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个人资料
郭惠兴
郭惠兴
  • 博客等级:
  • 博客积分:0
  • 博客访问:2,389
  • 关注人气:0
  • 获赠金笔:0支
  • 赠出金笔:0支
  • 荣誉徽章:
评论
加载中…
留言
加载中…
访客
加载中…
好友
加载中…
博文
分类: 美国侨报

  大名鼎鼎的余秋雨教授近日在网上发表题为“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的文章,引起不少关注。用这么严肃的题目,不免让人先入为主地认定,秋雨先生一定对时下争议较大的“重大问题”,譬如物权法争议、禁书事件等关乎国计民生或公民权益的大问题有了定见,等不了报刊的排期,或不方便在主流媒体表达看法,便在个人网络日志上“紧急回答”。
  但笔者读完后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其所谓“四个重大问题”不过是常人不视为“重大”的“黛玉”出家、“花瓶代表”和“花瓶委员”、“汉服”和“阅读日”问题。
  余教授认为这四件事是“重大问题”也有他的理由:“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小,其实很大,牵涉到文明启蒙,因此需要赶紧发言。”问题是,这四件事真如他所说的那样,牵涉到文明启蒙了吗?其严重性及迫切性真到了不得不“紧急回答”的地步了吗?
  “黛玉”(陈晓旭)出家引人关注,因她是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至于为什么有好多人对她出家感到可惜,甚至作出诸多揣测,这同大众传媒的渲染不无关系。媒体和网上大肆炒作此事时,除有人非议,还有不少人表示理解,并为陈晓旭辩护的吧?况且,此事在妙真法师(陈晓旭的法名)发表出家声明后,已告一段落。余教授此时再来“紧急回答”,似乎迟了些。
  再者,余教授把不赞成“黛玉”出家的人等同于没有信仰的人,似乎武断了些。有信仰的人就一定赞成“黛玉”出家吗?《谏迎佛骨表》的作者韩愈反对出家,他是“没有信仰的人”吗?
  当代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各种意见并存很正常,不了解宗教世界的非宗教人士,从世俗角度发表些世俗看法,不足为奇。当年,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时,不也有人惋惜,有人困惑,也有猜测、误解、演绎,甚至有讹传出现?难道这都成了“贬低他人正常的宗教信仰”的“反人权、反人类的重大事件”?帽子未免扣得太大了吧。
  至于很多网友把巩俐、张艺谋、陈道明等艺术家视为“花瓶委员”,关键不在于他们的演艺人员身份,而是因为他们平常工作太忙、没有履行职责,还接连几年缺席全国政协年会,即使出席,也没提出含金量高的提案。
  当然,巩俐今年提出了一些提案,例如与环保有关的。可政协委员的职责仅此而已吗?中国《政协章程》第九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组织委员视察、参观和调查,了解情况,就各项事业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议案、提案和其他形式向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组织提出建议和批评。”对此,那些平常忙得不可开交、连年会都请假的“大腕委员”有几个做到了?
  说到汉服问题时,秋雨先生显得非常激动,认为主张恢复汉服是“诱骗无知民众的爱国情绪,开历史的倒车,剥夺民众自由”。问题是,余教授了解汉服吗?对民间兴起的汉服运动调查研究过吗?若没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光凭道听途说就横加议论或不合宜。
  如果秋雨先生事先做好功课,就会知道,绝大多数的汉服倡导者只主张让三百多年前被迫消失的汉服重新成为汉族的传统服装,让汉族人能和其他55个民族一样,在重大或喜庆场合穿上民族服装。这应是合理要求、合法权利吧?
  虽然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有委员建议以汉服作为“国服”蓝本,但并非主张以汉服为“国服”。换言之,“国服”并非汉服,汉服也不是“国服”。可余教授却把汉服等同于“国服”,在批判时还上升到“极端民族主义”乃至“恐怖主义”高度。他写道:

  广大天真的年轻人不知道,如果你们接受了所谓“汉服”和“华服”,接下来,按照必然逻辑,他们一定要驱逐你身上的皮鞋、耐克鞋、皮带、手表、眼镜,再进一步,又会对人们的家具、电器、车辆一一提出相应的要求。这就进入了恐怖时代。为什么民族极端主义一定会发展成恐怖主义?大家想想我刚刚说的在衣食住行上的逻辑就明白了。让我们一起拒绝恐怖。

