、眼睛、雨、大风、道路、回声、苦难、雷声、泪、力量、梦、面容、气息、深处、诗句、水、童年、夕阳、乡村、血液、烟、语言、原野、斋、字、暴雨、春风、丛、带、父亲、鸽子、故乡、果子、黑色、灰色、火、乐曲、礼物、灵魂、芦苇、缕、门、命运、亲情、身影、诗歌、树木、水乡、台、雾、银色、英雄、纸、紫色

 

    1、涉及生活主体人的名词有“人,人们,母亲,孩子,诗人,儿,老人,人类,少年,父亲,英雄。”除血亲以及人们普遍提起的“人们,孩子,老人”外,诗人的焦点在“人,诗人,人类,少年,英雄”上。反映其关心人类,偏爱诗人与英雄的情怀。

2、与生活主体人相关的名词主要为“记忆、生活、生命、心、心灵、时间、历史、声音、灵魂、青春、声、诗、城市、脚步、影子、作品、激情、手、往事、家、路、目光、内心、血、眼睛、道路、苦难、泪、力量、梦、气息、诗句、童年、乡村、血液、烟、语言、斋、字、故乡、乐曲、礼物、灵魂、门、命运、亲情、身影、诗歌、纸。”说明诗人审视时间、历史,专注心、心灵、灵魂甚于肉体,关心诗、诗句、诗歌甚于其他文体。

3、诗中涉及的生活客体的名词主要为“阳光、风、世界、鸟、秋风、天空、土地、雪、月光、花、时光、太阳、河流、树、大地、地方、叶子、风雨、光、湖水、树丛、雨水、翅膀、光芒、花朵、石头、雪花、雨、大风、雷声、水、夕阳、原野、暴雨、春风、鸽子、果子、火、芦苇、树木、雾”。或许是诗人喜欢自然的影像。

4、出现的色彩不多,依次为“黑色、灰色、银色、紫色”。为以如此?待解。

林莽68首诗歌作品中各阶段出现的高频率名词有异、有同(见表1):

1、在19691979年,诗人使用最多的词为“土地”,偶尔使用“大地”,而在20102017年,诗人主要使用“大地”,“土地”鲜有。或许“土地”涉及农业生产,而“大地”则是泛指。之所以如是,可能与诗人在19691979年从首都下乡到白洋淀,在农村过着“农民”的生活有关,而后诗人在首都生活,脚下生长养命的庄稼的“土地”成了生长养眼的花卉的“大地”。

2、在19801989年,出现最多的名词为“生活”。此前,生活仅出现在“生活,在时代的泡沫上漂摇”一句中;之后,仅在《在秋天》与《午后的秋阳》二首诗中出现,后者总结出中年“生活”的无奈:

 

……

  我不是山崖

不是一棵树  也不是羊群

我们被日子驱赶

一只只无形的手

我们为世俗的一切所操纵

是我们自己进入了这种生活

是的  多么无奈的进入

……

 

这就是诗人在19801989年由农村回到城市阶段所思考、调整的生活——创作于1982年《还送的礼物》:

 

心中贮满种子的人们

谁不想在春天把它们播撒

让它开花、结果、悬挂路旁

像一颗颗星星,闪闪烁烁、照耀生活

 

心怀种子,在春天播种,于是期待着“诗一样的生活”。但生活中交织的并非单纯的诗。“在生活的边缘/把丢失的一切寻找”(《深秋季节》),诗人心中的季节中丢失了能够照亮黑夜的萤火虫;“生活如一潭死水/心在这里沉积/一股苦涩在流动,在流动”,“生活,那一丝微弱的希求/再也不会消失”,“生活,一张苍白的纸/被那些浮泛的欲望烤得焦黄” (《愿望,我记起了你》),生活并不总是如设想的诗。因为,诗人所追求的生活,并非止于白面、大米,而是由心、灵、魂来构建。“但心灵并不潦倒的生活还会有吗”(《元月4日看一部新片有感》),诗人在2016年发出了对诗意生活的呐喊。

各阶段诗歌作品文本使用频率(%)列前10位的名词

总(68首)

