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报》报道，台湾教育当局主导的《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修订，最近通过了“普通话文”（即“语文”）等五领域的研修草案，将“普通话文”能力指针中的“中国文字”改为“汉字”，“普通话文”、“中文”改为“华语文”，“乡土语言”改称“本土语言”，新的课纲预计在2010年或2011年实施。
消息传开后，台湾的一些有识之士迅速做出反应，纷纷质疑此举是民进党政府又一次“去中国化”的行动。文化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孚就是其中一位，针对台湾教育当局计划把 “国语”改成“华语”， 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搞去中国化！”
也许是因为反应过于激烈，台湾当局的“教育部国教司长”潘文忠很快出面澄清，表示课程名称不会改变，还是叫“国语课”。“课纲审议委员”林丽纯也同意，“国语课”不会改为“华语课”，以免“动作太大”，引发外界不必要的联想。
平心而论，王仲孚教授等人，从“国语”改为“华语”就联想到“去中国化”，确实是有些神经过敏，因为无论是“国语”还是“华语”，都源自于中国，而且“华语”比“国语”还要古老。
根据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的研究，“‘华语’这个名称在汉语里出现得很早。刘知几《史通·通释·言语第二十》：‘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华语’一词民国时代仍在使用。老舍曾这样写道：‘最初，因英语中词汇的丰富，文法的复杂，我感到华语的枯窘简陋。在偶尔练习一点翻译的时候，特别使我痛苦：找不着适当的字啊！把完好的句子都拆毁了啊！我鄙视我的北平话了！’”（郭熙《论华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由此可见，虽然“华语”一词目前主要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华人社会在使用，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出“外国人才会把‘国语’称为‘华语’”的结论。
至于台湾教育当局要把“中国文字”改为“汉字”，那就更与“去中国化”风马牛不相及了。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的语言环境中，就是把咱们大家书写和交流的方块字称为“汉字”，而不是称为“中文”或“中国文字”，全国人大常委会2000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更是以国家法规的形式明文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这样看来，台湾教育当局计划把“中国文字”改为“汉字”的“宏图大计”，不仅不是“去中国化”，反而是越来越向祖国大陆靠拢，越来越“中国化”了。（原载2008年2月15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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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报》报道，台湾教育当局主导的《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修订，最近通过了“普通话文”（即“语文”）等五领域的研修草案，将“普通话文”能力指针中的“中国文字”改为“汉字”，“普通话文”、“中文”改为“华语文”，“乡土语言”改称“本土语言”，新的课纲预计在2010年或2011年实施。
消息传开后，台湾的一些有识之士迅速做出反应，纷纷质疑此举是民进党政府又一次“去中国化”的行动。文化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孚就是其中一位，针对台湾教育当局计划把 “国语”改成“华语”， 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搞去中国化！”
也许是因为反应过于激烈，台湾当局的“教育部国教司长”潘文忠很快出面澄清，表示课程名称不会改变，还是叫“国语课”。“课纲审议委员”林丽纯也同意，“国语课”不会改为“华语课”，以免“动作太大”，引发外界不必要的联想。
平心而论，王仲孚教授等人，从“国语”改为“华语”就联想到“去中国化”，确实是有些神经过敏，因为无论是“国语”还是“华语”，都源自于中国，而且“华语”比“国语”还要古老。
根据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的研究，“‘华语’这个名称在汉语里出现得很早。刘知几《史通·通释·言语第二十》：‘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华语’一词民国时代仍在使用。老舍曾这样写道：‘最初，因英语中词汇的丰富，文法的复杂，我感到华语的枯窘简陋。在偶尔练习一点翻译的时候，特别使我痛苦：找不着适当的字啊！把完好的句子都拆毁了啊！我鄙视我的北平话了！’”（郭熙《论华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由此可见，虽然“华语”一词目前主要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华人社会在使用，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出“外国人才会把‘国语’称为‘华语’”的结论。