  如果这是必然逻辑,那么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民族恐怕早就进入“恐怖时代”,因为他们保留民族服装。他们经常穿民族服装出席重大活动,比如政协年会,可他们不也穿着皮鞋,系着皮带,戴着手表、眼镜?从主张恢复民族服装,就演绎到拒绝皮鞋、手表、电器等现代生活必需品,这样的逻辑真不敢恭维。
  谈到“阅读日”问题时,秋雨先生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理由之一是国际社会已有公认的“国际阅读日”,中国没必要搞自己的“国家阅读日”。如果说国际上已有了的,中国就不必再有,那么很多东西都可不要:有了国际法,就可不要国内法;有了《国际歌》,就可不要国歌;有了联合国日,就可不要国庆日……
  秋雨先生主张不要“阅读日”的另一个理由是,“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对文化见识而言,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阅读能启发生命,但更多的是浪费生命”。
  对秋雨先生这样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文化人而言,读更多书可能真的是浪费生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还是应该多读书,至少要读《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否则怎能理解余教授致力文明启蒙的苦心? 【《侨报》(2007年3月27日)】

 

以下是原稿:

  前几天,在新浪博客上看到一篇题为“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的博文,作者是鼎鼎大名的余秋雨教授。
  余教授的锦绣文章,我看的还是比较多的,除了一些学术论文外,基本都不会用这么严肃的题目,不免先入为主地认定,秋雨先生一定是对时下争议较大的“重大问题”,譬如物权法争议、禁书事件等关乎国计民生或公民权益的大问题,有了定见,等不了报刊的排期,或不方便在主流媒体表达看法,便在个人博客上做出“紧急回答”。
  读完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秋雨先生所谓的“四个重大问题”,只不过是常人都不会视为重大的“黛玉”出家问题、“花瓶代表”和“花瓶委员” 问题、“汉服” 问题、“阅读日”问题。
  当然,余教授认为这四件事是“重大问题”,也有他的理由。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小,其实很大,牵涉到文明启蒙,因此需要赶紧发言”。
  问题是,这四件事情的如他所说的那样,牵涉到文明启蒙了吗?或者说,其严重性及迫切性真的到了秋雨先生不得不“紧急回答”的地步了吗?
  “黛玉”(陈晓旭)出家,之所以会被人关注,并引起议论纷纷,主要是因为她是个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凡是公众人物,必定是誉谤随身的。同样作为公众人物的余教授,对此应该深有体会。
  至于为什么有好多人对她的出家感到可惜,甚至出现诸多揣测,这和大众传媒的渲染不无关系。秋雨先生大概不知道,当时媒体和网上大事炒作此事时,除了有人非议,还有不少人对“黛玉”出家表示理解,并为她辩护的吧?况且,此事在妙真法师(陈晓旭出家后的法名)发表出家声明后,已经告一段落。余教授在当事人发表声明,而且此事也已基本尘埃落定后,再来做出“紧急回答”,似乎稍嫌迟了些。
  再者,余教授把一些不赞成“黛玉”出家的人,等同于没有信仰的人,似乎武断了些。难道有信仰的人,就一定赞成“黛玉”出家吗?《谏迎佛骨表》的作者韩愈,是反对人们出家的,而且还发了议论,可他是“没有信仰的人”吗?
  当代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各种意见并存是很正常的,一些不了解宗教世界的非宗教人士,从世俗的角度发表些世俗的看法,不足为奇。当年,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时,不也是有人感到惋惜,有人感到困惑,社会上不也是有猜测,有误解,有演绎,甚至有讹传的情况出现吗?难道这就成了“贬低他人正常的宗教信仰”的“反人权、反人类的重大事件”,帽子未免扣得太大了吧?
  至于很多网友把巩俐、张艺谋、陈道明等艺术家视为“花瓶委员”,关键不在于他们的演艺人员身份,也和“歧视戏子”的陈腐观念无关,而是因为他们平常工作太忙而没有履行委员职责,还接连几年缺席全国政协年会,即使出席了也没什么含金量高的提案。
  当然,巩俐今年是提出了一些提案,其中有一项还是和环保有关的。可是,政协委员的职责,并不仅仅是在政协年会上提案而已吧?《政协章程》第九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组织委员视察、参观和调查,了解情况,就各项事业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议案、提案和其他形式向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组织提出建议和批评。”请问,这些平常忙得不可开交,连年会都要请假的“大腕委员”,有几个做到了“视察、参观和调查”呢?
  说到汉服问题时,秋雨先生显得非常激动,认为主张恢复汉服是在“诱骗无知民众的爱国情绪,开历史的倒车,剥夺民众自由”。问题是,余教授了解汉服吗?对民间兴起的汉服运动做过调查研究吗?若是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光凭一些道听途说就横加议论,是十分危险的,也是很不得体的。
  如果秋雨先生事先做好功课,就会知道绝大多数的汉服倡导者,只是主张让三百多年前被迫消失的汉服重新成为汉族的传统民族服装,让汉族能和其他五十五个民族一样,能在重大的喜庆场合,堂堂正正地穿回自己的民族服装而已。穿上民族服装,应该是汉民族的合理要求和合法权利吧?
  虽然在这次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是有委员建议以汉服作为“国服”的蓝本,但并不是主张以汉服为“国服”。换言之,“国服”并非汉服,汉服也不是“国服”。可是,余教授却把汉服等同于国服,在批判时还上升到了“极端民族主义”乃至“恐怖主义”的高度。

