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亿消费者启示录

好久没有心情写博客了，谈本书吧，书的名字叫“十亿消费者”，像“大脚印”一样，两本内地都基本不会有出版可能，但值得一说，豆瓣上，它也不乏粉丝。

书的内容很简单，是对中国政府商业开启年代，各种商业怪状、怪事、怪人的讲述。里面的故事、里面的人很多还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十亿消费者的作者是美国人，他是一个经历过中国改革历程的人，也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官员，结识了一批又一批活跃在中国商业社会的领导人，他记述的刘、胡、吴，（不是领导人）赖、周等等，也许历史远比故事来得要更加精彩。

曾经，我以为外国人，都不懂中国，都只会像马可波罗一样回忆中国，可惜，像十亿消费者的作者这样的美国人James McGregor，追求着作为人的灵魂，纪录了一个时代中国人的态和形。不是管中窥豹，不是盲人摸象，他们在低空飞行，以一个俯冲的角度，砸中了我的心坎，让我痛苦让我不堪。

有人说，这本书触及了中国人的灵魂，而又煽了中国人的耳光。

信仰迷茫，在当下的中国，有谁还在坚定着共产主义的梦想，又有多少在控制上、形式上、外在表现上标榜着共产主义，看，那旗帜飘扬的是华丽的钞票。

看看该书作者McGregor说的话：

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当下的中国有病。

他们缺乏诚信和责任感；

人人都想走捷径；

法治社会无比遥远；

无情和自私；

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务；

教育体系制造出不愿回报社会的投机分子；

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是来自对人民的贡献，而是对知识的佔有，他们是通晓考试而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McGregor的书里还有另外一面。他用很大的篇幅诉说了中国高层官员的愚蠢，描写得生动活泼趣味十足，令人捧腹。而且他聪明地避开了对这些人的评论，只是略带得意地在“红宝书”中讲出作弊技巧和注意事项。

红宝书，是该书在每一章节最后，总结出来的在中国经商的相关经验，那些真理和策略，像是倾倒进长江的华夏民族道德廉耻。

豆瓣《十亿消费者》的某位组员说：不离开中国，大概永远也没机会了解中国。真是妙语。

如果你遵循真实，哪么你就必须放弃自由，这片土地就是如此的奇妙。

 

20年以前，生日就是姥姥用开水冲鸡蛋给我喝时，多加的那一个鸡蛋。

10年前过生日，就是爸爸妈妈一起到学校，把我拉出校门，学校附近的那一顿丰盛炒菜。

6年前，生日就是宿舍一帮兄弟在智善园吃的一顿饭。

去年过生日，就是三个大老爷们在单身宿舍打开的两瓶红酒，加上我还没喝已醉的两瓶啤酒。

24年前的今天，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诞生了。从此以后，这一天就与这个人生死与共，生死与共的意思是：就是今天你挂了，在个人生平中，还会写上生于农历9月23，卒于农历9月23。

生日可供忆起的日子少之又少，它淹没于琐碎记忆的每一天，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那一天，已忘记原因让我在傍晚来临前哭了，被妈妈恐吓到：“别哭了，今天过生儿，今天哭，得哭一年。”

从此，我害怕在这一天伤心，因为我想能快乐多一点，有大多数的日子里。

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日子，会因为生日的到来，而变得多一些快乐，长大后会因为生日的又一次来临，而感慨年华老去一年，年龄增长一岁，生活多了一份压人的重担。生日，就这样在你工作两年后，成为你遮遮掩掩，总不想让人记起的一个日子。

我想，所有祝福都是真心，但又像是一根针，扎着你说：“你又老了一岁”。

从去年生日，与雷、王三人坐着喝酒，到现在又是３６０多个日子过去了，在这过去的５０多个周末中间的日子里，去了一趟上海，自己参与设计了一份特刊，得了河南省内的新闻奖，见过了小浪底，还在小浪底彪了吧唧的谈了一回无声吉他（扫帚）。

人生的第一次很多，但有些让人惆怅：年初，全程跟踪拍摄了三弟的婚礼，被人取笑“马上要做大爷了”，去了一趟华山，感叹出了求学、工作的理论。年中，失去了一个最小的同辈亲人，常常自诩“领风气之先”的我落伍了，杨科北上，从此的交流要从在ｑｑ敲打的小锤开始，然后挥舞着表情里的小手道别。

除此以外，最近的事是：去了合肥，见了阿亮和鹏超两个好友，阿亮痘痘数量少了，但质量没有下降，对生活的追求仍在继续攀升，鹏超有关梦的风筝已放高，他已经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博士生，生存已不是他的目标，我也有缘进入了国家级实验室，做了一把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的美梦。

