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读书笔记
这几天进入人生的第二个阅读黄金期,一本厚厚的《夹边沟记事》几个晚上加上蹲三次厕所看完了。可能是本身故事太好,以致于每次大蹲后都要扒着围栏,才能站起来,腿麻手冷,但心里很热,晚上也看到很晚,早上上班都是挣扎着爬起来。
2009年的读书,就先从《夹边沟记事》开始吧,先是看了第一个故事,名字叫《上海女人》,一个上海的知识青年姓董,建国后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西北建设,在兰州工作时被划为右派,流放到了夹边沟农场。在全国粮食供应紧张的1959、1960年,这里几乎被遗忘,每月每人最低时定量14斤粮食,瘦削、浮肿、器官衰弱,然后就是死亡。上海青年董一直没有倒,因为每隔上3个月,远在上海的媳妇都会千里迢迢来夹边沟,送来救命的吃食。直到有一天,当董知道自己活不到老婆再来的那一天了,告诉病友希望能让老婆带他回上海。
半个月后,董死了,饿的。
再几天,董的媳妇小顾来了,伤心、痛苦、恸哭,最难受的那种形容我不会描述了,不敢给小顾说董的埋身之地,因为董尸体被埋后,又被驻在夹边沟的“犯人”挖出来,屁股和大腿的肉被割下吃了,谁都不想让小顾看到这个场景。
小顾确似乎与丈夫的心灵相通,死活要看埋在那儿,把董背回去,种种曲折,以绝食相威胁,最后没办法,故事讲述者指认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小顾去看了,人都埋着,找不着。第二天,拿着铁锹准备一个个的挖出来,看看那一个是董。还对夹边沟的人说:“不是老董,我会再把他们都埋好的。”
最后没办法,只能领着小顾去找到正确的方位,一群的坟和尸首中,风化多天的董的尸首已经变了样子,叫来小顾看这个是不是。走近董后,小顾扑到了董的身上,几分钟没有出声,随行的人怕出事,叫了一声,小顾的哭声响起,像是从地底下传出,有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董被找到后,又好不容易弄来“草”和“油”,在戈壁滩“火化”了,顾背着董的骨头,上了火车,回到了上海。
整本书讲了总共有20多个,故事的主人公都跟夹边沟发生了关系,而且夹边沟肯定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和价值观。他们有的人偷东西成性,而能活下来,有的人把别人呕吐的东西晒干了,再吃。有的人因为除了一顿饱饭差点撑死,或者死去,有的人为了爱情,从西北跑回了石家庄,还流浪到北京偷了国家安全局的全国粮票,有的人放羊养活了自己和朋友,而又因一场相互的报复,伤害了朋友的命,有的人跑到夹边沟找不到丈夫尸首,又去了几次还是没能找到,会为没有把一个不是丈夫的尸首好好掩埋,而深深自责,夹边沟,在那些年,几千名亡魂和幸存者,一起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的有亲情、友情、爱情的故事。
这些故事都太过久远,很多的幸存者都已经死去,有时候,我吃饭的时候,会想到那从牛粪里找黄豆吃的事,而感到恶心,喝牛肉汤,会想到因人身上没有肉,而挖尸首的心、肝肺而想呕吐。
可这不是故事,每一个人名都有出处,每一个故事的背后,是当年疯狂政治背后的人性狂飙。
当昨天晚上读完最后一故事后,掩卷深思,我的生命似乎仿佛从这一刻有了一种开窍的感觉,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
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年的书单,除了种类稍微有些贫瘠之外,方式是最为创新的一年。电脑、手机、网购、书摊淘等等。
在所看的书里,第一有趣的当然是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人民文学上连载了两期,分别是前言和正文,没买书。看了前言,马上看的正文,也可以说是一口气,不像是当年上大学读王朔,每天睡前读上几十页,每天都是乐呵呵。
一句顶一万句的剧透部分,我就不在这啰嗦了,正文的魅力是剧透无法表现的,凡夫俗子、引车卖浆之流是这些故事的中心,他们中间事的可大,但不可小。可大,是在他们心里的地位,不可小,是不能小瞧了他们的纠结。
《一句顶一万句》有两句话印象最深:“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还有我最欣赏的《一句顶一万句:回延津记》正文的那个开头:
牛爱国三十五岁时知道,自己遇到为难的事,世上有三个人指得上。一个是冯文修,一个是杜青海,一个是陈奎一。指得上不是说缺钱的时候可以找他们借钱,有事的时候可以找他们办事,而是遇到想不开或者想不明白的事,或一个事拿不定主意,可以找他们商量;或者没有具体的事要说,心里忧愁,可以找他们坐一会儿。坐的时候,把忧愁说出来,心里的包袱就卸下许多。赶上忧愁并不具体,漫无边际,想说也无从下嘴,干脆什么都不说,只是坐一会儿,或说些别的,心里也松快许多。
其他的阅读记忆也不少,本来东野圭吾的《白夜行》可能会在我今年的阅读中占据最震撼的地位,可是年末看了《夹边沟记事》,还是觉得《夹边沟记事》更震撼一些。
《白夜行》是一个日本大和民族的故事,这是他们人性的一个重要展现,他们总是能在你最恶心的部位涂上一层红油漆,让它看起来越加醒目,我就是喜欢上了日本人的这种变态劲,始终不能酣畅淋漓的生活,自己折磨自己,就是所谓的岛国心态吧。
广州作家张欣的《深喉》,是一部2004年前后的老小说,对当年广州报业的竞争和相关事件做了小说式的开发和整理,我在哪里找到了不少可供借鉴的语言方式和历史资料备案,我刚好找到了那一期的当代文学的杂志。
《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是读库外,我对老六哥的初次阅读,但很深入很深入,
“闪开”改善了我以前大蹲最多35分钟的习惯,现在基本大蹲能维持在40分钟左右。
句句精华、点点要义,六哥的“闪开”对得起这样的评价,虽然都是作者平时端坐电脑前,燃烧着吱吱香烟,轻抚键盘敲打出来的中年圣经,一路走来,几篇记忆碎片让人生不再随便。先是一句话都是浮云,再来一句都是垃圾。
凌志军的《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和杨继蝇的《改革开放纪实》,都是以宏观的角度对80年代或经济、或政经的记录,他们都曾经供职于新华社,对这个国家的内幕知道得比我们多,他们是新华社等党报党刊的另一类人。
《民以食为天》是一部纪实文学,还得了不少大奖,买来后读了好长时间一直到2009年中才读完,可谓对当下中国人饮食的真实纪实,一起卖的那两本书《食品安全》和《食品政治》没有细看,太专业了,全当收藏吧。
《别人的爱情》,让我重新认识了叶兆言,不好看,《1937年的爱情》可能是他的最高水平代表作,而且故事平淡不是用情色来凑哪么简单,现在的90后们谁还抱着这种书躺在被窝里意淫,10多年前还成。
《中国记事》和《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也是在今年看完,这两本书分别代表了许知远的现在和过去,过去他是一个青年,现在他是一个知道分子,成长的痕迹,在关注的目标和层次,在思想的转变。
《李普曼传》和《辜鸿铭转》是今年为数不多买的两本传记,李普曼没看就拿到北京,被二哥截留,辜鸿铭(上)看了三分之一,这是留给明年的粮饷。
《我们生活的年代》被当作快餐,配合电视剧,一天晚上看完了,有一段发生了化学反应,但不长。
《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买回来,花了100多块,但看不进去,这辈子这四本书估计就只能当作收藏了,老了会看懂。
《苦难辉煌》又是一本不多的好书,公正、严明的对历史一丝不苟的考据,自己人研究自己人的军事方略,这本书的没有方向,都是革命者,都是为了辉煌。当下,哪一个地方又是20年代初的广州,20年代中的南京,20年代末的瑞金,30年代初的遵义。30年代中的延安,30年代后期的西安呢?