  广大天真的年轻人不知道,如果你们接受了所谓“汉服”和“华服”,接下来,按照必然逻辑,他们一定要驱逐你身上的皮鞋、耐克鞋、皮带、手表、眼镜,再进一步,又会对人们的家具、电器、车辆一一提出相应的要求。这就进入了恐怖时代。为什么民族极端主义一定会发展成恐怖主义?大家想想我刚刚说的在衣食住行上的逻辑就明白了。让我们一起拒绝恐怖。

  如果这是必然逻辑,那么汉族以外的其他五十五个民族恐怕早就进入“恐怖时代”了,因为他们还保留了民族服装。他们是经常穿着民族服装出席重大场合的活动的,比如政协年会,可是他们不也穿着皮鞋、耐克鞋,系上皮带,戴着手表、眼镜吗?既然少数民族穿着民族服装能照样佩带现代饰物,为什么穿回民族服装的汉族就不行呢?
  从主张恢复民族服装,就能演绎到拒绝皮鞋、手表、电器等等一切现代生活必需品的结论,这样的“必然逻辑”,真是不敢恭维。
  谈到“阅读日”问题时,秋雨先生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理由之一是已经国际社会已经有公认的“国际阅读日”了,所以中国没有必要搞自己的“国家阅读日”。如果说国际上已经有了的,中国就可以不要有,那么很多都是可以不要有的。比如说,既然有了国际法,就可以不要国内法;既然有了《国际歌》,就可以不要国歌;既然有了联合国日,就可以不要国庆日;既然有了联合国徽章,就可以不要国徽……
  秋雨先生主张不要“阅读日”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对文化见识而言,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阅读能启发生命,但更多的是浪费生命”。
  对秋雨先生这样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的文化人而言,读再多的书可能确实是浪费生命。但是,对一般人来说,恐怕还是应该多阅读的,至少要读《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否则又怎能理解余教授致力于文明启蒙的苦心呢?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分类: 南方都市报

要不要建“中国第一男镇”

郭惠兴

  最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重庆双桥区旅游局计划在区内的龙水湖畔建一个现代版“女儿国” ——“中国第一女镇”。“中国第一女镇”建成后,其入口处的门楣上将刻上“女人永远没有过错、女人的要求男人永远不能拒绝!”的警示语。在镇内,“镇长” 和官员都是女人,男人不能做官,只能当平民百姓,做错事还要受到跪搓衣板、洗碗之类的“重罚”。换言之,在这个镇里,一切都是“半边天”说了算,“另一半”是没有发言权的。
  这个创意的始作俑者、重庆双桥区旅游局局长李继刚,并不否认兴建“女儿国”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当地旅游业”。但是,“第一女镇”建成之后,是否能一如所愿达到“突出女权”、“警示男性要尊重女性”的预期目的,就很难说了。
  譬如说,一对夫妇到了“第一女镇”旅游,碍于镇内的所谓“法律”,害怕被罚跪搓衣板和洗碗,做老公的不得不听老婆大人的话,而平日里“畏夫如虎”的妻子也一下子神气了起来,过足了当一阵子“河东狮”的瘾。
  这对夫妻出镇之后,是否会出现“后遗症”,就很难说了。比如,老公回到家里,回想起在镇里不过是说了妻子一句“这东西太贵,别买了”,就被老婆大人“训斥”,还被“镇衙门”罚跪搓衣板,越想越气,难免就会说老婆几句,于是两人就开始大吵大闹,拳来脚往,搞不好还会闹上法院,大打离婚官司。
  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是极端了些,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中国第一女镇”就是好心办坏事了。
  中国妇女的地位是否差到需要靠“中国第一女镇”来彰显女性尊严和突出女权呢?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中国的妇女地位,无论是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来说,都算是相当高的。
  从历时性来说,当代中国的妇女地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来得高;从共时性来说,中国妇女地位在亚洲国家名列前茅自不待言,即使与所谓的欧美先进国家比较,也不遑多让——至少在中国的高等院校里任职的女教授,不必像她们的美国同行那样,为了争取更好的事业发展而选择变性。
  这里所说的“美国同行”,指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51岁的神经科学家本·巴里斯教授。据7月份的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巴里斯原本是名为“芭芭拉”的女教授。她在40岁时接受变性手术,从“女教授”摇身变成了“男教授”。而芭芭拉之所以选择变性,除了她从小就具有男性倾向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科学界对女性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如果她不变性,就很难“出位”。
  话说回来,如果有哪个地方上的旅游部门,能针锋相对地搞一个“丈夫国”或“中国第一男镇”,我想将会更有市场,因为“畏妻如狮”、“怕女友似虎”的中国男人也不在少数。
  尊重女性固然要提倡,男性的尊严也是要照顾到的。【《南方都市报》(2006年10月20日)】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分类: 南方都市报

堂堂北大也如此“破旧立新”吗?

