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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早已收到你的邮件，一时不知该如何答复，所以拖延到今日，深感抱歉。
《三盏灯》是我三年前的作品，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幼稚，曾有个网友评论这篇文章“尚有粉丝心态”，这意思大概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其实还没有真正找到自我。或许是这样的。但据说不少网友喜欢这篇小文，我也蛮高兴的，能够因此文而认识你这样的朋友，更是欢欣鼓舞。
你要我推荐书，这是非常难办的事情。我比较熟悉的是专业书，比如主要是美学，不太适合其他专业的。在我的博客里，有一份《专业读物100种》，是2005年为学生编出来的书目，但那是美学或艺术学专业的读物，似乎与你没有什么关系。
就说个读书的原则吧。我赞成鲁迅的观点，强调多读外国书。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你或者以为偏激，但我以为这话毕竟有一定的道理。纵不说颓唐、厌世之类，多读外国书，总可以开阔眼界吧。我曾经跟
凝视神秘，说不可说
——为邓晓芒《灵之舞》新版作
郭勇健
人称“德国浪漫派的最后一个骑士”的黑塞，在他的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借雕塑家歌尔德蒙之口，道出了他对许多技艺精湛的艺术作品的不满：“它们缺少一点主要的特征：神秘。而最杰出的艺术品与梦境之间的共同点也就是：神秘。”我愿把这里的“艺术”二字换成“哲学”。许多以“哲学”为名的著作之所以索然寡味，就是因为它们往往把哲学弄成一门技艺，从而丧失了使哲学成其为哲学的关键：神秘。一部著作，倘若未能感应神秘、无力凝视神秘，纵使读书破万卷，哲学史料倒背如流，引文信手拈来，注释密密麻麻，外语琅琅上口，仍然处于哲学的外围，只能与哲学擦肩而过。就让各种金碧辉煌的获奖证书颁给那些擦肩而过的“哲学的外围”好了，反正这脂粉也涂不到哲学女神的脸上。获奖证书与哲学无关，掌声亦与哲学无缘，哲学倒是与寂寞、孤独定
随想之二
《荷马史诗》写道，当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争执，怒极而拔剑之际，雅典娜自奥林匹斯山飞下，来到阿喀琉斯的身边，拉住了他的手腕，制止了他的愤怒。这似乎说明，克制愤怒乃是心中出现神明的结果，或者说，克制愤怒就是神明，而愤怒即是魔鬼。或神，或魔，不过一念之间。傅雷以“怒安”为号，其中有深意在焉。“怒安”才有自由，才有修养，才有境界。心灵自由的境界，即是神的境界。
今人动辄以“自由”自期许，然而，自由可谓难矣。自由即是“由自”，那是神的特点。希腊人说，神明才能拥有智慧，人只能“爱智慧”罢了。他们的所谓“智慧”或者“爱智慧”，穷到究竟，不过就是“自由”或“爱自由”吧？惟有完全认识自己、掌握自己、控制自己的人，才谈得上自由。自由，有思想自由与心灵自由。真正的思想自由，意味着思想独立，于是自创学说，自成一家，如此人物，世间稀有，倘有之，则已是半人半神了。真正的心灵自由，亦非易事，所以庄子往往以“神人”、“至人”为喻。为愤怒之情绪所支配的人，毫无自由可言。
素有“愤怒出诗人”之说，而诗人向来被视为神圣，这似乎表明“愤怒
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性格说话，做事，生活，没有哪一种性格天生地是好的或者不好的，唯一的衡量标准是看这种性格的表现，所带来的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带来战争的，不好；带来和平的，好。
学习有责任，就是认真，熟练掌握所学的，积极复习所学的，上课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做作业。工作有责任，就是敬业。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作家的职责是写出好书。做人也有责任。做人的职责是什么？依我看，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活在人群中，决不是要对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好似一只刺猬到处扎针，让人觉得自己面目可憎，避之唯恐不及的。每个人都有义务使别人快乐、轻松、有意思。然而，很多人都忘却了这个做人的根本职责。
空中小姐在飞机上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她实现了人的职责。她面带微笑，她光彩照人，她让人赏心悦目。花朵绽放的同时，向外散发芬芳，同样，微笑本身是会发光的，因此每一位乘客都觉得自己分享到了一线光明。空中小姐是一个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她是真正的人，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应当是服务性的。服务总是服务于他人。服务他人的范围大小，决定了其价值的大小。服务于全人类的人，如牛顿、居里夫人、莎士比
三
除了功利主义的美学思想，梁启超还有一种相对超功利的、名为“趣味主义”的美学思想。1918年以后，梁启超彻底脱离了政界，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逐渐形成了他的“趣味主义”的人生观、教育观和艺术观。从趣味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梁启超对文学艺术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见解。举一小例，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断然否认小说的魅力源于“乐而多趣”，可是，倘若根据后来的趣味主义，对小说之乐趣的拒绝恐怕就难以如此爽快，而要颇费一番踌躇了。因此，我们可以将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前期的功利主义和后期的趣味主义。
关于“趣味主义”，梁启超有过多次自我表白。如《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