19691979

19801989

19902009

20102017

字词

频率

字词

频率

字词

频率

字词

频率

字词

频率

记忆

0.2191

土地

0.4178

生活

0.4190

记忆

0.3922

0.4041

0.2078

心灵

0.3418

0.2594

0.2899

母亲

0.2155

生活

0.1790

天空

0.3038

世界

0.2195

生命

0.2217

生活

0.1886

生命

0.1674

0.2659

声音

0.1995

0.1876

河流

0.1616

0.1674

历史

0.2659

人们

0.1796

青春

0.1876

0.1347

心灵

0.1674

0.2279

时间

0.1796

0.1705

城市

0.1347

人们

0.1501

孩子

0.2278

阳光

0.1796

秋风

0.1705

春风

0.1347

阳光

0.1443

道路

0.1899

记忆

0.1597

阳光

0.1705

诗人

0.1347

0.1328

0.1899

灵魂

0.1597

心灵

0.1535

时光

0.1347

世界

0.1270

太阳

0.1899

孩子

0.1397

历史

0.1364

心灵

0.1347

319902009年,“记忆”成为涌现最多的名词。诗人的记忆是“那些年的记忆”、“几十年前的记忆”、“远行者的记忆”、“对亡灵恍惚的记忆”,其实是历史的记忆。“历史在许多个瞬间凝聚/一滴泣血的残阳/沉入了深深的记忆”“记忆的岁月倒流几千年”。诗人尝试在历史的记忆中寻找一条通向未来生活的道路。“记忆如一条无形的通道/把我们的灵魂引入历史”、“当我们的记忆绕过了重重障碍/璀璨的光芒才会将我们的生命照亮” (《记忆》)。

4、在20102017年,由过往而来,“心”登上了名词频率的峰顶。生活中,“身”是不自由的,而“心”是自由的,并且“身”即肉体生命是日常生活所维护的,而“心”即“心灵”“灵魂”等则是半日常生活、非日常生活所追求的。在此阶段的诗作,“身”字只出现6次,“心”字却出现38次;且在整个68首诗作中“身”出现25次,“心”出现146次。由“身”字组成的“身影”5次,还不关乎肉身,涉及的却是精神,是心。“心”字组成的高频率名词依次为“心中心灵在心内心心头人心心房身心心底心愿”等。文本“心”远多于“身”,是诗人追求半日常、非日常生活的反映。

综合上述,从名词分析68首诗作为主体属人、属人们、属人类的半日常生活、非日常生活写作。

 

三、形容词统计特征

与名词结伴而行的,常是形容词。形容词多用于修饰名词,表示生活主体或者客体所处于状态、属性等。林莽68首诗作中出现5次以上的形容词如下:

 

小、寂静、许多、依旧、一样、静、轻轻、古老、大、多、金黄、遥远、黑、老、幸福、正、沉重、对、美好、许多、年轻、透明、忧伤、冰冷、孤独、寒冷、疲倦、深、痛苦、白、沉寂、陈旧、成熟、匆匆、洁白、巨大、轻、弯、永恒、远、古、绿、美丽、深深、无情、新、忧郁、幽暗、质朴

 

生活主体或者客体的形体有“小”有“大”;与生活主体之“心”“心灵”等活动相关的高频形容词为“寂静、静、幸福、沉重、美好、忧伤、冰冷、孤独、寒冷、疲倦、痛苦、沉寂、美丽、无情、忧郁”等,它们大概构成诗作的情感底色。与生活客体之“记忆”或者“时间”相关的高频形容词主要有“依旧、一样、古老、遥远、永恒、远、古、新”等,它们大概定位了诗作所讨论的历史对未来的关系。各阶段高频率的形容词(表2)有差异:

各阶段诗歌作品文本使用频率(%)列前10位的形容词

总(68首)

19691979

19801989

19902009

20102017

字词

频率

字词

频率

字词

频率

字词

频率

字词

频率

0.2020

一样

0.4558

许多

0.2594

0.2387

0.4310

寂静

0.1674

孤独

0.1899

寂静

0.1596

许多

0.1750

依旧

0.1886

许多

0.1097

美丽

0.1519

0.1596

寂静

0.1535

0.1616

依旧

0.1097

冰冷

0.1139

遥远

0.1397

0.1364

古老

0.1347

一样

0.1039

苍白

0.1139

依旧

0.1397

古老

0.1194

0.1347

0.0866

巨大

0.1139

美好

0.1197

轻轻

0.1194

轻轻

0.1347

轻轻

0.0750

疲倦

0.1139

透明

0.1197

0.1023

许多

0.1347

古老

0.0693

无情

0.1139

金黄

0.0998

0.0853

0.1078

0.0635

遥远

0.1139

0.0998

0.0853

0.1078

0.0635

白皑皑

0.076

0.0998

0.0853

0.1078

1从主体或者客体的形体观察,20102017年的“小”以及19902009年的“小”,均占领形容词频率的最高位,而往前的19801989年的“小”只占第10位,第一阶段19691979年的“小”没有进入前10位,取“小”而代之的却是“巨大”。可见,从写诗开始到新近,主体、客体的形体在趋于“小”。结合高频率名词(表1),不难发现,第一阶段的诗作有“圣词”“大词”写作的痕迹。而在北京生活时的写作,名词越于具体,形体趋于小型化。