郭惠兴

  北京虽然是个古都,却有一点是别的古都、尤其是外国的古都,所比不上的,就是勇于“破旧立新”。
  因为“破旧立新”,50多年前,古老的北京城墙在古建筑专家梁思成的悲泣声中,哗啦啦地倒下来了。
  也是因为“破旧立新”,最近十多年来,曾经见证过八国联军、直奉战争、平津战役等无数历史事件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都在“城市建设现代化”的前进号角声中,一一颓然倒下。
  在以上几次拆除旧城墙、胡同、四合院的事件中,北京的学术界人物和知识分子,远的如已故的梁思成,近的如梁从诫、谢辰生、陈志华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都是持反对意见,或至少是不赞成的。
  学术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反对拆除古建筑,是因为他们看重的不仅是古建筑本身的有形价值,而是这些古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乃至民族精神的无形价值。因此,当笔者获悉作为北京甚至全国的学术重镇的北京大学,也决定“破旧立新”,要拆除未名湖以北的朗润园、镜春园和全斋区域内的平房后,确实感到十分震惊,而且是难以置信的震惊!
  北大这项“涉及数百拆迁户、自建立以来校园核心区最大规模的拆迁行动”,几已成为定局,因为海淀区建设委员会已在今年1月10日发布拆迁公示,朗润园、镜春园和全斋区域内的平房“颓然倒下”,只是时间问题了。
  根据北大方面的解释,此次“二园一斋”的拆迁不会涉及古建筑,而是“北大近年来修建的没有保护价值的平房、私搭乱建房”,而拆迁的目的,除了要为拟建中的“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腾出空位,居然还是“为了恢复园林古貌,而以后新建的建筑也都将有古建风格”,因此“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将建仿古外观,以此保证历史文化风貌的统一。
  北大表示只会拆除“近年来修建的没有保护价值的平房”,但却没有说明“近年来”的“近”到底有多近。就以朗润园的两百多间平房来说,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成的,算不算“近年来修建的没有保护价值的平房”呢?
  这些平房显然不是古建筑,但也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而且是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迁入燕园后的历史见证,住过多少学者名家,发生过多少逸闻雅事,是北大百年建校史的活文物。即使是就建筑而论建筑,也或多或少都能看得出共和国初期的建筑风格。
  为了建设“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而牺牲这些甚具历史意义的平房,代价是否太大了些呢?举个例子说吧,北大出了不少专家学者,其中不乏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术大家,而他们有的很可能一辈子就住在燕园里,而且就住在“二园一斋”的平房里。把这些平房拆了,以后为了纪念他们,又得到哪里去找“名人故居”呢?难道还得重建一间吗?重建的“名人故居”还算故居吗?
  北大并不缺钱,燕园地方不够,大可到校外去发展新校区,现在不是已经有了万柳校区了吗?“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为什么就不能考虑建在万柳,而要去拆掉“二园一斋”的平房呢?
  世界上比北大资格老、牌子硬的大学多的是,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如美国的哈佛、耶鲁,哪家没有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和老房子呢?这些古建筑和老房子,虽然看起来有些陈旧,甚至老土,但是并不妨碍学者在里头研究当代最高深的学问,也不妨碍学子在里头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知识呀!
  事实上,有不少国际知名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都是设在一些著名大学的毫不起眼的建筑物里,面积也不大,可能就是某办公大楼的一层或两层而已。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完全可以“整旧如旧”,把“二园一斋”的所有平房都拿来当研究中心的一部分,何必全部拆除,再平地起高楼呢?【《南方都市报》(2006年2月17日)】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分类: 南方都市报

林志玲“日军帽”事件无关“爱国”