《跌宕一百年》(上)是十一在家看的,回到洛阳后看完了,可能是先是看《苦难辉煌》的原因,对吴晓波的这次上溯100年的商业行为考究,有点失望,比起《激荡三十年》,有点稍显武力不足。
岁末忽然迷恋上了先锋戏剧,孟京辉和廖一梅夫妇联手做的《琥珀》《恋爱的犀牛》剧本买来,品味了一番。
桑格格的《小时候》和《黑花黄》为上厕所提供了不少随身携带的阅读素材,一时之间,有时也突发奇想,想写写我的小时候。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了不少我不知道的台湾故事,刀尔登的《中国好人》,让我初识了那些在历史上掀起风浪不大,但浪性不小的名人。
《单向街》印象最深的是那一篇,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南方劳工基地,对人群个体的挖掘很吸引我,特别是跟那个湖北小女孩的故事、讲述和对话。《围城》是重温,希望从中找到跟女孩交往的感觉。小雷送我的彭浩翔《破事儿》倾慕已久,果然才华斐然,故事讲的也有味道。
电脑、手机也成为一个很好的阅读载体,特别是搬到一个没有网络的单身宿舍后。囫囵吞枣看了点东西。
《北京法源寺》有点佛的玄机,而又让禅与人做到了一种融合,其中上下五千年的春秋笔法,让李敖的学识得到了充分的炫耀。
《蒋介石评传》和《孙中山评传》,这两位党国要人,让李敖点评起来,文字变得趣味横生。
梁晓声的短篇基本看完了,除了网上没有的,或是没公开发表的,今年印象最深的有两篇《偷靴》和《大鸟》,加上以前的《冉之父》和《表弟》,我觉得这是梁晓声的4部中篇代表作。
手机上看了《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回到安徽,扎进小岗村一个月写成的《小岗村的故事》,农村的事,我的故乡,乡里乡亲的那种感觉,我还是有的,读起来所有的变和不变我都没有感觉到突兀,只是网上txt不完整,怎们补充一下呢。
最后的一份定订单是12月20号前后,阿兰德波顿的《爱情笔记》《拥抱似水年华》和台湾作家写的《越读者》。
今年实在是过的够快,年初买了电脑,读书的时间下降了,但买书的热情没有下降。刚才查阅了一下卓越网上的书单,今年光在卓越上买的书都接近50本,加上送给别人的,和帮别人买的。今年可能不是看书最多的一年,但肯定是买书花钱最多的一年。
刚才上网扫了一下,又收藏了几十本卓越上的书,大约要花费在400块左右,不买,这几天卓越正自宫呢,我看中国的“消费者”们认为“诚信”这玩意儿该值多少钱?
2009年要过去了,我确实很怀念它。
以为北乃的贫血又是身患绝症的预兆,以为里依纱会也暗恋冈田,以为沟端在下雨天叫住北乃会向她告白。
事实却是最简单的一条线到底。
可惜这一切都未能成为现实,他们是单纯而又幸运的一对高中生,他们恋爱了,然后他们要上大学,最后他们分开了,但这个故事没有结束,只有戛然而止。
结束和戛然而止不是一个意思。
他们的开始是一个暗恋的故事,然后他们开始了。
她会一看到他就头晕目眩。她会在躺在学校医务室的床上练习告白。(暗恋)
她会在被反告白的时候不知所措骑着单车冲下斜坡(被抢先告白)
她找个借口反方向逃离然后又骑回来忠于心情地大叫【我们还是一起回家吧!】。
她会在他讲解题目的时候撑着脑袋认真听。
她会站在堤岸边威胁他说出报考学校然后对他发脾气绞杀围巾。
她会在吵架之后跑去图书馆偷偷看他被发现了之后拼命逃到音乐教室对他吼【别过来,你再靠近就是跟踪狂!】。
她会和他牵着手一起骑单车对着手机说喜欢你然后害羞得不得了。
她会答应过后又赖皮地反悔。
她会听不到他的声音就觉得孤单。
她会因为他多看一眼女老师就吃醋嘴巴上还不承认。
她会任性地要求他为了自己别去早稻田然后又对自己的任性感到不安然后拉着他去办公室拜托老师让他去早稻田。
她会在操场上大哭骂他笨蛋又在被他拥抱的时候抱怨还不够。
她会为他学作一顿丰富的便当。
她会当着他的面表演斗鸡眼斗到眼泪都快流出来。
她会在离开的清晨送他去车站挥着手说拜拜。
她会诚实地对待自己的心情含着眼泪却依然微笑地告诉他【我不希望你去东京,不希望。明白吗?】。(最后)
感觉好贴近生活的,就像是身边的人和事一样。就像你和我。
剧透里说他们没有台词,电影里的原声都是演员脱口而出的话,导演让他们肆意的表演,青春不也是这般。
原著小说说他们没有再见面,我想这一定是结局,但没有在电影里表现,因为他真实的最后。
这份好简单的恋爱物语,显得如此纯粹。
阳光灿到烂
周六睡到中午,天气真好,太阳光线强得有些耀眼。轻松、惬意的一天,从中午12点开始,走路到科大,座25路公交,一直开到科大新区,漫步新校园,顶新的空气,新式的宿舍楼,排成队的献血大学生。
阔绰的校园马路上,有一辆辆的新车开过,速度跟不上穿行校园间的摩托车,光影掠过的仅是校园里一辆辆学生的自行车。
新手、绝对是新手…..