2、“孤独”“寂静”“静”,是四个阶段持续的基调。此正是“宁静致远”的知识分子性格的表征。

3、“一样”或者“依旧”等表示生活或者历史进程中主体或客体的属性为守恒的形容词,它们贯穿在四个阶段。各阶段“依旧”的情况如下:

19691979年的“依旧”:“赤红的落日/依旧现出柔和的微笑”(《自然的启示》),自然之道不变;“到站了/我依旧驰向前方”(《列车纪行》),路漫漫而求索不止;“辛勤的思想长满了厚厚的老茧/心灵依旧喷吐着铅石一样沉重的烟”(《二十六个音节的回想》),思维仍然需要负重前行。

19801989年的“依旧”:“生活虽然已经拧得很紧 /但在疏忽的命运中依旧有水不断滴漏 ”(《滴漏的水声》),困难面前,依然坚持不懈,勇敢面对;“像我小时候一样 /母亲依旧那样整日地操劳” (《暮冬之雪》),“我依旧记得母亲那双为我扶正书包的手”(《秋天的眩晕),爱及爱的遗传不因时间而改变; “许多微小的生命正摇曳着站起 /幻想依旧充满了温情与魅力”(《九十九页诗选、污水河和金黄色的月光》),生命渴求解放获得自由的力量也不因时间而变化,且在此历史进程中诗人从不会缺席:

 

尽管人类的恶行、战争、苦难和恐慌依旧把我们侵犯

而灵魂

更应贴向颤栗的嘴唇

说出你心中最光辉的语言

 

19902009年的“依旧”:“飘过模糊不清的记忆/依旧引诱着我们”(《雨季初临》)、“尽管那些贴满墙壁的标语纸已在风雨中飘零,但它们颓败的招摇依旧在梦中将我惊醒”、“我看见这片广袤的土地,它依旧冒着贫穷的炊烟,它依然沉重得抬不起头来”(《记忆》);“走过一个个不会再现的昨天/摇曳的生命之树飘落了那么多依旧未枯的叶片”(《挽歌》)、“一种已知的失落依旧摄住了我/一切都变得飘渺而无助”(《夏末十四行·裂痕》),历史依旧,现状依旧,未来依旧,这种历史文化的惯性让诗人忧心忡忡。

20102017年的“依旧”:“是四月还是五月/北斗七星依旧闪耀在深蓝的夜空”(《泥土轰然滚入了湍急的河流》)以及“熏衣草己近凋谢/色泽微紫/但花香依旧袭人”(《蜂鸟》)自然之道不变;“六月的布拉格依旧让我的心头无法安宁”以及“当我看到它时,为什么/心中依旧蓄满了怀念,无奈与忧伤”(《六月,在布拉格》),“秋日的第聂伯尔汹涌奔流/伏尔加河依旧呈现出列宾时代的一片苍凉”(《哀伤》),怀念与企望的心情依旧。2017年的作品《敬畏》中的“依旧”,让读者见到了现代化“变”之中“不变”的道德坚守的力量:

 

随着枪声  山坡上冒出一小缕尘烟

它轻轻跳开了几步   

一只土色的小狐狸依旧回过头来向我们张望

面如古铜的老司机用藏语低吼了几句

那个搭车人收起了他的枪

 

68首诗中出现的高频形容词,其实是诗人对生活主体、客体的认知,是生活价值取向,也是生活态度:从历史角度关心人类的未来。

 

四、讨论

 

1、对68首诗歌作品中高频率出现的名词与形容词的分析,进行了文本的粗读,并对某个及某些字词的追踪追索,进行了文本的细读,由粗读而细读是文本分析的一种可能的方法。

268首诗作的高频率名词为“记忆、人、生活、生命、心、心灵、人们、阳光、风、世界”,形容词为“小、寂静、许多、依旧、一样、静、轻轻、古老、大、多”,反映了诗人以“寂静”“静”的方式,从历史的“记忆”中关注“人”“人们”等主体的“生命”“生活”及其“心”“心灵”,并发现过去、现在及未来的生活中“一样”“依旧”的价值与价值追求。这68首为半日常生活、非日常生活写作的作品,也是保守主义诗学中的作品;诗人属于“召唤未来的诗人”,具有未来诗人、世界诗人、人民诗人的特征。

3、诗人从开始写诗发现“违时的嫩苗”到现在虽然成长了大树,但对于历史的影像的记忆以及内心世界的叩问,仍然是一棵“走失的樱花树”,“依旧”未获得完美的答案,“依旧”迷惑。

4、新诗一百,林莽半百。百年中,以个体为主体写作的诗人很多,以社会为主体写作的诗人很少。林莽就是很少中的一位。对林莽诗作进行深入研究的陈超所得出的认识如“现代主义诗歌寻求”、“有意识地脱离群体而进入个人性的创作”,可能是不准确的。林莽以道德、理性为主导的保守主义诗歌作品,需要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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