郭惠兴

  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什么行业是最难混饭吃的,恐怕就是演艺业了。
  在旧中国,达官贵人都爱逛戏园子,却把唱戏的演员蔑称为“戏子”,还总结出了“戏子无情”的所谓规律。即使是在推翻了皇帝的民国时期,这种不把演艺从业人员当人看的意识也丝毫未减,即使是在得洋化风气之先的大上海,也依然生机蓬勃,以致一代名伶阮玲玉不得不在“人言可畏”的流言飞语中,选择了自我终结生命,魂归离恨天。
  幸而现代人的抗压力较高,生命力也比较旺盛,否则像林志玲和章子怡这样难得的人间绝色,恐怕也得步阮玲玉的后尘了。事缘她们最近都因为演艺事业的关系,跟东洋的人和物有了些瓜葛,一个据说是戴了日本陆军的帽子,另一个则是扮演了跟日本商人睡过觉的东洋艺伎,而在广大的“爱国网友”看来,这些都是不可饶恕的卖国求荣行为,都是汉奸。志玲和子怡两位美眉,在“爱国网友”的口诛笔伐下,居然不知羞愧,不仅不思自裁以谢国人,反而戏照演、舞照跳、广告照拍、钞票照赚,看来确实是“戏子无情”了。
  小学生都知道,要指责某人犯了错,总得拿出点能说服人的证据。以志玲戴“日军帽”事件为例,“爱国网友”做了“大胆假设”后,却没有“小心求证”,就乱扣帽子,横加指责林美眉“胸大无脑”、“赵薇第二”云云。可是,她戴的不是“日军帽”,而是日本火车司机帽。从纯法律的角度看,志玲即使是戴上“日军帽”,也是她个人的自由,并非犯罪行为。可口无遮拦的“爱国网友”却对她构成了诽谤罪,因为她并没有戴“日军帽”,而以她在国际模特市场的身价,如果她决定控告 “爱国网友”诽谤名誉,要求法庭判处上亿人民币的精神损失赔偿也是毫不过分的。
  即使志玲是因为拍片的“剧情需要”而戴上了真的“日军帽”,那也是道具而已,和当年双手血腥的日本皇军毫无关系。假如她在TBVS的宣传片中戴了“日军帽”也算“不爱国”的话,那么当年在《红灯记》中戴上皇军帽,穿上皇军服来演鸠山司令的著名京剧演员袁世海,就更“不爱国”了。同样的道理,章子怡就因为在《艺伎回忆录》中演了艺伎,而且还同日本名演员渡边谦饰演的日本富商有一场激情的床戏,就惹得“爱国网友”大动肝火,甚至还有人在帖子上破口大骂说“果然是戏子无情,婊子无义”。章子怡演的是“东洋婊子”没错,但是演婊子并不等于就是婊子,这又是一种诽谤行为。
  谈到章子怡因演出《艺伎回忆录》而招致辱骂,不禁令我想起陈冲1986年在好莱坞影片《大班》中因为有大量裸露镜头而被当时的“爱国青年”责骂的类似遭遇。看来,“自家闺女的清白身躯绝不容外人窥视”的封建父权、夫权意识,仍然作祟于当代中国。我敢打赌,如果《大班》和《艺伎回忆录》用的是中国男演员,而在影片中裸露着的是西洋妞、被“中国富商”压在身下的是东洋妞,无论是当年的“爱国青年”还是现在的“爱国网友”,都会打从心底生出阿Q般的快感,拍手称快,大呼解气。【《南方都市报》(2005年12月28日)】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分类: 南方都市报

当代中国欠缺狷狂精神
 
郭惠兴

  昨天,李敖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有个学生对他“张扬外露”的性格表示不解,认为这似乎有违“内敛含蓄”的中国传统处事之道,不料李敖的回答居然是:我是跟孔子学的,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
  也许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李敖只是简短地回答,没有展开来说。而我相信,那位学生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因为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他满脸的茫然和困惑。
  “张扬外露”怎么会和孔老夫子扯上关系呢?孔子不是出了名的“温良恭俭让”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怎么可能同时并存呢?许多吃不透传统文化精神的看官,肯定会认为李敖不过是随便抬起孔子当挡箭牌,含混回应而已。
  事实并非如此。“温良恭俭让”实出自子贡之口,他是在回答子禽的问题时,以此五字来形容孔子的外交手腕,说的并不是孔子的性格。
  子禽的问题是:“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大意是说,孔老夫子每到一国,都能得知当地的政事。这是他自己探听来的呢,还是该国领导人主动让他知道的呢?而子贡的回答就是:“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意思就是说,孔老夫子了解当地政情的方法可能和别人不大一样,他是以温顺、善良、恭敬、俭朴、谦让的处事态度得知政情的。
  即使子贡说的是孔子的性格,毕竟是隔了一层。让我们听听孔子自己是怎么说的。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如果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做朋友,不妨与狂者或狷者相交往。狂者敢做敢为,狷者对有些事是不肯干的。
  李敖张扬外露、敢做敢为,颇具魏晋风度,也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狂者”。既然孔圣人愿意和“狂者”交往,可见他的性格中也有些许狂的成分,否则是不大可能臭味相投的。因此,李敖说他是向孔子学的,并非虚言。
  此外,李敖此次大陆行,除了展现其嬉笑怒骂的一面(因此被一些人视为流氓痞子),还展现了尊师重道、仗义重情的另一面,而这另一面恰恰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体现。譬如说,他已是70岁的老人,而且一条腿行动不便,但是还是在86岁的小学国文老师鲁荣坤老人面前单腿下跪,以大礼谢师恩。再譬如说,他在北大和清华的演讲,都提到了当年他在台湾穷困之际,胡适先生曾送他新台币1000元钱,而今天他要以1500倍的人情来报恩,捐出人民币35万元让北大为胡适立铜像。
  李敖先生的这些行为,绝非作秀,而是以身作则,借此提醒当代的中国人,不能任由优良的传统道德随风而逝,包括尊师重道,包括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包括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包括狷狂的文化精神,当然也包括传统文人的风骨。【《南方都市报》(2005年9月24日)】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分类: 南方都市报
陈贤壮接受奖赏于义无伤
 