梁启超的启蒙美学
郭勇健
一
自19世纪末至“五四”运动，前后约二十年，特别是在20世纪的前十年，梁启超乃是中国思想界的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双脚踏着传统和现代，矗立在20世纪中国的入口处，他的文字，“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他的身影，无所不到，无远弗届。他的学问文章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他的影响也是全方位、跨学科、辐射状的。后来叱诧风云于20世纪的学者、作家、诗人、志士、政客，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梁漱溟、朱光潜、毛泽东……，几乎全是读着梁启超的美文、听着梁启超的教诲、喝着梁启超的乳汁长大的。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乳母。20世纪中国美学，也应以梁启超为嚆矢。
然而梁启超在中国思想史上，主要被视为一个过渡性的人物，而非开创性的人物。这位中国现代思想界的先知，大致相当于那位宣告新时代即将到来的施洗者约翰，而非新福音的传播者耶稣。梁启超的学术成就，以史学为最高，以“新史学
三
胡塞尔在大名鼎鼎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批判“自然主义”，发表了一番关于批判的高论：“……只是从结论出发而对自然主义进行这种虽然有用而必要的反驳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与此完全相反，我们还必须对自然主义的基础、它的方法、它的成就进行必要的积极的批判，而且始终是原则性的批判。”[36]胡塞尔的这种原则性的批判，最终指向自然主义“将意识自然化”这一根本问题。对邓晓芒的新实践美学的批判，也理当是一种“积极的批判”和“原则性的批判”，没有必要纠缠个别结论的不足和枝节问题的疏漏。譬如，邓晓芒对杜威美学的评价是不是不够充分，本文不予考虑。真正原则性的批判是指向新实践美学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主体性哲学。
邓晓芒的新实践美学将美学提升为人学，或者说，将本来作为认识论的美学提升为人性论的美学，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美学是人学”，既是新实践美学的逻辑前提，也是它的逻辑结论。以往文艺学者也曾局部地意识到“文学即人学”，但是，真正在
“新实践美学”的成就与局限
——与邓晓芒先生对话
郭勇健
一
近年来，对实践美学的批判已成为国内美学界的一股潮流，堪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相提并论。如果说实践美学的崛起是当初美学热的毫无疑问的核心，那么批判实践美学则可视为当前美学界的一个重点。“建设实践美学”引发了当初的美学热，而“解构实践美学”则成了一个新时期的“美学热”，这真是一幅意味深长的学术风景。无论是当初的崛起和建设还是如今的批判和解构，“实践美学”都被视为一个学派的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然而，“实践美学”不过是一面旗帜，在这面共同的旗帜之下，其实聚集着为数众多且面目各异的旗手。譬如蒋孔阳先生、朱立元先生的实践美学，与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便有所不同；又如“新实践美学”，与李泽厚的旧实践美学更是明显地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些明显的不同与实质上的差异，使他们的对手没有理由以批
艺术形上学与心灵辩证法
——邓晓芒《灵之舞》的哲学解读
郭勇健
邓晓芒先生把《灵之舞》与《人之镜》、《灵魂之旅》合编为《文学与文化三论》，这当然没有问题，因为三本小书确实有明显的联系，但这种编法，也可能使《灵之舞》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种重视程度不足的情况早已存在了。《灵之舞》初版于1995年，迄今为止，学术界的反应之声微乎其微，仅有汪丁丁的一篇《关于自由的真知灼见——邓晓芒<灵之舞>评述》，以及奥地利汉学家雷立柏的一篇短评《关于<灵之舞>和<灵魂之旅>的评论》，与《灵魂之旅》所产生的效应不能等量齐观，而且奇怪的是，十余年来，竟然不见一篇来自哲学界的评论。实际上，《灵之舞》并不是一般的讨论文化或研究文学的著作，而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和创造性的哲学著作。尽管在表达形式上出之以生动活泼的随笔体，却远比那些书市上流行的“哲学随笔”和以“哲学”为名的学术著作更学术、更哲学；尽管只是不足20万字的
邓晓芒“新批判主义”札记
与一般学院派哲学家不同，邓晓芒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独特的求学经历，这些丰富的阅历和独特的经历使他的思想扎根于人生体验，除了根本性的哲学问题，还特别关注现实问题和时代问题，为此他提出了文化发展和建设的“新批判主义”，其代表作为《新批判主义》。在邓晓芒的著作中，我最喜欢《灵之舞》和《新批判主义》，后者仅次于前者，读了三四遍。有些感想，成札记四则。
一
邓晓芒呼吁，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批判。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新批判主义的众所周知的立场。有一句话值得思考，就是“中国文化必须在批判中才能发展”。可是这句话容易引起误解，或者让人觉得根本就不可理解：既然批判了，或者既然“否定”了，怎么还是“发展”？我们能靠“否定”来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建设中国新文化么？在邓晓芒之前，曾有鲁迅“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一平先生在《也纪念鲁迅》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