至于台湾教育当局要把“中国文字”改为“汉字”，那就更与“去中国化”风马牛不相及了。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的语言环境中，就是把咱们大家书写和交流的方块字称为“汉字”，而不是称为“中文”或“中国文字”，全国人大常委会2000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更是以国家法规的形式明文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这样看来，台湾教育当局计划把“中国文字”改为“汉字”的“宏图大计”，不仅不是“去中国化”，反而是越来越向祖国大陆靠拢，越来越“中国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化”了。
| 分类：美国侨报 |
大名鼎鼎的余秋雨教授近日在网上发表题为“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的文章，引起不少关注。用这么严肃的题目，不免让人先入为主地认定，秋雨先生一定对时下争议较大的“重大问题”，譬如物权法争议、禁书事件等关乎国计民生或公民权益的大问题有了定见，等不了报刊的排期，或不方便在主流媒体表达看法，便在个人网络日志上“紧急回答”。
但笔者读完后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其所谓“四个重大问题”不过是常人不视为“重大”的“黛玉”出家、“花瓶代表”和“花瓶委员”、“汉服”和“阅读日”问题。
余教授认为这四件事是“重大问题”也有他的理由：“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小，其实很大，牵涉到文明启蒙，因此需要赶紧发言。”问题是，这四件事真如他所说的那样，牵涉到文明启蒙了吗？其严重性及迫切性真到了不得不“紧急回答”的地步了吗？
“黛玉”（陈晓旭）出家引人关注，因她是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至于为什么有好多人对她出家感到可惜，甚至作出诸多揣测，这同大众传媒的渲染不无关系。媒体和网上大肆炒作此事时，除有人非议，还有不少人表示理解，并为陈晓旭辩护的吧？况且，此事在妙真法师（陈晓旭的法名）发表出家声明后，已告一段落。余教授此时再来“紧急回答”，似乎迟了些。
再者，余教授把不赞成“黛玉”出家的人等同于没有信仰的人，似乎武断了些。有信仰的人就一定赞成“黛玉”出家吗？《谏迎佛骨表》的作者韩愈反对出家，他是“没有信仰的人”吗？
当代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各种意见并存很正常，不了解宗教世界的非宗教人士，从世俗角度发表些世俗看法，不足为奇。当年，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时，不也有人惋惜，有人困惑，也有猜测、误解、演绎，甚至有讹传出现？难道这都成了“贬低他人正常的宗教信仰”的“反人权、反人类的重大事件”？帽子未免扣得太大了吧。
至于很多网友把巩俐、张艺谋、陈道明等艺术家视为“花瓶委员”，关键不在于他们的演艺人员身份，而是因为他们平常工作太忙、没有履行职责，还接连几年缺席全国政协年会，即使出席，也没提出含金量高的提案。
当然，巩俐今年提出了一些提案，例如与环保有关的。可政协委员的职责仅此而已吗？中国《政协章程》第九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组织委员视察、参观和调查，了解情况，就各项事业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议案、提案和其他形式向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组织提出建议和批评。”对此，那些平常忙得不可开交、连年会都请假的“大腕委员”有几个做到了？
说到汉服问题时，秋雨先生显得非常激动，认为主张恢复汉服是“诱骗无知民众的爱国情绪，开历史的倒车，剥夺民众自由”。问题是，余教授了解汉服吗？对民间兴起的汉服运动调查研究过吗？若没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光凭道听途说就横加议论或不合宜。
如果秋雨先生事先做好功课，就会知道，绝大多数的汉服倡导者只主张让三百多年前被迫消失的汉服重新成为汉族的传统服装，让汉族人能和其他55个民族一样，在重大或喜庆场合穿上民族服装。这应是合理要求、合法权利吧？
虽然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有委员建议以汉服作为“国服”蓝本，但并非主张以汉服为“国服”。换言之，“国服”并非汉服，汉服也不是“国服”。可余教授却把汉服等同于“国服”，在批判时还上升到“极端民族主义”乃至“恐怖主义”高度。他写道：
广大天真的年轻人不知道，如果你们接受了所谓“汉服”和“华服”，接下来，按照必然逻辑，他们一定要驱逐你身上的皮鞋、耐克鞋、皮带、手表、眼镜，再进一步，又会对人们的家具、电器、车辆一一提出相应的要求。这就进入了恐怖时代。为什么民族极端主义一定会发展成恐怖主义？大家想想我刚刚说的在衣食住行上的逻辑就明白了。让我们一起拒绝恐怖。
如果这是必然逻辑，那么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民族恐怕早就进入“恐怖时代”，因为他们保留民族服装。他们经常穿民族服装出席重大活动，比如政协年会，可他们不也穿着皮鞋，系着皮带，戴着手表、眼镜？从主张恢复民族服装，就演绎到拒绝皮鞋、手表、电器等现代生活必需品，这样的逻辑真不敢恭维。谈到“阅读日”问题时，秋雨先生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理由之一是国际社会已有公认的“国际阅读日”，中国没必要搞自己的“国家阅读日”。如果说国际上已有了的，中国就不必再有，那么很多东西都可不要：有了国际法，就可不要国内法；有了《国际歌》，就可不要国歌；有了联合国日，就可不要国庆日……
秋雨先生主张不要“阅读日”的另一个理由是，“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对文化见识而言，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阅读能启发生命，但更多的是浪费生命”。