郭惠兴
 
  海南省乐东籍民工陈贤壮,因协助警方抓获马加爵而获得25万元奖赏,还凭此入围“第九届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候选人名单,引起社会上议论纷纷,不禁令我想起了“义利之辩”这个争论了千百年的老命题。
  长期以来,人们总以为儒家“重义轻利”,而且往往会引用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孟子的“亦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来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
  其实,这是对孔孟等先秦儒家的误解。任何话语都有其特定语境,孔孟的话语也不例外。由于受到《论语》体例的限制,我们无从得知孔子说这句话时的语境,但是却可以从《孟子》得知,孟子是因为梁惠王不先问“仁义”而问“利”,才有感而发,反其道而言之的。
  只要通读先秦儒家经典,就可得知在先秦儒家的观念中,义和利(道德责任和物质利益)其实是对立统一的,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述。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易·文言》会主张“利者义之和也”,为什么《大学》会主张“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为什么孟子会主张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由此可见,先秦儒家并不全然否定“利”,也没有将“利”与“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建立物质利益的道德尺度是绝对必要的,认为“利”与“义”是不可分离的。换言之,只要“利”不违反“义”,就是合乎道德的,也是应该努力争取的。因此孔子在自我期许“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同时,也不反对人们以正当的手段谋利,所以才会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从先秦儒家的义利对立统一观来看,陈贤壮完全有资格成为“第九届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候选人。
  首先,警方为了缉捕马加爵归案,向全社会悬赏25万元,是一种基于惩处罪犯而作出的国家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彰显社会公义。而且悬赏是公开的、透明的、公平的。也就是说,任何人能协助警方破案,都能得到这笔奖金。由于机会均等,陈贤壮在举报马加爵后,从警方那里领取奖赏也是合情合理的,而其完全可以算是另类劳动挣来的另类酬劳。另外,由于义利是统一的,陈贤壮在不违背“义”(而且是“公义”)的同时得“利”,自然能算得上是义举。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见义勇为”。“见义勇为”也是孔子说的,即他所说的“见义不为,无勇也”。孔子对于“义”和“勇”的论述,还有一段名言,就是子路问他: “君子尚勇乎?”孔子回答:“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由此可见,孔子不仅不赞赏“暴虎冯河”式的“匹夫之勇”,还主张 “勇”和“利”一样,都得受到“义”的节制。反过来说,只要是符合“义”的原则而做出的“勇”的行为,例如陈贤壮即是重赏之下的“勇夫”,而其结果又确实有助于“义”(此处是“公义”)的彰显,就能算得上是“见义勇为”。
  如果陈贤壮仅仅是为了25万元的“私利”,他有足够的勇气去举报马加爵这样凶残的杀人凶手吗?他难道有十足的把握,马加爵肯定会落网吗?难道他不担心万一马加爵逃脱,反过来对付他吗?
  比起那些从来不看警方通缉令的人,比起那些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心态的人,无论陈贤壮是基于什么目的而向警方举报,他都是一个有社会公德心的好公民。【《南方都市报》(2005年9月10日)】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分类: 南方都市报

消除国耻能否靠一拆了之?
 
