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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写《续红楼梦》——访谈刘心武 | |||
| 2011-0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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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从李白的诗歌中读出了一种超越常人想象的孤寂，读出了一种隐藏于诗歌表象背后伴着焦灼而来的苦涩。读着读着，头脑中原先本来十分清晰的李白的形象却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最后模糊成了一头走在旷野中的“狼”。耳畔也不再是那原本铿锵豪迈的诗歌声，而渐渐变为了深夜旷野中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狼的嗥叫。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魏连殳。如果说魏连殳是“五四”思想大潮退潮后失去目标的一头受伤的狼，那李白就是盛世唐朝承平时代一头无意闹入文苑的受伤的狼。
清代诗评家赵冀说：“国家不幸诗将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那么，国家“幸”的
立的民族政权，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很复杂，呈现出时战时和的状态。
■历代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失败的教训。历代王朝围绕与周边民族是战还是和的问题发生过很多争论，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历史上中原王朝中开明君主如果能够审时度势，以和为主，以战为辅，往往收到很好的实际效果；对周边民族是开放还是闭关，往往也是影响其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较为融洽和谐时，也往往是政策较为开放的时期，二者互为因果；中华传统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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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仁；友爱；孔子；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第八卷第7章有这样一句话：
“另一类友爱是从属关系的友爱，例如父亲对儿子，一般地说来，老年人对青年人，男子对妇女，全部主宰对属民。”［1］（P187）
在同卷第12章中还有一句：“亲属的友爱表现为多种多样，但都是从父爱派生出来的。”[1]（P195）
中国读者读了这两句话也许会大惑不解：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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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朱熹的解释是，“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章句集注》）中，不偏不倚、无过又无不及。但不偏不倚总得有个准绳。按朱熹的思想，这准绳当然是理：于理不偏，于理无过也无不及。但他的注释并未明说。于是，不思之人于此望文生义，以为中就是遇事折中，避免矛盾，抱常守庸，四平八稳。但如此“阉然媚于世”（孟子语），不就是孔子所痛斥的“乡愿”吗？“德之贼”乡愿，何与于中庸之德？
朱熹解“庸”为平常，现已成不易之训，并为论者广为发挥①。但翻遍《论语》，孔子言谈中并没有平常的概念，更谈不上把它作为一种德行来提倡。孔子眼中只有士、君子、小人，喻于义者为君子，喻于利者为小人，而从没有什么“平常人”；屡言孝悌忠信、仁与礼，而不曾有什么“平常人易行”之德。孔子并不在乎他所倡导的德行、理想是否平常。“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子路》）这狂、狷并不平常。“仁”平常吗？说平常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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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里，胡适开列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周礼》、《孔子集语》、《春秋繁露》、《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史记探原》、《考信录》、《新学伪经考》等180余种书目；而且他还说所拟书目“并不为国学很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实际上，胡适的书目主要涉及哲学史和文学史领域，况且数目多，短时间绝不能读完，显然不是“最低限度”的书目。
胡适的国学书目，引起梁启超的反弹。他批评胡适的书目“文不对题”，认为这些书目不过是胡适按自己治哲学史和文学史的参考资料写成，许多书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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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诗写得好，是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诗仙”，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李白并不是专业诗人，成为“诗人”并不是他的人生目标。那时的人写诗，就像今天的人写日记、开博客一样，是记述一种心情。“不小心”就成了诗人，这不是他的本心，他的本心是做侠客，当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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