对秋雨先生这样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文化人而言，读更多书可能真的是浪费生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还是应该多读书，至少要读《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否则怎能理解余教授致力文明启蒙的苦心？
以下是原稿：
前几天，在新浪博客上看到一篇题为“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的博文，作者是鼎鼎大名的余秋雨教授。
余教授的锦绣文章，我看的还是比较多的，除了一些学术论文外，基本都不会用这么严肃的题目，不免先入为主地认定，秋雨先生一定是对时下争议较大的“重大问题”，譬如物权法争议、禁书事件等关乎国计民生或公民权益的大问题，有了定见，等不了报刊的排期，或不方便在主流媒体表达看法，便在个人博客上做出“紧急回答”。
读完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秋雨先生所谓的“四个重大问题”，只不过是常人都不会视为重大的“黛玉”出家问题、“花瓶代表”和“花瓶委员”
问题、“汉服” 问题、“阅读日”问题。
当然，余教授认为这四件事是“重大问题”，也有他的理由。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小，其实很大，牵涉到文明启蒙，因此需要赶紧发言”。
问题是，这四件事情的如他所说的那样，牵涉到文明启蒙了吗？或者说，其严重性及迫切性真的到了秋雨先生不得不“紧急回答”的地步了吗？
“黛玉”（陈晓旭）出家，之所以会被人关注，并引起议论纷纷，主要是因为她是个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凡是公众人物，必定是誉谤随身的。同样作为公众人物的余教授，对此应该深有体会。
至于为什么有好多人对她的出家感到可惜，甚至出现诸多揣测，这和大众传媒的渲染不无关系。秋雨先生大概不知道，当时媒体和网上大事炒作此事时，除了有人非议，还有不少人对“黛玉”出家表示理解，并为她辩护的吧？况且，此事在妙真法师（陈晓旭出家后的法名）发表出家声明后，已经告一段落。余教授在当事人发表声明，而且此事也已基本尘埃落定后，再来做出“紧急回答”，似乎稍嫌迟了些。
再者，余教授把一些不赞成“黛玉”出家的人，等同于没有信仰的人，似乎武断了些。难道有信仰的人，就一定赞成“黛玉”出家吗？《谏迎佛骨表》的作者韩愈，是反对人们出家的，而且还发了议论，可他是“没有信仰的人”吗？
当代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各种意见并存是很正常的，一些不了解宗教世界的非宗教人士，从世俗的角度发表些世俗的看法，不足为奇。当年，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时，不也是有人感到惋惜，有人感到困惑，社会上不也是有猜测，有误解，有演绎，甚至有讹传的情况出现吗？难道这就成了“贬低他人正常的宗教信仰”的“反人权、反人类的重大事件”，帽子未免扣得太大了吧？
至于很多网友把巩俐、张艺谋、陈道明等艺术家视为“花瓶委员”，关键不在于他们的演艺人员身份，也和“歧视戏子”的陈腐观念无关，而是因为他们平常工作太忙而没有履行委员职责，还接连几年缺席全国政协年会，即使出席了也没什么含金量高的提案。
当然，巩俐今年是提出了一些提案，其中有一项还是和环保有关的。可是，政协委员的职责，并不仅仅是在政协年会上提案而已吧？《政协章程》第九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组织委员视察、参观和调查，了解情况，就各项事业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议案、提案和其他形式向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组织提出建议和批评。”请问，这些平常忙得不可开交，连年会都要请假的“大腕委员”，有几个做到了“视察、参观和调查”呢？
说到汉服问题时，秋雨先生显得非常激动，认为主张恢复汉服是在“诱骗无知民众的爱国情绪，开历史的倒车，剥夺民众自由”。问题是，余教授了解汉服吗？对民间兴起的汉服运动做过调查研究吗？若是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光凭一些道听途说就横加议论，是十分危险的，也是很不得体的。
如果秋雨先生事先做好功课，就会知道绝大多数的汉服倡导者，只是主张让三百多年前被迫消失的汉服重新成为汉族的传统民族服装，让汉族能和其他五十五个民族一样，能在重大的喜庆场合，堂堂正正地穿回自己的民族服装而已。穿上民族服装，应该是汉民族的合理要求和合法权利吧？
虽然在这次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是有委员建议以汉服作为“国服”的蓝本，但并不是主张以汉服为“国服”。换言之，“国服”并非汉服，汉服也不是“国服”。可是，余教授却把汉服等同于国服，在批判时还上升到了“极端民族主义”乃至“恐怖主义”的高度。
广大天真的年轻人不知道，如果你们接受了所谓“汉服”和“华服”，接下来，按照必然逻辑，他们一定要驱逐你身上的皮鞋、耐克鞋、皮带、手表、眼镜，再进一步，又会对人们的家具、电器、车辆一一提出相应的要求。这就进入了恐怖时代。为什么民族极端主义一定会发展成恐怖主义？大家想想我刚刚说的在衣食住行上的逻辑就明白了。让我们一起拒绝恐怖。
如果这是必然逻辑，那么汉族以外的其他五十五个民族恐怕早就进入“恐怖时代”了，因为他们还保留了民族服装。他们是经常穿着民族服装出席重大场合的活动的，比如政协年会，可是他们不也穿着皮鞋、耐克鞋，系上皮带，戴着手表、眼镜吗？既然少数民族穿着民族服装能照样佩带现代饰物，为什么穿回民族服装的汉族就不行呢？
从主张恢复民族服装，就能演绎到拒绝皮鞋、手表、电器等等一切现代生活必需品的结论，这样的“必然逻辑”，真是不敢恭维。