郭惠兴

  曾经作为“满洲国京城”的长春市,保留了不少伪满遗迹如伪满皇宫、伪满国务院等。这些伪满遗迹,究竟应该算是历史文物,还是国耻象征,《南方周末》昨日的一则新闻特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事缘长春一汽退休职工徐世昆于1994年办的伪满国务院遗迹展览馆,在2003年被吉林大学下了“逐客令”,不得不结束经营。徐世昆不服校方所为,一再奔走,争取展览馆重新开放,引起双方唇枪舌剑,致使事情越闹越大。
  争论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都很理直气壮。校方认为,伪满国务院是“意义严肃”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应该“以经营为主”,否则就“本末倒置”;徐世昆倒是爽快,不否认展览馆曾经搞经营,但却说展览馆从前期投资到日常开支都是他自己掏的腰包,弦外之音无疑是“我总不能老亏钱呀”!
  本来这只是吉林大学和徐世昆双方的事,不料却引起了社会的争议,甚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主张。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好好保存和开发这些伪满遗迹,作为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来教育民众;另一种意见却认为,这些都是国耻的象征,应该学韩国人那样,干脆把它们都推倒和炸掉算了。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有问题的。
  先从第二种观点谈起。把伪满遗迹视为国耻象征,而主张效法韩国人,表面看来很爱国,其实是很极端,也很幼稚的。按照这样的观点,那么恐怕大半个哈尔滨市都得拆掉重建,因为这些建筑物都是“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建造的,也是典型的“国耻象征”,当然必须摧毁。同样,整个上海外滩也应该炸掉、推倒,因为那都是“西方列强”留下来的建筑物,一样是“国耻象征”。
  再回来看第一种观点。表面看来,这种观点义正词严,而且还得到许多“有力人士”的支持。问题是,这却是一种说起来很好听,其实却做不到,或者能做却不肯去做,或不愿去做的,也就是没有可行性的观点。
  一般来说,保留历史遗迹,或把历史遗迹改建成为展览馆或博物馆,以保留历史,教育后人,应该是政府的职责。伪满国务院可不是昨天才建起来的建筑物,但是当地政府把它视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却是徐世昆掏钱修葺,建成颇为像样的伪满国务院遗迹展览馆之后,才“予以追认”的。
  其实,我一直都很怀疑,如果不是因为伪满国务院是一个“占地6万平方米”的庞然大物,对争议双方都有实用价值——校方有了它就能解决“办公场地紧张”的问题,徐世昆有了它就能够继续经营,并继续“合理营利”,争议也许不会发生了。
  在这里我可以举出一个反证。比起伪满皇宫之类的伪满遗迹,中国东北军沈阳驻地北大营应该更有资格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东北军就是在这里打响“抗日第一枪”的。
  北大营现在又在哪里呢?有报道说:北大营,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一个重要发生地,成了记者此行的重要寻访现场。可记者却发现这片面积达900万平方米的旧时军营几乎已经被拆除一空,仅剩下一处面积不到300平方米的残缺掩体。一棵随风摆动的104岁老柳树上,依稀可辨当年战火留下的累累伤痕。【《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26日)】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分类: 南方都市报
让人唏嘘的“同流而不合污”
 
郭惠兴

  近日阅报,看到把大部分受贿得来的“不义之财”用于正途,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的湖南临湘市前副市长余斌,在接受调查时主动交代受贿细节,结果法院依然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心中不胜唏嘘,不由得想起了2002年央视开年大戏《天下粮仓》中的一幕——沈石之死。
  沈石是个在粥厂里负责施粥的小官员。戏里没交代他的品秩是什么,但是料想不会比和芝麻一般大小的七品县官来得大,就姑且说他是八品以下或“未入流”的小吏好了。
  沈石的差事是执行朝廷的赈灾政策,代替乾隆皇帝遍洒“雨露天恩”,施粥给饿得连树皮都啃不动的饥民,可是不知何故,朝廷发下来的赈粮居然少得连老鼠都懒得光顾。面对饥肠辘辘的灾民,又要办好差事,难为无米之炊的沈石只好把心一横,把大清律中“筷子浮起,人头落地”的“相关规定”摆在一边,把粥熬得稀些,让包括他老娘在内的灾民能多活一天是一天。
  本来,沈石这套根据地方实际情况,灵活执行中央政策的做法,虽然是违反了“相关规定”,但还是暂时有效的,也算得上是只会捉老鼠的好猫了。不幸的是,他遇到了刘罗锅他爹——以刚正不阿著称的钦差大臣刘统勋。
  不知是刘统勋狗拿耗子,还是沈石运交华盖,反正刘统勋是在返京途中,顺道巡察沈石的赈粥现场时,发现大锅里的粥薄如清汤,立即勃然大怒,认定其中必有猫腻,于是命令亲兵拿下沈石及其下属。尽管沈石申辩赈粮过少,粥厂无力救济大量的饥民,乃不得已而为之,刘统勋还是不为所动,按“筷子浮起,人头落地”的 “相关规定”处斩沈石等大小官员。
  沈石人头落地后,他的老母亲随即拿起让儿子送命的筷子插到咽喉里自尽了,刘大钦差这才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决策失误”,然后才拿着沈石交给他的钥匙,查看粮仓去了。
  沈石等一众大小施粥官员“伏法”后,刘大钦差也很快就返京复命了,当地的饥民的命运如何,戏里并没有交代。这个悬念就让观众自己去揣摩好了。
  刘统勋错了吗?从法理上说,他是没有错的,因为沈石确实是违反了“相关规定”。沈石错了吗?从法理上说,他是错了。但是,更错的是,他的级别不够高,如果他是个“入了品”的官,比如七品县官、六品通判之类,或者是有个二品总督、一品大学士的大舅子表兄弟,他的案子就会移交刑部审理,说不定还会送达“天听”,而不至于就地正法。
  幸好沈石案件只是“戏说”,纯属虚构,并非史实。不过,乾隆朝倒是发生过一起也是由粮食引起,但是结果截然相反的案例。
  乾隆年间,有个广东籍的清官颜希深。颜希深任山东督粮道时,把母亲何太夫人安置在德州任所奉养。其间,适逢德州大雨成灾,灾民颠沛流离,嗷嗷待哺,但是颜希深却出差在外,衙门里没有主事的人,谁都不敢做主。何太夫人得知灾情后,果断地动用官库公粮,开仓放赈,救活了十几万灾民。
  事后,有人上表参奏何太夫人擅开公仓,要求依法严惩。乾隆皇帝批阅此奏表时,拍案而起,怒曰:“有如此贤母,拯救灾民,不知保荐,反而奏参劾,实不足示激励也”。遂置而不议。翌年,乾隆皇帝到山东巡视时,召见何太夫人母子,嘉勉其开仓赈灾事,并封何太夫人为一品太夫人,擢升颜希深为贵州巡抚,加节制通省兵马衔。
  余斌案和戏里的沈石案及历史上的何太夫人案,虽然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但也不无相通之处——余斌不能逃脱官场的“潜规则”,收受了贿赂,却能“同流而不合污”,用受贿得来的“不义之财”做了善事。笔者有感于此,遂作此文。【《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4日)】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分类: 南方都市报
慈善榜能让富豪们多做善事吗? 
 