他们多是有女性驾驶者,在行人稀少,而又自由的校园里,感受着初次接触汽车的新鲜,坐在副驾驶上的多是男性,或是男朋友、或是父母,看到女伴蹩脚的车技,高兴、是真高兴啊。
走到校园的最后,眼前一片豁然开朗,开阔的人工湖,有涓涓细流注入,有搭建的精致小桥,最妙的是:在湖心小岛,有三五成群的同学聚会、歌唱,当然少不了亲昵的情侣。这样的美景,已经多年不曾相见。
走到湖心小岛的中央,摊开书包,掏出南方周末,拜读完奥巴马的专访,盯着一版、二版的两个半版的南方周末形象宣传,那两句话是:
不是每一期都有独家专访,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大人物,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这不是形象宣传,这是另类的“天窗演义”,几十年前为反对某反动派,就有报纸以开天窗相威胁,今天在用这两句话,彰显自己的新闻观点和道德价值,
奥巴马在密集的访中行程里,未选择大陆影响力最大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或香港的凤凰卫视,而选择《南方周末》,有人认为,这是奥巴马希望大陆开放信息自由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有人认为,这是奥巴马间接抨击大陆严控媒体,管制言论自由。
可惜,层层管制、层层审核的稿件(据确切消息是两篇其他奥巴马的报道,但不属专访内容),最后就成了哪么一大幅照片,加上两个“形象广告”,最有趣的是,南方周末在头题只是做了奥巴马专访的导读,而是将总结“中国官员十年道歉史”的述论性稿件,放在了头题,其寓意和反抗似无声处惊雷啊,彪悍+震撼!
据有关方面的论调,奥巴马在接受专访后,给《南方周末》一封信:“致南方周末和她的读者:我们期待持续发展两国关系,同时祝贺你们,你们对重要政策的分析和流动做出了你们的贡献。受良好教育的公民是一个高效政府的关键,而自由的媒体对公民的见识贡献良多。”
可惜,这给报纸长脸的长信被阉了。
无奈,奶猪在博客上“抗议”:
原来
被禁止滴,
还包括“沾沾自喜”
此外,当局还下令:奥总统专访,南方周末不得上载网络,更不准透漏全文。其他媒体转载一律以“新华社通告”。
可惜,这事还是发生了,一是因为奥巴马总统对于有演练的大学生提问、有安排的照相位次,早就不耐烦了。
反过来看,老美子口头上对和谐中国的不信任太多,又不好直接表达。奥巴马已经拍屁股走人了,临走“扔了一颗自由的炸弹”,
南方周末,哈哈,那就像是有人说的:一块精神上属于美国,但同时又作为中共党报形式存在,口口声声说读懂中国的特殊媒体。
哈哈,果然司马南老师在骂南方周末,装孙子,讨好美国佬了。
司马南老师说:
这个故意已经有长时间的情绪酝酿和技术准备,是在周密分析研判国内外各种因素基础上作出的最终决定,其试图出奇招、走偏锋、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其心奉的目的决定了,就是要寻找借口羞辱当局,引发全世界关注,将较为地下的斗争转变为狐假虎威有人撑腰的公开叫板抗衡。
今天,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政治纪律”,理直气壮地讲“党性原则”,理直气壮地讲“全党服从中央”,理直气壮地讲“政治家办报”,理直气壮地讲“外事工作内外有别”,理直气壮地讲“外交工作无小事”,理直气壮地讲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如果这些原则都不讲了,或者不太讲了,或者表面上讲一讲,而并不真的准备实行之,当然就没法办了。你们说对吗?
必须明确,美国总统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不是中国总统,他不应该,也没有资格“统”到中国来,他不应该,也没有资格一杆子“统”到中国党报版面上来。
如果有心者,研究一下的话,很多口气与当年老佛爷对西方文明的理论和口气相当。100年后,我们还在纠缠这些……。
所以,这样的人有最多的支持者。
他们说:
从奥巴马背着中国政府,一杆子插至到底的与中国媒体接触,到南周报开天窗故弄玄虚,再到海外民独轮分子兴灾乐祸的舆论配合,共同演出了一场拙劣的政治闹剧,其政治目的呼之欲出。这样的闹剧我相信已彻底激怒了一切正直的中国人!奥巴马是美国总统,他不是中国总统,凭什么无视中国主权?美国政府对自己的媒体也是严格管制的,为什么中国政府对自己的媒体不敢严加管制,怕什么?!为何就不敢理直气壮地查封南周报并严肃处理当事人?
海阔天蓝任鸟越,60年的承诺的自由、民主。
就像建国大业里,冯玉祥打着灯笼找委员长:“路太黑,不打灯笼,我找不着道啊!”