谈到“阅读日”问题时，秋雨先生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理由之一是已经国际社会已经有公认的“国际阅读日”了，所以中国没有必要搞自己的“国家阅读日”。如果说国际上已经有了的，中国就可以不要有，那么很多都是可以不要有的。比如说，既然有了国际法，就可以不要国内法；既然有了《国际歌》，就可以不要国歌；既然有了联合国日，就可以不要国庆日；既然有了联合国徽章，就可以不要国徽……
秋雨先生主张不要“阅读日”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对文化见识而言，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阅读能启发生命，但更多的是浪费生命”。
对秋雨先生这样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的文化人而言，读再多的书可能确实是浪费生命。但是，对一般人来说，恐怕还是应该多阅读的，至少要读《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否则又怎能理解余教授致力于文明启蒙的苦心呢？
| 分类：南方都市报 |
要不要建“中国第一男镇”
郭惠兴
最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重庆双桥区旅游局计划在区内的龙水湖畔建一个现代版“女儿国”
——“中国第一女镇”。“中国第一女镇”建成后，其入口处的门楣上将刻上“女人永远没有过错、女人的要求男人永远不能拒绝！”的警示语。在镇内，“镇长”
和官员都是女人，男人不能做官，只能当平民百姓，做错事还要受到跪搓衣板、洗碗之类的“重罚”。换言之，在这个镇里，一切都是“半边天”说了算，“另一半”是没有发言权的。
这个创意的始作俑者、重庆双桥区旅游局局长李继刚，并不否认兴建“女儿国”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当地旅游业”。但是，“第一女镇”建成之后，是否能一如所愿达到“突出女权”、“警示男性要尊重女性”的预期目的，就很难说了。
譬如说，一对夫妇到了“第一女镇”旅游，碍于镇内的所谓“法律”，害怕被罚跪搓衣板和洗碗，做老公的不得不听老婆大人的话，而平日里“畏夫如虎”的妻子也一下子神气了起来，过足了当一阵子“河东狮”的瘾。
这对夫妻出镇之后，是否会出现“后遗症”，就很难说了。比如，老公回到家里，回想起在镇里不过是说了妻子一句“这东西太贵，别买了”，就被老婆大人“训斥”，还被“镇衙门”罚跪搓衣板，越想越气，难免就会说老婆几句，于是两人就开始大吵大闹，拳来脚往，搞不好还会闹上法院，大打离婚官司。
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是极端了些，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中国第一女镇”就是好心办坏事了。
中国妇女的地位是否差到需要靠“中国第一女镇”来彰显女性尊严和突出女权呢？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中国的妇女地位，无论是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来说，都算是相当高的。
从历时性来说，当代中国的妇女地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来得高；从共时性来说，中国妇女地位在亚洲国家名列前茅自不待言，即使与所谓的欧美先进国家比较，也不遑多让——至少在中国的高等院校里任职的女教授，不必像她们的美国同行那样，为了争取更好的事业发展而选择变性。
这里所说的“美国同行”，指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51岁的神经科学家本·巴里斯教授。据7月份的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巴里斯原本是名为“芭芭拉”的女教授。她在40岁时接受变性手术，从“女教授”摇身变成了“男教授”。而芭芭拉之所以选择变性，除了她从小就具有男性倾向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科学界对女性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如果她不变性，就很难“出位”。
话说回来，如果有哪个地方上的旅游部门，能针锋相对地搞一个“丈夫国”或“中国第一男镇”，我想将会更有市场，因为“畏妻如狮”、“怕女友似虎”的中国男人也不在少数。
尊重女性固然要提倡，男性的尊严也是要照顾到的。【《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20日）】
| 分类：美国侨报 |
“美帝”依然是“美帝”
郭惠兴
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近公布一份厚达400页的解密报告，指出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没有来往，其领导下伊拉克前政府也没有秘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勾结和秘密发展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是布什政府几年前发动对伊拉克军事行动的两大理由。随着参议院解密报告的出炉，布什政府的这个戏法彻底被拆穿，并成为民主党攻击共和党的利器。
民主党抨击布什政府为加速发动战争，利用“未经证实、不可靠，并在某些关键时刻，捏造情报人员认为是不可靠的资料”，欺骗美国人民。其实，布什政府所欺骗的，何止是美国人民，它还欺骗了全世界人民，甚至害得盟友惹上一身骚。
布什总统的“铁哥儿”——英国首相布莱尔，就是因为推行“紧跟白宫”的伊拉克政策，让不少英国士兵白白丧命在两河流域，惹来英国朝野同声批评。这不仅是布莱尔政治生涯的一大污点，也是迫使他提前结束政治生命的“催命符”之一。
最近，财政大臣布朗在唐宁街10号“逼宫”，布莱尔在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在一年内下台，相信与工党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反恐斗争等问题上，跟白宫“保持高度一致”、导致民意支持度不断下跌有关。