对了，还有昨天去了灵山寺，一样的开发，一样的给你披红卖香，我想俺妈肯定很喜欢这里旺盛的香火，他总是认为香火越旺的地方，神仙肯定越灵，我很尊敬你们，你们都是好神仙。

张立宪——老六哥，就是那个在刘建宏的脑门上画了一个圈，让刘建宏恍然醒悟，去北京追求自己不再是一眼看到骨灰盒的人生，那个为足球之夜出策划，给中国女足定性“铿锵玫瑰”的老六哥。

11月6日，是老六哥的生日，他在博客中说：老男人来也。

著文：感谢各位亲友的生日祝福，以后，就是一个四字头的老男人向大家报到了。

天蝎座的男人，都是很容易有忧伤感觉的。

今天以后，我不敢再说：“我还没２４呢。”

只是会说，“我都已经２５了。”

生日改变的不是生活，而是我们的生活态度。

生日感言发表完毕。

“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大明朝；大明朝的年号，永远都是崇祯！”
----《东厂仅一位》

最近在听台湾相声。这毛病是从两星期前突然心血来潮温习《东厂仅一位》起开始的。
冯翊刚、宋少卿、黄士伟，瓦舍的三位经典人物。后几年，又出来了一批新人，可惜表演太过僵硬，没什么个人魅力，根本看不下去。
冯翊刚是当初《暗恋桃花源》的袁老板，一副阴险的赖皮样。怎么说呢。他的长相注定不讨我的好，他的捧哏不及宋少卿压得住阵脚，他的逗哏太过夸张。
这或许是因为我太喜欢宋少卿了。宋少卿说话喜欢眼睛看地，长得一本正经，说得平平稳稳，然后突然间瞪大眼见抖个包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然后自己俏皮地吐吐舌头。他说话也比冯翊刚好听许多，尤其是《并不太熟》里的不顿，超可爱。
黄士伟。黄士伟是个奇才。冯翊刚要讲历史，宋少卿要影射社会，黄士伟编一个奇怪的蝴蝶的故事，没有中心，没有思想，不知道要表达什么，却就是让我想听第二遍。也只有他能表演的这么吸引，只有他能陶醉的那么彻底，让人们面对他的异想不是嘲讽，而是深深的感慨。
《东厂》到后来，看哭了。
卡农响起，黄士伟东厂太监变态的狂笑中透出的巨大讽刺，让我们所有这些活在讽刺中的人泪流满面。

·到底是国家承载了幻觉，抑或是幻觉承载了我们这个国家？
冯翊刚在《十八层大楼》中提出了这个格式。然后整个故事就一直在演绎这个疑问。
其实，我嘲笑那个“反攻大陆”的计划已经很久了。只是《东厂》之后，才知道原来对我而言，这个神经病一样的宣言居然是多少人一生的追求和梦想，或者说是一个社会、一个群体、一个省份单位终生的信仰。
当他们用“我们的国家”自居的时候，我听着可笑，甚至觉得受到侵犯，却没有想过，说这话的人态度是多么坚决和认真的。
五十年。
一代人从小唱国歌，过国庆，向国旗敬礼。
你可以不承认这些事物的正当性，但你却无法回避他给人们带来的意义。
五十年。
这五十年人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在一句回归的号召下，这五十年的历史算什么？
五十年之后，日日敬拜的领袖要变成人们唾弃的公敌？
五十年之后，一心所坚持的国家要改编为一个下级行政单位？
五十年之后，两千万人的记忆要在一瞬间被和平磨灭？
冯翊刚说，你不要告诉他真相嘛！但宋少卿就是要说，即便不说，黄士伟也要问。
事实是什么？
当然，那两千万人也在追问事实是什么。这种追问与回答在《并不太熟·槟榔阿妈》里达到顶峰，阿美族的酋长放声歌唱：
“人家的外交是真正的外交，我们的外交是人家的丢掉的我们把他买回来的”
“人家的国家是真正的国家，我们的国家…”

·有的时候，在我们不经意当中，就遭受了温柔地、暴力地迫害了
当年和某批人谈回归的时候，我试图把问题讲的复杂一点。人家有自己的幻觉，却又不仅仅是幻觉。人家有自己的政府机构、有自己的法律、有自己正常的社会制度。而在那幻觉国家里，人也都生活得滋润自如。单从瓦舍相声的尺度来看，起码真是有话敢说，有屁能放，骂天、骂地、骂政府；损人、损己，损蒋公。
某批人很奇怪。
某批人的理想是要将我过建设成为法治国家。