现在有一扇天窗开启。
周日的生活是如此的惬意,躺在和煦的阳光下,读着有点湿冷的报纸,有忧虑有无奈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啊。
如果这个世界还有一丝灿烂,哪么温暖只是来自阳光,阳光照耀升温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
看完报纸24个小时以后,也就是在依然阳光灿烂的周日,我受邀参加洛阳帝都球迷协会的年终座谈,可惜在8路公交车上,我的钱包被偷了,128块钱、还有两张银行卡。
周末的日子是多么美好。
看到网络上一个跟帖:
最鄙视南周!一群不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的知识分子。
哈哈哈哈哈哈哈……
会心一笑,天真好,
阳光灿到烂
十亿消费者启示录
好久没有心情写博客了,谈本书吧,书的名字叫“十亿消费者”,像“大脚印”一样,两本内地都基本不会有出版可能,但值得一说,豆瓣上,它也不乏粉丝。
书的内容很简单,是对中国政府商业开启年代,各种商业怪状、怪事、怪人的讲述。里面的故事、里面的人很多还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十亿消费者的作者是美国人,他是一个经历过中国改革历程的人,也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官员,结识了一批又一批活跃在中国商业社会的领导人,他记述的刘、胡、吴,(不是领导人)赖、周等等,也许历史远比故事来得要更加精彩。
曾经,我以为外国人,都不懂中国,都只会像马可波罗一样回忆中国,可惜,像十亿消费者的作者这样的美国人James
McGregor,追求着作为人的灵魂,纪录了一个时代中国人的态和形。不是管中窥豹,不是盲人摸象,他们在低空飞行,以一个俯冲的角度,砸中了我的心坎,让我痛苦让我不堪。
有人说,这本书触及了中国人的灵魂,而又煽了中国人的耳光。
信仰迷茫,在当下的中国,有谁还在坚定着共产主义的梦想,又有多少在控制上、形式上、外在表现上标榜着共产主义,看,那旗帜飘扬的是华丽的钞票。
看看该书作者McGregor说的话:
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当下的中国有病。
他们缺乏诚信和责任感;
人人都想走捷径;
法治社会无比遥远;
无情和自私;
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务;
教育体系制造出不愿回报社会的投机分子;
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是来自对人民的贡献,而是对知识的佔有,他们是通晓考试而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McGregor的书里还有另外一面。他用很大的篇幅诉说了中国高层官员的愚蠢,描写得生动活泼趣味十足,令人捧腹。而且他聪明地避开了对这些人的评论,只是略带得意地在“红宝书”中讲出作弊技巧和注意事项。
红宝书,是该书在每一章节最后,总结出来的在中国经商的相关经验,那些真理和策略,像是倾倒进长江的华夏民族道德廉耻。
豆瓣《十亿消费者》的某位组员说:不离开中国,大概永远也没机会了解中国。真是妙语。
如果你遵循真实,哪么你就必须放弃自由,这片土地就是如此的奇妙。
20年以前,生日就是姥姥用开水冲鸡蛋给我喝时,多加的那一个鸡蛋。
10年前过生日,就是爸爸妈妈一起到学校,把我拉出校门,学校附近的那一顿丰盛炒菜。
6年前,生日就是宿舍一帮兄弟在智善园吃的一顿饭。
去年过生日,就是三个大老爷们在单身宿舍打开的两瓶红酒,加上我还没喝已醉的两瓶啤酒。
24年前的今天,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诞生了。从此以后,这一天就与这个人生死与共,生死与共的意思是:就是今天你挂了,在个人生平中,还会写上生于农历9月23,卒于农历9月23。
生日可供忆起的日子少之又少,它淹没于琐碎记忆的每一天,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那一天,已忘记原因让我在傍晚来临前哭了,被妈妈恐吓到:“别哭了,今天过生儿,今天哭,得哭一年。”
从此,我害怕在这一天伤心,因为我想能快乐多一点,有大多数的日子里。
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日子,会因为生日的到来,而变得多一些快乐,长大后会因为生日的又一次来临,而感慨年华老去一年,年龄增长一岁,生活多了一份压人的重担。生日,就这样在你工作两年后,成为你遮遮掩掩,总不想让人记起的一个日子。
我想,所有祝福都是真心,但又像是一根针,扎着你说:“你又老了一岁”。
从去年生日,与雷、王三人坐着喝酒,到现在又是360多个日子过去了,在这过去的50多个周末中间的日子里,去了一趟上海,自己参与设计了一份特刊,得了河南省内的新闻奖,见过了小浪底,还在小浪底彪了吧唧的谈了一回无声吉他(扫帚)。
人生的第一次很多,但有些让人惆怅:年初,全程跟踪拍摄了三弟的婚礼,被人取笑“马上要做大爷了”,去了一趟华山,感叹出了求学、工作的理论。年中,失去了一个最小的同辈亲人,常常自诩“领风气之先”的我落伍了,杨科北上,从此的交流要从在qq敲打的小锤开始,然后挥舞着表情里的小手道别。
除此以外,最近的事是:去了合肥,见了阿亮和鹏超两个好友,阿亮痘痘数量少了,但质量没有下降,对生活的追求仍在继续攀升,鹏超有关梦的风筝已放高,他已经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博士生,生存已不是他的目标,我也有缘进入了国家级实验室,做了一把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的美梦。
对了,还有昨天去了灵山寺,一样的开发,一样的给你披红卖香,我想俺妈肯定很喜欢这里旺盛的香火,他总是认为香火越旺的地方,神仙肯定越灵,我很尊敬你们,你们都是好神仙。
张立宪——老六哥,就是那个在刘建宏的脑门上画了一个圈,让刘建宏恍然醒悟,去北京追求自己不再是一眼看到骨灰盒的人生,那个为足球之夜出策划,给中国女足定性“铿锵玫瑰”的老六哥。
11月6日,是老六哥的生日,他在博客中说:老男人来也。
著文:感谢各位亲友的生日祝福,以后,就是一个四字头的老男人向大家报到了。
天蝎座的男人,都是很容易有忧伤感觉的。
今天以后,我不敢再说:“我还没24呢。”
只是会说,“我都已经25了。”
生日改变的不是生活,而是我们的生活态度。
生日感言发表完毕。
“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大明朝;大明朝的年号,永远都是崇祯!”
----《东厂仅一位》
最近在听台湾相声。这毛病是从两星期前突然心血来潮温习《东厂仅一位》起开始的。
冯翊刚、宋少卿、黄士伟,瓦舍的三位经典人物。后几年,又出来了一批新人,可惜表演太过僵硬,没什么个人魅力,根本看不下去。
冯翊刚是当初《暗恋桃花源》的袁老板,一副阴险的赖皮样。怎么说呢。他的长相注定不讨我的好,他的捧哏不及宋少卿压得住阵脚,他的逗哏太过夸张。
这或许是因为我太喜欢宋少卿了。宋少卿说话喜欢眼睛看地,长得一本正经,说得平平稳稳,然后突然间瞪大眼见抖个包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然后自己俏皮地吐吐舌头。他说话也比冯翊刚好听许多,尤其是《并不太熟》里的不顿,超可爱。
黄士伟。黄士伟是个奇才。冯翊刚要讲历史,宋少卿要影射社会,黄士伟编一个奇怪的蝴蝶的故事,没有中心,没有思想,不知道要表达什么,却就是让我想听第二遍。也只有他能表演的这么吸引,只有他能陶醉的那么彻底,让人们面对他的异想不是嘲讽,而是深深的感慨。
《东厂》到后来,看哭了。
卡农响起,黄士伟东厂太监变态的狂笑中透出的巨大讽刺,让我们所有这些活在讽刺中的人泪流满面。
·到底是国家承载了幻觉,抑或是幻觉承载了我们这个国家?
