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素所敬重的教廷首任驻华代表刚恒毅枢机的一段话，以为精神佳酿，特录如下：“图书室好像是一位好友，在你独居时使你欢乐，是一间充满珍贵美味的房间，是精神的疗养院------ 好书是知识的顾问，增加学问，不添麻烦，矫正欠缺，不以为忤，它日以继夜的，安静的，可爱的等候我们光顾，书本使我接近历史上的伟人，看书的习惯，既可得到慰籍又可增加知识。”

此段话虽翻译得拗口，但仍能看出刚氏读书之陶醉，不下仲尼之嗜（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且比喻清新，不落俗套，如鱼在书中，冷暖自有分寸。其中最妙者，乃“图书室是精神的疗养院”一句。

胡适为中国新白话时代（无论文学或学术，及文化之各个领域由此而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白话文主宰思维领域和表达方式的时代。云“新白话”，因白话非自民国之初出，实可上溯千年之遥，只是为书写语言所屏蔽，故未进入今人视野也）开风气先之前哨。先生在新知和旧学之间纵横捭阖，始终视野前瞻，在新风尚和旧道德之间俯仰自如，犹能从容君子。因此，蒋介石送给适之先生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帅表”，倒也恰如其分，倘若今人能抛却政治的偏见静心深思的话。

据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讲，自己动辄为新文学中缺乏传记文学

近年来，中外学者有关“现代化”的定义开始趋于一致，即大多强调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尊重个体价值等四大要素，为不可化约之基本构成条件。

自温总理在国际社会上坦陈中国社会对于政治民主的普世价值诉求以来，已有数波党内保守分子跳将出来大搞肌肉秀，试图把中国现代化的战车往淤泥里推，其一拥而上、歇斯底里地给民主泼脏水的架势，似乎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专属，背负着无可救药的原罪。

不才无意在此陪这帮搅屎棍浪费光阴，我所要探讨的，是自己对公民社会的几点新理解。近来译校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 Madsen）

   一月前，在别人的案头，偶然看到朱光潜先生８０年前由开明书店出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书，８０年后自然是新版了，还精装的，长袍马褂换成了西装革履，看着光鲜异常。虽说对朱先生的译笔和《西方美术史》颇多赞赏，不过，一本８０年前的小书，对于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而言，不闻出几缕老朽霉味恐怕就不错了。

   不过，好奇心还是征服了手，随意翻到如下一段，竟让本人小小地惊愕了一番：

  “科学愈进步，人类征服环境的能力也愈大。征服环境的能力愈大，的确是人生一大幸福。但是它同时也易生流弊。困难日益少，而人类也愈把事情看得太容

第一次扫墓，由着感觉冒冒失失地闯入闯出，虽说没有什么收获，却也意外地发现这里幽密的环境，倒格外适合修身养性。人在世界上天真地折腾一遭，有时候被周围的惯性推着向前；有时候猛然脑子里灵光一闪，觉得自己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恨不能拿它来拯救世界，至少也要陵替先前本该唾弃的生活；也有的干脆碰了一鼻子灰，连提起来世的生活都不免灰心丧气，尽管有没有来世还得两说。然而，人能不世故地，自觉而安静地和自己说说话的机会真是少之又少。也难怪，毕竟世事喧闹，谁愿意没事跟活守寡似的，一天到晚喃喃自语？！

不过，面对他人死亡的喃喃

（题记：去年在巴黎的无聊文章，某杂志瞧着顺眼，索性修修补补，对镜自照。）

四 “卡普拉事件”的启示

可以说，刚恒毅在被任命为驻华宗座代表时，甚至对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和历史可以说一窍不通，但是，通过认真的学习和细致的观察，尤其是对教廷政策的严格执行，刚恒毅自觉而始终如一地将将天主教会在传教区的使命，和宗座代表的性质及事务限定在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宗座代表的职务只有纯然的宗教性质，即专注于传教：不得有任何的政治关联和特征。

其二，宗座代表务必尊重中国政府和各外国当局：但须在确保自由的前提

三 “卡普拉事件”的结局

卡普拉神父本以为向教廷大公会议圣部提出上诉会给宗座代表的造成心理压力，没想到，宗座代表不但没有因此收回成命，还加重了对自己的处罚，即给与自己在中国境内的“吊销神权”处分。

随着对自己在中国国内处境的日益艰难，5月1日，卡普拉神父决定直接向宗座代表的上级机构——教廷传信部提出上诉，其理由除了先前向大公会议圣部提出上诉时的理由之外，还希望传信部能向宗座代表施加影响，让后者变为自己的保护者，而非严厉的对抗者。最后，还附上了希贤蒙

启：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结婚五年有了孩子，想让母亲来南京帮忙带，但父亲身体很不好，一年前做过大手术，他不愿离开老家。母亲又不放心父亲在老家，哥哥虽然也在那，但工作忙，照顾毕竟有限。老公的父母吧，更指望不上。也想过请阿姨，但不放心，我和老公都在外资公司，常出差，母亲最近决定来帮带，以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