我就问，人家生活比我们惬意多了，为什么要回归？
某批人说，我就不觉得人家生活惬意，你看某会不是天天打架么？
你很难让某批人明白，打架也不是一种处处都能得到的权利。或者只有正襟危坐的虚假笑容才应该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标志表情。

某批人又说，我觉得现在这里有这么大的市场，回来可以发展他们的经济。
我只能说，裴多菲那诗流传了很多年，总算都是白搭。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钱呢？钱呢？没研究清楚经济基础，一切都是空扯！

冯翊刚用孔融让梨讲了一个“温柔的灌输”的故事。
要听到哈哈大笑很简单，要听到清清楚楚却很难。因为很多灌输太持久、太潜移默化、太深，深到我们不小心偏离一步他给我们设定的轨迹，都要负罪好久。

当年和某批人还曾经有过一次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
上头一句话封了一期出版物，因为内容与上头旨意有小小不符。
当年年纪小，回来后还特气愤的发泄了一顿，以为可以得到点安慰。
谁料某批人说：“这样与上头不一致的意见可能会让别人有不同的想法的！”
某批人又说：“上头这样也是对的，有些人就是爱乱说话！就应该被封！”
我那时刚好在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案例集，一堆美国法律精英为“色情刊物”是否应该被禁争得不可开交。
我听某批人说这话时，终于明白，很多事情，在中国永远都不会成为问题，毕竟，这是个“前启蒙”时代。

·乌鸦黑，乌鸦黑，乌鸦是白还是黑？你说乌鸦白，我说乌鸦黑，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是东厂的厂歌，也是当年话剧团的团歌，一群人怀着朝拜的前程，拖着美声的强调，唱这首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无厘头歌。
黄士伟为大明自宫，为大明心忧，为大明举办阿里山论贱。其实这世上能够活在梦里的总是极少数。这世上的武林人士永远都是一样的，为了武林盟主、天下第一就可以放弃那些礼义廉耻的谎言。
应了《谁呼咙我》里冯翊刚的那句话：“中国人嘛！～”
都说是为大明好，可有几个人真有那心系天下苍生的胸怀？！
信仰破裂的时候，社会是最可怕的时候，孔家店被打到了，德先生赛先生被赶走了，那一条宽阔明亮的“大马路”而今也荆棘密布了。人家失落的是身份，我们失落的是明天。

那天猫小咕噜还在感叹还是60年代的那种执着。当然她回忆的不是自相残杀的情节，而是那时候人们特别明亮的眼神，特别倔强的声音。至少他们相信，而且相信的很坚定。

PK指责我这80后没有道德感的时候，很奇怪，他的矛头只是针对80、90两代人。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没有参加批斗、我们没有造过反，没有革过名，为什么要承担这个罪名？
或者他说的道德感是指一个判断标准。
或者我们这代的口头禅其实不是“郁闷”、不是“晕”、不是“汗”，而是“无所谓”。

噢不，我是要说乌鸦的。而不是我们自己。
我要说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有些地方黑都黑得更浓一点。而且明明很黑，还要经常总爱穿一袭白衣集体游行，杀几只脱毛的黑乌鸦混淆视听。
我要说的是那群乌鸦不仅黑，还占着粮仓不肯走，非要等到蚀空了这刚刚蓄积起来的稻谷，粮仓在风雨中倒塌才会自顾不暇的跑开。


·大明崇祯万万年！～
艺术，总是要表现关于“追求”和“梦想”的故事。

东厂的小小仅一位，高护着大明崇祯不变的年号，现实和他慢慢擦身离去。

一边追溯到上古清纯美好简单的、没有政治的时光中，
一边展望到千年后快捷方便的、科技发达的日子里。
那东厂的小小仅一位依旧沉浸在大明崇祯亘古不变的的幻觉中。

少卿沉默了。
冯翊刚沉默了。

你突然发现，幻觉的力量可以这么强大。
你看着那小小仅一位似乎夹杂着哭的狂笑，居然不知道他是悲哀还是幸福。

中国知识分子的畸变

2009-10-19  长平

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当局对他们的迫害，而是对他们的改造。或者说，改造乃是最大的迫害。如今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都是经过改造后的知识怪胎。

“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定下这个准则的孟子，开出的条件其实很低：“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或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维护尊严，并不需要呐喊抗争，只要三缄其口就行了。如此卑微的要求，在古代社会基本都得到了满足。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从此处着手：任何人都没有沉默的权利，否则就被冠以“死不改悔”的罪名。最厉害的是，迫你开口，又并不是让你分析辩解，而是自我羞辱。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本身就是以自辱的方式开始的。且不说政权未立之时，毛泽东等人对知识分子尊敬有加，百般诓哄，政权初立，就立即翻脸，六亲不认，单说这个运动过程，分明是上面大计早定，却要让知识分子负荆请罪，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配合唱双簧。