有了在伊拉克战争上“弄虚作假”的前科，白宫无视伊朗政府多次公开宣称发展核技术仅限于和平用途，一再指责伊朗有意发展核武器，很难不令人怀疑美国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确保美国的全球利益，是告别“门罗主义”走向世界，尤其是在二战后成为世界大国后，历届美国政府的既定国策。而美国政府竭尽全力保护其全球利益，就是要确保能够把世界的资源、资本、市场等等，都牢牢控制在其手里。
中东地区是世界最大的石油供应源，而现代经济活动赖以运转的主要资源之一就是石油。换言之，谁能握有中东地区的掌控权，谁就是执世界之牛耳的全球老大。同样道理，已掌控了中东地区的“大家长”，绝对不会容许这里出现“不听话的小孩”。
当年，美国政府之所以会支持萨达姆向伊朗开战，就是因为伊朗人民发动革命，推翻了“听话”的伊朗国王巴列维，建立了“不听话”的伊斯兰国家。后来，布什政府利用“9·11”事件，给萨达姆罗织“与基地组织有来往”、“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罪名，大兴讨伐之师，也是因为原本“听话”的萨达姆“不听话”了。
虽然伊朗是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但却是由长期流亡“民主政治的祖国”法国的何梅尼所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民主政体。在伊朗，人民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基本政治权利，同西方国家所认同的民主政治相差无几，人民生活也比沙特阿拉伯等“听话”的伊斯兰君主专制国家好得多；但因为它“不听话”，所以一直被美视为专制政权，甚至还成了“邪恶轴心国”。
说穿了，美国无法容忍伊朗，就是因为它不愿屈从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意志”，不甘心做“山姆大叔的好孩子”。如果伊朗政府从今天改弦易辙，像伊朗国王那样“听话”，并拿出实际行动，比如把伊朗某某油田的开采权交给美国德州的某石油公司，笔者相信，第一家到伊朗兴建核电厂的，应该是美国公司。
控制资源、争夺资本、垄断市场等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而垄断化的资本主义，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的特征时，曾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世界霸权”、“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
看来，列宁的论述并未随苏联解体而过时，“美帝”依然是“美帝”。【《侨报》（2006年9月13日）】
| 分类：美国侨报 |
一个中国，四面旗帜
郭惠兴
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大意是说台北队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少年运动会上，连续夺得三面游泳项目金牌，当三个金牌选手先后上台领奖，行经北京队选手观众席时，北京队职员三次冲上前去将披在他们身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扯下。
台北市代表队领队金溥聪立即向在场的北京队负责人抗议，表示北京队若有任何意见，可以向大会表达抗议或协商，而不是采取暴力。其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羞辱大会，并要求北京队道歉。
过后，身兼国民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马英九也作出反应，批评北京队职员“态度粗暴，出人意表”，表示无法理解为何出现这种粗暴无理的行为，同时指出大陆如果老是在国际场合，不断找各种方式打压台湾，将会对两岸关系产生重大伤害。
北京队职员此举，在行为上可能是激烈了些，但是其用意应该是想阻止“两个中国”的象征物，即五星红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同时出现在国际赛事场合上。从大陆的角度看，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深入一层看，无论是大陆的五星红旗，还是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其实都是“一个中国”的象征，只不过是政治内涵有所不同而已。简单地说，五星红旗象征的“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虽然李登辉曾经偷换概念，先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再提出“两国论”，后来陈水扁又提出“中华民国是台湾”，逐步向“台独”靠拢。但是，只要“中华民国宪法”及其现有增修条文存在一天，“法理台独”就不可能实现。
换言之，“中华民国”的领土，依然是“固有之疆域”，只是因为历史因素而分成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自由地区）。而作为此一台湾版“一个中国”的象征物就是“中华民国宪法”第六条所明示的“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在统“独”对立的台湾社会，反“独”或促统最力的就是认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民众，支持“台独”的民众是不认同这面旗帜的。此一情况，可以从蓝绿阵营举行的民众聚会看得出来。形象地说，只要是绿营举办的民众活动，一定是绿油油的一片，要看到这面旗帜的可能性极低。同样地，人们也不可能在蓝营民众活动中看到绿色的旗帜或其他绿色的象征物。