冯翊刚在《十八层大楼》中提出了这个格式。然后整个故事就一直在演绎这个疑问。
其实,我嘲笑那个“反攻大陆”的计划已经很久了。只是《东厂》之后,才知道原来对我而言,这个神经病一样的宣言居然是多少人一生的追求和梦想,或者说是一个社会、一个群体、一个省份单位终生的信仰。
当他们用“我们的国家”自居的时候,我听着可笑,甚至觉得受到侵犯,却没有想过,说这话的人态度是多么坚决和认真的。
五十年。
一代人从小唱国歌,过国庆,向国旗敬礼。
你可以不承认这些事物的正当性,但你却无法回避他给人们带来的意义。
五十年。
这五十年人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在一句回归的号召下,这五十年的历史算什么?
五十年之后,日日敬拜的领袖要变成人们唾弃的公敌?
五十年之后,一心所坚持的国家要改编为一个下级行政单位?
五十年之后,两千万人的记忆要在一瞬间被和平磨灭?
冯翊刚说,你不要告诉他真相嘛!但宋少卿就是要说,即便不说,黄士伟也要问。
事实是什么?
当然,那两千万人也在追问事实是什么。这种追问与回答在《并不太熟·槟榔阿妈》里达到顶峰,阿美族的酋长放声歌唱:
“人家的外交是真正的外交,我们的外交是人家的丢掉的我们把他买回来的”
“人家的国家是真正的国家,我们的国家…”
·有的时候,在我们不经意当中,就遭受了温柔地、暴力地迫害了
当年和某批人谈回归的时候,我试图把问题讲的复杂一点。人家有自己的幻觉,却又不仅仅是幻觉。人家有自己的政府机构、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正常的社会制度。而在那幻觉国家里,人也都生活得滋润自如。单从瓦舍相声的尺度来看,起码真是有话敢说,有屁能放,骂天、骂地、骂政府;损人、损己,损蒋公。
某批人很奇怪。
某批人的理想是要将我过建设成为法治国家。
我就问,人家生活比我们惬意多了,为什么要回归?
某批人说,我就不觉得人家生活惬意,你看某会不是天天打架么?
你很难让某批人明白,打架也不是一种处处都能得到的权利。或者只有正襟危坐的虚假笑容才应该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标志表情。
某批人又说,我觉得现在这里有这么大的市场,回来可以发展他们的经济。
我只能说,裴多菲那诗流传了很多年,总算都是白搭。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钱呢?钱呢?没研究清楚经济基础,一切都是空扯!
冯翊刚用孔融让梨讲了一个“温柔的灌输”的故事。
要听到哈哈大笑很简单,要听到清清楚楚却很难。因为很多灌输太持久、太潜移默化、太深,深到我们不小心偏离一步他给我们设定的轨迹,都要负罪好久。
当年和某批人还曾经有过一次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
上头一句话封了一期出版物,因为内容与上头旨意有小小不符。
当年年纪小,回来后还特气愤的发泄了一顿,以为可以得到点安慰。
谁料某批人说:“这样与上头不一致的意见可能会让别人有不同的想法的!”
某批人又说:“上头这样也是对的,有些人就是爱乱说话!就应该被封!”
我那时刚好在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案例集,一堆美国法律精英为“色情刊物”是否应该被禁争得不可开交。
我听某批人说这话时,终于明白,很多事情,在中国永远都不会成为问题,毕竟,这是个“前启蒙”时代。
·乌鸦黑,乌鸦黑,乌鸦是白还是黑?你说乌鸦白,我说乌鸦黑,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是东厂的厂歌,也是当年话剧团的团歌,一群人怀着朝拜的前程,拖着美声的强调,唱这首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无厘头歌。
黄士伟为大明自宫,为大明心忧,为大明举办阿里山论贱。其实这世上能够活在梦里的总是极少数。这世上的武林人士永远都是一样的,为了武林盟主、天下第一就可以放弃那些礼义廉耻的谎言。
应了《谁呼咙我》里冯翊刚的那句话:“中国人嘛!~”
都说是为大明好,可有几个人真有那心系天下苍生的胸怀?!
信仰破裂的时候,社会是最可怕的时候,孔家店被打到了,德先生赛先生被赶走了,那一条宽阔明亮的“大马路”而今也荆棘密布了。人家失落的是身份,我们失落的是明天。
那天猫小咕噜还在感叹还是60年代的那种执着。当然她回忆的不是自相残杀的情节,而是那时候人们特别明亮的眼神,特别倔强的声音。至少他们相信,而且相信的很坚定。
PK指责我这80后没有道德感的时候,很奇怪,他的矛头只是针对80、90两代人。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没有参加批斗、我们没有造过反,没有革过名,为什么要承担这个罪名?