1951年9月，周恩来授意马寅初给他写了一封信，以十二位教授的名义，“敦请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董（必武）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教育部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9月29日，经毛泽东批示，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区20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做报告，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拉开了运动的序幕。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定下了这场大型手术的方案：“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随后，在威逼利诱之下，知识分子们开始写检查。很多人以为，蒙混一下就能过关，但是人性的弱点一旦发动，就会自我繁殖，不知所终。那些学贯中西、性情孤傲的知识分子，很快展开了一场自我羞辱的竞赛。

五十年代以后，在主流舆论中重获尊敬，甚至被奉为德高望重的大师们，如剧作家曹禺、社会学家费孝通、哲学家冯友兰、法学家雷洁琼、漫画家丰子恺、作曲家贺绿汀、美学家朱光潜、建筑学家梁思成、文学批评家吴宓等等，在那场运动中都纷纷自我丑化，或痛挖“思想上的脓疮”，或发现自己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或认为自己是“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剥削者”。桥梁专家茅以升一口气给自己戴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温情主义等十三顶大帽子。物理学家周培源，则在《光明日报》上说自己“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请求工作机会，……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余毒，下了决心重新做人”。

何以自轻自贱若此？乃缘于中共收拾他们的手法高妙。西方人说“洗脑”，听起来已经很形象很恐怖了，但是在中国还不够，全身上下都不留死角，谓之“洗澡”。作家杨绛以《洗澡》为题写了一部小说，借其中人物说：“难听着呢！叫什么‘脱裤子，割尾巴！’女教师也叫她们脱裤子！？”并描述“洗澡胜状”：职位高的，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全体大会是最大的“大盆”，人多就是水多，就是“澡盆”大，一般教授，只要洗个“小盆澡”，在本系洗。

设计精微但是言辞粗鄙，就是为了撕下知识分子的斯文面纱，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什么东西，然后自己打自己耳光。除此之外，还要迫你去“帮助”那些不肯对自己下重手的同行。比如被毛泽东斥为“从此我再不要见他”的哲学教授张东荪，多次检讨都未能过关，于是翦伯赞、雷洁琼、贾淑英和一干学生都被安排轮番上场，“揭穿投机政客张东荪的反动本质”。

民国时期忧国忧民的谦谦君子，到了新中国都被注射了政治狂犬病毒，先疯狂咬自己，再疯狂咬别人，经过随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的人格尊严，已经荡然无存。接踵而来的“反右”和“文革”的惨烈斗争，则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在这两场炼狱中，以知识分子身份和灵魂坚持抗争者已不多见，大批文人学者，跟其他任何人一样，不过是在身体的存亡之间进行挣扎。曾经抄录过英国政治理论家柯亨语录“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之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枪毙与绞刑”的张东荪，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曾经说过“自由在国民党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是有无的问题”的储安平失踪了，“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的傅雷夫妇自杀了，质问“谁给了他们权力”的老舍跳湖了……，被抄家、捆绑、戴高帽、游街、吐唾沫、挨打，这些动摇基本人性的侮辱与损害，不仅让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开启民智、担当良知的功能，而且和未被开化的民众一起，成为掌握生死予夺大权的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学校教材中对于历史的篡改，八个样板戏对于文艺的垄断，“两报一刊”对于舆论的控制，都是知识分子听话合谋的结果。其中有不少人，还患上了“斯德哥尔摹综合症”，对迫害产生了依赖。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 结束，思想或者身体的牢笼才刚刚打开一条缝隙，就听见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的声音响彻神州。被成功改造的知识分子，以及被这些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虽然有深刻反思“文革”的冲动，但是既没有闯入思想禁区的勇气，也算闯入也无所建树了。“伤痕文学”也好，巴金的《随想录》也，尽管不乏揭示历史真相、唤醒麻木良知的价值，但是也未免沦为当局新政的脂粉。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希望重现，然而跟改造前的知识分子思想相比，不过是一丝稀薄的微光而已，立即被“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黑云冲散。“……”之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已成惊弓之鸟，或投笔从商，蝇营狗苟于物质世界；或埋首故纸堆中，美其名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在此种境况中，学问大家钱锺书、季羡林等人获得至高荣誉，甚至成为道德楷模，不亦悲乎。