可以这么说，在台湾社会，对“一个中国”这个抽象概念的认同，是通过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认同体现出来的。还有一点，而且是很重要的：即使是促统最力的深蓝民众，也不会通过对五星红旗的认同来体现他们对“一个中国”的认同。
回到曼谷的国际少年运动会，如果现在的台北市长不是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而是民进党的某某某，那么赢得金牌上台领奖的台北队选手身上批的可能就是“绿地绿台湾白十字”的民进党旗，而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北京队职员还会不会从他们身上扯下这面旗帜呢？扯下，没有道理，因为这不过是民进党的党旗；不扯下，就会让更多台湾人认同这面旗帜，无异于纵容“台独”。
大陆当局目前在对台事务上，面对的主要是“一中一台”问题，而不是“两个中国”（其实是“一个中国”但是认知不同而已）问题。为了打击“台独”，大陆正在极力争取反“独”促统的台湾人民，可是他们所认同的却是大陆在国际场合最忌讳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这是一个吊诡，却是不得不设法克服和解决的“政治谜题”。处理得不好，只会使得更多台湾人民舍弃对“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认同，而去认同“绿地绿台湾白十字”了。
这里提个建议，供两岸有关方面考虑。既然香港的紫荆旗、澳门的莲花旗能够同时和五星红旗出现在适当的国际场合，为什么就不能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暂定为台湾地区的区旗呢？
即使台湾当局不同意，大陆可以单方面通过法律，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定义为“两岸未统一前台湾地区的旗帜，地位与香港区旗和澳门区旗相等”。这样台湾人就可以在适当的国际场合，堂而皇之地挂起这面象征“一个中国”的旗帜了。
至于两岸统一之后，是以五星红旗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还是恢复民初的五色旗，或是制定新的国旗，到时再说好了。【《侨报》（2006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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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惠兴
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发起“倒扁运动”后，声势越来越大。面对一波强似一波的反扁浪潮，陈水扁的“绿卫兵”开始对施明德发动“舆论攻势”，其中以民进党“立委”王世坚的言论最为惊世骇俗。
王世坚17日跳出来指责施明德的所作所为违背上半辈子追求的“台湾本土化、民主化”，还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施明德在25年前被蒋经国枪毙掉就好了，因为那样他就可以成为台湾英雄，让世世代代的台湾人尊敬、追随云云。
陈水扁涉嫌贪赃枉法，王世坚居然还大跳忠字舞，终于让人看清楚了台湾人的真正悲情是什么？那就是，为捍卫虚无缥缈的政治理念，是可以牺牲公义的。
在蒋氏父子威权统治的年代，台湾的政治理念是“反共复国”。为贯彻此一至高无上的理念，公民的政治权利、言论自由权利等等，都可以牺牲。凡是违反或被认定违反此一理念的台湾人，重则枪毙，轻则判刑，再轻者则软禁。
“台独”先驱、台湾民主运动急先锋、民进党创党元老的施明德，就坐过蒋氏父子的牢，还差点成了民进党的“先烈”。
必须说明的是，当年被蒋氏父子下令枪毙、拉去坐牢或长期软禁的施明德等“本省人”其实并不多，也没那么冤。真正冤枉的是那些跟随蒋介石到台湾后，因政见不同或其他原因而被枪毙、判刑或软禁的“外省人”，其中还有不少是“功在党国”的“国之干城”，如在1951年被诬为“共谍”而遭枪决的名将李玉堂、因与蒋经国不和而在1955年被软禁至1988年的抗日英雄孙立人将军。
话说回来，就是这样一位当年为台湾民主运动披荆斩棘，如今在民主、自由、本土、“台独”等政治理念上同民进党当权派相差无几，只因不满贪赃枉法的陈水扁继续霸占政权而跳出来反扁的施明德，居然被“绿卫兵”如此围剿。
王世坚反对施明德反扁的逻辑很简单，就是：陈水扁代表“本土化、民主化”，施明德反对陈水扁就是反对“本土化、民主化”，为捍卫“民主化、本土化”，就必须批斗施明德。
“绿卫兵”虽不像其大陆前辈“红卫兵”那样人手一册《红宝书》，但从他们旗帜鲜明地与施明德划清界限、批倒批臭后还要踩上一脚的态度，也能看得出他们是深刻领会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不必当局费力气调查，都能得出“绿卫兵”是“好学生”、个个都是“绿皮绿心”的结论。他们头上的“绿帽子”戴定了。
在绿色政治人物看来，至少是对以王世坚为代表的一批“绿卫兵”而言，“本土化、民主化”是至高无上的，不得质疑的政治理念。捍卫此一理念是第一性的，任何其他因素，凡是会危及或被认为会危及“本土化、民主化”的，都得靠边站。
换言之，“绿卫兵”是以“绿色”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是绿色的鸟，不管什么鸟都是好鸟。反之，如果不是绿色的鸟，不管什么鸟都是坏鸟。因此，陈水扁再贪污再腐败再无能，因为是绿色的鸟，所以就是好鸟。如此判断是非曲直的逻辑，跟蒋氏父子时代的那种只要是“反共复国”的鸟，不管什么鸟都是好鸟，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呢？