或者他说的道德感是指一个判断标准。
或者我们这代的口头禅其实不是“郁闷”、不是“晕”、不是“汗”,而是“无所谓”。
噢不,我是要说乌鸦的。而不是我们自己。
我要说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有些地方黑都黑得更浓一点。而且明明很黑,还要经常总爱穿一袭白衣集体游行,杀几只脱毛的黑乌鸦混淆视听。
我要说的是那群乌鸦不仅黑,还占着粮仓不肯走,非要等到蚀空了这刚刚蓄积起来的稻谷,粮仓在风雨中倒塌才会自顾不暇的跑开。
·大明崇祯万万年!~
艺术,总是要表现关于“追求”和“梦想”的故事。
东厂的小小仅一位,高护着大明崇祯不变的年号,现实和他慢慢擦身离去。
一边追溯到上古清纯美好简单的、没有政治的时光中,
一边展望到千年后快捷方便的、科技发达的日子里。
那东厂的小小仅一位依旧沉浸在大明崇祯亘古不变的的幻觉中。
少卿沉默了。
冯翊刚沉默了。
你突然发现,幻觉的力量可以这么强大。
你看着那小小仅一位似乎夹杂着哭的狂笑,居然不知道他是悲哀还是幸福。
现在的选举是个屁
昨天晚上,新室友蹲在凳子上看《东厂仅一位》,那是从我电脑上拷走的精华之一。
相声里,冯翊刚讲到所住楼里选楼长,上面发一个名单,有几个候选人,统一谁就画他名字上一杠,谁都看不上,就再写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宋少卿掩口而言:听说,对面选人大代表,就是这么选的。”场下观众大笑,笑的是咱们已经60年不变,还要到100年的“代表”制度。
结果如何:“什么代表”发展到去年,就是按照有关龟定,农村按人口每96万人选代表1人,城市按人口每24万人选代表1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2987名,按照这个比例,农民代表也应该是千人,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工人和农民的人数才551名,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工人和农民的人数可能更少。可是就是这551人都市只是户口在农村、档案是工人而已,基本生活早已脱离一线,出访到哪儿都是正市级待遇。
这几天,除了一个新事,说是要给普通公众平等的选举权利,所有的公众都有一票的选举权,不再是什么四分之一票之说。据媒体报道,目前对“实现城乡同票同权”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分两步走,先降为2比1;另一种是一步到位,1比1。
翻阅史实,发现1953年拟定不平等的时候,更大的利益是为了平等,怕开成农民大会,给所有城里人一个议政的集会,后来路子越走越弯。
可话刚说完,有专家点评了:“如果修改成1:1,能选出那么多农民代表吗?与其要这个数字上的平等,还不如要实质性的进展。依我看,还是渐进式的好,实实在在地好,先把当前的“农民1/4选举权”抓实,决不打折口。即使要修改,最好是县1:1,市1:2,省1:3,全国人大依然是1:4,这样既符合当前的实际,又好操作可行,原因是越到基层,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就越多。”
农村人口越来越多,他们在怕什么呢?怕众多的农民代表不能100%通过政府草案,怕拟定好的领导人名单选票不能超过96.87%,他们想着自己还是当王爷、贝勒,别的人都是孙子?
“我还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出发,一口吃不成大胖子,解决农民的选举权问题决不能一蹴而就。如果一律修改为1:1,最后又不能实现,还不如不修改。最好的办法还是从基层改革做起,然后逐步向上政革。”
看这句话说的,多好,满清喘气期间,慈禧在重压之下要实行君主立宪,可惜借用“一口吃不成胖子的”理论,提了一个几年之期,就这个几年之期内,灭了一个朝代。
又有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
蔡定剑教授说:“‘四分之一条款’的修改,已是大势所趋。只是修改成1:2还是1:1的问题。”他更赞同一步到位,“没必要整成两步走”。这蔡老师是梁启超呢?还是杨度?反正我看不像是孙中山。
我在家期间,曾经参加过一次村里的选举,就是一个画圈仪式,以前的村长的干的不错,就还画他,村长成了乡里代表,就到乡里选县代表,一层层选上去,不是当官的,谁他妈的信?
顾准在其关于希腊古城堡的研究中,对人类群居、集会做了细解。对参加所谓的政治议事做了详细的历史追踪,我想他说的不仅仅是希腊,他说的是整个人类,集居在一起的群体,为了一件事商量,所有的代表都会出席,在古希腊,最多的时候6000多人聚在一起,讨论城邦的大事,他们代表了超过3万人的利益,有些人说这不是全民,还是代表制度么。他妈的能不能听我说完:每家一个人。
最近,采访也见了一件选举小事,厂里要评选十佳青年,找了20个人当候选,各个分厂里大动干戈,但最后结果是:每家单位一个一票,如果每个选举者知道自己只是1%甚至五百分之一的投票权,他们会像我一样冲动么?
但最后的结果,我想告诉所有的人,咱们最后选举的仍然不是最后获奖人,因为还要再报领导定?早知道,你他妈的让我们选个什么劲啊?
现在的选举不是狗屎,像个屁,可惜还不是个臭屁,你见那个代表放过个臭屁,都是不痛不痒,要指标,要投资,要项目,争取政策倾斜的官、商、地主。
我的要求一点也不高,只是希望下一次NO1选举的时候,给俺家里发一张选票。
中国知识分子的畸变
2009-10-19 长平
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当局对他们的迫害,而是对他们的改造。或者说,改造乃是最大的迫害。如今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都是经过改造后的知识怪胎。
“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定下这个准则的孟子,开出的条件其实很低:“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或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维护尊严,并不需要呐喊抗争,只要三缄其口就行了。如此卑微的要求,在古代社会基本都得到了满足。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从此处着手:任何人都没有沉默的权利,否则就被冠以“死不改悔”的罪名。最厉害的是,迫你开口,又并不是让你分析辩解,而是自我羞辱。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本身就是以自辱的方式开始的。且不说政权未立之时,毛泽东等人对知识分子尊敬有加,百般诓哄,政权初立,就立即翻脸,六亲不认,单说这个运动过程,分明是上面大计早定,却要让知识分子负荆请罪,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配合唱双簧。
1951年9月,周恩来授意马寅初给他写了一封信,以十二位教授的名义,“敦请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董(必武)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教育部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9月29日,经毛泽东批示,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区20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做报告,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拉开了运动的序幕。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定下了这场大型手术的方案:“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随后,在威逼利诱之下,知识分子们开始写检查。很多人以为,蒙混一下就能过关,但是人性的弱点一旦发动,就会自我繁殖,不知所终。那些学贯中西、性情孤傲的知识分子,很快展开了一场自我羞辱的竞赛。