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再需要被改造，而是从小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洗礼，畸变成为基因，被期待长大以后又红又专。无奈时移世易，颜色迅速变得模糊。左顾右盼之后，他们中有不少人想要认祖归宗。然而回头的路布满荆棘，畸变的灵魂首鼠两端。早在五四时期都已经坦坦荡荡地谈过的民主自由，如今还在中国媒体上欲说还休。  

 

 

 

喜欢走在一个人的宿舍楼里，一跺脚将一层的声控灯都弄亮，可今天，当我真正走在一个人的宿舍时，整栋楼都是那么的黑暗，像心情，痛彻心扉的大哭一声，可惜他已经不能听到我的 声音了，你决然的远去，怎么那么决绝，即使我现在哭得那么大声，你都不曾回头。

 

他是我的表弟，实实在在的表弟，他叫任静裴，小名叫裴裴，他还那么小，还不到10岁，可是他已经那么大了，已经陪我在人世走了近十年，他可能永远看不到我写他的文字，也许他也看不懂我的文字。是啊，他还是一个只知道疯跑的孩子。

 

还记得十年前，她出生那年我很激动，小姑和小姨是从小对我最好的两个上一辈，他们陪我度过了最好的童年，可他们婚后的生活都不能说是幸福，小姑结婚很久才有了孩子，第一个是表妹，做了手术，一场大难，后来就有了一个他，我的表弟，十分的瘦弱。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孩子那么坚强，她出生后鸡鸡不通，从旁边憋出来一个尿道口，他硬硬从阎王口中活了过来，3岁、4岁、5岁、几次三番的手术，安阳、郑州、北京，多少个医院的奔波，让他的小鸡鸡受尽磨难，可惜终幸最后一切正常。

 

小的时候，我喜欢抱他，因为他最瘦小，好几岁我还能轻易的把他举起，孩子一样的逗乐他，还喜欢给他挠痒，挠得他满地打滚。

 

十年来，跟随着记忆能想到他的瞬间太多，跟我住在一起，他身上没汗冰凉，想抱着他睡，他会怕痒，远远躲着我，半夜，我睡觉不老实，他被弄醒，跑到我爸妈的屋里，还会半夜想家想得叫妈。

 

想家了，想妈了，他就坐在桌子前什么都不吃不喝，等着我吃完饭，送他回家。姐姐让他吃饭，他会回答：“不吃了，不吃了，回家吃吧。”就是那么倔强，倔强的小孩子都有一些可爱，他就是那样的可爱。

 

因为小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也最得宠，所以对他也娇惯得厉害，所有的长辈都喜欢逗她，长时间的住院让他也少了很多童年的乐趣。上学了，他才学会跟同龄人相处，曾经我对此很担心，担心他无法融入孩子们中间， 害怕他畸形的身形，他身体那么瘦小，脑袋那么大，可是这些担心，最后变成了多余，它不仅是一个很容易合群的孩子，还比我小时候强，很快就会成为孩子们中间的意见领袖。

 

今年过年时，我去他家，想跟他说两句都没时间，太忙了，忙着玩的玩伴太多了，他太爱笑了，可爱笑起来的孩子匆匆离开，是那么的让人不舍。

 

就在他被车撞起，然后被重重摔下的那一刻，他对生命的所有记忆都已失去，也让所有爱他的人都揪心不已，直到我们都死去的那一天。

 

你这孩子，你走得那么轻松，走的那么快，让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如何去释放自己的痛楚，你在自己最快乐的年纪离开，留下家里所有人孤独想你的身影，尽管我知道你走得很痛苦，脑死亡后，你还在拼命的挣扎着双手和双脚，希望还能在这个世界上蹦跳两步，痛苦的你竟然眼泪都没有留下。

 

我知道，你是因为怕快，才在拼命的挣扎，小时候我用自行车载你，你会紧紧搂住我的腰，因为自行车骑得太快，你还把我的后背咬伤，因为电动车骑得太快，你还咬破了我的胳膊，可惜那些疼痛为什么也变成了一种美好的回忆呢？

 

我能理解所有的一些恨和爱，却不能忘记你的笑、哭和闹，这个世界里，你认识了那么几个人，只是还未真正懂得亲情的含义，我们被时间这个奇怪的东西，强迫着在这个十年相遇，然而怕快的你，那么快就远离我而去，眼看着你离我愈发的远去，想抓又抓不住的时间，就这样把你我阴阳分离。

 

还记得么，你曾经许诺，等你长大了，你要和志宽哥一起，给你几个舅舅磕头，等你长大了，你还要跟我们一起抽烟、喝酒，可惜你都忘了，不然为何选择在这个年纪远去。

 

我想回去看你，想回去在你的坟头，好好的和你谈谈等你长大了，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很想很想，想去安慰你已经痛彻心扉的哭了几天的妈妈，这些本来该你做的事，可是你又跑到了我们所有人的前面。