郭惠兴
 
  据说,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在一次访问中国时哭了,因为他读到一则报道:中国有13亿人口,财富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富人超过23万,可是在2003年中国面临“非典”的严峻灾难期间,中华慈善总会总共才收到770万元捐款,而23万多名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中仅有一人捐了200万元,不到23万分之一。
  这也许是个小道消息,不足采信,但是中国富豪吝于捐款给慈善事业却是个不争的事实。甚至有媒体称,民政部准备推出“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及“中国十大慈善家”来鼓励慈善捐助。当然,民政部随即进行了辟谣,表示不会编制此类榜单,但从刚刚公布的胡润2005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来看,许多《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富豪在此榜却“榜上无名”。
  中国富豪为何吝于捐款给慈善事业?有人说因为“为富不仁”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我觉得不然,“仗义疏财”、 “为善最乐”从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这源于丰润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传统价值,比如儒家主张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道教主张的“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以及佛教主张的“布施”和“大乘菩萨行”等。
  从历史上看,中国历朝历代,尤其是宋朝开始出现市民阶层以后,热心慈善事业的善长仁翁也不在少数,并且出现了一些完全由民间乃至个人兴办,而且没有宗教背景的慈善事业,例如范仲淹的“义田”和刘宰的“粥局”等。明清两代的民间慈善事业就更多了,甚至出现了像“同善会”这样的以民间互助为主的慈善社团。到了近现代,先后在南通创办了育婴堂、养老院、医院、济良所、残废院的“南通状元”张謇,以及“毁家兴学”的南洋侨领、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嘉庚,都是大慈善家的表率。
  最近几十年来,虽然中华民族经历了心灵被严重扭曲的时期,但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所以,单凭在23万多名身家百万美元以上的中国富翁中仅一人捐了200万元,就认定其他富翁都是“为富不仁”,是欠缺说服力的。
  任何群体都有害群之马,中国的“富翁一族”当然也不例外,其中不乏宁可花钱去修建“活死人墓”、包养二奶乃至N奶的暴发户,但是明白而且愿意“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中国富翁应该还是比较多的,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捐钱,相信更多还是由于制度上的原因。
  这里就举出三个原因:对保护私有财产的规章制度不够完善、慈善团体缺乏公信力和透明度、欠缺鼓励捐款的法律。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许多中国富翁的“第一桶金”都是“灰度”较高的,而现有的规章制度并没有给予私有财产完善的保障,他们担心成为第二个“沈万三”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中国的一些慈善团体确实存在着公信力问题,而且透明度不高,他们当然不愿意把自己的钱捐给某些慈善团体,结果这些善款并没有如数地转交给那些应该受惠的弱势群体,反而是让某些人中饱私囊了。
  其三,许多国家都有专门鼓励纳税人捐款给社会慈善事业的法律,比如说捐款多少就可以享受扣税甚至免税优惠等,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缺乏这样的法律。
  除此以外,让中国富翁“望捐款之路而却步”的障碍还有很多。相信在这些障碍清除之前,任何鼓励措施大概都不会让他们慷慨解囊、多做善事,包括慈善家排行榜——至少那些担心成为第二个“沈万三”的中国富翁是不会主动上榜的。
  此外,这样的排行榜说不定还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为这些富翁是基于“攀比心理”,为了“显摆”才捐的钱,并非为善,而是伪善,反而加剧民间的“仇富心理”。【《南方都市报》 (2005年04月13日)】
阅读  ┆ 评论  ┆ 转载 ┆ 收藏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4000520066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