五十年代以后,在主流舆论中重获尊敬,甚至被奉为德高望重的大师们,如剧作家曹禺、社会学家费孝通、哲学家冯友兰、法学家雷洁琼、漫画家丰子恺、作曲家贺绿汀、美学家朱光潜、建筑学家梁思成、文学批评家吴宓等等,在那场运动中都纷纷自我丑化,或痛挖“思想上的脓疮”,或发现自己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或认为自己是“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剥削者”。桥梁专家茅以升一口气给自己戴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温情主义等十三顶大帽子。物理学家周培源,则在《光明日报》上说自己“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请求工作机会,……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余毒,下了决心重新做人”。
何以自轻自贱若此?乃缘于中共收拾他们的手法高妙。西方人说“洗脑”,听起来已经很形象很恐怖了,但是在中国还不够,全身上下都不留死角,谓之“洗澡”。作家杨绛以《洗澡》为题写了一部小说,借其中人物说:“难听着呢!叫什么‘脱裤子,割尾巴!’女教师也叫她们脱裤子!?”并描述“洗澡胜状”:职位高的,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全体大会是最大的“大盆”,人多就是水多,就是“澡盆”大,一般教授,只要洗个“小盆澡”,在本系洗。
设计精微但是言辞粗鄙,就是为了撕下知识分子的斯文面纱,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什么东西,然后自己打自己耳光。除此之外,还要迫你去“帮助”那些不肯对自己下重手的同行。比如被毛泽东斥为“从此我再不要见他”的哲学教授张东荪,多次检讨都未能过关,于是翦伯赞、雷洁琼、贾淑英和一干学生都被安排轮番上场,“揭穿投机政客张东荪的反动本质”。
民国时期忧国忧民的谦谦君子,到了新中国都被注射了政治狂犬病毒,先疯狂咬自己,再疯狂咬别人,经过随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的人格尊严,已经荡然无存。接踵而来的“反右”和“文革”的惨烈斗争,则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在这两场炼狱中,以知识分子身份和灵魂坚持抗争者已不多见,大批文人学者,跟其他任何人一样,不过是在身体的存亡之间进行挣扎。曾经抄录过英国政治理论家柯亨语录“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之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枪毙与绞刑”的张东荪,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曾经说过“自由在国民党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是有无的问题”的储安平失踪了,“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的傅雷夫妇自杀了,质问“谁给了他们权力”的老舍跳湖了……,被抄家、捆绑、戴高帽、游街、吐唾沫、挨打,这些动摇基本人性的侮辱与损害,不仅让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开启民智、担当良知的功能,而且和未被开化的民众一起,成为掌握生死予夺大权的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学校教材中对于历史的篡改,八个样板戏对于文艺的垄断,“两报一刊”对于舆论的控制,都是知识分子听话合谋的结果。其中有不少人,还患上了“斯德哥尔摹综合症”,对迫害产生了依赖。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
结束,思想或者身体的牢笼才刚刚打开一条缝隙,就听见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的声音响彻神州。被成功改造的知识分子,以及被这些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虽然有深刻反思“文革”的冲动,但是既没有闯入思想禁区的勇气,也算闯入也无所建树了。“伤痕文学”也好,巴金的《随想录》也,尽管不乏揭示历史真相、唤醒麻木良知的价值,但是也未免沦为当局新政的脂粉。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希望重现,然而跟改造前的知识分子思想相比,不过是一丝稀薄的微光而已,立即被“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黑云冲散。“……”之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已成惊弓之鸟,或投笔从商,蝇营狗苟于物质世界;或埋首故纸堆中,美其名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在此种境况中,学问大家钱锺书、季羡林等人获得至高荣誉,甚至成为道德楷模,不亦悲乎。
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再需要被改造,而是从小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洗礼,畸变成为基因,被期待长大以后又红又专。无奈时移世易,颜色迅速变得模糊。左顾右盼之后,他们中有不少人想要认祖归宗。然而回头的路布满荆棘,畸变的灵魂首鼠两端。早在五四时期都已经坦坦荡荡地谈过的民主自由,如今还在中国媒体上欲说还休。
喜欢走在一个人的宿舍楼里,一跺脚将一层的声控灯都弄亮,可今天,当我真正走在一个人的宿舍时,整栋楼都是那么的黑暗,像心情,痛彻心扉的大哭一声,可惜他已经不能听到我的 声音了,你决然的远去,怎么那么决绝,即使我现在哭得那么大声,你都不曾回头。
他是我的表弟,实实在在的表弟,他叫任静裴,小名叫裴裴,他还那么小,还不到10岁,可是他已经那么大了,已经陪我在人世走了近十年,他可能永远看不到我写他的文字,也许他也看不懂我的文字。是啊,他还是一个只知道疯跑的孩子。
还记得十年前,她出生那年我很激动,小姑和小姨是从小对我最好的两个上一辈,他们陪我度过了最好的童年,可他们婚后的生活都不能说是幸福,小姑结婚很久才有了孩子,第一个是表妹,做了手术,一场大难,后来就有了一个他,我的表弟,十分的瘦弱。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孩子那么坚强,她出生后鸡鸡不通,从旁边憋出来一个尿道口,他硬硬从阎王口中活了过来,3岁、4岁、5岁、几次三番的手术,安阳、郑州、北京,多少个医院的奔波,让他的小鸡鸡受尽磨难,可惜终幸最后一切正常。
小的时候,我喜欢抱他,因为他最瘦小,好几岁我还能轻易的把他举起,孩子一样的逗乐他,还喜欢给他挠痒,挠得他满地打滚。
十年来,跟随着记忆能想到他的瞬间太多,跟我住在一起,他身上没汗冰凉,想抱着他睡,他会怕痒,远远躲着我,半夜,我睡觉不老实,他被弄醒,跑到我爸妈的屋里,还会半夜想家想得叫妈。
想家了,想妈了,他就坐在桌子前什么都不吃不喝,等着我吃完饭,送他回家。姐姐让他吃饭,他会回答:“不吃了,不吃了,回家吃吧。”就是那么倔强,倔强的小孩子都有一些可爱,他就是那样的可爱。
因为小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也最得宠,所以对他也娇惯得厉害,所有的长辈都喜欢逗她,长时间的住院让他也少了很多童年的乐趣。上学了,他才学会跟同龄人相处,曾经我对此很担心,担心他无法融入孩子们中间, 害怕他畸形的身形,他身体那么瘦小,脑袋那么大,可是这些担心,最后变成了多余,它不仅是一个很容易合群的孩子,还比我小时候强,很快就会成为孩子们中间的意见领袖。
今年过年时,我去他家,想跟他说两句都没时间,太忙了,忙着玩的玩伴太多了,他太爱笑了,可爱笑起来的孩子匆匆离开,是那么的让人不舍。
就在他被车撞起,然后被重重摔下的那一刻,他对生命的所有记忆都已失去,也让所有爱他的人都揪心不已,直到我们都死去的那一天。
你这孩子,你走得那么轻松,走的那么快,让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如何去释放自己的痛楚,你在自己最快乐的年纪离开,留下家里所有人孤独想你的身影,尽管我知道你走得很痛苦,脑死亡后,你还在拼命的挣扎着双手和双脚,希望还能在这个世界上蹦跳两步,痛苦的你竟然眼泪都没有留下。
我知道,你是因为怕快,才在拼命的挣扎,小时候我用自行车载你,你会紧紧搂住我的腰,因为自行车骑得太快,你还把我的后背咬伤,因为电动车骑得太快,你还咬破了我的胳膊,可惜那些疼痛为什么也变成了一种美好的回忆呢?