 

你从来没有在你生命的每一分钟闲着，不是在痛苦的折腾，与病魔斗争，就是在快乐的享受每一天的快乐，这一点，我为你骄傲，为你快乐，又为你难过，你能理解么？

 

你甚至都没有年轻过，没有做过年轻人冲动起来会干的事，没有无聊过，空虚过，没有过看着时间从眼前溜走，想抓又抓不住的感受，没有走进一个强大的社会，去体会别人的喜怒哀乐，然后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我知道你的内心无比强大，不仅能在社会立足，还会拥有无比灿烂的未来，可惜结局变成了：如果还有的话。

 

为什么，别人能经历完整的人生，你却在那么小的年纪凋零，像你那么小，甚至都不能体会我现在这种突失亲友的苦痛，这对你来说是多么的不公平的一生啊。

 

从中午12点，我知道你已安然入土几天的消息起，你已经离开我，离开咱家几天了，可是家里一直对我隐瞒，可能是因为我对你也是那么的溺爱，那么的爱惜。

 

弟弟，我那已经不在人世的弟弟，你能听到哥哥现在的这一声呼唤么，我都不敢在现在回家，怕激起你妈妈和家里更多人的痛苦，他们正在努力的忘记你，坚强的活下去，你的死也许几秒钟，我也许还有几十年，几十年，你要是能陪我们一起，岂不是会有更多的美好和美满。

 

你走了，几乎抽走了我的魂魄，我会想你、念你一辈子的。

万寿寺门对朝阳，在海淀区，有一个公交站牌，走在一个天桥上都可以看到院内景致，这在以前老佛爷的年代是不敢想象的，要不窥视到佛爷的裸露龙体，岂不让光绪帝以有失国体迁怒于内务部。

万寿寺几经沿革，据说做过中学校舍、驻过不少届次的军队，可惜自光绪为亲爸爸修造行宫以后，很少被拜祭为香火，直到90年代以后，才重新成为一个香火鼎盛之地。1985年后，万寿寺的牌匾仍在，周围地点多以万寿为名，但c €p将此地更名为北京艺术博物馆。

记得那天，跟随一个旅游团队进去参观，听着讲述那些很多不知道的历史秘闻，但有一个典故他没有讲，。清大太监李莲英为了恭维慈禧，特意命人制作了一个面似慈禧的观音像，现在，此座观音像还摆放在三世佛像的后边，三世像就是进门的天王殿上，我没有去找，慈禧的“老佛爷”之名由此而得。

在一种人流之中，走到禅堂最后一进的院落，内有一片假山，象征普陀、峨眉、清凉佛教三山，山上有三大士殿，正殿为观音，左为文殊，右为普贤。绕行一圈之后，对周边的瓷器、文物什么的没有感觉，只是走了一个屋子的半部，就再无浏览什么艺术藏品的兴趣，这个地名对于历史的贡献很多，但有一个最为我关注，就是慈禧当年每次从故宫去颐和园都要在此歇息，或者住宿。

现在可以大胆想象，这的和尚可能个个身手了得，懂得如何让慈禧欢心，或者夜里有精彩故事发生，让慈禧老佛爷对此地恋恋不舍，光绪皇帝都要在这里建个行宫，以给这些佛祖些帝王之寺的名分。

在王小波的小说《万寿寺》里，有这么倒霉的一个家伙，她就是那个小妓女。

每隔一段时间，小妓女就要被拖出去打一顿，这使薛嵩感到自己的军务活动成了一种有组织的虐待行为。
　　这种情景是不是有些熟悉？没错，这种“有组织的虐待行为”，这种集体参与的SM游戏，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不陌生，而且相当的熟悉。
　　一九四九年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有组织的虐待行为”发生，就会玩一下SM游戏，而到了一九六六年， SM游戏竟然开始长期不间断地进行。一个人对其他所有人的SM游戏。参与游戏的M们，心潮澎湃地撅起自己的屁股，等着被那个唯一的S狠狠地抽打。

王二说，其实，小妓女年轻貌美，身材苗条，而且，和她做爱，比和老妓女做爱能够带给他们更大的快乐。但是，他们完全不记得这些，还是照样打她。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只打小妓女而不打老妓女呢？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取悦老妓女。因为老妓女是凤凰寨里的经济学家，正是由于她的努力，才使得凤凰寨的建设井井有条，经济活动繁荣发展，这对薛嵩建功立业很有帮助。

