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太老师任继愈先生

 郭齐勇

    下午，报社记者朱玲打来电话，惊悉任继愈先生今晨四时半在北京仙逝的噩耗，甚感悲痛！任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是哲学界的前辈，是中国哲学学科的祭酒，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长。任先生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与名誉馆长等职。我们的老师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先生等都是任先生的学生，故任先生是我们的太老师。任先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我个人曾不断得到他的关爱与提携，心中十分感念。

    回想起2006年4月9日，应国家图书馆的邀请，上午我在“

坐我光风霁月中

----追怀萧萐父先生二三事

 郭齐勇

今天是重阳节，也是萧萐父老师走后的三七祭日。按习俗，面对老师、师母的遗像，我噙着泪水，摆上供果，播放法音，敬上三柱香，鞠躬礼拜，诵读佛经。萧老师真的走了吗？三周以来，我总是以难以置信的态度反问自己。每有电话铃声，我迅速拿起听筒，总是企盼听到那熟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小郭……”萧老师啊，您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的眼前与耳边萦回，您的小郭时时念着您的恩德……

    我们读本科的时候，1979年至1980年间，萧老师给我们上过《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课。萧师人长得潇洒，个子高，黑发密且长，戴着眼镜，风度翩翩；他的课也讲得潇洒，略带一点四川口

三、萧先生的“人论”超越了启蒙时代的“人的重新发现”

    萧先生说：“启蒙，是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主题。启蒙的核心是‘人的重新发现’，是确立关于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特别是确认每一个人都有公开地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并且以人道主义原则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普世伦理的底线，反对任何形态的人的异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也没有完结。”[①]萧先生在具体讨论“人的发现”时，时时突破了这一范围。

由于萧先生有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蕴，又处于今世，故他的启蒙观，尤其表现在对天与人的关系，人的终极信仰，人与自然，以及有关人的全面性、丰富性的阐扬上。人不是单面的人，人不只是个体权利、利益、智力的集合体；启蒙也不意味着个体权利、知性与个性自由的无限膨胀；这不仅与近代西方启蒙理性的“人的觉醒”不同，而且包涵了批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工具理性与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萧先生的启蒙论说包涵了“启蒙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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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定稿

萧萐父先生的精神遗产

           ----兼论萧先生启蒙论说的双重含义

郭齐勇

    萧萐父先生于2008年9月17日逝世，享年84岁。萧先生的精神遗产，表现在其人格风范、社会影响、精神感召、学术思想

“五四”的反省与超越
——以现代性与传统为中心的检讨

    郭齐勇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健将们的伟大历史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然而如同历史上的一切思想家和思潮一样，其历史限制也是无可避免的。本文试图检讨一下启蒙思想家对待传统文化的偏颇与缺失，不当之处，尚祈专家指教。

一、单线进化与新旧二分

   “五四”健将们的思想方法论与他们的前驱，上一个世纪之交的维新派、革命派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单向直线进化论是他们批判传统的主要理论武器。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民族、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危机的逼压之下，康有为、严复等盛倡进化论，以对应“亡国灭种”的困境。如章太炎所说，严复译的《天演论》一出，物竞天择之理，深入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五四”启蒙思想家更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点，为信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了空前的颠覆和清算。陈独秀说：“吾宁

五四的被人忽略的另一个传统：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意义（二）

三、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得与失

    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从“国粹派”到“学衡派”到抗战时期的新儒家到当代新儒家，的确是有师承、有统系、有文化共同体、有丰硕成果的精英文化流派或思潮。其得其失，都比较突出。

第一，试图建立主体性的中国文化系统。1907年前后，当鲁迅还是章太炎的门生和“国学振起社”的成员时，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偏至”（重物质、重多数）表示不满，他希望通过“立人”来使“沙聚之邦”转为“人国”，强调新文化建设需要“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是革命派中“国粹主义”思潮对洋务派的“黄金黑铁”崇拜的反应。从章太炎、刘师培、黄节到吴宓、梅光迪，几乎都一致认为民族的存亡不足计，只要文化能够衍续就够了。“学衡”派的文化建设方针仍然是：“于国学则主以功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着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于西学则主博极群忆

五四的被人忽略的另一个传统：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意义（一）

郭齐勇（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守成主义并非中国的特产或土产，并非我们一国的文化现象，而是国际文化现象。伴随着现代化由西方向全世界推进，在西方和非西方出现了形式上反现代化而在实际上成为促成各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以认同、回归民族文化传统为特点，表面上排拒，实际上吸纳西方近代文化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思潮。典型的代表人物有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与文化民主主义思想家哈曼、谢林、赫尔德和耶拿大战以后的费希特，英国的柏克、卡莱尔，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印度的辨喜、古斯、依克巴、泰戈尔、甘地，中国的辜鸿铭、吴宓、梅光迪、后期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马一浮，以及他们的前驱章太炎，和一定程度上的蔡元培，日本的冈仓觉三、北一辉，和辻哲郎、西田几多郎，及非洲、中东的某些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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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地官司徒》、《礼记·王制》中有关社会公正的论述

郭齐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关于《礼记》，有学者认为系孔门后学论礼的文献杂集；有学者认为其中有先秦之作，亦有西汉初期之作。至于其中的《王制》篇，钱玄认为：“《王制》之作，应依郑玄说，在战国时，孟子之后。”[①]任善铭甚至认为，《礼记·王制》是孟子后学根据孟子思想而制作的[②]。杨宽《西周史》论天子派遣、选拔、任命诸侯之卿的制度，引用《王制》说明这种制度在西周确实实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