告别了以“反共复国”为最高政治理念的“煎锅”，却掉进“本土化、民主化”的“火炕”无法自拔，这才是台湾人的真正悲情。【《侨报》（2006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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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小泉终于在卸任之前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在“终战纪念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
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作出强烈反应，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外，外交部长李肇星也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中国的强烈反应，都是意料中事。近年来，小泉每拜一次，中方就骂一次，中方骂得越凶，小泉就拜得更起劲。这几乎已成中日外交生活的“常态”了。
从本质上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陈水扁在台湾岛内高喊“正名制宪”一样，都是一种政治姿态，目的是要巩固其权力基本盘。< br> 台湾的深绿力量和日本右翼势力都不是社会主流，都是“一小撮”。可是，偏偏就是这“一小撮”，遍布社会各界，而且身居要津，影响力既大且广，是民选政体的政治领袖所不得不重视乃至倚重的强大政治力量。所以，北京“打压”力度越大，小泉、陈水扁等人的反弹力就会越大。< br> 在可预见的将来，右翼势力还会存在于日本社会，且会继续发挥影响力。因此不管是谁接替小泉出任日本首相，在参不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都会面对强大压力。毫不夸张地说，哪个准备角逐自民党党魁的日本政要现在宣称继任首相后“绝不参拜靖国神社”，那他肯定就选不上了。< br> 所以，下任日本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届时，如果中日依旧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清，这两个东亚大国就不可能在近期内发展真正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日关系搞不好，对正在致力于“和平崛起”的中国，是没有好处的。
日本首相要朝拜靖国神社就由他拜去，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可以年年清明去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或者干脆恢复国民政府时期的“忠烈祠”，或者另建新的“中华民族英雄祠”。
有句俗话说：“你越在乎她，她就越嗲呗。”只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去理会靖国神社，任其自生自灭，日本政要拜多几次也就没劲了。【《侨报》（2006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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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得奖谁之光？
郭惠兴
李安导演凭美国电影《断臂山》夺得第７８届奥斯卡最佳导演金像奖，成为获得这项殊荣的第一个亚洲人后，各方贺词如云，相干或不相干却都“引以为荣”的人也不少，其中恐怕有些还是出于自己的特殊需要才借李大导得奖来趁机作秀的。
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和吕秀莲获悉李安得奖后，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均称李安获奖乃“台湾之光”；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随即“予以纠正”，说这是“所有中国人之光”；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更进一步，形容此乃“全亚洲之光”。
虽然都是“之光”，但从其定语“台湾”、“所有中国人”与“全亚洲”之不同，不难看出扁莲想借李安得奖此一事件为其“台独”路线张目，连战要借此强调其主张统一的深蓝立场，而马英九则是回避统独，大搞模糊空间。真是活脱脱的“一个李安，各自表述”。
更妙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似乎为了让海外华人也能因李安得奖而沾光，居然把李大导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用英语回答媒体提问时所说的“I'm
proud to be a Chinese，I’m not an American
actually.”中的“Chinese”翻译成“华人”。如此，岂不是可说成“华人之光”了？全球华人与有荣焉。其实，在这个句子的语境中，
“Chinese”是和“American”并举的。换言之，这句英语只能翻译成“我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其实我并不是美国人”才合乎原意。事实上，李大导在说这句话时，后面还提到“我持有绿卡，是(在美国)合法工作的”。这就说明，李安并没有入籍美国，只是美国居民，他的身份仍然是中国人。
在我看来，不论是“台湾之光”、“所有中国人之光”、“全亚洲之光”或“华人之光”，此种以李安获得一个奥斯卡最佳导演金像奖，就歇斯底里地雀跃万分，纷纷“引以为荣”的心态，本身就是一种病态。
病因在于陷入好莱坞文化霸权而不自知。作为电影人，如李安，如张艺谋，如陈凯歌，如王家卫，想要得到柏林金熊奖、戛纳金棕榈奖、美国金球奖、奥斯卡金像奖等国际电影最高奖项，作为对其个人电影事业的肯定，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无论是全球华人，中国人，似乎没有必要为了区区一个奥斯卡金像奖，而陷入举族若狂的疯癫状态吧？