老妓女之所以能够帮助薛嵩建立秩序，能够帮他在苗寨站稳脚跟，是因为她是一个严肃的学院派。不像小妓女这样的自由派，一点都不遵守规矩。

另外，薛嵩打小妓女，是因为小妓女“很可爱”，导致薛嵩经常去和她做爱，对他的“道德修养有害”。每次走过小妓女那里，“他都有一种内疚、自责的心情。”同时，打她也是“为了她好”，可以加强她的纪律性。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太监四处横行，打屁股的行为无处不在，撅起屁股等着打的小女成群结队。

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王二说：“你们拼了命逃离了，砸烂了一个旧世界，以为能建成一个新世界。后来发现你们能给的，是一座更乏味，更专制，更可怕的世界。”

十几年前，国内的三联经常发王小波的专栏，也是少有的将王小波介绍给国人的一个媒体。如今，60年了，哪家媒体来组织一个万寿寺旅游团，去找找慈禧老佛爷的夜夜销魂，怀念一下王二先生呢？

北京城之四气，霸气（故宫博物院）、秀气（颐和园）、福气（恭王府）、灵气（万寿寺），唯万寿寺破坏严重、名气最小，其中定另有原因。

 

（本文为作者原创，如若和谐，请与本文作者联系）

看李敖的诺贝尔候选作品《北京法源寺》，就要到法源寺去看看，回味着在法源寺的那一刻，我竟然只是迈入其中走了三步，就有缘得见了一个高僧，可惜没有康有为和袁崇焕管家后人的对话，有的只是，被告知的因下午三点半已过，“寺庙要求今日之清净”之语，可惜。

但总算是在南门正对的大街上看到“悯忠寺”的牌位，这是当年武则天为表彰高祖皇帝的英明远征高丽的纪念堂？还是高祖皇帝为缅怀为大讨伐高丽逝去的自悔慈？两种形式都有吧，建国者为彰显自己的道德仁慈，为逝去的英烈建一个纪念碑，后来人凭吊的是逝去的人，当然还有指挥作战的智者们的万世英明。

但又十分可惜的是，在寺庙外未见有康有为的记录，其实他曾在此的足印，可以说是影响了近百年的中国，甚至如今的世人，国和家，合二为一的那一刻称之盛世，分道扬镳的历史就是国仇家恨冤冤相报的报复史，许世友的纪念堂里，屠杀国军同胞的人次记录，是屠戮一衣带水的邻邦撮尔小国日本的几百倍，还要被称“悯忠”来纪念，忠的是国？还是“共”家？

其实，康有为大可不会成为历史记载的主流，悯忠寺的历史上多次被倒持，终究一点就是以佛的名义祭奠亡者，康是一个作为时代的改革者出现，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改变历史，这种变革，在历史记录中基本以一种反复倒的形式出现，反抗是历史的主流，革命者对于史学家们来说更有记录的价值，这也是一种国人的一种对抗心态的表现，只有一种形式就是走进极端，只有极端才有天翻地覆，只有极致才有敢把皇帝拉下马，今天轮流到咱家。

即使，如果没有那年的西安事变，就像是某些反动的史学言论所言，可能改变国共两党的历史的那年，委员长也会以一个革命者的心态讲述法源寺发生的清末轶事，可惜法源寺，他是唐朝的纪念塔，如今还被作为忠烈的代名词，用“保家卫国”的历史语态来纪念，忠心可鉴，此心绵绵无绝期，这就是执政者历史记录的通病。

李敖，敢于嘲弄一切的人，就敢对这一切“谬论化”，他说的“悯忠寺”说是纪念亡人，其实是给生者看的，让生者看到主政者的人性、君王的仁慈，看看多少的纪念碑，都被赋予了统治工具的作用，就像是每年孩子们扫的不是墓，其实是这个国家的寂寞。是寂寞的无人敢提变革，无人敢语进化的寂寞，是一种寂静无聊充斥下的寂寞，看似滚滚红尘的市场繁荣，掩盖不了我秭归然不动的“佛祖”一统。

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史学家们，可以去吃屎了。

李敖的记录方式，让人不得劲，李敖的历史追记让奴才史学家们吃了狗屎，所以他的北京法源寺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如果你以为这种稳定是一种好，和谐是一种美的话，请您看看梁晓声的《冉之父》，那是万篇现代历史巨著的一个80年代的北京社区截面，看完那篇小说以后，我从郑州大岗刘的租住屋内，誊然而起，忘乎所以的在屋里走来走去，那是一种触动人的心灵的震撼，人性从来不是在泯灭中爆发，需要的只是一个催化，任何人都可以是一个恶人，与身份、社会地位无关，看到女大学生村官车娅婷的被殴致死的新闻，猛然就想到了,<冉之父>这篇小说。