我能理解所有的一些恨和爱,却不能忘记你的笑、哭和闹,这个世界里,你认识了那么几个人,只是还未真正懂得亲情的含义,我们被时间这个奇怪的东西,强迫着在这个十年相遇,然而怕快的你,那么快就远离我而去,眼看着你离我愈发的远去,想抓又抓不住的时间,就这样把你我阴阳分离。
还记得么,你曾经许诺,等你长大了,你要和志宽哥一起,给你几个舅舅磕头,等你长大了,你还要跟我们一起抽烟、喝酒,可惜你都忘了,不然为何选择在这个年纪远去。
我想回去看你,想回去在你的坟头,好好的和你谈谈等你长大了,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很想很想,想去安慰你已经痛彻心扉的哭了几天的妈妈,这些本来该你做的事,可是你又跑到了我们所有人的前面。
你从来没有在你生命的每一分钟闲着,不是在痛苦的折腾,与病魔斗争,就是在快乐的享受每一天的快乐,这一点,我为你骄傲,为你快乐,又为你难过,你能理解么?
你甚至都没有年轻过,没有做过年轻人冲动起来会干的事,没有无聊过,空虚过,没有过看着时间从眼前溜走,想抓又抓不住的感受,没有走进一个强大的社会,去体会别人的喜怒哀乐,然后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我知道你的内心无比强大,不仅能在社会立足,还会拥有无比灿烂的未来,可惜结局变成了:如果还有的话。
为什么,别人能经历完整的人生,你却在那么小的年纪凋零,像你那么小,甚至都不能体会我现在这种突失亲友的苦痛,这对你来说是多么的不公平的一生啊。
从中午12点,我知道你已安然入土几天的消息起,你已经离开我,离开咱家几天了,可是家里一直对我隐瞒,可能是因为我对你也是那么的溺爱,那么的爱惜。
弟弟,我那已经不在人世的弟弟,你能听到哥哥现在的这一声呼唤么,我都不敢在现在回家,怕激起你妈妈和家里更多人的痛苦,他们正在努力的忘记你,坚强的活下去,你的死也许几秒钟,我也许还有几十年,几十年,你要是能陪我们一起,岂不是会有更多的美好和美满。
你走了,几乎抽走了我的魂魄,我会想你、念你一辈子的。
万寿寺门对朝阳,在海淀区,有一个公交站牌,走在一个天桥上都可以看到院内景致,这在以前老佛爷的年代是不敢想象的,要不窥视到佛爷的裸露龙体,岂不让光绪帝以有失国体迁怒于内务部。
万寿寺几经沿革,据说做过中学校舍、驻过不少届次的军队,可惜自光绪为亲爸爸修造行宫以后,很少被拜祭为香火,直到90年代以后,才重新成为一个香火鼎盛之地。1985年后,万寿寺的牌匾仍在,周围地点多以万寿为名,但c €p将此地更名为北京艺术博物馆。
记得那天,跟随一个旅游团队进去参观,听着讲述那些很多不知道的历史秘闻,但有一个典故他没有讲,。清大太监李莲英为了恭维慈禧,特意命人制作了一个面似慈禧的观音像,现在,此座观音像还摆放在三世佛像的后边,三世像就是进门的天王殿上,我没有去找,慈禧的“老佛爷”之名由此而得。
在一种人流之中,走到禅堂最后一进的院落,内有一片假山,象征普陀、峨眉、清凉佛教三山,山上有三大士殿,正殿为观音,左为文殊,右为普贤。绕行一圈之后,对周边的瓷器、文物什么的没有感觉,只是走了一个屋子的半部,就再无浏览什么艺术藏品的兴趣,这个地名对于历史的贡献很多,但有一个最为我关注,就是慈禧当年每次从故宫去颐和园都要在此歇息,或者住宿。
现在可以大胆想象,这的和尚可能个个身手了得,懂得如何让慈禧欢心,或者夜里有精彩故事发生,让慈禧老佛爷对此地恋恋不舍,光绪皇帝都要在这里建个行宫,以给这些佛祖些帝王之寺的名分。
在王小波的小说《万寿寺》里,有这么倒霉的一个家伙,她就是那个小妓女。
每隔一段时间,小妓女就要被拖出去打一顿,这使薛嵩感到自己的军务活动成了一种有组织的虐待行为。
这种情景是不是有些熟悉?没错,这种“有组织的虐待行为”,这种集体参与的SM游戏,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不陌生,而且相当的熟悉。
一九四九年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有组织的虐待行为”发生,就会玩一下SM游戏,而到了一九六六年, SM游戏竟然开始长期不间断地进行。一个人对其他所有人的SM游戏。参与游戏的M们,心潮澎湃地撅起自己的屁股,等着被那个唯一的S狠狠地抽打。
王二说,其实,小妓女年轻貌美,身材苗条,而且,和她做爱,比和老妓女做爱能够带给他们更大的快乐。但是,他们完全不记得这些,还是照样打她。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只打小妓女而不打老妓女呢?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取悦老妓女。因为老妓女是凤凰寨里的经济学家,正是由于她的努力,才使得凤凰寨的建设井井有条,经济活动繁荣发展,这对薛嵩建功立业很有帮助。
老妓女之所以能够帮助薛嵩建立秩序,能够帮他在苗寨站稳脚跟,是因为她是一个严肃的学院派。不像小妓女这样的自由派,一点都不遵守规矩。
另外,薛嵩打小妓女,是因为小妓女“很可爱”,导致薛嵩经常去和她做爱,对他的“道德修养有害”。每次走过小妓女那里,“他都有一种内疚、自责的心情。”同时,打她也是“为了她好”,可以加强她的纪律性。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太监四处横行,打屁股的行为无处不在,撅起屁股等着打的小女成群结队。
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王二说:“你们拼了命逃离了,砸烂了一个旧世界,以为能建成一个新世界。后来发现你们能给的,是一座更乏味,更专制,更可怕的世界。”
十几年前,国内的三联经常发王小波的专栏,也是少有的将王小波介绍给国人的一个媒体。如今,60年了,哪家媒体来组织一个万寿寺旅游团,去找找慈禧老佛爷的夜夜销魂,怀念一下王二先生呢?
北京城之四气,霸气(故宫博物院)、秀气(颐和园)、福气(恭王府)、灵气(万寿寺),唯万寿寺破坏严重、名气最小,其中定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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