如果说，李安赖以夺得最佳导演奖的作品，是一部台湾乡土味特浓，或是中国色彩很强烈，或是反映了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或是极富亚洲特色的电影，那么我们还可以勉强地说，这是“台湾之光”、“所有中国人之光”、“全亚洲之光”或“华人之光”，可《断臂山》却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美国电影，除了导演不是美国人以外，其他与此电影有关的一切，从原著、编剧、制片到演员，都是清一色的美国人。
这就好比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中华料理”大厨，以他学到的烧中国菜的功夫，去巴黎“打拼”，后来在一家法国老板开的法国餐馆当主厨，然后在法国助理厨师的辅助下，用法国的材料，法国的厨具，烧出一道香喷喷的法国菜，再配以法国香槟，法国餐具，并靠这道法国菜夺得了世界厨艺大奖。中国厨艺界能因此人得奖而“引以为荣”吗？
李安之得奖，严格来说是“李安之光”，或者竟可以说乃“同志之光”，其他什么“之光”不过一厢情愿而已，通通是自说自话，当不得真。【《南方都市报》（2006年3月8日）】
| 分类：南方都市报 |
堂堂北大也如此“破旧立新”吗？
郭惠兴
北京虽然是个古都，却有一点是别的古都、尤其是外国的古都，所比不上的，就是勇于“破旧立新”。
因为“破旧立新”，50多年前，古老的北京城墙在古建筑专家梁思成的悲泣声中，哗啦啦地倒下来了。
也是因为“破旧立新”，最近十多年来，曾经见证过八国联军、直奉战争、平津战役等无数历史事件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都在“城市建设现代化”的前进号角声中，一一颓然倒下。
在以上几次拆除旧城墙、胡同、四合院的事件中，北京的学术界人物和知识分子，远的如已故的梁思成，近的如梁从诫、谢辰生、陈志华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都是持反对意见，或至少是不赞成的。
学术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反对拆除古建筑，是因为他们看重的不仅是古建筑本身的有形价值，而是这些古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乃至民族精神的无形价值。因此，当笔者获悉作为北京甚至全国的学术重镇的北京大学，也决定“破旧立新”，要拆除未名湖以北的朗润园、镜春园和全斋区域内的平房后，确实感到十分震惊，而且是难以置信的震惊！
北大这项“涉及数百拆迁户、自建立以来校园核心区最大规模的拆迁行动”，几已成为定局，因为海淀区建设委员会已在今年1月10日发布拆迁公示，朗润园、镜春园和全斋区域内的平房“颓然倒下”，只是时间问题了。
根据北大方面的解释，此次“二园一斋”的拆迁不会涉及古建筑，而是“北大近年来修建的没有保护价值的平房、私搭乱建房”，而拆迁的目的，除了要为拟建中的“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腾出空位，居然还是“为了恢复园林古貌，而以后新建的建筑也都将有古建风格”，因此“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将建仿古外观，以此保证历史文化风貌的统一。
北大表示只会拆除“近年来修建的没有保护价值的平房”，但却没有说明“近年来”的“近”到底有多近。就以朗润园的两百多间平房来说，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成的，算不算“近年来修建的没有保护价值的平房”呢？
这些平房显然不是古建筑，但也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而且是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迁入燕园后的历史见证，住过多少学者名家，发生过多少逸闻雅事，是北大百年建校史的活文物。即使是就建筑而论建筑，也或多或少都能看得出共和国初期的建筑风格。
为了建设“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而牺牲这些甚具历史意义的平房，代价是否太大了些呢？举个例子说吧，北大出了不少专家学者，其中不乏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术大家，而他们有的很可能一辈子就住在燕园里，而且就住在“二园一斋”的平房里。把这些平房拆了，以后为了纪念他们，又得到哪里去找“名人故居”呢？难道还得重建一间吗？重建的“名人故居”还算故居吗？
北大并不缺钱，燕园地方不够，大可到校外去发展新校区，现在不是已经有了万柳校区了吗？“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为什么就不能考虑建在万柳，而要去拆掉“二园一斋”的平房呢？
世界上比北大资格老、牌子硬的大学多的是，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如美国的哈佛、耶鲁，哪家没有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和老房子呢？这些古建筑和老房子，虽然看起来有些陈旧，甚至老土，但是并不妨碍学者在里头研究当代最高深的学问，也不妨碍学子在里头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知识呀！
事实上，有不少国际知名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都是设在一些著名大学的毫不起眼的建筑物里，面积也不大，可能就是某办公大楼的一层或两层而已。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完全可以“整旧如旧”，把“二园一斋”的所有平房都拿来当研究中心的一部分，何必全部拆除，再平地起高楼呢？【《南方都市报》（2006年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