每个人都有一种隐藏在内心的恶，这种恶可以说是骚动，也可以说是冥冥之中的天性，国家亦是如此，想象着六十年大庆即将到来，60被称为人生的一个甲子，新中国前出生的人要全部退休，走进人生迟暮，红花和纪念碑熏陶大的人，要完全占领这个世界，但历史没有迟暮，总会有人在下一个“悯忠寺”里高举起康梁的大旗，像是1946年北平和20年$前$$前$半$$年的那些事（这一年鸡巴太难表述了）。

书中写着人，人在改着书，不仅现代人写得历史不敢看，古代人写得历史也不敢全信，你知道了一些真相，然后理解了一些被贬斥的历史人物，最后，你自己心中的书是自己以辨别和对未来的思考来写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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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
上
晚上8点多，从雷的新居回来，走到景华路郑州路口，在宿舍楼下有人在唱歌，一个男孩很投入的谈着吉他，在jt音乐工作室的门口，有人围观，歌是稻香，唱的很投入，也很好听，主要是太像周杰伦，下边儿是一帮跟男孩一样的90后。
一曲唱完，男孩的各色朋友都跑上台，自己谈着吉他，轻轻的低吟着，都唱得很有有韵味，先后唱了外面的世界、故乡、狼、童话等等，歌曲没有一个是高音迭起，高潮不断的劲爆音乐，男孩又唱了jay的彩虹、安静。
9点左右的的景华路很是繁华，车水马龙，出来散步的、路边烤串的，这些跟这帮孩子很不协调，一个在厂里工作近20年的老工人从我眼前走过，他是一个“职业化员工”，从嘴里喷出了一句“原来是卖唱的”。
这似乎是两代相隔的事情，代沟啊！
50年前的涧西是一个全国有名的建设工地，之后，国家基本没有让这里的人安静过，他们在为四化建设、在兴奋、在文革、在闹、在乐、在为钱，从来就没有安静过。他们当时的国家不容许他们有安静的时候，不然会有想法，会乱。
如今，社会为钱而死，一个人安静的唱歌，多么弥足珍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环境会造就一个人不同的精神状态。
安静对一个人，成了奢侈。
下
这两天看走向共和，喜欢一个段子看n多遍，加上顺着路子看唐德刚老师的《晚清七十年》，很是过瘾，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李鸿章在跟梁启超谈话时说了这句话，是狡辩？还是历史局限性？1900年，慈溪被赶出北京后，梁启超给李鸿章出谋划策，上上之招是揭竿而起，自理帝号，在中国建立一个立宪国，下下招是去和谈，做一个卖国贼，李鸿章选择了下，梁启超认为李还是没有逃脱自身的束缚，第一次看，梁的君主立宪之策要找一个开放的人当帝王，似乎也是不能逃脱做臣子的固定思维。但现实的中国百姓能否逃脱再立一个帝王的命运呢？李鸿章自知有局限性，最后还算英明的把半生所学所书给了梁启超，让梁启超做了自己传记的执笔人，只为求一个清白的身后评价。
慈溪在兴新政遇阻之后，袁世凯还执意上谏“杀一儆百”，他也是一个立一个帝王、兴立宪分权治国的追求者，慈溪讲到，明末皇帝也自知一国顺延，盛极而衰，一制绝对不能绵延万岁，如无革新必将陨落，崇祯皇帝，也不是没有革新过，其中最大功绩就是撤销了全国几千个驿站，驿站原是政府传递公文、官员歇脚的联络点，明末驿站成了官员们勾结、拜会、相互贿赂的藏污纳垢之地，皇帝英明，撤销了驿站，几万个驿站的政府官员下岗了，在这几万个官员中，后来有一个人推翻了大明朝，他就是李自成，这就是欲速则不达。
袁世凯新政未能推行之后，慈溪伸手要与其握手，行新政之礼，袁世凯一头跪了下去，最后慈溪还是与其握了手，以示对其褒奖。
世界就是这样，很好的不必薄命出击，循序渐进方是天下王道之本，不然，就会验证一句老话：兴一利必生一弊。
在灵魂深处，每个人都有一个正身之心，做一任官，只求能迅速施政，报效于民，可惜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安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疏于政事，让企业、国家、社会停滞不前是一种卑鄙无耻的行径，安静之下的有为而治才是一种至美的境界。
安静对一个集体、国家来说，又是多么重要啊！
毕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局限。向历史的局限学习！
对于wo来说，在这里只修枝整叶，大树根松水稀，修枝整叶会让树死得更快，请让我一个人安静的离开，不要有什么波澜。安静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